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十年来国内关于约翰·斯坦贝克的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约翰·斯坦贝克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大家，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七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一度和福克纳与海明威齐名。他生活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交汇的时期，一生矢志于小说实验，因此他的小说具有多元特征。本文综述了十年以来国内对斯坦贝克作品基于不同层面和视角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己的理解，从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归纳和概括了几条主要脉络并逐一列举阐释，力图让读者从众多的研究斯坦贝克作品的文章中对研究视角的相似落脚点和新颖之处有一个明了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斯坦贝克;主题意义;作品解读的理论工具;艺术手法;传承精神
引言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被公认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作为一名多产的作家，斯坦贝克一生创作了近20部小说。虽然它们大都以他的家乡加利福尼亚为背景，但其主题范围包括了文化、政治、战争、自然科学和社会各个方面。他的这些著作既赢得了读者的普遍喜爱，同时也吸引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
对斯坦贝克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致的声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关于斯坦贝克的评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曾经有评论家把他归于“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资本主义环境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言人，这种观点在当今看来是对作者本人及其文学创作初衷的曲解。斯坦贝克一生著作甚丰，在其创作生涯中期的“工人三部曲”———《胜负未决》、《人鼠之间》以及《愤怒的葡萄》题材的确来源于资本主义农业经济下农业工人的生存现状，但是作家的初衷是反映农业工人在经济转型时期的悲惨境遇而并非成为激进的“左翼”代言者。然而，当前绝大多数的主流评论家已更清晰、更透彻地把注意力聚焦于斯坦贝克作品中现代性的表现手法。威尔伯·尼德海姆曾说过:“斯坦贝克是深不可测的，他从不用同一种方法去进行两部小说的创作，而且也从不运用相同的感情或理性视点。”[1]托马斯·芬奇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斯坦贝克有意识地使第二本小说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与第一本不同，第二本小说在内容和主题方面可能更具有试验性，而第三本小说与第一本和第二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2]正是这位作家在创作风格或技巧上的不断尝试才使得国外及国内评论家对他的关注力度一直不曾削弱。但是相比之下，国内对斯坦贝克的研究素材还是明显少于国外。本文着眼于十年以来国内研究该作家作品的既有材料，再结合自己的理解从而把零散的研究成果梳理为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以期读者对这位闻名遐迩的美国作家有一个清晰而系统的认识梗概。
一、国内斯坦贝克作品译介出版
斯坦贝克一生写了约20部小说，许多短篇故事、电影和电视剧本，以及非小说作品。他是较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美国作家之一，其公认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早在1943年就被翻译成中文。现在他重要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都有中文译本。但是笔者在有限的资源查找情况下只罗列了既有明确译者与出版社出处的译本，主要有200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胡仲持译《愤怒的葡萄》，2006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赵家壁译《月亮下去了》，2003年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刘红霞译《珍珠》，198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秦似译《人鼠之间》，200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史津海、富彦国译《小红马》，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王永年译《伊甸园之东》，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吴钧燮译《烦恼的冬天》。斯坦贝克的其他作品诸如《金杯》、《胜负未决》、《天国牧场》、《菊》、《逃亡》也都在国内有译本出版。
二、国内斯坦贝克作品的研究概述
国内研究斯坦贝克的专著几乎没有，对斯坦贝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论文这一形式。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中国知网和全文数据库中的搜索结果来看，近十年专门研究斯坦贝克的论文不到70篇。其中在《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世界文化》此类重点刊物以及各类大专院校学报上都有发表。国内斯坦贝克研究主要聚焦在该作者不同作品中凸显的主题意义分析，文本中人物形象分析，作者小说中渗透的诗学追求探析(即小说主题的史诗性)，作者小说的美学价值研究，文本的艺术手法研究，小说的现实意义研究以及用具体理论工具来解读某些作品等等。下面试以上述主要研究视点为纲要来具体概括国内研究成果及现状。
三、国内斯坦贝克作品研究的主题意义概述
国内从主题意义作为切入点分析斯坦贝克主要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题:(1)作者通过文本对当时道德意识逐渐淡漠甚至沦丧的反映，反思以及对世人的警醒，如在《“迷茫时代”的道德歌手———约翰·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叙事》这篇论文中，田俊武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来剖析《胜负未决》，《烈焰》，《伊甸之东》和《烦恼的冬天》这几部作品中作者是怎样将“人类状况的当代迹象与人类过去的经历结合起来”，[3]“从而渗透了人类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行为”。斯坦贝克的小说，不管是《伊甸之东》和《我们烦恼的冬天》为代表的长篇，还是以《胜负未决》和《烈焰》为代表的中篇，都意在表现这一主题。虽然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有几个不同层次的伦理主题，如关于善与恶对立、人类堕落与救赎、普世之爱、人类孤独、美国梦破灭以及关于出行的主题等，它们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揭示人类境遇的规律。在这些众多的主题中，占支配地位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善与恶冲突，另一个是人类的出行。这两个主题是有机联系的，斯坦贝克就是要揭示在善与恶冲突的宇宙中人类的出行问题。而在人类的出行中，自然可经历善与恶的冲突、灵魂的失落与救赎、人类的孤独以及梦幻的追求和破灭等人生重大的伦理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烦恼的冬天”的伦理学意义》这篇论文中，作者汪涛把小说主人公对人性中善与恶的思考作为该小说最值得探讨的主题来分析。《烦恼的冬天》表达了作者对美国社会道德失落的烦恼和不安，这当中运用了诸多现代派的写作手法，表达了斯坦贝克所塑造的主人公伊桑﹒霍利对个人美德及社会群体道德关系的深刻思考和探索。而同样一篇写《烦恼的冬天》的论文则是通过透视主人公经历道德和信念的动摇，沦丧和回归这么一个过程来折射出当时整个美国社会必不可少的各种矛盾不调和性的外在表现，从而得出的结论是斯坦贝克本人关于社会发展对人性的异化和人性本身固有的完美性的深切关注。
(2)斯坦贝克作品中的乡土情结以及作者通过作品的主题意义旨在向读者宣扬的人与土地和谐共处的“环境伦理观”。在《从“鼠与人”看斯坦贝克的乡土情结》这篇论文中，两位作者赵慧珍，蒋莃蘅从乡土情结得以发展和显现的条件及得以投射的三个主要方面印证了《鼠与人》的乡土情结及这种情结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人与土地的和谐相处———评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环境伦理观中》，作者张昌宋以斯坦贝克后期的几部作品尤其是《美国与美国人》，《和查理一起旅行探索美国》中主人公为建立与土地的和谐关系所进行的斗争中所凸显的人类对环境的关注。张昌宋在该文的两大组成部分中始终用几个不同文本主人公的经历和思想为佐证来透视斯坦贝克自己要表达的隐形观点，即“重要的究竟是什么?”“该容忍什么?”“对这些问题我该相信什么?”[4]等在环境方面得到过认真思考的问题。并且论文作者没有局限于刚刚提到的两部小说，而是广泛搜罗了其他的几部作品来印证斯坦贝克的环境伦理观早在其小说中被系统地提出并加以证实。在此主题意义上解析手法最独到的莫过于郭招兰的《从“愤怒的葡萄”看斯坦贝克的农业观》。该文从原小说文本中提炼出农式耕种与农业垄断化之对比、接近土地的生活同冷漠的机械之对比、生长的语言和破坏的语言之对比，来表达斯坦贝克的农业观，这对当时和现今的人们都有很大的启迪和指引作用。
(3)原小说文本中的宗教意识和救赎意识。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最具视点独创性的论文笔者认为有两篇，分别是田俊武的《约翰·斯坦贝克作品中的宗教意识》和钱文霞的《再建“伊甸园”—试论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救赎意识》。前者从斯坦贝克创作生涯主要时期的社会现状及其对这种动荡和文明的堕落对斯坦贝克信仰的巨大冲击为研究导向，进而从作者的众多不同文本中解读出斯坦贝克深感美国文明的堕落，转而向基督教和东方道教寻求拯救西方文明的道路。同时作者详细指出了原文本的作者是如何在其原著中体现浓厚的基督救赎意识、摩尼教的善恶说教和中国道教的道德启示。后篇聚焦于《愤怒的葡萄》这部著作，采用原型理论为原点，从圣经中上帝对诺亚一家、摩西对以色列人、以及耶稣对犯有原罪的羔羊的不同拯救方式入手，进一步寻找这些拯救方式的相同之处———他救，从而探析救赎意识在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小说《愤怒的葡萄》中的别样体现，也即自救。
(4)从主人公心理成长和心路历程来研究问题。关于此类主题意义的文章一共有三篇。杨雁在《成长与毁灭———论斯坦贝克的<小红马>》一文中，将主人公的心路成长历程分为成长与毁灭两个阶段;黄琦在《“菊花”与“苹果”的角逐———对斯坦贝克<菊花>的现实思考》一文中，从文本里分别解读出“菊花”与“苹果”的象征意义，“菊花”是精神世界的象征，而“苹果”则体现了物质世界的诱惑，“‘菊花’与‘苹果’的角逐是当代社会方方面面存在的危机对人内心真实自我摧残的表现，展现了女性意识从萌芽到发展到毁灭的心理历程”[5]。文章试图分析文中暗示的男女性别的抗争、物质与精神的冲突及人与自然的搏斗等各种社会矛盾，以充分揭示女主人公的内心个性意识斗争与自我价值压抑和束缚，以此来呼吁现代社会人们对人的内心冲突的关注，寻求人与真实自我的和谐相处。有关此类主题意义为背景的论文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璐的《追寻自我身份的幻灭之旅》，该论文以文本比较研究为科研方法，从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幸福》和斯坦贝克的《菊花》就两个女主人公婚姻生活相似的故事发展结构入手，分析两位女主人公追寻自我身份的主题，探究她们走向幻灭的深层次原因;但论文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探讨，而是结合作品创作时代的社会状况、社会和女性的关系以及女性心理的痛苦压抑来总结两主人公幻灭结局趋同的深刻原因。
(5)从具体文本中解读出作者的超验主义思想和自然主义思想。
四、国内斯坦贝克研究之作品解读所运用的理论工具
斯坦贝克著作甚丰，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几部长篇及中篇小说上。据笔者统计，有超过七种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工具被运用到分析斯坦贝克的一些知名作品中，它们分别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神话原型或原型理论，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
五、国内斯坦贝克作品的艺术手法方面研究概述
了解斯坦贝克作品的人都惊叹其作品涉及主题之广，题材之宽泛，文学创作艺术手法之多元化的驾驭能力。笔者查阅了国内研究斯坦贝克作品的艺术手法方面研究的论文，研究者们基本上都是针对作家的某一部作品来研究其写作的艺术手法。笔者从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章中总结了几个研究视点，它们分别是:斯坦贝克作品中史诗风格主题的运用，非目的性方法在写作中的运用，典型人物的剖析，发人深省的象征手法，有效的对比技巧，优美的诗化语言和暗示性的结尾。以下笔者将上述艺术手法在具体作品中的体现和运用逐一做简要概括。
1.史诗风格的主题。田俊武，孙晶晶在《简论约翰·斯坦贝克两部史诗性小说中的人物命名》一文中，特别提到“《愤怒的葡萄》和《伊甸以东》是斯坦贝克最著名的两部史诗性长篇巨著，它们通过描写约德一家和亚当一家在失意的出行历程中所经历的痛苦、悲剧性毁灭以及最终获得的灵魂的升华或救赎，来企图表现一种‘崇高’和‘宏大’的主题”。为了表现“出行”和“救赎”这个人类亘古以来最宏大的主题，斯坦贝克在人物塑造和命名时和《圣经》中的人物、情节等进行了显在或隐在的关联。斯坦贝克成名前后曾认真研读过许多国家的关于文学哲学以及心理学等方面的文献，这对他小说诗学追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非目的性的方法。田俊武在《目的论与非目的论———简论斯坦贝克的哲学观和创作》一文中，系统性地阐述了“在非目的论哲学观的影响下，斯坦贝克前期的小说具有文献式现实主义的特征，即小说主要用客观、生动的画面来塑造人物形象，用富有冲突性的对话来叙述故事，它们具有电影的视像性和戏剧的对话性，因此可以称之为‘电影小说’和‘剧本小说’在目的论哲学观的影响下，斯坦贝克后期的小说具有文献式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意识流等多元的特征，作品达到作家所希冀的宏大的效果。”[8]3.典型人物。人物创作是研究斯坦贝克作品的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众多小说中各种主题意义的实现都是对某个某些主人公心理或行为在时间发展过程中的刻画而得以实现。如《罐头厂街》的华人老李。
4.通过该角色的故事才能凸显作家文章中所蕴含的对东方哲学和华人的态度;还有《菊花》中的伊莉莎等等。他运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把经历和感受诉诸笔端，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5.发人深省的象征手法及有效的对比技巧。林六辰在《约翰·斯坦贝克田园小说中景物的象征意义》一文中，通过斯坦贝克不同的几部作品中有关动物，植物和山川的象征在原文中的体现佐证了作家高深的语言修养和艺术美感。蒋璐也在《追寻自我身份的幻灭之旅———斯坦贝克<菊花>与曼斯菲尔德<幸福>比较研究》一文中分析出“菊花，作为伊莉莎象征，蕴含了她未被发掘的女性意识和女性气质。而斯坦贝克之所以选择了偏中性的菊花而不是玫瑰等明显的女性植物，暗示了伊莉莎原本缺少女性气质的事实”。
6.优美的诗性化语言和暗示性的结尾。田俊武在《简论约翰·斯坦贝克小说的诗性语言》一文中，从几个特征佐证了斯坦贝克对音乐的爱好以及他深厚的诗歌素养使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追求语言的诗性特征。特征之一是小说题目的诗意隐喻性;特征之二是人物口语的形象、哲理性;特征之三，是叙事语言的诗性化，这也是作家小说诗性语言追求的核心部分。而樊林在《有限的结局无穷的韵味———斯坦贝克小说暗示性结尾试析》一文中，以《煎饼坪》、《人鼠之间》、《菊》、《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和《珍珠》这几部作品为例来分析暗示性结尾分别是怎样体现及借此更有韵味的点亮主题。
7.从圣经的因素在斯坦贝克作品中的体现，隐喻的使用技巧，文本异常的结构及独特的艺术，原著作者小说的美学价值研究等等这些视角来研究斯坦贝克的也不罕见。
六、斯坦贝克作品对欧美文学传统的传承和对中国文化态度的转变
田俊武在《约翰·斯坦贝克和欧美文学传统》中系统地从作家青年时期的阅读经验到如何以及从哪些方面深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影响详尽地阐述于字里行间;张昌宋在《约翰·斯坦贝克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文中聚焦于《罐头厂街》和《伊甸园之东》这两部作品中的华人形象不同的比较，借此来体现了斯坦贝克接受中国人，尊重中国人思想的态度的转变以及他敢于正面塑造华人的勇气。
结论
从近十年来国内对斯坦贝克研究的结果来看，斯坦贝克作品在国内研究的视野和维度较之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飞跃和拓展。之前由于只注重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差异的方面，国内大部分研究都认为该作者是“无产阶级左翼作家”，“披露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无产阶级受剥削”等等类似的总结。这其实是对作者整个创作生涯的粗浅理解和片面理解。而今，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明显聚焦于作者除了“农业工人三部曲”之外的一些文本，从创作审美，文化解读，文化传承等等众多的领域对这位文学大家进行文本批评，研究明显走向成熟和理性以及全面多元化，横向和纵向研究都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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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从女性角度分析《喧哗与骚动》中的堕落与升华 153 论法律英语的语言特征及其翻译 154 论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因素
155 浅析英诗翻译的原则和方法 ——丁尼生《鹰》的不同译文比较 156 浅谈英语中歧义
157 报刊杂志词频分析与大学英语教学中词频分析的比较 158 中英女性爱情观比较——以林黛玉与简爱为例 159 中美教育制度与教育理念的对比研究
160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y and Language as Seen in English Idioms 161 从英汉动物成语比较中英文化差异
162 An Analysis of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 in Teaching Spoken English in China 163 On the Anti-traditional Factors of Feminism Translation 164 The Features of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 English 165 从《人与鼠》看斯坦贝克艺术风格 166 《蝇王》中的人物原型研究 167 中西方文化中的节日比较
168 伊丽莎白．贝内特与简．爱的婚姻观之比较 169 论“美国梦”对美国文学的影响 170 中美交往中的道歉言语行为研究
171 浅析《德伯家的苔丝》中两位男主人公
172 商务英语谈判的翻译技巧
173 The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Oral English Class of Junior School 174 《荷塘月色》的两个英译版本的比较研究 175 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时间观念 176 从违反合作原则研究《生活大爆炸》 177 《红楼梦》委婉语翻译探究
178 从历届美国总统访华演说探讨其对中国所传递的价值观 179 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的人物原型分析 180 英语财经报道中的词汇衔接研究
181 亨利詹姆斯的《戴茜米勒》中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 182 翻译的对等性研究及其应用
183 英汉味觉词“酸甜苦辣”的比较分析
184 中西文化心理差异分析—以饮食习俗为视角 185 中英谚语的文化差异与翻译 186 商务英语中的颜色词浅析
187 英文电影片名汉译的创造性叛逆原则 188 浅析肯德基在中国的本土化策略 189 英汉歌词衔接手段的对比及翻译 190 商务函电中委婉语的翻译策略 191 《老人与海》中的和谐关系
192 澳大利亚英语词汇和澳大利亚文化（开题报告+论）193 对儿子与情人中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
194 The Impact of Gender Differences 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195 哈克贝里·费恩与汤姆·索亚性格的对比分析 196 浅议英汉习语翻译中文化语境的制约作用 197 增译法在《水晶宫》英译汉翻译中的应用 198 从《印度之行》看福斯特的人文主义思想观 199 英汉数字习语的翻译
200 挣扎与妥协——浅析达洛维夫人的内心矛盾
第三篇：近30年来国内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近30年来国内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杨学平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天津 300071）
摘要：本文对三线建设背景、区域、评价、调整改造、经验教训、与西部大开发关系、与领袖人物关系研究等七个方面，简要梳理近30年的研究概况，并对其学术发展的前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国内；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三线建设”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战略决策，在我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进行的以备战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展开，对三线建设的研究不断增多。据对1980到2010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收录论文的统计（截止2010年12月31日检索），国内学术界发表的有关三线建设的论文大致有241篇。学术界对三线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一、三线建设的背景研究
三线建设的动因是复杂多样的。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肖敏，孔繁敏认为三线建设动因一是立足于战争，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弹战争，抢时间、争速度。二是为了逐步改善工业布局。①持此观点的还有马英民。②
陈东林认为，除了备战和改变中国工业布局这两个动因之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即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投资工业比投资农业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人类历史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总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优先发展重工业可以使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为实现工业化奠定基础。特别是邻国日本战后经济起飞，也大多要经过一个高积累的初期阶段。所以中国“三五”时期继续用高积累解决工业化问题也是必然的。③
王培从四个方面考察了三线建设的原由。一是适应战略转变的需要，确保备战任务的落实。二是三线建设的决策，借鉴了中外现代史上反侵略反压迫战争的经验教训，是中共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三是要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大力发展西部内地的经济建设，创建新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四是毛泽东出于在国内反修防修的考虑，把三线建设也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④
黄荣华认为，三线建设从决策形成到得以付诸实施的原因主要有五点：一是国防原则的绝对化；二是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思想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延续和发展；三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理论的不足以及经济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四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三线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五是出于均衡生产力布局的需要。⑤
董宝训认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从国家安全、工业布局、反修防修以及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和运行规律等 ①②肖敏,孔繁敏.三线建设的决策、布局和建设:历史考察[J].经济科学,1989(2).马英民.当代中国建设史上的创举——三线建设[J].北京党史研究,1997(1).③陈东林.从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2).④王培.60年代中期中共转变经济建设方针的原由[J].北京党史研究,1997(1).⑤黄荣华.三线建设原因再探[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六个方面对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①
三线建设的背景研究呈现出不断细化的现象，这是研究深入的体现。但是要取得更大的突破，还有待于发掘更多原始档案文献。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将会寻找到三线建设动因的更多因素。二、三线建设区域研究
以独立的省份或城市为单位进行三线建设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学术界研究三线建设的热点。分省进行区域研究涉及到了所有三线省份。
戴安林以湖南三线建设为研究对象，认为湖南省西部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湖南的三线建设经历了全面铺开，掀起高潮，逐步结束三部曲。它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湖南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当今进行西部大开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②
晁丽华是研究云南三线建设最权威的学者。认为云南处于援越抗美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国防一线，同时又是我国地缘国防战略的大后方。既是“一线”又是“三线”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赋予了云南三线建设独特的面貌和经验。在1964年至1980年的云南三线建设历程中，经历了两个建设高潮。这场特殊的“备战经济”建设，为保卫边疆安全、巩固国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为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文章运用一手档案、文献资料真实再现各个阶段的规划部署、实施过程，分析出现的问题，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③
祝德桂认为三线建设对贵州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建立了促进贵州经济发展的工业基地；二是贵州的生产力布局有了很大改善，工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三是贵州的科学技术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了贵州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四是建成了以贵阳为枢纽的铁路网创造了贵州经济腾飞的交通条件；五是三线建设的成就是
④贵州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坚实基础。张才良也从贵州入手，回顾了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贵州三线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其成败得失，得出了对西部大开发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启示。⑤
汪红娟回顾了甘肃三线建设，得出甘肃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状况及资源条件，成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之一。同时提出理性地分析甘肃三线建设的得与失，对我们当今的经济建设有重大的借鉴意义。⑥代宏刚认为甘肃是三线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省份，三线建设对加快甘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国防工业布局、促进原材料和设备制造业发展、推动城市发展及带动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进
⑦步，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孙燕京，岳珑认为陕西工业的发展、变化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三线建设紧密相关。在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强力度的直接投资，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扩张，使陕西工业跳跃式地进入现代工业化的行列。与此同时，以现代国防工业为主体的陕西工业经济结构日益完善。但是，陕西工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因此，存在许多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正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确立，陕西工业经济的发展迎来了又一次新的历史机 ①②董宝训.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相关因素的历史透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戴安林.20世纪60-70年代湖南“三线”建设述评[J].文史博览（理论）,2009(12).③晁丽华.“国防一线”的“三线建设”——云南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J].学术探索,2009(4).④祝德桂.1964-1978年的三线建设对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J].贵州文史丛刊,1995(3).⑤张才良.贵州三线建设述论[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4).⑥汪红娟.甘肃三线建设述论[J].河西学院学报,2008(3).⑦代宏刚.论三线建设对甘肃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遇。①岳珑从政府宏观规划与地方城市化的关系入手，总结了“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期陕西城市化的经验教训，为西部大开发中的陕西城市化提供借鉴。②
徐凯希认为三线建设时期，湖北因交通便利，位置适中，成为大小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国家重点投资项目之多，居三线各省前列。围绕建立三线战略后方基地而展开的五大会战，形成了湖北的钢铁、汽车、石油、电力、化工五大产业基地。不仅湖北工业的整体实力和布局得到明显改观，同时也为今天湖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③
蒙爱群，覃坚谨对广西三线建设发展的历程作简要回顾，以考证史实，理清脉络，为广西三线建设的研究提供资料参考。④高新生对新疆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建设概况做了初步探讨和简要评价。⑤樊丙庚，分析了四川三线建设的情况并总结了其经验教训。⑥
张凤琦以重庆城市化为切入点，认为当代重庆城市现代化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一五”时期、三线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如果说“一五”时期的恢复性发展奠定了重庆现代工业的基础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基础，改革开放时期是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的话，那么，三线建设时期则促成了重庆现代工业体系和现代卫星城镇体系的形成。三线建设对于促进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特定时期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和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也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⑦
刘吕红，阙敏突破以省份为对象来研究三线建设，从更微观的角度选择了攀枝花市进行研究。认为，攀枝花是一座年轻的资源型城市，其形成与三线建设紧密相关。攀枝花城市形成路径以攀钢基地为基础而形成攀枝花城市。影响攀枝花城市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形势判断是背景；资源禀赋是基础；区位特别是条件；政府组织是动力。⑧
三线建设的区域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有些高校研究生还把此课题作为毕业论文来研究。但是研究者大多都是以某个省为研究对象，很少有人把某个城市、县城为研究对象。三线建设兴起了一大批城市，不应该忽视这些因三线建设而兴起的城市。三、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对比研究
中共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以后，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三线建设，把三线建设作为建国以后的第一次西部开发，并将它与如今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加以比较研究，得出为现今西部大开发提供借鉴。这方面发挥了能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成为推动研究三线建设的巨大动力。
于霞认为三线建设是六七十年代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建设、进行战备而作出的一项战略部署。当年的三线建设为今日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今日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总结三线 ①②孙燕京,岳珑.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与陕西工业[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岳珑,王涛.政府宏观规划与地方城市化——“一五”计划、“三线”建设与陕西城市化初探[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1).③徐凯希.湖北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03(10).④蒙爱群,覃坚谨.广西三线建设的概况[J].传承,2008(2).⑤高新生.新疆三线建设初探[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⑥樊丙庚.四川“三线”建设[J].城市规划,1988(6).⑦张凤琦.论三线建设与重庆城市现代化[J].重庆社会科学,2007(8).⑧刘吕红,阙敏.“三线”建设与四川攀枝花城市的形成[J].唐都学刊,2010(6).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今日的西部大开发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①
李相合，陈红认为三线建设为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中央政府的战略指导和扶持，是西部开发的保证；基础建设是西部地区开发的重要条件；引进科学技术和培育科技人才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决策者思想观念更新是西部大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不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就会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主体单一化，会束缚经济的发展；资金渠道的单一，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忽视地区特色经济，会使经济缺乏增长点。②
刘占祥，吕峰从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西部地区大规模的建设与开发——三线建设入手进行了研究，客观地分析了三线建设的得失，并据此探讨了新形势下如
③何搞好西部大开发的有关问题。
史向军总结三线建设的得与失，既可以史为鉴，在西部大开发决策过程中避免出现新的误差，也可以更好地解决在西部大开发推进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
④问题、新情况，使得我国西部大开发更好、更深入地发展。
王庭科认为在酝酿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三线建设堪称西部大开发的先行，同时也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西部大开发，不是三线建设简单的重复和延伸，不
⑤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
黄莉认为三线建设是指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一场大规模的战略后方建设运动；而西部大开发，则是指发生在20世纪末并将延续下去的，对中国西部地区新一轮大规模的开发。对比研究两次西部开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冷战”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背景以及国内经济状况，使中国两代领导人制定了两个不同的中国发展战略。由“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三线建设是国际局势突变，周边形势紧张和国内经济处于困境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西部大开发则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国内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提出的，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具体体现。三线建设实现了西部经济的第一次快速发展；新一轮的西部开发，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三线建设为新一轮西部开发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借鉴。⑥
王卫方比较了三线建设与西部开发两个战略，认为二者具有大部分相同而小部分不同的地域范围，面临着既相类似又相区别的时代背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开发方式，而后者对前者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一次飞跃；三线建设为西部开发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⑦
李相合，曹霞认为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但西部大开发绝不是三线建设的简单延伸或重复。西部大开发在开发背景、开发体制、开发内容、开发布局等多方面都存在与三线建设时期不同的特点。要真正实现西部大开发的目的，必须始终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相结合、西部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西部开发与资源的合理利用相结合、西部开发与地方经济特点相结合、西部开发 ①②于霞.“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J].长白学刊,2001(1).李相合,陈红.“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的经验与教训[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③刘占祥,吕峰.从三线建设到西部大开发[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④史向军.从“三线建设”看西部大开发[J].理论导刊,2001(10).⑤王庭科.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J].党的文献,2000(6).⑥黄莉.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J].贵州大学学报(农业与生物科学版),2002(5).⑦王卫方.三线建设与西部开发刍议[J].江西社会科学,2001(7).与少数民族地区科教的发展相结合。①
汤子琼认为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在20世纪60年代作出的以发展国防军事工业为主要内容的西部开发运动。三线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由国家投资兴建起来的工业企业。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决定在新时期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文章还认为在新时期的西部大开发中，三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②
在国家新的又一轮西部大开发正进行之际，加快三线建设与第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对比研究，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提供借鉴，这是研究三线建设学者又一个全新的使命。四、三线建设的调整与改造研究
三线建设的调整与改造学术界研究比较薄弱，研究的学者也比较少，主要以李彩华和陈东林为代表。
郦锡文，张苹认为三线调整改造己取得初步成效，如：国家补助投资与项目建成进度大体同步；部分调迁项目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在军民结合的新路上升了一个台阶；稳定了队伍。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资金不足与投资超概算并存，导致建设拖期；一些优惠政策没有完全兑现；有的项目确定关停，报废损失过大。提出了几点改进意见和建议：三线调整改造的领导力量要进一步加强；对政策性问题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妥善解决方案；适当增加国家对三线调整改造的投资；军民结合要选准产品，适应市场需求；迁址要慎重抉择，以迁入中小城市为宜。③
李彩华认为20世纪80年代，三线建设遗留下来的问题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愈发不协调，国家着手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主要内容与方式是中观和微观的布局调整、产品结构调整以及一线、三线合作等方面；三线调整改造具有布局调整为主与其他方式兼顾、政府扶持与企业自谋出路相结合等特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过去三线建设遗留问题的矫正，是三线地区经济、国防建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完善。④
李彩华还指出三线调整改造的实践证明，国家下决心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的决策是正确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第一，基本解决了三线建设在布局上的遗留问题和突出矛盾，救治了一批濒临倒闭的亏损企业和处境艰难的停缓建单位，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第二，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通过调整、改造、搬迁、军转民，成长起一大批优秀企业，使一批工业小区和企业群体应运而生，逐步形成一批新兴产业和企业集团。第三，稳定了三线建设单位员工队伍，使人才流失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在充分肯定三线调整改造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实事求是总结调整中的问题，对于进一步发掘三线企业潜能，为西部开发服务有重要意义。问题主要有下面两方面。从宏观看，上世纪80年代我国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急剧东移，对已经形成格局、但配置并未完成、综合生产能力也未最终完成的三线建设，是非常不利的，影响了三线企业效益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从微观看，三线企业的过度搬迁是三线调整的另 ①②李相合,曹霞.西部大开发与三线建设比较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汤子琼.三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新时期西部大开发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3).③郦锡文,张苹.对“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一点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1990(11).④李彩华.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历史考察[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3).一失误，有的造成了更多的损失。三线确有少数企业非迁不可，但已经在当地落户的一个个增长点和工业区，通过完善交通和其它配套条件完全能发展起来就不应搬迁。过度的搬迁，搬走后，厂房遗弃或使用价值小，搬迁后建新厂，使企业背上债务包袱，造成巨大的浪费。许多企业由于没有形成新的产品和生产能力，重新陷入困境。①
陈东林指出1983年中央确定了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1986年开始，历经三个五年计划，从布局、产品方向、产业结构和技术改造几个方面，对三线企业进行了调整改造，改善了企业的外部环境，稳定了职工和科研队伍，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体制转变，增强了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重要准备。②陈东林继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中国经济面临着拨乱反正、重新发展的机遇。经过两年徘徊中的前进，在深刻的反思中，对三线建设决策和过程的评价，引起了一场争论，中央的表态及时地稳定了三线地区的人心。但是，三线究竟向何处去，不仅关系到这一地区的亿万群众和成千上万的企业，而且是全局意义上、更深层次上国家经济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问题。1978年至1983年，邓小平和国务院先后提出了“军转民”的大战略，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带动西部地区共同发展的两个大局观，三线地区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决策等，为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埋下了伏笔，为踟蹰不前的三线地区找到了根本出路。③
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也是后期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研究的分量上显得很不足，这是学术界不可忽视的一块。五、三线建设评价研究
关于三线建设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仍然评价不一。主要争论焦点集中在三线建设是失大于得、是有得有失还是得大于失三个方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联系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通过有关部门解密的档案，了解到当时各方面情况，逐步得出比较客观的认识。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这样评价三线建设“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宋毅军认为，江泽民的评价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评价。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见解和认识会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客观性、正确性，将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④而学术界的研究就呈现出从单一的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到更加全面辩证的评价过程。
周民良则认为，三线建设是错误的形势判断，错误的体制构架加上错误的区域布局，使得三线大规模投资的机会成本过高，大大延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果三线地区的大量投资被安排在其他区域，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面貌可能会是另外格局。除此之外，三线建设延续了“一五”以来重视重工业建设的问题，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加剧。⑤
孟仁忠对三线建设持完全肯定态度。他认为三线建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它不光是增强了年轻共和国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权利。⑥
①②李彩华.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得与失[J].当代经济研究,2005(6).陈东林.走向市场经济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3).③陈东林.20世纪80年代后的三线建设大调整[J].党史博览,2004(5).④宋毅军.论中共领袖关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得大于失[J].军事历史,2007(5).⑤周民良.西部开发历史进程的回顾与政策思考[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0(4).⑥孟仁忠.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西部开发思想比较研究——兼谈新时期军事经济建设[J].军事经济研究,2001(1).宋宜昌从赶超战略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它为依托的军事工业角度对三线建设作出分析。他认为三线建设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以比较高的代价，在与世界主要超级大国的抗争中，直接或非直接地打赢了两场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大战事，并迫使他们付出了几十倍的高昂代价。从这点出发，我们应该对三线建设和兵工事业策划者、实施者和建设者表示应有的理解、尊重和感激之情。①
李宗植认为三线建设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表现在:第一，基本建成了我国战略后方的国防工业生产和科研基地，改善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第二，显著地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使之逐步趋向合理。第三，推动了三线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明显地改变了那里的落后面貌。肯定成就同时，留下了许多短期不易解决有些甚至是无法弥补的缺憾，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指导方针上“左”的错误。第二，难于形成生产能力，更难形成综合生产能力。第三，农轻重、新老企业、新老基地、生产生活等比例关系不够协调。第②四，经济效益差。
李久林认为从总体上看，三线建设的决策是正确的，三线建设的成就是主要的。三线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是：过分突出了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建设；决策比较匆忙，对改变生产力地区的布局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认识不足；建设规模过大、项目过多、要求过快过急，具体布局分散；有些项目没有按照程序办事，建设前准备不足，设计过于简单，追求工程进度，忽视质量。③
令人欣慰的是学术界对三线建设的评价研究越来越客观。然而，这并非就是终点，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其评价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再认识。六、三线建设经验教训研究
辛文认为三线建设中的主要经验教训有以下四点:一是对于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三线建设的决定过于匆忙。二是建设规模过大，内容过多，搞得太全，要求太急。三是缺乏磨前顾后，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四是在厂址选择和布点方面，没有按照“大分散、小集中”的方针多建设一些中小城镇，而是过分强调“山、散、洞”，结果把工厂搞得过于分散，一个工厂分散达几公里，甚至一、二十公里，给企业组织生产和安排职工生活等各方面带来了很多困难。④
任健，陈谟指出中国进行三线建设是增强综合国力、加强国防的一项伟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的方向是正确的，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可否定。但要正确看待战备与战争的关系；正确看待备战布局要相对分散以求生存与发展经济要相对集中以求效益的关系；从战区独立作战的后勤保障看，三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不能简单地把三线建设看成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包袱。⑤
李曙新认为三线建设不仅在当时具有备战的意义，而且对后来的经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均衡方面，对三线建设在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改变我国在1949年前形成的东部地区相对发达、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工业畸形布局所产生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在效益方面，既认为三线建设在防止外敌入侵方面的作用是一种最大的效益表现，又对三线建设投资回报率不高的问题进行了辨析。最后得出的启示是:在任何形势和条件下，都必须妥当处理好均衡目标与效益目标的关 ①②宋宜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J].战略与管理,1996(3).李宗植.我国三线建设及其得失浅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3).③李久林.对三线建设评价问题的再认识[J].高校理论战线,2003(5).④辛文.对三线建设的一些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1982(8).⑤任健,陈谟.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J].军事历史,2001(1).系，努力求得两大目标的协调发展。①
李彩华，姜大云认为中国大三线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一是准确判断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是确定包括三线建战略后方的我国社会发展战略的前提；二是改善生产力布局，是艰巨、长期和循序渐进的任务；三是战略后方的建设要尽量遵循经济规律；四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是中国全局力量的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五是三线人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②
沈贯力认为三线建设改变了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增强了西部经济的实力，为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的三线建设又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给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留下了深刻的启示。首先要正确认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深刻内涵；其次要改善生产力布局不能非此即彼，要协调发展；最后中西部地区要立足于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③
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很多文章都有所涉猎，但是把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作为单独研究的学者还很少，大多只是在文章末尾顺便做几条简单总结。这样得出的经验教训大都都千篇一律。作为当代中国建设史上奇迹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还有待于总结。
七、领袖人物与三线建设研究
三线建设倾入了国家许多领袖人物的心血。以此对领袖人物三线建设的相关研究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陈立旭认为毛泽东搞三线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他关于三线建设的思路是随着国内外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毛泽东为三线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物质、精神、经验三方面的遗产。④
张晓刚认为，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全国要搞大后方；现在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下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不但要注意大三线建设，同时要注意小三线建设，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三线建设要有两手准备，也可能你没有建设起来它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了，要将战备和内地长远建设结合起来；建设战略后方，要贯穿“为人民”的思想。⑤
韩洪洪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党中央决定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参与了三线建设的决策。在三线建设实施过程中，他多次到西南、西北三线工程较多的地区，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许多重大项目的决策都与他有关，许多困难是在他直接过问下解决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和党中央作出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战略决策，使三线军工企业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得到协调发展。⑥叶菊珍也认为邓小平在三线建设的决策、实施中起过十分关键的作用，并在新 ①②李曙新.三线建设的均衡与效益问题辨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李彩华,姜大云.我国大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③沈贯力.三线建设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J].传承,2008(7).④陈立旭.毛泽东与我国的三线建设——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J].探索,2003(6).⑤张晓刚.毛泽东三线建设思想概述[J].军事历史,2001(1).⑥韩洪洪.邓小平与三线建设[J].党的文献,2005(4).时期三线建设的整改、转型中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①
宋毅军，孙彦波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展的三线建设中，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三个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一是努力建立中苏两党、两国团结关系，争取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二是研究制定了以备战为中心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三线建设要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三是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一系列会议，指导实施三线建设计划。②
此外学术界对李富春③和程子华④与三线建设也有研究。总的来说，学术界对三线领袖人数的研究还是多集中在少数几位中央领导，对各省、各地方的主要负责人物还少有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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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近10年来国内医患沟通研究综述
近10年来国内医患沟通研究综述
摘要：通过收集近10年来关于医患沟通的文献并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国内对医患沟通的研究多集中于医患沟通的作用、现状、障碍和技巧四个方面。对于医患沟通的作用的研究强调了医患沟通有助于诊断病情、辅助治疗、满足医患情感需求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医患沟通现状表现为重视度不够、相关制度不健全、沟通效果不佳等；产生医患沟通障碍的原因主要有医方、患方和体制三个方面的因素；医患沟通技巧主要研究了医务人员的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技巧。关于医患沟通，未来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医患沟通的影响因素、质量、评估等方面的定量研究，医患沟通中患方的地位、影响力和沟通技巧的研究，以及医务人员沟通技巧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医患沟通；沟通障碍；沟通技巧；情感需求；和谐医患关系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6-0006-06
世界各国都有医患纠纷和医患矛盾问题，只是严重程度有所不同。当下，我国处于医疗改革的关键时期，医患纠纷和医患矛盾问题十分突出，相关新闻报道不断，轻则口舌之争，重则伤及生命，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很多媒体为了博取公众的眼球常常夸大事实，这严重伤害了医务人员的感情，也没有更好地解决存在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我国医疗制度本身的缺陷外，很多是由医患沟通不畅引起的。良好的医患沟通不仅能有效避免和减少医患纠纷和医患矛盾，还有利于建立医患间的信任，提高信任程度，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因此，医患沟通问题受到国内各级医疗机构和学术界的重视。
一、文献来源
在CNKI（中国知网）中进行高级检索，选用“医患沟通”分别作为主题词、关键词，选取2005-2014年为限定时间段，搜索到相关核心期刊文献56篇；以相同的方法搜索到相关硕士论文27篇；同时对文献较少的方面进行高级检索，搜索到相关文献42篇。接着对这些文献的摘要进行阅读，剔除相关度低的文章，截止到2014年12月30日，共获得文献83篇。由医患沟通文献分布情况（见表1）可知：关于医患沟通的研究在2010年大幅度上升，说明彼时医患沟通问题已经凸显；2014年，相关文献多达16篇，更加深刻地反应出研究医患沟通的重要性。
由图1我们可以看到，《医学与哲学（A）》《重庆医学》《中国卫生事业管理》《中国医院管理》《现代医学预防》等杂志是我国医患沟通文献的主要发表期刊。通过图2，我们可以发现，研究医患沟通的主要机构有重庆医科大学、中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由图3可以知道，研究医患沟通的作者主要有胡华、王婷、杜莲、蒲川、王锦帆、陈鸿雁、况利、蒙华庆和陈晓阳等人。综上可知，我国医患沟通的文献分布集中，便于查找；研究机构多为医院、专门的医学高校或医学教育在全国较有名的高校；研究医患沟通问题的作者较多。
二、文献分析
（一）医患沟通的作用研究
1交换信息，了解病情。最初的疾病信息来自患者本身，患者将其提供给医务人员，医务人员通过自己的知识将这些信息转换成对患者病情的诊断，再将诊断的情况传达给患者。这些信息是未来治疗疾病的基础，所以必须全面了解病情的变化过程和细节。王锦帆[1]28认为，医务人员沟通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获得诊断疾病的信息，不能主观想象病情；周湘涛[2]14认为，想要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不仅要了解当前的病状，还要了解患者的病史，这样才能为后面的治疗做好准备；罗会宇[3]154认为，想要医务人员更好地了解病情，患者自己要敞开心扉，把自己的想法和害怕都告诉医务人员。同时，周湘涛[2]14和卢珊蓉[4]认为，让患者知道自己的实际病情既是医务人员的义务也是患者的权力。患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条件来决定是否听从医务人员未来的治疗方法。相对过去完全听从医务人员的要求，这种信息的交流是一种行业的进步。
2辅助治疗，提高医疗质量。王丽琴[5]认为，病情的变化需要医务人员跟患者及时沟通，这样才能保证疾病治疗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医患沟通贯穿整个治疗过程，因此医务人员对有重大疾病的患者要进行持续的沟通。治疗过程中，若医务人员不能打消或减少患者对方案的怀疑，将会严重影响患者治愈的可能性。王锦帆[1]28和罗会宇[3]155认为，现代医学模式的变化把医患沟通提到更重要的位置，让医务人员从最初的医学目的去跟患者沟通，从而提高医学水平。医患沟通虽然不能作为治疗疾病的手段，但是能舒缓患者的情绪，减少病人的心理压力，从而对治疗起到显著的辅助作用。
3满足医患间的情感需求。王锦帆[1]29认为，医务人员不仅要治愈患者身体上的病痛，也要治愈心理上的伤痕，这样才符合现代医学对疾病的治疗。治疗身体需要医学技术，治愈心理则需要沟通。周湘涛[2]16认为，患者表达肯定和信任是对医务人员的尊重，医务人员因此会更加主动提高自身来为患者服务。除了想治愈疾病，患者更想从医务人员那里获得情感上的关怀。医务人员每天给患者治病，也想获得人格上的尊重。
4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沟通首先是为了把病治好，最终目的是想建立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医患沟通是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而平等和相互尊重又是沟通的基础。影响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因素包括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沟通能力、个人素养和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自身素质，并通过双方的沟通与接触体现出来。正如罗会宇[3]155所认为的那样，人性和人格的相互融合是建立有效医患沟通的根本，有效的医患沟通又能融洽医患关系。除了沟通本身，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和良好的情感交流也能改善医患关系。
（二）医患沟通的现状研究
1医方对沟通不够重视。蒋步锦[6]104认为，目前医务人员没有给予医患沟通应有的重视。徐柏林等[7]107认为，医务人员没有意识到提高医患沟通质量是提高医院服务质量和减少医患纠纷的手段，从而常常忽视沟通。邓慎[8]认为，现在医院主要以医务人员主动、患者被动的形式进行交流，医方认为患者只有听从的义务，因此往往忽视了与患者的沟通。叶莉华[9]通过对海南5所大型医院进行调研后发现，数据显示医务人员和患者对医患沟通的重视度都很高，然而实践却并非如此，很多医务人员还是很“专制”，往往忽视了医患沟通的作用。部分医务人员对自己的服务意识和素质比较满意，认为患者的素质太低，从而不愿与其交流。王欢[10]通过对医务人员、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调查后发现，工作时间短的医务人员对沟通的认知度偏低。
第五篇：李华瑞近三十年来国内宋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取向分析与思考
李华瑞|近三十年来国内宋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取
向分析与思考
近三十年来国内宋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取向分析与思考
作者简介：李华瑞：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辽宋夏金史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一、基本情况
1、学位制度的建立与博士生导师的分布
中国现代学位制度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宋史方向的研究生培养大致稍晚于这一时期。从40年代开始至“文化大革命”之前，已故和健在的老一代宋史前辈多有硕士研究生学习的经历。
中国的博士学位制度则是在1980年以后建立的。1981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广铭先生获得第一批博士生导论文斧正老师Q1550116010师资格，其后，1984年，河北大学漆侠先生，四川大学吴天墀先生，1986年，云南大学李埏先生、杭州大学徐规先生等也先后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中国宋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由此展开。
1994年，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的审批权由国务院下放到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和科研单位，这使得博士生导师人数遽增。
此前，国务院审批的博士生导师共有五批。这五批当中，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只有7人，而从1995年至2008年13年当中，据不完全统计，博士生导师人数达到52人,分布在21个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占2007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33个中国古代史博士点的2/3。
2、博士学位论文与青年学者的宋史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有了较大发展，博士学位论文已成为衡量和检视宋史方向青年学者论著水平的主要标识。尽管其中也不乏有高水准的硕士学位论文，特别是在90年代以前有较多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从数量上看，到2008年，据初步统计，自建立博士学位制度以来，宋史方向博士学论文约计173篇，其中80年代9篇，90年代38篇，2000年以来126篇。再从质量上看，从2000年起，宋史学界开展的代表最高水平的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的评审，已可看出博士学位论文在现今中青年学者论著中的地位之一斑。
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成立于1999年，用于奖励海内外中青年学者（50岁以下，包括大学本科生及研究生）所撰写的辽宋夏金史研究领域的优秀学术著作及论文。迄今已进行五届评审，共评出获奖论著22部（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修改稿计17部（篇），约占4/5。
二、论文选题的变化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8年6月底，从1986年起迄今共有173篇宋史方向博士学位论文获得答辩通过。按照传统的学科领域分类，制作下表，大致可以看出近三十年来宋史方向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取向。
近三十年宋史方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取向有三个特点。
一、1995年以前选题基本限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其中又经济史为重；1997年以后，社会史受到关注，成为新的选题取向。
二、制度史一直受到较大的关注，但这里的制度史主要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典章制度，而用现代制度史理论者虽然也有但并不多见。且在整体研究中所占比重从199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
三、法律史的课题直到近五年才受到关注，而民族、人物方面的选题更是少之又少。可见，这些领域未能引起青年学子的注意。
这三个特点是一个大概的情况，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近三十年宋史方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取向，还须再作细致的分析。先看经济史。经济史55篇，其中涉及商业（包括城市、货币、外贸、市场、信用、消费方面等）约20篇；财政（包括管理、专卖、新法、理财、分配思想等）9篇；地域或区域经济6篇；社会阶层及人口5篇；交通管理2篇；手工业2篇；土地制度2篇；其他还有军事后勤物质保障、西夏经济、农业管理、叶适经济思想、旅游经济、畜牧业、荆江河道变迁、黄河治理、城池建设等计9篇。显然，商业、财政问题受到较大关注，而农业、手工业，特别是土地制度、地租形态、社会阶级、经济关系等传统性的经济史问题受到冷遇。
政治史46篇，职官制度（任官、台谏、胥吏、武选官、枢密院、转运使、提点刑狱司、制置使、服饰制度、外交制度、通进银台封驳司、贬降官、荫补制度）16篇；军政（包含括收兵权、厢军、边防）7篇；官员群体（武将、宰相、谪宦、进士）7篇；政治文化（士人交游、科举理学化、官民沟通、占星历法、君主信息渠道）5篇；行政两篇；此外还有党争、士风、党禁、官员惩治、皇城宫苑、国家安全、吴越国史、荆南国史、仁宗政治等9篇。政治史的选题特点是以职官制度、军政为大宗，但进入21世纪后，政治文化受到较多关注。
文化史35篇，新儒学（包括理学和新学）9篇；宗教6篇；文化典籍研究5篇；新儒学学术史4篇；史学3篇；此外11年老编辑荐刊Q766085044文化史总论、文化重心、学校教育、禁书、年谱、书法教育、科技思想等8篇。新儒学学派的发展及影响是文化史关注的，其中北宋王安石和南宋朱熹是热点中的重点。
社会史19篇，基层社会组织与阶层6篇；家族、宗室5篇；巫文化2篇；女性婚姻2篇；此外社会救济、忠节观、茶、诗歌与社会等4篇。社会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从现有的论文选题来看，主要集中在基层社会、家族和民间信仰三个方面。
总的来说，虽然范围广泛、题材多样是论文选题的主要特征，但还存在极不平衡的现象，如宋代法律、民族、政治人物、地理、科技、性别、军事等方面的选题留有很大的缺口，今后应当向这些选题薄弱领域拓展、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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