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语码转换与身份建构研究论文[五篇模版]

第一篇：社会语言学语码转换与身份建构研究论文

摘要：语码转换是语言文化接触的自然产物，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交际策略，语码转换具有建构身份、表达幽默、突出语言优越感、表达人际意义等多种功能，而身份建构与认同和语码转换就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发现在交际情境中，交际者通过语码转换建构了两种交际身份，即权势身份和等同身份，而这两种身份的建构主要是通过“突显”这一认知机制及其认知机制背后所要表达的交际目的或动机所联系的，同时交际语境对身份建构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从认知和社会两个角度对语码转换与身份建构做出了深入分析，旨在使读者更好的理解和运用这种交际策略来实现交际意图和意义，同时这也进一步丰富了语码转换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互动社会语言学；图形背景理论；语码转换；身份建构

在言语交际中，由于语言与身份的紧密联系以及语言选择对身份和人际关系所起的建构作用，所以语言与身份的研究一直是语言学及跨学科研究所关注的重点。陈新仁提出身份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话语与身份的关系，更要关注交际者通过身份选择与建构传达什么样的交际效果、选择与建构特定身份对交际双方人际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1]作为一门新起的研究领域，认知社会语言学将语言、社会和认知因素结合在一起，相较于传统的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该研究视角从多角度更好地解释了各类语言现象。身份不仅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而且也是语言选择的结果，而交际者对语码的转换其实就是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建构自己的身份，以实现不同的交际目的。因此，从该视角研究语言和语言策略在身份建构中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1语码转换定义及研究现状

作为语言文化接触的自然产物，语码转换是语言变异和社会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关于语码转换，国外学者Myers-Scotton[2]认为“语码转换是交际双方在同一次交谈中使用两种甚至多种语言变体的现象”。甘柏兹[3]也对其进行定义并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将其分为情景语码转换和喻意语码转换。在国内，何自然、于国栋[4]、祝婉瑾[5]等也对语码转换做出界定和探讨。简言之，语码转换的本质特点就是同一语境中两种或多种语言、语体共存，并在会话过程中通过从一种语码转换为另外一种语码来实现某种交际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如社会语言学、认知语用学、语法结构、系统功能语言学、会话分析等对语码转换的定义、分类及功能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呈现特征主要为：从社会语言学、功能语用学视角出发来研究影响和制约语码转换的社会因素、转换动机和语用功能；从句法学角度来研究其句法结构特征；也有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语码转换的认知机制做出研究。作为一种交际策略，语码转换可以用来显示身份、表达委婉幽默、突出语言优越感、改善谈话气氛和建构人际意义等，而身份建构和认同与语码转换就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语码转换与身份建构和人际意义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如何动态建立的以及这种联系之间的建立还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等还需要进一步做出探讨。因此该文基于图形-背景理论以及互动社会语言学身份观，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对语码转换现象做出分析，以期对语码转换与身份建构从认知和社会两个角度做出全面系统的把握，进一步丰富语码转换的研究成果。

2理论基础

2.1互动社会语言学身份观身份建构是互动社会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互动社会语言学身份观认为“身份已不再是变异社会语言学范式下的语言使用者这一既定身份，而是互动各方通过各种互动手段和资源以及互动过程中的意义协商而建构起来的动态概念。”[6]该理论视角主要探讨语码转换作为一种会话策略是如何同言语与非言语语境化提示一起构建说话者身份，强调交际者在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互动性”，但语码转换与身份建构及人际意义表达之间的认知机制与操作并没有涉及，因此这就需要认知语言学中的认知因素来解释二者的联系。

2.2认知语言学图形-背景理论在认知语言学中，图形-背景理论(Figure—groundTheory)是以“突显”原则为基础的，突显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现象,具有互动社会语言学的意义，是交际者建构身份和表达人际意义的一种方式。图形是认知中显著的部分，是注意的焦点，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背景不如图形那么显著，可以视为我们认知图形的参照。根据Myers-Scotton提出的“主体语言框架模式”，她将语码转换涉及的两种语言分为主体语和嵌入语，并认为“两者间的关系可以从图形-背景理论得到解释，即嵌入语这一图形通过主体语这一背景而达到突显的效果”。[7]因此在语码转换语境中，就形成两种模式:1)主体语汉语+嵌入语英语，2)主体语英语+嵌入语汉语。根据图形-背景理论的突显原则，以上两种模式又可表示为:1)主体语汉语(背景)+嵌入语英语(图形)，2)主体语英语(背景)+嵌入语汉语(图形)，它们分别体现了由于突显对象不同而引起图形与背景角色的转换。

3语码转换与身份关系建构

“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身份不再仅仅被看作在话语中再现的，而是被认为是通过过各种语言或非语言手段实施和体现的。他们通常关注人们如何使用语言策略传达和建构身份。”[8]作为一种有效的交际策略，语码转换被交际者广泛地用来建构不同身份。由于身份是社会赋予人们的，所以身份关系也是交际双方的一种社会关系。Gregory和Carroll（1978）认为“语言不仅仅用来指称事物或表达思想，还能传递谈话者之间的关系。语码转换通过改变权势量和同等量(powerandsolidarity)来描写社会关系。”[9]在言语交际中，身份关系通过不同的语言策略来建构、维持和改变，其中语码转换就是其中一个有效策略。说者有意地从一种语码转换为其他语码可能与听者建立权势身份，或同等身份。社会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选择相应的语言变体，而选择这些语言变体的目的一是显示社会身份；二是使双方的沟通更融洽。”[10]基于此该文将语码转换和身份建构的关系从宏观角度分为两类：权势身份建构和等同身份建构。前者主要指说话者通过语码转换来突显自己在特定语境下的权势身份或地位进而实现其交际意图；后者主要指通过语码转换来表明自己与对方的等同地位，或者说是对某一文化身份的认同。

3.1语码转换与权势身份建构。权势身份关系一般受民族、社会地位、职业等因素的影响，交际双方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交际中，当会话语境或交际对象发生改变时，说者将通过语码转换来显示高权势的身份以达到让对方行事的目的，从而实现交际目的。例2(教学结束后)（1）T：That’sallfortoday，你们的毕业论文开题什么时候交?下周一怎么样?Ss：啊?太仓促了吧?可能完不成啊。T：那下周五呢?Ss：再缓两周吧?T：Nobargaining!ItisduenextFriday．That’sallfortoday．Classdismissed．(S=student学生；T=teacher教师)以上语码转换的例子来自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此对话涉及3个话轮。在第一和第二个话轮中，老师与学生通过汉语对论文上交的时间做着协商，同时对话双方使用汉语也激活了相应的汉语文化模式。作为一名英语教师，老师通过运用和学生共享的汉语建立了一种平等关系来表明师生间的平等和亲近，也传达出师生互为朋友关系身份的社会文化暗示。但是由于学生的再一次推延，在第三个话轮中，老师使用Nobargaining!ItisduenextFriday将其从汉语中突显出来进而激活了老师的职业身份。该例中，汉语被看作是主体语而突显的英语为嵌入语。根据理论所述，嵌入语Nobargaining!ItisduenextFriday被看作是以汉语为背景的图形，因此，比起主体语（汉语），嵌入语（英语）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相应的，老师因突显程度较高的英语语码的使用，引起了学生的注意，从而明确了自己作为教师的职业身份。在这里，英语负载了像“权威”“正式”等社会文化意义，老师事实上是想通过语码转换来改变交际双方的情感距离，通过强调自己教师职业身份实现要求学生按时上交作业的目的。在这整个对话中，尽管不止一种身份被激活，但老师通过语码转换这种会话策略使自己的职业身份突显了出来。

3.2语码转换与等同身份建构。在同等关系中，交际双方的同等身份关系往往是基于交际者共同的社会背景或社会经历建立的，强调其共同性。身份认同所带来的语码改变，通常发生在交谈双方中的一方为了表明与另一方有着相同的社会经历，或者有共同身份标志的场合。例3（在一外资企业中）William:Howwasyourweekend，XiaoLi？XiaoLi:Iwenttothecinemawithmyroommate，FangYan.Haspeakofthedevil，hereshecomes!方燕，你要去哪里？FanyYan:我正找你呢。上例来自外资企业中一名中方员工与外籍同事和另一名中方员工的对话。以晓丽的话语为节点，晓丽在与外籍同事William交谈时选择了英语，但是当晓丽见到自己的室友方燕时便转换了语码用“方燕，你要去哪里？”来与她打招呼，此处晓丽用汉语表明自己的身份从而与方燕建立了身份认同。该例中，由于汉语从英语中突显了出来，所以汉语被看作是嵌入语码而英语是主体语码。在图形-背景结构中，英语表达作为背景而嵌入语“方燕，你要去哪里？”则被看作是图形并在背景中突显出来。通过对汉语语码的使用，晓丽表明了自己与方燕共同的身份文化背景，动态的建构了自己所属的文化身份，实现了身份认同。同时，晓丽由于不同的交际对象而选择了相应的语码，表明了语码转换也受社会语境因素的影响。社会语言学家也认为在双语或多语会话情景中，会话者对语言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到诸如交际情景、交谈对象、会话主题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晓丽在语境因素的影响下，使身份与方燕趋于一致从而建构了自己的身份。

4结束语

语码转换是一种交际策略，语码转换语篇中嵌入语码的“突显性”更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促进交际意义的正确理解，实现交际目的。根据互动社会语言学身份观与认知语言学图形-背景理论，文章从认知和社会两个角度对具体的语码转换语篇做出了分析，主要探讨了交际中语码转换与身份建构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以及影响二者联系的因素。通过对语码转换实例深入分析后发现，在交际情境中，说话者的权势身份和等同身份是通过语码转换动态建构的，而这种动态性主要是通过“突显”这一认知机制及其认知机制背后所要表达的交际目的或动机联系的，同时也发现语篇中语境对身份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不同的语境，说话者会做出不同的语码选择来实现交际目的。该研究从认知、社会和语境角度对语码转换与身份建构关系做出更加全面的分析和解读，这为语码转换与身份建构及人际意义的表达提供了一个认知研究方向，也强调了身份意义建构的语境作用。通过对语码转换现象与身份动态建构的认知机制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将会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这种现象，从而更好地运用这种交际策略来实现交际意图和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新仁.语用身份：动态选择与话语建构[J].外语研究,2013(4):27-32.[2]MyersSC.SocialMotivationsforCode-switching:EvidencefromAfrica[M].London:ClarendonPress,1993．

[3]GumperzJJ.DiscourseStrategy[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4]何自然,于国栋.语码转换研究述评[J].现代外语,2001(1):85-95.[5]祝婉瑾.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255.[6]吴东英,李朝渊,冯捷蕴.新媒体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展望[J].当代语言学,2016(4):514-531.[7]MyergSC.ATheoreticalIntroductiontotheMarkednessModel.InMyer-Scotton.Ed.CodeandConsequence：choosinglinguisticvarieties[C].NewYork,Oxford:OUP,1998．

[8]陈新仁.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研究——关键问题与主要路径[J].现代外语,2014(5):702-710.[9]GregoryM,SCarroll.LanguageandSituation：LanguageVarietiesandTheirSocialContext[M].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8.[10]陆小鹿.语言选择和身份认同——基于社会认知语言学视角[J].外国语文,2015(6):70-74.

第二篇：语码转换运用论文

摘 要：语码转换是发生在持双语者或多语者进行言语交际时的一种普遍现象，它分为情景型、喻意型和会话型三类。个人的语码选择和转换这一策略主要受到社会因素和个人的主观动机等因素的制约。

关键词：语码；语码转换；社会因素；主观动机

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是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术语,是社会语言学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它通常发生在双语者或多语者中，即随着具体的语境，持双语或多语者在说话时会面临着选择一种合适的语码的问题，而且在一些情况下还可能或需要从一种语码转换到另一种语码，或使用两种语码的混合码，这就是我们要谈的语码转换。（许朝阳，1999：55）许多语言学家对语码转换这一语言现象，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有的研究语码的构成，有的关注语码转换的社会意义和其所发生的语境。本文拟从社会因素和个人主观动机两方面来分析语码转换的动机。

一 语码转换的概念及类型

语码（code）是指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具体语言形式，可以是一种语言或它们的变体形式。语码转换是语言交流中说话者根据实际需要从一种语言转用另一种语言的现象，（曲晶，孙芙蓉，2007：148）即人们在交往中产生的语言接触。语码转换可以发生在开始说一种语言后根据场景，中途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或在一句话中夹杂、交替地使用不同的语言，或是说话者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但不会改变其话题。据此，语码转换可以分为三类：喻意型（metaphorical）即在语码转换过程中，一种在正常状态下仅用一种情景的变体被用于不同的情景，可以创造出另一种气氛，达到引起注意或强调的目的；会话型（conversational）即是说话者在一个句子内部进行语码转换，有的情况下甚至可能转换多次，转换过程中不发生情景变化，也不会导致话题发生变化；情景型（situational）由于改变话题及参与者等情景因素而引起的语码转换。（RAHudson，2000：100）

二 语码转换动机的回顾

上文已述，语码转换是指持双语或多中语言的个人在具体的交际活动中根据具体场景及自己交际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的语码调整或转换。换而言之，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把随社会领域或角色的变化而发生的从一种语码转为另一种语码的情况，称之为语码转换。（郭熙，2004：195）对于社会语言学来说，由于语言的作用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的功能是不同的，所以每个语码也相应的具有不同的功能。那么作为社会团体的个人，在社会语言集团所使用的语言是不会仅局限于一种语码，即不会是静止、毫无变化的，个人总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及交际场景的转变而不断进行语码转换，以达到具体交际的需要。

一般而言，说话者的动机是选择语码和进行语码转换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语言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语码转换动机进行了研究。如Myers-Scotten（1993）从认知角度进行研究，他认为语码转换的动机应该以说话者为中心。Giles和powesland从心理学研究的角度提出了“言语顺应论”即从心理学角度来揭示语码转换中注重交际的互动作用、强调交际的协商性质，（李淑华,2007：99）以此来理解个人在语码转换过程中的思维过程，从而揭示其内在的动机。此外，国内学者如于国栋在分析Verschueren的语用的顺应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语码转换的动机是：顺应语言现实（linguistic reality）；社会规约（social conventions）；和心理动机（mental motivation）三个方面。(牛忠光,2006:90)综合前人对语码转化的动机的研究可以推知，语码转换的动机受社会因素和主观个人动机因素这两方面的影响。

三 个人语码转换的动机 社会因素

个体的人是社会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其言语行为就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个体的人在语境的作用下会考虑到社会因素而从事语码转换，达到表达交流的目的。所以人们在交流中，就会遇到必须选择一种恰当的语码情况，但就语码转换而言，因其表现为较复杂而微妙的社会行为，所以人们对语码的选择会受到社会因素这个外在动机的影响。

（1）社会领域的影响

语码的选择受到社会领域的影响是很大的。一般而言，一种语码与另一种语码发生冲突的程度并不是很严重；但在有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导致各式问题的产生。例如，课间休息时，两个同学用上海话在交谈，这时迎面遇到了老师，他们都改用普通话向老师问好。再如，两个学生在用汉语交谈，在路上他们碰到了外教，这是他们就会很自然地用英语向外教问好。这种以地域的不同而产生的语码转换是很自然的。但是因语码转换造成的冲突也是存在的如：在韩剧《我的名字叫金三顺》中有一个情景反映了这一冲突：主角金三顺会说韩语和法语，她的男友的朋友只会英语，当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时，两人只能个说个的，加之有文化上的差异而产生了一些冲突。

此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说明了社会生活中因区域的不同而产生语码的影响。如：我国以普通话为标准语言，是各地相互间交流的主要语言，但是各地仍然有方言的存在。前者用于工作，学习或在公共场所同陌生人进行交流时使用；而后者用于家庭内部、朋友亲人之间等。典型的例子是新疆的图瓦人属新疆蒙古族的特殊语言群体，因图瓦语使用人口少，图瓦人长期杂居于阿勒泰地区的蒙古人和哈萨克人中，所以对外交际多用蒙古语和哈萨克语，而在家庭内部使用图瓦语。(高莉琴，2003:18)

（2）社会角色变化的需要

人是社会的人，在社会交往中必然与其他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即人在这个社会的网络中，在不同的场景中需扮演一定的角色，才能与他人交往，产生联系。(郭熙，2004:199-200)如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兄妹关系、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商户与客户的关系、师生关系等。所以因各式关系的存在，那么在不同的角色中所使用的语码也会有所不同。如：在家庭内部，妈妈爸爸对儿女说话时多采用很直接，有些命令的话语，但当孩子不舒服或生病时，父母多数会使用温柔、亲切的语言来交谈。此外在实际的交往中由于说话者之间的地位或关系，立场的不同，会通过语码的转换来表明双方的亲疏关系。如在肯尼亚内罗毕，大部分人同时掌握英语和斯瓦希利语。英语用语正式场合，斯瓦希利语用于比较随便的日常场合。下面是用英语和斯瓦希利语的售票员与乘客之间的对话，通过他们之间的语码转换，可以看出因角色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

售票员：到哪儿去？（斯瓦希利语）

乘客：我想到邮局去。（斯瓦希利语）

售票员：从这儿到邮局要五毛钱。（斯瓦希利语）（乘客给了售票员一快钱。）

售票员：等一会儿给你找钱。（斯瓦希利语）（过了几分钟）

乘客：给我找钱啊。（斯瓦希利语）

售票员：甭着急，我就给你钱。（斯瓦希利语）（又过了一会，汽车快到邮局站了，乘客有点生气。）

乘客：我快到站了。（英语）

售票员：你以为我要你的钱吗？（英语）(王德春，2000:272)

这段对话中，交谈双方多数时间用的是具有随意、亲切的斯瓦希利语，目的是为了强调亲密和谐的民族群体关系；可是后来乘客一直没有能够拿到钱，所以采用了在正式场合下使用的具有疏远功能的英语，以提醒对方注意其社会距离，这时，乘客已经不在强调民族的亲密团结的关系。而当售票员听到对方用很正式的英语时，已明白对方的意图，所以也以这种互动疏远的语言代码转换来回答。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因为说话者选择不同的语言或进行不同的语码转换时，是能够传递人际角色关系的疏密信息。主观动机

在言语交谈过程中，说话者语码的选择和转换并不完全是由社会因素所决定的；交际双方为满足自身的主观动机的需要也会进行相应的语码转换。王德春等人（2000）认为“交际者的感情、态度等等主观因素与社会语境的诸项客观特征，相互作用，共同制约着实际言语交际中言语的建构和理解”。因此，交际者的主观动机对语码转换的产生和使用都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1）强调、突出内容的功能

双语者或多语者在具体的社会言语的交往中，有时进行的语码选择和转换，其目的是为了强调、突出或说明某个问题/事情。一般而言，只有在双方可以理解和熟悉交谈中的语言，并能懂得其中的语码转换，这时语码选择和转换才会发生。如在教室，课间休息时，大家都在大声的交谈，声音很是嘈杂。突然，教室后面传来一声惊叫声，坐前排的同学忙问后面的同学：

甲：怎么了？

乙：Don’t look at me,it’s not me.Not me.该例子中,甲用中文问乙怎么了?乙知道甲的意思是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谁在惊叫？等。但乙为了表明自己不是那个发出惊叫的人以及为了表达一点点幽默，采用语码转换，用英语来加强和突出其说话的内容。再如，两个好朋友在聊天。

甲：Anyway,if you have some information,please send me a email.乙：什么？

甲：Email,邮件。

乙：哦，好的e-mail。

此例子中，双方在谈论联系方式，甲说E-mail，乙没有反应过来，所以甲就进行了语码转换，用汉语重复，以强调突显邮件，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2）语言优势原则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个民族、国家间的交流日渐频繁，语言成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林素容，2005：54）其中英语的使用较为广泛，让人们有这样的观念认为：能否用英语交流是一种“时尚”。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人们能够熟练掌握英语，就会显示出比别人更有明显的优越性。如英语专业的学生和在外企工作的职员常在日常会话中夹杂着英语，不停地进行语码转换；其目的一方面是担心听者听不懂，另一方面是为了表达的便利因为对一些字词（不知用中文如何表达），认为用语码转换的语言会表述地精致些，以此来拔高自己的权威性的主观动机。如：

甲；你的材料是从哪里找的？

乙：是从Internet上download的。

甲：哦，那我可以copy你的吗？

乙：Definitely not!

再如，那些留学归来的人也常常是在一句话里夹杂着英语单词：“你pass 你的holiday很happily吗？”这句话是语码混用（code-mixing）的现象，显示了留学生用英语来彰显自己的留学背景、经历；还说明了他们想通过用英语来拔高自己的权威及其形象的目的。造成这些语码转换频繁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科技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对语码选择和转换（许朝阳，1999：55）并且在主观动机上也造成了对某种语码的推崇和对其他语码的偏见。很显然，英语凭借英语国家在世界的地位凸显了它的优势地位，所以人们认为操英语就是有地位、有身份的表现，这样上文那些语码转换的频繁使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总之，语码转换和人的主观动机即表现语言优势原则关系密切。

（3）语言靠拢和语言偏离

人们在交谈过程中，通过语码转换来亲近或疏远对方，这也就是由人的主观动机中的语言靠拢或偏离因素导致的语码转换。（边旭，2005：129）表现在具体的交际场景中是一方因另一方语码的转换而进行的语码调整。例如：一个学生找老师问英语考试的成绩，开始他用普通话与老师说话，后来发现老师和他是老乡，就改用方言，老师也随之用了方言。这是以语言靠拢为主观动机的语码转换。再如：你到老乡开的杂货店买东西，开始你们都用家乡话相互问候、交谈；接着他就用普通话问你要买些什么，老乡的转变是暗示你：老乡是老乡，买东西是要付钱的。这是语码偏离原则，同时也说明了说话者的言语选择对当时语境公认的关系状态所要求的言语选择的有意偏离。(王德春，2000：275)

四 结束语

语码转换是一种语言交往中使用的策略和手段，其背后隐藏着语言使用者的动机；当然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使用语码转换也是人们协调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需要。综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文中说明了语码转换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的个人动机受到社会因素和话语使用者的主观动机等制约；此外，对个人语码的转换的研究也表现了人们对不同语言的态度，这对双语学习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许朝阳语码转换的社会功能与心理［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2):55

［2］ 曲晶，孙芙蓉英语教学中的语码转换［J］现代教育科学，2007（3):148

［3］ Ronald Wardhaugh.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guistics(社会语言学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100

［4］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增订本)［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195,199-200

［5］ Myers-Scotten CMSocial Motivation for Code-switching［M］Oxford:Oxford University，1993

［6］ 李淑华多维视角中的语码转换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语言文学)，2007(3):99

［7］ 牛忠光个人语码转换的动机研究［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5):90

［8］ 高莉琴新疆语言的发展趋势与思考［J］语言与翻译(汉文)，2003(1):18

［9］ 王德春，等社会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72-275

［10］ 林素容语码转换的社会语用分析［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54

［11］ 边旭语码转换的动机研究几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129

第三篇：双语教学过程中师生语码转换初探论文

【摘要】本文是在多年专业基础课的双语教学基础上总结出了师生语码转换的特点。通过语码转换使学生在深入探索学科内容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得到了英语语言能力的提高,从而实现了学科双语教学的双重目的。

【关键词】语码转换 双语教学 教学模式

与国外一些国家为种族同化、文化认同、社会稳定、民族和谐共处和避免国家分裂等的需要不同,我国开展双语教学的目的是使学习者在更广泛的学科领域中、在更丰富的语言层面上扩大外语实践时空,培养外语思维能力,拓宽外语习得环境。把学习者培养成既具有高水平专业技术又具有非常强的外语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语码转换及其类型

1.1 语码转换

Hudson[1]指出,人们之所以用“语码转换”而不是“语言转换”在于“语码”更中性化,它既可以指语言也可以指各种语言变体、方言等。Ronald Wardhaugh[2]在《社会语言学入门》中关于语码的论述比较全面,他把语码解释为“一种语言或语言的变体(variety)”。即语码既可以用来指某一种语言,又可以指某种方言、文体语言,甚至可以指洋泾浜语和人们为了保密起见私下里设置的密码语言。Hamers & Blanc(2000)认为[3],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是指同一次对话中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交替使用,是语言接触和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策略。双语者为了达到交际效果的最佳化,经常会调用自己所能及的全部语言,只要形式和功能对等即可。在双语教育开展较早的欧美国家和双语现象较突出的港台地区研究较多,国内在外语教学中的语码转换研究的也比较多,但把语码转换应用到学科教学中的研究就较少。研究学科内容教学过程中的语码转换现象、规律和理想模式对于促进学生课程内容学习与语言习得两个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1.2 语码转换类型

Poplack[4]总结出了语码转换的三种类型,(1)句内转换(Intra-sentential Switching), 例如,“让我们先来Review上一次课所学过的内容”。(2)句间转换(Inter-sentential Switching),例如,“How can we distinguish between crystal and amorphous? 我们如何区别晶体与非晶体?”。(3)附加语转换(Tag Switching), 例如,“Lever law is just used in two phase region,是不是,同学们?”据Cook[5]认为,双语者一般在谈话中句内转换占84%,句间转换占10%,附加语转换占6%。由此可见,语码转换中,句内转换的频率非常高,其次是句间转换。教师的语码转换特点

2.1 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由于文化的差异,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文化所赋予的内涵。一种文化之中的词语和信息可能和另一种文化中的词语和信息并不完全对应,甚至缺乏任何对等成分。此时,教师就应起到文化桥梁的作用,适当采用语码转换来弥补文化空白,有效利用目的语和学生的母语来传达文化信息[6]。如,The teacher also delivered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on the sidelines of his class/教师在课堂期间也传授了实践知识。在英语中动作同时发生时也常常用 on the sidelines of 来表达,但由于文化上的差别直译过来汉语又很难理解,这时需要教师搭起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语言桥梁。

2.2 解释与翻译

解释词义的方法多种多样,可以用同义词、反义词、语素意义,也可以采用类比法或情境法。但当遇到专业性较强的词汇,如上方法可能都会有一种鞭长莫及的感觉。这种涉及文化背景的词义解释翻译时,语码转换有助于清晰地传递信息。与汉语的表达方式相反,英文的特点就是先结果、后说明产生其结果的原因或条件,翻译时必须要体现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例如,在讲到虎克定律的定义时有如下一句英文:The extension of a spring is in direct proportion with the load added to it as long as this load does not exceed the elastic limit。虽然英文中表示前提条件的从句as long as this load does not exceed the elastic limit在主句The extension of a spring is in direct proportion with the load added to it之后,翻译时要按汉语习惯先译出产生其结果的条件从句“只要所加载荷限制在弹性范围内”,再翻译其主句“弹簧的延伸长度与其所加的载荷成正比”。

2.3 以目的语讲述后用母语重复其内容

课堂上教师进行语码转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促进其理解所学内容。通常教师在介绍新知识时先用目的语叙述一段词组或一句话,然后再用母语进行重复,以达到讲解内容的最有效传递。教师可以针对授课内容的难度选择全段或全句重复,也可以针对重点信息进行部分重复,由此使词义、句义和篇章意义更准确明了。可以说一部分内容用两种语言轮换呈现,既实现了学科教学的知识目标,又实现了外语语言目标。当然没有必要进行句句重复以免使授课效率下降,造成学科损伤,但我们在双语教学中提倡适当的重复重点,以确保知识的准确传递,并加深学生对重要知识点的理解。

2.4 词语转换

用于转换词语的语码转换通常是双语课堂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种。教师可以用母语提请学生注意新话题或新知识点的导入。另外,教师从正式的教学语言转为较为亲切的语言时,也会采取母语进行提示。或当教师提问某个学生时,为了引起学生的注意和避免学生对问题有所误解,教师也通常会进行词语转换。例如,“How can we distinguish between 晶体 and 非晶体? 这样,学生们既使不懂“晶体”与“非晶体”的英文写法,也能保证课堂教学的流畅性。

2.5 准确传递目的语意义的内涵与外延

准确传递目的语意义的内涵与外延是教师由目的语向母语进行转换的重要功能之一。教师对前面的目的语陈述提供一个母语的解说或提供一些补充信息来帮助学生对前面的讲解内容进行较准确的理解。例如,我们讲“机械性能”时,对应“机械”的英文词义有engine, machine, mechanical;对应“性能”的有capability, performance, property, 但准确表达“机械性能”的英文词义只有“mechanical property”。即教师需要从多种近义词中指出能够表达该学科特点的最恰当词义并传授给学生。

2.6 艺术性管理课堂

教师会在有些时候有意识地使用语码转换以获得某种特殊的效果,如在对话中用另一种语码回应对方以强调观点上的分歧,或者表示幽默、讽刺。在同一语句中突然转换语码可以获得某种戏剧性的效果。例如,当课堂上一对学生小声唠嗑时,教师可以面带笑容地说“你们能不能大点声说话, let all of us share your interesting story”。这种突然的语码转换不仅警示了课堂小声说话的学生,又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

2.7 松弛紧张的课堂气氛

课堂上教师可以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教师可以用目的语讲解较为枯燥的专业内容,而用母语举例、讲解有趣的背景知识或适当的幽默和调侃,以此活跃课堂气氛。学生的语码转换特点

在第二语言输人的心理过程中,学习者在习得第二语言时试图采用某种方法以解决这些特定的语言困难,这种心理倾向被称为“策略”。一些研究者将“策略”分为“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学习者在进行第二语言输出时经常会自觉采取一些辅助性策略,使学习与交际得以顺利进行。语码转换是一种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这一点已经得到很多语言学家的认同[6]。目前的课堂观察表明学生采用语码转换具有如下目的:

3.1 填补外语语言空白

填补外语语言空白是学生进行语码转换的重要语用动机。当一种语言的词汇知识和表达能力不能满足交际需求时,说话人会转而求助于自己更熟悉的语码形式,以保持会话状态并避免交际的中断,重述用目的语未能表达清楚的信息或观点,解释用目的语不能够解说清楚的真实意图,以避免误解,从而将自己从困惑、窘迫中解脱出来。目前国内很多少数民族学生在与本民族同学进行交谈时,总是倾向于使用最不需要努力来完成交际任务的以频繁语码转换为特点的最低能量输出方式进行交谈,而且这种交谈方式可以达到内容的准确传递与沟通。

3.2 提高语言准确性

双语课堂上,学生在回答问题时,经常对自己的语言能力不够自信,因而担心涉及逻辑、数理方面的精彩观点无法用目标语讲得透彻、明了,因而采取更加稳妥、安全的办法,即使用母语流畅地表达。这有时会使学生失去用目的语进行表达观点的机会,但却使信息更准确、完善地传递,因而也不失为一种过渡性双语教学的语言策略。

3.3 与会话者保持同步

交际的参与者、交际场合和交际话题三大基本因素对语码转换具有制约作用,各个因素之间也会互相影响。课堂教学环境中,作为交际参与者的学生通常会在与教师或同学对话的过程中,为适应对方、交际场景和交际话题而适当采取语码转换。

总之,针对实际双语课堂教学,该不该使用母语、使用多少母语、什么时候、怎样利用目的语与母语之间的语码转换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一项课题。在非语言课程上进行双语教学,要强调本着以传授学科知识,同时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为根本。只强调其中一方都是偏离了学科双语教学的目的。因此,如何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因材施教,在学科双语教学中运用好语码转换这个有利的教学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Hudson R A.Sociolinguistics[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2] Wardhaugh R.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3] Hamers J.F.and Blanc Michel H.A, Bilinguality and Bilingualis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Birdge, 2000.[4] Poplack S.Syntactic structure and social function of code-switching [A].Durand, R.ed.Latino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ve behavior[C].Norwood, NJ: Ablex

[5] Cook V.Using the first language in the classroom[J].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2001,(57): 402-423.[6] 严明.高校双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教育视角[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68-82.

第四篇：日语论文社会语言学先行研究

南京工业大学日语1001薛涵月

先行研究

(1)呉宬嫺(2007)「台湾人日本語使用者の断り表現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日本語母語話者と中国語母語話者との比較を中心に―」 東呉大学日本語文学科修士論文 呉(2007）は台湾人日本語使用者と日本人の依頼と勧誘に対する「断り表現」を比較し、分析している。台湾人日本語使用者の中で、滞日経験のない人13名と滞日経験ある人15名を対象にする。しかし、台湾人日本語使用者に関する研究として調査対象が少ない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それに、日本語学習者の学習年数と学習程度が「断り表現」にどのような影響があるのか、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には言及されていない。本稿では、50人以上の調査人数を設定する。そして、日本語学習者の学習年数と学習程度が「断り表現」にどのような影響を与えるのかを明らかにする。

(2)施信余(2005)「依頼に対する「断り」の言語行動について―日本人と台湾人の大学生の比較」『早稲田大学日本語教育研究』6号、pp.45-61 施（2005）では日本人同士と台湾人同士(共に大学生である)による依頼に対する「断り表現」を調査した。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から見ると、「親疎関係」と「上下関係」に関する調査は触れなかった。それに、親疎関係によって異なる「断り表現」が見られ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か。一つの「断り」場面しか設定しないので、日中の「断り表現」による違いことは明らかでないと思われる。本稿では、談話分析テスト(DCT)を調査方法とし、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を対象にアンケート調査を行う。「親疎関係」と「上下関係」によって6例の「断り表現」を使用する場合を設定する。

(3)藤原 智栄美(2009)「インドネシア人・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による「断り」のストラテジー : プラグマティック・トランスファーの再考」『茨城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紀要』7号、pp.15-28 藤原(2009)によると、日本人日本語話者、インドネシア人インドネシア語話者及び台湾人中国語話者という3者の比較を通し、それぞれの第一言語（母語）の「断り」についての相違が確認された。また、日本人、インドネシア人日本語学習者、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に対して調査し、「断り表現」を分析した。しかしながら、親疎関係の要因は断り表現にどのような異なる言語行動をしているか説明されなかった。また、学習年数と学習程度が習得状況にどのような影響を与えるかも明らかでない。本稿では、質問内容として、「親疎関係」と「上下関係」に分け、6例の「断り表現」を使用する場合を設定する。学習者の習得状況を調査するために、調査項目には学習年数と学習程度を含める。

(4)鈴木 恵理子(2010)「中国人日本語学習者の断りのストラテジー--中国国内学習者の場合」『東北大学高等教育開発推進センター紀要』5号、pp.73-80 鈴木(2010)では日本語母語話者、滞日経験ない中国人日本語学習者と中国人中国語母語話者を対象としたアンケート調査を行い、三つのグループによる断りの相違を分析している。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では依頼と勧誘場面、親疎関係、上下関係の三つの要因が「断り」の違いに影響を与えず、社会文化的要因が言語運用に影響を与えると述べている。しかし、従来の研究では、親疎関係、上下関係によって異なる「断り表現」が見られると分析した。本稿では、この二つの要因が断りに影響を与えるのかを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われる。

(5)伊藤 恵美子(2002)「マレー語母語話者の語用的能力と滞日期間の関係について─ 勧誘に対する「断り」行為に見られる工学系ブミプトラのポライトネス—」『日本語教育』115号、pp.61-70 伊藤(2002)では日本語母語話者、マレー語母語話者とマレー人日本語学習者を対象として調査を行った。マレー人日本語学習者を滞日経験ある人と滞日経験のない人に分けられ、そして、滞日有無と滞日長短という二つの要素によって学習者に与える影響を分析した。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では「親疎関係」と「上下関係」によって「断り場面」を設定したが、しかし、この二つの要素が「断り｣に対する影響を詳しく分析しない。そこで、本稿の目的はこの二つの要素が「断り」に対する影響、また、この二つの要素による「断り」の違い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である。

(6)加納陸人・梅曉蓮(2003)「日中両国語におけ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ギャップについての考察―断り表現を中心に―」『言語と文化』15号、pp.19-41 加納・梅(2003)ではは中国人非日本語学習者(社会人37名、非日本語学習教師8名と英語科の学生27名)、中国人日本語学習者(日本語教師8名、日本語科学生2年生7名と4年生20名)及び日本語母語話者(社会人50名と日本人学生208名)にアンケート調査を行った。同じで単純なものを貸してもらう「断り」場面を設定し、「上下関係」と「親疎関係」の範疇がはっきり限定されていないので、本稿では「上下関係」と「親疎関係」によって、6例の異なる「断り」場合を設定する。

(7)肖 志・ 陳 月吾(2008)「依頼に対する断り表現についての中日対照研究」『福井工業大学研究紀要』第二部

38、pp.133-140 肖・陳(2008)では日本人と中国語母語話者による「断り表現」を比較した。年齢の差いによって、被験者を四つのグループに分けられ、男女各15名(全員90名)を調査した。しかし、相手の設定は同じ友人であり、親疎の度合い、目

上と目下によって「断り」に対する異なる言語行動が見られる。本稿では、「親疎関係」と「上下関係」をはっきり区別し、「断り」場面を設定する。(8)施信余(2007)「待遇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おける「依頼」に対する「断り」の研究 」日台の言語行動の比較を中心に 早稲田大学日本語教育研究科博士学位論文

施(2007)では日本語母語話者と台湾人中国語母語話者を対象として調査を行った。「断る」場合において、親しい関係を持つ友人の中を「先輩」「同級生」「後輩」に分けられた。同じ親しい友人関係を持つという設定であったので、親疎関係による断りの違いがあまり見られない。本稿の目的は、親疎関係という要因が「断り」に対する影響を分析することである。

(9)関口剛司(2006)「日本語の依頼と断り表現の研究―日台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視点から―」『銘伝日本語教育 』9号、pp.112-136 関口では日本語母語話者と中国語母語話者を調査対象とした。日中の「断り」による違いを明らかにしたが、日本語学習者と日本語使用者による「断り表現」は日本人による「断り表現」とどう異なるのか明らかにしない。本稿では、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と日本人を対象として、それぞれによる「断り表現」の相違を比較し、分析する。

(10)蒙 韫(2010)「日中断りにおけるポライトネス・ストラテジーの一考察--日本人会社員と中国人会社員の比較を通して」『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22号、pp.1-28 蒙(2010)では日本人会社員と中国人会社員を対象にし、親疎関係と上下関係によって8の「断り」場面を設定しており、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ギャップの観点から両者の「断り」の言語行動を分析している。しかしながら、中国人会社員(中国人中国語母語話者)しか調査、比較しない。中国人会社員日本語使用者に対する調査が行われていないので、本稿では日本人、台湾人(中国語母語話者)及び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と使用者を対象に、依頼に対する「断り表現」を調査、分析したい。

第五篇：我国报纸对当代大学生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

我国报纸对当代大学生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

作者：

万小广

前 言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近几年我国大学教育迅猛发展。2004年，教育部长周济在第二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已经超过两千万，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超过19%，进入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1]。

而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曾经以“天之骄子”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大学生，如今似乎已经发生了某种改变[2]。在百度新闻搜索下选中“新闻标题”，键入“大学生”进行搜索，检索得到的标题经简单整理后可以归纳出以下主题：其一，关于大学生道德堕落的，如《大学生口述:校园钟点房是我们隐秘的欢乐场》；其

二、关于大学生受害者形象的，如《 大学生轻信QQ号码中奖 一天七次给骗子汇款》；其

三、关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如《大学生毕业后从“贵族”变成了“贫民” 》；其

四、关于女大学生的，如《女大学生实践营销课程 网上拍卖自己身体 》[3]。这种现象引发了笔者对大学生的媒体形象问题的兴趣。

当代传播理论和文化研究都认为，“作为当代文化的重要产制者，大众传媒对于某一社会群体的呈现和再现（representation），关涉到该群体的主体经验能否在公共文化空间中得到表达和体现，构成和影响着其社会身份构成，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他群体对于该群体成员的情感、态度和想象，乃至影响到对于该群体的公共决策。” [4] “再现”作为一个符号——意义的建构过程，往往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它影响公众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图式，并且关乎该群体的社会身份认同以及公共决策。而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再现”的一个主要途径又是在大众传媒上完成的。

事实上，国内外有关特殊社会群体的媒体形象研究著述颇丰，如国内关于农民、农民工群体、民营企业家群体等已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特别是美国也有大量的关于媒体再现女性以及少数族群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在方法、理论建构上给本文对大学生群体的媒介形象分析提供借鉴。

我国报纸对当代大学生群体的“再现”是本文的关注中心，笔者选取了北京市的三家报纸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考察、分析这三家关于大学生的新闻报道来回答以下问题：我国报纸刻画了什么样的当代大学生形象，又是如何刻画的？大学生的主体经验在这种刻画中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这种再现所产制的形象对大学生的社会身份建构有哪些影响，可能会激起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群体的什么情绪和态度？

本文以下内容的安排是这样的：首先将对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与叙事分析相结合——进行说明，解释二者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是介绍本文的抽样调查对象、抽样方法；然后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分析各大报纸所再现的大学生形象以及如何再现的；最后是小结以及对研究本身进行的讨论。

一、研究方法的探讨

《大众传播研究方法》的作者安德斯•汉森这样写道：“（大众传播领域）被来自不同学派，有着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研究目标与研究目的的学者所占据。他们都致力于按照自己的方式构建现实。”这种状况的出现既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也是因为“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专用或者完整无缺的，它们都不是在与文化或者政治隔绝的状态下孕育、发展和应用的。” [5]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安德斯•汉森倡导“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的是“对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一种系统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将媒介系统纳入整个社会系统进行考察。同时在具体操作中，研究者“不仅要考虑哪种研究方法是最适合的，还应该考虑研究方法怎样组合才能够产生一个更好的效果”。据此，本文试图综合内容分析与叙事分析这两种方法展开研究。以下分别对这两种方法进行说明。

内容分析是一种客观、系统、能对明确的传播内容进行定量描述的方法。它提供了在系统和可靠的研究范式下如何进行分析和量化媒体内容的操作原则。但它的缺点在于不能解释从内容分析中得出的这些量化指标的意义及其更广泛的社会意义。由于有关内容分析的文献已经很丰富，所以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叙事分析。

要解释什么是“叙事分析”，必须先说明什么是“叙事”（narrative）。叙事是从文学传统中所借鉴的概念。具体而言，一种叙事往往由对故事情节的基本安排、特定的角色分配以及与此相应的特定情境构成。叙事中的角色安排往往对应着对于该群体的“再现”方式，并产制某种特定形象。叙事分析就是通过分析文本中特定角色的分配与其所处的情境，来描述文本所产制的群体形象，并在此基础上来理解其对于公众认知该群体的影响[6]。

之所以采用叙事分析方法来研究新闻报道，是因为新闻往往是以叙事的方式呈现的。新闻即“有目的地讲故事”，能够有效地呈现一个“特定的符号世界，一个稳定的、可以被认识的新闻世界，具有重复的模式和主题”。[7]新闻所提供的事实、名称和细节可能每日都变化，但是它们所嵌入的基本框架——符号体系——却更为持久。“新闻作为一个持久的符号系统对于受众的影响要比它所提供的一些个别成分要大得多”[8]。因此，对新闻进行叙事分析有助于澄清新闻文本在特定价值观念指导下所描绘的社会图景，包括特定社会群体的公共形象，并可由此分析公众对该群体的认知。

这种方法与内容分析相结合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一方面叙事分析可以在内容分析力所不能及的数据阐释和深层社会意义探讨上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内容分析又可保证理论框架及结论的可靠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二、抽样对象和抽样方法说明

本文以北京为考察地点，选择了该市三家报纸作为抽样调查对象，分别是：《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

以北京为考察地，是因为它是我国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城市。截止2006年，该市共有79所大学（含民办），在校生人有70万多万人[9]。而选择这三家报纸是因为它们在北京市有巨大的影响力，这可以从其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看出来。根据《中国新闻年鉴2005》显示，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北京晚报》的发行量为90.1万份，位居北京市之首；第二名是在传媒经营上屡屡创新的《北京青年报》，它是北京市团委的机关报，发行量是66.6万份[10]。《京华时报》是由《人民报纸》社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合作的产物，它的发行量尚未有公开数据，但创刊不到六年而广告经营额就达到9700多万，在全国报纸排名中占据第10位[11]。

另外，这三家报纸基本上覆盖到了北京市各个阶层，分别是我国城市报纸几种重要类型的代表。从报纸性质上看，人民日报报业集团与北大青鸟集团合办的《京华时报》代表我国商业化程度较高的报纸；作为北京市团委机关报的《北京青年报》，由于是主管青年工作的团委机关报，需要承担的宣传职能使得该报具备了较强的政治属性；而《北京晚报》则居于二者之间，既具备商业属性，同时也受到其母报——北京市党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政治方面的约束，但在本文所考察的大学生问题上，它比团委机关报受到的约束要小一些。从三家报纸的受众构成上看，一般认为，《京华时报》的主要受众是市民阶层；《北京青年报》则主要覆盖商业化报纸服务的另一个阶层——白领阶层；而《北京晚报》的受众构成则较为复杂，除市民阶层和白领阶层外，还包括老年人、知识分子等群体。

所以，这三家报纸大体上可以反映我国城市报业的基本结构，对考察它们得出的结论应该可以推论到全国其他城市的报纸。

本文通过对这三家报纸自2004年1月到2006年12月三年间的报纸进行系统随机抽样来获得新闻报道样本。具体操作方式是：以一年为单位，采取混合周（在抽样范围内随机依次抽取构成周一至周日等组成一周）、日历周（在抽样范围内随机抽取一周）、组合周（在抽样范围内按等距依次抽取周一至周日组成一周）进行抽样[12]，每家报纸得到63期的样本，三份共计189期报纸。搜集这些报纸上有关大学生的所有新闻报道，包括消息、通讯、评论等，总共得到153篇新闻报道，其中《北京报纸》篇；《北京晚报》45篇；《北京青年报》60篇；《京华时报》48篇。

三、各报对大学生所进行的类型化叙事及形象建构

抽样得到的新闻文本显示，各报对大学生的新闻报道存在几种常见的叙事类型，分别是：精英化叙事，受优待叙事，受难叙事，负面行为叙事和中立叙事。这些类型化的叙事构成了大学生报道的基本框架，各种叙事类型对应着特定的大学生形象。典型的精英化叙事可以描述如下：大学生群体或个别成员从事某种具有正面社会价值评价的行为，如参与扶贫支教等志愿者活动、科技创新、自主创业等等；或具有某种正面的品性。具体的例子如《百名学生 助学民工子弟》（见《北京青年报》2004/03/30）、《俩富家大学生借钱养兔子创业》（见《北京青年报》2006/03/27）、《清华同学要打工挣钱捐助》（见《北京晚报》2006/2/26）；

典型的受优待叙事如下：政府或社会颁布、实施某方面的优惠政策，大学生能从中受益；或者是大学生群体或个人遭受某种危机（比如贫困难以入学或就业困难），政府或社会施以援手。无论哪种情况, 大学生都是这类叙事中受爱护的幸福群体,但指向的却是关爱和优待的主体——政府和社会。例如《到西部工作户口可留京》（见《北京青年报》2005/12/23）、《北大贫困生报到 当场将获礼包》（见《北京青年报》2006/8/31）；

典型的受难叙事的描述是：大学生群体或者个别成员由于种种原因而遭受磨难、不幸，包括就业困难、被欺骗以及粗暴对待。如《南京女研究生找份工作花了近万元》（见《北京晚报》2005/10/15）、《北大学子要入厕 言语不当遭掌掴》（见《北京青年报》2006/05/11）。

典型的负面行为叙事可以描述如下：大学生群体或个别成员做出某种明显具有负面社会价值评价的行为，尤其是违法犯罪行为。具体事例如《两女大学生对女同学用“私刑”被判刑》（见《京华时报》2005/3/30）、《一大学生把交警打成脑震荡》（见《京华时报》2004/1/2）。

中立叙事既是指在新闻报道在叙事中没有明显的价值倾向，仅根据这类报道的内容以及标题不能做出对大学生群体或成员的价值评判。如《香港大学师生与航天英雄见面》（见《北京晚报》2005/1/29）、《留校学生庙会抖空竹》（见《北京青年报》2006/1/30）。

从报道内容分析，各种叙事类型（中立叙事除外）往往对应着模式化的大学生形象：精英化叙事对应的是有知识，有能力，有爱心，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精英形象；受优待叙事对应的则是受到社会关爱，享受优待的幸运者形象；受难叙事叙说他们经受诸如求职困难、被骗、被坑等等艰辛与苦难的遭遇，描绘了大学生脆弱无助的形象；负面行为叙事则通过大学生做出种种违法犯罪、道德品质败坏的行为，来刻画当代大学生龌龊肮脏的形象。总之，这种类型化叙事具有某种结构的稳定性，也构成了报纸在处理大学生新闻报道时的基本报道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当代大学生的某种“刻板印象”。为了进一步了解报纸所再现的大学生形象，我们需要对类型化叙事所再现的各种形象进行细致的量化分析。

四、各报所再现的大学生形象及对其社会身份的影响

表1：各报新闻报道所再现的大学生形象统计表

北京青年报

北京晚报

京华报纸

总计

n=60

n=45

n=48

n=153

精英形象

35%（21）

28.8%（13）

10.4%（5）

受优待者形象

30%（18）

17.8%（8）

22.9%（11）

受难者形象

13.3%（8）

24.4%（11）

31.3%（15）

负面行为者形象

3.3%（2）

8.9%（4）

18.8%（9）中立形象

6.6%（4）

6.7%（3）

4.2%（2）无明确叙事

11.7%（7）

13.3%（6）

12.5%（6）

注：1.纵向百分比相加之和不等于100%，是因为对小数点后三位数进行了四舍五入；

2.横向报纸从左往右排列，报纸的商业化程度逐渐加深； 从上表统计中可以明显发现，“精英形象”、“受难者形象”和“受优待者形象”是报纸对大学生“再现”得最为频繁的三类形象。下面本文将进一步阐释报纸所再现的形象是否充分表达了大学生的主体经验，它对大学生的社会身份建构的影响，以及可能激起公众对大学生的何种情绪和态度。

大学生精英形象是我国报纸刻画最为着力的形象。这种刻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社会角色，但却较少体现大学生群体自身构成的复杂性以及所处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这样片面强调大学生的精英形象，会导致社会公众对大学生群体较高的精英角色期待，一方面会给大学生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合理布局。因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既需要侧重理论研究的大学生，也需要侧重实际应用的高级技工，将大学生与精英挂钩容易助长“学而优则大学生”的社会偏见和人才的盲目流动。所以，大学生精英形象未能反映该群体的全貌；对公众认知可能会造成一定片面化印象，并进而给建立在民意基础上公共教育决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受优待者形象也是在统计中出现较多的一类形象。这种形象的频繁出现的根本目的在于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国策如何得到落实。应该说，大学生群体得到了很多政策优待和社会关心，但这些优待与关心是否落实，是否真的给所有大学生带来好处，则往往没有得到报道，因而大学生群体真正的利益诉求也未能充分地得到表达。与此同时，受优待者形象经报纸传达给公众成为他们对大学生认知的一部分，可能部分地消解公众对大学生实际困境的同情，因为政府和社会“已经替他们做太多事情了”。比较典型的例子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我们贫困生这个寒假有意义》（见《北京青年报》2006/1/30）

受难者形象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在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统中，灾难或者负面报道一般被认为不利于社会稳定。而根据上表显示：在这个形象上着力程度与媒体的商业化程度成正比，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受难者形象主要源于报纸的商业化。报纸如果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关注大学生的苦难，就很难真实反映其现实境遇,只是为一些人提供猎奇的材料。总体上，受难者形象有利于公众对大学生群体的理解和同情，但另一方面，如果报道出发点是为了煽情、猎奇，又会阻碍这种理解和同情。如：《北大学子要入厕 言语不当遭掌掴》（《北京青年报》2006/05/11）。负面行为者形象从统计上看在各报出现的量比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新闻事业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要贯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两为”方针，被赋予了较多的教化意义，各个群体的负面行为报道都会受到一定限制，而对大学生群体的负面行为报道受到的限制就更多了。不过，与其他群体不同，对大学生群体的负面报道所担负的政治风险要远远小于其他群体（如官员群体），所得的商业收益则是一样的，于是大学生群体的负面行为便频繁地成为报道对象。上表统计表明，在大学生负面行为者形象上的着力程度同样与媒体的商业化程度成正比。与受难者形象再现相比，负面行为者形象的刻画时使用的煽情、猎奇手法更加出格，鲜有客观报道事实而不添盐加醋的，尤其是在女大学生负面行为的报道上更加出格[13]。对大学生负面行为的报道能够帮助公众全面了解大学生群体，但多数报道所使用的歪曲、猎奇、煽情乃至无中生有的报道方式阻碍了这种认知。负面行为者形象虽然量很少，但对于大学生公共形象的损害却是巨大的，它抑制了大学生群体的真实表达与获得社会认同, 容易激起公众对大学生群体简单的、偏激的情绪。

中立形象也占有一定比例，再现这种形象的叙事一般而言比较真实、客观、全面，较少主观色彩，报道的内容广泛，且基本上没有类型化的叙事，有利于增进公众对大学生的了解，以及大学生主体经验的表达。

从整体上根据不同类型的形象所占的比例，我们可以概括出当代大学生在报纸上的群体形象：这个群体富于知识、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正面的品性，政府和社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关爱他们，但他们在生活中也会遭受一定的磨难与考验，而且还在一些无法理解的负面道德观指导下，做出某些让人遗憾的负面行为。

另外从表中也可看出，各报所“再现”的大学生形象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由于所有者以及商业化程度的不同，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如在三报中《京华时报》最为强调受难者形象与负面行为者形象，这与其商业化程度较高有关。而《北京青年报》比其他两报更为强调大学生的精英形象和受优待形象，这是它作为北京市团委机关报，以及担负的宣传职能所决定的。有意思的是，《北京晚报》的统计数据位居二者之间，似乎体现出商业力量与行政力量的某种平衡。

五 小结与讨论

本文大致勾勒出我国报纸所再现的当代大学生形象：这个群体富于知识、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正面的品性，政府和社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关爱他们，但他们在生活中也会遭受一定的磨难与考验，而且还在一些无法理解的负面道德观指导下，做出某些让人遗憾的负面行为。

而且，不同报纸所“再现”的大学生形象基本上是相似的，但报纸所有者和商业化程度的不同，对大学生整体形象的再现也略有差别。

各报对大学生整体形象的再现是通过各种类型化的叙事来实现的，特定的叙事类型产制出特定的大学生形象，并且影响着公众对大学生的认知图式。例如，精英叙事产制大学生精英形象，受优待叙事产制受难者形象，受难叙事产制受难者形象。

但是，各种不同类型形象的再现及产制的形象并不能完全表达大学生群体的主体经验，如大学生精英形象未能反映该群体的全貌，受优待者形象与大学生的现实利益诉求出现了一定差距等等。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形象经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传播、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大学生群体的认知、理解和接受，并有力地参与了当代大学生社会身份的建构，乃至影响到与大学生相关的公共决策。

讨 论

本文对我国报纸所再现的当代大学生形象所做的研究表明，大众传媒对某一社会群体进行的新闻报道存在类型化叙事并产制特定形象的假设，这种再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于特定群体的认知、理解与接受，乃至成为公共决策的考虑因素。

因此，新闻传媒应该有意识地总结分析对特定群体所进行的报道，不仅要做到“微观真实”，即尽量避免类型化、图谱化的报道方式；还应该尽量“宏观真实”，对已有的报道进行归纳、分析，找出对某一群体报道的习惯性思路以及尚未触及的盲点。正如哈钦斯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所指出的，新闻传媒应该完整显现“社会各个群体的典型画面”[14]。陈力丹教授在《作为话语的新闻》的序言中写道：“我们以往的分析，主要是凭直觉经验来写总结文章，或使用量化统计方法，因而虽然了解了新闻制作的日常组织形式、收集新闻的程序，以及新闻制作的社会控制和经济局限，但不了解新闻话语的结构如何隐蔽而无形地影响着人的头脑。从话语角度分析新闻叙事的文本，是一种认识论意义的研究，它实际开辟了一个研究领域。”[15] 本文在突破传统研究方法上作了一番尝试之后，对这段话体会更深。而笔者认为，除了文学研究中的叙事分析和符号学研究中的话语分析之外，其他社会科学中的各类定性定量研究方法都可以根据具体研究对象来综合使用。

本文在研究中因为种种原因还存在一些缺憾。如因为抽样统计技术不成熟，难免造成一定统计误差；所选择的样本量太少，可能缺乏代表性。另外，电视、广播以及网络等传媒未纳入研究视野，也可能使结论产生一定偏差。这些都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改进和完善。

作者简介：万小广,中国社科院新闻系07级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周济.大力加强教学工作 切实提供教学质量.中国高等教育，2005（1）[2] 卢德平.当代大学生公众形象调查报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1）[3] 百度.http://news.baidu.com/, 2007年2月28日访问

[4] 李艳红.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2)

[5] 安德斯·汉森等.大众传播研究方法.新华出版社,2004: 97 [6][7] [8] 李艳红.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2)

[9] 北京教育委员会网站.2005年北京各级普通学校基本情况.http://www.xiexiebang.com, 2007年3月9日访问 [10] 袁焕书.中国新闻年鉴2005.中国新闻年鉴社，2005 [11] 媒中媒.吴海民畅谈京华时报广告价值.年3月9日访问

http://www.mediaok.net/，2007[12] 明安香.传播学教学大纲.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内部发行），2003 [13] 何蕊,沈立赛.网络新闻中扭曲的女大学生形象--以新浪网为例.今传媒（学术版），2006（6）

[14] 哈钦斯委员会，展江等译.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5] 曾庆香.新闻叙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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