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漫才”语言特征考察——以“三明治超人”作品为对象（5篇模版）

第一篇：对“漫才”语言特征考察——以“三明治超人”作品为对象

对“漫才” 说话方式的 特征的考察 —— 以“三明治人”的作品为对象

摘要：漫才是一种日本古代的说话方式的艺术风格。同为古代的艺术风格的落语根本只在寄席（曲艺场，观看搞笑节目的戏院）上表演，而漫才除了寄席以外，在电视的上镜率也非常高。其根本要素：ツッコミ（相当于相声的捧哏）、ボケ（相当于相声的逗哏）已经大批的融入到了种种电视节目之中。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中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漫才的钻研，不仅对日语进修者的进修有帮助，而且对我国曲艺钻研者钻研日本的曲艺也很有帮助。

关键词：漫才；捧哏；逗哏；引子；框架理论；三明治人

目录 一、漫才概述..........................................................................................................................................3 1.1 漫才的起源................................................................................................................................3 1.2 从万岁到万才............................................................................................................................4 二、漫才的种类......................................................................................................................................4 2.1 音曲漫才（音曲漫才）

............................................................................................................4 2.2 舞蹈漫才（踊り漫才）

............................................................................................................5 2.3 动作漫才（しぐさ漫才）

........................................................................................................5 2.4 说唱漫才（しゃべくり漫才）

................................................................................................6 三、漫才的 根本 要素..............................................................................................................................7 3.1 捧哏、逗哏和引子的作用和由来............................................................................................7 3.2 捧哏、引子的种类和逗哏的常见话题....................................................................................7 四、以“三明治人”的作品为对象的“漫才” 说话方式的 解析....................................................9 4.1 说话方式的风格的转化............................................................................................................9

4.2 语法操作的转化........................................................................................................................9 4.3 非说话方式的风格的转化........................................................................................................9 五、总结..............................................................................................................................................10

一、漫才概述 由于国内对漫才的钻研较少。在对漫才笑料进行分析之前，本论文首先对什么是漫才、漫才的历史以及常用技法进行概述。

1.1 漫才的起源

漫才（日语：漫才/まんざい/Manzai）是日本的一种站台喜剧（香港称栋笃笑）风格，类似中国的对口相声，它的起源是日本古代异能的万岁，之后便在关系地区渐渐的发展起来。漫材的组合通常由两个人，其中一人负责比较严肃的找茬角色，对生活中或者文化中的一些现象进行吐槽，另外一个人就负责装傻的角色进行一些搞笑互动，两个人以极快的速度相互讲述笑话，其中大部分的笑话都围绕在误会，和谐音字等。漫才风格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歌垣或是嬥歌。它是一种在特定的日子，年轻男女相聚在特定的地点，通过对歌向对方求爱的民间习

俗。之后歌垣传入宫中以男踏歌的风格逐渐演化为万岁的风格。

万岁的风格迥异，我们可以根据表演场所和风格的不同将他们分为御殿万岁和门万岁。其中进入宫中进 行祝贺的就是御殿万岁，它的代表人士是大河万岁，由一个太夫和多个才藏共同表演。而 一个太夫和一个才藏到各家各户表演的则是门万岁，其代表是三河万岁。这其中 的太夫所承担的角色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捧哏（ツッコミ）的角色，而才藏所承担的则是现在漫才所说的逗哏（ボケ）。

1.2 从万岁 到万才

万岁逐渐发展后，他的名字也简化成了万才。这其中「玉 子屋円辰」的功劳不可小觑。「玉子屋円辰」本名西本为吉，他出生于大阪，家里卖着鸡蛋。在进货的时候，会经过三河以及违章地区。他在当地看到三河万岁和尾张万岁后，将其带回大阪，在卖鸡蛋的同时，也会展现技艺取悦顾客。「円辰」的河内音头（河内歌舞的领唱）技艺高超，几乎可以达到半专业级水平。在明治 30 年进入曲艺场正式成为艺人。这时的万才吸收了除音头以外，如仁轮加（一种即兴的戏剧）、落語、浪曲、安来节（岛根县安来市的民谣）、魔术、净琉璃等种种其他演艺风格的要素，逐渐发展起来。可以说这时的万才是种种艺术的大杂烩。

1.3 从万才向漫才

在万才的时代，万才的风格以歌舞音曲为主。而打破这一现状的应归功于「横 山エンタツ」、「花菱アチャコ」组合。「横山エンタツ」，本名石田正见，在从事演剧新派和戏剧剧团工作之后，进入漫才的世界。1930 年和「花菱アチャコ」结成搞笑组合。「花菱アチャコ」，本名藤木德郎，和「横山エンタツ」一样，在从事过演剧新派和戏剧剧团的工作后，进入漫才世界，和「横山エンタツ」结成搞笑组合。两人创立了不依靠任何的歌舞音曲，只用口头表演的演艺风格。可以说它们是通过一生的修炼从旧的万才脱离出来，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强调言语之妙的万才风格。这种有趣的万才，深受好评。其表现风格如同看漫画一般，当时吉本兴业的文艺部长桥本铁彦将原有的万才改为漫才，这样现在的漫才就诞生了。为了颂扬两人的功绩，人们称「横山エンタツ」和「花菱アチャコ」为近漫才之父。

二、漫才的种类

漫才根据演艺风格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以下是大阪教育大学教授前 田勇在其著书《上方漫才八百年史》进行的分类。

2.1 音曲漫才（音曲漫才）

所谓的「音曲漫才」，就是再慢猜中加入唱歌和伴奏。通常是由漫才组合中的一个人或是两个人拿着乐器进行伴奏，另一 个人或者两人同时进行演唱的一种风格的漫才。根据其表现风格又可分为以下四 类。

2.1.1 俗曲漫才（俗曲漫才）

所谓「俗曲」，就是相对于雅乐而言，在歌曲风格上比较低俗。在明治时代，净琉璃、长呗、筝曲被分为「俗曲」，它的展示场合主要是酒席。而在今日，「俗曲」主要包括江户端呗、歌泽、江户小呗 等风格，在邦乐中是除了长呗以外的，相对较短的歌曲风格。因此，俗曲漫才则是指演奏以邦乐和民谣为主，进行取悦

观众的漫才。1970 年以后，这种风格几乎消失。

2.1.2 讲述漫才（語り物漫才）

所谓的「語り物」，就是一种通过口头故事的一种形式。具体分为说教节（说教小曲）、净琉璃、浪花节（浪曲）等风格。这种风格的漫才根本上是漫才的双方分演故事的两个不同角色，进行故事的展开，但有时也会脱离故事，取悦观众。

2.1.3 流行歌曲漫才（歌謡漫才）

在现代的日本，这种风格的漫才的人数为两个人时，称之为音乐漫才，三个 人的称之为音乐秀。一边演奏乐器，一边唱着流行歌曲或是歌谣是这种漫才的演 艺风格。

2.1.4 弹曲漫才（曲弾き漫才）

「曲引き漫才」是使用乐器进行如杂技般的演奏，以其技艺取悦观众的一种漫才。例如，用洗衣板或破烂儿等作为乐器演奏，以及边弹吉他边吹口风琴等表演都属于此类。遗憾的是这种风格的漫才现在已经几近消失。

2.2 舞蹈漫才（踊り漫才）

「踊り漫才」是一种配合日本舞踊用身体手势进行的漫才风格。

2.3 动作漫才（しぐさ漫才）

「しぐさ漫才」是强烈保留对万才风格产生重要影响的轻口和仁轮加的喜剧要素特点的漫才，其分类如下。

2.3.1 短剧漫才/ 小品式漫才（寸劇漫才/ コント式漫才）

日语的「寸劇」指的是短剧或是喜剧。一说到短句，我们就会想到小品。而里两种的，它使用的是舞台道具儿，慢才，却不使用任何道具，只凭一张嘴来进行表演。如果一个漫才使用了道具，那么他就可以作为小品进行演出。而这种于传统的慢才不同。不使用任何的伴奏，而是完全靠演员的一张嘴来表演。表演漫才的双方都进入角色，展开故事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这种漫才方式在现在是仅次于说唱漫才（しゃべくり漫才）的一类漫才风格。并且有增多的趋势。

2.3.2 手势漫才（身ぶり漫才）

「身振り」一词，在日语中的原意为手势，姿势等意思。乍一看，这和前文 所提到的舞蹈漫才非常相似。实则不然，舞蹈漫才是一种配合着日本舞踊的音乐，运用手势来进行表演的类似于哑剧的表现风格。而手势漫才则不同于此，它是不 依靠任何的伴奏，是仅靠手势和模仿来塑造角色的漫才。可以说它是将模仿秀的 要素加入到漫才中的艺术风格。

2.3.3 乔装漫才（仮装漫才）

「仮装」即为乔装，这是一种通过乔装打扮营造出所要表演的人物的气氛来的手法。将这一手法融入到漫才之中去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乔装漫才。

2.4 说唱漫才（しゃべくり漫才）

说唱漫才是现在漫才的主流风格。其由来为大阪方言的「しゃべくる」一词意为喋喋不休。其名词风格「しゃべくり」则意为喋喋不休的人，由于表演这类漫才的人语速相对较快，于是借用「しゃべくり」这一词，作为说唱漫才的名。

这种风格的漫才和另一个主流—短剧漫才相比，它不依赖故事性取悦观众，而是通过巧妙的说话方式的技能来取悦观众。说唱漫才不会展开故事，或是说其中的一个人展开故事，而另一个人不让故事发展是其特色。其表现风格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2.4.1 对口说唱漫才（掛け合い漫才，类似于中国对口相声）

贯穿东西，漫才组合的大半部分都是对口说唱漫才。它是通过双方说话方式的的交

涉，使观众发笑的漫才风格。是由「横山エンタツ」和「花菱アチャコ」所创。

最能展示当代漫才特性的也是这一风格。

2.4.2 牢骚漫才（ぼやき漫才）

「ぼやく」在日语意为发牢骚，嘟囔之意。这种风格的漫才是以宣泄对世间的不满为主体进行。相对于说唱漫才的通过说话方式的交涉，来实现言语之妙，牢骚漫才则能体现个人的独演之趣，更加接近于漫谈。

三、漫才的 根本 要素

3.1 捧哏、逗哏和引子的作用和由来

根本上漫才由两个角色构成。一个看似聪明的角色和一个装傻的角色。通过 这两个角色对话的交织、叠加产生笑料，进而取悦观众。而这两个角色就是逗哏 和捧哏，其中聪明的角色是捧哏，与其相对，装傻的角色就是逗哏。

捧哏（ツッコミ）在漫才中常常是作为对逗哏的笑料进行推动的一个人物存在。其词源为动词「突っ込む」，由「突き込む」一词经过约音而来，原意为闯入、冲进，进而引申为深入追究，尖锐指责等意思。

逗哏（ボケ）的作用是提供笑料。其词源据笔者所查有两种说法：一种源自 动词「惚ぼける」，其意义为糊涂，发呆等意思，其名词风格为「ボケ」。而另一种说法为漫才的两个角色担当原为「ツッコミ」和「トボケ」。「トボケ」一词源于「 惚とぼける」，意为装糊涂。当两个词连在一起读的时候，「ツッコミ、トボケ」发生断句的变化，变为「ツッコミとボケ」进而产生了「ボケ」这一漫才术语。无论词源是「惚ぼける」，还是「 惚とぼける」都能精确的表达出逗哏所发挥的功能。

除了前文所述的捧哏和逗哏以外，在漫才组合中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担当，那就是角色担当，也叫做引子。引子主要是承担着展开话题，推进 话题的作用。不同的漫才组合决定了谁来担任因子。单从数量上来说，由捧哏来担当的占大多数，这是因为捧哏承担 着推动话题的作用，更适合于担当引子这一角色。

3.2 捧哏、引子的种类和逗哏的常见话题

3.2.1 捧哏的种类

根据相羽秋夫 2001 年出版的「漫才入門百科」的记载，捧哏可分为普通捧哏（普通ツッコミ）、附和型捧哏（のりツッコミ）、逗哏型捧哏（ボケツッコミ）、无视逗哏型捧哏（引きツッコミ）、动作型捧哏（しぐさツッコミ）、自捧自逗（一人ツッコミ）等 6 类。

普通捧哏：最为常见的捧哏，在逗哏出现之后直接进行更正是这种捧哏的特点。当逗哏的塙在说出“上一次利根川静香”时，捧哏的土屋立即以“是荒川” 作出更正，揭示出上次获金牌的人物的姓是荒川，而不是利根川。这种方式的捧 哏就是普通捧哏。

附和型捧哏：这是一种在逗哏出现之后，捧哏先承认逗哏的合理性或是逗哏 的笑料进一步展开，然后立即进行更正的捧哏方式。

无视逗哏型捧哏:「引く」这一词原意为拉、拽。是表示将物体向后移动意义 的动词。在这里则引申为由于逗哏的笑料太冷，使听众不愿意接近，进而冷场的 意义。因此无视逗哏型捧哏则是在逗哏抛出笑料之后，在一段时间捧哏保持沉默, 或是直接转换话题不进行捧哏的一类方式。

动作型捧哏：一般来说，捧哏以说话方式的进行的占大多数，而这种捧哏是

以动作 来实现的。根据漫才组合的不同，其使用方式也不尽相同。从直接用手拍打对方 胸部到使用小道具，如：「張り扇」（纸糊折扇）拍击对方的头部，甚至会用飞踢直接将对方踢倒。这种方式的捧哏大批的出现在关西的电视节目中。特别是在吉本新喜剧中，当逗哏抛出笑料后，舞台上的全员跌倒在舞台上的「ズッコケ」（全员跌倒）。

3.2.2 引子的种类

引子一般分为两种，一个被称之为主线引子（スジフリ），而另一个则称之为支线引子（マエフリ）。主线引子一般出现在漫才师进行自我介绍以后的前几句，其作用是揭示话题，讲述接下来的漫才以什么为中心进行开展。而支线引子则是位于主线引子之下，主要是起到将主线引子所引出的话题的内容细化，逐步进行展开，推动话题的进行的作用。

3.2.3 逗哏的常见话题

在漫才入门百科中对逗哏的题材归纳为 7 种：模仿秀式漫才（まねし漫才）、暴力漫才（暴力漫才）、女性强势（女性上位）、人身攻击（人身攻撃）、色情、恶心、无意义（エロ、グロ、ナンセンス）、说话方式的游戏（言葉遊び）、服装、小道具（衣装、小道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漫才的上镜率逐渐提高，暴力便只限于动作性捧哏中，色情等由于传媒关系便很少出现了。现在的漫才，都是同一性别的组合，也就不存在女性强势的问题了。

四、以“ 三明 治 人”的作品为对象 的 “漫才” 说话方式的 解析 日本漫才“三明治超人”，以及其风趣幽默的说话方式的并结合当下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欢快明朗的节目效果。

4.1 说话方式的风格 的转化

逗哏在引子中起到的是一个链接作用，对它进行转换，形成新的框架所得到的，通过两者之间的对比形成鲜明的不一致（乖讹），从而引发观众的欢笑其实可以认为逗哏的转换方式就是逗哏的构成方式。前一节的第一个例子是以同音现象进行转化而实现的，而后一个例子则是利用多义词的不同意思之间的转换而实现的。这两个都是在词义上进行的转换，可以说它们都是说话方式的风格上的转换，它将一种风格的说话方式的风格转换为另一种风格的说话方式的风格。这种方式的转化多出现于说唱漫才。

4.2 语法操作的转化

众所周知，从类型学来看，日语属于 SOV 行说话方式的。其最大的特征就是谓语动词要放在最后出现。并且日语又是黏着语，助词，助动词要连接在中心词之后。这就是说对动词起到辅助作用的助动词还要放在动词之后，句子越长起决定作用的动词就会越靠后。由于人的交谈过程不同于阅读过程，对时间先后顺序的依赖性较大，在起决定作用的动词出现之前，听话人要通过已听到的信息进行种种的预测。利用这一性质，对句末进行说话方式的操作，会引起令人意外的效果，这种不一致则是笑料产生的源泉。在漫才中同样拥有这样的操作。

4.3 非说话方式的风格的转化

在漫才中，除了对说话方式的风格的转化外,还有一些不依赖于说话方式的风格的转化方 式。这类方式主要分为两大类:情景转化和同范畴内事物间转化。

说话方式的风格框架转化为利用说话方式的风格的变化进行的转化方式。其下级分类为语

音转化、多义词的语义转化、语法转化三个小类。语音转化方式主要是利用同音、类音现象进行的转化方式。多义词的词义转化为利用词的多义性，在多义词各语 义之间的转换方式。语法转化为对拥有省略倾向和句末决定性的日语，通过改变 句末的构造或是过度省略来实现的转化方式。

非说话方式的风格框架转化为不利用说话方式的风格进行的转化。它包括情景转化和范畴 内事物转化两类。情景转化是当框架内容为一个情景的时候通过偏离观众所熟知 的场景来实现的转化方式，而范畴内事物转化则是当框架内容是一个概念的时候，通过对其内容的某个要素进行偏移而得到的。通过这种偏移形成乖讹，进而形成 笑料。

五、总结 漫才作为一种古代技艺，逐渐的在综艺中占有了很重要的地位，不同于落语，漫才是一种被大众所喜爱的说话形式。其根本技巧「ツッコミ」（相当于相声的捧哏）、「ボケ」（相当于相声的逗哏）的概念现在被广泛的应用于电视作品中。了解漫才的构成以及根本技法对了解日本文化，增进日语水平都有着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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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立法的偏颇及其矫正以《劳动合同法》为分析考察对象

立法的偏颇及其矫正以《劳动合同法》为分析考察对象

苗连营 郑磊

【摘要】《劳动合同法》实施两周年的状况表明，偏颇的立法是导致法律实施效果差强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的回溯性考察，可以发现：各方利益博弈的不充分和博弈策略选择的非制度倾向，以及立法机关权衡利益的偏颇，是影响通过立法实现社会整合效用的两个关键因素。为此，我们必须超越“行政主导立法”的立法模式，完善社会立法中权利配置和作为立法程序正当化装置的公民参与机制。同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全新的立法者的立法学。【关键词】劳动合同法；利益博弈；利益衡量；立法学

立法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手段和利益分配杠杆，立法过程则是各利益主体进行利益表达和博弈以及立法者进行利益衡量与整合的综合过程。可以说，利益是立法主体实施立法行为的原动力和目标，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进行调整及对它们的先后顺序予以安排，首先是是靠立法手段来实现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立法者为解决种种利益冲突、协调利益关系而制定的规则。在对不同利益的进行取舍的时候，立法者无疑要进行艰难的选择和判断。因为利益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在衡量诸多有差异、有冲突甚至直接对立的利益诉求的时候，法律只能肯定一种利益而舍弃其余的利益。这样，为争夺立法所能带来的利益的角逐，便必然会贯穿于立法过程的始终。因此，就需要在立法过程中建立完善的利益博弈与衡量机制，以尽可能地在各种利益之间寻求均可接受的平衡。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由经济博弈、政治博弈走向立法博弈的悄然变化。《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及其实施过程，为我们近距离观察这种角力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样本。

一、引言：失落的期许

2008年1月1日，三易其稿、历经四次审议，最终以“145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的高票通过的《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i]由于该法是继1994 年《劳动法》之后，我国调整劳动关系的一部最重要的法律，其所传递的重要信息——事实劳动关系的保护、强制推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提高解雇保护基准、员工离职及辞退补偿等规定，都是劳动领域长期聚焦的话题。所以，从起草伊始，该法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意外”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两年来《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饱受争议。当初的反对者，如今“洋洋得意”，抱着自己的“远见卓识”孤芳自赏；当初的支持者，一部分倒戈为“事后诸葛”，一部分依然坚持认为“责不在法”。究竟孰是孰非，现在盖棺定论为时尚早，仍需要以理性的态度展开审慎的观察与论证。不可否认，劳动合同法历经两年多的不间断宣教[ii]，增强了劳资双方的法治意识和在利益博弈中的话语能力。司法实践也表明，政府的普法教育，“送法上门”、“送法进厂”，影响了劳资双方的抗辩逻辑和行动选择。[iii]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省劳动行政部门的检查报告力挺劳动合同法，但来自其他口径的调查报告，以及“规避劳动合同法”培训班的持续升温，依然显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情况并不乐观。[iv]坊间对于劳动合同法的评价也呈现出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某种程度上的分裂。[v]

高票通过的法律为何在实施中遇到难题？其实，劳动合同法不过是当下我国法律整体实施不良名单中的一个新成员而已。正因为实施只有两年，这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它让我们在遗忘之前，有了一个透过其实施状况，回溯、反思当代中国立法质量的绝佳样本。任何立法过程都是为实现、主张、确定一定的利益关系而展开的，是社会主体的利益博弈与立法者的利益衡量的综合过程。劳动合同法（包括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也不例外。通过对立法过程中各方的利益表达、博弈策略以及立法机关的利益衡量进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检视参与者的表达是否充分？参与者选择了何种博弈策略，是否进行了理性计算？参与者的意见对于立法结果是否具备有效性？立法机关在进行利益取舍时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立法机关是运用何种方法进行利益衡量的？等等。如此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所必须面对的真实问题。

二、《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各方博弈的策略与效果

利益博弈是在利益冲突条件下，不同利益主体为争取各自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陈述和质证活动。立法过程是一个典型的非合作、动态利益博弈过程，它是一个各种利益阶层介入、影响立法及其执行的一个过程。[vi]每一个“局中人”都在试图寻求自己收益的最大化。[vii]它要求立法机关在立法时“给予不同的利益博弈主体（局中人）一定的博弈场域，提供其展示策略的机会，让不同的利益主体就各自主张的利益进行辩解与反驳，相互沟通、相互妥协，凝聚共识，最后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状态。但在一个网络状社会关系中，这种均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也不是一次博弈就能达到的，而是各方主体反复博弈的结果。换言之，只有体现多元社会利益主体重复博弈的相对均衡的法律制度才是相对公正和优良的法律制度”[viii]。

在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过程中，立法主体包括了劳动者、工会、企业、学者、政府以及相关利益团体。其实，如果从私法的逻辑出发，只存在两大利益阵营——劳方和资方。但立法者反复重申了“劳动合同法是社会法”的性质定位，使得政府作为管制方名正言顺地加入了这场博弈。而工会、学者、公众、利益团体则基本上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选择性地加入了某一方或者自诩为“态度中立”。这部旨在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律，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不仅是几方观点和不同立场的争论，更是对制度产生的思考方法、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进行的大讨论。劳方、资方和官方的博弈策略与辩论言辞同样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利益博弈局面。三方的博弈策略与辩论言辞可以概括为：

政府：《劳动合同法》强调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必要的，这也是国际上劳动立法的通行规则，在我国劳动者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公平与公正。

资方：过分强调保护劳动者权益可能不切实际，大幅增加的劳动用工成本，对中国的企业经营造成消极影响，从而恶化劳工权益。

劳方：目前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强资本，弱劳工，资本肆意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况比比皆是。[ix]

（一）政府

严格来讲，在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中，政府仅仅是一个调解人、管制者。然而，观察《劳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政府作为管制方又一次赢在了起跑线上。以《劳动合同法〈草案〉》第一稿对劳动派遣制度的规定为例，草案规定“劳动派遣公司须为每个派遣员工向劳动部门上交5000元保证金”，这种保证金显得不伦不类。很明显，这是“部门利益”试图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堂而皇之的进入立法。[x]政府这只无形的手从幕后伸出，再次违背了《劳动法》中“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对此，有学者就指出，“即使考虑到中国的国情，5000元保证金有其存在的理由，草案中却对其支配权、衍生的利息使用权没有做出规定，如果不加修改地通过，显然是一种资方补贴政府的方式。”[xi]更有学者激烈抨击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款，“上纲上线”地认为这是“政府放弃难度较大的宪政改革”，并“把民生责任退回民间”。[xii]

而具有“半官方”色彩的工会，也被视为一定程度上存在“立法夹塞”行为。例如，《劳动合同法〈草案〉》第一稿第五条第二款将《公司法》中“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中的“通过”二字如前文所述被后置，变成“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应当经工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或者通过平等协商做出规定”，立刻令含义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这一条款不加修改地获得通过，受益最大的显然是将拥有决定权和一票否决权的工会。

以上两例可见，在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已被并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以及全国总工会透过草案起草（或协助起草）权，以“布道者”的心态，在利益博弈中选择了行政主导、暗藏玄机的策略。即使不考虑“部门立法”本身的正当性问题，仅就程序而言，它也没有通过公开征询意见、立法调查、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邀请其他利益主体介入利益衡量过程之中，以改善作为立法者讨论基础的——法律草案——的质量。所以《劳动合同法》在实施过程中招致非议也就在所难免。

（二）资方

围绕立法宗旨、劳务派遣、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焦点问题，资方利用自己的强势话语权，展开了对劳动合同立法的阻击战。许多外资企业在华代表机构，如中国欧盟商会、北京和上海的美国商会，以及广州的外商投资商会等等，向立法机关提出了反对意见。中美商会更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长达42页的意见书。细数资方的博弈策略，几乎囊括了立法游说、召开研讨会、撤资威胁、媒体公关、直接上书等中西手法，博弈效果也是立竿见影。从立法宗旨的三次调整到劳务保证金条款、工会决定权规定的删除，都凸现了资方参与立法的实效性。因为，立法资源的有限性意味着无论是起草阶段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还是议决阶段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都必须依赖外来的信息和政治支持。相对于分散的、缺乏组织的劳方，这些外来的输入主要来自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如跨国公司）。

然而，仔细观察资方的博弈策略选择，可以发现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积极参与这一博弈过程的主要是一些外资公司、商会、大型国企，而国内的中小民营企业则对此缺乏起码的关注与兴趣，事业单位更是鸦雀无声。[xiii]第二，资方博弈策略主要是“场外”造势施压，缺乏“场内”人大代表的主动阻击（至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辩论记录中无法摄取），这似乎触及到了我国人大制度的软肋。第三，资方的“资本优势”一定程度上转换为“话语强势”，但没有转换为“理性的强势”。换言之，它不是采用一种说理的策略，不是通过立法成本效益核算、立法后果评估等更为可视的、可计算的理性方法，来说服立法机关和其他利益方，而是以一种商业道德（竞争自由）去对抗社会道德（普遍公正），最终导致自己的利益诉求缺乏坚强的伦理基础支撑。

（三）劳方

2006年3月20日，《劳动合同法（草案）》向全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就收到了191849件意见，其中65%来自于基层职工。此举被视为是一次“庶民的胜利”，而为官方话语反复引证。其实，冷静思考就会发现，除了数字本身所具有的符号意义之外，劳方——特别是劳动者直接参与立法的实际效果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与部分媒体热捧企业家代表以及经济学家代表反对《劳动合同法》的言论相比较，缺乏组织化的个体——劳动者——与立法的利害关系，在通常情况下是如此分散，以至于其在立法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博弈资源和参与动力。这一点，连《劳动合同法》的议决机关都不得不承认。[xiv]我们再将视野转向作为劳动者个体利益代表者的人大代表身上，他们应当是这些分散利益可能获得有效代表的最佳主体之一。但情况似乎仍然不能令人乐观。那么，作为劳方利益另一代表人的工会呢？工会组织在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体现了它的“半民间”的一面。按说“工会组织的集体谈判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劳方相对资方的立法话语弱势”。[xv]然而，如上文所述，集体抗争的结果是工会让出了决定权，但保留了协商权。但不容回避的是，在这场立法博弈中，劳方以及劳方的代表——工会——除了诉诸道德哲学、弱势群体说外，也拿不出更多的社会科学证据。劳动者把自己的立法话语权左手交给了工会组织，右手画个美好的愿望寄托给了政府，自己却和资方一样，都放弃了或根本就没想到通过“场内代表”进行利益博弈的制度化渠道。

回溯《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过程，最开始劳动合同议题因为2005年《劳动法》执法情况检查而受到注目；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之后，在长达一年多时间里，立法进程几乎陷入停摆；2006年3月草案公布，创纪录地征集到了19万多件意见；最后立法者三易其稿，“黑砖窑”事件直接推动其在第四读通过。这中间的三年，对于劳动合同议题的宣导而言，得益于舆论热潮的持续高涨，整个立法过程受到前所未有的注视和讨论。从中我们发现，虽然官方、学界、媒体、工会、企业及相关利益集团等纷纷加入论战，“单保护VS双保护”、“更现实还是更理想”、“自由PK稳定”，[xvi]一直讨论的热热闹闹。但各方在利益博弈策略上，大多选择了道义上的“言辞修辞”技巧，而放弃了诉诸社会科学的理性论证；利益博弈的场域可能很多，但重心却不在立法机关的围墙之内——通过各自的代表互相说服，而是游荡于其外；各方往往因利益冲突、意见相左而无法透过妥协——议价达成妥协；立法过程中弥漫着浓厚的行政主导色彩，所谓的争论往往是一种行政主导的部门利益平衡。这实际上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立法博弈，而更像是仅具法制化外观的政治博弈或者说是政策博弈与立法博弈的杂糅。

三、立法机关的利益衡量方法

尽管可能存在缺陷、表达不充分，但毕竟各种利益诉求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输入了立法管道。而立法的功能正在于通过对利益的调整，来控制和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并把这些关系规范在立法者所希冀的坐标上。在对不同利益进行取舍的时候，立法机关无疑需要进行艰难的选择和决断。而要达到这种平衡，显然只有在运用恰当地利益衡量方法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一）作为立法方法的利益衡量

作为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一种法律方法论，利益衡量具备了某种天然的主观美感，被认为是法学方法中的一种黄金方法。但将利益衡量应用到立法领域，仍需要克服作为自觉心理活动的得失掂量与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利益衡量的分野。作为立法方法论的利益衡量，是指“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为了实现利益平衡，依据一定的原则和程序，在对多元利益进行识别的基础上，对各种利益进行比较、评价，最终在规范分析的基础上转换为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的一系列活动。”[xvii]在这一语境下，“利益衡量”是一种妥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与重视社会效果的法社会学思考方法是一致的，有利于解决立法中面临的诸多难题。但利益衡量方法也存在被误用的风险，如“因缺少对利益结构的整体衡量而导致的误用”和“因超越利益衡量的边界而导致的误用”。[xviii]

利益衡量之所以可能成为一个立法方法论，还因为在任何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都是有多种选择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确定不移、绝对正确的选择。这是因为法律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种实践理性。“问题是我们要从习惯思维定式或法律教程中摆脱出来，使一些因我们的思维定式而看不见的选择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加以分析比较。”[xix]在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立法机关的利益衡量方法是否恰当呢?

（二）立法机关如何考虑相关因素

以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之争为例，立法机关对劳动合同法“应该重点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是重点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问题”的利益衡量贯穿于四次审议始终。根据公开的立法辩论记录显示，直到三审时，大多数委员仍然建议立法宗旨应表述为“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有委员直言“关于本法保护双方的权利这一点，大家的意见都比较一致了。”[xx]那么，立法机关是如何进行利益衡量的呢？从二审时信春鹰委员的发言可以看出，立法机关显然已经认识到，“现在有两方面的压力，有一些委员认为，不可以把对劳动者的保护太强化，以免加大企业成本，削弱国家的竞争力。另一些委员认为，现在我们的劳工权利保护太弱，问题太多。”立法机关并没有简单地诉诸道德直觉，不加论证地规定“单保护”，而是“仔细地做过计算，按照现在这样一个方案，守法的企业成本不会提高，不守法的企业受到的监管会更严格一些。”同时，立法机关也坦言这部法律“承载了重要的使命”、“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承载着一些社会使命”。[xxi]

同样，以集体合同为例，200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展开了《劳动法》执法大检查，结果发现《劳动法》施行情况不容乐观，立法机关没有考虑加强劳动法执行措施，反而将之视为加快《劳动合同法》立法进度的正当缘由。从劳动法执法检查的情况看，“社会保险是一个薄弱环节，特别是对农民工来讲，更是非常薄弱的。”[xxii]于是，立法机关在利益衡量时，在集体合同制度中引入了“工会”作为一极，并规定了“最低工资保障条款”[xxiii]和“工会可以提请诉讼”[xxiv]。诚然，在国外，工会组织的集体谈判权甚至已经被视为一种宪法上的基本社会权利。[xxv]但是，如果不考虑中国工会的法律定位及其政治运作，这样的设计又能在多大意义上发挥作用呢。作为公民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的第一个裁决者，在对多元利益的衡量取舍过程中，立法机关应秉持良知；立法机关不应为政治利益、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法律的合理性。[xxvi]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过程可以看出，立法机关准备在法律的构建上直面当前劳资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借用主持《劳动合同法》起草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教授的话说，《劳动合同法》“将成为扭转长期以来我国强资本弱劳力的标志性拐点，通过国家意志力的形式，缔造一种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xxvii]对此，来自经济学家的论证曾一再提醒，立法机关意欲维护稳定的劳动关系与市场经济所欲促进的经济效率是相悖的，而一个不能提高经济效率的制度注定是失败的。

透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并没有打破“政策铁三角理论”的魔咒，立法机关的利益衡量方法，实际上表现为法工委、全国总工会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之间的一种封闭性互动；《劳动合同法》的瓜熟蒂落，实际上是透过三者间的协商达到立法政策设定的目的。这也就不难解释，做足了游说功课的跨国公司、大型国企，也要纷纷参加“规避劳动合同法培训班”。

四、《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博弈延续与立法尴尬

一切的意外都源于意料之中。2008年《劳动合同法》甫一出台，便在业界掀起轩然大波。“华为事件”引发的解雇潮，更是把《劳动合同法》推上了风口浪尖。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刚刚实施，全国政协委员张茵就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提案，要求取消《劳动合同法》中的核心条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xxviii]几天之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也直面各路媒体，并直言《劳动合同法》面临的不是修改的问题，而是如何贯彻执行的问题。巧合的是，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劳动合同法显得更生不逢时。国务院不得不允许部分中小企业暂缓缴纳社会保障金。全国总工会也出来“辟谣”，称“企业经营困难责任不在劳动合同法。”[xxix]相比于立法的“事前”博弈，利益集团的“事后”博弈毫不逊色。

作为《劳动合同法》最重要的配套法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成为新一轮利益博弈的焦点。2008年5月8日至20日，《条例》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共收到多达8万余条反馈意见。代表企业界的工商联、中国企业联合会和欧美商会，以及代表劳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多次研讨会、座谈会上反复较量。最终运用“二次立法”技术，《条例》修正了《劳动合同法》过于倾向劳动者的“姿态”；并试图向劳资双方“解释”《劳动合同法》，以修正各方的误读。[xxx]然而，在《条例》平衡《劳动合同法》的背后，其代价是对于立法本意的“扭曲”，以及对许多本该解释清楚的问题的“留白”。我们且不讨论《条例》修正《劳动合同法》是否合宪的问题，单是修正、解释这一连串动作本身就令人心生好奇。按照常理，新法高票通过，应是获得社会普遍认同，纵有一二误读，也属正常，但“普遍”误读，就令人生疑了。退一步讲，就算《劳动合同法》确实难懂，然立法者俱在，要探究法律的真实含义并不困难，又何劳执行性的《条例》进行“修正”呢？那么，可能的解释只有三种：（1）利益主体并未有效充分参与创造法律，博弈各方尚未达成妥协，尽管它在立法机关获得高票通过。（2）法律自身就存在偏颇，立法机关没有恰当取舍各方利益，被迫需要二次立法调节。（3）法律真的科学合理，“裁员风潮确实是基于对新法的误读。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要怀疑立法者的能力和智慧。”[xxxi]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可以被看成是立法的失当。

或许是为了平息裁员风潮，解除人们普遍的疑虑，全国人大不得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不足一年之际就展开执法检查，检讨得失。调研报告中“部分行业、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劳务派遣用工中不规范”，实际上证实了立法机关因缺少对利益结构的整体衡量而导致意料之中的意料之外。“社会保险制度不完善影响劳动合同的签订”、“劳动监察执法力量不足、力度不够”，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立法机关因超越利益衡量的边界，考虑所谓的“政治意义”、“社会使命”，而导致立法与社会现实的脱节。但立法机关显然缺乏必要的自我批评精神，针对具体适用中出现的问题，选择了“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劳动争议案件审判经验的基础上，适时作出司法解释”[xxxii]的解决路径，实则又是一次法律解释权的主动出借。

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的种种遭遇，使我们意识到：制度、法律确立后的运行过程中同样存在利益集团的博弈。某一制度或法律一时之间可能通过了，但是随着对这些制度和法律进行体验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多，更大范围内的不同利益集团可能会行动起来，开始“事后”博弈。他们要么“变通”地执行制度与法律，要么激烈反抗。这可以说是那些立法博弈前期没有发声的利益集团，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一种独特方式。这也意味着，从不同利益集团来看，存在一个对法律制度的适应问题；从法律制度本身来看，存在一个要随时调整的问题；从立法机关角度来看，存在一个对制度运行效果的评估问题。[xxxiii]时间上的近距离，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完美的观察样本，如何经由个案而反思整个现行立法体制，俨然成为一个更富挑战性的命题。

五、超越偏颇的立法

环视整个立法过程，因为社会环境对草案审议的刺激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制度上相对封闭的立法机制可以暂时隔离劳方和资方的利益博弈，策略上选择了部门立法、行政主导的模式，因此劳动合同法才能够在争议仍然较大的情况下，在立法机关内顺利审查、快速通过。然而，代价却是劳动合同法引发的立法认同危机，以及频频被企业刻意规避。

（一）回到宪法：劳动权利保障中的国家责任

深入劳动合同法被过度诠释的表象背后，实际上隐蔽着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劳动权的宪法保障。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对该条的规范解读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1）劳动权是一种基本权利；（2）国家负有保障责任。[xxxiv]那么，国家责任如何实现呢？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它的实现只能仰赖于立法的描绘、行政的执行以及司法的裁决。于是，基于“中国社保政策不够完善，为了保稳定、保和谐”的理由，立法机关在劳动合同法的政策目标设定上，放弃了建立合理的劳动力定价机制的理想，最终选择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行政干预过度的路径。这实际上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供给义务，转嫁给了企业。诚然，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可以为这种“转移”提供一个可接受的解释。[xxxv]但应当承认：相对于政府积极创造就业机会的法律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替代责任、第二位责任。

我们到了必须区分责任的时候了。首先，宪法第42条中劳动的义务面相，并不是给个体设定的法律义务，它仅仅是一种美德要求，因为义务只是宪法上的次要命题。劳动者不能因为不劳动而承担法律责任。其次，在国家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如果劳动者的总体福利得到实质改善，那么不是国家责任多一点，就是企业责任多一点，甚或共同担当的结果。最后，企业如果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前提必须是基于自愿。如果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强制，那也必须在税收、财政等方面给予补偿。以此看待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的规避现象，我们不排除企业为了逐利而夸大利益受损面，但国家是否已经充分履行了劳动保障职责似乎不可不察。

（二）利益衡量：从分配利益到分配权利

立法是立法机关对博弈场域中的不同利益进行识别、判定、选择和决断，并转换为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的综合过程。法律调整利益，但不直接分配利益，而是要通过配置权利，实现利益调节。为什么呢？因为，（1）立法的功能是有限的，存在立法不及之领域。（2）公平的标准是不统一的，立法机关不可能也没必要将“权衡之手”伸入企业和劳动者的内部，实现利益分配上的硬性均衡。[xxxvi]（3）立法活动并不只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涉及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立法也是一种经济活动。（4）既然是经济活动，就存在着一个市场与法律的替代性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市场本身就可以更为有效包括成功和有效益地解决一些人们习惯认为需要以法律来管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xxxvii]因此，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并不总是意味着增加立法和政府管制。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经济理性的假设，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论辩思路：保护（管制）更多还是自由（市场）更多一些。也许是考虑到现阶段中国国情，立法机关在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基本遵循了“权利倾斜性配置”[xxxviii]的思路，对处于弱势方的劳动者—给予了更多“好处”。[xxxix]但问题在于，立法机关并没有彻底坚守只配置“权利”的思路，而是直接介入了利益分配。就如《劳动合同法》第14条规定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款。它实际上一种具体的利益分割、分配的安排，是立法机关的替代性政治决断。由于缺乏权利具有的可处分性或曰“弹性”，反而迫使企业规避。事实上，当代西方劳工立法领域已经走过了“矫枉过正”的时代，表现出了去规范化和弹性化的趋势。人们逐步相信：没有劳工法的劳工法是最好的劳工法；劳动派遣不一定要立法。换言之，当我们把一种美好期许不加审慎地变成固定的规则时，就可能因为立法机关利益衡量的僭越，而导致“东风”一时压倒“西风”，法律不再是社会利益主体谈判、妥协的结晶，而沦为彰显意识形态的“标签”。

（三）利益博弈：从人大制度到扩展公民参与

纵观劳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政治话语“点菜”，行政主导“做菜”，立法机关“吃菜”。本应是多元利益博弈、谈判、妥协的立法过程，实际上被缩减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法律草案的表决程序和表决仪式。更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在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我们几乎听不到人大代表的声音。而实际上，承担劳动合同法实施风险、责任、压力的首先应该是人大代表。任何试图破解这一怪圈的努力，都必须首先将如何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和人大制度的功能纳入思考框架。这“不仅意味着法案公示、议事公开、听证程序、专家论证和„征求意见‟，以及诸如„三读‟议决通过等等程序理性，而且要求以广泛而真切的代议制度反映不同权益的博弈、歧异价值的沟通，将立法过程塑造成真正的政治选择和文化选择机制。”[xl]为此，就必须超越“部门立法”，开放人大立法过程，经由充分的民主参与、审慎的利益衡量，通过理性协商实现社会整合，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成为“根本”政治制度。

仅仅强化人大制度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人大制度走向扩展人大制度——公民参与。[xli]它至少可以获得以下理由支持：（1）补强行政主导立法的合法性。不容回避，当代社会大量社会立法被授予了行政机关，或者由行政机关提出草案。[xlii]实践中，行政官员的热情、司法的或者政治的压力，或许会控制或扭转立法中的偏见倾向。但其天然地缺乏民主正当性。在立法的两个阶段即政府起草阶段和人大审议阶段，引入公民参与无疑会增强立法的合法性。（2）分散利益可以获得表达。与利益集团对立法机关的持续游说相比，个体利益经常是分散的、步伐不一的。即使立法造成的总体损害是巨大的，但“高额的交易成本和搭便车效应可能会有力地阻止其为影响立法而组织化。”[xliii]那么，一个看起来更为可靠的矫正方法就是为未经组织的个体利益提供更为有效的表达。如果这样的参与机制得以提供，立法选择就可以被假定为反映了所有受影响利益的适当考虑，解决立法中利益博弈不充分和利益衡量失常的方案就可能是可行且令人信服的。（3）公民参与不仅是一种政治活动，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参政权。不论是哪一个社会，自下而上的力量始终是民主的原动力，公民参与意识的觉醒和民主参与的广泛开展是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在转型期，民众渴望扩大参与，寻求更多的渠道表达其利益诉求，而在民主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不同类型的参与方式均会被采用，包括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如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的院外游说），合法的和非法的（如对劳动合同法的事后规避）。[xliv]（4）公民在立法过程中的参与，保证了法律是公民讨论的结果，是多数人同意的结果。当然，多数人的同意可能会导致另外一种压迫性话语的产生，也就是少数人权利的被剥夺。但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参与过程不仅要保护多数人，而且同样强调对少数人的保护。参与的过程保证了获得普遍遵守的法律是平衡了各方利益的法律，从而在实质上体现着良法的价值。如果所有受到影响的利益都能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充分反映，就有可能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而且，各方一旦能够参与到程序过程中来，也就更容易接受最终的结果（尽管他有可能不赞成这一结果）。因此，要想避免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被规避，公民参与权的充分保障与实现是至关重要的。

六、结语：我们需要立法者的立法学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劳动合同法被规避”之所以会成为我国法治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最后一点，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诉诸道德化的意识形态或以传统的政治主导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劳动者保护的问题。[xlv]因为法律制定出来要获得人们的遵守，若独依赖于国家强制力作为其效力根据是行不通的，更需要人们内心对法律合法性的认同，也就是说法律的实际效力依赖于法律自身的合法性，而立法过程的合法性则影响人们对法律合法性的认同。[xlvi]而我国现行立法，一方面习惯于诉诸“法治”、“人权”、“与国际接轨”等“普世价值”的宣传，而非具体问题的解决。这一教义与实践的分裂，使得泛立法主义者“只有不断把具体问题转化为意识形态说教，才能保持并扩张自己的领地。”[xlvii]结果我们看到，病在《劳动法》实施不良，立法机关却开出了制定《劳动合同法》的药方。另一方面，“传统的政治主导方式，惯以家长式的道德权威姿态凌驾于社会之上，强调全社会共同利益，否认个别利益的正当性，抑制乃至排斥个别利益有组织的表达。这种推重一致性而无视多样性的治理术，虽可以通行于同质性高的传统社会，却无以应对纷繁多变的现代社会。”[xlviii]而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多元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不同利益主体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及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正在消解和取代大家庭式的同质性社会，但是在政法领域，制度与文化仍然未脱传统。

《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的争议与遭遇也向我们表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在分化出不同利益诉求的阶层和群体，并且直接介入、影响着立法等公共决策的形成。[xlix]然而，各方主体博弈策略选择的非制度化倾向，立法机关利益衡量方法的偏颇，使得通过立法实现社会整合的效用大打折扣。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度诠释的表象背后，凸显了现行立法体制下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导话语的依然盛行，以及公众参与、协商程序、利益衡量、立法技术等竞技空间和制度装置的阙失。同时，透过《劳动合同法》所见到的，还不仅仅是立法机制与法律实施的问题，更是转型期国家治理模式与被治理的社会之间的脱节。而这意味着，“当下最重要的恐怕主要还不是如何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进步，而是如何改变现有政治与法律体制，让它们能够适应已经„进步‟了的社会。”[l]

中国法治有着与西方法治全然不同的形态与特点。要理解中国立法的这些全新的特点和命脉，就需要一种全新的立法学，或可称之为“立法者的立法学”。它不是要站在秩序建构立场上，以精英主义者的姿态构筑包括原理、制度与技术的静态学科体系，而是要从法律的需求者、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对动态的立法过程、实施过程之中发生的利益博弈、公民参与、利益衡量、法律认同给予充分关注，对立法者和立法机关的组织行为展开分析，注意市场条件下的经济运作规律，注重实证性研究，探讨问题行为的性质和立法面临的社会现实课题，从而对制定什么法律以及如何制定法律做出回答。这样一种立法学，是一种可以克服立法有失均衡、拯救法律认同危机、解决法律实施难题的立法学。因为，在它的范式之中，人民是真正的立法者、需求者和使用者，一部分人民（劳动者）与另一部分人民（企业主）经由充分的协商，制定出共同体的生活规则（劳动合同法）。他们认同它并遵守它。它承认立法的有限性，承认立法机关的局限性。既重视人大作为立法机关审议程序的开放性和反思性，也真正在立法过程中落实“平等无偏私的公开、理智”的公民参与精神，以此确保立法的民主性和人权保障目标的实现。它强调社会科学方法在立法中的运用，尊重市场机制对法律规则的替代作用，理性权衡各种利益分配方案并尽力减少社会支付的立法成本，以此达至通过制定法律以最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目标。

当然，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做到的，而是对整个立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的历史要求。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它为每一个勇于直面中国问题的法律人提供了一种思考的可能与空间。

【作者简介】

苗连营（1965-），男，汉族，河南延津人，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郑磊，（1983-），男，汉族，河南济源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i] 2005年12月24日，《劳动合同法(草案)》首次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审议。2006年3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文公布劳动合同法草案，向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到4月20日，共收到意见191849件。2006年12月24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议。这次提请会议审议的二审稿对2006年3月征求意见的一审稿进行了许多修改：一审稿共七章65条，二审稿共八章96条，增加了31条之多。2007年4月24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对《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第三次审议。三审稿增加了过渡条款，解决了本法实施前后老规定和新规定之间的衔接问题。三审稿共八章98条，增加2条。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四审通过该法，并于同日由第65号主席令公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ii] 笔者运用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显示，仅中央部委下发的相关宣传提纲、电视大赛、行动计划等《通知》就达114件。各省、市更是不计其数。

[iii]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全国劳动争议案件短期内大幅增加就是实例。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还专门印发了《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各地法院也出台了数量可观的司法政策。

[iv]近日，六学者上书人保部称建筑业成劳动合同法盲点就是又一例证。[v] 广东、江苏等省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调查显示，“对用工成本影响微弱”。但来自学界、企业界的部分调查报告却称，“增加幅度较大”。相关内容参见于英杰：《江苏省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的调查结果公布》，载《扬子晚报》2009年9月21日；张继彤：《劳动合同法的成本效应分析》，载《经济学家》2009年第3期，第40页。

[vi] 关于立法过程中利益方进行博弈的事例描述，可以参见Michael Zander, The Law Making Process(6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p.75-78.[vii] Jeffrey S.Banks and John Duggan: A General Bargaining Model of Legislative Policy-mak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6(1),p.49 [viii] 汪全胜：《立法的社会接受能力探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4期，第135页。相关论述亦可参见D.P.Baron and J.Ferejohn: Bargaining in legislatures, Amer.Polit.Sci.Rev.83(1989), P.1181-1206.[ix] 殷高峰：《<劳动合同法>角“利”》，载《新财经》2008年第12期，第42页。

[x] 杨中旭：《激烈利益博弈下的<劳动合同法>》，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21期，第33页。

[xi] 杨中旭：《激烈利益博弈下的<劳动合同法>》，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21期，第33页。

[xii] 陈志武：《重新思考“中国奇迹”》，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2月17日。[xiii] 因为，这些跨国公司与立法的主要内容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时，由于拥有更为成熟的院外游说经验，更有着统一的利益要求和社会资源，这些跨国公司无疑在支撑这种输入方面占尽优势。

[xiv]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李援坦言：“目前，一些利益集团已在国内形成，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立法调研过程中，突出的感觉是劳动者的话语权比较弱，他们的意见不能充分反映。”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司长李建也有类似的感受，“与用人单位相比，劳动者个体的知识、水平、能力都很弱，反映意见的能力也弱。”参见阿计：《一场考验民主的立法博弈》，载《民主与法制》2006年第10期，第28页。

[xv] See Morley Gunderson, and Joseph Tracy: The Effect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Legislation on Strikes and Wag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9, p.2 [xvi] 参见《劳动合同法草案：单保护还是双保护——王全兴教授详述草案起草过程中立法主旨表述之争》，中国人大网2006年4月12日；赵小剑：《劳动合同法：更理想，还是更现实？》，载《南方周末》2006年6月16日；卢周来：《中国必须过劳动合同法这道关》，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5月1日。董保华：《华为事件是第一个双输案例》，载《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2日。[xvii] 张斌：《现代立法中利益衡量基本理论初论》，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第23页。

[xviii] 参见梁上上：《利益衡量的界碑》，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第95-96页；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的利益衡量》，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第176-190页。

[xix] 苏力：《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第32页。

[xx] 参见《关于立法宗旨——分组审议劳动合同法草案发言摘登

（二）》，中国人大网2007年4月29日。

[xxi] 参见《关于立法目的——审议劳动合同法草案发言摘登

（二）》，中国人大网2006年12月30日。

[xxii] 参见《关于劳动者的社会保险问题——审议劳动合同法草案发言摘登

（五）》，中国人大网2006年12月30日。[xxiii] 参见《关于集体合同和规章制度——审议劳动合同法草案发言摘登

（四）》，中国人大网2006年12月30日。

[xxiv] 参见《关于集体合同、劳务派遣等特别规定——分组审议劳动合同法草案发言摘登

（五）》，中国人大网2007年4月29日。[xxv] 加拿大最高法院在2007年6月8日的一个判决中写道：“同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强化了劳动者的尊严、自由与自治。赋予劳动者参与工作场所规章制度形成的机会，使他们藉此获得了对于自己生活、工作的某些控制”。Elaine Bernard, Collective Bargaining as a Constitution Right, OUR TIMES,JUNE/JULY,2007,p16 [xxvi] 何偲安：《〈师资培育法〉立法过程之权力与政治行为研究》，台湾地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

[xxvii] 何忠洲：《劳动合同法的尴尬》，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8期，第30页。

[xxviii] 肖华：《劳动合同法为什么不可能修改》，载《南方周末》2008年3月13日。

[xxix] 2008年12月26日，在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主办的“规范用工与和谐发展——《劳动合同法》实施一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刘继臣否定了《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导致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说法。陈善哲：《全国总工会:企业经营困难责任不在劳动合同法》，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月1日。

[xxx] 徐凯、罗洁琪：《柔化劳动合同法》，载《财经》总第221期，2008年9月29日。[xxxi] 梁治平：《立法何为？——对<劳动合同法>的几点观察》，载《书屋》2008年6期，第4页。

[xxxii]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08年12月2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国人大网2008年12月25日。

[xxxiii] 王永强：《几部经济大法久拖不决 从经济博弈到立法博弈》，载http://，2006年8月27日。

[xxxiv] 民生作为一种国家责任的不可推辞性，暗含了与公民劳动权、就业权相对的应该是一种国家保障责任或曰义务。相关理论可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载《中国法学》2006年1期，第21-36页。[xxxv] 这里暂且不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究竟是法律责任还是道德责任。[xxxvi]立法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权利规范问题。权利规范问题，不是企业内部具体的利益分割、分配等，而是使这种分割、分配得以施行的权利规定。这些权利规定，是劳动者与企业在他们内部自行调解利益时能够适用的。冯同庆：《被规避、被冷落的劳动合同法及其出路——劳动关系调整中国家行政主导取向之检讨》，载《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40页。

[xxxvii] 苏力：《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第30页。

[xxxviii] 应飞虎教授认为，《劳动合同法》是一部典型的权利倾斜性配置的法律，这种对交易一方的弱者予以倾斜性保护的法律在中国目前社会情势及经济体制下相当必要。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时，应该针对不同劳动者弱势地位的横向差异，对劳动者主体予以细分，在主体细分的基础上，考虑选择不同度的权利倾斜性配置。参见应飞虎：《权利倾斜性配置的度——关于<劳动合同法>的思考》，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78页。这一观点，得到了张继彤博士实证研究的支持。她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带来的成本增幅存在较大差异。从规模角度看，对小规模企业影响较大；从不同所有制形式看，对私营企业影响较大；从行业看，对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影响较大。张继彤：《劳动合同法的成本效应分析》，载《经济学家》2009年第3期，第38页。进一步可以阅读应飞虎：《权利倾斜性配置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135页。

[xxxix]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阐发的第二“正义原则”，核心内涵就是承认“差别”。[xl] **：《从政策博弈到立法博弈——关于当代中国立法民主化进程的省察》，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3期，第7页。

[xli]近年来，西方民主理论界基于对代议民主缺陷的批评，提出了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等新的民主理论。但基本上都不是对代议民主的否定，而是一种超越和补充。

[xlii] 立法机关如要详尽规定政策，就必需对专门性、技术性的问题进行连续不断的、深入细致的调查、辩论和修正。而这样一个任务需要集中代议机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或难以集中的资源。

[xliii] [美]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8页。

[xliv] 参见苗连营 吴礼宁：《从公民参与看东亚民主转型》，载《北方法学》2009年第4期，第97页。

[xlv] 参见梁治平：《立法何为？——对<劳动合同法>的几点观察》，载《书屋》2008年6期，第8页。

[xlvi] 参见朱书龙：《制度变迁中的立法理性及其实现方式——转型时期中国立法现状观察与思考》，《研究生法学》2007年第2期，第4页。

[xlvii] 参阅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载《读书》2008年第9期，第25页。

[xlviii] 梁治平：《立法何为？——对<劳动合同法>的几点观察》，载《书屋》2008年6期，第8页。

[xlix] 阿计：《立法博弈的民主断想》，载《民主与法制》2006年第10期，第26-27页。

[l] 梁治平：《立法何为？——对<劳动合同法>的几点观察》，载《书屋》2008年6期，第8页。

第三篇：合唱作品的艺术特征研究--以《去一个美丽的地方》为例

尚德义合唱作品的艺术特征研究 ——以《去一个美丽的地方》为例

摘 要 ：尚德义先生作为我国歌曲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作品寻求艺术的真善美、创作手法独具个性、并富含浓厚的民族风格、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极高的艺术价值。文章对尚德义先生合唱作品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对其艺术创作风格、创作背景和旋律特点的研究，并以混声四部合唱《去一个美丽的地方》为例，对尚德义先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材料运用、歌曲音阶旋律艺术的表达、词曲的完美结合形式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分析。其内容主要包括：重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音乐旋律曲调的融合；注重歌词旋律的结合性，将深刻的思想赋予优美的旋律中得到表达与体现；注重歌曲旋律的流畅性，将音乐创作技巧与歌词的天然融合，彰显歌曲的感染力。

关键词：尚德义合唱作品；《去一个美丽的地方》；艺术特征；民族特色；研究

引 言

中国的合唱艺术起步较晚，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是音乐领域中最年轻的成员，而真正快速发展期应该说是建国以后。随着时代发展，全国掀起了合唱“风暴”，大到国际合唱比赛，小到各省市合唱专场等。但是，在合唱艺术越来越得到重视的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许多合唱团在演唱作品时，只会想怎样把歌词、旋律唱准，没有深入了解，使许多作品的内涵精髓没能很好的表现出来。这样对我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十分不利。尚德义先生在艺术歌曲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理论界对其歌曲的研究工作却仅仅停留在只言片语层面，当下，开展合唱作品的深入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因此，本人选择尚德义合唱作品的艺术特征研究——以《去一个美丽的地方为例》作为本科的毕业论文。希望能够为中国合唱歌曲创作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作者的简介及其合唱作品概述

（一）作者简介

尚德义，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1998年任教于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缔造很多器乐、钢琴、艺术歌曲及合唱歌曲等优秀作品，其中在花腔歌曲、艺术歌曲与合唱歌曲创作上成就尤其突出，是国家最高文艺成就奖的获得者。尚德义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作品大都融会了西方的音乐艺术与东方民间音乐的特点，充分体现了音乐的使命感与时代感。尚德义的音乐作品涵盖了不同地域、民族和不同风格的题材，创作领域极为广阔。他在艺术歌曲以及合唱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许多歌曲至今仍广为传唱。尚德义先生对艺术歌曲的精心创作极大的丰富了我国艺术文化的内涵。

（二）合唱作品概述

尚德义教授的声乐作品可分为艺术歌曲以及合唱歌曲。根据不同的题材分类标准可以将其作品分为如下三类。

1．赞美对祖国大好河山的合唱作品

《祖国永在我心中》原本为独唱歌曲，在2000年经过对歌曲的改编成为了一首合唱作品。这首作品主要是对祖国热爱之情的抒发。作品在开始阶段采用g小调将听众带入一个清新优美的情景，而随着作品的深入，在后面采用节奏明快的G大调，充分展现出了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与向往，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的情感真诚地的展现在听众眼前。

《中华谣》是一首四部合唱作品，采用中速三拍子的歌谣体裁形式，整个作品的风格清新优美，赞颂了祖国河山以及悠久历史。

《盛世百花开》通篇都采用各种不同的节奏形式来充分表现我国各族人们在节日中所处的激情与快乐、情感奔放的欢畅气氛，为每个听众勾画出一幅色彩斑斓、生动活泼的场景，表达了祖国人民对国家的美好祝愿。

2．展现西部民俗的合唱作品

如《火把节的欢乐》、《牧笛》、《牧场情歌》、《放歌大西北》、《去一个美丽的地方》以及《向往西藏》等。其中《火把节的欢乐》与《牧笛》都是融入了花腔的合唱作品，其余四首与《大漠之夜》这几首混声合唱都来自于《西部大合唱》，是尚德义先生通过九次去西北采风后才整理完成的。《去一个美丽的地方》于2000年创作完成，是尚德义先生在参观敦煌石窟时所激发的创作灵感谱写而成。该作品从现代人审美视角出发，采用西域地区特有的音调形式充分展现了我国敦煌石窟的恢弘。全曲洋溢中浓浓的蜜意。

《放歌大西北》在吸收陕西民歌、甘肃秦腔等音调的基础上完成，该作品充分展现了我国西部各地区民族儿女的勤劳善良，展现了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西北地区崛起和腾飞的美好蓝图。

《向往西藏》于1997年创作完成，该作品节奏平稳、旋律优美、通过采用复调、和声来充分表现出雪域高原的质朴、祥和以及圣洁的品质。其中的男低音部分采用佛教“六字真言”，通过懒嘛诵经的歌唱形式来表现出西藏低于浓厚的宗教氛围和地域特点，给人带来心灵上的平静与美的享受。

3.对人生不同阶段情感感悟的合唱作品

如《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大漠之夜》、《最美不过夕阳红》、《青春的足迹》、《繁星升起》等。其中《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与《青春的足迹》都是由尚德义教授把本身创作的独唱歌曲改编而成的合唱作品。

《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创作于1992年，在2003年改编成合唱歌曲。作品从法国文学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绘制，揭露了故事主人公的悲惨命运。

《最美不过夕阳红》是于1998年根据中央电视台栏目《夕阳红》主题曲改编成的无伴奏混声合唱作品，在不改变歌曲原有的思想内涵前提下，灵活运用复调写作手法，更加系统地抒发了老年人对夕阳的赞美以及对生活的眷恋。

二、《去一个美丽的地方》创作背景

尚德义教授的童年是在兰州度过的，是教授的第二故乡。可以说，他对音乐的喜爱跟兰州这片沃壤的感化有着不少的关连。尚德义教授自1992年起，每一年都会到兰州讲学和采风，大西北就成为了他重要的创作基地。多年来，尚德义先生在各种创作中，深深体会到大西北发展的滞后，比起东部南部地区更需要有人来培养更多音乐人才。因此，他选择留在了大西北，决定用他的余生来为这片土地做些有意义的事。在这里，尚德义教授创作出了很多优秀作品，其中《去一个美丽的地方》是继《大漠之夜》后创作出来的享誉音乐界的合唱作品，这首作品还在2002年获得了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也成为了中国近年来各类合唱比赛中被选率较高的曲目之一。

《去一个美丽的地方》是尚德义先生采用西域音调来对敦煌美丽风景文化的一次塑造与赞扬。古代丝绸之路上绵延千里的残垣断壁，敦煌石窟上反弹琵琶的飞天神韵,尚德义先生每次经过甘肃这片土地，都会静下心来慢慢思索，用心来感受他历史的厚重与灿烂的文化，在这之中的每一幅画面都激发着尚德义先生的创作灵感，因而写出了这首朝气蓬勃的歌曲，流传至今。

三、《去一个美丽的地方》艺术特征

混声四部合唱歌曲《去一个美丽的地方》从现代人审美视角出发，采用西域地区特有的音调，充分展现了我国敦煌石窟的恢弘，全曲洋溢中浓浓的蜜意。该曲抒情优美，洋溢着西域地区人们满满的热情。西域音乐和外来音乐素材进行无缝衔接，融为一体，使歌曲的内涵得到了全面升华。该曲的前半部分采用男、女声紧缩的表现手法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让人们脑海中浮现出当年丝绸之路的繁盛和敦煌石窟的灿烂。完美的展现了一个花雨飘散的丝绸古道和精美绝伦的壁画长廊。前奏与间奏都采用的是同一个旋律，甚至于进入歌曲转化的段章时，也是一样，只是在上面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当转调进入第二段后，歌曲的节奏加快，伴奏织体的加厚，和声的表现更具张力，充分表现出了曲作者对敦煌的爱慕之情。由于中间的转调，使得歌曲的结构上发生了变化，这调式上的对比让人耳目一新。使得音乐空间豁然开朗，进入另外一个动人的天地。让听众赏心悦目、热情兴奋。

（一）歌曲的旋律特征

旋律优美流畅、风格多样、个性鲜明，是中国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去一个美丽的地方》一歌的风格亦是如此。该作品有着浓厚的西部风情，以极富西北民族舞蹈的鲜明节奏、贯通的旋律，弥漫出一股开朗热情的情感。该曲一开始就运用大量的音阶旋律、切分节奏以及后半拍起的乐句，情绪上轻快活泼,层层递进，让全曲充满了一股向上的朝气和舞蹈的动感。全曲以五声调式为基础，融合了我国民族音乐的特性，风格统一，个性鲜明，充分表现出尚德义先生对音乐的精心安排和对民族音乐的深入了解，同时也表现出他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深厚的专业创作功底。

1．民族调式特征 五声调式普遍存在于我国古代音乐和民间音乐当中，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音乐理论体系。五声调式由五音构成，名称分别为：宫、商、角、徵、羽。由于这类调式是我国特有的，所以五声调式也经常被称为“中国调式”或 “民族调式”。而《去一个美丽的地方》虽为七声调式，但其本质仍以五声调式为骨架，保持有五声调式色彩，如该曲开头 “让歌声轻轻张开翅膀„”由后半拍进入，旋律均以“La Do Re Mi So”等五声调式为基础，加上鲜明的节奏，使得旋律更为生动、流畅。见谱例一：

2．递进式音阶旋律特征

尚德义教授的作品朗朗上口，关键就是歌曲当中的旋律特点。不难发现，在《去一个美丽的地方》这部作品中，全曲均贯穿着递进式的音阶旋律。

如谱例二：

如例所示，旋律开头第一句以“La Do Re Mi Fa So”为基础，第二句以“Fa Mi Re Do Xi La”为基础，均为递进式音阶旋律。这一特点使歌唱者充分感受到歌曲所要表现的热情欢快以及作曲者对生活的热爱。花雨飘散的丝绸古道，精美绝伦的壁画长廊，优美动人的旋律使这一幅幅画面充分展现在我们脑海中，使人流连忘返。这正是尚德义创作的歌曲能够在我国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朗朗上口的旋律，活泼跳跃的节奏，鲜明的西域音乐风格为此曲增添了不少光彩。同样地，在尚德义先生的另外一首作品《火把节的欢乐》中也有相同的特点，先生运用“So Do Mi So”这样递进式的琶音加上轻巧灵活的花腔技巧运用，使旋律变得更加轻快灵活，与《去一个美丽的地方》的递进式音阶旋律相似。见谱例三：

（二）多种民族风格的融合

《去一个美丽的地方》作为一首叙述性很强的歌曲艺术，融合了多种的民族风格。尚德义教授在创造该作品时，受到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中亚曲风的影响，在歌曲音调中把我国西域少数民族的舞蹈节奏以及中亚歌曲遗风相互融合，营造出一种欢快明朗的气氛。歌曲中的调式调性变化有度、旋律中流动着满满的热情，时而如同奔腾的骏马，时而又如同轻灵的燕子，中亚遗风的运用使得该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尚德义先生曾经说过：“《去一个美丽的地方》的主旋律是在五泉山创作出来的，该作品从当代人的审美角度为出发点，充分展现出了西域音调的鲜明欢快、优美抒怀的特点”。尚德义先生在创造该作品时不仅采用了本土的民族音乐素材，同时还选择性的吸收了国外音乐的优点。音调中透露出一股中亚风情，同时与西域地区民族的舞蹈节奏和洋溢热情相映衬，将敦煌描绘成了一幅令人遐想的古朴美丽画卷，使人们联想其当年丝绸之路上的繁荣与辉煌。

（三）词曲的结合

《去一个美丽的地方》原名为《美丽的敦煌》。这部作品采用西北地区的音乐材料来表现西域敦煌的魅力，在海内外得到了广泛的传唱。尚德义先生的文化功底对歌词内外美感的发掘与诗意情调的诠释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这个作品的创作构思上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对该作品的歌词也修改了六七遍。如在原词中并没有“什么地方”这一句，曲作者基于歌曲艺术角度的考虑，引入了设问的表达方式：“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与歌曲后半段的“那里是东方一颗璀璨的明珠„”形成了一种相对应的感觉，这种表现手法不仅给作品平添了一层悬念美，同时也使该作品提高了立体感。最后，用高亢的音调唱出“这就是美丽的敦煌”作为最后的回应，让歌者甚至欣赏者都能感受到那种无与伦比的震撼。这样的歌词和旋律设计，大大提高了歌曲所表达的艺术效果与环境感染力，人们完全浸透在歌曲的艺术表现当中，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尚德义先生在歌曲创作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艺术的执着，对歌词编排的字甄意酌，对细节的一遍遍修改，都充分表现出尚德义先生对创作的严谨和举重若轻的艺术功底。

结合着一遍遍修改的歌词，歌曲的旋律上也更为生动。《去一个美丽的地方》作品的前奏结构紧凑，通过流畅的旋律和丰富跳跃性的节奏变换激发起听众的情绪。歌曲中女生部分婉转优美，而男生部分则浑厚雄阔，两者之间问答式的旋律交织与和声的碰撞让歌曲更显活力。通过歌曲自有宽广的音域来表现出少数民族人们的幸福和热情。这首歌中充分展现了尚德义先生的开创性思维，他将自身的艺术功底与地域因素聚集起来，使得歌曲的内涵得到一步步的升华。

四、结 语

纵观尚德义先生歌曲艺术创作的一生，从他的每一个作品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先生所具有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深入的生活体验、火热的创作热情和坚实的专业功底。表现出先生对于真善美的真诚追求。尚德义先生是一位严谨的艺术家，在其一生音乐创作的奋斗中，始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创新，不断前进，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他的作品曲调精美流畅，既融会了本土的民族特色，又借鉴了西方音乐艺术的创作技巧，充分表现出其歌曲创作的深度和高度；他创作的歌曲编排严谨，哪怕一丝一毫的瑕疵也不会忽略；他的作品格调高雅，寄意深刻，具备很好的艺术欣赏水平和审美价值。正是尚德义先生扎实的音乐功底以及对艺术的不懈的追求与认真的态度，使得先生写作出众多的优秀作品，得到广大音乐工作者和广大音乐爱好者们的广泛认可。尚德义先生的创造不仅丰富了我国声乐艺术的宝库，同时为推动我国的合唱事业与歌曲艺术创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黄腾鹏，尚德义在当代艺术歌曲创作中的成就与贡献[J]，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3).[2]彭根发，论尚德义的声乐作品创作[J]，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3).[3]肖 婷，尚德义合唱作品艺术特征研究[D]，长江大学硕士论文，2012（3）

Suntech righteousness chorus works of art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to “go to a beautiful place” as an example

Li Mei ling

Instructor: Ping Li Ming

Abstract：Mr.Shang Deyi as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 art of song , the pursuit of artistic beauty in his work , creative approach unique personality and strong national flavor-rich ,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high value artists.The article features the art of choral works of Mr.Shang were analyzed by analysis of Mr.Shang,s artistic creation of individual , creative ideas and melodies characteristics were studied.And to go to a beautiful place as an example " for the study, Mr.Shang Deyi works manifested the spirit of national style and era of artistic expression melodic song scale , form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music and lyrics were several aspects of the analysis.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r.Shang,s songs were summarized:First , remove the emphasis on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different regions melodies;in the creative process , focusing on the Dramas of a melody , given the profound ideological melodic expression obtained reflect;Finally , pay attention to the music and the song itself is a natural skill integration, excellent sound through two months control, different chords to highlight the appeal of the song itself.Keywords:SHANG Deyi choral works;artistic characteristics;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第四篇：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观察、分析——以中日、中韩关系为对象

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观察、分析——以中日、中韩关系为对象

[摘要]：网络民族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现实政治通过互联网传播平台展现出的一个显著现象。本文试图通过对发生在中日、中韩间一系列网络事件的观察，分析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形成及特点。文章指出，形成中日民族主义冲突的原因，主要由于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的摩擦，而今年以来中国网民表现出的“反韩”、“厌韩”情绪高涨表明，文化因素亦是导致民族主义冲突的重要成因。文章指出，网络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网民应更加成熟，不要随意玩弄民族主义；中国网络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应确保新闻事实准确无误，并坚持正确的评论立场以引导舆论，绝不挑逗和操弄民族主义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呈现日益高涨的局面，不论是在舆论形成方面，还是在推动民众在现实中采取行动方面，都达到令中国政府和对象国政府、媒体及民众高度关注的程度。我在2004年5月发表的论文《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意表达》（提交5月在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中，指出中国网络舆论的指向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对外呈现民族主义，对内呈现批判现实主义，而“对网络民族主义和网络批判现实主义这两种倾向、表现形态以及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是网络传播研究者的一个长久课题。”

中国与日本、韩国同处东亚，不仅相互间是近邻，有着长久的历史交往，而且今天同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因此，任何一方都将对方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来考虑和处理双边关系。近年来发生在中、日、韩网络上的一系列事件，让我们看到：一方面，中日、中韩关系的好坏以及涉及双边关系的重要事件决定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强度；另一方面，中日、中韩间关系关系的发展与正常交往，也常受到网络民族主义的干扰，如近来中国网民强烈的“反韩”、“厌韩”情绪的表达，便是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本文试图通过对发生在中日、中韩间一系列网络事件的观察，分析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形成、特点，以及在对日、对韩上表现出的差异，从而描绘出当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网络现象和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的轮廓。

一、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及研究观点

（一）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

刘军宁在《民族主义四面观》一文中指出：民族主义“强调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传统的殊别性，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保护和传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和疆界的完整。”他根据民族主义在现实中的体现，更明确地说道：“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是影响过当今所有重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注1】

自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以来，强烈的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人民共有的情绪。尽管今天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但任何一个国家在处理国际问题或国与国双边关系时，都必然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可以发现当今依然是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因此中国也不会例外。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畅销，表明了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民间的全面升温。

随着中国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增长，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提高，与

此同时，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迅速崛起表现出不安，由于各种原因（如历史问题、主权问题、经贸问题、文化问题等）与中国的冲突和摩擦持续不断，因而刺激了中华民族主义的高涨，形成的舆论往往通过网络最集中地表现出来。

由于民族主义不依赖繁琐理论，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当它在当代一旦与草根表达、快速传播的互联网相结合，无疑便成为一种天然“绝配”，大大增添了民族主义的扩张力和能量。故在我看来，民族主义与互联网结合而生成的“网络民族主义”可以双向定义：①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民族主义言论、情绪和思潮；②表达、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制造、扩散民族主义舆论，并在某些情况下推动现实行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网络传播行为。

2003年国内国际一系列重大事件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轩然大波，由此当年被视为“网络舆论年”。其中，在中日关系上，接连发生的以下事件使中国网民的“反日”情绪达到高潮： 2003年6月，国内民间组织为宣示主权首次发起登上钓鱼岛活动遭到日方强力阻挠；8月，京沪高速铁路技术方案计划使用日本技术；8月4日，齐齐哈尔发生侵华日军遗留毒气弹伤害中国民众；9月18日（这一天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日本游客集体赴珠海嫖娼；10月29日，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在演出时丑化中国。这些事件引起中国网民的强烈反响，甚至导致民众上街举行抗议行动。于是新闻媒体敏感捕捉到网上出现的这一股强势思潮，“网络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并成为一些媒体报道及学者评论文章的标题。如当时的代表作有：《国际先驱导报》刊发的报道、文章《网络民族主义发轫 百万签名递交日本驻华大使馆》（记者：韩轩，2003年09月19日）、《网络民族主义掀开中华民族主义新篇章》（作者：李慕瑾，2003 年9月23 日）、《南风窗》刊发的文章《近看中国正在掀起的网络民族主义》（作者：杨锦麟，2003年10月16日）等。特别是，毒气伤人事件发生后，“爱国者同盟”等7网站立即发起“对日索赔百万网民签名活动”，并于9月18日把对日索赔《联合声明》和打印出的4000多页百万网民签名递交给日本驻华大使馆，借助网络的力量成功地在外交领域直接表达了中国民意。《国际先驱导报》的评论指出：“在中国民众参与权不断提升的今天，（网络民族主义）势必会对政府决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注2】因此，从2003年起，“网络民族主义”便成为观察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国际上，特别是当事国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指向及走向，便成为高度关注的对象。

（二）有关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观点

王军在《试析当代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有关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有四种典型观点。“观点一，网络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较消极的层面。这种观点将网络民族主义界定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特别是“愤青”在网络上极端的言论。这是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观点二，网络民族主义表现为较积极的层面。这种观点将网络民族主义界定为一种爱国主义行为，即以网络为平台的爱国主义和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此观点往往是因应第一种观点而产生的。观点三，网络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在网络上宣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描述其积极和消极影响。观点四，“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是民族主义思潮在网络时代的最新表现，民族主义思潮在网络中获得了充分的表达平台，从而获得表达途径与相关目标的实现。这种观点只强调网络民族主义的表达特征，并不对网络民族主义做价值判断，只进行现象描述。”【注3】

国内学术界在评价网络民族主义时，时常发生不同观点的交锋。如2005年2月22日，人民网刊登清华大学刘江永教授的文章《谈中日政治关系冷淡的九大症结》，其中一个观点

认为“就中国而言，国力毕竟远未达到美国的程度，对日„情绪化‟和„理想化‟均无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随后作者对“网络民族主义”和“对日新思维”各打五十大板，5月24日，署名“观沧海”的作者随即在“国际在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发表《驳刘江永“网络民族主义”观》一文，文章指出刘文“实际是将„网络民族主义‟等同于狭隘民族主义了，可网络上难道只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吗？这恐怕是对许多出于朴素的情感或本着理性、客观态度，在网络媒体表达或倾述民族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网络民族主义”是一种朴素的爱国思想，虽然可能在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一点破坏作用，但远没有日本某些既定方针政策更伤人害人。„网络民族主义‟的作用，更多的是积极地表达了民间的感情，体现了朴素的民意，形成了内部的团结。”

在我看来，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多种表现状况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如即使在同一事件中，有的网络言论表现出极端、狂热、偏执，有的网络言论则表现出客观、冷静、理性。又如，尽管在使用“网络民族主义”概念时，多少都带有一些贬义，使用“网络爱国主义”的表述时具有褒义，但在很多情况和事件中，网络民族主义与网络爱国主义又是可以划等号的。如针对外国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利益的事件，如针对国外反华势力支持台独、藏独、疆独分裂活动的事件，当中国最广大网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和尊严而发自内心的表达时，这种情况下更准确的概括应为“网络爱国主义”。至于在现象观察、问题研究时，我则十分赞同王军文章中提及的第四个观点。

二、中日、中韩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冲突及在互联网上的呈现

（一）中日、中韩民族主义冲突的成因

民族主义既然是在国家涉外事务时发生的，因此，国与国关系的好坏是民族主义产生与否的大环境。形成中日、中韩民族主义冲突，主要有两个成因：一是历史问题，二是现实问题。

众所周知，历史问题始终是中日关系中的症结，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灾难，中国民间普遍存在的仇恨情绪是不难理解的。长期以来且时至今日，普通中国民众谈及日本和日本人时，“小日本”、“日本鬼子” 的蔑称常脱口而出，便是例证。因此日本首相和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不理会中国劳工、慰安妇的索赔要求等事件，必然会一次次挑起中国民众的愤慨。中韩之间没有历史问题的沉重包袱，两国建交后关系始终良好。朝鲜半岛曾遭受日本的殖民统治，由于相同的历史经历，中国网民甚至非常欣赏和佩服韩国民众对日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对朝鲜人、韩国人也有“高丽棒子”的蔑称，其来源之一据说是“日本在吞并韩半岛之后，通过满洲地区向中国发动侵略，而部分韩国人（当时国号为“大韩帝国”）则作为日本的傀儡手里拿着棍棒欺负中国人。中国人当时把日本侵略军称为“日本鬼子”，把日本的傀儡——韩国人称为“二鬼子”。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认为“高丽棒子”的词源与其是有一定关联的。”【注4】历史的因素随时会在现实问题中发酵，这是民族主义的特点之一。

在现实问题方面，主权之争往往是引爆民族主义的导火索。如中日间有钓鱼岛争端，有大陆架（东海油气田）归属争端等。中韩之间，本来没有领土争端，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2007年1月31日，在长春举行的第六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女子3000米短道速滑接力赛的颁奖仪式上，获得亚军韩国队的5名运动员突然打出“白头山是我们的领土”标语（临时

用7张A4纸写就），引起舆论大哗。“领土问题是一个最容易激起民族感情的事情，也是最需要理性判断的事情。因为族属和血缘，你的立场有可能事先就被预制了。由此导致的非理性行为，有时候会酿成巨大的灾难。”【注5】此外，在双边交往的各个领域中，任何带有辱华意味的事件，如2003年12月发生的丰田霸道车石狮敬礼广告事件等，随时会引发中国网民的愤慨情绪。甚至国内被视为丧失民族气节的媚日事件，如2001年12月演员赵薇身穿日本军旗装、2002年马立诚提出“对日新思维”等事件，也同样不会为大多数中国网民容忍和接受。当然，双边关系中的一个积极事件也会产生良好影响，如汶川大地震后，日本救援队及时赶到现场，他们在救援中对中国死难者的尊重，便赢得了中国网民的高度评价。相反，韩国部分网民在汶川地震后发表的幸灾乐祸的言论，则引起中国网民的极度愤慨。尤其是韩国SBS电视台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将开幕式彩排细节公开播出，更是被中国网民视为不守诚信的卑鄙之举。在观察网络传播的状况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个具体事件往往是促成网络民族主义陡然高涨的重要因素，尽管随着事件的解决，相关的舆论会减弱、消失，但对网民的认知产生的影响则长久存在，因为网民会“点点滴滴记心头”，这种“累积效应”又会在下一个事件发生时显现出来。

（二）文化因素引发中国网络民族主义

以往引爆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因素，主要是政治因素。但是今年以来，中国网民表现出的“反韩情绪”、“厌韩情绪”表明，即使两国关系总体上是良好的，但也会基于文化的因素导致网络民族主义的高涨。近来出现的“反韩”、“厌韩”情绪，不仅只是在中国大陆，而且包括香港和台湾，可说是全球华文网络不约而同的相互呼应，这显然只能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角度加以解释。

近期，中国网络乃至全球华文网络上的“反韩”、“厌韩”情绪表达，根源在于文化之争。中、日、韩在历史上均属汉字文化圈和儒教文化圈，这里所说的文化之争，不是指不同文化之争，而是指文化发源、文化成果及技术发明权“第一”之争。

20世纪中后期，韩国经济起飞后，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大增，这就使它急于树立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包括韩国政府1970年下令取消汉字使用、2005年将首都名称“汉城”更名为“首尔”这样的大动作，都是这一心态的反映。中国历史悠久，古代文明灿烂，被视为日、韩两国的母体文明，中国人自然对日、韩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因此，近年来因文化因素而导致中、韩关系中出现麻烦，实质是两国各自民族主义的一次碰撞。这种碰撞当然不是一天、两天，更不是一件事、两件事。如韩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韩国是古代雕版印刷的发源地，2004年又对高句丽王国的历史定位提出了强硬的挑战，2007年在新编初、高中韩国史教科书中把朝鲜半岛青铜器时代的起始时间提前了1000年。尽管“韩流”强劲，韩国影视剧在中国也很受欢迎，但韩国影视剧中涉及中、韩历史时进行歪曲、篡改的情节也不少见，最甚者是2007年韩国MBC电视台摄制的电视连续剧《朱蒙》，主题明显是借高句丽问题将矛头直指中国。近年来，韩国不少历史影视作品给中国民众留下的一个印象是，原本是从中国传到韩国的东西，怎么成了韩国发明的。2005年韩国把江陵端午节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一事，也极大刺激了中国民众。

在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等问题时，网民往往采取铺天盖地的激烈对抗动作，如签名、上街等，而涉及文化摩擦等层面的问题时，网民则往往通过“温和”的手段来“搞臭”对方，如恶搞、谣言等，显示出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斗争方式的特点。由于中、韩两国关系总体始终良

好，因此两国网民的一次次摩擦，没有发展成具有震动性的网络大事件，中国网民更多地是以“恶搞”的形式贬损对方。于是中国四大发明成为韩国发明的帖子、中国历史名人如老子、孔子、孙中山等人都具有韩国血统的帖子在内地、港台乃至海外华文网络上广为流传。一些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对上述恶搞帖子未加辨别便转而报道，结果形成了影响广泛而后果恶劣的假新闻。如，6月1日，台湾《中国时报》刊发了《韩国人称释迦牟尼是韩国人》的报道，文中写道：“韩国的文化扩张活动又有新发展。继把说老子、孔子说成是韩国人，韩国现在又说释迦牟尼是韩国人。”7月31日《新快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国际新闻社会版头条报道：“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孙中山是韩国人”。8月17日，美国泳将菲尔普斯夺得第8枚金牌，成为北京奥运会上最瞩目的明星，东北网于当天便刊发了一则报道《告诉你一个小秘密，菲尔普斯其实有韩国血统》。

三、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

（一）表达情绪

当两国关系中发生冲突和摩擦事件时，网民的情绪表达是网络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形态。在中国近期出现的“反韩”、“厌韩”氛围中，一个网民的帖子很具代表性：“说到底，小小韩国是中国以前的藩属国，要想让中国人彻底尊敬它是不可能的。韩国对于中国来说不值一提，没有了韩国对中国毫无影响。各位如果看到望京、威海、青岛和张家界的韩国游民以及各开发区韩国企业如何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就知道他们有多可恶和可笑。这以前的属国目前的嚣张实在是让人不能容忍的。由此看来中国人的厌韩情绪是再自然不过。”【注6】中国网民在情绪表达时，除了文字使用蔑称、脏话进行谩骂等发泄外，还使用合成（PS）图片及音频、视频等手段进行讥讽恶搞。如中国网民针对韩国运动员在亚冬会上打出“白头山是我们的领土”照片，立即利用PS技术进行“恶搞”，我搜集到的就有20多幅，其中将标语改为“为中国人民服务”、“火星也是我们的”、“韩国人真的很贱”、“忽悠，接着忽悠”、“高丽是中国属国”等，不一而足。

（二）制造舆论

不论是情绪表达，还是观点表达，论坛（BBS）、新闻跟贴、贴吧等是供网民使用的最重要表达平台，也是网络舆论快速形成、能量集中最重要的“公共场所”。值得注意的是，近来中国网民频频制造和散布谣言，成为大造舆论恶搞韩国的一种新手法。谣言通常盗用新闻媒体和相关机构、专家的名义，以增加其可信度。如“孙中山有韩国血统”的网络谣言，是盗用韩国《朝鲜日报》的名义，而文中的“韩国成均馆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朴芬庆”，完全是为了取信受众而造出来的，成均馆大学根本就没有朴芬庆这个教授，历史系也从来没有人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再如，9月又一则耸动的帖子在中国网站上流传，源头为一名网民于9月12日在中华网上贴了《韩国要对中国开战，太狂妄了》的文章，此人自称内容援引香港大公网（《大公报》网站），称：“韩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3%的韩国人希望与中国开战。”事实上，韩国根本就不曾有过上述的民意调查，当然也不会有相关报道。

（三）组织游行

互联网可以提供给民族主义者一个组织、协调的平台，如果没有互联网作为沟通渠道，这些组织和活动根本没有条件和空间运作和发展。互联网及手机等新媒体，如今不仅仅是新

闻信息的传播者、不同意见的表达者，而且已成为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如，2005年4月在中国多个城市举行的反日游行示威，便是最有代表性的例证。2月28日，美国多个华人团体率先发动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百万人全球签名”活动。随着3月中旬内地众多网站加入，才真正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签名活动，人数很快突破4千万。与此同时，抵制日货等动员信息也通过网络、手机广为传播。时至4月初，各种因素已造成部分民众的情绪处在“箭在弦上”的状态，一旦有人号召和带头便会走上街头。如果回顾一下中国国内由涉外因素而造成的游行事件，可以看到传播手段的发展和普及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网站、论坛（BBS）、QQ群组、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手段的复合使用，使点对点、点对多点的通讯及信息传送能够迅速扩展为多点对多点、多点到面的信息传播，产生出一呼百应的动员组织效果。

（四）黑客攻击

黑客攻击是违法行为，但当两国关系发生冲突和摩擦时，网民往往还是会采取这一极端行为。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黑客对外发起的群体性攻击先后发生过六次，其中两次涉及到对日攻击。一次是在2000年1月，起因为日本右翼在大阪集会否定南京大屠杀；一次是在2001年2、3月间，起因为中日两国关系间的一系列摩擦，如三菱车事件、日航事件、教科书事件、《台湾论》事件、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从这六次攻击看，中国黑客都是在当时政治事件的背景下，基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的一种反应，为此，他们也自称为“红客”，以示区别于一般的黑客。【详见本人2005年所写的《告别中国黑客的激情年代——写在“中国红客联盟”解散之际》一文】尽管后来中国黑客大规模的对外群体性攻击没有再出现，但一遇到刺激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者的事件发生时，黑客攻击仍难免不会发生。2004年7月，韩国媒体报道，“通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企图进行黑客袭击的事件日益剧增。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接到报案的源于中国大陆的企图进行黑客袭击的事件是去年一年的17倍”。【注7】。同样，怀有民族主义情绪的韩国网民，也对中国的网站进行黑客攻击，据韩国媒体报道，国学院和国学运动市民联合会于2004年7月27日通过各门户网站呼吁网民29日对中国一些重要网站发起群体性攻击，行动名称为“e-click运动”，目的是“把中国掠夺我国历史的野蛮行为公诸于世”。【注8】

四、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影响

（一）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网络传播是无国界传播，因此网络民族主义的不当言论必然会破坏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信任、和谐交往。近年来，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令日、韩感到忧虑。如2003年12月30日，日本《产经新闻》刊登的一篇文章《日中关系出现新现象》中写道：“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反日网站在迅速增加。从大型反日网站“爱国者同盟网”扩展出来的链接包括主页在内就有70多个。他们通过在官方网站上有组织地发表评论，已经对官方媒体的论调和中国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大部分的中国反日网页都是最近两年才建立的，从公开的会员数量推测，“经常性会员”大概有10万人左右。”（载《参考消息》2003年12月31日第8版）又如2008年8月20日，韩国《朝鲜日报》中文网刊发了记者李光会所写的报道《中媒又造谣：韩国主张菲尔普斯有韩国血统》。文章最后说：“把奥运会游泳八冠王菲尔普斯都主张成拥有韩国血统，韩国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歪曲历史的不知廉耻的民族，该报道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损毁韩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韩国《中央日报》基于“最近在中国国

内，通过互联网的反韩、嫌韩情绪正在迅速扩大，为了探寻中国国内反韩情绪的原因及其对策，本报以103名居住在中国的韩国人为调查对象展开了一项紧急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约68％的被调查者认为“„反韩情绪正在超出了网络而逐渐向整个中国社会蔓延‟，约60.2％的被调查者认为„如果不及时化解，反韩情绪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注9】韩国媒体指出：“随着中国人的反韩情绪为韩国人所知，韩国国内盲目的反中舆论也随之扩散。NAVER、DAUM等门户网站上出现了数十个反中国站点，会员人数正在不断增加。如果这种形势继续的话，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上的裂痕会加深。”【注10】

（二）中国政府与网络民族主义

人们在评述互联网的正面和负面作用时，最常见的是将其比喻为“双刃剑”。网络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外国新闻媒体在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进行观察时，始终非常关注中国外交政策的执行及某一项具体谈判，是否受到网络民族主义的压力而有所改变；或是在中国与他国发生冲突或摩擦时，政府是否默许，乃至操纵网络民族主义。就我个人的观察，中国政府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爆发时，需要提供释放这种情绪的渠道和空间，并在一些情况下对某些原有决策做出调整，如2003年网上展开了反对北京到上海的高速铁路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签名行动，一周时间内就有约8万人签名，结果政府年内作出决定的计划因此搁浅。但从国家大局出发，政府更多考虑的是要防止极端情绪演变为极端事件，并对已露出苗头的事件进行有效的控制，不希望由此对两国关系带来大的损害，不希望由此对既定的外交政策产生进行改变，更不希望由此破坏国内社会的稳定。网络民族主义的过激言论，尤其是网民试图通过网络、手机等手段进行鼓动、组织集会、游行等活动，政府更是明令禁止。如2005年4月21日，公安部就部分地区发生涉日游行示威活动发表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未经公安机关批准，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发起组织游行示威的，也是违法行为。希望广大群众和学生依法办事，不要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示威活动，也不要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传播鼓动游行示威的信息”。新闻媒体也会在关键时刻进行正面舆论引导，要求民众要理性表达爱国主义。如2005年4月，当中国一些城市发生反日游行示威时，人民网于4月16日发表新闻评论《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该文获得2006年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及时进行了有力的网上舆论引导。在以后发生类似事件时，可以发现均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模式。

结语：

（一）互联网的全球传播特性，使得任何一国网民的不当言论都会迅速被他国网民获知。因此，任何一国的网民发表言论都应理智、负责。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网民应更加成熟，避免为丑化他国制造网络谣言，避免动辄以蔑称、脏话进行辱骂，避免在他国发生灾难时表现幸灾乐祸（如2008年2月10日韩国第一号国宝崇礼门被烧毁后，中国网民发表的一些不当言论曾激起韩国网民的愤慨），不要随意玩弄民族主义。

（二）将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融于一身的网络媒体如今在国际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加强不同国家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进行报道时，要确保新闻信息来源真实可靠，确保新闻事实准确无误，并坚持正确的评论立场以引导舆论，绝不挑逗和操弄民族主义，这也正是网络媒体专业素质的体现。2007年3月，国际在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创办了《中日网络对话》活动（该活动冬季对话《青年，中日友好的未来》获得2008年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两国嘉宾分别在北京和东京两地进行对话，同时让两国网民也参与其中，共同探讨两国文化的异同及两国民众相处之道。这一创新的网

络传播方式，为中国网络媒体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经验，显示了网络媒体发挥自身优势，对舆论的形成和引导更主动、更富建设性。

第五篇：社会文化对记者风格的影响--以范长江通讯作品为例

张兵

2011级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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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对记者风格的影响——以范长江通讯作品为例

摘要

在中国的新闻史中，出现了许许多多令人敬佩的新闻记者，范长江无疑是其中的一位。这些优秀的新闻记者之所以被人记住，除了他们写下的那一篇篇让人拍手称赞的新闻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显著的记者风格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而在记者风格的形成过程中，社会文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范长江的通讯作品在他的新闻作品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通讯作品无疑很好的展现了范长江的记者风格。关键词： 范长江 记者风格 社会文化

一、范长江生平简介

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县人，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新闻记者，也是我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领导者之一。在中国新闻史上，范长江三个字已经作为一种新闻精神的象征而彪炳于世。

他于1927年初进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求学，同年春前往武汉投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0军学生营，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流落到广州、福建、江西、安徽等地。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即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受挫后于1932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3年开始为北平《晨报》、天津《益世报》、《大公报》写稿。1935年7月以《大公报》记者身分，到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历时10个月，行程4000余里，首次向全国公开报道红军和长征的真实情况，披露国民党的腐败和日蔻侵略所造成的严重危机，震撼了全国。这些文章于1936年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

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在西安率先报道了事变的真相和共产党的政策。1937年进入延安，陆续著文报道根据地实况，产生巨大影响。抗战开始，奔赴前线采访，写出大量通讯。1938年3月与徐迈进等人发起创办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记者。1939年初与胡愈之等人在桂林组织国际新闻社总社，向国内外报道了抗日战争的真相和党的抗战路线。同年5月在重庆由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抵达香港。与邹韬奋共同主办《华商报》。1942年转入苏北解放区，任新四军苏皖鲁新闻学校校长。抗战胜利后，在南京中共代表团中任职。解放战争期间，负责新华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华社总编辑，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1970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二、范长江通讯作品展现出的记者风格

记者风格不是简单的记者性格的体现，而是在长期的工作和写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记者本身的成熟、睿智和对待事情的处理态度。记者风格是个人的品位、兴趣、修养、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也是一种稳定的、连续的性格外在流露。优秀记者风格的表现形态有语言个性化、选用文体风格化、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化这三种。

《新闻学大辞典》对记者风格是这样定义的：“新闻学中的风格包括记者的风格和报纸的风格。记者的风格是记者在新闻采访写作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和特色。诸如独特的新闻敏感、独特的视角、擅长的体裁，以及富有个性的驾驭材料、设计导语、开头、结构、结尾、语言的构造和表现手法的运用特色。”记者风格是整体性和连贯性的总体体现。

范长江的通讯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精湛凝练的文人笔法，别具一格的叙事风格而让人记忆犹新。《中国西北角》《塞上行》等煌煌大作尤其让人印象深刻。这些旅行通讯不仅将当时人们目力不及的偏僻角落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将人们心力不逮的人文底蕴述说得头头是道，字里行间凝聚着敏锐的观察与深刻的思考，充分表达着作者对于国家前途的高度关切、对于民族命运的高度关注以及对民生状况的高度关心的文人情怀。

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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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旅游通讯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范长江旅游通讯中开阔厚重的文化视角。尽管作为记者的范长江一路行走艰苦异常，但是作为文人的范长江一路记录绝非因此而肤浅草率。无论是 《中国西北角》或是 《塞上行》中的旅行通讯作品，还是抗战爆发后的战地通讯，都不难看出作者在记录历史点滴中一派开阔的文化视角。

其中《兰州印象》不仅有对兰州这一西北古城地理气候等自然景观的详尽描述，也有对其历史经济政治等人文景观的具体呈现。《“金”张掖的破产》则从最初的汉代通西域搭笔，笔锋扫过历朝历代的风云变幻，最终落定于民不聊生的现实画面;继而在《张掖的破产，是人懒的过?》中，则基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给予考察，并以真实事例与具体数据揭示了 “金”张掖之所以破产的根本原因— —苛政猛于虎。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毋庸置疑的是，范长江的旅行通讯往往集客观报道、历史考察、真相探究、政经分析、文化传播等多种元素为一体，呈现着一种视野开阔、内容广博、内涵厚重的人文色彩，同时也散发着一种忧国忧民、敢为天下先的文人气质，必然受到堪称精英读物的《大公报》的读者以及其他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读者的欢迎。

另外，这些旅游通讯同时还展现了范长江精湛凝练的文人笔法。诚然，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之所以赢得广大读者的认同与追崇，主要源于文章所展示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乃普通人所目不能及，饱含着新闻学、民俗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史学以及文化学等等方面的知识信息，能够极大地满足读者求新求知的客观需求，同时也与其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挥洒自如、文采四溢的文人笔法密切相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范长江数百篇之多的旅行通讯中，无论是追述史实或是描写现实，无论是评论时局或是抒发情怀，丰富的人文涵养特别是对汉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无不跃然纸上，蕴含着一种工整明快清新畅达的书卷之韵，读来不仅信息饱满且朗朗上口。

以当代中国名记者而论，穆青的文学底蕴和散文色彩；安岗的政论锋芒；华山的宏大气势；田流的娓娓道来„„都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有的人曾这样说，某某人的新闻作品，即使是捂上作者的名字，只要读一读文字，就可以知道这是谁写的，这正是说明了新闻作品是有叙事风格的。

范长江通讯的叙事选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把手中的“探照灯”对准社会的各方面，把最能体现时代特色的现实带到人们的视线之中，选取那些能反映国家和民族的根本问题和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使人们能够触到时代脉搏，感受到时代的风向标。范长江的西北通讯之所以在全国引起轰动，是因为他选择和抓住了当时最突出也是最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范长江通讯除了报道能影响时代的大事之外，还用大篇幅揭露了那个时代特有各种重大的社会矛盾，对社会的黑暗、政府的腐败，特别对于底层人民生存状态都作了详细的叙述。

范长江的通讯作品给人一种沉郁冷峻的叙事基调。当范长江作为旅行记者实地考察他怀有深情的土地时，在目睹黑暗现实、感受大众疾苦时，他的笔调不会不忧伤、不能不沉郁，甚至有时很激愤，读范长江通讯作品我们能深切感受到杜甫那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沉郁风格。如“满街皆灾民乞丐，苍蝇扑面，不敢畅口饱餐。有一四十岁左右之老农，携一四五龄之幼童，至桌前求助，希能给以饱餐。问其来历，逃灾至此。其妻已死，幼孩之足已走破，缠以粗布，勉强随行。问其去向，则除临时求施舍延命外，乃无任何去向可言。”

尽管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民族危亡的险境，但是我们并没有在范长江通讯中感到消沉、绝望甚至颓废，反而有时觉得洋溢着昂扬斗志和青春气息，令人振奋、催人奋进。在新闻名篇《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北戴河海滨的夜话》一文中，以这样的方式结尾：“这时，远远的海上，在水光月影之中浮出了一只小艇，接着随风送来艇上一群青年的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歌声与潮声相合和，雄壮激昂，他兴奋的听着说：‘这

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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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们中国青年的吼声吗?’‘是的。’我如此回答。”叙事基调一下子从沉郁转向了激昂，叙事者以带感情的笔锋，使叙事基调充满了昂扬的气势与激荡的感情，使读者感受到那救亡歌声的召唤，不再沉沦，而是奔向抗战的洪流之中。正是这种沉郁但不失激昂的叙事基调，使范长江的通讯作品犹如洪钟一般，撞击出深沉有力的时代回音，吹响了时代的号角！

三、社会文化对范长江记者风格形成的影响

记者风格的形成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除了自身的主观因素影响之外，生活背景、时代、地域区别等等方面对记者风格也有些许影响。鲁迅说风格“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从新闻报道来看，“因事而异”是说新闻事实因其特点和性质的不同，决定了新闻报道的方式和新闻作品的风貌。所谓“因时而异”是指外部的具体时代条件和历史环境等对记者风格的影响。此外，各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心理素质、地域环境等，也会影响到记者风格的形成。范长江的记者风格无疑是鲜明的，独树一帜的，从他所写的新闻通讯中可见一斑。但是同样的，他的记者风格同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这其中，社会文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1、幼时教育习得传统文人气质

范长江 1909 年 10 月生于四川内江县田家坝，自幼便随祖父范延馨习文解字，以求识书达理，小小年纪便背得宋代大家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类的名句。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经典名句大多寄托着士大夫阶层的理想与情怀，而在优秀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过程中，这类名句渐次成为中国传统文人不懈追求的人生境界与自我牺牲精神的真实写照。身为清末秀才的祖父以此为孩童时期范长江的启蒙之选，想必不仅仅是因为其 文字浅显易懂，文句工整对仗，更重要的是欲将其间所蕴含的文人风骨传递给稚子。

2、现实环境造就范长江通讯作品独特的作品风格

正如范长江的夫人沈谱女士所言 :“长江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感的新闻记者，他的作品是历史的产物，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忠实记录，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长江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历史环境中不避艰险地努力探索真理，以及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展过程。历史的进程是曲折复 杂的，但它又是公正的„„”

当时正值日本侵占东三省并欲将魔爪伸向华北腹地，中日战争迫在眉睫之际，国民政府对于战争显然缺乏足够的认识与准备，而国共两党之争愈演愈烈，国内情势极为紧张;另一方面，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沿海地区难以固守，大后方势必向西北或者西南地区转移，而偏远且闭锁的西北是否有此担当，不仅国人鲜有所知，即使是广闻博记的新闻界也不甚了了。

即使是在这种环境下，范长江的新闻报道历时长达十个月，行程2000多公里，采访考察涉及川陕甘宁青的广大地区。此间，行走并记录的七十余篇旅行通讯陆续见诸《大公报》之后，中国西北角在国人眼前生动而详尽地展开——西北地区民生的困苦，川甘青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与民族关系现状，河西走廊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等等。同时范长江首次以写实的笔法真实客观地向读者报道了有关红军长征的消息，一时，震动全国。范长江堪称壮举的西北之行，既源于历史记录者的职业驱动，同时也出自忧国忧民文人情怀的有力支撑。惟此，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中不仅有对一时一地的真实而客观的摹写，同时也流露出十分鲜明的文人气质与文化情怀。而这些文人气质与文化情怀，正是范长江记者风格的突出表现。

四、总结

如上可见，《大公报》特邀记者范长江在行走与记录的岁月里，不仅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真实可感的印记诉诸之文字，凝结于书香，留传于后世，同时也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纳入视野，引经据典恣意挥洒，旨在使现实图景更趋清晰可信，历史性记录更饱满厚实，最终以尽职业记者之责任，不负优秀文人之使命!

张兵

2011级新闻学100012011079、456期刊网 《新闻论文范文：浅谈记者风格的表现形态及其美学分析》、牛BB文章网 《论记者风格的本质特征》、张燕 《范长江新闻报道中的文化气质》、田小波 《范长江通讯作品的叙事学解读》 张兵 2011级新闻学 100012011079

参考文献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