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雇凶杀人”案转包5次
“雇凶杀人”案转包 5 次
200 万元，是第一雇凶者开出的价码；10 万元，是“杀手”最终拿到的数目。涉嫌雇凶杀人交易，经过层层转包，逐级抽成，五人陆续接盘，价码一路缩水到原价的二十分之一。
漆为四最终决定不杀人。
他是朋友韩桂生雇佣的“杀手”，“暗杀”的目标是广西南宁大自然花园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严。记者获得的司法材料显示，在这条涉嫌“雇凶杀人”链中，韩桂生并不是第一雇主。200 万元，是第一雇凶者开出的价码；10 万元，是“杀手”最终拿到的数目。涉嫌雇凶杀人交易，经过层层转包，逐级抽成，5 人陆续接盘，价码一路缩水到原价的二十分之一。
处于链条末端的漆为四，觉得为十万元冒险，“不值。”他不想杀人，但又想获得酬金。他直接联系蒋严，主动交出身份证，他急于向蒋严证明，自己不准备动手。随后，蒋严与漆为四配合，演了一出“绑架”戏。躲避一段时间后，蒋严报警。南宁警方抓获漆为四，按照其供述，陆续控制其他四人。司法材料显示，雇凶者名为岑如祥，曾与蒋严存在经济纠纷。6 名犯罪嫌疑人中，除漆为四没有具体犯罪情节，无逮捕必要外，其余 5 人均被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起诉。2016 年 4 月 28 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一审
以证据链存在断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五人无罪。此后，青秀区检察院提交刑事抗诉书。2016 年底，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018 年 5 月 3 日，案件在青秀区人民法院重审开庭，次日休庭。由于被告人辩护人临时向法庭申请调取新的证据，法庭宣布延期审理。
“ 有人雇我来杀你”
一张一指长的白色纸条，用铅笔歪歪斜斜写着一串数字。纸条是漆为四写的。漆为四告诉记者，2014 年 4 月 28 日下午，他在南宁市青秀路 18 号的一栋办公楼一楼大厅徘徊许久，尝试绕过保安，进入楼内失败后，随手撕下一张纸条，写上一串号码，再递还给前台的工作人员说，“让你们老总给我打电话，这个电话对他非常重要。”“说罢，他走出大厅，没有留下姓名。”大自然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栋楼属于南宁市大自然花园置业有限公司。公司开发的大自然花园小区，是南宁最早一批花园洋房。靠近马路一侧，一栋黄色外观的二层洋楼，是大自然公司的办公楼。大门正对着前台，如果得到保安的允许上到二楼，一直往里走，就能看到大自然公司董事长蒋严的办公室。
▲大自然公司外景。记者 王煜摄 蒋严告诉记者，他籍贯山东，从小在河北长大，之后在石家庄入伍，在部队服役超过十年。1989 年，蒋严以正营职军官身份转业。跟很多同龄人一样，他选择“下海”，到海南发展。1993 年，因为看中当时广西南宁市政府提出的投资政策，蒋严来到南宁开办公司，之后在此定居。蒋严告诉记者，生意场上二十多年，时常有像漆为四一样的人来到公司，故弄玄虚一阵，目的“不是要钱，就是想留下来找份工作”。因此，他将纸条放在一边，没有打算理会。见此情景，秘书又提醒一遍“这个号码很重要”。电话
通后，蒋严自报家门，男子开口就是，“有人雇我来杀你。”“脑袋第一个感觉是诈骗。”蒋严告诉记者，他当时判断，如果不是恶作剧，男子可能就是想讹钱，便回复，“你要杀我你就来吧。”对方告诉蒋严，“我有你电话号码、身份证信息、车牌号码，但是我想通了，决定不杀你。”至于临阵倒戈的理由，漆为四对记者说，是因为觉得”不值”，“总共就给十万元，我不想冒这个险。”电话里，俩人约定，当天晚上 8 点钟见。放下电话，公司几名下属也认为是“诈骗”，劝蒋严不要理会。蒋严想，见一面也无妨。
“ 划不来的交易”
2014 年 4 月 28 日晚上 8 时左右，蒋严带着公司下属 3 人来到南宁市锦春路上的迪欧咖啡。
▲谈判的迪欧咖啡外景。记者 王煜摄 漆为四出现后自顾自落座，掏出一旧款白色三星手机。打开手机相册，里面有蒋严照片。画面中的蒋严，有的正在走路、有的陪朋友去商场、有的刚刚下车，像是长期跟踪偷拍。蒋严跟记者说，看完这些，他“后背发凉”，才意识到，眼前这个瘦小的男子，没有开玩笑。蒋严拿着手机，左右滑动相册，放大、缩小。他满脑子想，“要赶紧给自己配几个保镖。”收起手机，“杀手”漆为四跟蒋严摊牌。蒋严向记者提供的现场谈判录音显示，男子自称外号“阿四”。为表达“诚意”，阿四把身份证交给蒋严验明正身。“现在肯定有这回事，但是我敢来见你就没事。”漆为四说，“划不来，才十万块钱，我的命不止十万块钱，我的意思是，划不来就不做。”说完这些，漆为四补充说，自己这么做，“按（做）坏人来讲肯定是不对的。”蒋严的一名副总接过话茬，“你是个聪明人，做了聪明的选择。”漆为四没理会，接着透露，是曾经的狱友“阿生”雇的他（后文中的韩桂生）。漆为四说，阿生也是受雇于人，他“可以帮忙将这个人（幕后主使）找出来”。“我不想搞你。”漆为四进一步提需求：希望蒋严配合，摆拍几张照片，回去好交差拿钱。“不用弄那种有血的，表明你被绑就行，这个社会是讲证据的。”蒋严告诉记者，他按照漆为四的指挥，当即抓起一把纸巾，塞到自己嘴里，并将手背到椅子后。
阿四拍下照片，叮嘱一句，“你把手机关掉，出去躲一个星期再回来。”然后离开包房。蒋严照做了。他关掉手机，飞到上海呆了十天。蒋严告诉记者，没有立即报警，主要是因为从漆为四带来的照片看，很多角度距离自己非常近，怀疑是公司有“内鬼”，自己打算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在公司内部摸查。从上海回南宁后，蒋严雇了四个保镖，还在家里养了两条狼狗。内部自查两个多月，“内鬼”没有找到。2014 年 8 月 4 日，蒋严向南宁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第五大队报警。
从 从 200 万元到 10 万元
漆为四已经“暴露”，抓捕过程并不复杂。通过对漆为四的审讯，一笔涉嫌“雇凶杀人”生意，逐渐变得清晰。
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这起涉嫌雇凶杀人交易经过五层转包，每一层都从中抽成。从最初雇凶者出价 200 万元，经过五次倒手，至交易末端的漆为四，价格只有十万元出头。
南宁警方的侦查材料显示，雇凶者名叫岑如祥，五层“杀手”，依次分别是罗桂全、常旭东、韩建生、韩桂生、漆为四。
▲涉嫌“雇凶杀人”案被转包 5 次，价码从 200 万元变成 10 万元。新京报制图 许骁 上述五人均为单线联系，彼此之间并不认识。其中，漆为四与韩桂生曾为柳州监狱的狱友，韩桂生与韩建生是堂兄弟。
记者从知情人处获悉，岑如祥绰号“十四哥”，壮族，时年 48 岁，是广西合山一家企业法人；罗桂全是小生意人，年长岑如祥三岁，经营水泥生意，与岑如祥相识多年；常旭东人称“三哥”，经营一家烧烤店，时年 56 岁；韩建生 82 年出生，2004 年 12 月因故意伤害罪获刑14年，2012年1月出狱；韩桂生比韩建生大三岁，2007 年 6 月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2010 年 4 月出狱。
南宁市青秀区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岑如祥指使罗桂全雇佣杀手，去杀害蒋严，出价 200 万，通过现金交易。此后，岑如祥将蒋严的照片、身份证复印件、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等信息提供给罗桂全。
罗桂全是南宁本地人，出生在南宁市西乡塘区一处城中村，家中兄弟姐妹 6 人，罗桂全排行老幺。他的哥哥罗团结告诉记者，罗桂全做水泥、建筑生意，平时很少与家人联系，“现在家里都联系不上他，”但曾有不少人来家中找罗桂全，“在社会上认识的人应该不少。” 记者从案件知情者处获悉，实际上，罗桂全收到钱后没有动手，而是扣下 100 万元，然后找到社会关系相对复杂的常旭东，以100 万元的价格，将这笔生意转包，并移交蒋严的个人信息等。
“常旭东通过越南朋友，找到缅甸雇佣兵入境杀人。2014 年 1 月初，常旭东告诉罗桂全，杀手已将蒋严埋尸山上。罗桂全兑付承诺，交给常旭东 100 万元。”上述知情者称，过一段时间，罗桂全发现蒋严没有死，到南宁郊区的埋尸地点，挖开后，发现是一座空坟，他意识到上当。此时，缅甸杀手已经拿钱回国。
记者获得的司法材料显示，常旭东向罗桂全提出，如果重新寻找杀手，需要追加 100 万元。罗桂全向岑如祥转述，岑如祥口头答应“事成后再付”。意识到“杀人”没有那么容易后，岑如祥萌生退意，但已经不能回头。
2014 年 4 月，常旭东找到曾经坐过牢的韩建生，让其操办“杀人生意”。
司法材料显示，韩建生拿到 27 万元现金，以及一部白色手机、一张写有车牌号的纸条和一张蒋严的纸质照片。常旭东向韩建生许诺，事成后再付余款 23 万元。
韩建生也没打算自己动手。他以 20 万元现金将“杀人生意”转包给堂兄韩桂生。一场饭局上，韩桂生向漆为四“介绍生意”时，价格只剩下 10 万元。
漆为四意识这桩生意受到层层抽成，对这笔交易意兴阑珊。
2014 年 9 月 11 日，漆为四被警方刑事拘留，因其没有具体犯罪情节，同年 10 月 27 日，青秀区检察院认为无逮捕必要，决定对其不起诉。
同年 9 月 21 日，韩桂生被捕；11 月 5 日，韩建生被捕；常旭东和罗桂全，则分别于同年 10 月 16 日和 11 月 6 日被捕。
2014年11月18日，岑如祥主动到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分局自首。
或因经济纠纷“ 杀人”
蒋严告诉记者，他不认识岑如祥。青秀区检方的公诉材料显示，岑如祥的杀人动机，源于一场经济纠纷。南宁市青秀区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检方依法审查查明，2012 年 8 月，岑如祥投资参股广西桂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间接参与投资南宁大自然花园置业有限公司。蒋严告诉记者，2000 年 9 月 14 日，桂盛公司与蒋严担任法人的新天都公司签订《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并合作成立南宁大自然置业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大自然花园项目。桂盛公司占股 51%，新天都公司占股 49%。2013 年 11 月 11日，因“桂盛公司延迟开发，导致商业机会丧失，造成自己损失”，蒋严对上述两家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对土地使用权份额进行分割，并提出 4000 万元的索赔要求。此时，岑如祥因 2012 年 8 月参股广西桂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成为南宁大自然花园置业
有限公司股东。这起民事纠纷历经两次审理，以及一次再审申请，以蒋严败诉收场——2017 年 12 月，最高法驳回蒋严的诉求。青秀区检察院在起诉书中称，岑如祥因担心其投资参股桂盛公司、大自然公司亏损，于是通过罗桂全雇佣杀手去杀害蒋严。一场民事纠纷，自此变得不可收拾。
检方抗诉后重审
2014 年 12 月 26 日，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分局侦查终结，以岑如祥、罗桂全、常旭东、韩建生、韩桂生五人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南宁市青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此后，青秀区检察院分别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和 4 月 25 日，两次将案件退回警方补充侦查，并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青秀警方最终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补查重报。
2015 年 7 月 9 日，青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起诉书中，检方称，五人雇凶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触犯刑法，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五人已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是犯罪未遂。
一审中，岑如祥当庭翻供。除韩桂生和常旭东辩称，自己收到的信息是“控制蒋严”，是绑架而非杀人外，其余三人均认罪。
青秀区检察院当庭举证岑如祥名下的银行账户流水清单。罗桂全的姐姐作为证人，证实罗桂全曾于 2013 年底，将几箱钱交给其保管，过一段时间后又拿走。
一审庭审中，岑如祥是否曾遭遇疲劳审讯以及刑讯逼供，成为控辩双方焦点。
2016 年 4 月 28 日，青秀区法院一审认定，处于居中环节的韩桂生、常旭东两人，出现供述无法与有效联系的上线或下线相印证的情形，认罪种类不一致，因此证据链存在断裂，不能得出从罗桂全到漆为四分配钱款是为了雇凶杀人的唯一结论。此外，因为公诉机关举证的证据，不足以排除岑如祥、罗桂全被刑讯逼供的可能，两人的供述作为非法证据被予以排除。
青秀区法院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五人无罪。
2016 年 5 月 3 日，蒋严向青秀区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三天后，青秀区检察院提交刑事抗诉书。青秀区检察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违法排除合法证据，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确有错误，应予纠正。
在抗诉书中，青秀区检察院表示，依据看守所外提记录，警方对岑如祥的提审，并没有超过法律允许的讯问时间，且岑如祥回到看守所后体检正常，没有证据证实警方对岑如祥实施刑讯逼供行
为。此外，一审法院未考虑口供之间的印证关系，“片面看待全案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2016 年底，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南宁市中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2018 年 5 月 3 日，案件在青秀区法院重审开庭。此时，涉案六人已释放近两年。南国早报报道显示，庭上，6 名被告人轮流受审时一致翻供，均表示自己之前受到办案机关人员“敲打”，故而承认层层转包的雇凶杀人（未遂）经过。6 名被告人的辩护人一致认为，6名被告人没有要蒋先生的命，只是绑架勒索钱财而已。由于被告人辩护人临时向法庭申请调取新的证据，法庭宣布延期审理。
岑如祥的辩护律师，广西众维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跃辉告诉记者，案件目前正在重审休庭阶段，对于案情细节“目前不方便透露”。罗桂全的代理律师王勇，也未透露细节。此外，记者联系一审法院南宁市青秀区法院，未获回应。
一审认定岑如祥等五人无罪后，蒋严在家中装上监控设备，重新雇回保镖。蒋严平时经常琢磨，自己与岑如祥的经济纠纷，还不至于到非要取人性命的地步。
蒋严担心还有人要对自己“动手”，于是更加深居简出。他说，那种令人恐惧的感觉，又回来了。
第二篇：儿子当官多次遭实名举报 父亲雇凶杀人获死刑
儿子当官多次遭实名举报 父亲雇凶杀人获死刑
社会万象法制网马超2013-11-26 14:04 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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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现场
因两个当干部的儿子被人实名举报有违法行为，父亲就雇凶杀人灭口。11月26日上午，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新沂雇凶杀害举报人案”进行公开宣判，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被告人孙四友、刘桂余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经审理查明：今年68岁的被告人刘桂余与被害人石某夫妇都是新沂市合沟镇界沟村村民。刘桂余的两个儿子(一个为新沂市开发区某局干部；一个为所在村的村支书，另案处理)，被石某夫妇数次举报有违法行为，被告人刘桂余及家人与石某夫妇间矛盾激化。
2013年3月底4月初的一天，刘桂余在其二儿子家遇到正在赌博的、家住山东省郯城县花园乡的被告人孙四友。因为两家住地较近，刘桂余认识孙四友，知道其练过武功、身手不凡并有犯罪前科，遂以吃晚饭为名邀请其到家中，指使孙四友帮助杀害石某夫妇，孙四友当场表示同意。因孙四友不认识石某夫妇，刘桂余即向孙四友详细介绍了石某的身份特征、家庭住址等情况。二人还谋划编造谎言让孙四友去接近石某，以期将石某夫妇欺骗离家或在陪同其上访途中伺机将他们杀害并毁尸灭迹。
2013年4月上旬，孙四友按照谋划多次去找石某，谎称要去控告刘的其中一个儿子，而骗取石某及其家人的信任，打探石某夫妇行踪。孙四友将每次打探到的情况都及时告诉刘桂余，二人据此多次谋划杀害石某夫妇的具体办法。今年4月11日、12日，孙四友指使一按摩女多次打电话以修理打塑料颗粒机器为名，欲将石某夫妇骗出杀害但未能得逞。
4月14日中午，孙四友骑摩托车再次窜至石某家打探情况，因其图谋被石某戳穿，遂采取掌劈颈部的手段，致石某及妻子高某昏迷倒地；后又从摩托车上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螺纹钢筋，连续猛击石某夫妇的头部、颈部，致二人当场死亡。此后，孙四友将石某家院门锁好，先去刘桂余家中告知石某夫妇已被杀死的消息，然后骑摩托车逃离现场。
期间，被告人孙四友曾向被告人刘桂余和其担任村支书的儿子各借赌资5000元，当孙四友向刘桂余提出还钱时，刘桂余明确表示免除。作案后，刘桂余不仅资助孙四友人民币4000元用于逃跑，而且当孙四友提出家里盖房子等还需要用钱时，刘桂余表示有钱肯定予以帮助。5月6日，被告人孙四友、刘桂余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刘桂余对石某夫妇举报控告其儿子的行为不满而产生报复之念，纠集、指使被告人孙四友多次预谋并杀害石某夫妇，造成二人死亡的特别严重后果，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刘桂余是杀人犯意的提起者、指使者，被告人孙四友是直接实施者，均应当按照实施的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孙四友、刘桂余故意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且都曾因犯罪受到刑罚，却不思悔改，人身危险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遂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两被告人均表示不服，要求上诉。
记者马超 通讯员慈延年 徐志华 赵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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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西安刑事辩护律师：故意杀人死刑辩护案
西安刑事辩护律师：故意杀人死刑辩护案
宝鸡日报新闻《为与情人结合，恶夫竟然杀妻》：“宝鸡日报讯 为了达到与情人结合的目的，犯罪嫌疑人王海林竟残忍地将妻子杀害后抛尸。日前，渭滨公安分局民警经过连续 18小时艰苦细致地工作，成功破获‘3.12’故意杀人案。”
于此同时，宝鸡各大媒体、宝鸡电视台及西安、陕西各地报纸、电视台、网络媒体纷纷报道：“3月12日上午，一位自称王海林的人来到姜谭路派出所报案，称其妻子董玉环被人绑架，对方给其手机上发短信让他准备 5万元赎人。接警后警方立即对案件展开调查。王海林称，其妻董玉环因山东老家有事，于 3月 10日晚 8时许乘坐由宝鸡开往山东的火车回老家，当时是他亲自送妻上的火车。次日，他就收到恐吓短信。但在对其询问过程中，民警发现王海林的言行极为反常。侦查民警分析这不是一起简单的绑架案，可能另有隐情，遂对王海林进行了控制，同时多渠道、全方位展开侦查工作。经过 18个小时的斗智斗勇，王海林终于交待是自己杀死了妻子。原来，王海林几年前认识了青岛女子陶某，两人一直保持着不正当关系。近日陶某要来宝鸡与王海林约会，因担心其妻董玉环发现后闹事，王海林遂起了歹心，10日晚将熟睡中的董玉环掐死，第二天晚上用三轮摩托车运到老家凤翔县，抛尸于家里果园的一口废弃井中。日前，王海林已被渭滨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也在与此同时，远在加拿大留学的王海林的妹妹透过满眼的泪水，正在查遍全中国的法律网站，苦苦寻找着能替哥哥提供最好辩护的律师。晚上11时40分，西安市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的高西宁律师接到海外打来的带着哭声的越洋电话：“救救我哥哥„„”
接受委托后，高西宁律师立即赶赴宝鸡。在宝鸡的出租车、公交车、街头巷尾，人们在纷纷议论且愤怒着：“听说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才三岁”。听办案人员愤慨的介绍了案情，一股无名怒火升腾在律师的心头：如此灭绝人性的人，我还能替他辩护什么？随即，律师的天职，那犹如洪钟般时时鸣响在耳畔的声音，又一次向他敲响：当社会、法律、舆论的天平都向一边倒的时候，在人们一片的喊杀声中，律师的头脑务必要保持高度的冷静。即便是恶魔，也要维护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也要保证他受到公正阳光的照耀。
2008年8月12日，王海林故意杀人案在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公诉人代表宝鸡市人民检察院明确表示：被告人王海林不属于投案自首，无从轻情节。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32条之规定，请依法判处。身戴脚镣手铐的王海林面色如腊，他知道：死神已在向他招手。在经过法庭调查后，高西宁律师发表了他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海林的父亲王均的委托，指派我作为王海林故意杀人案的被告人王海林的辩护人。经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及参加法庭调查，本辩护人认为，王海林故意杀人的事实成立，本辩护人没有异议。但王海林在本案中的自首情节和立功表现，却被侦察机关和审查起诉机关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自首情节和立功表现，直接影响着对被告人的正确量刑，对王海林来说生死攸关。故辩护人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案被告人王海林实施犯罪后，在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的情况下，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故意杀人的罪行，依法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王海林投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属于自首。一审判决对王海林的自首情节不予认定，是对本案事实的重大歪曲。
1、在王海林向公安机关“报警”前，公安机关并不知道发生了故意杀人犯罪，也并不知道王海林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
2、接到王海林的“报警”后，“侦察人员向王海林了解情况时发现王海林所说案情前后矛盾。”这种发现，只能说明侦查人员对王海林的报警产生了怀疑。正如抓获人、侦查人员王强在《抓获经过》中所述：“认为这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绑架案件，可能另有隐情”。王强的这两个“可能”，足以证明当时侦查人员对王海林只仅仅是怀疑和推测。推测的结论只是认为其“可能另有隐情”，而并不知道另有什么隐情，更不可能知道已经发生了王海林故意杀人的犯罪。
3、侦查人员“又从其衣兜内查获‘向其发短信索要现金’的董玉环手机卡”。侦查人员的这一查获，只能证明王海林向公安机关报警的内容有假，即“妻子董玉环被人绑架并向自己索要五万元现金”属于王海林编造的谎言，只能证明王海林形迹可疑。但仅凭手机卡，并不能证明董玉环已经被杀，也并不能证明王海林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侦查人员也不可能仅凭这张手机卡，就得出董玉环已经被杀、王海林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的结论。事实上，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和线索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不可能仅凭王海林说话前后矛盾及这张手机卡，就发觉王海林故意杀人的罪行。
4、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王海林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故意杀人的罪行前，王海林故意杀人的罪行已经被公安机关发觉。
5、客观事实是：在王海林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故意杀人的罪行前，公安机关并不知道董玉环被人杀害，也并不知道王海林实施了故意杀人的犯罪。
6、公安机关之所以知道或发觉王海林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源自于王海林向公安机关的交代。
7、王海林是在行动自由，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前，主动来到公安机关的。
8、在王海林交待了全部犯罪事实后，公安机关才对王海林实施了拘留的强制措施。而在此之前，公安机关向王海林发出的传唤，依法不属于强制措施。
9、、本案各项证据证明，王海林交代的主要犯罪事实属实。
10、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海林在行动自由，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前主动来到公安机关；因其形迹可疑，经司法机关盘问、讯问后，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自己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和罪行，依法属于自首。《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一审侦查和审查起诉机关故意淡化、忽略、甚至隐瞒被告人王海林的自首情节；一审判决拒绝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对王海林的自首情节不予认定，均是对本案事实的重大歪曲。故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对被告人王海林的死刑判决，依法对被告人王海林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王海林具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的行为。在还未查证落实的情况下，轻率判处被告人王海林死刑立即执行，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辩护人在一审会见被告人时了解到，王海林到案后，有数起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的行为。经向审查起诉机关核实，王海林确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的事实，但还未查证落实或侦破。辩护人认为，对刑事案件的查证落实或侦破，是侦查机关的职责。侦查机关还未查证落实或侦破，不等于被告人的检举、揭发不属实。因此，依照刑法的规定，被告人王海林仍存在具有“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法定情节的可能。在这种可能性还未排除的情况下，轻率判处被告人王海林死刑立即执行，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三、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未查清楚，对被告人王海林故意杀人犯罪动机的认定不合常理，站不住脚。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海林为了达到和情妇陶素梅一起生活的目的”而故意杀人，这种对王海林杀人动机的认定不合常理，站不住脚。事实是，在事件发生前，王海林已经和被害人董玉环依法登记离婚。王海林非常明白，他完全可以随时和他人合法结婚，合法生活，根本不需要为此而去冒死杀人。王海林在一审庭审中一再声称他不是故意想要杀死董玉环，而是失手了，并且，他还对董玉环做过人工抢救。一审法庭对这一重大事实并未查清。一审判决对王海林杀人动机的认定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不合常理。
四、对被告人王海林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9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对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006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召开的第五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部分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又再次强调：对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案件，在处理上应当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案件有所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在先后召开的多次会议上，都强调要慎重处理因婚姻家庭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的死刑适用，对贯彻“宽严相济”、“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婚姻家庭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一般事出有因，被告人针对特定的对象实施犯罪行为，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案件有所区别，在量刑时，应当综合犯罪动机、犯罪起因、犯罪手段等因素考量，不能因为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就一律适用死刑。就本案来看，被告人王海林究竟为何要杀死董玉环，杀人动机是什么，是故意还是“失手”？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都还未查清。且被告人王海林具有自首情节，其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立功情节的事实还有待侦察落实。故即使对王海林判处死刑，也不宜立即执行，而应缓期执行。
辩护人：高西宁
（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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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刑事案件辩护词(李大国、王向秀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
关于李大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黄河市黄河律师事务所接受犯罪嫌疑人李大国的委托，并经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犯罪嫌疑人李大国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罪作轻罪和无罪辩护。下面我公诉机关公诉理由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质疑，并对我方的辩护理由进行阐述，请法庭在判决时予以参考。
一、首先，公诉机关的公诉词中存在以下漏洞，我一一指出。第一，公诉机关所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不讳”不够严谨，不负责任。我想告诉公诉方的是，被告人李大国、王香秀虽然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将当时的案件事实确实已经向法院如实交代，但其所交代的事实与公诉方起诉时依据的所谓的犯罪事实有诸多不同，因此公诉方想要证明被告李大国、王香秀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其证据远未达到确凿的程度，案件事实依然含混不清，仍然需要论证。公诉方在我方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没有推翻我方的证据，没有提出新的证据，而是依然坚持被告故意杀人的观点，这是对国家公诉权利的亵渎、对司法公正的藐视，和对当事人的不负责任。在此，我希望法庭继续给公诉方和我方机会，将该案件事实明察，给被告人和被害人一个公正的交代。
第二、公诉方称李大国的故意行为明显，其依据是李大国的刀子是从裤兜掏出来的，并此种赵玉田的胸腔部位，我对公诉方这样的逻辑表示质疑。理由如下：第一、公民进行正当防卫的时候，法律没有苛求公民在制止自己受到的不法侵害时所使用的工具来源。也就是说，在面对赵四一家现实的、正在进行的并足以危及李大国及其妻子王香秀的人身安全时，李大国和王香秀拥有利用身上以及周围可以利用的物品进行自我防卫。无论李大国的刀子是从裤兜里掏出的还是在地上捡来的，他都有权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何况李大国的刀子只是平时也随身携带方便生活、工作的一个工具，根本蓄意谋害的意图。如果公诉方一再认为公民用身上的刀具进行防身也算是一种故意杀人的话，那么假如李大国面对的是一个杀人恶魔，是不是意味着他就得束手就擒，因为横竖都是一条死嘛！第二，对于李大国用刀刺中赵玉田胸部的行为，无法证明其存在主观故意。因为，李大国在面对赵四一家包抄殴打的情况下，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拿起刀子进行防卫，在这种场面混乱、情绪激动的情况下，他的刀子不仅划伤人很正常，而且划到任何部位也都是非常正常的。因此公诉方用刺中胸部来证明主观故意的逻辑不够严谨。第三、公诉方认为“李大国在没有受到赵四和赵玉田威胁的情况下，拿出刀子连续刺向赵玉田和赵四”的情节的认定，不属于案件的真实情况，与我方提供的各项证据和被告人的供述存在严重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举证质证环节中，我方已经向法庭出示了各项证据，证明了案发时被告人李大国和王香秀受到赵四一家不断挑衅，赵四一家先动手，而且被告人李大国和王香秀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而在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李大国才拿起水果刀进行反抗，最终才造成被害人的伤亡。因此公诉方所依据的事实需要得到进一步证明。辩护人认为，李大国主观上并不存在杀人的故意。我有以下几点理由供法庭在判决时予以参考：⑴赵家一家先前来挑衅，李大国开始一直没有理睬，并不想纠缠。（2）若李大国有杀人故意，他早在被打倒之前就有杀人的机会而不至于躲避。（3）李大国用水果刀扎人时，其正在面临赵四一家对其人身的不法侵害。（4）李大国防卫时并未注意到扎到哪里，也没意识到赵玉田伤势十分严重至于死亡。（5）李大国在张丽英抱着其腿时，在张丽英没有什么威胁的情况下，不仅没有进行行凶，反而告诉他到医院看看，如果李大国有杀人或者伤人的故意，这么好的机会他却为什么不用呢。
第三、公诉方称“李大国是一个身高180CM的中年男性并有其朋友孙晓坤的帮助”，对于这一点，辩护方不予认同。理由如下，1、孙晓坤与李大国和赵四均在一个市场做生意，三方关系都不密切，他并非是帮助在李大国。根据双方的证据显示，包括公诉方在内的几个证人都认为孙晓坤只是一个劝架的人，并未直接参与到打架过程中，所以一直保持的是一个中立者的身份，只是在事发之后帮助被告人拦下出租车，想将其送往医院而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帮助行为。如果公诉方认为孙晓坤是在帮助李大国实施故意杀人的行为，那么为何不将孙晓坤作为共同犯罪嫌疑人而进行共同起诉呢？
2、公诉方认为李大国由于一米八的个子，就认为李大国在打架中就会占有优势，就推定赵四父子殴打李大国致使其倒地等现象不存在。对此我方不认同。因为李大国虽然是一米八的高个子，但是他的对手是两个一米七的人，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一米八和一米七只相差十公分的高度，差距虽然有，但并不是很悬殊。我承认李大国在与一个赵四或者一个赵玉田单打独斗时，可能会有点优势，但是公诉方认为李大国面对赵四父子两人的殴打时仍然占据绝对优势，那未免过于乐观了，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第四、公诉方将“李大国的损伤属于轻微伤，而李大国的行为却造成了一死两伤的严重后果”作为确定李大国故意杀人罪行的依据，证据不足，在逻辑上也有重大问题。辩护人认为，李大国虽然属于轻微伤，但是李大国头部、肩部、臂部、手上、膝盖、腿部等六个部位大大小小伤痕一共九处，足以证明李大国在打斗过程中受到赵四一家人包抄打击，而不是由被害人所称的，李大国没有受到赵四父子的伤害。至少，公诉方无法排除李大国在自己受伤时的行为与其造成的一死两伤的行为之间存在防卫与反击之间的因果联系，所以公诉方的定罪太过武断。
二、辩护人对犯罪人李大国的罪行进行分析。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李大国故意杀人、伤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李大国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同时，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害人赵四一家存在主动挑衅等过错行为，另一方面李大国在事发后有主动自首的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为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履行辩护人职责，协助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现根据本案事实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提出以下材料和意见，供法庭在判决时参考。首先，公诉方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
1、犯罪嫌疑人李大国是防卫过当造成的过失杀人，而非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根据双方认定的事实，赵四一家存在主动挑衅的过错，而李大国是在被赵四一家殴打、人身权利受到非法侵害的情况下拿起水果刀进行自我防卫，不具有造成他人伤害或是死亡的主观意图，最终造成了被害人死伤的结果属于李大国防卫过当造成的过失杀人。
2、李大国主观上并不存在杀人的故意。刚才我已经讲了李大国主观不存在故意的原因，在不赘述。
3、李大国拿刀捅人的行为是防卫。理由如下：⑴赵家三人从7月3日下午开始就蓄谋挑衅、殴打李大国，李大国避开。⑵赵家三人包抄无故殴打李大国及其妻子二人。率先动手，并且用锐利的混凝土块敲打李大国的头部。⑶李大国当时在斗殴中处于劣势。他和她的妻子人身安全正在遭受严重地不法侵害。⑷在这种环境中三人打两人，李大国夫妇二人面临两男一女的殴打，一直处在被动挨打境地。⑸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李大国的行为符合“为了使……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这样一个防卫过当条件。
其次、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足。
侦查机关起诉意见书列出的证据有：物证、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尸检报告、鉴定结论、抓获材料。
1.被害人陈述容易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夸大或虚构某些关键事实情节，其真实性有待进一步审查判断。
2.从目前我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辩解及了解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来看，无法认定犯罪嫌疑人李大国故意杀人、伤害罪。
最后、李大国在事发后具有自首的意图和情节。
因此，根据以上事实、分析公诉机关列出的证据及本辩护律师本次提交的证据，可以得出：犯罪嫌疑人李大国防卫过当，本案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罪，并可以减轻处罚。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案李大国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此致
黄河市人民法院
黄河市黄河律师事务所
2012年3月
刑事辩护委托书
委 托 人：。
联系电话：。受委托人：，黄河市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电话：。办公地址：。
委托人因涉嫌 案件，委托上列受委托人作为本案 人 在 阶段的辩护人。
（注：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由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各持一份，交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一份。）
委 托 人：
受委托人：
二○一 年 月 日
第五篇：《徐某某涉嫌故意杀人、侮辱尸体案辩护词》 姜保良
《徐某某涉嫌故意杀人、侮辱尸体案辩护词》
姜保良 案情简介：公诉机关指控徐某某故意杀害其干妹妹张某，并涉嫌在其死后侮辱尸体，法院一审判处徐某某死刑。本辩护词为二审辩护词，二审法院改判徐建林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徐某某涉嫌故意杀人、侮辱尸体案二审辩护词
受山东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由我们作为本案被告徐某某的二审辩护人。经查阅案卷、会见徐某某并参加庭审，现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围绕本案焦点，发表如下辩护意见：(前略)
二、原审判决中诸多犯罪事实疑点未查清
我国定罪量刑中对于犯罪事实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被判处死刑案件，更应该查明案件事实，确保证据的客观、真实、全面以及疑点的合理排除。但是，本案中发现如下犯罪事实疑点：
疑点一：徐某某所述故意杀人前后行为与陈某所述有偏差。
徐某某称大约早晨5点左右，其到四方大酒店天桥溜达，回到旅馆后再次外出捡到石块，后来发生故意杀人事件。简言之，在凌晨5点左右，徐某某共出入旅馆两次。
为民旅馆系普通住房改造而成，旅馆空间非常狭小。住在5号房间隔壁6号房间的陈某证实4：30左右听到5号房间内“有女人在吆喝说我热，我不盖被，你别给我盖被”（卷三第46页），因为4号房间客人退房，陈某后来去了这个进旅馆门后直冲着的4号房间。同时证实“大约二十分钟后，我看见从5号房间内出来一个男青年，进了5号斜对过的厕所，男青年进厕所后，我再也没有注意到他”。4号房间位于进旅馆后的直冲位臵，因此，可推断频繁进出旅馆的举动应该可能会引起陈某的注意。但是，陈某称“男青年进厕所后，我再也没注意他”。对于基本处于同一时间点的行为，徐某某所称几次出入旅馆与陈某所述有一定出入，是为本案疑点。
疑点二：徐某某所述张某的尖叫声，隔音效果很差的隔壁房间居住的陈某及赵某某均没有听到。
陈某证实房间隔音效果很差，并说可以听到5号房间内的电视声音以及说话声音，并对说话内容可以清楚判断。安静的夜里，陈某没有入睡，在6号房间门口抽烟，后来去4号房间看电视，对徐某某所述张某在受到侵害时的尖叫声，却没有听到，不能不视为案件一个疑点。
疑点三：徐某某拿石块的时间及地点等。
正如上述陈某所证实的，陈某从未见到徐某某几次出入旅馆，而只是看到其上厕所。陈某所述时间与徐某某所述时间大致在一个时间段，两人的说法却存在很大的差异，那么徐某某何时出旅馆以及又是从何处捡来的石块，只有徐某某个人供述，也是本案的一个疑点。疑点四：徐某某犯罪时间以及何时离开旅馆。
徐某某在供述中均称大约早晨5点左右，离开5号房间出去溜达，回到房间后张某提出借钱的说法，徐某某再次外出并顺手拿到了石块，回来后，发生了犯罪行为。大约早晨8点左右离开旅馆。但是。冷某某却非常肯定地确认“5号房间的男青年是在2009年1月1日早上5：30离开的旅馆。当时我看到他出旅馆大门。他离开后我也没再睡着，从5：30以后我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还有别人进入5号房间，5号房间的门也一直紧闭着没开过”（卷三第19页）。
三、原审判决认定徐某某犯侮辱尸体罪证据不充分
原审判决认定徐某某犯侮辱尸体罪的依据是被告人供述和《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鉴定文书》（青公刑物鉴字2009字第012号）。但是，该鉴定文书只能证明徐某某曾与张某发生性行为，而无法证实行为时间是在故意杀人行为之前还是之后。
被告人供述与现场勘验笔录存在很大矛盾。据徐某某当庭陈述，其与张某发生性行为是双方自愿发生，且时间在所涉故意杀人行为之前。因此，本案认定徐某某是否构成侮辱尸体罪的关键认定在于发生性行为的时间。
结合徐某某所述其之所以被逼对自己的“妹妹”狠下毒手，其导火索在于张某在自愿与其发生性行为后的要挟，以致徐某某极为恼怒。且徐某某在笔录中均证实“我本打算将张某的裤子给她穿上，可又一想她已经死了，穿不穿也无所谓了，于是我就没给张某穿裤子”（卷二第36页）；“我本打算将张某的裤子也给她穿上，可又一想她已经死了，穿不穿也无所谓了，于是我就没给张某穿裤子”（卷二第61页）。在徐某某笔录中也多次证实“问：描述一下张某死后的面貌、衣着特征？答：当时张某上身穿黑色外套（我和张某发生性关系后我给她穿上的）里面穿一件粉红色毛衣，下半身赤裸〃〃〃〃〃〃”（卷二第38页）“她的外裤本来就没有穿，将保暖裤及内裤放在床上”（卷二第60页）。通过上述笔录可知，张某是下身赤裸，没有穿裤子。陈某在笔录中也曾证实听到“5号房间内，有女人在吆喝说我热，我不盖被，你别给我盖被”（卷三第46页），”也可间接证实上述事实。但是，上述作为定罪依据的笔录与《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卷二第8页）中“裤子褪至脚腕处”明显矛盾。
结合前部分所阐述的徐某某与张某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二人同居一室，毫不避嫌，徐某某所称二人系自愿发生性关系存在一定的合理可能。
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判决证据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通常理论上所说的达到唯一性、排他性的程度。但是，显然本案中用以指控徐某某犯侮辱尸体罪的两组关键证据存在不可解释的矛盾。因此，我们认为根据上述存在冲突的矛盾认定徐某某犯侮辱尸体案证据不充分。
四、徐某某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
从本案案卷材料及庭审情况来看，徐某某到案后能够积极认罪，如实供述，配合办案机关工作，主动坦白交代自己所涉犯罪事实。其在犯罪结果发生后曾经自杀，想用一命偿一命的最原始方式弥补自己所犯罪行。徐某某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其犯罪行为的性质及严重性，已经深深悔罪。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特别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法律，准确惩治犯罪，慎重适用死刑，统一死刑适用标准，确保死刑案件审判质量。坚持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案件等具有酌定从轻情节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徐某某刚刚年满二十周岁，其人生道路刚刚展开，却因为年轻的冲动给自己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探究其本案动机及行为发生的原因，徐某某并非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性极大、不可饶恕的犯罪分子。刑事法律的基本功能也不仅仅在于打击犯罪，更在于挽救失足之人，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应有之义。
综合以上情况，恳请审判长、审判员依法对徐某某从轻判罚。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充分考虑并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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