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税制下的采购业务再造论文[五篇]

第一篇：营改增税制下的采购业务再造论文

摘要：2016年3月2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本文旨在探索建立营业税改增值税税收体制下采购业务新模式，优化采购业务流程，理顺采购预算、招投标管理、合同管理、发票管理，进一步实现规范采购业务、降低采购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关键词：“营改增”税制；采购业务再造

1项目背景

1994年的税收改制，我国形成以增值税为主体,营业税和增值税并行的流转税制。两种税制并行：一是存在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不完善问题。二是营业税本身存在重复征税现象。2012年1月，部分行业“营改增”在上海试点，2016年3月2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自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入增值税体系，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国家税制的转变使企业采购业务对应招投标、合同签订、发票核销带来一系列变更，企业应随之重新审视内部采购业务管理流程，优化业务链条，统筹规划，降低采购成本、降本增效，规避采购、合同、税收管理风险。

2采购业务再造

降低采购成本、实现税款抵扣最大化是企业采购管理的基本目标。“营改增”之后，全面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销售实现抵扣链条的完整性，采购环节应全面考察分析供应商、服务商,优先考虑可以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加强对抵扣凭证管理，实现税款抵扣最大化，降低采购成本。

2.1采购业务的衔接

第一，“营改增”转换时的采购业务。（1）跨期合同。全面“营改增”实施以来，存在原营业税未执行完毕跨期合同，原合同涉税事项适用营业税法规，后续合同执行适用增值税法规，结算条款合同未约定，或双方未形成协商一致意见，无法取得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2）发票管理。业务经办人员对“营改增”后应取得发票类别不明确，导致存在部分发票无法抵扣、无法核销；业务经办人员对取得增值税发票管理意识淡薄，存在未妥善保管传递交接的情况，导致发票逾期、抵扣联丢失等原因无法抵扣增值税税款。第二，“营改增”以后采购业务。（1）投标谈判。投标单位报价税率不一致，评标标准全部以含增值税价格确定，不能实现采购成本最低的目标。（2）合同签订。合同签订不规范导致增值税税款无法抵扣、增加税负。供应商在劳务、货物提供后不能按规定开具增值税发票，未对违约情况进行相关条款约定；合同结算条款对不同税率的货物服务内容未分项约定；合同中发票开票信息不明确，取得增值税发票信息错误。（3）直接采购项目。2万元以下直接采购项目，采购过程中未考虑对方单位纳税人资质，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2.2采购业务流程梳理

为企业量身设计最优业务流程方案，编制《“营改增”采购业务操作手册》，整理形成《采购业务税目税率表》，具体指导评标谈判、合同签订环节采购业务适用增值税税率。编制《营改增发票取得指导意见》，对营改增转换时点及后期发票结算进行规范。（1）编制《可抵扣业务税目税率表》及说明。梳理近3年采购业务，区分可抵扣采购业务与不可抵扣采购业务，对可抵扣业务按供应商行业、经济业务事项明确税率。（2）编制《营改增发票取得指导意见》。对营改增转换时点及后期发票结算进行规范，重点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取得、核对、保管、传递进行明确。（3）对招投标模版、合同模板进行架构设计，提出修订意见。

2.3精细税收筹划

（1）对未执行完毕跨期合同签订补充协议。通过对近三年合同进行筛选，识别出未执行完毕合同16项，均为税种、税率变更的跨期合同，与供应商、施工单位重新谈判、签订补充协议，对结算及发票开具条款进行明确，实现跨期合同未执行部分结算价款的税款抵扣。（2）对采购建筑劳务跨期合同计价、计税方法进行明确。“营改增”的实施，使建筑行业人工、材料和机械等全部实现价税分离，要求在信息价和市场价的采集方面都要考虑增值税的因素，组价过程的复杂程度提高，企业在审核其计价时应更加严谨、精细，实现价税彻底分离。对建筑行业跨期执行合同结算实行分类、多级税率结算，积极进行税款筹划，最大限度抵扣税款，实现企业采购成本降低。经项目组与跟踪审计单位、施工单位多次协商，与省定额站多次沟通，企业分别按合同开工时间、供应商纳税人资质，明确不同计税结算原则。2016年4月30日（含）前已实际实施完工部分的建筑项目，结算方式以原合同为准，按照营业税计价模式执行，结算发票可不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5月1日后实际实施的建筑项目，区分供应商纳税人资质分别采用简易计税法（3%税率）及一般计税法（11%税率）进行结算，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2.4预算审批提前介入

采购预算是采购行动的指南，是采购工作流程的起点。预算审批环节提前介入、预设控制关口，采购项目预算环节区分进项税额可抵扣业务与不可抵扣业务，以含税价格编制预算。预算编制增加是否抵扣，对适用税率进行初步评估，确认抵扣类别属性。为采购招标文件模板的选择及合同结算条款提供预先指导。为实现预算审批环节提前介入，修订《预算管理规定》及《采购预算表》。整合《物资及服务采购预算表》《固定资产投资预算表》《工程建设项目预算表》为《采购项目预算表》。对采购项目进项税抵扣类别进行预先识别，进项抵扣列项由预算管理办公室填写，凡选择“是”的应注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执行招标采购程序的应选择可抵扣采购文件模板。对《预算管理规定》进行修订，采购预算管理涉及文件记录进行整合更新。

2.5修订文件模板

采购环节应区分可抵扣业务与不可抵扣业务，不可抵扣业务采购文件适用原采购模板（不作价税分离），评标谈判直接以含税价格确定,选择含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可抵扣业务存在货物、劳务等多项混合采购，且适用多项增值税税率，潜在供应商充足的情况下直接界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采购模板（A一般纳税人）；其他类型可抵扣采购业务适用采购模板（B价税分离），谈判评标环节以各投标、报价单位不含税价格评价，选择不含税价格最低供应商。第一，可抵扣采购业务招标谈判采购模板（A一般纳税人）。采购模板（A一般纳税人）相对原采购文件模板，主要就项目招标范围、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报名、投标人资格要求、评审标准、合同主要条款等6处关键要素进行修订，以实现评标标准一致，税款充分抵扣，投标报价最低者中标，其主要修订如下：（1）投标人资格增加“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明文件”。（2）资格审查中增加“投标单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应提供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明文件。投标人提供可证明其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资料为下列证明材料中任选一项：《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原件；加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戳记的《税务登记证》原件；《纳税人资格认定书》原件；主管税务机关发放的用于核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原件；加盖主管税务机关印章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表》原件”。（3）招标文件合同模板明确“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不确定增值税税率”。第二，采购模板（B价税分离）。相对原采购文件模板，主要就评审标准、合同主要条款结算方式、开标一览表等关键控制要素进行修订，实现可抵扣项目以不含税价格作为评价标准。采购模板（B价税分离）做如下修订：（1）修改投标报价的总价。投标人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投标报价的总价表按价税分离的格式填写，按价格、增值税税率分项列示。（2）修改评标办法的评审规则。第三部分评标办法中第3条评审程序第二款详细评审规则改为投标人可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不含增值税价格作为价格评价标准；不能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含税总价作为价格评价标准，按调整后评标价格由低到高依次排出名次。

2.6修订合同模板

合同管理是企业内部管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合同条款的具体内容将直接影响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在控制税收成本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营改增”的背景下，企业必须重视业务过程中的合同管控，重新梳理合同条款，防范风险、降低税赋。只有资金流、物流、发票流相互统一，即收款方、开票方、货物销售方是同一个法律主体，同时付款方、收票方、货物采购方是同一法律主体，企业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才可抵扣，业务操作过程中企业应加强合同管理，正确开具增值税发票，规范企业经营活动，降低企业涉诉风险，对税收进行统筹规划，实现税款抵扣最大化。采购过程发生各类价外费用，在合同约定价外费用以及价外费用金额是否包含增值税；招标谈判约定对方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将取得增值税发票作为合同义务列入合同条款；合同中对不同税率的货物、服务内容应当分项约定，明确不同项目的适用税率；合同条款中应特别加入虚开发票条款，约定如开票方开具的发票不规范、不合法或涉嫌虚开，开票方不仅要承担赔偿责任，并明确不能免除其开具合法发票的义务。合同中增加增值税专用发票条款，对发票开具后传递至甲方时间进行约束；增加甲方乙方发票开具信息、收付款信息等条款。（1）结算方式增加发票条款及发票传递时间要求。本采购项目合同总金额元（价税合计）。货物部分由乙方提供金额元（价税合计）、税率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劳务部分由乙方提供金额元（价税合计）、税率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提供金额元（价税合计）部分，开具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发票。乙方应自发票开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发票传递给甲方。（2）增加发票开具违约条款。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发票或开具的发票不符合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规定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采取重新开具发票等补救措施或终止合同。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违约金，给甲方造成损失的，还应赔偿甲方损失。因发票开具违法违规造成的其他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3）增加甲方、乙方发票开具信息、收付款信息等条款。为确保资金流、物流、发票流相互统一，即收款方、开票方、货物销售方是同一个法律主体，同时付款方、收票方、货物采购方是同一法律主体，将甲方、乙方的开票信息、付款信息，加入合同文本提前审核。

2.7精益财务核算

适应不同税率发票、可抵扣非增值税发票（过路、过桥票）的业务类别，财务内部核算增加相应核算科目，确保财务核算与“营改增”业务匹配一致，同时严格发票审核相关要求。一是适应内部会计核算要求，增加1.5%进项税、5%进项税、手工计算进项税等明细核算科目；二是从采购标书到合同签订到发票开具、审核记账多点管控，严格按预定税率开具发票、审核记账，形成闭环。签订合同的必须按合同约定取得合规发票，未按合同约定取得发票的不予核销。

3实施效果

3.1制度流程全面梳理，企业管理水平提升

根据增值税法规及“营改增”政策，全面梳理修订招投标、法务、财务与税务管理有关制度。对进项发票的取得、认证、纳税管理工作流程进行流程再造，从业务发起部门至财务部门，对各环节时间和责任给出明确规定，确保取得及核销发票规范，提升企业基础管理水平。

3.2业务节点统筹设计，企业采购成本降低

通过划分可抵扣业务与不可抵扣业务，实现评标标准一致，税款抵扣最大化，采购成本最低化；通过跨期合同变更，采购业务价税分离抵扣税款，有效降低采购成本；规范合同签订，防范合同签订不规范带来发票开具不规范风险；加强进项待抵扣凭证管理，取得及核销发票规范，降低税收风险，规避企业进项税款损失。

第二篇：论文 营改增

财税体制改革“重头戏”

——“营改增”政策的全国推开 摘要：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拉开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大幕，同年8月营改增试点分批扩大。目前，国务院已经明确“营改增”试点时间表，按照规划希望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今年4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2013年8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部分现代服务业适当扩围纳入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中国政府高层普遍将实行“营改增”视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本文主要从“营改增”的主要内容、影响以及机遇与对策等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字：营改增，税收，税制改革，营业税，增值税

一．“营改增”政策的主要内容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是国家实施结构性减税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重大的税制改革。

根据规定,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是实施“营改增”两大范围,其具体明细为: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和管道运输;部分现代服务业则包括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和鉴证咨询。《“营改增”方案》在现有17%、13%税率基础上,增加了6%、11% 两档税率,不同税率适用税目的具体内容是: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税率为17%;提供交通运输业服务包括陆路运输服务、水路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管道运输服务,税率为11%;部分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鉴证咨询服务,税率为6%;年应税服务销售额500万以下(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适用简易征收方式征收率为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纳税人主要分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不同种类纳税人其应纳税额计算方式不同,包括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税方法两种。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一般计税方法,分别按照17%、11%、6%三档税率计算销项税额,应纳税额是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则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不含税销售额乘以3% 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此外,提供轮渡、公交客运、轨道交通、出租车等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也可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按照国家规划，我国“营改增”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在部分行业部分地区进行“营改增”试点。上海作为首个试点城市2012年1月1日已经正式启动“营改增”。第二步，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按照7.25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这一阶段将在201

3年开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交通运输业以及6个部分现代服务业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概率最大。第三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营改增”，也即消灭营业税。按照规划，最快有望在十二五（2011年-2015年）期间完成“营改增”。

二．营改增的主要影响

（一）对宏观财税经济而言，一是有利于增值税链条的完善;二是有利于试点城市或地区获得制度分割收益，提高竞争力;三是未来房地产业、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有助于房地产业发展及房价回归理性;四是未来金融保险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有助于金融保险业的分工协作，促进金融创新;五是消除重复征税，降低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税负、成本，有利于降低物价，降低通胀。

（二）对上下级财政体制而言，“营改增”涉及共享税、地方税两大税种，将对地方财政收入、财政体制改革等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扩大，营业税的范围则面临相对缩减，甚至被增值税取代，而营业税本是地方政府的第一大税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必将会减少。尽管短期内“营改增”将不会影响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划分，但由于方案和税制存在矛盾，要想根本解决问题，需要更加全面的体制解决方案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收支划分，这将牵涉从根本上解决分税制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三）对企业而言，一方面营业税改增值税能够有效避免过去因为财税方面的漏洞而出现的重复征税现象，能够很好地缓解大部分企业所面临的赋税压力大、经营生产税务成本高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些规模较小、资产较少的企业来说，因为营业税改增值税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对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从而让许多小企业纳税人能够实现纳税额度明显减轻的目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增值税以增值额为计税基础，增值额越大，产生的税款缴纳越多，因此，营业税改增值税也给一些企业造成了赋税增加的消极影响，这些企业或是由于自身生产周期及成本结构的关系、或是因为试点范围狭窄，非试点地区无法提供专用增值税发票，总之，因为营业税改增值税而出现赋税压力增大的企业也不在少数。因此，企业性质不同，“营改增”对企业造成的影响不同。“营改增”可以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货物与劳务税制不统一和重复征税问题，减轻了服务业整体税赋，为现代服务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制环境：一是促进原本规模较小的服务业企业做大做强，帮助交通运输业降低综合税负成本，并间接造福其下游多个行业；二是打通了产业链条，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推动了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三是不断打通、延伸和拉长增值税的抵扣链条，避免服务分包环节层层征收营业税，有助于加快生产性服务外包发展，促进服务业分工细化和资源优化配置；四是有利于服务业产业链的拓展，一些大型制造业企业借机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分离出来。

（四）对于社会经济而言，“营改增”税制的改革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发展的税务制度，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经济结构，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促进三次产业融合；有利于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增强企业发展能力；有利于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健

康协调发展。一方面，“营改增”促进服务业等行业进行专业分工，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从而扩大内需，增加社会大众就业渠道，进一步使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规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营改增”是国家通过对各种税收优惠项目的合理安排，以政府放弃部分税收为代价，向纳税人提供相应的财政援助，对特定纳税人或特定经济活动的纳税义务进行一定程度的减轻，从而作为一种政策手段，来调节社会经济的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三．营改增的机遇与对策

（一）两大历史机遇

1.以“营改增”为着力点促进税制优化。增值税与营业税合计占我国税收比重高达 40％左右，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今后一段时期，应把“营改增”作为税制优化的主要着力点之一，以促进税负公平、维护税收中性、优化税收结构为目标推进“营改 增”改革。一方面，要通过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从根本上消除流转税领域的重复征税现象，促进产业间税负公平；同时增强增值税抵扣链条完整性，真正体现出增值税中性特点，最大程度减少其对经济活动的扭曲作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营改增”带来的减税效应，逐步降低流转税在税收中所占比重，积极构建流转税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收结构，这是我国中长期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2.以“营改增”为契机推动产业转型。首先，要紧紧抓住“营改增”消除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税制瓶颈所带来的机遇，努力提高服务业占GDP 比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此基础上，增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其次，要高度重视“营改增”对中小企业发展的积极意义，将“营改增”作为改善中小企业税收环境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通过相对优惠的税率安排对中小企业给予扶持（如小规模纳税人企业按 3％低税率征收），构建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产业组织结构。最后，要牢牢把握“营改增”对促进产业专业化分工的作用，努力引导制造业企业实现主辅分离，鼓励服务业外包与专业化细分，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

（二）营改增的具体对策

1.对税负增加的企业实行财政补贴或退税，虽然会牺牲地方财政收入的眼前利益，但会提升企业发展活力和盈利能力，极大解放企业和外来资金共同开掘现代服务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形成的宽税基将对地方财政的短期损失逐渐形成有效弥补。同时，对税负增加的企业实行财政补贴或者退税，由地方政府埋单，亦可视作改革的成本。从长远来看，“营改增”不会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较大影响，而且在宽松的生存环境下，企业必然会释放其固有的创造性与成长能力，财政增收能力也将随之增强。当然，税收减少就意味着财政需要再平衡，也需要政府部门对以往支出模式加以改进。

2.做好企业“营改增”的窗口指导，引导地方企业逐步开展“营改增”准备工作。鼓

励服务行业的企业提前在管理、税务、财务、运营等人员中展开增值税相关政策知识培训，审视自身经营运营现状，深入分析增值税改革可能带来的对于企业成本、现金流等方面的影响，提前做好与“营改增”有关的业务流程、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同时，设立“营改增”试点财政专项资金，制定相应的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对因新老税制转换而税负有所增加的试点企业，实施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或地方性优惠措施，如财政补贴、营业税减免等。同时，对纳入试点行业的划分尽量做细做透。

3.扩大服务行业的抵扣范围，区别对待、分类扶持。一是可以适当降低交通运输企业“营改增”的税负，将交通运输企业的路桥费、房屋租金、保险费等生产经营成本纳入进项抵扣范围；二是针对一些相对固定、而又难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支出，尽快出台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将其纳入进项税额抵扣范围。对存量固定资产按每年计提的折旧额来核定可抵扣进项税额，或者给企业一定的财政补贴；三是增加现代服务业进项税的抵扣范围。现代服务业可抵扣进项税额较少，可将办公租金、人工费用等支出列入抵扣范围，针对不同行业实行差别税率或免税。四是适当降低劳动密集服务企业的税负。五是完善“营改增”试点配套政策。简化手续，力争缩短财政补贴到账的时间。

参考文献：

【1】苏安梅，浅谈“营改增”对企业及社会经济的影响，经济与法，2012年9月下，总第273期

【2】“营改增”能够带来什么，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

【3】邱峰，“营改增”税制改革的效应及其应对，哈尔滨金融学院学报，2012 年 12 月，第 6 期

【4】黄翠玲，浅议“营改增”对企业税收的影响，财会研究

【5】潘文轩，税制“营改增”改革试点的进展、问题及前瞻，现代经济探讨，2012 年第 12 期

第三篇：营改增(及税制改革历程)

1994年以来税制改革历程与当前的“营改增” ——许善达会长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培训会上的讲话

（根据2012年7月12日讲话录音整理）

（对朋友们可能会有启发，与您共享，文章前部分是税制改革，可从第7页细看）

目前我们的税制框架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形成的，对现在税收影响最大的就是1994年形成的这个税制的格局。在1994年税制改革方案的研究过程中，因为增值税和所得税当时占整个税收比重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是研究的重点。

增值税本身有许多特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扣除范围？有生产型、消费型、还有收入型，这么三种类型。所谓生产型，机器设备税款不能抵扣，你可以扣除购进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这些都可以扣，但是买的机器设备，基本建设，比如说盖房子这些，里面的税款不能抵扣，这是生产型。所谓收入型是固定资产里面，你买的机器设备虽然含税款，但是全部税款不能一次抵扣，只有机器设备当年折旧的那部分价款所含的税可以抵扣，这叫收入型。所谓消费型就是不管买什么，只要买的东西，那么里面含的税款都要抵扣。这是一种最彻底的增值税，像欧洲的一些国家都采用了消费型增值税，就是购买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商品、劳务，里面只要有税款，统统可以扣掉。因此，1993年我们给国务院提出的建议方案是所有的商品和服务，全部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同时废止当时对商品征收的产品税和对服务征收的营业税。

就所得税而言，1994年以前，我们有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还有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当时是按照经济性质划分，实际上就是按照产权关系划分，不同的产权关系，所得税是不一样的。这种所得税制无法处理股份制企业的所得税问题，而股份制是市场经济中企业主要产权关系之一。所以，这种按产权关系划分所得税的制度显然跟市场经济方向不一致，因此当时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合并成一个所得税，叫企业所得税或者是法人所得税。

但是国务院领导主持讨论的时候，多数人认为这个方案不行。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一是增值税的问题很复杂，首先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经济上投资开始热起来了，所以1993年通货膨胀的速度比较快，投资过热。因此，多数人提出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不能扣除，否则不是更鼓励投资了嘛？于是我们增值税的方案就改成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不能抵扣，采用了生产型增值税。这是一个遗留问题。其次，还有一个更大的遗留问题，是确定增值税的适用范围问题，因为当时研究分税制的时候地方收入占70%多，中央只占20%多，实行分税制，中央要占大头，特别是在新的增量的分配上，中央要多拿，这样中央收入的比重才会上升。这么设计给我们提了一个难题，因为当时所得税比重很低，只有百分之十几，而且国营企业亏损很多，所得税每年增长很慢，所以在计算整个中央收入、地方收入时，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眼睛都盯着流转税。中央为了从增量中多分到份额，准备分75%增值税，给地方留25%。如果商品和服务都实行增值税的话，那么地方的固定收入最多只有20%多。当时大家认为这样一种分配方案，地方政府难以接受。中央的目标是收入份额从20%多提高到60%，一次性调整到50%以上，然后每年增量中中央多分一点，若干年后增加到60%的目标。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央分75%增值税以多分收入增量的目标和一次性调整到50%以上，若干年后达到60%的目标如何同时实现？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对劳务部分还保留营业税，不搞增值税了，劳务部分的营业税其实跟改革以前的产品税一样，等于是全额征税、重复征税。把劳务部分的营业税不改增值税了，保留下来，作为地方固定收入，这么一算，地方政府觉得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服务业每年要增长，营业税也增长，是地方政府的收入中一个能够每年随着经济发展有增量的税种，等于把一个有增长潜力的税留给地方政府。就为了这个，就把我们原来报的商品和劳务、服务统统实行增值税的方案，一切两半，把增值税的适用范围只限制在商品范围内。劳务部分保留营业税，这个是因为分税制引起的，不是专家们、领导人认为营业税好要保留下来，大家都认为它不好，但是为了分税制能够推出去，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能够就分税制问题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给地方政府一个随着经济发展，收入能够增长的税种。是出于这个考虑，牺牲了税制的规范性，税制不规范就先不规范吧，先把分税制保证了。如果只考虑规范税制，地方政府不同意分税制，这个规范的税制也不能出台。

所以当时相当于从一个规范的增值税制，倒退了两大步。这两大步退下来，倒有一个好处，就是税率的设计。因为1994年的税制改革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保持原总体税负。要是减少收入，对政府不利，当时政府很穷，要增加企业负担，企业又不同意，因此，那次改革只改制度，在量上保持原来的总体税负。但是总数不变，不一定意味着每个行业不变，不意味着每个企业不变。原来我们算了好几个帐，但是最后定了17%，这17%是在保证原税负的原则下，根据现在的扣除范围，收17%，就能够收到原来总体的税。如果当时按照规范化的增值税算，不说营业税，光是机器设备的税款，要允许扣的话，要想保持原来的税负增值税税率就得定为23%。23%什么概念？已经到了北欧那些福利国家的水平了。欧洲一般非福利国家，像英国、法国都是17%上下到20%之间。这说明两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明当时中国的流转税的负担比起欧洲国家来说太高了，因为是保持原税负，要抵扣的多，税率就得高，扣的少，税率可以低。我们这么多不能扣的，税率定17%，跟欧洲这个扣，那个也扣，什么都扣的，人家基本上也是17%，可见当时我们流转税的负担比欧洲国家要高很多。

这样一个抵扣范围小而税率与欧洲基本相同的增值税制还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保持原税负”的17%的税率是在当时税收征收率的水平上确定的。这样就为今后税制改革中在规范税制，扩大扣除范围时保持税率不提高提供了可能。换句话说，税务机关加强征收管理，提高征收率以后，可以用征收率提高产生的税收增量对冲扩大抵扣范围而形成的减收，从而不必提高税率。

我们从1994年开始实行这样一个增值税制，操作起来以后，原来预定的目标，可以说基本都在逐步的实现之中。首先说要增收，1994年那时候，税收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的比还是小于1的，95、96年税收弹性到了1，1997年以后大于1了。大于1就是每年税收的增长比经济增长速度快，所以税收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我们的预期目标实现了。其次是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我们当时是一次性算成55%和45%，每年增值税增量多拿一点，一年计划中央提高一个点，五年以后提到60%。结果头两年中央比重下降，从55%降到54%、53%。为什么？因为对地方的小税，过去税务局不把它当钱，太少，谁也不关注，改革以后，分了国税局、地税局，所以地税务局有一批人就负责收这些小税，那两年，那几个小税，增长速度很快，几倍几倍增长，所以中央收入比重不升反降了。但这只是短期的，因为对于过去这些小税种流失的征收，在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征收率会保持一个水平，增长速度就慢了，最后决定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的还是增值税。那么，到了1997年以后，随着整个税收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开始上升了。

另一个是关于所得税的问题。合并内资企业所得税没有分歧，但对合并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强烈主张，为了吸引外资，我们必须给外商投资很多优惠，这些优惠决不能给内资。因为我们要不给外商优于国内所得税的话，我们吸引外资战略就会有负面影响。所以不管规范不规范，对外商要搞一个单独的税制，要比内资优惠一大块，不能给内资，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引进外资战略的实施。因此，搞一个所得税不行，必须搞两个，内资负担要重，外资负担要轻，这是当时所得税税制设计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先把内资的国营、集体、私营合并，这个大家觉得不能再分了，因为一个股份制企业里面，无法分股份交所得税。但是内资企业所得税本身遗留的问题很多，给内资企业增加了许多不规范的税收负担，比如说工资不能全列支，折旧率折的很低等等。这些类似的问题不予解决。否则都跟外资一样，那不是对外资没有吸引力了嘛？这样所得税就变成了两个制度并存的局面，这又算一个遗留问题。

对我们税务局来说，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还不是税制的那些缺陷，而是税收特别是增值税的征收管理问题，是控制虚开发票的问题。1994年新税制出台以后，税务局对税制的问题根本顾不上研究，能不能把增值税管住了，是一个挑战。当时虚开的发票满天飞，2001年，国务院领导讲，如果税务局解决不了发票管理问题，那我们的增值税就得倒退回去，还得搞过去的产品税。为了遏止虚开发票，国务院亲自提请人大，增加了一个刑法含死刑罪的罪名，叫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当时全国大概判死刑，包括死缓的100多人，执行的也有几十个，但就是这种这么严厉的刑法都控制不住，犯罪分子还是“前仆后继”。因为如果抓不住他，那么他骗税的成本和收益比，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潮汕案、远华案、金华案等等，可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全国范围内虚开发票泛滥。后来我们还是从全世界没有先例的计算机管票上下工夫，总结了金税工程一期的经验教训，搞了金税工程二期以后，每个月报税交税的比例开始上升，到了2001年7月的时候，超过了98%，说明我们中国的税务局是能够管好增值税的。决策层不再考虑退回产品税的问题，以增值税分配为主体的分税制才最终站稳了。因此，从2001年以后才开始继续研究税制规范化，怎么改进税制的问题。（参考许善达营改增系列讲话）

2003年开始提出了两条改革的意见，第一条，先把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允许抵扣，就是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因为要鼓励企业技术改造，购进先进设备，淘汰落后的，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如不允许抵扣，不是等于打击了技术改造嘛，当时这个说法被国务院接受了。第二条，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两个所得税法要合并，因为我们吸引外资是靠市场机制，不能再靠税收优惠来吸引了，而且国内企业税负那么重，发展确实有障碍，应该享受到国民待遇，所以这个也形成了共识。

这两个意见形成共识了，但是操作、推行的实践仍然有很多问题。搞消费型的增值税主要还是怕减少收入，因此2003年先从发改委搞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开始。当时担心减收太多，还只允许“增量抵扣”，只有今年增加的增值税才能用购买机器的税款抵扣，这是扭曲的消费型。然后第二步扩大到中部崛起的六个省的26个城市按照东北方案办，但是只限定在26个城市的城区，其他市县和这26个城区的郊区都不能抵扣，这就更加扭曲了消费型增值税。第三步西部大开发的企业都可以采取。这样扭曲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了6年，中央2008年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所有的企业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都可以抵扣了，不再受税收增量和地区的限制。搞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把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成一个法，2003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两法合并的时机已经成熟。还有一种说法是两法合并是必要的，但是时机尚不成熟，还需要做更多的准备。这两种意见一直在争论不休。所以2003年提出两法合并，2007年人大审议才通过，2008年开始实施，2009年开始征收合并以后的所得税。外商的法定税负虽然上升了，但是有过渡期，几年之内上升部分可以退税，所以外商基本上在几年之内税负也没有变化，而内资企业税负都降下来了。机器设备税款全国实行抵扣，两法合并使内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下降这两个政策的效果都恰恰体现在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间段里，当时没有想过这两项改革是应对金融危机，但这个时间段正好和金融危机撞上了。因此，2009年很多上市公司的报表还看得过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两个政策性减税的效应正好体现出来了。（参考许善达营改增系列讲话）

1994年税制改革遗留的问题，到2009年，花了17年才解决掉了两个，从税制上讲，遗留的最大问题就是营业税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研究营业税要改增值税的问题。营业税改增值税，讲道理，没有争论，没有人反对营业税改增值税。营业税的制度，它是一个很不好的税制，这个大家都有共识的。关键在于改这个营业税和原来说那两个政策的修改，难度和影响的面都不一样。增值税转型，只影响增值税的企业，它跟别的企业没有关系，而且只影响那些购买了机器设备的企业，如果今年不买机器设备，税负不变。所以影响面相对比较小。内资企业企业所得税减税，因为当时所得税占的比重不大，同时，增值税转消费型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核销坏账，都使内资企业利润增加，在相当程度上对冲所得税法定税负降低的减税因素，因此，影响面也有限。现在大概企业所得税占到了21%、22%的样子，个人所得税大概是6%到7%，加在一起是27%、28%，这个比重慢慢往上升。但营业税改增值税不一样，这个政策如果推出的话，那对整个经济影响的范围，可以说不亚于1994年的税制改革。

为什么？首先，营业税改增值税，基本的要求是减轻负担。因为营业税的缺点之一，就是重复征税，税负重。重复征税不利于企业专业化生产，越是大而全的，税负越轻。越是专业化程度分工很细的，水平很高的，税负反而重。你把某一个领域做的非常专，做的科技含量非常高，但是你是单独一个小的领域的一个企业，那么重复征税之后税负重。营业税使服务业的税负重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负，它的这个弊端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营业税改增值税，第一个改的原则，就是减轻负担。这比1994年的改革，应该说制度环境宽松了一点，如要求税负保持不变，那更复杂了，增值税税率就不知道该定多少了。第二个是消除重复征税。重复征税不利于企业在市场上专业化，不利于提高技术含量。因为要追求大而全，越大而全负担越轻，越小而精，负担越重。营业税就是这么一个税制导向，所以很多企业都把本来应该单独搞一个企业的服务业，并到制造业里面。这样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就把服务业变成制造业了，服务业就少了一块，所以中国实际上服务业的比重比我们统计的比重要大。这影响了很多公司企业架构的设计。其实在制造业的企业里面，有很多包含了相当一部分成分的服务业，之所以包含在内，原因就在于这样包含在内税负低，如独立经营，税负高。所以营业税对于企业集团化，怎么搞专业化，有这么一个导向的作用。所以这次营业税改增值税明确购进要扣除，没有重复征税。第三个很重要的是原来规定营业税出口不退税，增值税出口退税。退税是什么概念？退税政策是产品出口以后，不但销售不征税，购进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税款还要退给企业。营业税是什么概念？出口，不但购进的税不允许抵扣、不给退税，出口的这个服务还要征税。根据营业税的原则，国外买国内企业的服务，由于提供服务的地点在国内，所以要收营业税。后来是哪个政策最先把出口不征税解决了？是文化体制改革里面的一条。翻译作品，外国委托国内翻译，国内翻译完了，用电脑传给国外了，免营业税。这是最早解决了营业税出口不征税的政策。当然在整个经济中占的份额很小。后来陆陆续续有一点免税了，比如说远洋货轮，你往境外运输，免税，类似这样的境外服务开始有点政策了。

但是免税和出口退税相差很大。免税只是免最后一个销售环节的税，购进的税，还由企业负担。出口退税，不但销售的税不征，购进的税全部退还。这两个政策力度差的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我们中国变成制造业大国了？为什么没有变成服务业大国？原因很多，但是制造业出口退税绝对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1994年不坚决的实行出口退税，中国制造业大国是形不成的。光靠这个不行，但是没有这个肯定不行。这个政策对于商品的出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其他政策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服务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跟我们服务出口不退税，甚至相当多的服务出口还要征税，有直接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制定的各项指标，经评估唯独两项没有完成计划，一个是节能减排，就是治理污染这部分，另一个没有完成的就是服务业发展，其他的都是超额完成。其中服务业没有完成，服务业应该增加的就业人数也就相应没有完成，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所以考虑十二五规划的时候，现行税制遗留的营改增这个大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十二五规划要求发展服务业，增加服务业就业，包括增加技术含量，我们服务业里面有很多科技开发的企业都算服务业，比如说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等，这都是服务业，都征营业税。所以，现在提出营业税改增值税，就是要跟国家的大形势连在一起。

营业税改革，虽然议论了好几年，但是一直达不成共识，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收入问题。营业税改增值税，首先服务业要降低税负，服务业不降低税负，营业税改革没有意义，这是第一条。同时，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制造业也降低了税负。因为制造业增加了扣除的范围。原制造业购买服务取得的营业税发票是不能抵扣的，改成增值税以后，购买服务时同样取得的是增值税发票，那么就可以抵扣了。所以营业税改增值税，不但降低了服务业企业的税负，也降低了制造业的税负。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全面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话，那将是中国所有企业全面降低税负的一个措施。因为没有一个企业购进的全部都是商品，没有一点服务，不可能的，多多少少都会有服务的。如果营业税全部改到位了，原来购买服务的税款不能抵扣，现在可以抵扣了，无论多少，绝对是一个减轻负担的措施。也就是说，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件事情，是一个全面减税的措施。难的是将要减多少税，地方政府财政以及相应中央财政能不能承受，最后确定的增值税的税率是多少，这是一个需要非常慎重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服务业的营业税是地方的收入，而且是作为地方政府随着经济发展收入上升的一个税种。改成增值税以后，一是基数下降了，收入减少了，地方能不能承受？增值税扣机器设备税款的时候，中央对地方减收的部分，给了15%的返还。营业税改增值税，地方减少的部分，中央不给上海补贴，其他地方中央给不给补贴？二是营业税是一个大税种，去年税收总收入10万亿，增值税4万亿，营业税收入规模1.4万亿，改成增值税后，是共享税还是地方税？原来营业税是地方税，上海改增值税以后，仍保留为地方税，其他地方也必然保留为地方税，但今后增值税不可能有两种分成办法，如果改成共享税，按75%、25%与中央分成，那么地方政府随着经济发展有增量的税收没了，地方政府接受不接受？分税制要不要改？当然，这是今后的问题。

第三，还有一个一般不大注意到的问题是，提供服务的地方和购买服务的地方，在地方政府之间不是平衡的，一个地方对外提供的服务和购买其他地区的服务，这个量是不均等的。原来是营业税，这个不均等并不影响相邻地方之间的收入。现在改增值税了，凡是购买外面服务多的地方，它的收入就要减少。买外面服务少的地方，它卖出去多的地方，它收入就要增加。所以营业税改增值税，不仅是地方政府自己收入减少了，不仅是中央和当地的关系要考虑，地区之间也会产生新的不平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营业税改增值税会影响到所有政府的收入，因为每一级都有服务业，县里也有服务业，市里也有服务业。所以每级政府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包括中央政府，这个影响除了本地影响，还有相邻的影响。所以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的影响是全面的，对政府收入的影响也是全面的，而且影响的数额大小，差别很大。有的地方可能是获益的，有的地方可能吃亏。具体数额有多少，不经过测算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地讲，一定有这个结果。

这样一项对企业、对政府影响面都这么宽的改革，方案难搞，出台不容易。实事求是说，财政部、税务局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讨论的多，形成共识很难。现在为什么出台了？为什么开始试点了？上海俞正声书记做了特殊的贡献的。对刚才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对减轻负担的问题，上海说就是要减轻负担，不减轻负担，上海服务业怎么发展？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以后不能寄托于制造业。最近上海宝钢不在本地扩大生产了，跑到湛江去建分厂，为什么？上海受到各方面资源的制约，再搞大规模的制造业，这个前景不行了，所以宝钢宁肯拿钱投到外地去搞。上海本身要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污染少，各种好处又多的很。但是营业税不改，上海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所以上海在2009年开始专门研究上海要想发展服务业，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应该怎么发展。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上海真的下决心发展服务业，必须要解决营业税改增值税的问题。别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反正营业税不改增值税，上海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其次对地方减收问题，上海表示自己承担，不要中央政府补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因为要想给企业减轻负担，如向中央财政要补贴，中央给不给补贴，给多少补贴，都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决策，上海的改革就遥遥无期了。第三，这些从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仍然作为地方收入，不要75%、25%，税收收入减少由上海自己负担。这几个决策都是上海做出来的。有了这几个决定，财政部也好，税务局也好，就没有任何理由说不同意上海搞营改增的试点。最后报到国务院，那么国务院就批准了。（参考许善达营改增系列讲话）

上海先行试点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在于降低企业税负，但是服务行业发展的速度加快。税基做大了，政府的收入实际上也不会减那么多。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上海给外地提供服务，可以开具增值税发票，外地企业购买上海企业的服务，税款可以抵扣。没有营改增试点的地方，提供同样的服务，只能开具普通发票，不能抵扣。那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同样的服务，一个是增值税，一个是营业税，显然要选增值税的企业购买服务。那么上海先改征了增值税，其他地方的企业购买上海企业服务的需求量就会上升，其他地方对服务业的投资就会被吸引到上海来，上海试点半年，新增试点企业万户左右就是试点效果。而其他地方企业购买上海企业的服务，对企业有好处，可以抵扣税了，那个地方政府的收入减少了。苏州是第一个感觉到上海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影响到了苏州的经济和税收。有一部分苏州企业，本来是买苏州企业的服务，现在到上海去买上海的服务了，苏州服务业市场缩小了，本来购买服务的税款不能抵扣，要交税，但购买了上海的服务，就能抵扣税，苏州市的税收收入就冲掉了一块。

对于营业税改增值税，按照业务部门的意见是不赞成按照地区来试点的，希望按照行业试点，选定行业全国推行，这样的话，行业内部没有区分，在哪儿买服务都一样，对市场影响小。但是全行业推不出去，所以还是刚才那句话，规范的做不成，不规范的也得做，不规范慢慢地扩大扩大就规范了。因此对上海要搞试点，应该坚决支持。结果上海1月1号试点，到了2、3月份，全国已经有10个地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要求试点，这个速度，这个积极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财政收入减收，上海的方案写的很清楚，减收的部分中央不给补贴，自己承担，但是有这么多地方有这个积极性，可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经济正面的推动作用，已经被市委书记、市长、省委书记、省长们看到了，他们宁肯承担减收，都要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把这项改革推出去。从这一点看，这方面的共识是非常强的。对于扩大试点的问题，李克强同志在上海讲过，要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完成。但是“十二五”期间完成是完成现在这个范围，还是整个营业税都完成？可以肯定，至少按照现在试点的范围，“十二五”期间要完成。营业改增值税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十年之内把营业税改增值税全部完成，就已经很快了。（参考许善达营改增系列讲话）

营业税改增值税，实际上是给所有做投行业务或者做PE、VC业务的公司，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机遇。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交营业税的企业改成交增值税了，整个市场的定价要跟着调整。举个例子，一个广告公司，广告收入100万现在交5万元的营业税，实际上广告公司收入95万元。现在改成增值税了，原来的合同要重新谈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5万元营业税是含在100万元里的，叫价内税。改增值税后再给委托方开的发票是增值税发票，增值税是价外税，价税是分离的。价是一个数，价外多少税，合起来是委托方要付的钱（企业提供应税服务采用价和税合并定价方法时，按价款＝含税价款÷（1+税率））。如果还是100万元，那么按10%的税率折算，价是91万元，增值税是9万元，这样委托方就获益了。为什么呢？委托方同样支付100万元，但其中包含的9万元增值税委托方还可以抵扣。原来委托方付广告公司100万元，广告公司交了5万的税，委托方没有任何其他的好处。现在虽然委托方还是付100万元，但是委托方凭增值税发票交税的时候可以少交9万元的税。对于广告公司来说，虽然收了100万元，但要交9万元的税，净收入是91万，比原来净收入95万元，减少了4万，委托方比原来多得了9万元。这实际上等于政府在这项改革中让出5万元，减轻了企业的负担。那么这一块利在购买双方应该怎么分配？这就是一个需要谈判的事。因为广告公司改缴增值税以后多缴纳了4万元的税款，委托方可以抵扣9万元，那么委托方付给广告公司价税合计104万元？广告公司不同意，因为剩下的5万元国家让利的好处委托方全得了。广告公司收入还是原来那么多，没有任何好处，委托方等于多得了5万。双方了解了政策就要分享这5万元。所以现在搞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很多企业双方都在重新谈合同。这样不但影响到进入营改增的服务企业，这些企业要考虑今后对外做生意应该怎么报价，怎么缴税。而且影响到购买这样服务的企业，虽然这些企业没有进入改革范围，但是改革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政府让这一块，想不想要，怎么分享？所以现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除了营业税改革的企业本身，还包括与改革企业有业务往来的企业，都需要进行这种相关营改增的测算工作。要测算怎么根据税率，扣除标准，怎么盈利，同时还要考虑，怎么能够跟对方谈。营改增以后的好处不仅是刚才说的减收那一块，还包括原来的购进是不能抵扣的，现在购进还可以抵扣一部分。对这些好处，算起来也是很麻烦的。企业要是有税务专业能力，那么该得多少利益，怎么得到的利益更大，就可以算出来。同样，企业要能够把交易对方算清楚了，那就有可能分享到更多的利益，但如果算不清楚，就得不到或者分享的少一点。因此如果企业没有税务专业能力，就需要请有税务专业能力的人给你提供服务。

当前，不只是以上两项有非常现实的需求，而且还派生出很多其他方面的需求。比如说一个企业集团，内部有很多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有的是独立法人，有的是非独立法人，这个里面有一系列的机构之间的商务关系。举一个例子，原来深圳有一个制药企业，他要建一个研发中心，他就策划，研发中心怎么建？因为搞研发中心要雇人，要弄房子，要买设备，当然还要交税，开始想的就是投资单独设个研发中心。后来有税务筹划经验的专家说，这个不行，这样设立研发中心，本身研发中心要缴营业税，那所有营业税重复征税的弊端都存在。但如果把研发中心作为制药公司的内设的机构，这样购买的机器设备的税款都可以抵扣。就像再增加一个车间一样，不仅买的机器设备可以抵扣，其他很多消耗，比如说用电等，都可以抵扣，否则都不能抵扣。所以这个制药企业的研发中心就纳入到企业内部，没搞独立法人，得到了不少好处。但是深圳要是搞了营改增，现在的这个设计又要重新考虑了。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大的企业集团，内部机构之间的商务联系是很复杂的，如果内部机构有一部分的业务活动进入了改革的范围，对这部分业务活动应该怎么来设计，它是独立还是不独立，怎么独立，资产如何重组，这一系列的问题就需要精心的测算。因为这里面的差额是相当大的，作为一个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集团是不能不考虑的。

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改革的阶段性推进过程，这项改革不是一个小的政策调整，不是一个临时措施，而是一项长期要推进的改革，可能要面临很多问题，需要很多条件，但改革的方向是不会改变。这样这项改革跟相关企业的业务关系是很清楚的。对投行、PE、VC来说，客户属于或不属于营改增范围与方案设计有关系，企业集团内部不同分支机构之间有属于改革范围的，有不属于改革范围的，这些都会引起企业集团本身架构的重新设计的问题。引进资本投进去，然后上市、退出，这一系列的问题，这么大的利益的筹划问题，一定要算清楚。所以营改增这个事情，对市场经济影响的面是很大的，不是光影响到直接的服务业和直接的制造业，而且对于中介行业，包括对于提供金融服务的这样的机构，投行、PE、VC这些，都必须掌握这个改革的内涵。只有能够对这个改革，对服务的对象整体上有一个把握，能够把改革的影响准确地测算出来，把其中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分析清楚，然后才能拿出一个对企业最有利的方案来。刚才我讲的只是一些很小的例子，实际上一个企业集团要比这个复杂的多，内部各种关系比这个复杂的多，因此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有一批专家对营改增这项改革，对不同企业产生的不同影响做非常深入的研究才行，这样才能保证为客户拿出质量最好的方案。

目前10个小行业就会引起如此巨额的税收利益，影响如此广泛的企业领域，这项改革在2015年前要完成，其他诸如建筑业、房地产业、通讯业、金融保险业等等行业也会陆续进入营改增范围。中国税制在至少10年以内将发生重大变革，企业界，包括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也包括注册税务师行业，都面临重大挑战，也面临重大机遇。我们这项改革的成功能支撑中国经济继续高速、稳定发展15年。

第四篇：两会关键词七 税制改革 营改增

两会关键词七：税制改革 营改增

【报告摘要】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重点是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完善试点办法，适时扩大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

【背景阐述】

随着结构性减税的进一步深化，作为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营改增”已经成为减税的重点突破方向。中国现行税制结构中，增值税和营业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流转税税种，几乎涉及中国所有企业和行业，“营改增”影响极大。

“营改增”改革，首先在减轻企业税负方面，“营改增”试点地区实现了总体减负。其次，实行“营改增”改革后，为细化社会专业化分工提供了有效的税制保障，支持和促进了试点企业的创新转型。第三，改革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局面，将营业税并入到增值税，实现税制的公平统一，将对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并由此推动经济转型实现稳定增长产生重要深远的影响。

【方针政策】

从“营改增”试点情况看，扩大试点行业范围并尽快将改革推向全国，是未来的重点也是难点。

适时扩大营改增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随着改革在试点的基础上循序推进，许多方面需要妥善处理，毕竟一项新政策的出台并非尽善尽美，在执行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地方亟待完善，下一步要细化完善有关税制安排。另外，地区和行业范围扩大之后，还需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制度，防止出现漏洞。

第五篇：“营改增”税制下的纳税服务体系建设创新研究

2013江苏社科类学会学术成果交流大会应征论文

以“大服务”理念全面提升纳税服务水平

----“营改增”税制下的纳税服务体系创新建设研究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多次进行了税制改革，特别是2012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对税务机关纳税服务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积极改革创新纳税服务体系建设，转变服务观念，创新服务手段，优化服务方式，完善服务机制，尽可能地实现与纳税人的平等、和谐有序，从而提高纳税人对税法遵从程度，这都是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就如何在新税制下提升纳税服务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营改增”税制下纳税服务理论分析

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和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的规范、全面、便捷、经济的税前、税中、税后各项服务措施的总称。纳税服务是税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税收征管的永恒主题，是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重要手段。

“营改增”是2012年以来，中央政府为减轻营业税纳税人负担，在部分省市推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主要包括把原缴纳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改征增值税。“营改增”不仅仅是减轻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更完善了我国增值税链条，理顺了增值税税收关系，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新税制下纳税服务的面临的问题

1、纳税服务工作认识的狭隘与局限性。税务工作人员往往认为纳税服务只是纳税服务部门的事情，是税收征管的辅助性工作；税务机关过度强调组织收入职能，忽视服务职能，造成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对立关系。特别是“营改增”纳税人，潜意识会比较国地税服务差异，这种比较中容易忽略服务中的优点，而放大服务中的不足和缺点，同时“营改增”工作对税务人员也是一项新挑战，由于各种原因也会造成服务的不足，这就加剧了纳税人对税收服务工作的不满。

2、税收政策宣传、咨询体制有待创新。使纳税人尽快适应增值税征收方式，改变纳税人过去在地税缴纳习惯，是纳税服务工作在“营改增”情况下的重要内

容。传统的纳税服务工作中，“一张笑脸，一杯热茶”式的服务已经不能满足纳税人的需要。税制的变化使纳税人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业务越来越丰富化，而目前纳税服务工作还停留在上街发发传单、摆张桌子接受咨询的服务阶段，因此纳税服务工作急需创新服务方式和规范。

3、纳税服务组织机构有待完善。首先，目前我国税务部门仅设立级别较高的纳税服务司、处级部门，在最接近纳税人的基层一线，由于人员配置等原因，甚至没有专门的纳税服务部门。其次，缺少相应的纳税服务质量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体制，纳税服务工作贯穿于整个税收征管过程中，很难形成具体的工作成果，目前的纳税服务质量评价和激励体系还处于主观评价阶段。最后，“营改增”使国税部门面对的新的行业，新的纳税群体，必须建立适合新税制下的纳税服务工作体系，充分调动资源为纳税人服务。

三、与时俱进，以“大服务”理念全面提升纳税服务水平

所谓“大服务”的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服务内容大，纳税大服务不仅限于传统的纳税宣传、投诉受理等内容，而是以全面流程服务为基础，向纳税人提供全面的全程服务；二是服务主体大，提供纳税服务不单纯依靠纳税服务部门，而是动员税务部门全体成员，人人都是纳税服务人员，每一项工作都是纳税服务，由此形成全员、全流程的综合性纳税服务体系。

1、以人为本、更新税收征管理念。

纳税服务说到底还是人对人的服务，要想进一步提高纳税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基于纳税人需求，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由职业道德要求向具体行政行为转变，由注重形式向内容、形式、效果相统一转变。要形成“大服务”理念，每个税务工作者都是纳税服务工作的实施者，每一项税收征管工作都融入纳税服务的具体内容。同时，还必须加强纳税服务监督评价制度建设。一方面建立纳税服务制度规范，尽可能的具体规范纳税服务工作的每个行为，做到税收行为有法依法，无法依例，无例依请示；另一方面必须形成有效的纳税服务质量考核评价机制，引入现代企业评价体系，通过360度考评、平衡积分法、目标管理考核法等方式，由主观评价向客观评价转变，由狭义评价向全面评价转变。

2、整合资源，优化纳税服务机构建设。

首先，纳税服务机构下沉，真正进入税收管理的第一线，直接面对纳税人，加强基础管理分局（所）纳税服务机构的建设，对较大的分局（所）设立纳税服务科室，人员较少的分局（所）设立纳税服务人员。其次，对纳税服务机构做到扁平化管理，减少管理层级，畅通管理渠道，把金字塔型的组织机构改为扁平型的组织机构，减少不必要的中间汇报环节，直接由目标管理人员统筹负责。最后，提高纳税服务部门在税务部门中的地位，使其成为整个税务机关纳税服务的领导部门，增强纳税服务部门的沟通协调地位，使税务机关的整体资源优势得到体现。

3、拓展服务，建立现代科学综合服务体系。

第一，拓展服务空间，创新服务模式。探索自助服务新模式，建立基于纳税人需求分类的共享知识库、纳税服务标准化信息库，为纳税人提供在线支持、纳税手册搜索引擎、“常见问题”等信息查询。探索征纳沟通交流形式多样化，加强网络沟通，为纳税人提供多渠道的联系与沟通方式。探索纳税服务形式个性化，对纳税人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研究不同纳税客户群服务需求的共同点和规律性，提供个性服务。第二，拓展服务范围，提高社会协作水平。在纳税服务过程中，税务部门“服务孤岛”现象仍十分严重，急需建立与其他政府部门联动机制，强化部门协。例如，税银的电子扣款和银行进行协作、第三方信息的比对应用和供电、药监、地税等其他部门进行协作、“营改增”政策的施行和政府财政部门进行协作等，利用全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纳税服务。第三，要避免“大服务”理念陷入两个误区。一是避免认为大服务没有服务重点，税务人员必须要时刻围绕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这个核心，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为目的，进行纳税服务；二是要认识到大服务不是对纳税人提供“保姆式”的服务，而是在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提供规范性、指导性的全流程服务，通过标准化的全程服务，培养纳税人自觉纳税、规范纳税的意识，进一步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

构建以“大服务”理念为核心的科学纳税服务体系，是未来纳税服务工作的战略导向，大服务的科学纳税服务体系，是综合性的全面服务系统，每一环节紧密衔接构成闭环系统，以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为导向，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利，保障国家税收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