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用活着对抗死亡--论余华的小说《活着》展示的生命信念
用“活着”对抗死亡
--论余华的小说《活着》展示的生命信念
乔军豫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 要:余华的小说《活着》展示了顽强的生命信念,主人公福贵以生拒死,用‚活着‛对抗死亡。同时他的一生也启示我们:珍惜生命,热爱生命,要好好地‚活着‛,活得精彩些。
关键词:活着;对抗;死亡;生命信念
一
余华的小说《活着》上演的其实是一出由死亡连缀的生命悲剧,直接将主人公安置在生与死的搏斗和抉择中,以此来考量人保持‚活着‛的生命信念和生命的基本品质。福贵是生命之藤所结的一根苦瓜,他的生命之苦、命运之悲让人扼腕顿足痛彻肺腑。但他以生拒死的勇气和洋溢着的旺盛的生命力令人敬仰不已。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活着‛是人的一种最朴素最基本的生存愿望和要求,它散发出的生命气息体现了生命的韧性和活力。‚活着‛的福贵目睹身边亲人一个一个地永别而去,并亲手将他们埋葬,这是一种怎样的打击和摧残。然而福贵由此完成了生命的涅槃,他收拾好自己的眼泪,卸下心底的悲伤,鼓起‚活着‛的勇气,决定担当和承受生命带来的苦难。即使现实生活惨不忍睹,也要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正如余华所说:福贵是‚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1]在余华看来,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人最本真的需求。‚人的理想、抱负、或者金钱、地位等等和生命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它仅仅只是人的欲望或者是理智扩张时的要求而已。人的生命本身是不会有这样的要求的,人的生命唯一的要求就是‘活着’。‛[2]富贵为‚活着‛而活了下来,是在极度的困境下一种极致性的生存方式。‚活着‛是对个体生存意义的肯定和对个体所在社会的肯定。福贵面对厄运和灭顶之灾而选择‚活着‛不只是一个农民的个人生存体验和要求,也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在悲剧和厄运面前所持有的生存态度。在富贵心中有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苦难和死亡 1
对他而言不算什么,他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一样张开有力的翅膀,毫不畏惧地在恶劣的环境里飞翔。‚活着‛是不易的,福贵‚活着‛的态度是通达的,即使无法生活得幸福和美好,也要活得绵长和久远。‚活着‛是存在主义的一大命题,为了‚活着‛,可以把生活的高度降下来,‚活着‛带有生命的力量和暖意,也是莫大的幸福,它本身也拯救了生命。‚‘活着’的在世态度是救赎这一主题话语之下的重要砝码,在这种在世态度之中人原始的生命强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以及生命的质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们构成了绝望景象和苦难人生的现实性的正面救赎力量。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活着’的在世态度,人的生活才免于彻底的毁灭,并由此获得了终极期待的可能。‛[3]‚活着‛真好。
‚活着‛以最简单最平凡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坚若磐石的生命信念,展示了生命深处最顽强的精神力量。受生活千般砥砺万般洗礼的福贵最后终于找到了‚活着‛的法宝,那‚就是忍耐‛。[4]‚正是因为忍耐的存在,使得这部小说变得沉郁、悲悯而又顽强、坚定,没有血与泪的控诉,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更没有绝望的嚎啕,只有福贵在一个个亲人离去后的承受———那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宽容和忍耐,坚韧与高迈。‛[5]‚忍耐‛是‚活着‛的有力保障。在‚忍耐‛中一边承受太多的情感的逼仄和撕裂,舔尝生命飘逝的悲苦,体验绝望的人生,经历难逃的劫数,一边为生命本身而曲折艰难的‚活着‛。深刻洞悉到这一点,‚《活着》也因此成为了一部让人感动的寓言,它所揭示的绝望与地狱式的人生,便成了一部真正的哲学启示录。‛[6]‚活着‛是对抗死亡最有效的方式、目的和理由。‚活着‛是一种生命在场的状态,是生命信念的光辉,在可怕的死亡面前,‚活着‛才显得尤其重要和难能可贵。从语言层面讲,似乎‚活着‛就是仅仅为了‚活着‛,其实不然。‚活着‛是根本,是前提,是条件,本身就具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只有‚活着‛才能对生命叩问和对人类终极意义追寻。生命的烟火一旦熄灭,谈其它一切又有何价值和意义?
二
整篇小说弥散着死亡的气息,笼罩在一个无法摆脱的死亡的阴影中,悲情四起。读之,怆然泣下。死亡这条线索贯穿小说始终,福贵作孽气死他爹,有庆、凤
霞、家珍、二喜、苦根一个个接着死亡。这些非正常死亡残忍地夺走了他们鲜活的生命,也残酷地剥去了福贵的希望和寄托。命运在福贵身上无情地开了一连串的玩笑,生活在福贵这儿凶狠地发生一系列的悖谬,他并没有像所设想的那样大福大贵,现实处境并没有遂人心愿使他如他的名字一样福贵一生。人生的三大悲哀,福贵占全了。可是福贵并没有垮掉,他努力地生活在这个相对他而言寒冷暗无天日的世界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着‛。我们能意识和感受到生命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的能量,‚活着‛就是生命的挺立,是站着的尊严。在福贵平淡的生活中闪烁着生命的信念,显示出凄凉而无奈的安然,宿命而隐忍的达观。
人的生命是脆弱易逝的,在死亡之神面前,有时不堪一击。《活着》中亡者都是平凡的小人物,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所以他们的死也就显得轻若鸿毛。然而即便如此,‚活着‛也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必须承受‚生命之轻‛,必须热爱生命不弃不离,必须全力抗拒死亡的来临。福贵是一个‚活着‛的智者,他把悲痛的情感淡化,稀释在滚滚向前的生命之流中,他的‚活着‛是喜剧性的,是带泪微笑着的,是乐天的。他的精神深处埋藏着对生命无与伦比的留恋和执著。为此,福贵获得了完整的人生,他找到了生命的真谛———‚活着‛。靠什么‚活着‛,靠的是生命信念,靠的是‚福贵精神‛。‚那是一种顽强隐忍,自我鞭策的精神。在这种憨诚平实的精神背后蕴含的是主人公活着与不懈的永恒。‛[7]
福贵不仅仅指他一个人,而是千百万人的代表,无数‚福贵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从福贵身上反映出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在苦难和厄运面前永不放弃生的权利,以生拒死,渴望‚寻找到生命的本真和生命的本源力量‛。[8]人一生下来就注定要死亡,但人人都渴望寿命长些再长些,能终老死去,如灯油自然耗尽而非半路夭折非正常死去。福贵周围一片死气沉沉,我们发现他一直‚活着‛,这是生命信念爆发出的要活下去的愿望和力量。他以生拒死,极度恋生,因为他对生命有着深深的挚爱和敬畏,‚活着‛就是对死亡的巨大挑战,就是对死亡的巨大对抗,就是对死亡的巨大嘲讽。‚无形的命运和不尽的困难无时无刻不对个体生命施以强大的压力;个体生命又因其对生命本身的珍视和对‘活着’的贪恋而不停地挣扎。前者是不断地将个体生命向死亡推近;后者却又竭尽全力使自我远离死亡。这不
可遏止的对死亡的靠拢和倾其所有的对死亡的逃离之间形成了无比巨大的张力,由此而迸发出的来自生命自身的能量就显得崇高而伟大。‛[9]福贵的生命信念表现了他的生存观,即使天塌下来,也要活下去。这就显示出‚崇高而伟大‛的生命气象来。
三
徐家‚期望儿子既福且贵,偏偏他是既苦且悲,如此天壤之别的反差构成的悲剧命运正是富贵一生的写照‛。[10]厄运和灾祸频频向他招手,像一对双胞胎一样紧紧地尾随着福贵,将他一次次推进苦难的深渊和悲痛欲绝的境地———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却无法拯救。他用朴素的生命信念支撑着他的躯体,挣扎着一路活了下来。‚活着‛是对死亡的拒绝和对抗,不是激烈的革命式的对抗,而是用生命的存在纾解苦难、对抗死亡。死亡是人世间极其悲惨的状态,是对人生态度的合理性及生存价值的彻底否定。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量的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境绝不会主动走近死亡,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活着‛表面上回避了生命以外的意义,实际上让人情不自禁地对生命进行追问和反思。[11]作为个体生命,直面苦难和死亡的坚韧和勇敢是需要生命信念支撑的,‚活着‛需要不断地进行‚追问和反思‛,这样‚活着‛才是有质地的,有意义的。‚活着‛是福贵怀有的一种强烈无比的愿望,‚活着‛使他更加懂得生命的宝贵,更加珍惜生命。同时,‚活着‛也是人类普遍渴望的一种状态。余华的小说《活着》钩沉起人们压在心灵最深处对生的渴望,为不同时代不同个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活法,每人有每人的活法,我们的生活并不总是充满坎坷与苦难的,但也并非到处充满了阳光和鲜花,《活着》只是铺开了一条我们作为人走过的艰辛路子。作为人,我们深知现实是人和历史、理想之间的矛盾体,我们不能忘记人类的历史,不能忘记活着的日子,记住曾经的,实际上就能更好地把握住现在和未来。‛[12]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从母体来,沿着时间的隧道向前走仅仅那么几十年,人生又有很多苦,我们要善待自己,不要随意地糟蹋自己的生命,在‚活着‛的时候把握好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福贵‚活着‛的过程尽管充满无常和未知数,尽管活得沉重而艰难,然而他一
直秉承生命之灯,依然顽强地燃烧着生命之火。他个人的火光虽然微弱,但它给人间带来无尽的暖意和美好的憧憬,我们仍能切身感受和体悟到生命的魅力,能随处嗅到扑面而来的生命的芳香。余华的小说《活着》以死亡的残酷事实提醒我们:要好好地‚活着‛,远离死神,热爱生命,永不言弃。面对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以生拒死,用‚活着‛对抗死亡,即使在厄运和苦难中拥有生命也是幸福的。我们‚活着‛不仅要增加生命的长度,还要增加生命的宽度,拥有更多生命的自觉、自省和自信,把握好自己的命运,在生命的舒展和自由中活得更加精彩。
参考文献:
[1][2][4]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 219, 146, 224.[3]昌切等.苦难与救赎———余华九十年代小说两大主题话语[A].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299.[5]洪治纲.悲悯的力量———论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及其精神走向[J].当代作家评论, 2004,(6).[6]张清华.文学的减法———论余华[J].南方文坛, 2002,(4).[7]王芳.福贵精神双解———评余华小说《活着》[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 1998,(2).[8][9]张琰.以生拒死以死求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生存哲学[J].东疆学刊, 2003,(4).[10]王达敏.余华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48.[11]姜飞.‚活着‛:过程和意义———对余华90年代小说的一种理解[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2).[12]王益.活着,永远的追问———关于余华小说《活着》的人性化思考[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3,(3).
第二篇:浅析余华《活着》
像福贵那样《活着》
——浅析余华《活着》
人们纷纷在这个叫做活着的故事里一一死去。
作为一个冷酷的作者,余华不动声色地让我们跟随他的冰冷笔调,目睹少爷福贵的荒诞、破产和艰难;继而又假惺惺地给我们一点点美好的希望,让有庆得到长跑第一名,让凤霞嫁了人怀了孩子,让某些时刻有了温情脉脉,有了简陋的欢乐。然而就在我们以为噩梦不再萦绕他们的时候,余华丝毫没有犹疑,他铁青着脸让自己的角色们迅速以各种方式死去,毫无征兆,近乎残忍。只留下我们错愕当场。
我承认那天深夜点了灯读它的某个瞬间老泪纵横。
有庆是第一个突然死去的。
“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他的母亲说。大多数人应该在这个时候心痛不已。贫苦艰难的生活,福贵简单而粗暴的教育方式,都不曾让有庆对生活丧失希望。他热爱他的两只小羊,为了割草和上学每天来回奔命。所以当他在父亲眼前拿了长跑第一名的时候,我们都天真地以为悲剧该结束了,事情在慢慢好起来,于是有了一点淡淡的喜乐。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他会猝然死去。就像今天我们知道的许多社会底层的人们一样,有庆的死冤枉而荒谬。由于血型不幸与临盆的县长夫人相同,他竟是因为抽血过多而夭亡的。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一切就像一个巨大的诅咒。女儿,妻子,女婿,外孙,最后福贵只剩下自己。和一头也叫做福贵的老牛。
因为远离那些动荡的年月,因为并未真正有过艰难和困顿,这个故事让年青的我们不禁有些战栗。薄薄的十二万字,笼罩着“欲哭无泪的压抑”。只是阖上书本之时,内心似乎多了一些超越世俗欲望和纷争的平静。现实生活的无情与残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而活着,纵使要担当诸多难以承纳的苦痛,但是依然要坚忍,顽强。这应当便是生命的力量罢。
余华这么说他写作的缘起——
“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所以在那些悲伤的情节之间,福贵仍然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述说苦难的时候,眼睛里流出了奇妙的神色,分不清是悲伤,还是欣慰。
正如你终于会明白,无论现时我们经历的是措手不及的幸福喜悦,抑或是无可告人的艰辛苦难,只要继续活着,它们中的大多数细节和感受都将被我们和时间一一遗忘,只留下苍白的结果。那个结果对现时的我们毫发无伤。告诉我,谁还在不堪着高考的煎熬,失恋的痛苦,或者某个伤疤最初的鲜血淋漓?
——我仿佛已经看到许多问号:这样,我们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
嗯,就像那谁说的,企图探究活着的意义注定只能成为一个笑话。人只是一种存在,它与天地万物一样并无意义。
呵,我们也许只需要像福贵那样活着,像那头老牛那样活着。
尽管有些苍凉的意味。
第三篇:重读余华小说《活着》有感
忍受·活着·苦难
——重读余华小说《活着》有感
曾经的大学现代文学老师对八十年代中期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余华非常推崇,为了通过这位余华崇拜者老师的课程,我读了不少余华的作品。现在看来,颇有点儿拍马屁的意味。
马屁虽然拍了,但一直都不太喜欢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在我看来,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暴力与残杀为特征,用冷酷的笔调构建了一个个充斥着血腥的世界——他总是用一种残酷的描写来揭示人类生存中的某种真实。这种血淋淋的真实,莫名让人觉得害怕。
所以通过那位老师的课程后,很多作品都被我选择性地遗忘。
唯独没有忘记的,则是《活着》。这是我阅读过的余华文字中,少有地注入温情、流露出一种悲悯情怀的作品。
忙里偷闲,再次捧起《活着》,重新感受到的是作品中那深切的人文关怀,重新感悟到的是作品带给人生命的感悟和心灵的抚慰。
《活着》讲述了“我”在农村收集歌谣的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耕田的老农民福贵在“茂盛的树下”给“我”讲述关于他自己的心酸故事——展示了他屡遭磨难而始终乐观生活、超然面世的生活经历。
主人公取名福贵,但事实上却是既无福又无贵,大吉大利的名字和他心酸坎坷的身世相对照,“福贵”二字所蕴涵的全是难言的苦难。
作家将小说的背景设置反应真实的生存境地:“做了手脚”、“挖了个坑让往里面跳”的赌场;枪林弹雨、随时都会丧命的战场;荒谬之极的大跃进炼钢时代;天天都会饿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饥荒时期;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文革期间„„小说的主人公徐福贵及其周围的亲人,就在这变幻不定的社会生存环境中活着——哪怕被人做了手脚一夜之间输得倾家荡产;哪怕糊里糊涂被抓了壮丁拖上了战场;一声令下砸锅炼钢,人人都会照办,解散食堂全村买锅,人人还是照办;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饿死人,只知道要活着;他们不知道城里的造反派为什么要铺天盖地贴大字报,那些都是离他们很遥远的事情,他们只知道“天天都在死人”的城里去不得„„他们既没有抗争,也没有挣扎,他们只是被动且无奈地活着。他们不是生活的主人,而只是被生活牵着鼻子、被生活卷着往前走的人,是被命运俘虏的人,他们没有任何承担命运变幻无常的能力。
而徐福贵活着,好像就是为了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在不同的生存状态下死去。在关于死亡的戏剧上演之前,他夜以继日地吃喝嫖赌,最终在一夜之间输光家产,由阔少爷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而他的父亲,在亲手处理掉所有的田产以后,死于由老宅迁到茅屋的当天。徐福贵沦为佃农,佃种着曾经属于自己的五亩田地。经历了从山峰跌落谷底般的人生重挫,福贵终于洗心革面,开始老老实实地在田地里讨生活,勤勤恳恳做起农活,也学会了关心妻子,疼爱儿女。
但人生的苦难却由此真正开始,他为生病中的娘到城里买药时被抓去做壮丁,在经历了两年的血雨腥风,使他饱尝生命死亡之苦后,福贵终于死里逃生,回到了家里。此时他却发现女儿凤霞在他被抓去做壮丁的日子里,因为一次高烧永远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在其后的日子中,厄运的阴影一直追随他的脚步,残酷地夺走每一个与他有关系的人的生命:活泼健壮的儿子突然死于一次医疗献血;本已嫁为人妇,有了一个幸福归宿的女儿,却在难产中死去;善良贤慧的妻子家珍被软骨病折磨多年,并最终被夺去了生命;老实能干的女婿死于工地的一次飞来横祸;聪明可爱的外孙则是吃豆子撑死的。
一切就像一个巨大的诅咒,一个荒谬的宿命。福贵的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外孙都走了,故事的终了只剩下福贵自己与一头也叫做福贵的老牛度过残年。在受到各种不同却又相同的极端苦难打击后,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年仅7 岁的外孙,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活着。他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地死去了,而他却没有这种“幸运”,他只能活着,因为这是他的命运!在一头牛犁完所有它该犁的地之前,在一个人挑足他应挑的担子之前,上天是不会让他的生命提前逃离的。
那么历经如此惨烈的人生苦难后,福贵为什么能坚持“活着”而没有崩溃呢?作为生命个体,直面苦难的勇敢和坚忍是需要内在精神来支持的,因为人需要一种精神的支柱,那是活着的希望。福贵的家业败落后,福贵的娘说:“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她对活着的最大愿望就是快乐而已。我想这也是福贵顽强活着的原因,这是福贵娘给他的信念——“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福贵对儿子有庆说:“鸡会变成鹅,鹅会变成羊,羊会变成牛。”土地改革运动中,福贵因为败家,因祸得福,躲过一劫,惊魂未定的家珍对福贵说:“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福贵对家珍说:“你说得对,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这对苦命夫妻,活着的唯一希望就是一双新鞋、一家人的团聚。其实,他们对活着的种种希望,仅仅是活着本身,就如同土地上有庄稼,天空中有云朵一样。他们没有更远的打算,更高的欲求,活着本身,就是活下去的理由。
虽然命运一次一次残忍地剥夺了福贵周围亲人活着的权利,但面对亲人一个个悲惨地离去,福贵却说:“我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丧亲之痛使他磨练出忍耐,也因为这忍耐而包容一切加之于他身上的苦难,不会去抗争,他会平静地接纳一切,对他而言,亲人一个个走完了“活着”的路,他已经了无牵挂,知足自慰,可以安心地随时等待死亡的降临了。所以,他才会用一种惊人的乐观来看待这个苦难的世界,也仿佛有着那头牛一样的超然。我们才会在小说的末尾,看到这样一幅苍凉而令人感动的画面:夕阳西下,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老人唱道——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这是苦难过后的回味,是一种能直面人生厄运的乐观心境。
虽然小说中对生命之苦的渲染会让人读来心酸,可由于小说主人公福贵那种坚忍的精神,超脱的境界,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宽容、宁静与平和,它让我们知道了人是怎样活着的,活着的责任与意义是什么,给所有活着的人以一剂心灵的慰藉,送来一抹人间的温情。
第四篇:死亡直逼下的温情——论余华的《活着》
死亡直逼下的温情
——探析余华《活着》
摘要: 作为一个冷酷的作者,余华不动声色地让我们跟随他的冰冷笔调,用冷酷的“死亡”这一主题,描写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死亡,平实的叙述了富贵苦难的一生。看似残忍,但在死亡的逼迫下,却也传达出人性特有的温情,传达出生命积极的意义,体现了对生命的关怀。《活着》让我们不仅透视到死亡直逼下人们的无奈与悲哀,也可以感受到人间温情的伟大与美丽。懂得温情救赎下的人们是如何活着,如何不死。使人们学会关注自己的生命过程,关注当下的生活。
关键词:死亡;活着;温情
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余华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感悟方式、语言风格在先锋派作家中独树一帜。泛滥的暴力、习见的死亡、下意识的原始冲动、荒诞的命运和“疯子式”的神经质常常充斥着他所描写的事物中,将丑恶和死亡表现的纤毫毕见,淋漓尽致,总会带给读者触目惊心,错愕当场的无奈之感。他否认人身上出现美好、高尚的可能性,人们习惯称呼他“残忍的余华”。作者自己也不否认,“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于和作品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始终为内心的需要写作,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写作,正因为如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作品中“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1]这也许与他生活背景和人生经历有关,也许与他的体验与偏好有关,余华在揭示人性恶方面的确是深刻而近乎残酷,人类间的一切美好的感情似乎都被死亡及其恐惧所葬送。
《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作品中一改前期无边无际,冷酷阴森的死亡恐怖,转而面对死亡和困苦,显现出温情和怜悯。《活着》用逼近生活的凡世俗事,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而死亡仍是其中的一大主题。但人世间充斥的不仅是残酷和困苦,却也充满温情,这也是余华所要表达的绝对真理。他说过“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随着时间段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2]这篇具有“闪光质地”的作品,以其对苦难下人类间存在的伟大的温情的独特探索,带给读者死亡笼罩下一片崭新的温馨世界。
一、《活着》的文本解读
(一)内容概要
《活着》以福贵身边的亲人不断死亡的事件来构架全文。作品中的“我”是一个收集民间歌谣的年轻人,听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富贵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福贵曾是一个家有良田百亩的地主少爷,同时也是一个浪荡子、败家子。他将田产和房屋全部输在牌桌上,将父亲活活气死。当他洗心革面准备重新生活时却被抓了壮丁一去数年。在这期间母亲撒手西去。归家后他与家人安心活命,虽苦亦其乐融融。但变故接二连三:妻子家珍患了软骨病卧床不起,儿子有庆为校长献血被过度抽血致死,家珍受不住这沉重打击凄然离世。女儿凤霞因病致哑,她好不容易找了个贴心丈夫,却死于难产。女婿二喜在上班时又死于意外事故。爷孙俩艰难度日,孙子苦根又因吃多了豆子被撑死。到头来,福贵孑然一人,形影相吊,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无边的苦难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不断向他们靠拢,甚至摧毁他们脆弱的生命。死亡,它不再抽象,它是如此的真实,如此地接近!整部小说叙述的就是福贵的苦难史。亲人频繁的死亡使读者泪流不止,但同时也表达了人间的温暖和真情。小说中没有描写死亡的恐惧和颤栗,只是讲故事式的叙述和介绍,渗透着人物间的感情,至始至终伴随着人间的亲情、爱情和友情。这些“高尚”而美好的人间真情,一次次把富贵及其家人从死亡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向着生命的方向和终极意义不断前行。让人们懂得活着“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3],“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4]
(二)《活着》在叙事技巧方面体现的温暖人情。
首先,《活着》运用讲故事的叙事结构,作为小说的基本框架。福贵作为讲述者,“我”作为倾听者和旁观者,这首先就使故事本身与讲述者产生一种时空上的距离,苦难和死亡显得客观和冷静,温情显得高尚和伟大。一位黝黑的老人在那个充满阳光的正午,高兴地绘声绘色地讲着他自己的故事。没有一丝悲伤痛苦,没有一丝悲观厌世,只有对活着的喜悦和欢畅,只有超越一切的宁静和淡薄。读者会因这种超然心境而得到心灵的净化。由于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回忆自己的故事,叙述的时间和故事发生的时间之间存在一个时间的距离,当下的情绪与事件发生时的心情存在一定差异,使小说中的悲惨的故事显示出“死”的超然,反衬出“活着”的意义:“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处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这样使整个小说笼罩着一种空灵、超逸的精神氛围,并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
其次,《活着》的语言简单朴素、单纯。在小说中,作家摒除了知识分子的叙事语调,摒除了抽象的隐喻话语,也摒除了价值判断式的表达,而将话语基调恰当地建立在福贵农民是生存背景上,主要通过简易的人物对话和细节行动来叙述故事,人物的内心情感隐藏在文字的表象之下。
再次,《活着》中几乎没有心理描写。余华认为心理描写是不可靠的作家不是像心理学家那样用意识流去剖析,而是用人物行动和语言去表现,让读者去感受、猜测和想象潜藏在“冰”下的巨大部分。[5]比如在讲述有庆死的时候,平静的叙述、简朴的语言,表现出对世事的沧桑感。对抽血、报丧、打医生、见到春生等情节没有大段的描写,而是用简短的对话,快节奏地展示一个个冲突的场景,展示了无奈的苦难。
二、当死亡主宰“活着”
人们纷纷在这个叫做“活着”的故事里一一死去。
这是我读完《活着》后最直接的感受。主人公福贵曾是一个家有良田百亩的地主少爷,同时也是一个浪荡子、败家子。他将田产和房屋全部输在牌桌上,将父亲活活气死。从此,死亡便与富贵以及他的家庭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洗心革面准备重新生活时却被抓了壮丁一去数年,在战场上,他每时每刻都在面对死亡的威胁,几乎每天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战友活活的死去。在这期间母亲撒手西去。归家后他与家人安心活命,虽苦亦其乐融融。但变故接二连三:妻子家珍患了软骨病卧床不起,儿子有庆为校长献血被过度抽血致死,家珍最终受不住这沉重打击凄然离世。女儿凤霞因病致哑,她好不容易找了个贴心丈夫,却不曾想到死于难产。女婿二喜在上班时又死于意外事故。爷孙俩艰难度日,孙子苦根又因吃多了豆子被撑死。到头来,福贵孑然一人,形影相吊,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富贵亲手埋葬了他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外孙7人。这一切让我们不能不悲痛枉然,痛惜白发人送黑发人,痛斥命运的不公。“家里的人全是我送的,全是我亲手埋的。”福贵这样淡淡地诉说死亡。他依然地活着,他以笑的方式哭,用“活着”这一亘古的姿态诠释着生命的最真实的状态。但在这死亡的悲痛和残忍的逼迫下,我们又深深地体会到人间的情义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着的。这种情不管是深是浅但一定是真情!伟大的亲情,爱情和友情交织在这个故事里,死亡的突兀感一直压迫着人的心灵,使人欲罢不能。文字间流露出的感情像小溪般,流淌在读者的心田。当看到富贵因豪赌而负债累累,父母非但没有将他逐出家门反而全力置换家产为其还债时,我们会感到宽慰;当妻子家珍毅然回家要回到富贵身边时,我们会感动;当看到福贵的儿子与孙子都是懂事且孝顺时我们总会发自内心的愉悦,看到
凤霞找到了一个厚道本分的丈夫二喜时,我们总会为之而喜;但同样,当看到那些可爱的子孙和孝顺的女婿一一离去时,又会有种揪心的离别的痛楚。终于,当福贵唯一的孙子也有些死亡的征兆时,我们会在心底小心的呼喊:“不要,别再让苦根死掉了!”我们的感情已经融入了作品当中。当然有些东西依旧活着,比如那头即将被人宰杀死的老牛,为人类辛勤劳苦一辈子,最终逃脱不了被贪婪的人吃掉的命运。但它遇到了福贵,他在众人的嘲笑和不解下买下了它。也许它不会死了,至少不会死在人类残忍的刀子下。它最后会在活着的状态下死去,归于尘土,像人类一样。
正是有了这些亲情的支持与慰藉,富贵才没有倒下,才活着到了最后,才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活着的幸福。“在旁人眼中富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富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6]
三、温情救赎下的“活着”
温情可以塑造人,也只有温情可以使人永不寂寞,因为人总需要一个心灵的归属。福贵是不寂寞的,他有过慈爱的母亲,对他不离不弃的妻子,美丽聪明的女儿,有情义的女婿,倔强可爱的有庆,还有虽然夭折了却和他相依为命好几年的小精灵苦根,福贵和亲人相濡以沫的点点滴滴汇成了永不枯竭的生命源泉,这些让他孤单的生命在温暖的回忆中有所寄托。其实整部作品中对死别痛苦的描写笔墨并不是很多,最主要就是福贵对昔日艰难而温馨的生活的深情追忆。[7]
(一)难舍的亲情
亲情是作品中的主旋律。虽然福贵的苦难不断,但一家三代间浓浓的亲情贯穿始终,忍受苦难却不孤独。无论是父母、妻子家珍、还是女儿凤霞、儿子有庆、女婿二喜,都特别善解人意,都非常懂得亲情的温暖,都体现了某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这种亲情间的伦理温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活着》中最为闪光的精神基点。“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这时余华对《活着》的评价,也是《活着》的核心寓意。当福贵赌输掉了家产,“我娘到那时还在心疼我,她没怪我,倒是怪爹”。父亲在床上躺了三天后,没有“把我揍个半死”而是默默把地产和房屋抵押出去替儿子还债。当解放军允许俘虏回家时,福贵就急切地“要回家”,因为他太想家了,太想和娘、家珍、一双儿女团聚,一家人团聚才是最重要的。从中我们都能感到遇到困难时家人之间的亲情。当亲人无法挽回地死去后,互相之间是那样的理解和体贴。凤霞生产大出血断了气,二喜“哭得声音都哑了”。在家等待报信的家珍“没有哭也没有喊”。这种“无言”的背后是亲人巨大的悲痛和冷静的接受。
(二)甜美的爱情
爱情是苦难阴霾中的一缕阳光。朴素、简洁的叙述中,爱情仍透射出温暖的光芒。福贵原是个地主少爷,家珍是城里米行老板的小姐。结合时二人都是富足人家的子女,可谓是门当户对。可家当衰败后仍能同甘共苦,互相扶持,相濡以沫,无怨无悔,共同走完坎坷苦难的一生。福贵爹和娘之间的爱情,小说中几乎没有着墨,但当福贵赌光了家产之后想借钱到城里开个小铺子,娘一声不吭,过了半晌才说“你爹的坟还在这里”,一句话把两位老人一生的感情喷涌般表达了出来,一下拨动了读者内心深处的那根琴弦,眼泪哗然落下。老人的话朴素无华,但深深表达了福贵娘对福贵爹的怀念和依恋。一句话的份量是如此沉重,担起了老人一生的情和爱。这句话就象是大海上露出的冰山一角,使人感到隐藏在下面的巨大感情洪流。凤霞与二喜的结合是小说中最亮丽的风景,是唯一一个喜庆的情节。两位认识后,互相帮助,互相体贴。二喜第一次到凤霞家就给她家修房子;为了让凤霞满意,二喜借钱也“最气派”地迎娶凤霞。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给全家带来了最大的快乐。这些情节,都给读者带来情感上的冲击,情,才是人一世的追求和支撑
(三)珍贵的友情
《活着》中除了福贵一家人之外,其他的人物很少,但叙述中也体现了人间可贵的友情。长根是在福贵家长大的长工。福贵家产买掉后,长根也被辞了。三个月后长根就回来看主人一家。当看到福贵“穿着粗布衣服满身是泥,呜呜地哭”。在自家人的生活无法保证的情况下,福贵还“和娘商量留下长根”。春生是福贵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福贵儿子有庆为当县长的春生的妻子输血而死,福贵没有抱怨。春生在文革中被批斗而“不想活”,一直记恨春生的家珍却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原谅了他,鼓励他“要活着”。在那特殊的年代,友情显得是多么的珍贵。
四、“活着”的生命意义
《活着》是部伟大的作品,它以平淡的中国汉字表达了人间至高无上的情感。它剔除掉了城市的浮噪和喧哗,它赋予人类精神洗练和升华的过程。它给那些“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为金钱而生与死的人以当头一棒,它教训了那些亵渎自己生命的懦夫,它更多的只是在告诉人们:“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着的。”
余华曾说:“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8]是的,在这个芸芸众生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在经营着那只属于自己的田地,每一个人都只恪守着自己独特的精神历程。当苦难降临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只会是无所适从,我们恐惧苦难,担心自己以及自己身边最爱的亲人死去,我们自苦自恼,变得抑郁寡欢,怨天尤人,觉得自
己已然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殊不知却忘记了自己曾经和现在正在拥有的人生财富,那些不会因自己身陷囹圄而六亲不认的亲情,不会因自己走投无路而背信弃义的友情,不会因伴侣折翼而南辕北辙的爱情,正是这些高贵的人间真情,最终会使困顿中的我们坚强起来,毅然迎着风霜苦难坚持奋斗向前。余华作为一个有自己生活方式的作家,在这部小说里他深深的告诉了我们一个活着的道理,那就是恪守自己的内心生活,守住心灵的怀想,守望着属于自己的命运。
我们也从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在温情救赎下孤独个体蓬勃生命,尽管余华写了大量的死亡,但他对生命终究是感恩的,因为他在本质上对生命是关怀的。正如小说结尾写道:“我看到广阔的土地上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9]回想福贵的一生,读者也会思考人生。余华以一颗济世悯人的真诚之心,去感化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同时,也在告诉读者要珍惜生命,只有经历了磨难的生命才会真正理解到生活的真谛。
参考文献:
[1][2][4]余华.活着·中文版自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3]余华.活着·韩文版自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5]李瑞萍.解读余华的《活着》兼论其叙事风格转变[J].咸宁学院学报,2007,27(2):59-60.[6]余华.活着·日文版自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7]楚静.死亡重击下的生命承担与温情救赎[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03):120-121.[8]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9]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第五篇:余华《活着》的生命意识浅析
浅析余华《活着》的生命意识
摘 要:余华的《活着》为我们上演了一幕幕死亡与苦难的悲情剧,没有太多的豪言壮语,没有太过的悲悯情愫,却如泣如诉地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公子哥如何由浪荡子民到下层贫民的坎坷人生。接踵而至的亲人的死亡无疑带给主人公福贵极大的失落,痛楚和遗恨,但主人公最后仍能安适地活着。是什么让一个普通甚至平凡的的中国农民在经历了大风大浪后仍能平淡地去面对?是怎样的生命意识让他如此平静地对待生死?又是什么激发着他对生的希望呢?通过作品,我们看到人与命运的不可抗争性,死亡重击的考验让生命更为丰厚,坚韧,亲情的救赎与感化,以及中国农民身上所特有的忍耐力,让福贵复杂多变的人生单纯到只是为“活着而活着”,或许人生的旅途有太多的不公,但福贵用自己独特的语言阐释了生命的真谛,不管尊贵或者卑贱,不管舒适或者痛苦,只要活着就是最大幸福。
关键词 :余华 ;《活着》;人生观 ;生命意识
八十年代中期,余华作为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崛起于文坛,1992年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成为他创作成熟期的一部力作,也是其创作风格的一个分水岭。作品中的“我”是一个搜集民歌的年轻人,听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讲述自己一生的经历,主人公徐福贵曾是地主家的浪荡少爷,因好赌输光了家产,气死了固执的父亲,母亲重病,福贵进城请医,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两年后,他回家时母亲早已病死,医生为了救县长的女人,抽死了儿子有庆,女儿凤霞聋哑,好不容易风光出嫁,一年后却死于难产,妻子家珍亡故于困扰她多年的软骨病,女婿二喜死于搬运时的一次意外事故,外孙苦根又在吃豆子时撑死,直到后来,福贵只得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面对一次接一次的变故与死亡,作品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呐喊与彷徨,也没有太多的埋怨与控诉,只是用平淡的笔墨让人们在死亡的伴随下完成了一次生命意识的哲学追问。所谓的生命意识是人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本能的生存、死亡意识。对生命个体而言,生命的最大的威胁是来自死亡,但由于“死亡本身的不可经验性,人类对死亡的全部知识,都建立在对他人死亡的现象感知上”①。因此,死亡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他人死亡现象的感知上,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自我恐怖性想象。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意识对大多数人而言意味着如何对待现实生命本身,如何看待生命本身的价值。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徐福贵用“死也要活着”的生命理念来面对一个又一个致命的打击,在这里作品剥夺了生命的表象,以一种生命存在的意义和精神展示出作者对生命意义的叩问。主人公福贵面对种种不幸,仍然表现出坚韧和乐观的生命态度,使读者对于生命生出由衷的敬意,他并不是一个伟人,福贵年轻时吃喝嫖赌,气死了父亲,上学时辱骂私塾先生,不思进取,战场上不想当逃兵,不思报效国家社稷,他没有崇高的理想,也没有高尚的情操,但他直面现实和人生的勇气使他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他只是凭着人的“本心”真实地活着,这一切让人禁不住想去探究福贵到底是凭借什么样的力量来抚平心灵上的创伤,并浑然安适地活着。
一、超越于生死之上的人生观
如同在沼泽地中前行,你永远不知道下刻会经历怎样的风险,福贵的一生就是行走在沼泽地中,充满着无限的艰辛和挑战。
作为一个纨绔子弟年轻时的福贵曾在女人的胸脯上寻找快乐,在她们的肩上招摇过市,风光无限,在赌场上体味生命的刺激和冒险,然而当这一切都如海市蜃楼般轰然倒塌之后,他终于明白自己为所欲为的沉重代价。当得知赌场的黑暗后,他没有怨天尤人,当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他也没有任何埋怨,当大革命中,龙二被枪毙时,他也只是侥幸自己的祖坟埋对了地方。当然,福贵曾经也想光宗耀祖,想救亲朋好友于危难,想给亲人一个舒适安稳的家,但那只是一个梦,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福贵是一只漂泊在海上的船,命运的风吹动着决定他航向的帆,安排了他的 旅程。他无从抉择,只能以哭的方式笑,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福贵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地过了两年,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可谓九死一生,对于死亡,福贵见多了。可真正的让福贵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是老全,可以说老全是福贵的启蒙老师,因为老全说“死也要活着”“只要想着自己不死,那就死不了”,可是死神还是带走了老全,在“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战场中让福贵看到没有人是能和命运抗争的。
接下来龙二的死给福贵上了关于生死的第二课,毙掉龙二后,福贵是这样想的:“我在战场上捡了条命回来,到了龙二这里又成了我的替死鬼,我家祖坟埋对地方了,我对自己说:‘这下可要好好的活了’。”福贵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那种报仇雪恨后的痛快,只是在潜意识里安慰自己,告诉自己该如何去对待自己的生命,接下来如何走自己的路。在经历了由富贵到贫穷,由少爷到贫民的转变后,他感受命运,承受苦难,开始懂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在目睹和耳闻众多死亡后,死亡对他来说不再多么悲壮,似乎人生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在福贵一家八口中,死了七口。这一长串的死亡,给福贵上了人生的第三课,对于亲人的死,刚开始或许有些伤痛,到家珍,他只是来了句“家珍死的很好”。直到后来他的“眼睛里流出了奇妙的神色,分不清是悲伤还是欣慰。”对于死亡福贵麻木了,也淡定了,当自己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离开他后,他没有太过的悲痛,只是遵从命运的安排,和那头老牛一样继续着生命的本质,人的生命的唯一要求就是活着,在这种人生的感受中,他只能接受,因为这就是命运。在命运面前,任何愤怒和反抗都显得异常苍白,所以福贵学会了遵从,遵从命运的安排。他明白生命的真谛只是为“活着而活着”。
不管是老全还是龙二,亦或是家人的死亡,让我们看到,活着甚至比死更要艰难,福贵能够直面神秘的死亡,是他对死的那种淡定。“我的一双儿女都是在生孩子上死的,有庆死在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对亲人的这一“生”,一“死”我们看到福贵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惧怕与恐怖,并能用如此平淡的语调面对永别,是对生的遵从和死的淡定的人生观驾驭了他的思维,也是他活下去的第一把钥匙。一把感悟人生,开启生命之舟的钥匙。人与命运的斗争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制定规则并在规则中生活,尽量减轻命运中的不确定性,另一个是涵养自己的性情,追逐尽可能好的命运。福贵经历了太多的死亡,使他对活着有了最纯粹最本质的理解,那就是淡定地对待死亡,他不可能改变命运,只能去接受命运的安排。
“家里人全是我葬送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死亡是每个人必经的,就看如何面对了。富贵的一生经历了解放战争,土地革命,大跃进,文革与后来的改革。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捡条命已属不易,由富贵到贫穷,由年少到年老的磨砺,他淡定了。他知道苦难是无时不在的,也是无法消除的。你不可逾越那些悲伤和疼痛,要学会用坦然的心态对待生命。面对死亡,生命就是一种进攻,不管是曾经的敌人,友人还是自己挚爱的亲人,都一个接一个地陆续离开了这个世界,要接受这些进攻,才能让自己更好的活着,死亡不可能减弱,那么只有自己去学会适应,适应这种死亡后的淡定。
连余华自己也认为“福贵是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之后,与苦难已经不可分离了,所以他不需要其他诸如反抗之类的想法,他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他是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着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当这种遵从成为一种习性,你便会懂得如何去面对生活,如何去接受命运的挑战,直到后来老人用如此平淡的语言为“我”叙述他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甚至近乎荒谬的人生时,才让人认识到正是他对命运的遵从,对生的遵从,让他变得如此淡定,让他体会到为命运而“活着”,不管是龙二不能接受失败地活着,还是春生不能忍受折磨的活着,但在福贵只要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在他的意识理念中“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头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似乎活着已经是一种程序,每个人都在完成这道程序所赋予的任务。他—福贵活着,也必然要接受和经历这道程序,他的这道程序就是接受命运的安排,乐天安命便是最好的遵从。“疾风知劲草”,名为福贵,却无福无贵的一个下层贫民,在狂风暴雨中继续着生命的意义,他这颗小草,低微却不卑微,矮小却不渺小,瘦弱却不薄弱,他懂得随风摇曳,是他活着的最大筹码。
我们可以看到,福贵正是在经历了一次次死亡的过程中历练了他那种超越于生死之上的人生观。对于死亡的淡定就是一种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他不可能因为你的伤痛而消失或不复存在,用最淡然的心态去面对生命,正是这种豁达的人生观造就了福贵后来“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的一种心灵的自我疗养的生活方式,这或许是他最好的命运归宿,因为我们要“为活着而活着”。
二、苦难的减压阀:忍耐
如果说在荒漠中行走需要足够的耐力,那么福贵的一生就是在荒漠中艰难的前行,每迈进一步,都需要足够的耐力与勇气。
“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没有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活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一个的死去,我还活着。”虽然有点类似阿Q——以惊人的忍受力忍耐目前的生活状况,并且在精神的自慰中自我陶醉,但正是这种自足自乐的减压方式成为福贵活着的第二把钥匙。那把给灵魂减压的钥匙。这把钥匙让他经受苦难,却仍浑然安适地活着。
福贵式心里秉承着中华民族隐忍求生的精神命脉,不管是阿Q还是单四嫂子,或者闰土,他们这种乐天顺命,知足自乐的生存状态是中国农民几千年形成的精神与性格积淀,是几千年的苦难与贫困磨合出的对命运的消极对抗,面对苦难,知识分子首先想到的是抗争是战斗,而底层民众考虑的则是忍受,是“活着”。在苦难面前,选择消解的轻,拒绝受难的重,这与中国文化的精神根底相连。中国文化推崇“天人合一”,强调人必须与“天”相统一,协调,一致,和睦。但这个“天”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显得非常空洞,并没有哪个神圣实在与之相对应,最终“天人合一”就合到“人”那里了。“天”实际上是缺席的。所以李泽厚说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他还将中国文化命名为“乐感文化”。在“乐感文化”的熏陶下,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福贵,不得不以消解和遗忘来战胜苦难,即忍耐。他没有反抗的筹码,面对苦难,他们只有去容忍,去忍耐命运的折磨,以及它所带来的创伤,农民式的思想意识让他们安于现状地忍耐着。
《活着》也为我们讲述了中国人这几千年是如何熬过来地,活着尽管艰难,福贵他们依然艰难地活着,当他赌输欠债时,父亲在将他痛斥一顿后毅然挺身而出,变卖家产为儿子还债;母亲病重,他带上家里仅有的两块银元进城寻医;为了聪明的儿子上学,他狠下心送走女儿;当面对间接害死其子的春生时,他选择了原谅;为了残疾的女儿能够出嫁,他到处求人。他一次次埋葬了自己的亲人,面对这些沉痛的灾难,余华成功地为福贵找到了一条缓解苦难的有效途径——忍耐,没有血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地尖叫,甚至都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福贵在生活中磨练出的无边无尽的忍耐包容这一切,以致再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苦难,他却始终坚信,即使生活是最为悲惨的,即使命运是最为残酷的,自己也是应该鼓足勇气和拼足力量熬过去,直到生命的终结。事实上,余华的最大愿望是想通过《活着》写出类似于美国老黑奴的底层人物,并以此来展示“眼泪的宽广和丰富”,强调“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传达“活着是生命本质的要求”在余华看来人类作为一种生命本质的要求,最简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活着”的要求,活着原本就是中国人的一种最朴素的生活愿望,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要求,人的理想,抱负,或者金钱,地位等等和生命本身是没有关系的,他仅仅是人的欲望或者理智扩张时的要求而已。人的生命本身是不会有这样的要求的,人的生命的唯一要求就是“活着”,用余华自己的一句话,“‘活着’就是忍耐:面对所有逆境,包括最残酷的。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高兴地,愉快地去尝试克服,度过它。”
当忍耐成为了一种性格,他便理所当然地将苦难作为“活着”的一部分去接受,并因此反而和平乐观起来了。最终也使经历磨难的生命变得无比坚韧,至于这样坚韧地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活着,只是为了活着。就如作者在《活着》的序言中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⑤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福贵用在生活中磨练出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一切,以至于再大的苦难来临也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
其实只要底层农民不处在一种实在无路可走的境地,“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境地”,他是不会铤而走险的因为他们不愿也不敢冒着生命丧失的连活着都成为奢望的危险去斗争,这才是长期被政治话语掩盖的民间真实,因为底层民众如此到的精神面貌,才无法去抗争苦难,否定苦难,只能承受苦难。浓重的孤独感和绵绵的回忆总让人难于承受,但正是这种忍耐和承受显示了生命的内在韧性力量。福贵,一个朴素,淳厚的民间生命用自己的生存方式表明:生命的路途中,无论遇到什么,退出是不行的,还得照样认真地活着,在承受与忍耐中才能拥有生命和希望,活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圣经》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在福贵这里,恒久的忍耐都化作了爱,苦难加上忍耐,塑造了他宽广,坚韧,温婉的性格,他的生存,甚至不像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结尾那样说的“在苦熬”,对福贵而言,苦难已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道禅思想中那样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
三、生命之望的支撑:亲情
如果说福贵的一生经历了沼泽与荒漠,那么亲情于他就是沼泽中的手杖,荒漠中的驼铃。在恶劣与贫瘠的环境中伴着他。
余华是20世纪90年代异军突起的先锋派小说家之一。他的早期作品以暴力血腥和死亡虚无为显著特征,用以凸现世界的荒诞和人性的丑恶,探索人类生存的某种真实,如《现实一种》;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相互仇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界缺少亲情,友情,爱情,人生活在恐惧与不安中如《古典爱情》„„九十年代以后,余华对死亡,孤独和苦难这些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依然进行着不倦探索,但他笔下的世界已经不再是那么残醋阴郁,也没有了那么多的愤怒和焦虑,而流露出关爱悲悯的情怀。在《活着》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在黑暗中寻找一点生命的灵光和温暖。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作为一个有着独立思想和良知的作家,余华曾说:“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这应当是这个浮躁的个人化时代人们普遍缺乏的一种目光,余华就是用这种目光看周围的世界,开始了他文学生涯中重要的转型,为我们敞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这也就是他在《活着》为何展示出对人物命运的悲恋慈爱之情。
当祖辈建立的那座华丽的大厦因他的无为而倒塌时,娘只是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家珍当时哭了,她一边替“我”捶背一边说:“只要你以后不赌就好了”;女儿在得知爹生气后,跑来告诉“我”,“爹,你快躲起来,爷爷要来揍你了。”固执的父亲终而只是挺直腰板,变卖家产替“我”这个荡子还债。我们看到,福贵没有因为他的玩世不恭和浪荡不羁被亲人厌恶与埋怨,娘亲把责任转嫁在爹身上,家珍也只是劝“我”回头,可爱的女儿 也维护着她这个不争气的爹。这一切没有理由让福贵放弃与沉沦下去,反而正是这种谅解与宽容成就了活下去的勇气,也让福贵看到自己不该再一味的索取,他应该为爱他的亲人做些什么,而此刻他能做的仅是回头。“浪子回头金不换”,福贵彻底的醒悟了,明白了自己的方向。
⑥ 福贵找到了自己的路,或许前面满布陷阱,或许前方荆棘丛生,也或许平坦宽阔„„不管世事如何,他继续着自己的步子。我们看到福贵的一生确实坎坷不平,骇风巨浪,但在富贵面对与苦难的挑战中,亲人没有遗弃他,更没有抛弃他,他们给了他别样的爱——亲情,让他在那份浓浓的情中自我醒悟,去面对苦难,面对生活的挑战。
母亲在安慰福贵时常说:“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从战场上回来后,家珍对福贵说:“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年老明理的双亲没有放弃他,温婉贤惠的妻子没有嫌弃他,更不用说母亲临死还一直都说着“福贵不会赌钱的。”这种信赖何等让人动容。这些理解与关爱使福贵变了,使他从一个浪子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独立自尊的人,也使他成为一个懂得享受爱与奉献爱的人。面对自己至亲的人如此的宽容与谅解,福贵没有理由不醒悟,在温情中他站了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二喜因买不起蚊帐,总是去把蚊子喂饱后才让凤霞睡觉,有几次凤霞进去看他,他就焦急,一把将她抱出去,看他被蚊子咬得到处是红点,“我”也心疼,说“你别这样”,二喜说“我一个人蚊子多咬几口捡不到什么便宜,凤霞可是两个人啊!”质朴而简短的语言表现在苦难面前支撑人们“活着”的是不动声色的情感,夫妻情,父女情,姐弟情等。年轻时福贵富裕但却空虚地生不如死,吃喝嫖赌是他生活的全部,感情世界苍白无色,而战场的福贵九死一生,却为了再见他的娘妻和一双儿女坚强地活着,极度贫困饱受命运打击的福贵,为了他的家,他的亲人的需要而顽强拼搏,那点点滴滴的情感汇成他生命的源泉支撑着福贵在面对苦难时承受并超越死亡的威胁。即便是家人一个个先后去世,那种情感仍根植于福贵记忆深处,生活仍是苦难,但福贵并没有情感的孤寂,情感支撑着他坚强的生存下去,成为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仅是顺从命运,承受苦难,人生也难免堕入空洞和虚无。个体生命孤 独感永远让人难以承受,好在福贵有他的幸运,他的亲人在世时给予他最深厚的关爱,那份天地间最诚挚,最恒久的爱——亲情。可以说这是上天赐予他最珍贵的一份礼物,也是他为活着而活着的第三把钥匙,这把钥匙是他生命得以继续的终极意义之所在,因为他不仅为自己而活,还有他可亲可爱的亲人们。他活着,便是他们生命的延续。温情可以塑造人,也可以感化人,也只有温情可以使人永不寂寞,因为人总需要一个心灵的归属。福贵是不寂寞的,他有过慈爱的母亲,对他不离不弃的妻子,美丽聪明的女儿,有情有义的女婿,倔强可爱的有庆,还有虽然夭折了却和他相依为命的外孙苦根。福贵和亲人相濡以沫的点点滴滴汇成了永不枯竭的生命源泉,这些让他孤单的生命在温暖的回忆中有所寄托。其实整部作品对死别痛苦的描写笔墨并不多,最主要的就是福贵对昔日的艰难而温馨的生活的深情追忆,我们读到家珍死时显得很安心,她一遍又一遍地说“这辈子也快完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心满意足了,我为你生了一双儿女,也算报答你了,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过,”这席话饱含着让人欣慰的情感,虽然福贵曾经在她怀孕期间对她踢打,曾在妓院浪荡,但她对他没有任何怨言,有的只是宽容与包容,所有这些亲情间的温暖不断激发着福贵对生的希望。面对一个个亲人的死亡,那凄惨哀绝的命运已令读者不忍卒读,但他却能开脱自己,从未放弃对生存的希望和对生命的热爱.
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沧海一粟,每个人都处于历史的边缘,都必须面对生与死的问题。福贵在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与死亡后,并没有绝望于活着的不幸,反而铸就了他的乐天知命,看破生死的人生态度。依旧满怀热情地耕种脚下的土地,他明白人是为生命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而活,在命运面前,任何愤怒和抗争都是苍白无力的,所以福贵学会了包容,学会了接受,学会了忍耐,懂得了生命的真谛之所在,懂得了追求生命,创造生命,实践生命,也懂得去追寻苦难中的希望之光。小说中,把对生活和人生的深切体验,和他对于生死何生命的顽强与亲切领会,以及把辛酸的温情给予那些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人们。作者通过福贵的一生,溢出一种对生命的达观态度,从中感悟生命的韧性和亲情的感召力。小说主人公福贵所特有的面对苦难人生而活着的态度绝不仅仅是一个农民的个人生存体验,它表达的是人类普遍性的面对悲剧的态度,它教人如何承受生命中的苦难,如何在困境中理解生命的意义。《活着》的意义不仅仅是想透过小说来显示现实的苦难,它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揭示苦难的恒久存在,不管是个人,民族还是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是一个充满苦难的历程。对人的生存现状的关注,对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探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福贵的一生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他用那把超越于生死之上的人生观所铸就的钥匙开启了生命之船的远航,那份恒久的耐力铸就了他历经骇风巨浪时的勇气之匙,无上圣洁的亲情则开启了他学会去爱的心门,这三把钥匙开启了福贵承受苦难,接受苦难,克服苦难,但生活任然是艰难的,但这三把钥匙并成就了他最后面对生活时的淡定心态。
参考文献:
[1]陆扬.死亡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2][4][5][6]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第219页,第224页,第146页,第145页.[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