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全文5篇）

第一篇：人物传

人物传——何仁松

何仁松，男，1968年8月出生，瑞昌市洪下乡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中学语文高级教师。1988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瑞昌市城东学校校长，先后荣获“九江市优秀校长”、“江西省师德标兵”、“江西省优秀校长”等荣誉称号。

1998年8月，何仁松竞聘担任瑞昌市洪下中学校长，率先在全瑞昌市推行教师聘任制，并逐步完善教师聘任和评价机制，极大地调动了教师工作积极性，学校教学质量名列全瑞昌市前茅。此项改革得到了九江市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洪下中学由此成为九江市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单位。

2002年8月，何仁松担任瑞昌市南义中学校长。由于该校地处瑞昌、武宁、德安三县交界处，环境复杂，他特别注重“免疫工程”建设，加强学生养成教育，使得学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教学管理上，他大力推行分组教学法，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水平，因材施教，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各类学生的学习兴趣，南义中学的教学质量也提高到历史最高点，2003年中考质量评估居瑞昌市农村中学第一名。由此，南义中学成为瑞昌农村名校之一，周边县市的许多学生都慕名前来就读。

2004年8月，何仁松调往瑞昌市最大的农村中学——范镇中学任校长。在范镇工作两年中，何仁松与学校领导一起，通过多方努力，彻底改变了该校原先教学设施陈旧、配套工程不完善的落后局面，新建了综合教学楼、办公楼、师生宿舍楼、学生食堂、文化长廊、运动场等配套设施。条件的改善，为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切实的保证，范镇中学教育教学成为瑞昌农村中学的领头羊。

2006年7月至今，何仁松担任瑞昌市城东学校校长。该校是瑞昌市城区一所新创办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五年来，为了做大做强学校，他团结带领学校领导班子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今天的城东学校，已由初建时仅两栋教学楼、其他配套设施近乎空白，教师44人、学生800余人的学校，发展为一所设施一流、环境优美，教职工220余名、学生5000余名的江西省规模较大的学校。学校秉承“感恩、砺志、爱国、荣校”校训，教风实，学风纯。2010年首届参加中考便成绩骄人，瑞昌市前一百名该校占四分之一，均分居全市第二。2011年中考有三名学生进入瑞昌市前十名。小学教学质量更是稳居瑞昌市前列，多次代表瑞昌市接受部、省、市的督导和考评，并取得优异成绩。几年来，城东学校先后获得“江西省和谐校园”、“九江市群众满意学校”等五十多个各级各类荣誉称号。

第二篇：风浪口人物-柳传志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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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我不想做教父

今年是联想成立三十年，我办企业这三十年，看到的变化很多。

首先是明确了要改革开放，不搞阶级斗争了，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这个路怎么走?其实一直到1990年代是有很大争议的，到底是走市场经济的路，还是走计划经济的路? 现在年轻的同事、朋友和外国人完全没法理解什么叫计划经济，我们是经历过了的。我当时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计算所要买仪器、设备，包括进口电脑，怎么个办法呢?需要计算所的上级单位科学院的计划局先列计划，一年拨多少经费，先把这个钱定下来。科学院又从哪里定呢?根据国家计委的计划定。计委把钱分到科学院，科学院再把钱分到各个所。所长的工作就是计划每年所里要做什么事，应该用多少钱，去院里争，争完把钱拿回来。每个所都有一个科技处，钱拿回来以后，再分，再争。

比如说买计算机，政策规定，计算机的主要部分都得买国产的，要买进口的得说明特殊用途，因为进口涉及到外汇问题。然后就统计，计算所需要多少台，科学院多少台，卫生部多少台，全都凑在一块，这就是顾客的需求量，国家再把这个指标分到生产厂子里去。

过去生产计算机，国家批了80条生产线。主要生产任务给了长城公司，规定这一年你得生产多少计算机。元器件从哪来?得找电子部，电子部里可能有一千多个厂，像生产磁盘的放在湖南怀化——怀化是三线嘛，在那儿建了一个厂子生产磁盘。厂子要自力更生生产，生产水平不够，国家再给你投资。科研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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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是闭门造车，外面做什么样咱们也不知道。于是，磁盘、键盘、显示器都被分到各个单位去生产。国家给这些单位定指标，比如你一年应该生产多少东西，你们有多少员工，一共给你们多少经费，每一级干部的工资都是国家定的。东西卖多少钱，国家也给你定好了，其实也是调拨的，比如生产计算机的指标就拨到长城去了，然后有订货会，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所以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它要是产品质量不好，你真的是一点辙都没有。

这个阶段，国家的体制、机制、政策还都是以前的。比如外汇问题，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出来以后，因为不在编，国家也不给你外汇指标，而国家给长城计算机公司每年两个亿，其中外汇就给了1000万美元，那就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了。我们中关村的企业，包括四通都是一分也没有的，实际上得拿高价去买外汇。不过，国有计算机公司虽然拿了外汇指标，做的东西卖不出去，它们就把指标卖了，卖六块人民币一美元，靠这个活命了。还有一些高干子弟，各种路子的人到有关地方批条子，就批出了外汇指标和进出口指标。那时候相对比较混乱，走哪条路也不明确，规章制度也不是很明确，是个比较含糊的状态。

我们出来办公司那时候，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走在了前面，比如吴敬琏特别强调市场的作用，外号叫“吴市场”，厉以宁叫“厉股份”，还有一个曹思源叫“曹破产”，这些经济学家已经把观念引进来了。

1990年以后，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边，国家大概知道，保护民族工业的结果真的是保护落后，没法用了。于是国家从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逐渐放松了进口批文，1994年完全撤销了批文，进口整机的关税也由原来的200%减到了百分之二十几，这样外国的机器就开始大量进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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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1993年一年时间就被整个冲垮了，因为它完全不会营销。我们因为是给人做代理出身，在那种混乱的状况下挣扎，既要不犯大错误，还要自己学会所谓市场经济是什么。从哪里学的呢?根本不是从书上学，主要是在给人做代理的过程中摸索。所以当国家真的开放之后，我们还是知道一点企业应该怎么办。

国家在这个阶段是一直在整理经济秩序，其中起巨大作用的是朱镕基。像人民币跟外汇的对接、国有企业改革、三角债等很多计划经济历史上的问题，硬给掰过来了。尤其是住房改革，原来我们在计算机所分房子，得按工龄、年龄等指标考评，分到手的当然肯定都是很小的房子。到后来国家赶紧把房子卖给大家了，从今以后大家自己拿钱到市场上买，这样就形成了中国一个大的房地产行业，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1990年代，加入WTO变成了我们国家追求的目标，因为你要在世界上跟人家对接，你必须得是市场经济。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坚韧不拔地改了过来。我们做企业的，你要问张瑞敏、王石、任正非，他们都经历过前面这一段。

企业最需要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竞争，而我们原来是在乱七八糟的碰撞中挤出一条路，最后进到大江里头跟人家比谁游得快。如果简单讲这三十年，你要说企业是如何发展的，首先应该要讲国家是如何改革的。

在美国，企业家刚当完财政部长，退下来就到公司当董事长去了，刚开完律师事务所，跟着就去竞选总统了。而在中国，做官员和做民营企业家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既然这样，我就必须认定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我想的很清楚就是做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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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们是科学院投资的公司，是国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在计划外，所以我们完全是民营企业的待遇，没有什么指标，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算国家投资的企业，当时这个公司是有一个级别的，所谓正处级。我是联想第一任常务副总经理，做了一年以后，总经理被所里叫回去了，他自己也愿意回到所里去，而我坚定不移要做企业。1992、1993年的时候，联想在中国科学院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回科学院其实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没有过任何的犹豫。主要原因是我觉得我们国家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让企业本身有一定施展的空间，环境逐渐在好转，以后就可以有更多发展，可以到外国去并购，还可以进到其它领域。但是一旦环境不好，我立刻就老实，我不会为了让企业赚更多的钱，冒更大的、不必要的政策风险，中关村很多企业因为这个就出事了，我坚决不做。

当然，中国科学院有非常好的机制，科学院的领导能够让我充分地发展，自主决策，我也认真地约束自己，比如说按时足额地给院里交钱，从来不做任何违约的事情，对内对上都一样，做事非常透明。我也确实得到了领导的信任，我在这儿工作，有这么一个条件，为什么不好好做呢? 还有一个，1998年时，我也积极争取到了员工持股会的股份，员工能够有35%的股份，已经很不错了，大家很有积极性。

现在，政府说要依法治国，要变成一个法制国家，太好了。

说到跟政府的关系，第一我不说违心话，第二我不说伤害自己的话。有一些事情我瞧不明白，或者我不赞成，或者不懂，跟政府的意见不太一样，因为确实不十分了解，我也不会说。如果长时间确实是被事实证明了不好以后，我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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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还是不说，这个判断也很重要，我也得替我们公司那么多人负责任。专家学者是专门研究公共事务的，他们会对这些事分析得很透，他们可以进行辩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资格，两句话一问就把我问瘪了。我只知道，什么政策在多长时间内对企业发展是有利的，我的常识告诉我这也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

1984年对于中关村、对于我们这一批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到美国参观访问，发现国外的高科技产业化都是在企业里进行的，回国后就提出了要科技改革，要办企业，由此带动了整个中关村。中关村现在剩的企业也不多了，还剩几家了吧。王石为什么是1984年创业我不知道，张瑞敏1984年创业也是赶巧了，不太知道为什么在这一年创业，是不是1984年中国正赶上松动的一个口，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很好地去研究。

我身体最不好的时间是在1987-1990年这一段，那几年每年都有要死要活的时候，比如出现大的亏损，比如国外企业大举进入中国，这样的事情年年都有，每年超过两次，提心吊胆的。

如果今天我再遭遇同样的事情，我的心里会很坦然，倒不是说事情小了，也不是说我把它看淡了，而是因为我知道怎么处理了。我经常跟同事们说，人为什么要勤于总结勤于动脑呢，一件事情过去了，你反复去研究它比较它，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大的紧张状况了，这是我的工作习惯。

比如像处理联想集团外籍CEO的事情，我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处理，跟我当年处理联想香港公司亏损有很大关系。当年香港公司亏损负责人做得不太合适的时候，我告诉他应该怎么去做，而他没有那么去做的时候，我没有插到底。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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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如果碰到其他的公司领导者，往往会很生气，会直接找他的下属，一竿子插下去。当时我没插下去，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当时一会儿回北京一会儿去香港，两边管着，我到香港插完了之后就回北京了，他又会整个颠覆过来。所以我没插，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非常干净利落地证明自己做错了，于是我干净利落地把他请了出去。如果当时我也是插到事情里边去，事情就比较难弄了。

当时处理得可能也算成功，但是会让我生病，我会非常紧张，晚上会睡不着，120%的精力都会放在里面。而到了后来，我就能够把握分寸了。分寸是什么呢，一次两次做了，做得多了，也就找到了。这有点像张炳贵(王府井百货的营业员)卖糖，一抓就是二两，因为他过去不停地抓，看二两是什么感觉，老去抓，很有准。分寸和感觉只有依靠不断复盘，依靠勤于思考才能得到。

作为企业领导人很难避免发脾气，那次处理香港公司那位同事的时候，我就当着有关同事的面发了脾气。那些尖锐的话不能只跟他一个人讲，因为如果只跟他一个人讲的话，第二次我就没法再讲了。再讲他就会说，“你什么意思，不行我走”。所以我第一次当众讲，因为话不是给他一个人听的。

我的管理思想大概是在1997年后逐渐成型的，当时我花了一个多星期，想明白了跟惠州工业园区员工的讲话。每年我都会有一次对员工的讲话，都要花上将近两个星期去思考，去准备，主要是把自己要说的东西想明白，想不明白的不说。讲完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还会回头看以前的想法到底对不对，就是这么逐渐总结出来的。

有人说我是企业教父，我不会把自己真当成一个教父似的。冯仑说柳传志应该当成相片挂墙上。我说，你吃喝玩乐随便，就把我当相片放那儿搁着，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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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现在咱们说话多随便，如果我跟教父似的，那就要穿得一本正经。我还是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不会出大格，这样大家也愿意接触。我说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感受。

一个企业必须得有人考虑长远发展。职业经理人不是企业家，他就是拿一份工资，尽忠尽职，在这段时间把企业做好，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不会有太多考虑。

我上次听过一个学者说，行业不停在变，世界上怎么可能有百年老店?这话不对。因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业本身就长寿。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日本，看到街上有个推车，卖面条的是一对老年夫妇，我们在吃面的时候跟他们聊天，人家就是上辈子传下来的，这个行业是百年老店。还有一种是企业不断在变形，在改革，诺基亚以前也不是做手机的，只是最近这次转型没转好，如果它转好了呢?真正的家族企业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传下来。我在法国看见这样的家族企业也有好几个，都是有相当规模的。还有像英国的那个怡和洋行，也是十九世纪的公司，能够把公司办这么多年，其实要不停地转换角色，调整角色。

联想希望通过文化，通过创新激励机制的方式，试着走一条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的道路。这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带头人要考虑到把企业办好，而不仅仅考虑个人的收入。在企业的发展中，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人力资源本身也是能计入股本的，所以需要认真考虑。我们当年的老同事，退休、去世了以后，他的股票还能够继承，那就是为了表扬他当年创业的时候能克服各种困难的结果，要不然谁去创业呢?机制、体制我们都在摸索之中，不敢说一定能成功，但是现在公司全体同事、公司的最高管理层都决心走这条路了，以后能走多长时间，还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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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自己的发展战略目标，实际上走的是中国的大形势，我们看哪些领域发展空间大，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不太会受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等方面的影响，这样的行业必然在传统领域，比如农业食品、医疗健康这些领域。这些领域在中国很多是看着已经很成熟的东西，但是实际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空间。单说农业，中国有这么多人，是个农业大国，但是事实上中国不仅工业落后，农业也极端落后。现在需要采用合作经营模式，合作经营是为了干吗呢?还不是为了科学经营。

今天确实到了该科学经营的时候了。我们去智利考察，中国的土地都贫瘠到有机质只有0.2%了，而人家智利最差的也有3%，好的都到了百分之十几。土地肥沃跟土地贫瘠，种出来的东西能一样吗?土壤的肥度实际上能够通过科技手段来提高，还有就是推广普及除病虫害的科技应用，但这都必须建立在规模经营的基础上。因此，像陈绍鹏(联想控股旗下的佳沃集团总裁)他们就是两件事：一是怎么能够和规模经营的农户打交道;二是把先进的技术输送过去。这两件事要做好了，不但农民有利，我们也有利。我们要用工业思维来改造农业，难度在哪?一个企业要有好的文化，严格地按照工业思维去做，而不能妥协，中间不能够做着做着就放弃。联想恰恰在这方面是比较成熟的。我们干吗不好好把这个上下游做好?所以现在联想控股的主力部队就是沿着这个路子去做的。

现在互联网很热，就像当年的电脑一样，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心。我们曾经在这个中心待过，现在联想集团实际上离中心也并不太远，而联想控股更想研究的是像农业、食品这种传统行业怎么做到真正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怎么利用科技思维来改造农业，这不是挺实际的事嘛。当年我们在IT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候，风浪口：互联网活动社交平台，行业的风口浪尖

也不是为了出风头而风口浪尖，我们的目标挺实惠的，你看我从来不做虚头巴脑的事。

联想把定战略看得挺重的，我们需要明确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要怎么选达到目标的路线，怎么调整。现在像马云说的，互联网要先做再说，在我的实践经验中，这确实不能够很好地理解，但是我能够很好地去运用互联网为我们的业务服务。我想用互联网进行销售，用互联网做市场，用互联网去解决供应链和库存的问题。我觉得互联网实际上还是一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手段。马云就专门到我们公司来聊过，我们也到雷军那儿去详谈过，到刘强东那儿详谈过，还跟马化腾他们谈过。我有这么多互联网行业的朋友，而且不仅是我，我们下面会有一波一波的人出去研究，有哪些东西我们能理解能接受，哪些东西不能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如果能走上内需拉动消费，成为引领中国GDP发展主力的话，中国经济会形成良性循环，国家目前也正在努力往这方面走，所以很多必要的消费行业很重要，虽然这些都是传统行业，但是很多还是用陈旧的方式在管理，而我们是可以从管理方面帮助它们提升、突破的，我们可以把它跟互联网结合起来，这也将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篇：解读斯特恩的《项狄传》中的人物叙事

解读斯特恩的《项狄传》中的人物叙事

【摘要】《项狄传》是英国天才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的代表作，他的一生中主要出版了两部作品，但是都没有写完，一部是伟大的《感伤之旅》，只完成了两部，而另一部则是本文将要深入研究的英国小说史上的天才之作《项狄传》，这部小说从1759年——1768年耗时九年，共完成九卷，但是仍然没有完成，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作品对小说的叙事手法进行了创新，在结构形式上完全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羁绊，大胆地运用反小说，反传统的叙事形式，赢得了读者的一致好评。在小说创作时，斯特恩打破了传统小说叙事形式的束缚，本着反理性主义的思想，注重情感，崇尚感性，完成了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新立异的作品，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对《项狄传》中的人物叙事进行深入解读。

【关键词】斯特恩；《项狄传》；人物

《项狄传》作为文学天才斯特恩的代表作，其叙事手法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前瞻性和实验性，这部作品的艺术形式与上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戴维·洛奇曾在文学评论著作《小说的艺术》一书中将这部作品称之为“最早的超小说”。斯特恩在作品对冒险经历，民俗风情等描绘言简意赅，轻描淡写，但是却浓墨重彩地大肆渲染叙述者的思想和观念，在小说的叙事时间上，斯特恩也进行了巧妙的安排，让小说的结构得到极度的扩展，也将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空间无限扩展。因此，斯特恩的《项狄传》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傻子、愚人形象

巴赫金认为、在狂欢节中常常出现的小丑、愚人或者是傻子的形象在这部小说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虽然这种形象是产自于民间创作，而且在大多数的文学作品中这种“怪人形象”是经常受到人们的鄙夷的，但是这种形象却有世界性的代表意义。在文学评论中，研究这类形象是非常有趣并有着重要意义的。从否定的角度看，愚钝具有贬低或者是毁灭的色彩，而从肯定角度，他还有更新及真理的色彩。在官方的统治性真理中，愚钝是反面的表现，中国自古就有“大智若愚”的说法，对于统治者制定出的世界观，愚钝首先表现出的是不理解和不能接受，通过愚钝这种表现形式，思想就可以不受统治者、官方设定的世界观和各种法规、规则的束缚，可以自由自在，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明智的行为，不受这个世界的各种约束。而斯特恩在《项狄传》中设置了这样一群疯疯癫癫的愚钝人，然后给他们一个舞台，让他们上演了译出令人嘀笑皆非的滑稽剧。托比叔叔是一个退伍军官，在一次战斗后中他腹股受伤，大多数成年人的嗜好他都有，喜欢抽烟，喜欢喝酒。而斯特恩刻画的托比叔叔的形象是一个不谙世事，甚至对男女之情都不懂的人，是一个典型的愚钝者的形象，他整天只知道在滚木场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战役用沙盘的形式摆出来。在读者的眼中，他是一个蒙昧、愚钝、天真、善良、厚道的代表，就和哈姆莱特是优柔寡断的代表意义是一样的。而特灵作为托比叔叔曾经的部下，完全是复制了托比叔叔的性格，他与托比叔叔之间的关系，就和唐吉可德与桑丘之间的关系一样。在演练战役的过程中，他甚至将托比叔叔的长靴当做大炮来使用。托比叔叔在作品中总是生活在过去，而作品的主人公项狄，也就是“我”的父亲则总是生活在对未来的向往中。父亲总是提出一些千奇百怪的设想或者是假设，全然不知这些事情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当别人毫不客气地将他关于特里斯舛的出生和面相上面一些奇谈怪论戳穿以后，他才自嘲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尴尬。以愚人或者是傻子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让人们感觉世界变得陌生。这种超出常理，突破传统的形象设计就像是一道道符咒，完全改变高高在上谈论世界或者是虚伪的论调，为文章增加了许多幽默诙谐的成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含有了多重的含义，就像是象征手法一样，置于不同的时代读者的理解也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部作品，人物没有了史诗般的完整性，而是趋向于不同的路线，人物的外在特征与内在因素出现了极大的反差。

二、人物诙谐幽默而滑稽的语言特征

在英国文学史上，斯特恩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而且还是最具幽默趣味的大师级人物。在英国的小说界，斯特恩创造了具有史诗般叙事的小说作品。充满了滑稽而浪漫的风格。作者在这里用小说去描写小说的内涵。为小说的发展开启了一扇朝着天空的窗户，直到今天，从这扇门中走出来的心理体验小说还在继续。在描写人物的言行举止方面，斯特恩巧妙地运用讽刺、夸张的手法将人物的弱点和怪癖都表现出来，同时也将人物的幽默和温厚性格散发出很远。斯特恩的幽默是一种伤感的幽默，是对各种琐碎、严肃或者神圣的题材进行的一种带有揶揄的嘲讽。他以自己犀利的笔锋将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和人物剖析地体无完肤。作品中，项狄对不同行业的人都表现出一种嘲讽或者不屑，这些人包括医生、律师、政治家、小说家及神职人员。例如，项狄对律师一直都是嘲讽的态度，他认为律师是最虚伪的职业，虽然他们披着法律的外衣，但是做的却是一些肮脏的、恼人、错误的事情，他们总是摆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态度将它从大门里踢出去，而且还保持着一种固执的态度，让人们表面上感觉到法律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和平而存在的。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滑稽可笑的事情，项狄总是持一种揶揄的嘲讽。即使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他通过人物的对话还是要表现出他的揶揄讽刺的态度。而且他的这种揶揄和讽刺精致到让人不得不欣赏。例如在描写托比叔叔的时候，托比叔叔有着特殊的嗜好，即使是在冲锋陷阵的时候，他都要将自己的信仰大声说出来，他将拐杖当做长矛指着前方，并将一只脚踏在凳子上，大声地说着什么。这种表现也暗示了他与哥哥之间的一种悲剧关系，对于哥哥的各种教训和见解，托比总是迁就，从来不去争辩什么，即使是心中苦恼也只是吹吹口哨发泄一下，在这里作者就通过一种幽默的笔触描写了托比叔叔的天真浪漫，借以对比父亲那种书卷气十足的形象。

斯特恩还在作品中实验各种语义，这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在他的笔下，人物充满了滑稽的荒唐，使整部小说的喜剧情调更浓。斯特恩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拟生词、双关语甚至是混合词，这种混合词是通过将两个词的音和义混合在一起，也就是斯特恩杜撰的，但是由此而产生的歧义和模糊性，甚至是给读者留下的字谜游戏正是他的目的，他需要读者通过逻辑推理去分析由他自己生造了词或者是语法上的一些难以读懂的变化。他常常给人物取一个充满滑稽意味的名字或者是让他们做出一些滑稽的事情。都为人物的刻画做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准备，使人物更加荒唐和滑稽，也使文章的幽默色彩更为浓厚。对于那些性格古怪、行为拐杖的人物，斯特恩采用歧义的手法进行描绘，在这些人物的奇异思想中再加入一些喜剧的描写。文中有一段描写是关于“修桥”的，特里斯舛对沃尔特说医生在忙于修桥，本来这是指医生在做假鼻梁，但是对于整天沉迷于军事构筑中的托庇叔叔来说，就理解为是在军事模型或者战役中修建桥梁。这就是典型的歧义手法。还有作者在描写托庇叔叔的天真以及沃德曼太太的富有心机时，就采用了双关语的手法，托庇对沃德曼太太说“你可以把手指放在这个地方”，从沃德曼太太的理解一位托庇要有什么暧昧的举动，但是托庇却将她的手放在了地图上自己受伤时的位置。《项狄传》中的叙事是非线性叙述模式，斯特恩热衷于用一些不相干或者是不合时宜的非逻辑方式进行叙事，随着斯特恩的思想，读者就如同身处于一个荒诞不羁的怪异世界里。这个世界支离破碎，时间可以向前也可以倒流，读者只有将整部作品阅读完毕，才能发现其中的发展线索或者是主要内容。就作品的组织结构而言，斯特恩将作品的前言放在了第三卷的第二章，这与一般的前言在文章的开始有着很大的区别。从整体上看，《项狄传》更像是一部谈话集，整篇都是喋喋不休的插话和谈话。无序而且滑稽荒唐，作者甚至用“倒退了好几卷”来证明第四章项狄出生时的混乱。通过这种杂乱无章的叙事，作者控制着自我不断地获取生活经验或者不断地对生活进行反思。并努力将这个体验生活的过程用文字的方式想读者展现。

三、人物类比的叙事手法

《项狄传》的叙事手法常常被评论者所提及，但是对于小说中运用的另一种类比的叙事手法，多数人忽略了。类比的叙事手法在这部作品中被大量运用，并且让小说的艺术效果更为突出。表面上，叙事者将各种东西随意地拼凑到一起，把各种互不相关的叙事材料用堆积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但是深入研究就能发现，这是通过类比的手法将各自发展的叙述对象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人物之间是类比的关系。比如说特里斯舛、脱比和沃特的性格都是各自独立的，都有着特殊的嗜好。脱比叔叔和项狄太太都不善言辞，项狄太太经常在丈夫的喋喋不休面前沉默寡言；脱比叔叔则是除了谈论战争的事情外闭口不言。很多时候，脱比叔叔只是通过吹口哨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感；而项狄则非常健谈，只要有机会，项狄总能以自己的高谈阔论吸引别人关注的目光。甚至他会用各种肢体语言来吸引更多的观众。

类比存在于小说的各个部分。特里斯舛被砸伤回应福大托里乌斯裤裆里掉进热板栗的事情，与托比叔叔被石头掉下砸伤腹股沟的事情也是呼应的。这就是类比的运用。特灵曾经多次想讲述国王和城堡的故事，但总被其他事情打断，以至于到最后都没有讲出这个故事的第二句。这与项狄对人们讲述自己生平的事情是一致的，虽然他非常健谈，但是在各种事情的干扰下，他所讲出的也不过只是他初期的一些经历。这也是一种类比的方式。托比叔叔在项狄家中演练战场经历的事情与沃特撰写《特里斯舛大全》的事情也是有类比关系的。在撰写《特里斯舛大全》时，沃特写的越多，要想说的就越多，而他撰写的作品就越偏离人物最为核心的生活经历，最终变成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纸。托比叔叔同样多次演练战场经历，以至于最后沉迷其中，脱离了身边的人群，脱离了社会，让自己演练的目的也飞到了九霄云外，这也是类比；还有诸如托比的所处情境与特里斯舛描写自己的生活是类比关系。小说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通过这种类比手法的运用，文中看似互不相干的事情变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深化主题，突出作者的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

结论：

《项狄传》是英国著名作家斯特恩的代表作。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最找的超小说。为英国小说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他运用新的叙事手法，突破了传统小说结构的束缚，充满了反传统和反小说的色彩。《项狄传》充分表现了斯特恩的匠心独运。正是由于作者烦传统、反理性主义的叙事形式，才让《项狄传》这部作品闪现出非凡的艺术光彩。本文对《项狄传》的人物叙事进行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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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新.《项狄传》人性视角探究[J].时代文学(上).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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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骞宇.《项狄传》:西方早期的实验小说[J].名作欣赏.2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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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超越形式分析——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叙事批评特色探析[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04)

第四篇：本科毕业论文：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内涵

本科毕业论文：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内涵

学 生：闫少鹏

指导教师：刘振英 讲师

摘　要

苏轼人物传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所选人物多有重大历史影响；二是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三是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四是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苏轼人物传论有其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他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尚纵横，崇王道，重霸术。认为统治者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还应重视人才、任人以明，而人才应以智、忍、节为完美的人格追求。苏轼人物传论的产生深受唐宋文坛散文的影响，尤其是深受唐宋八大家其他七大家的影响，相较其它人而言，“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苏轼文章内容材料丰富，思想深刻，气势沉雄，笔力老健，观点英锐。另外，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也深受时代政治思潮的影响，总而言之，苏轼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苏轼的人物传论的特色。

关键词：苏轼 人物传论 势 纵横 人格追求

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thought content of theory

Yanshaopeng Drected by Liuzhenying Lecturer

Abstract

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ory to generalize to 4:One is the person chosen to mostly have great history influence;Two is lend the matter of the ancients to discuss contemporary over;Three is that the purpose is novel, delivers people of the past of don't deliver;Four is longer than to discuss politics, military and relationship.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a theory to contain its special history view, political view and value, he emphasizes “power”'s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affairs and still maneuvers, Chong right way, heavy Ba Shu.Thinking the ruler should take people as origin and adjust public sentiment, should also value a talented person and let people with clear, but talented person should with Zhi, endure, stanza for the perfect character pursue.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creation of theory deep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ang Song literary circles prose, particularly the influence that deeply is subjected to other seven everyoneses of Tang Song Ba everyones, compare other persons but speech, “is like tide, is like spring, Europe is like Lan, Su is like sea”, Su the Shi article contents material abundant, the thought is deep, the vehemence sinks male, power of style old Jian, standpoint English Rui.Moreover, 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thought of theory also deep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ges political current of thought, to sum it up, Su Shi accomplished the special feature that Su Shi's person spreads a theory social milieu and his life career in place ages.KEY WORDS：Sushi The person spreads a theory power Maneuver The character pursues

前　言

苏轼是我国北宋最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和诗词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他的散文作品中有一部分是评议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人物传论，主要收录在《苏东坡文集》的第三卷、第四卷和第五卷中，主要写的人物有帝王，包括宋襄公、秦始皇、汉高帝和魏武帝；有将相名臣，包括伊尹、周公、管仲、孙武、乐毅、留侯、霍光、晁错和诸葛亮等；有思想家和文学家，包括孔子、孟子、荀卿、子思、贾谊和韩愈等。这些文章多从古人史实生发开去,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往往出人意料之外,而又合情合理,表现了作者独创的思维能力,应该说是苏轼议论散文中的优秀之作。而这些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与前人有很大不同，体现出苏轼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苏轼人物传论的主要特点

苏轼人物传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所选人物多有重大历史影响；二是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三是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四是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

1.1 所选历史人物多有重大影响

在苏轼以前的历史人物成千上万，多如牛毛。选什么样的历史人物来生发议论呢？从苏轼的人物传论来看，他选的人物多是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参与过重大历史事件的人，如周武王兴师伐纣，开创西周；周平王迁都洛阳，兴建东周；商鞅变法图强，富国强兵；范增辅佐项羽，楚汉相争；张良辅佐刘邦，一统天下。任何历史人物，只有投身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中，才能显示其历史地位和功绩，当然也能暴露其弊端与失误。只有经过历史实践检验过的功与过，才能为后人提供可靠的议论话题。从后人的角度上说，只有议论那些经过历史检验过的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的功与过，才能有较强的说服力，更好地发挥借古鉴今的作用。

1.2 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

苏轼历来主张文章务实而不务虚，他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说：“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这种文学观点可以说明他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言必中当世之过，既需要有大勇，又需要有大智。如果直截了当指责当局，势必得罪皇帝和权贵，下场难免可悲，中国历史上许多人都是上了当的。如果借古人之事以言当世之过，言在彼而意在此，则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苏轼的人物传论就采用了这种办法。如在《论周东迁》中，苏轼借平王东迁造成周室名存实亡的史实，反复议论了“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的道理。苏轼的这一言论显然是针对赵宋王朝怯于外敌，妥协苟安，逃避现实的弊病而发的。苏轼所处的北宋王朝，外表上挂着河清海晏，太平无事的幌子，而实际上是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不断动摇着北宋统治的根基。最可怕的是北宋朝廷除少数正直的大臣外，大都自欺欺人，仍然贪恋歌舞升平的生活。在这种历史状况下，苏轼在《晁错论》中发了一通感慨。他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这句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揭露了北宋王朝当时外强中干的实质，后来被历史所验证。可叹的是，北宋统治集团虽有良臣忠告却无动于衷，不思振作，到后来二帝被俘，仓皇南逃。

1.3 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未发

《古文观止》的编选者吴楚材、吴调侯叔侄在《晁错论》批曰：“晁错之死，人多叹息，然未有说出被杀之由者。东坡之论，发前人所未发……”关于晁错的死因，苏轼的观点不一定都正确，但“发前人所未发”确是苏轼人物传论的又一个特点。西汉政治家贾谊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后人对他评论甚多，但多是站在同情贾谊、指责汉文帝的角度，如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贾生》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这样。苏轼与前人不同，在《贾谊论》中虽然对汉文帝略有微词，但大量的文字是议论“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的道理。苏轼认为“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这是为什么呢？苏轼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君子要达到的目标长远，要成就的功业伟大，所以“必有所待”，“必有所忍”，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贾生则不然。先是操之过急，受挫后又一蹶不振，因此苏轼叹日：“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个论调可以说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的。且以《留侯论》一文为例。自《史记》以后，人们都以留侯张良受圯上老人兵书为奇，不断添油加醋，给人物与事件蒙上神秘外纱。苏轼不从此处出发，却认为这是秦末隐士“圯上老人”有意折张良“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此论出人意料，细细想来，却又在情理之中，不得不叹服苏轼的卓见。

1.4 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

苏轼人物传论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且三者浑然一体，形式不拘一格，文体丰富多样。《论子胥种蠡》篇以吴越诸名臣为例，论述了君臣关系，抨击了扬雄的君臣观。“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谏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之士，岂不陋哉！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也，如宫之奇、泄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本文辛辣地讽刺了扬雄吹毛求疵的“儿童之见”，指出君臣亲厚以死相报，君臣不合，可不置一词而去。当据实际情况而定。

《赵高李斯》篇对秦朝历史人物进行深刻地剖析。指出秦国败亡的根由，在于始皇重用赵高。阉尹之祸，史多有例。扶苏、蒙恬持重兵在外，却蒙冤受诛而不复请，为什么呢？苏轼叹道：“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荆轲之变，持兵器的人，看着始皇绕柱而逃，无人能救，是因为秦法不允许上朝人带武器，而且法律过重，人有正当要求，不敢据理力争。“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商鞅、汉武与始皇皆然。而以平易为政，上下相通，虽有奸臣，不能乘隙离间。本篇阐述两层意思：一是戒帝王勿使宦官专权。阉尹致乱，使英主与庸主无异；二是刑法不能过苛过严，否则会闭塞视听，上下政情不通，致使不能救弊防奸。

《论范增》在短短几百字里十分精辟地论述了楚汉战争期间范增、陈涉、项燕、扶苏、楚怀王孙心、项羽、陈平、刘邦等人之间的关系。指出：“增之去，当以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因为“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心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他还指出，项羽不用范增之言，杀其所立，对其必疑。范增“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则是善策。而范增不能早定计是个大错误。尽管如此，范增仍不失为人杰！苏轼人物传论中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

苏轼人物传论有其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他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尚纵横，崇王道，重霸术。认为统治者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还应重视人才、任人以明，而人才应以智、忍、节为完美的人格追求。

2.1 历史观

2.1.1 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

苏轼论史，喜言“势”，如其论封建，则引柳子语云：“封建非圣人意，势也”，且以此语贯通全篇。论周公，则言其诛管蔡乃“势不能不诛也”，盖周公当武王早故，幼主难以秉国之际，是“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无可奈何而为之。则苏轼以为，纵圣人立世，亦无以逆“势”而动。“势”实乃特定历史情境之中各矛盾之胶着与胶着中蕴涵着的强大之力。苏轼又喜言“时”，《封建论》云：“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又云：“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时”与“势”者，实一物也。而言“时”者，重在特定历史情境之时间感，以强调其紧迫性与即时性。言“势”者，则尤其突出其裹胁历史中一个个孤零零个体冲刷而下的伟力。苏轼虽未明瞭历史之动力所在，却直觉地感受到了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故苏轼以为，圣人当识“势”（“时”），从时势之变而取因应之道。故其甚为推崇汉高：“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汉高帝论》），而制度之设，亦应因时势之变而有兴废。故其《封建论》一文，力斥春秋之后倡导“封建”之非，指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

不惟如此，苏轼且揭示出政治混乱的人性根源，盖所谓：“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力，力莫大于封建。”而苏轼之“时”“势”观念实际即以重“实”思想本色为底蕴，既苏轼观照历史发展及种种历史问题，多不惑于虚名而重事实。《正统论》乃为驳斥章望之之论而作，而其又与欧阳修论正统多有异议。其论开宗明义云：“正统者，名也？实也？……天下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圣人与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实伤名，而名卒不能伤实，故名轻而实重。”苏轼并指出：“欧阳子曰皆正统，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统，是以实言者也。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章子以实言而不尽乎实。”盖欧氏首倡正统之说，以为“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也”，而章子以为“永叔以正统之论肇于春秋之季，故引公羊大居正、大一统之文为据。既曰大居正，而又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远也。”遂别立霸统之论，以为“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统也；得天下而无功德者，强而已矣，其得者，霸统也。”而苏轼则首先究及正统论确立之本原：“正统者，恶夫天下之无君而作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天下无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故篡君者，亦当时之正而已。”既而论证正统与否不过虚名而已，篡君虽据有天下，固然不害其为正统，而倘若世人不以正统之名为重，则纵然篡君得正统之名，也无法掩其弑君之事实：“正统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故欲重天下之实，于是乎名轻。”

2.1.2 尚纵横，崇王道，重霸术

苏轼人物传论中崇尚纵横之术，尤其在他论仁义利害之际，更是彰显其纵横之气。而仁义利害的区别，在君主的统治之术中就表现为王道和霸术区别。而苏轼表面上崇尚王道，实际上却极重霸术，也可说更重视政治的实效。

苏轼尚纵横，时人即已有所议论。苏轼少年之时，王安石便言其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而欲黜之，而元祐之际不惟“程氏以苏氏为纵横”，王觌等人亦纷然言其“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其间虽杂党争偏执不实之语，然却并非纯然诬蔑。如上引其论“时”语，即直接出自《战国策·秦策三》秦客卿造访穰侯时语：”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此君之大时也”。而其言进谏，则曰”有进说于君者，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则用力寡矣！”故当以利害说高帝（《汉高帝论》）。言贾谊，则以为当深交帝王大臣，而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贾谊论》）。言晁错，则引“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勿务为自全之计”（《晁错论》）。然此种纵横，实乃其纵横捭阖之气，而非一家之纵横家数也。

而其纵横之气，尤在于其论仁义利害之际。朱熹尝言苏轼“以利害为言，则终不近圣贤气象”，其论鲁隐公，以为虽“仁”而“不敏于智”，李斯则为利便可得利。原其立论之心，乃在于“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一语。故其论事，常将心术与实效清晰分辨，却实未尝分离。钱钟书尝云：“伦理学有主意愿与主事效之别，亦即《孟子·滕文公》答彭更所谓‘志’与‘功’。”而苏轼实欲合心术之仁义与实效之功利二者为一矣。如此，则既无心术败坏，道德沦丧之虞，又无以仁义败事亡身之弊。其说虽看似邪僻，然自有用心在焉。南宋陈亮尝言：“谓……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绝者仅如缕耳。此英雄豪杰所以自绝于门外，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苏轼之意，一是在于以功利证仁义之价值，二是在于以功利补仁义之缺失。而体味其暗含之价值观，亦实有对仁义失望之意。故其反复申明致意于“智”，“能”：一言“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诈力相并，其道术政教无以相过，而能者得之”（《魏武帝论》），二言“古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而权之于人”（《魏武帝论》）。

而仁义利害之别，于君主之统治术中即表现为王霸之辨。苏轼虽崇王道，以为“不可以小用”，而其实极重霸术。其《乐毅论》将王道，霸术分别而言，以三王为“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五霸，范蠡，留侯为“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而徐偃王，宋襄公，乐毅诸人实为霸者而欲以仁义服民，故其丧国亡身。此语似有与仁义功利合一之说有矛盾之处，然苏轼论此自有分寸。其论仁义功利合一，乃专言王者有诚恳之仁义之心而自然天下归服。而其论霸术之用，则惟注目于利害倾夺，至以代范、留而言曰：“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并赞二人“虽非汤武之佐，然亦可谓刚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为者也。”而此一篇纵横文字之结论，便是“欲王则王，不王则审所处，勿使两失焉而为天下笑也。”则是言王道霸术之分，且证王道实非霸者取天下之术也。

而《诸葛亮论》一篇亦可与此相互证明。其主旨乃为“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一语。盖苏轼以为孔明初当以忠信激天下之心，而反以诈术迁刘璋，遂失天下义士之望；后当离间丕、植，绝曹氏之手足，而亦未能出此奇策，“宜其屡战而屡却哉”！则是言孔明亦王道霸术两失之也。然《乐毅论》乃言乐毅为霸者而饰以仁义，而《诸葛亮论》则言其可行王道而失行王道之机，当行诈术而又失行诈术之机。因此可以证明苏轼之王霸观，实以为仁义、诈术乃王、霸分有之，王者不宜为诈术，而霸者亦不可行王道也。

然苏轼虽言王霸分别，而察其论王者诸语，亦时时有功利之念悬于心中。如言王道则重在其“用”：“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则王，小用则亡”，实以“王天下”与“亡天下”为重，而以“道”为轻也。至于《论养士》一文，则于满纸诡谲之后仅有区区一语言及“先王之政”，亦可见其心中轻重。故苏轼所为实非一般俗儒所重之王道，而在政治之实效也。

2.2 政治观

2.2.1 施政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

苏轼人物传论认为英明的君主做出英明的决定是顺应民意，是以民为本的体现。开国君主改朝换代，建国以后止戈罢兵，休养生息等都是为了顺应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

《论武王》中，苏轼明白指出武王伐纣后之偃武，其意义及背后之考虑，正与汤所谓的“惭德”相同。戒慎畏惧，偃武修文，是忧虑天下不服，而天下不服的原因，至于“虽盛德所在”一语，其实已可见苏轼不完全否定武王杀纣而代之的正当性。“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的乌托邦式理想主义在此不复得见，取而代之的，则是苏轼学术文章所擅长的、由人情考虑而生的洞识及体谅。苏轼其实并未否定武王解民于倒悬之功绩，故仍以“盛德所在”视汤武吊伐之举。但动用武力以取得天下，弒世主以代之，难免纷纷不服者众，苏轼认为，这是经史有征、无可回避之事实 ；难处在于，即使如汤、武之师出有名，都不得对不服者动辄干戈相向，以免有“战胜而不已”的黩武之嫌，“吾民先叛矣”。面对这样微妙而为难的处境，如汤武周公这样中国政治史上的典范人物，都必须长期谨慎谦卑以对，无敢丝毫怠懈，换言之，陈兵或卷藏，“天下”或民意之趋向，都是最重要的依据，而一切都以天下定安为原则。

苏轼人物传论中还指出，商鞅的连坐之法，苛政也。至于桑弘羊，重农抑商，推行盐铁酒类国家专卖政策，通过盐铁酒类的垄断，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形成了国富民穷。苏轼从民生的角度，剖析了商鞅、桑弘羊的政策实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阻止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斥其灭国残民，覆族亡躯，其立论扎实，无可辩驳。这与以往立论者均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论述其强国的作用，而忽视对民生的凋敝、残害，无疑触及到了事物的根本。而苏轼长期受贬，深入民间，老百姓的感受如同身受，从而在其人物传论中才能体现以民为本。

苏轼为民请命，不计得失。面对宰相王安石的激进改革，苏轼直言改革对百姓的危害，主张关心百姓生活，劝告皇帝优先富民，为了百姓，他竟敢说：“苛政猛于虎，如今全国已有二十万虎狼在横行了”。因反对改革，他被排挤出朝廷，但仍能趋利避害，维护一方百姓权益，《宋元通鉴》记载：“时新法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司马光执政后，全盘否定改革，苏轼站在百姓的角度，建议司马光吸收新法的合理部分，并因此与司马光发生争执，又被排挤出朝廷。苏轼与两任宰相的矛盾并非个人恩怨，而是为了百姓的利益。

2.2.2 统治者应重视人才，任人以明

由于苏轼自己就是屡屡吃亏于小人之口而一贬再贬，所以他特别强调君子和小人之辨，强调统治者要任人以明，切不可惑于小人而使忠臣得罪，社稷被损。

在《论始皇汉宣李斯》中，苏轼指出：“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而“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然而百密一疏，秦始皇致乱之道，就在用赵高、李斯和商鞅变法。苏轼认为：“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而始皇、汉宣皆自以为英主而用阉尹之人以至亡国乱朝，则“与庸主不异”。“李斯佐秦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但在关键时刻李斯却不敢请诛赵高，何哉？苏轼在此将根由归咎于秦始皇重用商鞅变法：“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正因为如此，李斯才有了为满足一己之私而钻法律空子的可能：“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秦二世而亡，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始皇误用了人才。假使始皇在病重的时候不遣蒙毅，那么赵高、李斯也不会奸计得逞；假使秦始皇不重用商鞅，也不会有扶苏、蒙括畏法不敢复请始皇而死的悲惨结局。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苏轼认为对于一切有才能的人，都要有个适当的区处，使其才能为吾所用而不为吾害，这其中就涉及到驾驭人才的心术问题。苏轼认为，君主要驾驭将帅，必须懂得为将者的心理：“敌国愈强，而寇贼愈坚，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则爵赏不得不加。夫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利之；敌国为君之仇，则将帅幸之。”（《孙武论下》）将帅是用来作战的，若无作战对象，则其爵赏不得加，所以将帅的心术，是要养寇以自利。但这样一来，国家就受害了。苏轼认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之所以不能复振，就是因为“将帅之臣养寇以自封”（《孙武论下》），不肯全力效命。那么君主如何驾驭将帅呢？他说唐宪宗有一个好办法：宪宗将讨刘辟，以为非高崇文则莫可用，而刘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辟之不克，将澭实汝代。”是以崇文决战，不旋踵擒刘辟，此天子御将之法也。在统治者方面，要广纳人才，同时也要深谙御才之术，要知人善任、任人不疑。

2.3 价值观

2.3.1 敏于智

苏轼认为：“世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斯而已。”（《魏武帝论》）一个人要想成就大业，必须能观微而知著，明白利害得失，当机立断。鲁隐公就是因为失之迂腐，不能当机立断而遭杀身之祸。在《论鲁隐公》中，苏轼满怀同情而又无比心痛地写道：

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涂之人皆捕击之矣。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是涂人也，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耳，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人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

苏轼认为鲁隐公遵从惠公遗志，还政于恒公，是可以称得上“仁”的了，只可惜他的“智”太低劣，连路人也比不上，路人看到有行凶之意的强盗，会捕之以免受其害，鲁隐公却不能及时解决那个有行凶之意的公子翚，自贻后患。所以，倘“不敏于智”，徒有“仁”心是没用的。

2.3.2 忍小忿而就大谋

苏轼在其人物传论中反复申明了他评价重要历史人物的一条基本标准，就是是否有 “容忍”这种可贵的品性。苏轼在《留侯论》这篇著名的人物传论散文中，把 “忍”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开笔便郑重地指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率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苏轼认为成大事者应具备非凡的气度和高远的志向。紧接着，苏轼在文章中引经据典，反复论证：“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成大事”的道理。苏轼认为张良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能变少年时的“不忍忿忿之心”为“忍小忿而就大谋”的度量。文章最后又以非常肯定的语气严正指出：“观夫度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

2.3.3 具备“天下之大节”

苏轼认为具备可致之才对于成大事非常重要，但“至于捍社稷、托幼子，此其难者不在乎才，而在乎节，不在乎节，而在乎气”（《霍光论》）。诚然，苏轼在这里更看重“节”和“气”在成大事中的重大作用。“才”对成大事者固然重要，但没有“节”和“气”的统协，“才”就只能成为“与天下争能”的狭隘之才。苏轼在《霍光论》中称霍光“先无尺寸之功，而才气术数又非有以大过于群臣”，却“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杀之柄，威盖人主，而贵震于天下”，“历事三主而终其身，天下莫与争”，就在于霍光“才不足而节气有余”，在于他不会以区区之才与人争短长，在于他能以“节气”全其身和全其国。苏轼在这里论证的“节气”就是一种“大节”，它要求一个人必须胸怀整个天下，心底无私、志向坚定。他在《伊尹论》说：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

“‘狭天下’，即以天下为狭，盖言其胸怀之大，装着天下之‘全’。有此大器，才能立‘大节’，才能有‘全才’去面临大事。因为胸中所挟者甚大，故能不为外物所动，保持真正的操守。这操守非一般的小节，其内涵极大，故谓之‘天下之大节’。”伊尹之所以能废太甲，而“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僣；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就在于伊尹“视天下渺然不足以动其心”，“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伊尹论》）。苏轼人物传论的缺失

3.1 疏于对经济及其影响的论述

苏轼专注于政治和历史人物的品评，但疏于对经济及其影响的论述，不了解历史更替背后的经济变动所起的作用，只归于政事之得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苏轼反对官营禁榷，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和桑弘羊所代表的经济主张，主要开向是重农轻工商和强调官营禁榷，其共同点在于富国为首位。对此，苏轼是持明显的反对态度的。他说：“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立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都莦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称之为：‘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物，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是也。”他明确反对以官营禁榷的方式来实现富国的目的，认为桑弘羊以“民不益赋而国用饶”作为口号，采用盐铁官营等方式增加政府收入的办法不可取，认为这些办法”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苏轼针对新法所出现的“聚敛”指责宋神宗：“今陛下使农民举息、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这段话是指变法中主要的大法之一一青苗法的施行，把放贷之权收归国家，变为了官放高利贷。因司马迁对商鞅、桑弘羊的政绩加以客观叙述而斥责”司马迁二大罪”。其目的是以反对历史上的变法人物来非难王安石变法，非难重商行为。他看不到变法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认为是”与民争利”。尽管”官商”行为是不可取的。为商贾立传，承认商业的重要性，司马迁何罪之有？这恰恰表明司马迁的远见和苏轼的政治偏见。殊不知国富才能民强，宋朝是经济发达，但是朝廷羸弱的时代，苏轼对国家经济疏于重视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

3.2 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

苏轼人物传论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如《卫青奴才》中“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因卫青出身微贱曾为官奴而卑视之，只见其出身，不见其出击匈奴、守边之功，这是不公平的。这反映了苏轼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同时断言“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不见其开疆拓土，保持大汉统一，功大过小。这也说明苏轼历史观的片面性，只重文治，不见武功。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由于开国君主赵匡胤“黄袍加身”成为皇帝，所以北宋建立后，赵匡胤开始大肆裁撤武官，任用文人为中央到地方的官员。苏轼受时代政治思潮的影响，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苏轼人物传论产生的主要原因

4.1 苏轼人物传论产生的客观原因

苏轼人物传论的产生深受唐宋文坛散文的影响，尤其是深受唐宋八大家其他七大家的影响，相较其它人而言，“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苏轼文章内容材料丰富，思想深刻，气势沉雄，笔力老健，观点英锐。

中唐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倡古文运动，开散文革新的先河，主张文学服务于社会，“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使散文发挥了很好的社会作用，并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就影响了北宋的文人。在韩柳的散文作品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人物传记散文，如《朽者王承福传》、《种树郭秦驼传》、《梓人传》和《捕蛇者说》等。这种传记散文多取材于社会底层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生活，揭露了中唐杜会的种种弊端，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表达了作者的某种主张。文章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叙为议而设，议为叙而生，叙人之事是虚，议政之理是实。这种移花接木的技巧为宋代议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北宋前期文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了一些议论时人的议论散文，成就最突出的是北宋文坛主将欧阳修。欧阳修写了《论杜韩范富》、《论狄青》、《论贾昌朝》等文，此外还有吕诲的《论王安石》和陈灌的《论蔡京》等文。与唐人不同的是，这些文章都是以当时的朝臣为议论中，议论时也不像唐人那样躲躲闪闪。含蓄蕴藉，而是直截了当，痛痛快快地畅谈自己的见解。且看《论狄青》一文的开篇：“臣闻人臣之能尽忠者，不敢避难言之事，人主之善驭下者，常欲闻难言之言，然后下无隐情。上无奎听。奸究不作，祸乱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祸，未发之机，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独言之，人主又能嘉而用之，则销患于未萌，转祸而来福者矣。”这样一席话，皇帝不必深思就能知作者用意。欧阳修的《论杜韩范富》则更是明明白白为庆历革新人士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说公道话，希望仁宗皇帝能分清是非。“早辨谗巧，特加图任”。这些文章的政治性是明显的，在朝廷影响很大。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这些文章对苏轼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苏轼的父亲苏洵曾写过一篇著名的人物传论《管仲论》。文章立论出人意外，着重评论管仲政治上的失误，指出管仲虽为齐国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可谓不知本者矣”，理由是管仲生前未能荐举贤人以继承事业，以致身死之后，群臣争权，国政一败涂地。文章见解独特，道理充足，对苏轼的影响则是肯定无疑的。

4.2 苏轼人物传论产生的主观原因

唐人的影响和师长们的影响。这些都只是外部原因，如果缺乏起决定作用的主观原因，苏轼的人物传论还是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追寻苏轼的人生踪迹。据清人朱轼的《历代名臣传》载，苏轼十岁时，“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蛰书。”由此看来，苏轼从小就养成了研究古今成败的兴趣和爱好，而人的兴趣和爱好往往能影响人的一生，这便是他的人物传论产生的根源。

苏轼于嘉祐二年（1057）考中进士。步人仕途，其时才21岁，四年后经欧阳修推荐，参加制科考试。《留侯论》便是考前所献的文章之一。当时的苏轼。英态焕发，才华横溢，大有一展鸿图之志，所以文章显示出纵横掉阖，汪洋态肆的风格。神宗朝以后，苏轼屡遭贬斥，几度浮沉。历尽艰辛。但他性格豁达，始终不忘君国，为文更趋成熟，削“刚锐之气”为“坚忍不拔”之心”，实践了自己的人生观念。

苏轼的人物传论是有自己特色的，我们无须将此类文章与苏轼其他文章比较高下，但须肯定这类文章也是具有一定成就的。

结语

综上所述，苏轼的人物传论特点鲜明，所选人物多有重大历史影响，他善于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和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此外，苏轼还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使三者浑然一体，在形式和文体上更是不拘一格，丰富多样。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他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上。人物传论中，苏轼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崇尚纵横和王道，实则极重霸术，他认为统治者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要重视人才、任人以明，而人才应以智、忍、节为完美的人格追求。当然，苏轼人物传论中也有缺失，他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只专注于政治和历史人物品评，而疏于对经济及其影响的论述，他不能彻查历史更替背后的经济变动所起的作用，只归于政事之得失。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苏轼人物传论的产生深受唐宋文坛散文的影响，尤其是深受唐宋八大家其他七大家的影响，另外，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也深受时代政治思潮的影响，总而言之，苏轼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苏轼的人物传论的特色。研究苏轼人物传论的价值在于，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探究苏轼的精神结构和思维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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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孙民.关于苏轼论韩愈.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

致　谢

在此篇毕业论文划上句号之际，我郑重地向我的指导教师刘振英老师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衷心地感谢他的关心、指导和教诲。在老师的精心引导下，几经修改和完善我终于完成了毕业论文，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一些论文写作的知识，为以后的论文写作打下了基础。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同学和朋友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第五篇：解读职场人生 HR眼中的甄嬛传人物

解读职场人生 HR眼中的甄嬛传人物

来源：中国商报网 | 作者：2012.06.29

有古装版《杜拉拉升职记》美名的《后宫•甄嬛传》目前正在各大卫视热播，这部讲述了主人公甄嬛从小清新风格少女，历经磨练，最终成为封建王朝CEO的精彩故事。它突破了传统后宫剧，在人物塑造和剧情创作上令人耳目一新。因而利用该片模拟职场环境的“甄嬛体”职业测评也备受推崇。日前，中华英才网就在新浪微博开展了专门的#甄嬛传测评#，以剧中人物为背景，帮助网友测试自己的职场位置，并由中华英才网HR专家给出成长建议。目前，活动参与人数已经达到6442人，通过微博网友的不断转帖分享，数字还在持续攀升。

在中华英才网“甄嬛体”职业测评中，只要回答专家设置的若干职业能力倾向考查题，就能得到最终的答案。有事业发展遇到瓶颈、有大红大紫、有成功、有彷徨，借《甄嬛传》人物，专家给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

关于职场新人

非典型成功人士 甄嬛

测评中能够收获“你是甄嬛”的博友屈指可数，甄嬛的天资、坚毅的性格、与年龄严重不符的沉稳果决、宠辱不惊，让职场新人侧目。不经历甄嬛般的大起大落磨砺，又怎么会深刻感悟，反倒是甄嬛之外的人物，更加贴近生活。

对想成为甄嬛一般“白富美”的现代屌丝们，中华英才网资深人力资源专家建议：一：潜伏，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多参考甄嬛成长期的借力打力。

二：保持纯良之心，勇于面对斗争。职场险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以诚相待固然是做人之本，但遭遇倾轧陷害，亦要像甄嬛一般抛去迂腐，强势反抗。三：踏实工作，提高自己在老板心中印象。老板说好，才是真的好。怀才不遇型浣碧

浣碧是甄嬛同父异母的妹妹陪嫁丫鬟，姿色才情俱佳，却只能生活在甄嬛耀眼的光芒下，由于不甘居于人下，毅然投入宫斗漩涡，香消玉损。现实中同样有许多职场新人与精英同时入职，失去表现机会，距离成功仅仅一步之遥，却看不到突破的希望。中华英才网资深人力资源专家建议新人，少一点浮躁，多一些踏实。机会不是凭空而来，要自己去争取，但切忌“盲目争宠”。有计划的尝试更换部门或者岗位，甚至跳槽，创造能够发挥自己能力的环境。或者学习甄嬛，甘当职场红人身边的绿叶，借势前行。

缺乏安全感型 安陵容

在后宫起步阶段要“拼爹”，小户出身朝中无人的安陵容，只能夹尾巴做人。职场屌丝们感同身受，谨小慎微很无奈，因为脆弱的根基禁不住哪怕一点风雨。面对存在这样心态的职场新人们，中华英才网资深人力资源专家建议是尽快完成新人到成熟职业人的心态转变，加快职业化进程，更好的融入团队，获得更多信赖，并正视职场竞争和优胜劣汰，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一定可以走出自己精彩的职业路线。自卑与自信一字之差，却有可能改变一生。

直肠子型叶澜依

较之后宫静如处子的妃嫔，活力型叶澜依别有一番狂野美。这位敢爱敢恨的姑娘，确实有一种为了自己信念不惜牺牲的倔强。不过自古“破格提拔”的人才往往很难合群，何况在现代，生活的压力磨平了许多人的棱角，率真已经很难看到。

中华英才网资深人力资源专家忠告“直肠子”们，有个性固然好，你的能力足够支撑自己成为职场新贵，但是过分的坚持，让你与企业环境格格不入，在需要团队协作的时代，孤胆英雄只能走向落寞。偶尔的“同流合污”并不是倒退，妥协也是一门艺术，切不可恃才傲物。有些时候放下自己，会在职业中走的更远。

关于职场中层

职场是一个存在阶级的圈子，地位的不同，需要面对的问题也不同。中层是一个企业团队和核心力量，构成了企业的骨架，然而中层亦是职场中承担压力最大，利益纠葛和权力斗争最为残酷的一个阶级。一朝天子一朝臣，遭遇内部改革（也可以认为是清洗），斗争站队，稍有不慎，万般皆空。#甄嬛传测评#关注职场新人的同时，也对许多职场“白骨精”提出了

一些善意忠告。如果还在飞扬跋扈华妃

华妃是《甄嬛传》中的小BOSS之一，年大将军的妹子，宫女和新进秀女们眼里恐怖的存在，她曾风光无限，但也有下场凄凉的一天。不是她的能力不足，而是世界太残酷。现实职场中，很多中层有客户资源、有过硬的后台、有能干的手下团队，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经营的铁桶一般，却往往成为大清洗的第一批目标。

中华英才网资深人力资源专家认为，这类骨干型部门总监或者经理人，能力和资源优势值得肯定，但是如果不能做到含蓄内敛，不懂得韬光养晦，太过耀眼就是自掘坟墓。妃嫔的一切权利与荣耀，来源于皇上（企业老总），老板的信任，往往有重要影响。

潜力无限但摇摆不定曹琴默

曹琴默在《甄嬛传》中，称得上心机颇深的女子之一，她是华妃的智囊和打手，却又与甄嬛关系暧昧，在华妃失势的第一时间倒戈„„不过因其二五仔风格，只有悲崔的结局。职场中，这样善于谋划，处理问题游刃有余，吃得开的“老骨头”很多，作为潜力股，一旦环境适宜，就能一飞冲天。

中华英才网资深人力资源专家建议这类职场人士，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但是职场站队亦是一门学问。被老板猜忌的“职场不倒翁”，事业恐怕仅仅在中层止步。不如分出谋划得失的一点点精力，努力培育新能力和寻找适合的机遇，一旦新能力深受老板喜欢，或有合适的平台和机遇，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职场红人。

越来越觉得自己鸡肋齐妃

在后宫中，齐妃堪称老资格了，而她获得的恩宠与待遇，却显然与其资历不符。这样不温不火的职场老马，能够兢兢业业完成手头的工作，却很难有更多突破。在老板眼里，这是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员工，却从来不会成为自己心中重点培养，伺机提拔的选项。

对老马这类型的职场人士，中华英才网资深人力资源专家对他们也没有太好的建议，年龄成为他们谋求进步的最大阻碍，不过如果不想“鸡肋”到退休，那么不妨另辟奇径，寻求突破。争不过青春少女的齐妃，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膝下的皇子，老马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激活自己某些潜能？

在中华英才网的甄嬛体测评中，除了上述比较有代表的人物职场性格之外，还有像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皇帝、皇后）和其它“酱油众”阿哥、贝勒、公公们。测评结果与得到的专家建议，完全取决于参与测评者回答问题的情况。

中华英才网作为国内领先的在线招聘网站中华英才网，在长期的招聘与人才资源管理与培训过程中，中华英才网专家也总结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而今，“诚意指导和真知灼见”将用最受欢迎的“甄嬛体”出现，大家不妨多多参与，求生存，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