犯罪故意[推荐阅读]

第一篇：犯罪故意

犯罪故意 犯罪故意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认识因素，二是意志因素。

认识因素

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由此可见，认识因素是事实性认识与违法性认识的统一。

1．事实性认识

事实性认识是指对于构成事实的认识，这就为事实性认识限定了范围。事实性认识包括对以下客体要素的认识：（1）行为的性质。对于行为性质的认识，是指对于行为的自然性质或者社会性质的认识，对于行为的法律性质的认识属于违法性认识而非事实性认识。（2）行为的客体。对于行为客体的认识，是指对行为客体的自然或者社会属性的认识。例如杀人，须认识到被杀的是人。凡此，即属于对行为客体事实上的认识。（3）行为的结果。对于行为结果的认识，是指对于行为的自然结果的认识，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预见，即其结果是行为的可期待的后果。（4）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因果关系的认识，是指行为人意识到某种结果是本人行为引起的，或者行为人是采取某种手段以达到预期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都对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具有事实上的认识。（5）其他法定事实。例如时间、地点等，如果作为犯罪构成特殊要件的，亦应属于认识内容。此外，某种行为的前提条件，亦在认识限度之内。除上述情况以外，法律还规定某些特定事项作为认识对象，无此认识则无故意。例如刑法第259条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这一规定，破坏军婚罪的构成以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为认识前提，否则不能构成本罪。

2．违法性认识

犯罪故意的成立是否要求行为人具有违法性认识，在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心理责任论与规范责任论之争。心理责任论认为，只要具有事实性认识即可构成故意，否认违法性认识是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将犯罪故意视为一种纯正的心理事实。而规范责任论则认为，犯罪故意的构成不仅要求具有事实性认识，而且要求具备违法性认识。如果缺乏违法性认识，故意即被阻却。在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中，认识因素包含对自己行为的危害性的认识，这里的危害性并非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的评价。因此，据此可以认为违法性认识是我国刑法中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

违法性认识是指对于行为人的违法性的判断，属于对于认识的规范评价因素。因此，违法性认识与事实性认识在性质上是存在有区别的。如果说，事实性认识是对于客观事物认知；那么，违法性认识就是对于法律关于某一客观事物的评价的认识。简言之，前者为对事的认知，后者为对法的认知。无论是事实性认识还是违法性认识都属于对于某种客体的一种主观认知，而不是评价，这是确定无疑的。违法性认识之所以称为规范评价，是指凡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就可以认为具有犯罪认识，因而为在刑法上评价为犯罪故意提供了主观根据。因此，违法性认识是对行为具有违法性这一事实的认识。就此而言，不能把对一切包含规范评价因素的事实的认识一概归之于违法性认识。例如淫书，是否认识到淫书，这是一个事实性认识；是否认识到淫书乃法所禁止，这才是一个违法性认识。事实性认识的事实本身，并非裸的事实，同样包含评价的内容。这种评价，包括规范评价、文化评价、伦理评价等。尽管如此，这种事实仍然是构成事实。至于违法性认识的范围，我认为应采刑事违法性的认识说。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在罪刑法定的构造中，具有明确的界限，应当成为违法性认识的内容。至于行为是否违反刑法的认识，并不要求像专业人员那种确知。因此，以刑事违法性的认识作为违法性认识的内容，并不会缩小犯罪故意的范围，而且合乎罪刑法定的原则。

意志因素

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是指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态度。由此可见，意志因素是心理性意志与违法性意志的统一。

1、心理性意志

心理性意志，是指心理事实意义上的意志。意志对人的行动起支配作用，并且决定着结果的发生。如果说，意志对于行为本身的控制是可以直观地把握的话；意志对于结果的控制就不如行为那么直接。因为结果虽然是行为引起的，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外界力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区分必然的结果与偶然的结果。必然结果是由意志力支配的结果，可以归之于行为。而偶然结果是受外在东西所支配的结果，不能归之于行为。从意志与这些结果的关系上来说，必然结果是意志控制范围之内的、预料之中的结果；偶然结果是出于意料的结果。从意志对行为结果的支配关系上，我们可以把故意中的意志区分为以下两种形态：（1）希望。希望是指行为人追求某一目的的实现。在刑法理论上，由希望这一意志因素构成的故意被称为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与一定的目的相关联的，只有在目的行为中，才存在希望这种心理性意志。在希望的情况下，由于行为人是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某一目的，因此，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意志通过行为对结果起支配作用。（2）放任。放任是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结果持一种纵容的态度。在刑法理论上，由放任这一因素构成的故意被称为间接故意。放任与希望之间的区别的明显的：希望是对结果积极追求的心理态度，放任则是对某种结果有意地纵容其发生。两相比较，在意志程度上存在区别：希望的犯意明显而坚决，放任的犯意模糊而随意。

2、违法性意志

违法性意志是指心理性意志的评价因素，这种评价成为归责的根据。在心理性意志的基础上，之所以还要进一步追问违法性意志，是因为违法性的结果虽然是行为人所选择的，但如果这种选择是在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作出的，即缺乏违法性意志，我们仍然不能归罪于行为人。因此，违法性意志，其实就是一个期待可能性的判断问题。这里的期待可能性，是指在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能期待行为人作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法并不强制行为人作出绝对不可能的事，只有当一个人具有期待可能性时，才有可能对行为人作出谴责。如果不具有这种期待可能性，那么也就不存在谴责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期待可能性是一种归责要素。期待可能性是就一个人的意志而言的，意志是人选择自己行为的能力，这种选择只有在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才能体现行为人的违法意志。在一般情况下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在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基础上，实施某一行为，通常就存在期待可能性。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期待可能性的判断仍然是必要的。例如，有配偶而与他人结婚，构成刑法上的重婚罪，但因自然灾害而流落外地，为生活所迫与他人重婚者，行为人明知本人有配偶，具有事实性认识，明行重婚违法，具有违法性认识，而仍然与他人结婚，具有心理性意志。但由于是为生活所迫，缺乏期待可能性，因而没有违法性意志。对此，不能以重婚罪论处。

犯罪故意-与危害行为的关系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根据刑法对故意犯罪所下的定义，可以对犯罪的故意作如下界定，即所谓的犯罪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犯罪主观方面是指刑法规定的成立犯罪必须具有的、行为人对实施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对于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划分为基本条件和特殊条件两个层次。其中刑法理论所称的“罪过”，即犯罪故意和过失，是犯罪主观方面的基本条件;犯罪目的，是犯罪主观方面的特殊条件，只有当刑法对其作出明文规定时，才能作为构成某一特定犯罪必须具备的条件。由此可见，犯罪故意是构成犯罪主观方面的核心要件，是研究犯罪构成，特别是故意

犯罪构成所不可或缺的主观心理态度。并且这一心理态度并非孤立存在的，根据刑法上的主客观一致原则，它还必须与特定的危害行为联系一起。

我国刑法中的危害行为，是指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即由行为人的意识、意志支配的违反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作。哲学上认为，行为是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在外部的客观活动，刑法上的危害行为往往受到犯罪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支配和影响。从这个角度讲，有什么样的危害行为如果要认定为犯罪，必然有特定的犯罪心理与之相适应;反过来，有什么样的犯罪心理如果付诸行为，也就必然有特定的危害行为与之相适应。即“无罪过则无犯罪”及其衍生的“无犯罪即无罪过(此处罪过仅指犯罪故意和过失)”的刑法格言。

“无罪过即无犯罪”这一原则的前提是判定“罪过”的存在与否从而断定犯罪的构成与否。该原则强调的是“罪过的成立进而导致犯罪的成立”。犯罪的成立，不仅要证明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且必须同时查明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着罪过，如果只有危害行为而缺乏罪过(故意或过失)则不能成立犯罪，否则便会陷入客观归罪的泥潭。即无犯意行为不为罪。犯罪故意和过失是认定任何一种具体犯罪所必需的内心因素，并且根据这种内心因素去表明行为人主观上故意还是过失，犯罪故意中希望还是放任，犯罪过失是过于自信还是疏忽大意，进一步断定行为人出于何种故意及何种过失。“罪过的有效性”，是判定罪过是犯罪构成要件成立的标准，并且这一标准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刑事责任要求单个犯罪的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同时具备或同时发生。更为确切的说，被告人的精神状态必须“激发”其身体行为实施特定犯罪。因此“罪过的有效性”是指只有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指导行为人实施了具体的危害行为，才能认定该罪过有效的性质。这一特性将犯罪主观心理态度与犯罪客观危害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符合法律上的“思想不犯罪”，“法律不惩罚意向”等原则的，也是坚持犯罪主客观要件相一致原则的重要体现。

“无犯罪即无罪过”也是从犯罪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相互映射的关系中推导出来的。该原则中的“犯罪”特指犯罪行为或危害行为。犯罪学中的犯罪行为概念，既包括了刑法中的全部犯罪，也包括了那些虽然给社会造成一定危害，但是刑法不认为是犯罪，不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讲，犯罪行为等同于危害行为。因此“无犯罪即无罪过”的原则也可以说成“无危害行为即无罪过”，值得申明的是此处犯罪行为和危害行为的等同互用只限定于刑法和犯罪这一大前提下，在其余领域是否可通用另当别论。“无犯罪即无罪过”是指行为人无危害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则无犯罪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其中“危害行为”是“罪过”的存在前提，即行为人客观上未实施具体的危害行为，那么可断定行为人主观上亦不存在该行为的罪过。这也是对“罪过有效性”的反向论证。另外，“有危害行为则有罪过”也是对“无犯罪即无罪过”的一个佐证，即在承认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刑法上规定的犯罪行为时，即可断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着对该行为所持有的罪过。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等排除犯罪事由不符合“无罪过则无犯罪”原则，因而这些行为称不上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犯罪故意(过失)与危害行为(犯罪行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罪过则无犯罪”原则是“无犯罪则无罪过”原则的前提条件，而“无犯罪则无罪过”原则是“无罪过则无犯罪”原则的客观基础，二者统一于主客观要件相一致的原则之下，将犯罪故意(过失)与危害行为调和在一起进行分析，可以避免刑法上的“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的两个极端在犯罪构成中的出现。

第二篇：犯罪故意、犯罪过失、意外事件

犯罪故意、犯罪过失与意外事件的区别

一、案情

案例1：

被告人胡某，农民。

胡某与本村魏某通奸，达到不可分离的热恋程度。两人预谋毒害胡某的妻子李某，然后结为夫妻。某日中午，胡某从地里回家，见李某在院子里摘豆角，厨房里煮着米饭，认为毒死李某的机会已到，急忙从里屋拿出‚1605‛农药瓶，往饭锅里倒了十来滴，然后往院外走，告诉李某他出去办事，饭做好后先吃别等他。李煮好饭后，正在炒菜，这时胡某的儿子（8岁）从外边玩耍回来，嚷着肚子饿，李某便先给儿子盛了一碗饭，儿子吃了几口，便喊肚子疼，一会儿便死了。

案例2：

被告人谢某，男，30岁，个体出租汽车司机。

被告人尚某，女，31岁，个体出租汽车乘务员。

被告人郑某，男，29岁，个体出租汽车车主。

1997年11月18日晚11时许，被告人谢某驾驶个体出租的小客车，由沈阳返回抚顺。乘务员尚某按车主郑某的吩咐，私自将1.1元的票价提为2元。当尚某向乘客范某（被害人，男，32岁，工人）售票时，范见票价不对，便提出质问，尚某不满地说：‚爱坐就坐，不坐滚下去！‛范某很生气，回骂尚一句，二人遂发生口角。尚某先动手打了范某一巴掌，范某忍无可忍，与尚某还手厮打起来，扭打中，不慎将车窗玻璃撞碎一块。司机谢某即将车停下，手持螺丝刀直奔范某；同时，车主郑某手持空酒瓶，与郑某相识的搭车乘客陈某手持照相机三角架也先后向范某围过来。郑某先动手殴打范某并掐范某的颈部，后经其他乘客劝解放手。车启动后，郑某多次威胁范某说：‚等到站（抚顺火车站）再好好收拾你‛，并让陈某持三角架站在车门处，以防范某下车走掉。当车行至沈阳市东陵区检查站时，范某从车窗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招手呼喊救命，但未引起检查人员注意。当车行经抚顺李石寨交通检查站时，汽车按规定减速行驶，车上好心的乘客劝范某说：‚趁车速慢，快跳车吧，不然，没你的好！‛范某听此话后即在撞坏玻璃的车窗处，先用双方抓住车窗框，然后将身体悬出窗外，准备跳车，此时，一乘客喊‚跳车了‛，尚某和郑某见状，分别对司机谢某喊：‚快点开，摔死他‛，‚快点开，甭管他‛。郑某又喊了一句：‚快点开，别让他跑了‛，谢某遂加快车速，致范某从车上摔下。乘客多人又喊，‚快停车，人趴在地上起不来了！‛三被告人未予理睬，驾车扬长而去。范某因头部摔伤，造成颅骨和颅底骨骨折、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此案如何定性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属于间接故意杀人，应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理由是：被害人范某跳车，是因指责被告人无故提高票价，而招致被告人等围攻、殴打，并在面临到站后将被继续加害的情况下，产生恐惧心理，不得已而为之，被告人当然要对被害人跳车的后果负刑事责任。作为车主的郑某和作为乘务员的尚某，当发现被害人手抓窗框，整个身体悬在车外要跳车时，本该立即通知司机停车或减速行驶，却唆使司机‚快点开，摔死他‛。司机谢某当发现范某要跳车时，理应采取防范措施，避免出事，或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危害后果，相反，却在同伙的催促下加快车速。三被告人明知此时加速，会使被害人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可能出现死伤结果，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已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只能追究三名被告人的过失杀人罪责。理由是：三名被告人虽因票价与被害人发生纠纷，殴打被害人，并以要继续加害相威胁，但并无杀人的故意。乘务员尚某和车主郑某虽然催促司机‚快点开，摔死他‛，‚快点开，甭管他。‛但同时也有‚快点开，别让他跑了‛的意思表露。这后一句话，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郑某等人的真实动机。因为撞坏玻璃的起因虽然不在范某，但毕竟是范某撞的，郑某并不情愿承受这一损失。可见，郑某、尚某轻信车开快点就可阻止被害人跳车，从而得以到站索赔的想法是合乎情理的，而司机谢某只是听到有人要跳车，并未看到范某已把整个身子悬出车外，加之有郑某、尚某的催促，也轻信加快车速就可以阻止跳车。三被告人都预见到了被害人跳车可能会造成伤亡后果，但又都轻信加快车速就可以阻止被害人跳车，主观上是一种过于自信的心理状态，构成过失犯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此案属于意外事件，被告不负刑事责任。理由是：三被告人因票价问题与范某发生争执，并对范欺辱围攻，后在他人的劝阻下，已有所退避，矛盾已趋缓和。被告人虽对范仍有语言威胁，以及派人持械把守车门，防备范跑掉等行为，但范某并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也未面临无路可逃的危险。而范某选择跳车的方法离去，这本身就有人身危险性，其行为责任应当自负。也就是说，范某跳车不能认为是被告人威吓、迫害的结果，而是其主观意志的行为。因此，范某跳车的后果，也是自己行为的结果。汽车驶经交通检查站，自然要减速，驶过后，自然要加速，这属于司机正常的驾驶操作。虽然客观上有范某跳车的情节，但法律上并没有特殊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司机要承担某种特定的责任，如：停车或减速缓行等。即使司机按操作常规驾驶汽车，对范某跳车视而不见，对范的死亡也仅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而不承担法律责任。至于郑某和尚某，虽有对范某跳车幸灾乐祸和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意思表示，但属意思流露，并未付诸行动，既没有亲自驾车超速，也没有将范某向外推搡。郑某、尚某的行为与范某的死亡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当然，也就无刑事责任可言。范某的死，不是出于三被告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而是范某自己跳车的行为结果，这对三被告人来说，则是无法掌握和抗拒的。因此，本案属意外事件。

二、问题

上述两个案例中，被告人是否应当对被害人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故意、过失还是意外事件？为什么？

三、研讨

我们认为，上述两个案例都是典型的故意杀人案，被告人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而不是过失，更不是意外事件。

㈠有关犯罪故意的学说

对于犯罪故意，刑法理论上曾有三种学说：一是认识主义，二是希望主义，三是容认主义。

⒈认识主义又称观念主义、预见主义。这一学说认为，只要行为人认识到构成犯罪事实之发生，即可成立故意。因为行为人对犯罪构成事实有认识，而仍然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就表明行为人具有反社会性，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至于行为人的决意如何，动机如何，以及是否积极追求犯罪事实之发生，对故意的成立没有影响。就上述案件而言，按照认识主义的观点，案例1中的被告人胡某明知自己的投毒行为会导致其妻子、孩子的死亡，而仍然实施投毒杀人的行为，其主观上系出自故意；同样，案例2中的被告人郑某、尚某和谢某在被害人范某跳车时明知加速行驶有可能会发生范某死亡的结果，而仍然加速行驶，其主观心理态度仍然属于故意。心理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包括知、情、意三个基本因素，刑法所关心的是人的认识（知）与意志（意）两个基本因素。认识主义仅以‚认识‛为故意的内容，只强调行为人对行为的危害结果的认识，无视行为人心理活动的意志因素，是不妥当的。因为犯罪故意的内容除了认识因素之外，还包括意志因素，故意应当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在意志行动过程中，意志是心理活动的核心，是主观态度的标志，直接决定着行为的发动与抑止，规定着行为的方向和归宿。[1]认识主义因脱离犯罪故意的核心内容-意志因素，不仅无法揭示犯罪故意的价值，还将有认识的过失也包括在故意的领域，扩大了故意的范围，从而扩大了故意犯罪的范围，这是不合适的。例如，保管员某甲为掩盖监守自盗的贪污事实，纵火焚烧仓库。甲知与其友善的某乙在值班室内酣睡，遂大声呼喊救火，欲使乙闻声逃避，不料乙因熟睡未醒而被烧死。按照认识主义的观点，虽然甲之放火，意在掩盖贪污事实而非杀人，但甲放火时，明知乙在值班室内酣睡，预见到乙可能会被大火烧死，故甲仍有杀人的故意。实际上，甲对乙的死亡虽有预见，但是在意志因素方面，甲并无杀乙的决意。因此，甲对乙的死亡主观上系出于过失，而不是故意。[2]由此可见，认识主义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⒉希望主义又称意欲主义、意思主义、意志主义。这一学说主张，犯罪故意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对构成犯罪的事实有认识，而且要求行为人具有希望犯罪事实发生的决意，这才符合犯罪故意‚明知故犯‛的内涵。希望主义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确定故意的内涵与外延，比认识主义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出发点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希望主义的优点就在于将有认识的过失排除在犯罪故意之外。以前举设案为例，保管员甲明知放火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危害结果发生，因而甲具有放火的故意。但是甲却无杀人的故意，因为甲虽认识到自己的放火行为会将乙烧死，但却没有希望或者说意欲乙死亡的意思，乙的死亡是由于甲的有认识过失所致。希望主义的优点由此可见。但是，希望主义也有明显的缺点。就胡某杀妻灭子一案来说，按照希望主义的见解，胡某明知自己的投毒行为会致李某死亡，并且希望其妻李某死亡，因此胡某对于其妻李某的死亡系出于故意；胡某虽认识到自己的投毒行为可能致其孩子死亡，但是并不希望其子死亡，因此胡某对其孩子的死亡系出于过失，而非故意。但实际上，人的意志内容并不是只有希望或者不希望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状态的，而是在希望与不希望之间还有一模糊的过渡状态。在这一状态中，行为人对于犯罪事实的发生，既不是希望，也不是不希望，而表现为一种不介意或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情形的主观恶性与有认识并希望犯罪事实发生的故意相似，而与有认识的过失根本不同。[3]所以，希望主义把希望视为意志态度的唯一形式，忽视意志态度的其他形式，势必缩小犯罪故意的范围，将放任故意摒弃于犯罪故意之外，因而也是不足取的。

⒊容认主义又称为容认说。这一学说将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的区别求诸行为人的心理内容或者感情态度，将行为人对其已认识到有发生犯罪事实可能性的心理内容或感情态度作为区分故意与过失的标准。如果行为人在认识到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容认这种危害结果发生，而实施危害行为的，则有犯罪故意的存在；反之，行为人在认识到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下，不希望发生危害结果，则否定犯罪故意的成立，而成立有认识的过失。[4]可见，‚容认‛的涵义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在消极的意义上，容认指行为人不介意犯罪结果发生的心理；在积极的意义上，容认指行为人坚持实施既定犯罪行为的态度。[5]因此，按照容认主义的观点，认识并希望其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固然是故意；而认识并且容认其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也是故意。前者一般被认为是直接故意，后者被认为是间接故意。与认识主义和希望主义相比，容认主义较好地克服了两者的不足之处。结合上述两个案例，按照容认主义的观点，案例1中的被告人胡某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致其妻死亡，并且希望其妻死亡，因而其投毒杀妻的行为系出于故意；胡某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致其孩子死亡，但是容认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因而其投毒杀子的行为同样是出于故意；案例2中，3名被告人认识到加速行驶有可能发生范某跳车死亡的结果，但三名被告人不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显然，三名被告人对范某死亡结果的发生，在主观上是存在容认的心理的，因此，按照容认主义的观点，三名被告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应当是出于故意而不是过失，更不是意外事件。再以前述设案为例，按照容认主义的见解，保管员甲对于放火行为虽然是出于故意，但对于乙的死亡则并无故意，因为甲虽然认识到自己的纵火行为可能致乙死亡，但是甲大声呼喊救火而意使乙闻声逃避，则表明甲既不是希望乙死亡，也不是容认乙死亡，甲对乙的死亡不可能是出于故意，而应当是出于过失。

由于容认主义基本上克服了认识主义和希望主义的缺陷，不仅在理论上借助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合理地说明了犯罪故意的构成因素，而且在实践中注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适当确定了犯罪故意的基本范围，正确地揭示了犯罪故意的内涵与外延，因而这一学说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刑事立法的依据。例如，沙俄1903年刑法典指出：‚不仅在犯罪者意欲犯罪的时候，其犯罪行为被认为是故意，当犯罪者自觉容许犯罪行为的结果发生时，亦认为是故意。‛巴西刑法典第15条规定：‚行为人希望发生后果或冒发生后果的危险的，是故意犯罪。‛ 自容认主义学说在刑法理论上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以后，犯罪故意的界说逐渐趋于统一 ㈡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故意的界定

我国现行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态度。从中可以看出，犯罪故意固然是一种心理态度，又是一定的社会心理，其核心体现在危害社会的结果上。我国刑法之所以谴责并否定犯罪故意，并不仅仅在于行为人明知故犯的心理态度，而在于行为人自觉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主观恶性。犯罪故意不是一般的行为故意，不仅是对行为事实的主观反映，而且要对事实的性质予以评价，也就是要明知结果的危害社会性质。此外，由上述犯罪故意的定义可知，犯罪故意具有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的内容。但是，犯罪故意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其认识因素包括哪些内容？对于这些问题，我国刑法理论界并未完全达成共识，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⒈犯罪故意的属性

犯罪故意是否仅仅是一种主观心理态度？对此，我国刑法学界存在着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故意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主观心理，而是主观心理与客观事实的统一。主要理由是：犯罪故意是通过支配客观的危害社会行为表现出来的意志倾向。犯罪故意的成立以客观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为前提。犯罪故意不能等同于犯罪意图。犯罪意图是纯粹的心理活动，并不侵害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而犯罪故意则表现在‚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行为上。[6]

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故意只是一种主观心理，不是主观心理与客观事实的统一。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统一主观心理与客观事实的是故意犯罪。可以说犯罪故意通过犯罪行为表现出来，也可以说犯罪行为是犯罪故意的载体，但不能因此就把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混为一谈，否认犯罪故意相对独立存在的价值。否则，在研究犯罪故意时不能说它是主观心理，在考察犯罪行为时不能说它是客观行为，那么从研究方法论来说，时刻都只能在‚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行为‛这一整体的意义上去谈论犯罪行为，研究是不可能深化的 笔者认为，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两者的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犯罪故意作为隐藏人的内心深处的心理活动，只有通过外在的犯罪行为才能表现出来；而外在的犯罪行为是在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的支配下才得以实施的。从这个意义而言，犯罪行为是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的载体，而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是犯罪行为的内在决定性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两者可以等同，恰恰相反，两者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犯罪故意是且只能是一种主观心理态度，犯罪行为是在人的意志支配下的危害社会的外在身体动静。所以，上述第二种观点的主张是合理的，这其实也是我国刑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通说。⒉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

认识因素是犯罪故意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基于对客观事实的认识，从而进一步通过意志，确定行为的方向，选择行为的方式和进程，直至最终达到行为的结果。故意犯罪行为的成立也不例外。如果行为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即对犯罪的客观事实缺乏认识，便不能认为是故意犯罪行为。

对于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即行为人‚明知‛什么才符合犯罪故意认识因素，才可能构成故意犯罪，有学者认为，故意犯罪是主体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自觉的犯罪活动，行为人应对整个犯罪活动有一般认识。从犯罪构成来说，行为人应对除犯罪主观方面以外的一切犯罪构成事实，包括主体、客体、行为及其方式、行为、行为对象、结果、因果关系以及实施行为时特定的时空条件等等有认识；对‚明知他人有配偶‛、‚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等法律明文规定必须‚明知‛的事物，也应当要求行为人有明确的认识。[8]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只能是犯罪构成要件规定的事实，与构成要件无关的实际情况，不论行为人是否认识，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由于我国刑法理论界普遍认为犯罪构成要件有四个，除犯罪主观方面这一犯罪故意本身所属于的要件外，对其余三个要件是否都要求行为人有认识，对此又有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认识三要件说。认为故意的认识包括对犯罪主体、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的认识，这种见解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论著中较为常见。例如，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对于构成要件之一切客观行为情状全部有所认识，始具备故意之认知要素。易言之，行为人必须对于不法构成要件所描述之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行为时之特别情状、行为结果等，均有认识，始具备故意之认知要素，而有成立故意之可能。‛[9]在我国大陆的刑法学者之间，也有人持这种见解。[10]

第二，认识二要件说。认为故意的认识包括对犯罪客体或犯罪对象以及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事实情况的认识。概括起来就是对构成要件中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两个要件的事实情况的认识。[11]

第三，认识一要件说。认为故意的认识内容只包括对犯罪客观方面事实的认识。但是，对于犯罪故意是否要认识犯罪客观方面的全部事实，又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故意中认识的实质内容是指，明确认识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以及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当行为人明确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由此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时，才构成犯罪故意的明知。[12]第二种观点认为，明知首先是指行为人知道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次是要对作为某种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有明确认识。例如，构成故意杀人罪，就必须查明行为人对作为该种犯罪构成要件的死亡结果有明确认识。此外，构成犯罪的故意，行为人必须对作为某种犯罪构成的其他要件有明确的认识，这些要件主要是指特定的犯罪对象。例如，构成刑法第312条规定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行为人必须明知犯罪对象是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如果不知道是赃物，便不能构成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13]第三种观点认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只包括对行为的危害结果的认识。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明知’实际上也就是预见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结果。‛[14]

我们认为，在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中，对危害结果必然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明确认识是最根本的认识内容。一种行为之所以被刑法规定为犯罪行为，就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给社会造成了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结果。如果行为没有也不可能给社会造成危害结果，则这种行为是无论如何不会被认为是犯罪的。此外，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也是通过危害结果的发生表现出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的危害行为所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有明确的认识，那么，行为人对于自己所实施的危害行为的性质、行为对象及行为客体等事实情况也必然有明确的认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犯罪故意的成立，只需要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有认识即可，至于行为人对危害行为的性质、行为对象、行为客体是否有认识则是无关紧要的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众所周知，犯罪构成的诸要件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因素如果脱离了与整体的联系，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意义便不复存在。[15]危害结果也同样如此，它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某种结果之所以具有危害性，就是因为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遭受到侵害。离开了犯罪客体或犯罪对象，便不能正确认识行为后果的性质。上述诸说中，‚认识一要件说‛将犯罪客体排斥在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之外，这是不合理的：‚认识三要件说‛则又将犯罪主体的事实情况也列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犯罪故意成立所要求的‚明知‛当然是就已经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而言的，至于犯罪主体对于自己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没有认识，或者认识发生错误，这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并无影响，因此，犯罪主体的事实情况显然不是犯罪故意的认识要素：‚认识二要件说‛的主张相对于前两种主张是比较科学的，但由于其对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中的诸客观事实情况没有进行层次上的划分，所以难免有所缺漏。根据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故意的特征，我们认为，犯罪故意的成立，应当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为核心，但同时也应包括对行为性质、行为对象、行为客体等犯罪构成客观事实情况的认识，具体分析如下：

⑴行为及其性质。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核心要件，无行为即无犯罪。因此，行为人对行为及其性质的认识，是犯罪故意成立首先必须具备的内容。人的行为是受主观意志支配的身体动作，犯罪故意必须通过危害行为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对于行为的认识是成立犯罪故意所不可缺少的。如果虽然有行为，但行为人不认识为自己所为，只可构成过失，但不构成故意。行为的性质是指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性质。如果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没有认识，那么就完全排除了犯罪故意成立的可能性，例如假想避险的情况。所谓假想避险，是指实际上不存在损害国家、社会或他人合法权益的危险，但行为人误认为危险正在发生，因而实施避险行为，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后果的情形。在假想避险的情况下，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相反，行为人却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正当的。因此，假想避险不可能构成故意犯罪。

⑵行为对象。或称犯罪对象，是指犯罪行为所侵犯或直接指向的具体人或物。当刑法规定行为对象属于某一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时，如果行为人对该对象无认识，即不成立故意。例如，故意杀人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杀害的对象是人；盗窃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所侵害的对象为他人的财物；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必须认识到其所侵犯的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效益的、并为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⑶危害结果。危害结果是指犯罪行为对犯罪客体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害。危害结果并不是所有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但是，当危害结果属于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时，即在结果犯的情况下，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认识，是犯罪故意所不可缺少的内容。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无认识，则不能成立故意。例如，伤害致人死亡的，由于行为人仅对伤害结果有故意，而无致人死亡的故意，行为人只负伤害（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不负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但是，在结果加重犯的情况下，由于法律规定故意犯罪（基本犯罪）所发生之加重结果必须是出于行为人的过失，所以，不能要求行为人对所发生的加重结果有明知，尽管危害结果是结果加重犯的必要要件。

⑷因果关系，即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当危害结果属于犯罪构成要件时，故意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有认识，而且要求行为人认识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行为人认识到某种危害结果，但认为与本人的行为毫无关系，那么行为人对这一危害结果就不存在着故意。

⑸其他法定事实。其他法定事实，主要是指被法律规定作为某些犯罪构成要件的时间、地点、方法等。在一般情况下，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等并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例如，故意杀人罪并不以犯罪时间、地点、手段为犯罪构成要件，无论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手段杀人都构成故意杀人罪。所以，故意杀人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对杀人的时间、地点、手段有认识。但在个别情况下，刑法将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等规定为犯罪的特殊要件，因此，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等必须有认识。例如，我国刑法第340条规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自己捕捞水产品的行为是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才具有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故意。

关于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有以下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其一，行为人所认识的犯罪构成事实应与法律规定相一致。换句话说，只要行为人认识的事实与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相一致，即使与实际上发生的事实不符，也能构成犯罪故意。以盗窃罪为例，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盗窃的对象是公私财物。所以，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其所盗窃的对象是公私财物，就具备了盗窃故意的认识内容。比如，扒手为偷钱而掏包，打开扒窃来的钱包一看，里面没有一分钱但有一条金项链。在这种情况下，所知与所为不一致，但是，无论是金钱还是金项链，都属于财物，而行为人对于盗窃他人财物这一点是明知的，所以行为人的行为仍构成盗窃罪。其二，行为人对于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程度可以区分为一般明知和特定明知。一般明知，是指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对于上述认识因素只要有一个一般的或大体的认识即可，而不必有确切的或精确的认识。也就是说，行为人对于上述犯罪构成因素的认识，不以认识法律的概念及其意义为必要，只要行为人依据日常社会生活中通常所使用的概念，大体上认识到法律的概念及其意义，并进而理解其社会意义即可。特定明知，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要求行为人对某种犯罪构成要件必须‚明知‛的情况。至于什么是明知，要根据各个条文规定的具体内容和审判实践经验来认定。

⒊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

意志，即人们在认识基础上的决意，[16]是行为人选择行为方式的心理推动力和主动性，[17]是人们的行为所不可缺少的。犯罪故意中的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基础上，决意实施这种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行为人决定犯罪行为的方向、方式，控制犯罪行为的心理过程。犯罪故意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统一，如果说认识因素是犯罪故意成立的前提，意志因素则是犯罪故意成立的标志，是犯罪故意的核心，它在犯罪故意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包括希望和放任两种情况。希望与放任虽同属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但其内容是有较大差异的。希望，是指行为人对于危害社会的结果抱着积极追求的态度，即行为人将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作为其追求的目的。放任，是指行为人有意纵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即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既不积极追求，也不设法避免，而是听其自然。一句话，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并不违背行为人的意愿。

就上述案例的具体情况来看，案例1中的被告人胡某认识到自己的投毒行为是一种杀人行为，也认识到其要杀害的对象是人，并且明知自己的投毒行为可能造成其妻子和孩子的死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胡某决意杀死其妻，希望其妻子死亡，同时对于其孩子的死亡持一种放任的态度。所以，被告人胡某具有杀人的故意，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

至于案例2的情况就要复杂一些。从前述犯罪故意的特征来看，我们认为案例2中的第一种意见是比较合理的，即此案既不是意外事件，也不是过失杀人，而是间接故意杀人。因为意外事件的损害结果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只有客观上的联系，而没有主观上的联系，即这种结果不是由于行为人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所致，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是不以行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不认为是犯罪，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过失杀人，是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但行为人主观上既没有伤害的故意，更没有杀人的故意，他本不希望发生死亡的后果。他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只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可是没能避免，还是发生了死亡的后果。而该案的事实却是，被害人范某指责被告人郑某、尚某等人擅抬票价，这指责本属正当有理，却招致郑某、尚某等人的殴打报复，后经人劝解后，矛盾虽有缓和，但对范的人身威胁并未解除。郑某派陈某持械把守车门，范某面临着身受监视且到站后还可能继续受到欺凌与殴打的局面。车上乘客与范某皆不相识，未必能够有人出面为范某仗义解围，范某隔窗呼喊又不奏效，在这种极端恐惧之下，为求避祸跳车逃走，其实质与乘客在没有任何外界影响下，另有所图，自行跳车以致发生死伤后果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三被告人对范某实施了不法侵害，并且这种侵害仍在持续之中，因而对范某为逃避不法侵害而采取的跳车行为及其后果就要负法律责任。这个责任是由前面的不法侵害行为派生出来的，三被告人的侵害行为同被害人跳车被摔死亡的后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三被告人对范某的殴打、恐吓等行为，导致了范某为逃命而跳车；被告人郑某、尚某放任范某的死伤，叫被告人谢某加快车速，被告人谢某身为司机明知加速可能造成范某死伤的后果，却仍然加快车速，导致了被害人范某的死亡。所以三被告人应该对其不法侵害行为造成的后果负刑事责任，不能认为是意外事件。

范某选择的跳车地点是交通检查站附近，选择的时机是汽车减速缓行之时，既考虑了跳车时的安全性，又考虑了跳车后呼救求援的方便。按城市交通规章规定，汽车驶经交通检查站时，时速限制在5公里以内，以便接受交通警察的检查。正常情况下，范某在这个时候跳车，安全是有一定保证的，而三名被告人在发现范某要跳车后，明知加速会产生伤亡后果，还故意加大油门、加快车速，把范某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臵范的死伤于不顾，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虽然具体实施驾车加速的是谢某，但是，致范落车摔死的责任应由三名被告共同承担。因为郑某、尚某不是此案的局外人，他们先是与谢某一起对范某实施了不法侵害，继而，又以车主和乘务员的身份，催促谢某加速：‚快点开，摔死他‛，‚不管他。‛快点开，就可能把范某摔死或摔伤，这便是明知的内容：‚摔死他，不管他‛这便是‚放任‛的实质。谢某果然紧密配合，闻声而动，加快车速，致范某落地摔伤而亡。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郑某、尚某催促司机的话仅仅看作是单纯的意思表示，而是主观犯意与客观行为的统一。三名被告人的行为差异，只是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不同，而对致范某死亡具有共同的犯意，实施了共同的侵害行为，共同造成了危害后果。他们已成为共同犯罪人，理所当然地要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至于被告人等辩解为误认汽车一加速，就可阻止范某跳车，轻信能够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则与客观事实相反。因为‚轻信‛必须要有一定的客观根据，或相信凭借于有利的客观条件能化险为夷，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可以转危为安。这些条件在此案中都不具备。如果被害人范某是准备跳车，身子还在车内，那么，被告人认为加快车速可以防止跳车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但实际情况是，范某已将整个身子悬出车外，三被告人也明知这一点，此时加速，只能是危险更大，轻信能够避免又从何谈起呢？因此，本案不是过失犯罪，应以间接故意杀人罪，依法追究郑某、谢某、尚某的刑事责任。

第三篇：故意伤害罪辩护词

关于张铁桥故意伤害一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河南嵩峰律师事务所接受登封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指定我作为张铁桥故意伤害一案的辩护人参加今天的法庭审判活动。庭前我仔细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就本案发表以下几点辩护意见，诚请法庭予以采纳：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铁桥故意伤害的罪名没有异议，但是，辩护人认为张铁桥有以下几点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

一、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请法院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张铁桥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请法院在量刑时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张铁桥并不是蓄意的伤害别人，也不是寻衅滋事的挑起事端，而是因为被害人先对被告人张铁桥朋友实施殴打，被告人张铁桥打抱不平，一时头脑发热，失去理智，加之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故作出了伤害被害人的行为，该行为固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社会危害性不大，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三、被告人张铁桥归案前一贯表现良好，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

被告人张铁桥归案前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和不良记录，更 没有犯罪前科，这次犯罪事出有因，其没有充分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是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其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均与惯犯有着明显的区别，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四、被告人张铁桥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

被告人张铁桥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张铁桥归案后，对整个作案过程主动的做了详细的供述，认罪态度好，坦白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的事实，可以看出其有真诚的悔罪表现，比起拒不认罪、负隅顽抗的被告人其社会危害性要小的多。

另外，被告人愿意对受害者赔偿，被告人张铁桥家属庭前已经对二被害人进行了民事赔偿，并且二被害人也向法庭写了谅解书，请法院在量刑时充分考虑到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张铁桥无论是从主观的犯罪动机，还是在归案后的认罪态度上，都可以看出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无论是社会危害性还是主观恶性都不大。被告人张铁桥年龄尚小，且认罪态度良好。故辩护人希望法庭能够在综合考虑本案情节对被告人张铁桥从轻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采纳。

此致 登封市人民法院

辩护人：李彦章 2012年10月26日

第四篇：故意杀人罪研究

故意杀人罪研究（上）

王作富

杀人罪是一个古老的罪名，早在大禹时代，就有“昏、墨、贼、杀”之规定。“贼”，即杀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杀人者处死刑的规定。“贼”，即杀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杀人者处死刑的规定。汉高祖刘邦进咸阳，向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低罪”，是首次把杀人罪的罪名在法律上加以规定。这一罪名延续至今，仍成为一种严重的罪行。

生命权利，是人的最重要的人身权利。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故意杀人成为最严重的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并处以最重的刑罚。瑞士刑法典为突出显示其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极大关注与保护，其分则中的第一条就规定杀人罪。我国刑法虽然与瑞士刑法的体系不同，但我国刑法将故意杀人罪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的第一位，以及司法机关一贯对此罪采取严厉惩罚的政策，充分地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公民生命权利的有力保护。

故意杀人罪，是一种性质十分严重的犯罪，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于此罪的认定与处理有不少复杂而又有争论的问题，值得研究。我在这里只讲以下几个问题：

一、杀人罪的客体与对象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这是刑法学上的通说。其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自然，其杀害的对象只能是有生命的人，除个别国家（如印度）规定，自杀未遂的，要负刑事责任以外，多数国家未规定自杀罪。

既然杀人罪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那末，以什么为标志来确定被害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呢？这个问题，由于涉及在刑法上具有不同性质与地位的杀人与堕胎的界限，变得相当复杂，在各国法律上和理论上，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按一般观点，杀人与堕胎的区别，在于对象不同，前者是人，后者是胎儿。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严格区分二者的界限，是相当困难的。有的学者认为，胎儿也是有生命的“人”，叫做“成长中之胚胎生命”，有的说，胎儿是指“从受胎成长为刑法上的（自然）人期间的生命体”[1]1989年10月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刑法学协会第14届大会通过的《关于刑法与现代生物医学技术问题的决议》指出：“原则上应该从精卵结合之时起便对人的生命进行保护，不论这早期的胎儿应该称为“人”还是一个享有基本权利的‘存在物’„„”有的日本学者根据日本民法的规定指出：“民法上，人意味着权利的能力的主体，如果还有必要的话，也可把胎儿看作人”[2]但是，把民法观点用来确定刑法上作为杀人罪对象的“人”的标准，显然是不可能的。

以上说明，用被害对象是否为“生命体”，或者是否为“人”来区分刑法上所说的“自然人”及“胎儿”，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不区分二者界限，也就无法区分杀人与堕胎的界限。因为，有些国家刑法上规定有堕胎罪（如瑞士、西班牙、印度、日本、泰国等），有些国家则不禁止堕胎。分不清杀人与堕胎的界限，必然导致混淆罪与罪，甚至罪与非罪的界限。一般说，堕胎是指在胎儿自然分娩之前，用人工的方法中断妊娠，使胎儿排出母体之外。但是，分娩是个过程，在刑法上应当以什么时间或状态，作为区分堕胎对象为杀人对象的标志呢？在刑法学发展史上，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主张，主要有：（1）阵痛说。认为有规则的阵痛，是分娩的开始，意味着胎儿与胎盘开始分离，此时胎儿已成为人，此为德国、法国之通说。（2）一部露出说。认为从胎儿躯体的一部分露出母体之时，就成为人了。（3）全部露出说。认为只有胎儿已全部露出母体之外，才成为人。（4）独立呼吸说。认为只有胎儿已全部并且能够独立呼吸之时才成为人。以上各说相争，终未取得一致理解。我国刑法理论一般主张，刑法上所说作为杀人罪对象的人的生命，是指人在出生的后能够独立呼吸的状态。[3]也有的说人的生命，始于出生，终于死亡。[4]还有的主张，胎儿出生以后，是否具有生命，由助产师和产科医生加以鉴定，就能够确定其为有生命的婴儿或者为无生命的死胎，不需要以什么独立呼吸说或其他什么学说作为确定是否具有生命。[5]我认为，从司法实践中看，采用独立呼吸说，一般是比较适当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也会遇到较难处理的问题。比如，在自然分娩过程中，胎儿头部刚一露出，助产医生立即采取一种手段，给其造成伤害，或者致其死亡，显然不属于堕胎行为，如不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处理，按什么罪处理呢？看来，若要坚持上述观点，对于这种特殊案件，在必要时只能采用类推的方法，比照上述二罪的规定处理，是否适当，还可进一步研究。

人死后的尸体，不成为杀人罪的对象，除杀人者由于认识错误，误将尸体当活人进行杀害，可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以外，故意毁坏他人尸体，我国刑法未规定独立的犯罪。因此，确定人死亡的标准，对于认定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同样十分重要。数千年来，各国传统的观点，是以心脏停止跳动、自然呼吸停止作为死亡的标准。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上解释：“血液循环全部停止以及由此导致的呼吸脉博停止”[6]即为死亡。我国的《辞海》也采取此标准作解释。但是，自从1967年首次心脏移植成功，以及心肺机的问世，对上述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证明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并不能证明人的整个肌体已经死亡。因此，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又提出了“脑死亡”的概念，认为人脑受到不可逆转的损伤，先于心跳停止和呼吸停止而引起的死亡，就是真正的死亡。

[7]按照这个标准，只要经诊断为脑已死亡，即使其心脏依靠人工方法尚维持跳动，就应宣告该人已死亡。但是，这种标准，目前还未能得到多数国家所承认。有些学者指出，对于心脏尚在跳动的人宣布为死人，则取出其心脏乱移植给别人，也不算杀人，不符合伦理观点。我国目前仍采用传统的死亡标准，但是，有些学者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制定法律，采用脑死亡作为死亡的标准，这样以来，医生就可以对那些“植物人”，即对外界和自身毫无感觉、意识，没有自主运动的人，宣布其为死亡的人，放弃对其抢救和医疗。

二、间接故意杀人的认定和处理

故意杀人根据行为人对死亡的态度的不同，区分为直接故意杀人和间接故意杀人，前者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死亡结果发生。后者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在一般情况下，前者不难认定，而后者则复杂得多。

（一）间接故意杀人的特点及具体表现

从司法实践中看，间接故意杀人与直接故意杀人不仅对待死亡结果的态度不同，而且犯罪的发生和实施的情况也有不同；第一，直接故意杀人，是以杀死他人为目的，因此，为达此目的，行为人一般都会在事先积极进行物质上或其他必

要的准备活动，因而一般具有预谋性的特点；而间接故意杀人，并不抱有致他人于死地的目的，不可能为杀死他人而有意识地进行事先准备活动，因而犯罪之实施一般表现为突发性；第二，直接故意杀人，以杀死他人为目的，行为人的全部意志都集中在如何致他人于死地，表现出其强烈的反社会心理，对社会具有更大的主观与客观的危险性，因此，不论是否将他人杀死，都应给以刑罚处罚。而间接故意杀人，由于并无杀人的目的，只有已经致他人死亡情况下才能成立，因此，不能对未造成死亡的按间接故意杀人未遂处罚。第三，直接故意杀人，既然抱有杀死他人的目的，在作案时一般表现为行为的连续性和无节制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间接故意杀人，并不追求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面对死亡的危险，其行为一般不具有上述特性。

从司法实践上看，间接故意杀人一般发生以下几种场合：

1．行为人意图伤害他人，在动手时意识到有可能造成成死亡，虽不追求，但也不设法避免死亡，而是听之任之，放任死亡之发生，结果造成了死亡，构成间接故意杀人。例如，王×的妹妹与男青年李×恋爱，后李与其妹断绝了恋爱关系，王×忿然，于是约了朋友孙×，说去教训李一顿。二人见到李后，先是争吵，继而双方撕打起来，王乘李不备掏出随身带的匕首朝李胸部猛刺一刀，转身逃跑。次日，王得知李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案情表明，王为泄私愤，抱有伤害李的目的，但是，在撕打中，他用匕首猛刺李胸部，虽说这种动作并非在任何情况都不可避免地造成死亡，但论其危险性已超过一般伤害行为的程度，王对可能造成死亡不可能是不知道的，但他对此既未采取非置李于死地不可的态度，也未阻止死亡的发生，而是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因此，应认定其构成间接故意杀人。

2．行为人意图毁坏他人财物，或造成其他损害，但同时放任了死亡的发生。例如，某单位会计贪污巨款后，为湮灭罪迹，深夜对其会计室纵火，他明知室内有人在睡觉，可能跑不出来被烧死在里边，仍不设法避免，结果该人被烧死了。这种案件属于一行为触犯二罪名，但只能按一重罪处理。单就对死亡的态度而言，应视为间接故意杀人。

3．行为人没有违法犯罪的目的，但在行为时放任死亡的发生。例如，张×奉命持枪去消灭疯犬。他眼见一疯犬跑到距离一小孩很近的地方，此时开枪有可能打死小孩，但他为了邀功却不管不顾，连发数枪，其中一枪击中小孩，当场死亡。张×无杀人之目的，但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使小孩死亡采取放任态度，构成间接故意杀人。

4．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有发生死亡或伤害的危险，虽然，其中任何一种结果出现都不是他的目的，但他又不积极防止其任何一种结果发生。例如，钱×驾驶卡车去山上盗伐林木，在返回途中被检查站工作人员人员周×拦住，要其将木材卸下。钱×不听，将车启动，欲强行开走。周×遂登上驾驶室旁的踏板，命令其停车，钱为将周甩到车下，时而加速前冲踩刹车，时而使车走蛇行路线，让车身连续左右猛列摇摆，终将周甩到马路上，因头部着地，造成颅脑损伤，抢救无效死亡，案情表明，钱×目的只是赶快开车逃跑，逃避孕药制裁，并无伤害或杀害周×的目的，但是，他采取的手段包含了致伤或致死的危险，他不是不了解的，只是为了能逃避制裁，而对此采取了放任态度，由于其造成了死亡，应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

总之，认定间接故意杀人，最重要是掌握两条：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他人死亡。对于认定行为人有无此认识，不能单凭被告人口供，而应当结合案件的各种事实，如犯罪的工具、手段、作案的环境，伤害的部位，案件的起因，等等，综合地、实事求是地加以认定。二是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死亡结果，虽然不是希望其发生，也不是依靠某种力量或条件希望避免其发生，而是放任其发生。对于致人死亡的案件，只有符合这二个条件，才能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有这样一个案例，被子告人某甲与其妻某乙产生矛盾，遂想毒死某乙。某甲向别人要来一点水银，偷偷放在乙吃的饭里。但能否将乙毒死，甲自己也不知道。结果，乙吃下去之后没有中毒而死。有人认为，甲并不肯定乙吃下水银能毒死，而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因此，甲构成间接故意杀人未遂。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只看到行为人对死亡结果发生可能性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却忽略了其对死亡结果的目的性。事实上，只要行为人有杀死他人的目的，既使由于其认识错误而采用了根本不能致死的手段（如使用已失效的毒药），也应当认为直接故意杀人未遂，而不是间接故意杀人。

（二）间接故意杀人有无未遂

这个问题，在中外刑法学者中间，都存在争论。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一般认为，间接故意犯罪在“逻辑上”可以存在未遂，但事实上很难认定，所以只能处罚直接故意犯罪未遂。[8]但是，著名刑法学家特拉依宁则认为，在事实上、逻辑上，间接故意犯罪都不存在未遂。[9]《苏俄刑法典》第15条规定：“凡直接以犯罪为目的实施的故意行为，如果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完成的，即认为是犯罪未遂。”把未遂与犯罪目的联系起来，可见未遂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

我国刑法第20条关于未遂的定义，没有提到犯罪目的，而使用了“未得逞”三字表示犯罪未完成。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逞”即“达到目的”，“未得逞”应指“未达到目的”。但是，在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决定犯罪既遂与未遂，在于行为是否齐备了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种犯罪的全部要件，而不决定于行为人的目的是否达到。然而，脱离犯罪的目的谈未遂，在法律上也是没有根据的。有的同志主张、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理由是，他放任的结果，就是他的犯罪目的，叫做“不确定的目的”。多数人对此采取否定态度。犯罪未遂只存在于故意犯罪之中，间接故意也是故意，似乎由此“在逻辑上”可以推论出间接故意犯罪也有未遂。但是，这种推论是错误的。因为，间接故意犯罪是针对特定的犯罪结果而言的，这种犯罪的主观特征，就在于行为人并未把所发生的犯罪结果作为自己追求达到的目的，而是表现为对这种结果可能发生、可能不发生的两种可能性，都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换言之，其中任何一种可能变为现实，都是不违反其本意的。正因为这样，当其所预见的危害结果发生时，当然也不应当让他承担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这样才是真正贯彻了刑法上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有的同志把间接故意犯罪放任犯罪结果之发生，说成是行为人的“不确定的目的”，是不能令人同意的。问题是，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没有正确使用“犯罪目的”这一概念。在刑法学中，一般认为，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在主观上所希望达到的结果[10]，对于杀人罪来说，就是指对死亡结果的追求。既然在间接故意杀人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是希望致人死亡，而只是放任其发生，对死亡而言谈得上什么犯罪目的呢？有的同志为了论证间接故意杀人具有“不确定的目的”，指出：“只认识到死亡的可能性，表明犯罪目的不确定”，对犯罪结果的态度不确定，表明犯罪目的不确定”。前一说法，把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认识同对犯罪结果的态度混淆起来，在理论上是站不脚的，在实践中也没有根据。十分明鲜，当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但他希望这一结果发生，是直接故意杀人，因为他的犯罪目的是确定的。可见，对死亡能否发生在认识上的不确定，并不意味着其犯罪目的不确定。后一说法，把放

任死亡结果的发生，说成是对犯罪结果的态度不确定，进而证明犯罪目的不确定，也未能正确反映间接故意杀人主观心理特征。事实上，行为人对于可能发生的死亡结果，采取了放任态度，而不是希望，这是确定的，没有任何根据说死亡是行为人的“不确定的目的”，这与一个人想要炸死他的仇人，乘仇人在室内睡觉，向室内投掷一爆炸物，心想即使炸不死，能把他炸伤，也能达到自己泄愤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在这里，被害人致死或致伤，都符合行为人的目的，行为人主观上不能肯定哪种结果发生，并不能证明他是间接故意犯罪。相反地，如果人被炸死了，应认定为直接故意杀人既遂；如果人只被炸伤，则应认定为直接故意杀人未遂。

三、与自杀有关的事件的处理

在我国，自杀不构成自杀罪（以自杀方式企图达到其他犯罪目的，构成其他罪的，另当别论）。但是，与自杀事件之发生具有因杲关系的行为，却可能构成犯罪，应当追究与此有关的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因此，应注意在此类案件中区分罪与非罪界限。

1．与他人自杀之发生有一定联系，但不存在违法性和罪过的行为，不能令行为人对自杀负刑事责任。比如，一学生违反课堂纪律，教师当众对其进行批评，该生自感无脸见人，回家之后服毒自杀身亡。教师履行职责，没有过错，自杀应由死者自己负责。

2．由于行为人违背自己的义务，导致他人自杀的，要根据行为人的具体义务、违背义务的具体情节、对于自杀所起的作用等事实，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例如，作子女的长时间对自己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的父母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致使父母不堪忍受饥寒交迫而自杀身死的，应按遗弃罪追究其子女的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子女平日没有虐待或遗弃父母的行为，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按时向父母寄送生活费，拖延了若干时日，其父母却因此而自杀，显然构不成遗弃罪，当然也不能对自杀负刑事责任。负责调处群众纠纷的干部，已经发现当事人有自杀的兆头，本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其自杀，但却严重不负刑事责任，不采取任何措施，以致自杀发生，情节恶劣的，可构成玩忽职守罪；情节轻微的，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3．行为人对他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之后，致使他人自杀死亡的，一般应当首先根据其违法情节的轻重，危害的大小，确定其是否构成了刑法上的某种犯罪。构成什么罪就定什么罪，例如侮辱、诽谤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等等，把自杀的事实作为量刑情节依法处罚。但是，如何适用法律，值得研究。

4．故意用暴力、胁迫方法，把被害人逼上走投无路的境地，有意逼使其自杀，达到除掉被害人的目的，或者利用被子害人愚昧、迷信，以欺骗手段诱使他人自杀的，以达到借被害人的手杀死被害人的目的，是故意杀人的特殊手段，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5．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教唆自杀，是指他人没有自杀的意图，而用口头、文字或其他方法故意唆使他人自杀。帮助他人自杀，是指他人有自杀的决意，应其要求或嘱托，为其自杀提供条件，帮助其实施自杀，自杀后本人虽不能对自杀行为负刑事责任，而教唆、帮助他人自杀，对社会却是有危害性的。但是，这种行为与一般故意杀人不同。首先，死亡是经过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生命的，其次，自杀是由自杀者本人的意志决定的，不是被迫的。因此，有些国家在刑法上设专条规定：“教唆自杀罪”和“帮助自杀罪”。这种立法经验，值得借鉴。我国刑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一般主张按故意杀人罪处理，我认为，这与故意杀人罪的特征不符，定故意杀人罪不妥。由于这种案件极少发生，在必要时，按类推的方法，比照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判刑为宜。在将来修正刑法时，可以考虑对此作补充规定，以使刑事立法更加完备。

6．相约自杀。这是指二人以上互相约定，共同实施自杀。其中，自杀未遂者，应否对他人的自杀死亡承担刑事责任？我国刑法对此无明文规定。台湾刑法规定，相约自杀，其未遂者免除处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这类案件情况比较复杂，不宜笼统说有罪或无罪，而应区分不同情况来处理：

（1）二人以上各自产生自杀之决意，互相约定在同时、同地自杀，其中自杀未遂者没有教唆、欺骗、威逼他人自杀也没有直接动手杀死他人，该人对其他人自杀死亡不负刑事责任。

（2）在相约自杀中，其自杀未遂者曾教唆过他人与其一同自杀，对其应按教唆自杀处理，但比一般教唆自杀处罚更轻些。

（3）二人以上相约自杀，届时有人没有勇气自己动手杀死自己，要求其他人先动手杀死自己以后再自杀。应他人要求动手杀死他人，而后本人自杀未遂的，对其应按受嘱托杀人处理，即定故意杀人罪，可以从轻处罚。

（4）二人以上相约自杀，其中有的人提供自杀的条件（如提供毒物），本人自杀未遂，对其按帮助自杀处理，一般以不处罚为宜。

[1][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第634页。

[2] [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公司出版，第622页。

[3] 参见《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参见《中国刑法之争》，吉林大学出版社版，第115页。

[4]《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版，第283页。

[5] 宁汉林著：《杀人罪》，群众出版社版，第48页。

[6] 王镭主编：《中国卫生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页。

[7] 王镭主编：《中国卫生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页。

[8]（俄）契克瓦节主编：《苏维埃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版，第340页。

[9]（俄）特拉依宁著：《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257－258页。

[10] 杨春洗等主编：《刑事法学大辞书》，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134页。

（作者系北师大刑科院特聘顾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顾问）

第五篇：故意杀人罪刑事判决书

故意杀人罪刑事判决书（2011）阜刑初字第50号 发布时间：2011-08-25 09:58:19

公诉机关阜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海，男，1952年8月29日出生，汉族，文盲，农民，家住阜阳市海会镇高垅村二组。因本案于2011年5月31日被刑事拘留，2011年6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在阜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汪志刚，阜阳炎黄律师事务所律师。

阜阳市人民检察院以阜检刑诉（2011）3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海犯故意伤害罪，于2011年5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6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阜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周平出庭支持公诉，辩护人出席进行辩护。现已审理终结。

阜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1年4月15日许，被告人吴海因怀疑其染上性病为被害人何天所致，窜到阜阳市市区人民路3号三楼的出租屋内，与何发生争执。在争吵和拉扯中，被告人吴海用其从走廊上拿进的一条木棒，猛打何的头部、颈部及身体多处，致何昏迷，即逃离现场。后何被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何天系被人用钝器致伤头部，造成严重颅脑损伤死亡。为证实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十七项证据。公诉人提出被告人吴海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吴海辩解称其没有到过被害人的宿舍作案，其以前所作的供述是不真实的；其辩护人辩称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经审理查明：经法医鉴定，被害人何天系被人用钝器致伤头部，造成严重颅脑损伤死亡。且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十七项证据。且被告人在庭上辩解所说没有证据。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海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海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判决如下：

被告人吴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 杨芳 人民陪审员 周琴 人民陪审员 张仲宁 二0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郑佳煜

法学09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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