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共产党宣言》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在人类历史上，有的思想如同流星般一闪即逝，而有的思想却像恒星一样熠熠生辉。发表于 1848 年年初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不仅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失色，反而随着实践发展越发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并对人类社会进程产生深刻影响。170 年来，历史见证了伴随《宣言》而来的思想变革和实践飞跃，见证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崭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见证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证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也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宣言》的科学力量和价值魅力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条件和现实道路，预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前景，昭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崇高理想。《宣言》不仅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行动纲领，而且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指南；它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影响巨大，而且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宣言》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宣言》以其科学的洞见、深邃的思想和磅礴的气势，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科学
理论体系的诞生，开辟了人类思想的新纪元。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在人类思想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宣言》透彻地阐述了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宣示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5 年至 1847 年间，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重要著作，在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批判地超越旧思想的过程中创立了新的世界观，形成了唯物史观。《宣言》对新的世界观作了第一次集中而简明的阐释，这体现在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中：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史观关于从生产方式特别是经济关系出发来理解社会历史基础进而理解整个社会的思想，颠覆了以往从神、思想观念或政治制度等出发来说明社会历史及其基础的唯心史观。它构成了《宣言》的主线，成为马克思主义大厦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
《宣言》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运动 500 年的历史长河中，存在两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一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二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宣言》的发表，既宣告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又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向实践的发展。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
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毫无疑问是建立在这两大发现基础上的。《宣言》第一次系统完整、淋漓尽致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摒弃了空想社会主义仅仅诉诸道德情感的空洞说教，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阐明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和依靠力量。《宣言》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比如：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社会，由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工人阶级是历史上的先进的革命的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级力量，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争取自由解放、实现美好生活、建立美好社会的道路。
《宣言》吹响了工人阶级革命的号角，成为革命运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宣言》的科学理论指导，就没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宣言》是极具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它熔科学性、阶级性和革命性于一炉，一经发表便迅速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共产党宣言》是真正的海燕”，它预示了 1848 年欧洲革命风暴的到来和发展的趋势，预示并指导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
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从 1850 年起，《宣言》的德文版先后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69 年以后，又先后被译成俄文、英文、法文、丹麦文、波兰文、西班牙文、亚美尼亚文等。“《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恩格斯逝世后，《宣言》奠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俄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宣言》的中译本于 1920 年问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一大批革命者，成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或入门老师。正是在《宣言》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时至今日，《宣言》在 170 年间被译为 200 多种文字，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宣言》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指南
《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思想遗产。从社会历史的大跨度来看，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阐述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观察和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对我们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宣言》亦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 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对于这部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运用，必须结合具体的实际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我们应该全面深刻地领会和把握《宣言》所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逻辑，并把它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历史逻辑结合起来。在当代，《宣言》对我们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宣言》深刻揭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真谛和共产党人的初心，有助于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牢记共产党人的宗旨。《宣言》揭示了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壮丽和崇高的事业，因为共产主义作为理想追求，和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伟大实践，超越了狭隘的剥削阶级偏见，以实现人类解放和幸福为最高目标。1894 年 1 月 3 日，意大利人卡内帕给恩格斯写信，请求他为即将出版的《新纪元》周刊的创刊号题词，而且要求尽量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回答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面一段话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段话脍炙人口：“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人肩负着创造条件，逐步消灭阶级对立、建立能够使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使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就是：它从一开始就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的政党，而且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宣言》无疑是培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经典教材。
《宣言》是观察和剖析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锐利武器，有助于认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命运。恩格斯在晚年指出：“《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在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发展，正确认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仍然是很有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认为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会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阻碍，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并会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这些分析，仍然可以用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危机，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宣言》深刻阐述了世界历史理论，为认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性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
斯用“世界的文学”来指代世界历史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这里的“文学”不单单指文学本身，而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世界历史”的延续和扩展，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其中仍然起主导作用，资本和市场的逻辑依然是主导的力量。当然，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时代的“世界历史”相比，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仍然不难发现二者的相似之处。
《宣言》精辟论述了共产党人的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有助于我们明确前进的方向。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当下的目标和手段与未来的长远的目标和手段之间的矛盾。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后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都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现实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关系问题。《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人“最近的”目标和“未来的”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宣言》提出的共产党人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消灭私有制”等目标，都体现了当前的现实目标和未来的远大目标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最终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来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条件，而不能急于求成；另一方面，在为“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
斗争”的过程中，不能忘记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换句话说，我们既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又要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二者的辩证统一。
总之，《宣言》中的基本思想在长期的实践检验中显示了真理的光芒，并将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而继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宣言》的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源头活水，必将随着实践的继续发展而发展，始终成为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旗帜和精神动力。
第二篇：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摘要：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现实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际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新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形式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关注的中心课题。时代主题的转换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就其根本内容和精神实质而言，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属于同一个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着先导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特别是革命导师思考社会主义的方法，都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依据。邓小平正是抓住了革命导师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中关于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发展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这一关键论述，结合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都要求我们：要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根据有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社会实践，二是人民群众迫切的理论需要。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1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他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 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指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3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除了上述之外，邓小平理论体系还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一国两制，国防建设等。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 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全党越来越认识到，它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思想基础，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并在党章中规定这一理论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指针”。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把这一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写入党章。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在于：
一、它是党的指导思想。
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三、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旗帜。
四、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五、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
六、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民族复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走向21世纪的时代精神，国胆民魂。
邓小平理论对于我们党、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一、它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之探索达到成熟的标志。
二、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成长道路上达到成熟的标志。
三、邓小平理论初步结束了“左”的思想路线对我党事业的干扰和侵害。
四、邓小平理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彻底否定了唯上唯书唯形式主义而不唯实的学风。
五、邓小平理论对于传统文化、民族特性的改造与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
六、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国际共运的新时代。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次，邓小平理论是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愈是深刻理解和掌握这个理论，就愈能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这里，路线是关键，理论是根本。理论和路线是党能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基础。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的基本路线，坚持用这样的理论和路线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就是无限光明的。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 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发展的新阶段。
第三篇：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语重心长地提出：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要与时俱进，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进一步增强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创造性地做好各项工作；要顾全大局，加强团结，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努力形成团结一致干事业的整体合力；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深入基层，狠抓落实，关心群众的安危冷暖，真正把精力用在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上；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充分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反复领会。按照党中央“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把学习江泽民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弘扬红岩精神结合起来，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接过他们的旗帜，发扬光大他们的优良传统，使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一、红岩精神的丰富内涵
红岩精神包含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执着的追求、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情操、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出污泥而不染的崇高的人格。简单地来说，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爱国、团结、奋斗、奉献。它集中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风貌。
红岩精神形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重庆。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力促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倒退、分裂，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们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在特殊的战场上，深怀民族大义，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不顾个人安危，不怕流血牺牲、出生入死，以实际行动捍卫业已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岩精神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体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优秀品格的集中反映，是在特定的斗争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精神。红岩精神曾推动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走向全国胜利，新中国建立后，仍然是鼓舞全国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而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
二、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
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的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理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1.红岩精神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热情，曾激励着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发扬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勇气，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大义凛然，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赢得中华各族人民的觉醒，这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大觉醒。
2.红岩精神所反映的团结、民主作风，既加强了我党在国统区工作人员的团结，充分调动了他们极大的工作积极性，又团结了国统区无数的爱国民主人士，使他们同情和支持我党的工作。
3.红岩精神所体现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高尚品质，曾经帮助南方局的工作人员，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在国统区的工作任务。
4.红岩精神所展示的奉献精神浩气长存。在红岩这块特殊的土地上，一大批红岩英烈，而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民主自由，为民族的解放，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三、红岩精神的现实意义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在事关革命全局、民族大义、国家前途、人民根本利益等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意志、民族气节、革命情操和革命原则的红岩精神，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它既可以激发人们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可以为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保驾护航，避免出现或减少发生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形象的行为乃至丧失人格、国格的现象。因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鼓舞我们前进。
1.红岩精神倡导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永远是我们民族追求的精神支柱。
精神支柱，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支撑，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实力是弱小的，没有精神支柱也是难以强大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我们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就是通过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去鼓舞人民，激励人民，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虽然空前丰富，但几十年来所形成的人生、社会、价值、伦理等观念和意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人们却从内心深处感到崇高思想境界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单纯的追求物质、享乐、盲目崇拜，以及拥有豪宅、汽车、美女……并不完全是人们精神的需要，也不能完全体现人生的价值，更不能体现新世纪中国的时代风貌!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需要倡导崇高的思想境界，构筑精神支柱。为此，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就是要使人们真正树立高尚的精神和共产主义崇高的思想，达到道德境界的最高峰。
2.红岩精神体现的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理想信念是一面旗帜，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它促使人们不怕千难万险，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始终不渝地追求。它是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在红岩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南方局领导下的共产党人通过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促使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均能舍生取义，坦荡凛然正气。回顾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也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点。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办成了许多大事，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也取得了丰硕的精神成果，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民心民气，靠的就是知难而进的拼搏精神。
今天，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更应该继承先烈遗志，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净化心灵，防止腐化堕落，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全面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牢记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升华精神境界，进一步坚定自信心和必胜心，众志成城，奋发图强，为党为人民不怕困难、不怕艰苦、努力工作、与时俱进，进一步积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动力。
3.红岩精神注入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将为我们每一个华夏子孙增添无限的魅力。
红岩精神告诉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紧密相联的，是我们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强国富民的一大法宝。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方局工作人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艰苦创业、自力更生，以巨大的人格力量影响了国统区的各界人士，使他们领略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看到了光明的前途，毅然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充分说明，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艰苦奋斗可以救国救民。现在生活条件好起来了，仍然需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既是一种作风，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忘记了艰苦奋斗，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在困难面前退缩，就不可奋力开创新局面，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可能丧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今天，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亟需提倡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脱离中国国情的提倡高消费的“败家子”作风决不能说是文明行为。如果我们在全社会、全民族都能树立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每个人都能保持高尚的人格，无疑会有助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将为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增添无限的人格魅力。
4.红岩精神的浩然革命正气是当前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红岩精神告诉我们，浩然革命正气是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夺取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法宝。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就是通过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立足新起点找差距，着眼形势求发展，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积极倡导敢为人先、敢冒风险、不怕失败、锲而不舍的精神，努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才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重庆站稳了脚跟，取得对敌斗争的辉煌胜利。今天，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更应该养成这种浩然革命正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在引进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精神空虚、寻找刺激等不健康的东西，也乘虚而入，“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渗透到各个领域，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吸毒、赌博等丑恶现象曾在中国绝迹又沉渣泛起，并呈蔓延之态。一些人的道德观念发生偏差，只会索取，不讲奉献，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现象也屡屡发生。反科学的歪理邪说占有一定的市场，党内的不正之风也在严重侵蚀着党的肌体，一些党员干部贪污腐化，严重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蔓延的行业不正之风，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也严重地干扰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需要正气鼓舞，人民需要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用红岩精神的浩然革命正气，去纯正社会风气，在全社会树立正气。提倡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光荣；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可耻；提倡讲奉献、讲贡献，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克服“权钱交易”、“唯利是图”的错误观念，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树立浩然革命正气，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得以根本好转。
5.红岩精神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民族的精神、时代的精神，亟需在全社会推崇，进一步发扬光大。
红岩精神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在全社会起作用，影响教育了我国好几代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更需要全社会推崇，发扬光大。
第四篇：孔子文化节,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地位
孔子文化节,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地位
篇一：儒家思想现代意义
儒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其中的“仁治”、“正已”、“人和”等管理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重新理解儒学、准确阐释儒学对于我们当前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儒家与法家、道家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法家管理思想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韩非子等。法家思想主要是克礼贵法。法家反对儒家所谓的礼教，认为儒家主张礼教实质目的是为了固化等级制度，并认为礼教最终导致贵族阶层的权力世袭和腐败重生。法家认可人的好恶之私心，认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法家认为民之好利对于国家治理是一件好事，因此法家强调法制，通过法制的建设来定分止争，即通过对民众财产的认可来实现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状态。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进一步强调把“法”“术”和“势”相结合以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商鞅亦提出不要因循守旧的思想，强调“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张。由此可见，法家强调外在的管理和控制，而儒家强调内在的修身和自省。
（二）道家管理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等人。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提倡人应该顺应自然，实行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存理念。道家反对对名利的追逐，强调至虚守静。道家认为好的君王应该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达到无不为。道家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鱼，大道至简是治理的最好方式。因此道家强调对自然的效法，自然体现了事物的本质规律，自然而然实质上就是一种顺应自然、尊重规律的态度，对人民和君主来讲都应该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道家同时强调管理的艺术，认为“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老子·道德经》）[1]
二、儒家管理思想简述，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这种思想与儒家所倡导的克已复礼的入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家强调超世，儒家强调入世。道家的管理智慧在于率性而出、返朴归真。而儒家强调因循社会的变化而主动的调整和克制。前者强调从个体的本性出发来形成社会管理的模式，而后者强调要因循社会的变迁来完善个体教养的修齐。
（一）仁治的管理智慧儒学博大精深，儒学所谓的“儒”即指有学问的关心人类幸福的人。儒学亲仁爱、倡和谐，要达到孝悌信仁、无度不丈夫。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认为“仁”即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2] 对于如何实行仁政，孔子认为要举群贤之力，不耻下问。“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哉！”（《孟子·梁惠王下》）并且儒家认为仁者对“上”人要忠，对“中”人要恕，对“下”人要慈。忠诚、宽恕和慈爱的主张对于处理好人际关系十分有益。因此儒家的仁治并非人治，前者强调自身的修身和养性，后者强调对人治理上的专制和独裁。孔子进一步提出“仁政”说，并主张“宽猛相济”，可见孔子并非认为在治国策略上只采取“仁政”而彻底否定“法治”。儒家思想虽然与法家所谓“尊礼重法”和道家“道法自然”有所不同，但也并非完全的对立和不容，儒家更强调“仁者不忧”和“仁者忧道”，突出个人的“克已复礼”和“见义忘利”，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要求和自我管理。
[3]孟子强调领导者要德才兼备，要对贤者充分的放权，这也是施行仁政的一种方法。孟子进而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指出君王要善于倾听多数人的谏言，“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3]
（二）正已的管理原则由此可见，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非常具体和深刻的，它清楚明白的指出君子实行仁政时要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并强调君子“选贤与能”时要察之慎行，这对于当前管理工作中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2]政就是“正”，所谓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领导社会 行正事、走正道。政治的要求，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保持端正，然后才可正人，如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和作为宗教家的甘地等人以感化的教育来转移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政者正也”的典范。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管理者带着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下面自然就风清气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中国古代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是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因而指出“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2]，这都是强调管理者的作用，管理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下属，管理者正则下属正，管理者不正则下属不正。孔子因此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礼记·大学》）[4]。孔子在这里所谓的絜矩之道就是规范人的日常行为的尺度。儒家实际是强调君子要正已和仁恕，对待周遭的上下级关系，儒家主张“子所恶，勿恶于人。”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也，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3] 儒家认为正已的关键在于“修身”。孔子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孟子在这里指出仁德的言辞不如仁德的声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民众支持之心。良好的政治，百姓可能会违反它；而良好的教育，百姓则乐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敛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能赢得民心的拥护。由此可见，君王行仁政，要通过善教和仁声来实现，而君王如何赢得声望，则必然需要通过“正已”来实现。[4] 孔子进而指出修身贵在“诚”。孔子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礼记·中庸》）[4]孔子进而认为能够天生真诚的人是圣人。孔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礼记·中庸》）[4]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强调通过修身来做到正已，而如何修身，最重要的是明善和诚身。当今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管理，管理者都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只有通过个人的行为来示范，才能最终通过声望的魅力来实现最佳的管理状态和良好的组织氛围。这也就实现了儒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2]
（三）人和的管理境界的管理目标。儒家强调入世，认为个体要学会与社会大众的和谐共处。人和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3]孟子进而说“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这学期我们学习了儒家管理思想的有关内容,对于历史,我们要传承.正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等经典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管理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发展和推进有道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人类始终在求索和践履的一个关于如何管理自身的永恒问题.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自我主动认识和实践中,人类由远古走向现代文明,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由于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递进的社会活动,因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想答案,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形成,也不可能一经形成而不再变化,它将随着人类的生存而存在,并将随着人类的进步而更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认识实践的丰富智慧的结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对此具有很深的认识.从儒家文化的内容特征上看,还是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看,都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关于如何管理人类自身社会行为的学说.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由于儒家的理论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对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为这么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谁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劳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样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和为贵”.对这三个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所以,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从理论的深度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
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我们知道“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但儒学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质为后代所赏识,尽管在中国极度动荡的历史时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却未能抹杀其光辉,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世界的东方以至于整个世界.其中既有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样也有着封建的糟粕.无论它是什么,历史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孔子讲“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首先可以诠释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因，同时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孔子认为“和”是和谐与统一的意思。“同”是相同和一致的意思。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和是本质的，同是表象的；和是共性的，同是个性的。君子相“和”首先在于承认差异和矛盾，没有差异、矛盾和不同，事物就无法发展和进步。只有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和包容差异才能求“和”存异、共存共荣、和衷共济。可见儒家强调人和，更高的境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追求那种表象上的相同，这也是当今社会人类共存的基本法则和行为规范。费孝通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实际上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最佳诠释。现代管理强调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如何实现最佳的人际管理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儒家强调的“和而不同”对于现代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管理过程中对于具体事件的把握需要有求同存异的精神，特别是企业运营之中允许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所谓百花齐放的态势的同时又强调人和，对于现代管理十分有益。它不仅能够保证群策群力作用的实现，同时又能够保证企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现代管理的每一个个体，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基层的工作者都有必要学习这种管理文化，这对于组织长期稳定的运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加大了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学习和借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学因其被质疑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而倍受责难。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开始学习儒学、研究儒学，因为儒学毕竟是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血脉和管理智慧。我们有必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重习儒家思想、吸收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于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篇二：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作者：刘梦溪 《光明日报》（2016年01月18日 16版）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 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陈寅恪先生对此十分肯定：“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版，第219页）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六艺”后称“六经”，有的或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只不过表达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是沿用典籍的初称。孔门之教，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技能则礼、乐、射、御、术、数，此处之“礼”，为“执礼”，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乐”则咏歌诵唱，不学无以为能。典籍传习则《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传道之本。两者都称“六艺”而型态不同。
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自是后者，故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泰和会语》）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这样，“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诸子、四部无以取代，与现代学术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所传者即为“六艺之道”，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
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
“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易经》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篇三：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儒家思想，经过后人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发展，延续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的信仰；是早期的礼制的规范和规则；是历史长河中每个人心中对自己以及家庭和国家信仰的图腾。显而易见，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时对当今的教育思想仍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个字，“仁”。“仁”是一种价值观，它既是家庭的关系，又是社会的政治关系。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则可以看做是，教育学生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出身自一个贵族家庭，因此他的生活他的教育思想是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息息相关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的这段话集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做官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那他就可以去学习礼乐等治国安邦的知识；学习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他就可以去做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在此之前，只有王公贵族的胄子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的百姓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有教无类”是孔子对当时教育体制招生对象的革命，从此，无论贫贱，无论职业，无论阶级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孔子提出儒学的初期，因为那个兵荒马乱纷争的年代，与孔子仁政的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并没有得到诸侯的认可。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呼声下，华丽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三纲五常”等等思想深得统治者们的欢心，儒学思想此时正好为统治阶级对于加强集权统治和君主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认可从思想根源上抓住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并为其后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也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拥有了国家观念以及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的信念，这比西欧最早的民族国家早了十多个世纪。这是这种强烈的民族统一观念，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中国人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然而历史在不断前进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的口号已经成了封建王朝的断壁残垣下的尘埃。我们走进了大学的伊甸园，在这里似渴地汲取着不同的思想，分门别类的科技知识。我们以为孔子和茫茫历史长河中那些知名人物一样，只成为了教科书中的几颗字眼，或者是偶尔矗立在某处风霜雨雪中的一尊雕像，再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当然不是，孔子曰，学而不厌，孔子曰，温故知新，孔子曰，诲人不倦，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提倡出来的教育思想告诉我们如何去学习，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孔子教育我们，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重师长，为人谦虚谨慎、讲究诚信，胸怀博爱之心，对仁者特别亲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做到以上为人的基本要求时，再去学习知识。孔子首先强调：做人与读书，做人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行而无学文，但不可学文而无行。在行有余力的基础上，再去学习知
识。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我们高尚的道德素养，增长我们的知识学问，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人生价值。
孔子曾在学生面前评价自己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总之，孔子是一个“以德服人”的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教师的光辉典范，他所体现的“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已成为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除此，我想还应当学习他的这种谦逊和大度。
第五篇：试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试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梁煜璋
要深刻认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就需要通过严谨的历史比较。而这种历史比较的基本根据就是它召开的历史背景（即当时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会议的主要议题。下面，我们就首先来考察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历次专门研究和部署党建问题的中央全会。
第一次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二次是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
第三次是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第四次是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第五次是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第六次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第七次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七次中央全会，从其通过的《决定》或《决议》即会议的主要议题来看，只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十二届二中全会、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是专门研究和部署党的建设的“全局”，而其他三次全会则是从党的建设的某一个（重要）“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和部署的。自然，“全局”要优于“方面”的。
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十二届二中全会、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其中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比较特殊，与其他三次全会比较而言，它是侧重于“落实行动”的，属“执行”层面；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则是侧重于“战略谋划”，属“决策”层面。自然，“决策”要优于“执行”的。
至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其中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比较特殊，与其他两次全会比较而言，它严格地讲属于“党史”范畴，而当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则很明确的就是“党建”。不过“党史”即是过去的党建，而且是对党建的历史性总结。
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等量齐观”，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即它们召开的历史背景。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32年来的功过是非，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结束了过渡和徘徊期，完成了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党“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它对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团结起来向前看，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当时《人民日报》社论）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是在我们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有全局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重大问题，作出的重要决定。这个《决定》对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得党心，大得民心！”（当时《人民日报》社论）
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
2009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刊载习近平同志的署名文章，对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阐述。习近平文章指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在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综合这两面的内容不难看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建立在这样两个重大历史背景之上，即：一是配合和推动我们党从传统发展模式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历史性转变；二是着眼于下一个30改革和下一个60发展，是处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由此加速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进程。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即：这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一次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通过了一个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在党的建设历程中起着十分突出和重要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因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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