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的生产要素分析

第一篇：农民增收的生产要素分析

“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实现小康的重大任务之一，完成这一任务的其中一项主要措施就是“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用经济学思想理解，就是调整农业生产中的生产要素投入。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对有限的经济资源进行配置，以达到最优状态的学科。我们发展农村经济，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三农”问题。

农民收入有实物和货币两种形式。前者受生产函数中诸要素影响，后者还受供求关系、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对于从事农作物生产的农民来说，农民的实物收入是货币收入的基础，只有农民农产品(包括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产量增加，农民货币收入才有可能增加，当然，货币收入还与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农产品供求关系、国家农业和农村政策有关。我市大部分农民还是以农作物种植作为农业生产主要项目，因此，从生产要素角度研究种植业农民增产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仅对生产函数中生产要素的量进行定性分析，研究生产要素投入对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

一、农户生产的经济模型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一户家庭作为在市场经济中能作出生产决策、并为获利而从事生产的单个经济单位，我们把它作为厂商进行研究(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者被称为厂商)。研究农民增收，也就是研究农户在一定生产要素限制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

西方经济学认为，农业生产是厂商（农户）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组合，以制成（生产出）产品（农产品，包括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经济过程。这些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农产品产量与以上四要素在生产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存在一种物质数量关系，即生产函数，一般记为：

Q=f（L，K，N，E）

Q表示把四项要素投入量组合在一起并在给定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出的产品的最大产量，L表示为劳动投入量，K表示资本投入量，N表示土地投入量，E为企业家才能。在农业生产中，劳动是指生产中劳动者为农业生产活动提供服务的能力；资本是指劳动中使用的劳动工具、种子、化肥等等生产资料；土地是指生产中使用的资源，包括耕地、水资源等；企业家才能是指选择生产项目、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组织与管理的能力。

二、生产要素对农户生产影响分析

在一定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下，生产特定的某种产品，四种生产要素投入量存在一个最佳比例。在农户投入成本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四种要素满足此比例时，农户得到最大产出效益，达到最优化生产的状态。在此状态下，如果各生产要素按此比例协同增加，每种要素都会充分发挥作用，一定的投入能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农户就能从中得到最大的收益；如果单独增加其中某一生产要素，虽然在一定增量范围内仍能使产出增加，但此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在减小，倘若超过了某程度，会使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那么农户此要素的投入会得不偿失。生产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在我市大部分从事种植业的农户中，普遍存在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失衡的问题，即劳动投入量较多，资金投入量和土地投入量，企业家才能相对不足。

㈠ 劳动投入量相对较多。由于农村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而耕地面积由于城镇化发展占用逐渐减少，人均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小；再加上现代耕作技术运用，种植工艺随着科技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单位劳动投入可耕种面积不断增加，出现了大量农村富余人员。这些富余人员的边际收益几乎为零，因而成为隐蔽性失业人员。大量的农村富余人员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价格低廉，农民生活困难。目前，我市耕地所需要劳动者远远小于乡村劳动力，2001年，全市耕地238.6万亩，乡村劳动力157.3万人据测算，这些耕地最多需要74.87万人，实际富余82.43万人。

㈡ 资本的相对缺乏。通观我市农业生产，农户对农业机械、生产工具、种子、化肥等资本投入不足。一方面，农业生产以户为基本的生产单位，生产规模小，收入中用于积累的资本有限，影响了资本的投入。另一方面，“费改税”前，农民负担较重，除了“税收”、“三提五统”外，有些地方的基层政府还存在乱收费问题。经资料计算：2001年，我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13元，除去生活费支出后仅剩521.1元，如按一户3人计算，一年内可供资本投入的仅为1563.3元。两方面原因，造成农民仅有较少资金用于的资本投入，严重制约了其它生产要素的投入，限制了生产的扩大，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

㈢ 土地要素不足。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可耕地面积在不断缩小；全球温室效应导致自然环境恶劣，土地的效能在逐渐下降，土地要素明显不足。耕地有其特殊性，对整个农业生产而言，供给呈刚性，面积不可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成为生产的瓶颈，影响着其它生产要素投入，制约着生产的扩大。

㈣ 企业家才能的不足。我市以前经济落后，教育发展滞后，现阶段农民在当时没有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偏低，科技文化知识缺乏；地形多山，交通不便，信息交流不畅；再加上农民深受封建小农思想、自给自足经济的影响，农民多缺乏市场经济理念，农业科技知识，对农业生产无法进行管理。企业家才能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进行。

三、从生产要素角度看农民增收途径

㈠ 针对农业劳动投入量相对较多，其它三类要素投入较难的现状，分流出部分农民到城镇，部分劳动要素到二、三产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具体来看，应采取以下两点措施：

⒈加快城镇化进程，减少农村人口。把部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首先是可以大规模转移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益；其次是可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住户建设，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和培育农村市场；第三是可以改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带动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⒉发展个体私营和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富余人员到二、三产业当中去。在城镇建立以劳动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企业，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参与市场竞争。这样可以增加基层政府收入，有资金进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生活环境，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再发展；还安置富余劳动力，充分发挥劳动要素的作用，提高农民收入。

㈡ 减少农民负担，拓宽农民筹资渠道，解决农户农业生产中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

⒈实施农村“费改税”，从法律高度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清理基层政府对农民的“白条”、“四乱”，该发放的一定要发，不该收的一定不能收，这一切措施应建立在政务公开之上，让农民来进行监督，保证政策实施，不让基层政府随意将负担转移给农民。积极探讨农民税赋问题，废除农民所承担的不合理税赋，解决越穷负担越重的不合理问题。

⒉充分发挥农村信用合作社作用，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发放小额信用贷款，支持农民发展生产。鼓励农户之间合股合作，积小钱办大事，完成单户所不能完成的生产项目。

㈢ 土地的供给呈刚性，耕地总面积几乎得不到增加，甚至有减少的趋势。对于整个农业来说，唯有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减少生产对土地的依赖，或者增加单位面积的产值。我们积极推广良种，推行科学种田，发展高产农业，就是在改变生产函数中要素比例，减少土地要素对刚性对农业生产的制约。对于单个农户来说，通过租借土地或购买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也可以增加土地供应。目前，修改后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农民可以自由转让土地使用权，这就为农户增加土地扩大生产提供了法律保障。

㈣ 要提高农民企业家才能，最根本的途径是发展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⒈继续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适时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为将来农村拥有较高素质的农民打基础。据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可以增加3.5%-5.5%。

⒉大力发展农业劳动力职业教育和科普教育，建立形式多样的专业化的职业学校，以技术培训和业务培训为重点，培养中青年农民，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素质。鼓励农业科研单位和学校组织科技下乡，让农民获得低成本知识，缓解学科技与无智力资本投入的困境。

⒊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和交通建设，向农户提供免费或低廉的农业生产信息和农产品信息。让农民能较容易与外界、与市场沟通，得到农业生产所需信息及技术，把握住市场，调整生产与市场同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产增收。

发展农村经济的根本目的是农民增收，农民增收的重要一环是增加农产品产量，而农产品增产依赖于农户及政府对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必须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充分发挥现有的一切有利因素，积极创造条件，保证农村经济增长，使农民增收，为实现农村全面小康提供强有力保障。

第二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三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

第四篇：关于农民增收情况的调查分析

关于农民增收情况的调查分析

进日笔者结合“三问三解”活动，按照新农村建设要求，对全镇24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了调查统计分析发现，经过多年的努力我镇农业产业结构基本趋于合理，在丰塬、贾王塬等东部塬区逐步形成了以烤烟为主的烤烟生产基地；在消水沟、西坊等川道形成了以优质玉米为主的粮食生产基地；在良舍、蔡家河等村形成了以蔬菜为主的蔬菜产业基地；在九成宫、栗川等城中形成了以劳务为主的服务业基地，在紫石崖、新庄塬等村形成了以养猪为主的畜牧业基地；在永安、石臼山等村形成了以干杂果为主的林业生产基地，使烤烟、蔬菜、劳务、干杂果、地膜粮、畜牧六大产业已成为全镇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90%以上，特别是劳务经济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0%左右，但是从发展的过程看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农民的收入本来就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农业结构调整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农民创业意识和技能薄弱等，使得农民的收入还不高，增收非常困难．通过调查显示：

（１）农民整体素质还不高，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突出表现：一是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分析，农民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约占60%左

右，初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高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二是思想僵化，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结构调整上，思路狭窄，不敢主动出击，存在等靠思想和过份依赖政府心理，瞻前顾后，怕担风险，不敢大胆地调整产品结构，不具备适应市场经济的应变能力。三是绝大多数农民对市场把握不准。从调查情况看，多数农民不了解和掌握市场行情，对市场需要什么，既不去研究，也不会去搞深入细致的调查，捕捉不到有价值的市场信息，在组织农业生产时，不是先看市场后抓生产，而是今年的生产看去年，对市场判断不准把握不准，造成的结果是“什么赚钱种什么，种出什么就赔钱”。

（２）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还跟不上形势要求。总体看，一是特色主导产业总量小，覆盖农户少。农业产业化经营率还不高，龙头企业规模小，带动力弱，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低，大部分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还没有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还是单纯的买卖关系，产业化经营链条短。

（3）农民的负担比较重．据调查显示，农村大部分农民家庭都有两个孩子，孩子要上学会需要一笔很大的投资，现在农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上大学，不一辈子像他们一样只是个农民，供一个子女上大学几乎要花掉农民家庭三分之二的开支；家庭长辈的供养也需要一笔的开支．除此之外，还有农作物每年的成本开支．家庭生活费，子女教育费，农业

成本费，三个最基本的方面的开支累加起来，对与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民来说，生活就难上加难了．

几点建议：

１、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农民自身的素质．农民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这就要求各级政府部门下乡组织农民技能培训，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让农民大胆尝试，自主创新，随机应变，让农民更多更早的了解市场的最新信息和动态．收入来自与农民，农民必须从自身做好．

２、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内部潜力。这是农民增收的基础。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发挥比较优势，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一是在优化品种、品质结构，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生产的同时，切实抓好质量安全管理。二是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产业带。三是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四是大力发展农村三产和农村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

3加大农村专业合作社建设，增加农业产业抵御市场经济风险的能力。要充分发挥现有专业合作社和协会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扩大合作社范围，吸收更多的农户参加，在未成立合作社和协会的村创造条件尽快组建，发挥作用，促进

产业壮大，增加农业产业抵御市场经济风险的能力，确保农民增收。

4、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途径。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可以增加农民的资源占有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扩大农产品市场需求，同时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一是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小城镇，壮大镇域经济，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和管理，把农民进城务工当成一项产业来抓，促进农民工跨区域流动，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九成宫镇（尹少平赵建国）

第五篇：农民增收问题的分析

龙源期刊网 http://.cn

农民增收问题的分析

作者：石俊

来源：《新农村》2011年第06期

摘 要：近年来，农民增收困难已经成为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三农”工作的“难点”和中心任务。农民增收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关键词：农民增收 问题 分析

近年来，农民增收困难已经成为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三农”工作的“难点”和中心任务。农民增收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因此，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关注民生，都必经想尽一切办法下大力气增加农民收入。中央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农民增收。只有农民增收，我们落实中央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才会实实在在的意义。

一、农民增收的趋势与结构分析

1.农民增收的趋势分析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于1980年，大面积推广在1982年，1983年年底90%农村完成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可以把1982年作为新体制确立的分界线。从1978年开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先后在1983年，1988年，1993年，1997年每5年翻一番。97年后放慢，一直到2007年花了10年翻了一番。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是先快后慢，于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80年的100比40，缩小到1985年的100比53，最后扩大到2007年的100比30。从纵向上看，农民纯收入是在逐年增长的，但从横向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在扩大的，有加大的趋势。

2.农民增收的结构分析

总体来说，农民的收入结构大致可分为经营农业收入、务工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大块。进入新世纪以后，十年的时间，农民收入结构的本身变化是非常的明显，过去都认为农民主要的收入应该来自农业，从现在的情况看，已经说到了一个临界点，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2009年是5153元，这其中来自于真正所谓农业、畜牧业、林业，大农业这一块的收入大概就是50%，还有40%是来自于工资性收入，就是打工，有的是进城，有的是在乡镇企

业，还有10%来自两块，一块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有些房子出租，存款的利息，财产性收入大概不到4%，还有一块是叫转移性收入，占6%多一点，就是政府给的各种补贴。

二、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农民增收的分析

1.关于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也可以说是自然经济,也可以说是自耕农经济，特点：分散性（家庭为单位）、封闭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自足性（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家生活需要和纳税）。现阶段，中国总人口达到14.56亿，其中农业户口9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为7亿4千万；全国耕地面积为18.2574亿亩（2008年）；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35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人均耕地不足2亩，如果按每亩地平均产值1500元的话，去掉生产成本，每亩地的纯收入也就是四、五百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人的农业收入不会超过一千元。如果加上农民的工时投入，这样的状况下从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副效应。农民的温饱问题是可以解决了，但农民的用钱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农民要解决子女上学、就医、养老等等一系列问题，就必须出去打工挣钱。这样就出现了如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2.农业规模化生产与农民增收

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不利于提高生产组织化程度，影响新技术、新成果的大面积推广应用。同时，由于生产规模小，成本高，不利于产品大批量进入市场，影响了规模效益的发挥。正如马克思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通过农业规模化经营，促进农村土地和劳动力合理流动，改变小农生产方式，推动农业人口的转化，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必将促进产业的调整，收入的提高也必将促进消费观念的转变，进而提高对产品的选择和质量的要求，促进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同时，大批农民向城镇转移，不仅将产生对城镇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也将带动公共服务设施、住宅建设等方面的有效需求，会强劲地拉动消费需求的增长，有力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务农者的收入，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进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得以全面发展。

三、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民增收的分析

1.我国农村劳动力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有9亿多,农村劳动力在4.3亿左右,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亿~1.2亿之间,但是,由于农业就业的特殊性,很难落实就业准入政策以及尚不存在离退休机制,致使农业劳动力的参与率极高。我国第一次农业普查统计结果显示,超过或低于劳动年龄的从业人员占全国农业从业人员的11.11%,其中低于劳动年龄(15岁及15岁以下)的占1.25%,超过劳动年龄(男性60岁以及60岁以上,女性55岁及55岁以上)的占9.86%,所以,农村实际劳动力仍是远远超过1亿~1.2亿的估计,再加上每年还要新增800万左右的农业劳动力,因此,农村劳动力急需转移的队伍十分庞大。

2.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增收

农村城镇化是指各种要素不断在农村城镇中集聚，农村城镇人口不断增多，城镇数量、规模不断增大，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它是以工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集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村社会演进并通往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过程，是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变迁，是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农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可以就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今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中国现有2000多个县，可以设想把每个县基础设施较好、具有吸引力的县城或县域首位镇作为农村城镇化的“龙头”，把它们分别建成规模不同的中小城市。如果每个县城平均吸纳5万人，就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近1亿人。另外，在全国的建制镇中选择2000个交通发达、城镇基础较好、有一定规模的中心镇重点发展“农民城”，吸引农民务工经商，至少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1 亿人左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小城镇后，一方面可以缓解流动人口对大城市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后，留在农村地区的人口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缓解农村人口压力和土地承载力之间的矛盾。这样通过城镇化可以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相应的务工收入，而务农的农民可以通过规模化经营土地得到相应的比较工资收益。

3.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民增收

农民工是指户籍在农村而主要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劳动者。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0亿人，其中离开本乡镇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1.45亿人；外出农民工占城镇人口的23.4%，为我国46.6%的城镇化率贡献了10.9个百分点。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做的工作却是工人的活，但是他们的收入却不是城市工人的收入。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获得与城市原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表现为进城农民居住地域为城市，且逐步享有城市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埃及开罗大量“城市乡民”的存在，表明非洲城市化也存在类似现象。我国的“农民工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乡民”形成了从字面到内涵上的对照，表现为职业非农化而难以在城市定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在进入城市实现职业身份转变的基础上，实现居住地域、生活方式及行为模式转变的过程，即实现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双转变，亦即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若农民工市民化得以推开，农民的增收将是不言而喻的。

四、创新农业组织形式与农民增收的分析

1.当前农业产业化模式分析

以我们平塘县为例，在县委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有这样的描述：“要按照„185工程‟的规划，紧紧围绕绿茶、油茶、肉羊、精品水果、禽畜饲养、商品蔬菜、烤烟、高粱等主导产业，突出培育发展现代特色优势农业，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高效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打造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特色食品品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从中可以看出县委对农业产业化的高度重视。就其农业产业化模式而言，一是以绿茶、油茶、肉羊（种草养羊）高粱等一类的“公司+农户”；另一是以精品水果、禽畜饲养等为另一类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形式。“公司+农户”这种模式诞生以来，可以说为农民提供了致富的机会，对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但在运行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原因在于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包括合同、利益分配以及各个环节，都由公司来决定，农民处于被动弱势位置，公司主导一切，没有把农户作为产业链中的一环来考虑，在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农民实际上处于利益分配的末端。换句话说，公司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最高境界，它与农户的联姻是冲着利润而去的，它不可能与农户分享利润，更不可能和农户承担风险。好一点的就是它会给农户一个比较稳定的价格而已。其实“公司+农户”模式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早在114年前恩格斯就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将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农经济的组织形式剥削农民的本质进行揭露了：“在法国北部也如在我国（英国）的甜菜产区一样，资本家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而农民必须在极端苛刻的条件下栽种蔬菜，必须购买（该资本家）一定量的种子，和施用一定数量的严格规定的肥料，此外，农民在送交甜菜时还要受无情的欺诈。”我们再来说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组织。

2.“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与农民增收分析

前面所言，“公司+农户”模式中，由于农户是单个的、分散的，在与公司谈判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处于劣势地位，他们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但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公司特别是龙头企业它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如品牌、资金、技术等优势。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它是农民自己的组织，管理不规范，决策能力差，它没有公司所具有的那些优势。它不能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获得立足。但与单一的农户相比，它具备了一定的与公司讨价还价的能力。即它将会为农户争取到更多的利益。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

五、农民素质的提升与农民增收的分析

1.农民素质的现状

农业部课题组运用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法来计算种植业所需劳动力数量，其结论是现阶段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数量约为1.52亿人。如果再考虑技术进步和信息化速度加快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等因素，农业剩余劳动力将有1.8亿人左右。但是，从总体上讲，农村人口素质低下：从文化素质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7.8%，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1.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0.52%，文盲半文盲等低质量的人口多；目前外出的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高中毕业者一般也仅占10％左右，初中毕业者占30％，小学毕业者占30％，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盲。

2.农民素质提升与农民增收分析

面对如此现状，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要从提升农民的素质入手。因为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有利于农民扩大就业范围，增加就业机会。农村劳务输出过程中，就业范围与农民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文化程度越高，竞争力越强，就业范围越广。笔者认为加强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是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转业和就业能力，提高农民收入有效途径：一是“专业农民”的专业技能培训。培训对象为农业劳动力，培训内容主要为农业实用技术和相关的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及市场营销等知识培训，使他们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主力军。二是“转业农民”的就业技术培训。培训对象为失土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内容为各类职业技能及有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培训，帮助他们树立新的就业观念、掌握一门专业技能，顺利转业到二、三产业中去。三是“务工农民”的岗位技能培训。对已转业到二、三产业的农民，进行提高技能为目的的岗位培训，使他们成为科技文化素质较高、熟练掌握一门技能的产业工人。只有这样农民增收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参考文献：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江泽民.[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3]《中国耕地资源安全研究》 朱洪波.[4]《站在新起点，谋划新跨越为开创“十二五”新辉煌而努力奋斗——在中共平塘县十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