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读书笔记（通用）[范文模版]

第一篇：论自由读书笔记（通用）[范文模版]

论自由读书笔记（通用6篇）

认真读完一本著作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是时候抽出时间写写读书笔记了。可能你现在毫无头绪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论自由读书笔记（通用6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自由》成书于1859年，100多年后再读此书，仍然觉得很有启发，很多观点用在当下也毫不落伍。如果说，真存在所谓符合社会规律性的言论，那《论自由》中的某些观点应该也可以归入这类言论。

一、第一章内容简单梳理

第一章厘清了本书所讨论的自由的范围。对于自由的讨论，历来是哲学界、政治学界、法学界的热门论题，经久不衰。本章开始就提到，这篇论文不是所谓意志自由，这里所要讨论的是所谓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在这个前提下，作者又开始讨论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自由。历史上的自由，是对统治者暴虐统治的防御。这时候，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给统治者运用权力划定一定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谋取这种自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取得统治着对某些自由权利的承认。另一种是通过宪法。但是现在（指作者的时代），“人民对于管治者之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而在利害上与他们自己相反对时，已不复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必要。”人们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对国家进行治理，并且可以随时撤换，意义已经大于对统治者权利的限制，“统治着应当与人民合一起来，统治者的利害和意志应当就是国族的利害和意志。统治者的权力，就是国族自己的权力。

以此，有人认为“人民无须限制自己施用于自己的权力”，作者对此做了反驳，实际情况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要限制政府施用于个人权力这一点也仍然丝毫不失其重要性。”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他的个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仅防御官府是不够的，还要防御得势力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集体意见对于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界限在哪里？他首先肯定了舆论的作用，即“很多不宜由法律来起作用的事情，还要由舆论来办。”作者通过分析，认为决定那些在法律惩罚或者舆论支持之下的行为准则的主要东西，是社会的好恶或社会中一些有势力的部分的好恶。

作者以英国的情况为例，分析了人们在特定事务上所持的态度完全取决个人的择取，而毫无准则。以此，表明本文的写作目的，“即使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控制个人之事，不论所用的手段是法律惩罚下的物质手手段或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他为准绳。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可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他还认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到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有三个方面，意识的自由；趣味和志趣的自由；个人间联合的自由。

二、几点感想

1、密尔骨子里体现出的作为资产阶级的自我优越感。读完第一章，我除了认同密尔很多观点外，也深深体会到他自身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本书成于19世纪中下叶，那时候正好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思想界也非常活跃，密尔在第一章的论述中，很多地方没有论证，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似乎很多观点是不证自明的。他所讲的自由是有社会条件的。比如，他认为，对于那种种族自身尚可视为未届成年的社会当中的一些落后状态，也可以置诸不论；在对付野蛮人时，专制政府正是一个合法的形式，只要目的是为着使他们有所改善，而所用手段又因这一目的而得以投现而显为正当。自由，作为一条原则来说，在人类还未达到借自由的和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以前的任何状态中，是无所适从的。但哪种种族族可以看作未届成年，哪些人是野蛮人？什么时候人类达到了借自由和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阶段？这些密尔都没有回答，从这些描述中，他并不认为，所有的人或者种族都配拥有他所说的自由。但他还在书中提到，在旧日，存在臣民或者某个阶级的臣民和政府之间的争斗时，那时的自由是指对于统治者暴虐统治的防御。似乎又把自由存在的时间维度拉长了。

2、密尔所强调的“对社会负责”标准只是描述意义上的，既没有说出它们的范围，也没有说出为什么会这样。比如，他强调，为了“自我防卫”或者说他人的利益的时候，个别的或者集体的违背个人意志是正当的。一个人仅需为涉及到他人的那部分才需对社会负责。凡系显一个人在义务上当作而不做时，就可要求他对社会负责，这是正当的。我在阅读过程中，特别想寻找一个答案，如何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可惜没有找到。

3、密尔对“权力”讨论远远大于对“权利”两个词的运用。我只看了翻译版，没有看过原版，也没有了解过密尔的时代对“power”和“right"的认知程度如何。既然是《论自由》，我总觉得是讨论rihgt要多一些，但感觉这部分内容反而讨论power多一些。可能与论文开始提到的讨论主题有关，即“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4、密尔对法律和舆论的作用的描述令我很受启发。他意识到法律的惩罚性和舆论的压力对个人的影响，并且用很大的篇章介绍舆论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犀利的指出，一国的道德标准大部分出自占优势的阶级利益或阶级优越感。人们遵守的来自法律或者道德舆论的所谓社会准则，其实就是社会的好恶，或者是社会中占优势的势力的好恶。

5、密尔所主要讨论的是政治自由问题。即政府在限制人民自由方面的界限在哪里，正当性何在？人们所享有的社会自由主要有那些？这些都是政治自由非常核心的内容。对于政治学初学者认知政治自由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尽管我读完还有很多迷惑，但是对于密尔在观点上的干脆自信，以及论述上的逻辑性，还是很佩服。

理解比较浅薄，暂记流水账于此。

约翰·密尔的经典著作，看之时感悟颇多，虽然都是些琐碎的杂感，但也不妨写下来看看。

密尔的观点其实不多，粗略的整理一下也就如下：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概而言之，密尔认为思想不应该被禁止，无论好坏与否，所有人都应该有自由思考的权利。少数者的主张也不应该被打压，要允许他们有说话的权利。个人自由不应该伤害到他人权益，否则社会有权利剥夺个人的自由。

个人很喜欢密尔关于自由的阐释，在书中作者不断的在思辨，在讨论自由和自由的限度究竟何在，该怎么划分等等。言自由，其实最想讲的是密尔所言的自由精神，中国缺的就是自由的精神。之前看奥威尔的现代经典《1984》，看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一本伟大的政治预言性小说，奥威尔想说的或许很多，而我们能从其中得到的也很多。极权主义是真实存在着的，且在每时每刻压迫者我们，只要我们追求自由的脚步不停下，只要是走在走向自由的路上，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是自由的。我喜欢那句话：不踏出第一步，你永远都到不了远方。

密尔在书中反复的思辨着个体自由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到底该怎么界限，他认为当个人自由不侵犯到别人的权益时，集体或国家就无权干涉该个体的自由；而一旦个人自由侵犯到他人的话，国家就有权利剥夺该个人的自由。我们的承认密尔的伟大，我私底下认为这是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秘诀。我们有自由，但我们的自由不该伤害到他人。国家有权利，但是也不能平白无故的伤害我们。密尔认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而言，个体是应该受社会的管制的。而此种特定情况只出现于当个人的一些行为影响到别人，或者说伤害到了别人的合法权益之时，社会才有资格对该个体进行管制或惩处。除此之外，社会是无权干涉个体的自由的。即就是说，当个体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时，社会便无权干涉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应该得到保障。这个和卢梭的那句经典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

密尔有一句名言是这样的：假使全体人类减一执持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持相反意见，这时人们要是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要是人类沉默更为正当。与这一句相同的是这样的：如果发现有些人在什么问题上成为举世明显一致的例外，即举世是居于正确方面。那些少数异议者也总是可能有其值得一听为自己辩说的东西，而假如他缄口不言，真理就会有所损失。这是一种完全站在少数者的立场来思考问题的思维，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所站的立场我想就该是如此，当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集体固式思维之时，密尔的这种观点就看来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且是必不可少的。当我们不再用经济的巨大发展来掩盖我们制度的虚弱，不再用集体用国家用民族来淡化个人的个性的时候，那才是自由国度的开始。

王小波有一篇杂文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大概就讲了一个主旨是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要说话，不要沉默。他认为沉默者是没有话语权的弱者，而我们应该为他们说话。密尔也有一句名言是这样的：不仅应予以宽容而且应予以鼓励和赞助的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适居于少数地位的那一个，因为那个意见当时代表着被忽略了的利益，代表着人类福祉中有得不到分所应得之虞的一面。只要人们还被迫兼听双方，情况就总有希望；而一到人们只偏注一方的时候，错误就会硬化为偏见。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借鉴，如果有很多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进步总是有希望的。联想到现实，现在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改革无望，进行了一些尝试之后，然后就是各种失望，灰心丧气，由热血青年马上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要么就彻底的垮下去了。问其原因，莫不过是现实残酷啊，生活困难啊什么的。好吧，我承认这个是很难，但我们总该多坚持些时候，少年一场，最重要的还不是这根骨头。

在年轻的时候总是妄想着要改变一切，等到被生活的锤子锤了之后就嫣了，再也想不出什么古怪的想法，做不出什么伟大改变了。还好，我现在还年轻，没挨过生活的锤子，骨头还硬朗，我至少要撑到我撑不住的那天再说放弃。

王小波在他的书中写道：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的到来。现在，我也去守着这个荒岛，等着春天黎明的到来。

人类一见事物不复有疑就放弃思考，这个致命的倾向是他们所犯错误半数的原因。

一个专从教师或书本引得一切教训的人，纵使逃开了包围上来要使自己满足于生硬填塞的引诱，也总不会被迫去兼听双方，因而（甚至在思想家当中），也就远远不会常在兼知双方方面有所成就。

只要反对者在这题目上表现了任何强烈情感，把对方逼得很紧，使对方感到难于作答，那么，他在对方看来就是一个无节制的反对者。

其中最严重的一些是：似是而非地进行论证、对事实或论据予以压制、把案情的各项因素举陈错误、或者把反对方面的意见表述错误。

总之，对于每一个人，不论他自居于辩论的哪一个方面，只要在其声辩方式中或是缺乏公正或是表现出情绪上的恶意，执迷和不宽容，那就要予以谴责，但是却不可由其在问题上所选定的方面，纵使是与我们自己相反的方面，来推断出那些败德个人的自由必须约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

人类的官能如觉知力、判断力、辨别感、智力活动、甚至道德取舍等等，只有在进行选择中才会得到运用。而凡因系习俗就照着办事的人则不作任何选择。

他所要求的一切只是指出道路的自由。至于强迫他人走上那条道路的权力，那不仅与一切他人的自由和发展相矛盾，而且对这个强者自己说来也足以使他腐化。

人类中的一般中材不仅在智力上是平庸的，就是在意向方面也很平庸：他们没有足够强烈的嗜好或愿望能使他们向往于做些什么不平常的事，因为他们也不能理解有那种嗜好或愿望的人，径把那种人划归野性难驯和不知节制的一类，而那又是他们素所鄙视的。

进步精神并不总是等于自由精神，因为进步精神会企图以进步之事强加于并不情愿的人民。

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除在一些私人联系很强的事情上外，任何他人对于他的福祉所怀有的关切，和他自己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浅的。

有很多人把他们所厌恶的任何行为看作对自己的一种伤害，愤恨它好像它对于他们的情感是一种暴行。

并且不论这事实看来怎样可怪，它到底在世人的普通观念和习俗中有其解释，那就是说，世人既教导女人把结婚看作一件必要的事，那便不难理解许多女人就会宁愿为诸妻之一，聊胜于不得为妻。

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一个人被允许割让他的自由，这不叫自由。

《论自由》论的自由主要可分为三个，第一，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第二，论个性自由；第三，论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首先谈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它包括一切人们对事物的意见看法进行表达的自由。在密尔眼中，不受限制的思想自由对个人和社会意义深远，思想自由能发展人的个性，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相反，如果用一种外在的标准或通过权威的力量去限制或压制人们的各种意见，将会妨碍个人和社会的进步。

书中有言“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也就是说，在密尔看来，即便一个错误意见全部错误，正确的意见包含了全部真理，那么，不允许人们讨论和提出挑战，就意味着持有真理的人们实际上会不再思考以至于成为一种偏见，也就不会对这个道理的理性依据有领会和认知。而作为正确的真理，由于这样也会出现逐渐丧失其真理地位的危险，也阻挡了这个真理实际上的效力。因此，倾听他人的不同意见，永远不窒闭他人的意见和思想，不干涉他们的思想和讨论，而且要欢迎任何形式的讨论，才能让社会整体更加接近真理。

人们拥有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后，因为思想的不同，个性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于是便谈到了个性自由的问题。密尔调发展个性是个人独立、个人解放的根本要

求：“凡是听凭世界或者他自己所属的一部分世界代替自己选定生活方案的人，除需要一个人猿般的模仿力外便不需要任何其他能力。可是要由自己选定生活方案的人就要使用他的一切能力了。”

想一想刚刚集体结束统一高考、又迷茫地不知如何选大学和专业的考生们，他们的生活方案不就是别人代替自己选定的吗？僵化的考试除了需要遵循固定的套路、需要“猿般的模仿力”之外又需要什么其他的能力呢？

人的个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个性自由理应得到推崇。为了给每人本性公平的发展机会，就必须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然而看看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无论是打着三纲五常、“亡天理灭人欲”，还是以国家、集体的名义阻碍个人追求，实质都是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

在论述个性与发展是一回事之时，密尔强调只有培养个性才产生出或者才能产生出发展得很好的人类。而且，密尔还强调，首创性是人类事物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以及坚持天才的重要性，坚持让它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得自由舒展的必要性。我们不能试图用一个模子来范铸人们，应对个性的任何显著表示宽容，只有支持鼓励自由和境地的多样化，这两个人类发展所必要的条件的发展，才能使个性保住它的根据，避免个人性格的各项情况日益趋于同化。纵观近现代富强起来的欧美国家，无一不建立在一个个有独立人格、公民素养的国民之上。

谈到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密尔指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

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这一点其实是个人自由的界限的再阐述，只牵及到私人的个人行为不应当受社会的干涉，特别是不能因为公众的喜好厌恶而强制“异端”也要和他们一样“统一”。

而什么时候公权力可以干涉个人自由呢？密尔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

举个例子说吧，比如对罪犯的惩罚、剥夺他的自由就是为了防止其对他人的危害。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该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权对个人行为进行裁判，并对他进行强制判决。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预，只应是为了防止他人利益被损害，不可以更进一步，社会不能非法干涉个人合法自由。

每本书的存在都有其价值，我们不能一味否定，也不能一味肯定。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自由主义主张的就是个人的自由，但这是法治之下的自由。因此，为了让每个人享受同等的自由，就必须对个人的自由通过一定的法律来加以必要的限制。自由主义主张保障人们的自由，但不意味每个人可以为所欲为，而这一观点在密尔的《论自由》一书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密尔的尺度，也是我们的自由所应有的尺度。

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探讨的是公民自由或者称社会自由。也就是“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几乎从最远的年代以来就在划分着人类。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人类社会“阶级”的出现，正式公民自由与社会自由出现区分与差别的表现。而随着阶级划分的越来越细，越来越完善，到国家的出现，以及后来所发展的集权、专政与所谓的民主社会，都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的变化而引起的。或者说是，都是由：“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不同与变化所形成的产物。

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似乎从有了人类文明起就已经存在了，特别是在国家出现之后，更加明显。而且，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也给古往今来众多的文人们提供了一个永恒的、永远都不过时的话题。追寻自由，成了各个时代文人们都竞相追寻的“时髦”。

在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的相处中，人们所认为的“统治”与“被统治”，对于自由的限制与约束，以致于发展后期所必然出现的人们揭竿而起，推翻专政、暴政所得来的那些“自由”。那是“所谓的自由”。《论自由》中这样说的“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其外来的敌人”。他们将权力看作是一种武器。

为什么人们的自由要受到限制？换言之，正如人类所常说的那样“自由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为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在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中，作者有这样一段比喻“在一个群体当中，为着保障较弱成员免遭无数鸷鹰的戕贼，就需要一个比余员都强的贼禽受任去压服它们。但这个鹰王之喜戕其群并不亚于那些较次的贪物，于是这个群体又不免经常处于须要防御鹰王爪牙的状态。因此，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自由。”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他们少数一些人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需要限制我们的自由，给人们相对的自由以维护统治。这就又涉及另一个根源性的问题了，即“我们有绝对的自由吗？”、“我们的自由是别人给予的还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两个问题，人们到今天一直还在争论。“从历史上看，只要人类一天还满足于以另一个敌人去攻斗一个敌人，还满足于在多少有些有效保证足以对付主人的暴虐的条件之下便由一个主人来统治自己，他们就还没有使自己的'渴望超越这点之外。”

作者约翰·密尔认为，在统治者与公民自由的博弈中，美国的“宪政”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即“自由党派竞争的时代”。

“在政治理论和哲学理论当中，正和在人当中一样，成功倒会把失败所会掩住的错误和弱点暴露出来。”而在作者看来，这种“自由党派竞争”的情况，当它还只是一种在书籍中才可见的、“听起来颇成一条自明的公理”之时，政府只当它是另一场暴*而已。而当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于是这种选举制和责任制政府就成为观察和批评的对象。这时人们就觉察出来，原来所谓“自治政府”和所谓“人民施用于自身的权力”等类词句，并不表述事情的真实状况。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但作者还是发现，这种民主共和制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换言之，在本质上还是没有解决。变成了作者所说的“多数的暴虐”。

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中有一个很出名的观点，就是“多数的暴虐”的观点。他对于当今的国际政治来说有相当大的前瞻性。

书中这样说：“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这种情况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可怕！

社会是这样认为，即使它错了也没人发现，在一个国家，人人都同一种颜色，同一个思想，同一种文化，仔细想想这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当一个社会都是一个思想了，那本身就是一种畸形，与人类的自我发展是相违背的。古人讲“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是注重各个不同的文化都发展，并且各自繁荣，这样这个世界才会更加繁荣、精彩，才会不让一些稀有的、独特的文明的足迹被淹没。

个性作为一种积极自由，不简单的意味着个人有权做自己喜欢的是而不受他人的阻挠，它还意味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个性去追求自己的自主性，而将世俗的、社会的的观点置于一边。

一个社会中怪癖性的数量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赋异禀、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的。今天敢于怪癖的人如此至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中华民族富有才能，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由于遇到了难得的幸运，在岁早期就配备了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是一些人的杰作，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最开明的欧洲人也尊称这些人为圣人和贤哲。做到这一点的人民无疑已经发现了人类进步的奥秘，并且已经牢牢地站在世界运动的前列。然而切切相反，他们已经变成静止不动的了，维持现状达千年之久，如果说他们还有改进，那必定是外人做的。这就是一个民族人人都雷同，以同样的格言和规则来管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而这就是成果。

原来所谓“自治政府”和所谓“人民施用于自身的权利”等类词句，并不表述事情的真实状况。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而所说的“自治政府”亦非每人管理自己的政府，而是每人都被所有其余人管制的政府。至于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意志。于是结果是，人民会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它种。因此，党掌权者对于社群，亦即社群中最强大的部分正常负责时，限制政府施加于个人的权利也不失其任何的重要性。在今天的政治思想中，一般还把“多数的暴虐”这一点列入社会所须警防的诸种灾祸之内。

社会主流道德：哪里有一个占优势的阶级，该国道德相当大的部分就必出自该阶级的利益和阶级优越感。…另一方面，以前居于优势地位的阶级如果已经失去优势，或者其优势已不受欢迎，那么，此时主导的道德情感就往往带有一种厌恶优越的意味。

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关于集体意见对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是有一个限度的；要找出这个限度并维持它不遭侵蚀，这对于获致人类事务的良好情况，正同防御政治专制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篇：《自由论》读书笔记

自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以赛亚·伯林是我喜欢的一个思想家，他是20世纪伟大的为自由辩护终生的哲人。他的《自由论》、《自由及其背叛》、《启蒙的时代》等都是延续着相同的主题——如何维护得来不易的自由。

虽然是哲学书籍，但却没有古奥不可解、拖泥带水般的拖沓弊病。阅读伯林的书，让你感受到的是他语言风格的清新流畅，以及他的思维的缜密及凌厉。

《自由论》是伯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论》的修订与扩充版，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一篇，“论自由的其他作品”四篇，“传记性附录”三篇，《伯林及其批评者》一篇，以及一个资料翔实的“索引”。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本书被誉为继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穆勒《论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伯林因此成为二十世纪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价值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森学院院长。

在本书开始的部分里，伯林思考了信仰问题，反思了革命的逻辑。当人们迷醉于狂热的革命理想的时候，其他目标与价值都被遗忘了，尽管人们承认其他价值是有意义的，但是在高尚的革命理想下，人们感应到的是一种宗教般的信仰。“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准备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赢得这种安全感，让广大的生活领地受制于那些不管有意无意但系统地挤压活动疆界的人，这些人操纵人类，把人类训练成整体模式中的一个更易整合的部分——可以互换，几乎可以预制的部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信仰，更强有力的领导或更科学的组织。它需要的是与之相反的东西——少一些弥赛亚式的热诚，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特异性的宽容，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地多一些达到目标的办法，为那些其趣味与信念在多数人中很难找到共鸣的个体或少数人实现他们的目的多留一些空间。”这就是著名的柏林的价值多元论。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是针对长期统治西方思想传统的价值一元论提出来的。1

柏林认为，基本的人类价值是多元的，诸如自由和平等，它们既不能按照一种绝对的等级加以排序，也不能被转换成一种具有共同特性的单元。这不仅适用于整个文化即价值体系的层面，而且适用于某一特殊文化或个体的价值。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多元主义要预防的就是这种危险。它是自由主义与宽容之源：不仅仅是那种等待错误被改正的不稳定的宽容，而且是那种深刻的、持久的宽容，这种宽容接受并欢迎那些与我们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见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见解。对于人类来说，追求一种唯一的、最后的、普遍的结果，无异于是追逐海市蜃楼。有许许多多的理想值得追求，而且其中有些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可以很容易得出理想是多元化的结论。人是自己的人，是为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活着，有权利去追求自己坚持与钟爱的任何理想，这是人的基本的权利。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把其他人的自由和幸福扛在自己的肩上，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人作出选择。对于伯林来说，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宗教迫害、纳粹政治以及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极权主义正是绝对主义价值观的结果。在伯林看来，不同价值的不可比性和矛盾性，决定了人们必须时刻面临着选择，并且必须去选择。没有一个固定的真理供人们来依据，这样的选择完全是一种意志活动，意愿是唯一的标准。他把选择能力和对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视为人类存在的构成要素，看作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正是基于这种选择活动，人们的行为和性质中才产生了不确定因素，人类也因此为自己创造了多样的本性，这就决定了人在本质上是自我改变的和永未完成的。

而本书的主题——自由，则是伯林最为人所知的思想贡献，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者用大篇幅阐述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与联系。之所以要区别出这两种自由，是因为它们都是西方思想中的要素，尽管它们是对不同问题所做出的不同解答，但人们却常常把它们二者相混淆，而其中任何一种自由被滥用都会引起恶劣的后果。

按照伯林的分析，这两种自由的区分对应于两个逻辑上相互区别的问题。如果有人问：“是谁欺骗我？”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可以说明“积极自由”的内容。一些人可能会回答：“我欺骗我自己”，这就是积极的自由。如果有人问：“其他人干涉我的生活到什么程度？”答案就将说明“消极自由”的内容。有人会回答：“很少”，这就是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涉及的是机会，而积极自由涉及的是能力

和资源。伯林还认为，手段不构成对自由的限制。因为手段是与自由的运用有关，而不是与自由的拥有有关。如一个人太穷或太无知而不能利用他得到的自由，那么并不能说他没有自由。门仍然对他开着，虽然他不能走出去。

不可否认，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任何有尊严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逃避的问题。“一个社会为这两个问题所做的答案便可以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是自由的还是专制的，民主的还是暴政的，世俗的还是宗教的，私有的还是共有的等等。这两个概念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道德上均被歪曲过，并向其反面发展。”在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中，伯林始终强调“消极自由”是更为真实的自由，“在我看来，‘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涵的‘消极’自由，是比较真确的、比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张，要比那些在大规模受控制的权威结构中，把寻求阶级、民族或全人类‘积极’自我表现作为理想的人士所持有的目标，更为真确、也更合乎人性。”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自由”二字的任何诠释，不论多么特殊，都必定包含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即一个人必须拥有一个不受人干涉的领域。而“积极”自由的概念，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而已。

作为英国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伯林思想在当代英国哲学界可谓独树一帜，伯林的《自由论》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理论著作，是一篇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宣言”。

纵然柏林的自由价值超越了一元论，却仍然受限于多元论的天空下。因此我想，自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并不是完全没有束缚,然而恰恰是这个限度才是其价值的真正所在。

第三篇：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约翰密尔所著，1859年出版。此书主要论述了个人自由的基本原则。

密尔从小深受激进主义阵营的父亲和功利主义阵营的边沁影响，他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证自由主义，使二者成功融为一体。作为个人主义的宣言，《论自由》一书被不少人视为与1785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并列的自由主义完成的标志。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先总述文章所要讨论的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第二章论述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必要性。第三章论述个性与自由的关系及其意义。第四章论述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第五章就几个案例讨论本文教义的应用。

《论自由》的哲学基础是最广义上的功利主义，即必须把人当做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依据。关于自由与权威的斗争，禁止防御官府的政治暴虐是不够的，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同样要清醒并抵制。但人们往往并不清楚这个所要抵制范围的边界在哪里，从而导致混乱和悲剧。密尔提出了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因此，只有个人行动会直接、最初地影响到他人的部分必须受社会干预，剩下的就是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这包括，意识的内向境地（良心的自由），追求趣味和订立生活计划的自由，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这条教义虽然并非首创，亦广为认同，但在实践中所受阻碍极大。古代共和国认为自己有权实行自己对人的优越性，古代哲学家也赞同用公共权威制约私人行为的每一部分。被强敌环伺的小国亦需要意志统一来保证安全。事实上，贡斯当已深刻地指出了所谓古代人的自由的局限性，而且现代世界中，政治群体体量变大，不再需要斯巴达式的全民军事教育，还有最主要的是，政教分离原则被广泛认同，可自由原则的贯彻在当代仍受重重阻碍。据思想家们所论述，现代道德压迫的机器应更有力地反对在仅关本人的事情上与统治意见有所分歧。而且世界上还广泛地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要把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力通过舆论和立法力量不适当地加以伸展。因此，密尔想要论述自由的重大意义，筑起一条道德信念的坚强堤障以反对这种祸害。

关于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密尔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其对于人类精神福祗的重要意义。1）如果被迫缄默的意见是真确的，禁止思想和讨论自由就使人类失去了一个获得真理的机会；2）如果迫缄默的意见是谬误的，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在与谬误的争辩中获得对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的机会；3）如果被迫缄默的意见部分是真理部分是谬误，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完善已经认识的真理 ；4）教义的意义本身有丧失或减弱并失去其对品性行为的重大作用的危险。密尔在论述过程中采取了既破又立的方式论证以上四点。如在论述的第一不能分中，他反驳因担心错误意见误导社会而禁止言论思想自由的理论，提出不该为了不许对某言论驳辩而假定其真确性，人的智慧的来源在于人的错误时能够改正的，在驳辩中可加深对真理的理解；反驳政府有义务保护某些对社会福祉有用的信条，指出由功利性导出真确性是荒谬的，对教义的信仰因基于对其真理性的认同；反驳拒绝听自己认为错误意见的看法，指出其实质默认了自己判断的不可能错误性，同时举出了苏格拉底等著名案例揭示因不自由而导致的司法罪恶给人类带来的悲剧。；反驳真理会永远战胜迫害的意见，指出这不过是一个过于乐观的谬误，真理的浮现会因人们的错误而推迟，造成损失；批判人们对于不信任他们所重视的信条的人抱有意见的大众心理，指出这种不见血的社会诋毁导致了人类心灵中全部道德勇敢性的牺牲；反驳认为异端者沉默不算灾害的意见，指出这不仅使人们丧失对异端意见透彻讨论的机会，更严重的是，败坏了不仅使异端者还有费异端者的心灵，使其丧失生气和独立，号召思想家的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之而不论它会导至什么结论，并结合时代背景痛心疾首地指出，欧洲近代三个辉煌历史时期的思想的推动力量已经差不多用光，我们若不再力主精神自由，我们就不能期待什么新的进步了。在第二部分的论述中，密尔指出禁止思想言论自由会导致“既定意见的沉睡”，信条因人们顺从接受而反而与人心隔离，把人心僵化起来儿挡住投给人性更高部分的其他一切影响，指出真理在辩驳中更能感动人心。在第三部分中，密尔指出所有意见都是真理与错误交织的产物，并通过指出基督教的一些不足告诫人们真理的利益需要有意见的分歧。最后指出正争辩上的道德尺度应该是不可由辩论者的观点如何推断其品德，真正值得尊敬的是冷静客观地倾听每一个意见的人。

关于论证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的方面，密尔先划出了个人个性发展的空间，即个人应在仅涉及自己的事情上按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断活动，不论在他人及传统习俗看来是否可取。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一点。第一，从社会发展层面来说，首创性是人类事务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允许个性的自由发展有助于保护首创精神，并为天才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因为人类社会永远需要有些人不但发现新的真理，不但指出过去的真理在什么时候已不是真理，而且还在人类生活中开创一些新的做法，并做出更开明的行为和更好的趣味与感会的例子。人类不仅靠他们来倡导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指靠他们。

第二，从个人发展层面来说，个人发展需要个性的张扬，不应该遵从习俗惯例。每个人对自己的福祉有最深切的关切，对于一个人如何发展，他人的经验也许是错的或没有解释对，或者即使对了却根本不适合他，毕竟他人对其的利害关切远

比不上其本身，当然前提是个人是能力已臻成熟，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且个人的智力在运用过程中才能得以发展，成为思考中美丽而高贵的对象，在对自己生活和人生的思考和选择中使自己的存在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在个性的发展过程中，欲望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个完善人类的构成部分，强烈的冲动和强烈的意志构成富有精力的性格，这才是真正的有生气的人。而现在威胁人性的并非个人的冲动失于过多，而是失于不足。给你自由，你敢要吗？很多人是不敢的，萎缩的个性使人类生活变成一潭死水。习俗的专制在任何地方对于人类的前进都是一个持久的障碍。人们的悲剧现在不仅在于个性屈从于习俗，更在于把习俗当成了自己的“个性”。这种后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价值观念的歪曲，想要以牺牲个性换来社会对自我的认同，做一个平庸的顺民。但须知人固然需要肯定，但这肯定应当来自自己的内心，而非依赖外界，尤其是习俗。换句话说，人的价值只应来自自己的内心。自己的价值依靠外界来给予是一件危险而可怕的事情，要么会导致人性的崩溃，要么就只能人云亦云，失去自我，失去个性。密尔指出人类发展所必要的条件是自由和境地的多样化。我不禁想到了曾经以及现在颇受追捧的一个事物地球村，这种追捧其实不也正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所谓方便管理之类的原因而扼杀个性，消灭多样的一个方法吗？。所谓反全球化运动又常被指责为为己国之利而战的自私的异端，但或许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旨关人

类福祉的东西吧。正如密尔所说，商业和交通把野心奢望的一切目标甚至最好的目标都开放给普遍竞争，因而向上爬的欲望就不再只是一个特定阶级的性格，而成为一切阶级的性格。密尔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可怕的图景：人类在有过一段时间不习惯於看到歧异以后，很快就会变成连想也不能想到歧异了。这一日，将会是人类灭亡之日吧。

• 对于论述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密尔指出了每个人对社会遵守的某种行为准绳应该是彼此不损害利益，且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个人有些行为会有害于他人，或对他人的福利缺乏应有的考虑，可是又不到违犯其任何既得权利的程度，这时，犯者便应当受到舆论的惩罚，虽然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人有权利以各种不同办法使对某人观感不佳的意见发生作用如：预先给予他警告；不与之合群；警告他人也同样避免与之合群。他人对其干预的界限是（1）她可以从他人手中受到极其严酷的惩罚；但是他之受到这些惩罚只是作为那些缺点本身的自然的和也可说自发的后果，而不是有谁为了惩罚之故有目的地施罚于她；（2）一个人若只在涉己行为上招致他人观感不佳的判定，他因此而应承受的唯一后果只是与那种判定密切相关的一些不便。至于人们因为自由而产生的对自己的伤害而带给社会的损失，这一点点的不便利，社会为着人类自由的更大利益之故是能够承受的。此后，密尔批判了几个社会道德扩张侵害个人自由的例子，如回民国禁止任何人食猪肉，新英格兰、大不列颠清教徒取消公众甚至私人

娱乐，美国与禁止纵饮烈酒的禁令，厉行安息日制度，用“文明军”结束其眼中文明中的倒退。但对于密尔所说的解决办法，我还是觉得有些不严密。据密尔所称，人们有权不与不同意见的群体合群，甚至警告他人不与之合群，又称社会不应根据共享的或主体群体的道德或习俗干预个人自由，但孤立不同意见体难道不是一种干预吗，这与作者之前所指责的社会对个性的惩罚似乎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其结果不仍是把异端边缘化，终至扼杀个性吗，孤立了不同意见的群体，所谓思想言论自由又如何实现呢，难道是让不同意见只发表于各自的孤立的群体内部吗，而且其惩罚判断的基点仍只是社会主流的个人意见。事实上，关于惩罚的度的问题，恐怕也很少有人能说得清。其实若当社会素质较高时，度便可放低，大众亦相对较易划分得清楚正确，同时高素质带来的理性的宽容也是“度”易于操作。但要使社会大众素质较高，具有较清楚地理性，又要先任其个性发展，这竟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或许人类社会只能以真正的自由为一个大方向，在不断的错误与纠正中，一点一点地无限逼近。而作者所说社会对于个人不良品质的惩罚其实也很难与社会对个人生活方式的批判清楚地分开。或许，个性需要一颗很强大的内心，本来就不以世俗评判为意吧。

• 最后一章密尔论述了本文教义的应用。密尔首先再次陈述了贯穿了全文的两条格言：（1）个人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2）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其次，密尔说明了不涉及侵犯自由问题而反对政府干涉的三种情况：（1）所要办的事，最适宜的人莫若在那项事业上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个人，个人办会比政府办更好；（2）有些事个人办虽未必能像政府官吏办的好，但仍宜让个人来办，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地才能，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留给他们去对付的课题上获得熟习的知识，使他们形成公共意识；（3）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患。行政管理的标准是做到符合于效率原则的最大限度的权力分散，但也要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情报集中，还要尽最大可能把情报由中枢散播出去。密尔用贸易自由、教育设计、禁酒令、毒品买卖、鸦片贸易的几个例子具体探讨了政府权力的界限问题，说明了社会/政府对于纯关个人自身的错误行为可以通过防止或惩罚的途径而加以正当干涉之道，直接损害只及于本人自身的行动，不应遭法律的禁止，但若公开做出来会破坏良好的风气，因而犯及他人，故可以予以禁止，国家对于它所认为违反当事人的最好利益的事，在予以许可的同时不应加以某种间接的打击。对于几种若干人在共同事情上相互同意而共同规定的自由，如奴隶契约，婚姻，子女教育问题，密尔强调不同的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一个人若通过诺言或行动鼓励另

一个人信赖他会继续某种行动，对其发生某种期望，则他对那个人负有一系列新的道德义务，这些义务他可以决意放弃，但不能忽略不理；若因缔约双方的关系而对他人引起某种后果，则双方对第三方负有义务； 国家对于公民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要求并强迫他们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由国家强制教育是一回事，由国家亲自指导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反对国家教育的理由只适于后者，不适于前者。

最后，密尔坚定地指出，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蒂还在组

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

总之，《论自由》一书以其严密的逻辑、全面的论述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论证了个人自由的基本原则，个人自由是每个人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固然，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流派也从不同方面批评了自由主义的一些理论缺漏，主要观点有，自由主义过于乐观，高估了个人理性，削弱了群体权威和社会基础，使得国家职能的发挥软弱无效，人是社会中的而非孤立的人等。但个人自由作为一个符合人性要求的价值导向和原则，是值得尊崇的。

第四篇：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读书笔记

本文的写作背景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英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取得政权并已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并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国内，资产阶级要求进一步扫除封建势力的残余，扩大统治权；在国外，要求保持并不断扩大殖民地。在当时的主要思潮就是在自由主义的口号下破除一切障碍，实行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以便肆无忌惮的追求利润。密尔深受父亲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有选择与吸收性的把早期功利主义学说与许多新思想的重大营养成分结合在一起，为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证自由主义，使二者成功融为一体。《论自由》这本书主要论述了个人自由的基本原则，密尔深受父亲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把早起的功利思想与许多新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

《论自由》分为五部分，以公民的自由为中心，分别是：一，引论；二，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三，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四：论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五：本文教义的应用。

自由，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无数的人们追求它，并试图为它找到理论支撑的基础。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争取自由的历史。《论自由》中讨论了自由的含义、个性自由、社会权威的限度以及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等问题，为自由主义的新发展开辟的道路。

密尔在开篇即明确提出它这篇论文的主题是：“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认为干涉社会成员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应是“自我防卫”──防止对他人的危害。宣布自由是在不剥夺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道路去追求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公民和政府都在讨论与倡导自由，他们都是从自己的利益本位出发，公民希望政府和社会给予的自由多数是从自己希望得到的利益出发，而政府希望公民和社会得到的自由是在自己容许的范围内，并在这个范围内尽可能最大的对政府有利，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控制之间做出适当调整就是自由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第二章论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认为人类应当自由形成意见，自由发表意见，否则便是人类理性与德性的毁灭。密尔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要承受并保护这种自由——可被说服而不可被强制的权利”。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的根本目的是发展人的个性和智慧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一种观点或理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真理，需要自由讨论和论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相反，如果禁锢人的思想，用某种权威或教条压制各种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的发表，只是妨碍思想和社会进

步的，应该制止。权威可以以各种方式来限制人的言论，却不能左右人的思想，权威可以做到的只是将人的某种思想扼杀使之不能传播，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交流，文化不能传播，思想不能流动，整个社会充斥的只是权威所允许所要求的言论思想，那么社会就会成为一潭死水，社会的进步就会被扼杀。思想和言论虽应当获得绝对的自由，但并不是说毫无节制。一切意见是应当允许其自由发表的，但条件是方式上需要节制，不要越出公平讨论的界限。人们不能进行漫骂，讽刺，人身攻击等，但这种限制不能动用法律和权威。

第三章阐述个性的自由发展，认为这是人类幸福的首要因素，会使人对自由、对他人更有价值。主张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反对社会习俗的专制。每个人所应注重的目标乃是能力和发展的个人性，乃是要使其各种能力得到最高度和最调和的发展而达成一个完整而一贯的整体。

为了个人各种能力的最高度调和的发展，就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环境，首先就涉及第二章提到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敢想敢说不为习俗和陈规而左右，形成自己独有的个性。自古以来，各种习俗和专制一直都是压抑人们思想妨碍社会进步的持久障碍。想到中国的帝王专制、文字狱、文化大革命，这些都阻碍了个性的发展，使人们不能不敢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创新去创造去进步，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一片昏暗更不敢说前进了。在这章中，密尔曾说“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是很小的少数；但是为了要有他们，却必须保持能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但凡伟大的天才，总是以各种稀奇古怪常人不能想的奇特思维开始，很多人认为很多天才古怪不合世俗，在当时的时候天才的思想可能会被扼杀，但是多年后再看，这些天才总是不朽的。因为他们的成就就是自由的发展，不受世俗的规范，勇于去探索去挑战，使得个性和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第四章讨论社会对个人自由控制的限度。提出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源于社会对他的保护。社会成员的行为只要互不损害利益和权利，只要为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受损害与妨碍而承担责任，就不受社会强制。密尔认为必须提出一些公认的原则来测定社会干预的当与不当，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份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理由。…任何人的行为，只有在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这就是密尔著名的“群己权界”。密尔强调保护个人自由和权益，反对集体意见对个人自由的干预。而个人的自由也有一个限度，即相对的自由，那就是不能妨碍别人的利益，并且要履行自己义务上应该做的事，当有义务而不做时，那就要对社会负责。

第五章重申两条基本原则：个人行动只要不涉及他人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也不得对之干涉；个人行动若有害于他人利益，个人要向社会负责，要承受社会或法律的惩罚。本篇主要讲自由在生活中的应用，特别是在经济生活中。密尔主张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在自由竞争的社会，如果一个人在合法的竞争中取胜，那必然要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是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下是合法正当的，社会与他人并不负有责任。密尔认为，对竞争应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不能对其约束。“约束就是罪恶”，对贸易的约束、竞争的约束将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还有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限度，存在三种情况是政府不应干涉的：第一，由个人来办会比由政府来办更还一些；第二，即使未必能比政府办得好也可交由个人办，因为对于他们个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来说，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的才能，锻炼判断能力，获得知识；第三，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患。

密尔的《论自由》中的思想早就已经影响着我们，其中文本最早由曾经留学英国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名为《群己权界论》。自由一词就是在后来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慢慢醒悟并追求的。其中的观点，不仅是在他那个年代还是在现代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些观念是永远值得我们去思想和追求的。

第五篇：《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一书是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集大成之作，其作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自由主义之圣”。他的一生出版过许多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本人极看重《论自由》一书，在本书中他曾说“《论自由》往往比我写的其他作品影响更为长久”，他把这本书看作是“一本关于一条真理的哲学教科书”，它的出版也宣布了性格多样性和个性自由发展在不同方面对社会和人类都很重要。

密尔所论的自由，并不是自由意志，而是指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在这里，他引入了“权力”这一概念，自由被定义为权力实施的限度。密尔主张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对他而言，合理的社会即意味着自由，而个人自由的适用范围即是社会干预的限度。这样，他就把自由解释为确定社会合理使用权力，并且提出了一个测试合理性的标准实验，即“任何一个不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都是不合理的社会。如果它侵犯了个人正当的权利，社会就不能使用其权威。”这是评价一个社会是否合理的标准，一个社会必须在保证尊重个人自由的前提下行使其权威，那么如何界定一个社会是否干预了个人生活侵犯了个人自由呢？米尔给出了解答：“本文的目地是要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的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标准。”

在密尔看来，有两种主要方式干预了个人自由，一是法律惩罚，而是道德压迫。这涉及到本书最重要的部分，即那条“极其简单的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的或者集体的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由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何一员，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滥用权威会侵犯社会合理的限度，侵犯个人的自由。密尔自由论的核心便是“危害标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事实说明一种行为危害到其他人，那你就不能用法律或社会道德压力来阻止该行为。比如说，一个人看到别人溺水，但是他没有施以援手，这件事被报道，于是这个人受到了各方的谴责，极大的影响了他的生活。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这个人没有救溺水的人本身并没有危害到他人，但是来自社会的道德谴责却伤害到这个人，这就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侵犯。只有一种条件下可以限制个人行为，即当其行为将会危害到其他人时。如果法案超出危害标准的限度，社会将威胁人身自由，所以说道德压迫和法律惩罚都有可能干预和侵犯个人自由。

这条标准引发出了另一个问题，怎样的才能被判定为危害呢？身体上的伤害很明显是伤

害，情感和心理上的伤害算是伤害吗？我们如何去判定一个人的感情或心理受到了伤害？在现代法律中，受害者的情感或心理受到极大伤害是可以要求并且得到精神赔偿的，这表明一点，情感和心理上的伤害属于危害的范围。但是一旦我们将精神伤害界定为危害的一种时，我们就不得不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去判定一个人的精神受到了伤害。这种判定是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即使是在法律中也没有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和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们可以再次以上述溺水的案例为例，如果当时只有那个人在场，在他没有援救也没有找别人来援救，而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溺水的人死去，那么这种行为虽未伤害到其他人的身体，但是否伤害了溺死之人的家人的情感，是否伤害到了公众的道德感呢？如果是，那么这个人的行为就已经构成了对他人的危害，公众对他的道德谴责也就是合情合理合法了。密尔的理论值告诉我们如何去设定限度，却忘了进一步告诉我们实践的标准。

除危害原则之外，他在文章中指出早在自由合理性试验之前，他就已经提出了合理性原则。在进行测试之前，首先应该证明社会符合合理性的标准。因为自由作为一条原则来说，在人类还未达到能够自由的和平等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以前的任何状态中是无所使用的。这条合理性原则就被概括为：没有文明的思考就没有自由。在社会文明开化的前期，所有干预个人行为的人或事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

密尔最后将自由诉求功利，事实上他在编写《自由论》的同时，也在完成另一部伟大的著作《功利主义》，揭示了功利主义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有人把密尔称为“披着自由外衣的功利主义者”。密尔将自由与功利联系起来，他解释道：“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但是这里所谓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且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功利是最广义的，他指的是一种行为、一个决定或是一件事产生幸福或减少痛苦的能力，或者用约瑟夫〃普里斯特的话说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不是个人的自私，而是大多数人的自私。在做决定时，我们应优先选择功利，但有两条件：一是要以永久利益而不是暂时性快乐为根据；二是要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真正的功利主义是研究怎样才能让一个人快乐，怎样才能帮助人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获得幸福。

密尔在《论自由》的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中提到了言论自由，它是现代自由论中最基础的一部分，也是对密尔影响最大的部分。一开始，密尔就提出人们应该认识潜在的原则，这一观点是他在“出版自由”的基础上提出的。“出版自由”是反对腐败政府或是暴虐政府的保证之一。在这一方面，它是指限制一个不是建立在民主和公众控制下的政府。没有一个在利害关系上与人民不一致的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可以硬把意见指示给人民并且规定何种教义或何种讨论才许人民听到。首先，出版自由是公认的概念，他的一贯原则便是

“如果一种权利或是政府不能代表公众的话，那他就不能控制公众的思想。”如果政府不是代表公众意志下的执政时，旧的自由就不能在保护自由的言论了。

密尔遇见了一个黑暗的未来：没有自由的民主。在这样一种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由理论。旧的自由只是服务于当权机构。密尔证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词可以有另一种理解方式，他做出了新的解释：限制多数派一致的自由言论。密尔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关于自由的传统教条不能保证自由的民主性。出版自由可以保证人民的讨论自由，但密尔指出随意使用这个词会产生反作用，出版自由有可能成为某些教条的基石，也有可能成为民主化审查制度的基本原则。密尔进一步将传统意义上的出版自由解释为没有政府可以限制公众讨论，除非政府可以完全代表公众讲话或与公众利益一致时。在公众意见方面，政府做得越好，证明“限制多余思想这种行为”的正当性方面就会越差。就得自由主义成为新的暴君产生的基础。同样的自由，在一个时代可能是革命性的，在另一个时代也许支持政府镇压。

本书的第四章中，密尔论述了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他指出每个人对社会遵守的某种行为准绳应该是彼此不损害利益，且每个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也就是上述讨论过的危害原则。最后一章中，密尔开始讲到了实际应用，他用贸易自由、教育设计、禁酒会、毒品买卖、鸦片贸易的几个例子具体讨论了政府权利的界限问题，说明了社会或者政府对于个人自身的错误行为可以通过防止或惩罚的途径而加以正当干涉之道，直接损害只涉及本人自身的行动，不应遭法律禁止，但若公开做出来会破坏良好风气，因而犯及他人，故可以予以禁止，国家对于他所作为违反当事人的最好利益的事，在予以许可的同时不应加以某种间接的打击。密尔强调不同的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国家的价值应该从长远来看，归根结底还在组成他的全体个人的价值。

现在看来，《论自由》中最实用的观点似乎都已经过时了，但其中有些一般的概念仍然起着作用，特别是关于自由的基础和原则以及个性自由等观点依然是自由主义中的经典，值得推敲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