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夏朝帝王启人物生平事迹
夏朝帝王启人物生平事迹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夏朝帝王启人物生平事迹》的内容，具体内容：启(生卒年不详)：也称夏启、帝启、夏后启、夏王启，他是禹的儿子，夏朝的第二任君王，前 1978 年―前 1963 年在位。其母是涂山氏族的女子。儿子至少有五人，其中有太康及中康。接下来是我为大...启(生卒年不详)：也称夏启、帝启、夏后启、夏王启，他是禹的儿子，夏朝的第二任君王，前 1978 年―前 1963 年在位。其母是涂山氏族的女子。儿子至少有五人，其中有太康及中康。接下来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希望能帮到大家。
身世传说启的母亲是涂山氏，屈原在其《天问》中曾记载“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与涂山氏相遇于台桑，怀孕的涂山氏女生下了启”。
王位之争
舜以后，王权进一步强化，传说姒禹涂山会盟时“执玉帛者万国”，“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姒启画像禹斩之”[3]。此涂山就是河南嵩县的三涂山，亦即会稽山，正在夏人活动中心地区附近。可见经鲧、禹两代经营，夏后氏已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王权的产生，氏族制度的机关已部分被改造，部分被抛弃，唯继任领袖的人选要经议事会认可的形式尚存。而从妫舜到姒禹正处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各种人才辈出，首先被举为姒禹继任者的是当时曾掌五刑、负责狱讼的皋陶。皋陶先姒禹而死，部落联合体议事会又推举了益，即伯益。他是颛顼和少典氏的后裔，又名大费，与皋陶有一定的血缘亲属关系，曾协助姒禹平水土，有功而受到妫舜的器重，被任命为掌管山泽、调驯鸟兽的“虞”，古文献曾有“益主虞、山泽辟”之说，有学者认为他的功绩在首创畜牧业[5]。所以按照传统习俗，姒启作为领袖之子在议事会讨论继任者人选时，虽被优先提名，但他的功绩与威名无法与益相敌，益很自然的成为议事会认可的法定继承人。
甘之战
然而，在益和启的时代，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禹死后，启立即发动了对法定继承人的攻击，夺取了领袖的职位。关于这场斗争的经过，有记载说：“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或说“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7];还有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8]。总之，斗争很激烈，而几经波折，“叛乱”的姒启曾遭益的有力反击，一度处于劣势，甚至被拘禁，终于因有姒禹的经营和培植，夏后氏根基更深、实力更强，在拥护者的支持下，夏后氏及其拥护者联合起来对益发动战争，终于杀益，使启夺得领袖的权位。[9] 甘之战启夺得领袖职位后，在今河南禹县举行盟会，通报联合体内部各部落和附近酋邦，争取支持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启有钧台之享[10]。但是姒启破坏传统习俗的篡夺行为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同样觊觎联盟最高权位的部落首领，以有扈氏为代表，公然表示不服从姒启作新的领袖，从而发
生了姒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11] 有扈氏是当时一个强大的部落或酋邦。传说姒禹时就曾发生过“攻有扈”，“以行其教”[12] 的战争。战前，姒禹在誓师之辞中说：“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宣告要和有扈氏决一死战，标榜自己不是为了贪图有扈氏的土地、人民、财货，而是代天行罚。还传说：“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阵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这些传说都反映姒禹与有扈氏之战，是一场权力之争。有扈氏以其强大，意欲僭取联合体王权而起兵，所以姒禹伐有扈“以行其教”、“行天之罚”，而且将战争的手段与加强政教的手段结合，最终才战胜有扈氏。姒启伐有扈，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禹伐有扈的继续。[11] 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是两强相遇，因而打得十分激烈，但留下的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不多，主要是姒启的一篇战斗动员令《尚书甘誓》，全文为：“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13-14] 文中第一段介绍《甘誓》背景，是启在战于甘之前，召集左右高级官吏申明纪律约戒的誓师词。“六卿”过去的解释多认为是六军之将，实际上“六卿”和“六军”都是周代以后出现的，是成书时借用的后代词汇，其所指当即下文中的“六事之人”。在古文字中事和史是一个字，商代甲骨文中商王所称的“我史”、“朕史”、“东史”、“西史”等往往参与征战，所以夏后启召“六事之人”传达战争约戒就很容易理解了。第二段是誓师词全文，首先宣布有扈氏罪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意思是指责敌人上不敬天象，下不
敬大臣，引起天怒人怨，所以伐有扈是代天行罚。其次宣布军事纪律，命令部属各自奉行命令，忠于职守，努力战斗，还申命奉行命令者将在祖庙中受到奖赏，违背命令者，将在社坛前处死。和伐三苗的《禹誓》相比，可见启时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威是前一个历史时代无法相比的。[14] 相传启初“与有扈氏战于甘泽而不胜”，总结原因说“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于是励精图治，“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15]。可见姒启取得甘之战的胜利，“灭有扈氏，天下咸朝”[16] 是很不容易的。
武观之乱
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终于打破了氏族制度下自然发生的共同体权力，国家出现了，但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愈演愈烈。姒启用暴力手段结束“禅让制”后，他的儿子们又发生了争夺继承权的骨肉相残，这就是武观之乱。[18] 在周代文献中，曾将“夏有观、扈”和“虞有三苗”并论[10]，其中的扈是有扈氏，观则为武观，或作五观。还将他与尧子丹朱、舜子商均、汤子太甲、文王之子管蔡相比，说“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19]，可证姒武观是姒启之“奸子”。关于武观之乱的经过留下的记载很少，仅见今本《竹书纪年》中有：“(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师师征西河，武观来归。”[20] 时代更早的《逸周书尝麦》篇也记述了对这次叛乱的征讨：“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卑正夏略。”文中的“五子”当为“五观”之误。据今本《竹书纪年》启在位十六年。约略可知在姒启的晚年已发生了诸子争立的**，季子武观因此被放逐西河。后来，当继任问题进一步提到日程上时，姒武观发动叛乱，效法姒启用暴力夺取继承权，这场权力之争几乎瓦解了夏王朝的统治，幸而有彭伯寿率师出征西河，才平定姒武观的叛乱。关于西河之地望历来说法不一，较多说法是在河水之东的晋南或河水之西的陕西韩城一带，还有河南安阳附近的内黄说等。以在晋南河汾之间的可能性最大，关于夏文化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也为晋南说提供较多的证明。
第二篇：李商隐生平事迹
李商隐生平事迹
【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非常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过，很显然他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的现实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县令。
【名、字、号】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男子的姓从父亲那里继承，由父亲或者其他长辈起名，而字和号则多是男子成年后为自己取的。据现有的资料无法判断谁为李商隐起了名和字，但“玉谿生”和“樊南生”两个号都是李商隐自己取的。
根据黄世中的看法，“商隐”是“商山隐士”的意思，来自“商山四皓”的典故；而“义山”，是指隐居而能行义。
“玉谿”，是今河南济源境内王屋山下的一条溪谷。据说李商隐青年时代曾在附近修习道术。
“樊南”，指长安（今陕西西安）城南的樊川，景色优美，“自韦曲而南，长渠分注，土壤丰腴，菜圃稻畦，罫纷绮错，田庐鸡犬，恍如江南水村图画中。”（傅增湘《秦游日录》）唐代官僚士大夫喜欢在这一带购置别墅，游憩宴乐。李商隐在长安生活期间，有可能常来樊川。
【早年生活及教育】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欣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写于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应举之路】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文宗开成二年（837），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目前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贾餗）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权贵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
【步入仕途】
李商隐考中进士的当年（开成二年，837）年末，令狐楚病逝。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今甘肃泾县北部）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甚至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集团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集团在数十年中互相排挤攻击，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重大矛盾之一。
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他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李商隐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在唐代，取得进士资格一般并不会立即授予官职，还需要再通过由吏部举办的考试。开成三年（838）春天，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不过，他并没有后悔娶了王茂元的女儿。他们婚后的感情很好，在李商隐的眼中，王氏是一位秀丽温和体贴的妻子。
开成四年（839），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这是一个低级的官职，但有一定的发展机会。没过多久，被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他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孙简很可能以某种不留情面的态度对待李商隐，使他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不久（开成五年，839）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
【闲居时期】
辞去了弘农县尉，李商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于武宗会昌二年（842）设法又回到秘书省任职。这一次，他的职位（“正字”）品阶比三年前（“校书郎”）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然而，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李商隐重入秘书省不到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他必须遵循惯例，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
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闲居在家的三年（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会昌三年（843），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藩镇叛乱时病故。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李商隐在闲居的几年里处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一些亲属的墓葬迁回了故乡的家族墓园。这种维护家族荣誉的努力多少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现存的部分诗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淡化对政治生涯的兴趣和期待。他有时从事农耕，声称自己“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写作田园诗歌。不过，纷乱的时局始终吸引着李商隐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几乎无法隐藏。
【幕府游历】
会昌五年（845）十月，李商隐结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书省。此时，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已经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传言他是由于长期服用道士进献的长生药而中毒身亡。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宣宗李忱即位，他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几乎整个会昌六年（846），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这一年，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35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弟弟李羲叟也在这一年中了进士，这两个好消息大概只能让他兴奋一时。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纲领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视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党的胜利。尽管他的职位几乎低得不值得在权力斗争中被排挤，但仍然可以想象他的郁闷心情。因此，当大中元年（847）桂管观察使郑亚邀请他往赴桂林任职时，他几乎没有犹豫。
从太和三年（829）受聘于当时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开始，李商隐多次进入地方官员的运作机构中担任幕僚的角色。事实上，他身为幕僚的经历比正式任职于朝廷的时间更长。不过，在宣宗大中元年（847）之前，他似乎一直将这样的经历作为过渡。对于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李商隐来说，这种这种经验非常重要，既是他历练工作能力的过程，也是积累社会关系的途径。不过，毕竟只是为日后的大展宏图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从时间上看，以往每一次的工作经验几乎都在数月之内，变动频繁，而且一旦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就会立即辞去幕府的工作。而这一次，李商隐作为郑亚的幕僚前往桂林时，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近末路。在之后的10年间，他将在幕府游历中逐渐耗尽所有的政治热情。
大中元年三月，李商隐告别家人，随郑亚出发，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行程，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大中二年秋，他回到京城长安。据说，他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他已经进入权力的核心）请求帮助，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前，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弘农县尉）。
李商隐担任盩厔尉时间不长，又被调回京城。此时，与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职，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着出现变化。大中三年九月，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的邀请，前往徐州任职。卢弘止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止仅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
【晚年】
大中五年，李商隐经历的另一次重大打击，是他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可以想象，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他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的感情。家庭的巨大变故并没有给李商隐很长的时间去体验痛苦。王氏留下了至少两个未成年的儿女。对于刚刚失去工作的李商隐来说，这是一副沉重的担子。
这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
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他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于十一月入川赴职。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时间都郁郁寡欢。他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他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了。
大中九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大中十三年秋冬，李商隐在家乡病故。
第三篇：苏轼生平事迹研究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
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然而，这样一位人人敬仰的大文豪，却在着一生中倍受排挤，屡遭贬谪。那么，苏轼这位“天下之奇才”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人生坎坷的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在文学上又有何成就呢？就让我们走进苏轼，去体味他那传奇的一生，去了解他那不平凡的事迹吧！
苏轼的一生，大概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 少年学识积累阶段；
苏轼21岁前可谓处在学识的积累阶段。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少年时的大量积累为苏轼日后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二． 全盛高官时期；
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在这个时期，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
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
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
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
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
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
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
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
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
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
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三．遭排贬外时期；
苏轼所遭的重大排挤，始于王安石变法。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
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
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
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
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纵使屡遭排挤，苏轼亦
多次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愿望。在密州写的《江
城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
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
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
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
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
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三． 人生灾难时期；
苏轼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
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
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
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
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
“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
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
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
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
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这四个月里，苏轼无时无刻不承
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这可谓是苏轼在仕途上的重大失败。它不仅使苏轼的地位一落千丈，更使苏
轼政治的形象被蒙上一层阴影。
虽然在仕途上屡遭失败，但苏轼却用他旷达的心态开启了他豪放的词
风，更开启了一段豪放人生。他豪放词的最凸起的代表是题为“赤壁怀古”的《念奴娇》（大江东往）。这首词以夸张的手法从江水的东流，感慨感染到
时光的逝往，进而把山河与人物合写，视野高远，气焰恢宏。即正面描摹赤
壁的江景，又详细刻画了周瑜的雄姿。这两方面的文字都颇为夸张，使“山
河如画”与“风骚人物”，都得到形象的表现。结尾又联想到自己志不得伸，早生华发，发出“人生如梦”的感叹。这与曹孟德《短歌行》同样苍凉悲壮，把不平的心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俞文豹《吹剑续录》中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
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晨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个故事说明了苏轼词的主要特。
他视野高远，气焰恢宏，感情奔纵而郁愤，显示出一种积极乐观而又苍凉悲
壮的格调，把不平的心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又如《卜算子黄州定慧院
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
却归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表达其怀才不遇的心
情，正由于他的理想抱负无法实现，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情绪不断地从
他的词里流露出来。在《行香子清夜无尘》中，“虽抱文章，启齿谁亲？”
怀才不遇，继而又自我解脱：“且陶陶乐尽无邪”。“ 无邪”是指不受礼欲影
响的性格。此词流露出人生苦短，知音难觅的感触，表达调查脱世俗困扰的意愿，基调是爽朗的。但毕竟理想越来越渺茫，对这个封建文人来说恐怕只
好“何辞更一醉”了。
苏轼遇事达观、超脱，气量心胸旷放开阔，他无论受到多么繁重的袭击，面对多么险恶的环境，都没有被压得抬不起头。如《定**》词形象地体现
了这种旷达的襟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
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突然而来的风雨袭击下，苏轼逍遥得
意，安之若素，果然微寒驱散了醉意，前进迎来了日光。他在旅途上如斯，在不平的人生道路上他也是这样坦然自处，这种旷达襟怀，简直可以傲视一
切磨难艰危，而达到谈笑生死，履险如夷的境地。正由于苏轼还有这么一股
不畏“风雨”的精神，所以他不甘受困厄摆布。他见到黄州的兰溪竟是从东
向西流的，便高兴地唱道：“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鹤发
唱黄鸡”。抒写了他对所谓命运发出的抗争，表现出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
在这个时期，苏词中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事到头都
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
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
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
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深刻的人
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
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
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
五．笑对人生时期；
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
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
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
苏轼的一生，可谓室经风历雨、大起大落的一生。过多的苦难不仅没有
把他打倒，反而把他推到了一个文学的新高度。苏轼是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他一生经历了北宋仁宋、英宗、神宗、哲宗、微宗五个朝代，他的文学思惟和创作，在当时和后代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他的词作更是境界恢宏、豪迈奔放，开启了一代风气。让我们铭记苏轼的事迹，更铭记他那伟大情怀。
第四篇：杨奎烈生平事迹
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党深入开展，生命的动能编写组编辑出版反映杨奎烈事迹的《生命的动能(杨奎烈故事)》一书，并将此书确定为全系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学习内容。
杨奎烈生前是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能源供应公司党委书记、经理。他数十年如一日心系企业发展，关心职工群众，求真务实，无私奉献，清正廉洁，罹患绝症后仍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坚持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无愧于时代的业绩，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中信事业的忠诚，展现出共产党人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和崇高品格，被广大群众誉为“新时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这不仅是对我们身边这样一位优秀同事的深切缅怀，更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教育和鞭策。杨奎烈是在中信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成长起来的可感可触的先进典型，他的精神产生于国有企业发展和建设的实践，升华于十多万中信人为之共同奋斗的中信事业，他的生命追求为党员干部提供了一面映照言行的镜子、一把衡量党性的标尺。希望大家认真阅读《生命的动能(杨奎烈故事)》，与杨奎烈的事迹一一对照，审视自己应该怎样对待群众，怎样对待责任，怎样对待人生；进而以杨奎烈为榜样，树立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勤勉奋发，锐意进取，在中信事业发展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第五篇：世界上最难被盗的帝王墓
世界上最难被盗的帝王墓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青春之声，我是落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世界上最难被盗的帝王墓，武则天乾陵的故事。
如果问世界上那个皇帝的陵墓最难挖，那么毫无疑问是武则天的“万年寿域”——乾陵。她的陵墓被冷兵器时代的刀剑劈过，被热兵器时代的机枪、大炮轰过，1200多年之中，有名有姓的盗乾陵者就有17人之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动人数40万之多，乾陵所在的梁山几乎被挖走了一半。1200多年之中，有名有姓的盗乾陵者就有17人之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动人数40万之多，乾陵所在的梁山几乎被挖走了一半。然而时至今日，乾陵依然不抛弃、不放弃，像许三多一样恪尽职守地保护着主人武则天和丈夫李治的遗体。
武则天是一个善于用时间打败一切的人。她14岁入宫，先是用18年时间当上了皇后，然后又用35年时间当上了皇帝，死后又用1200年时间证明了自己陵墓的坚固以及其魅力的不朽。就连郭沫若先生去世前，都还念念不忘中央批准发掘乾陵。可以说武则天是生前征服了天下，死后征服了历史。
我们不禁要问，汉武帝的茂陵被搬空了，唐太宗的昭陵被扫荡了，康熙大帝连骨头都凑不齐了，为什么单单武则天的乾陵可以独善其身？
当然，盗墓者要的是宝贝，难道是因为武则天墓里没有什么好的陪葬品，其实恰恰相反，经过多年的探测考察，一位文物工作者推算最少有500吨!在前后通道的两侧，又各有4间石洞，洞里装满了盛唐时最值钱的宝贝。在通向金刚墙的近百米过道两旁，摆满了各种金银祭器。而最让世人感兴趣的就是那件顶尖级国宝——《兰亭序》。乾陵一带的民间传闻中，早就有《兰亭序》陪葬武则天一说。
事实是，如此多丰厚的宝藏使得乾陵吸引着职业盗墓者、封疆大吏、土匪、军阀，甚至是农民起义军，纷纷抄着铁锹、锄头前来刨上几下。从武则天躺进乾陵的—刻，梁山就没消停过。
第一个光顾乾陵的是唐末造反大军领袖黄巢。这位盐贩子率领60万大军攻进长安后，先是痛痛快快地烧杀抢掠一番，待土匪瘾过足了，他突然发现自己无事可干了。这时，有人告诉了他一件事，在梁山西侧黄土地下埋藏着大量碎石。这个消息就是在暗示黄巢，唐陵中最富有的乾陵的入口很可能就在梁山的西侧。黄巢大喜，立即调出40万士兵，跑到梁山西侧开始挖掘。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对铁铲铁锹的运用熟练得很，不久，就把半座梁山铲平了，以此留下了40米深的“黄巢沟”。但是，乾陵就像是根本没有入口一样。后来，唐王朝军队集结向长安发起反攻，黄巢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空手而逃。这位自称是书生的黄巢愚蠢之极，他根本不知道乾陵是坐北朝南的。唐朝皇帝故意将修建产生的碎石埋在离墓道口三百多米远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挖错了方向。
向乾陵伸出罪恶之手的第二个人是五代的耀州节度使温韬，此人似乎生下来就是给李唐王朝的皇帝陵墓找麻烦的。在乾陵之前已经挖掘了17座唐皇陵，只剩下乾陵。但他的理想在此破灭。和黄巢一样，他也兴动数万人马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不料三次上山均遭风雨大作，人马一撤，天气立即转晴。温韬实在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还是没有再继续挖下去。乾陵至此逃过第二劫。
最危险的是第三次，这次出动的不是40万大军，而是一个现代化整编师，盗墓的工具也不再是锄头、铁锹，而是开山劈石如切菜的机枪大炮。主谋就是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将军孙连仲。他带领部下，学着孙殿英炸慈禧和乾隆墓的样子，在梁山上埋锅造饭安下营寨，用军事演习作幌子，黑色炸药炸开墓道三层竖立石条，正准备进入时，突然冒出一股浓烟，盘旋而上，成为龙卷风，顿时天昏地暗，走石飞沙，7个陕西籍士兵首当其冲，立即吐血身亡，其他人哪里还敢再向前，大喊着跑了出来，就这样，乾陵终于躲过最后一劫。
乾陵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两位皇帝——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也是目前已知保存最完整、文物储藏最丰富、而且没有被盗的帝王陵墓，被称为埋在地下的“世界第九大奇迹”。
乾陵位于咸阳市干县境内海拔1047米的梁山上，史书称其为“历代诸皇陵之冠”。乾陵仿当时西京长安格局设计，分内城、宫城和外城，内城占地240万平方米，宫城周长十二里，外城周长八十余里，陵园内建房380间。
史书记载了乾陵的选址故事，当年唐高宗在洛阳病逝后，陈子昂等人力主在洛阳设置陵寝，但武则天为了遵照高宗“得还长安，死亦无恨”的遗愿，决定在关中渭北高原选择吉地。很快，朝廷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了两位名扬天下的方士，一位是四川星相家袁天罡，另一位是皇宫里专掌阴阳和天文历法的太史令李淳风。
袁天罡接旨后遍寻黄河两岸，都没找到一块中意之处。后来来到关中，半夜子时出来观看天象，只见一处山峦上紫气冲天，恰好与北斗相交。袁天罡认定是块宝地，于是急忙奔上山峦，找准方位，但一时找不到东西作记号，就摸出枚铜钱放地上再盖上浮土，这才下山回朝复命去了。
另一个风水师李淳风接旨后，沿渭水东行寻找宝地。在一天正午艳阳高照之时，他见秦川大地上突兀出一座奇怪的石山：从南向北看，好像一位少妇裸睡在蓝天白云之下，这少妇五官齐全，一对乳房坚挺对称，连乳头、肚脐都也具备。乾陵的地形地貌完全应合了阴阳二仪、天地配合得最绝妙的完美结合。李淳风大为吃惊，于是抓紧上山，以身影取子午，以碎石摆八卦，拔出发针在二鱼相交处扎入土中后，也下山回朝复命去了。
武则天听他二人说在同一方位选中吉地，派人再去复查。大臣来到梁山后，找到这块地方扒开浮土，惊得半天没站起来，原来李淳风的那根发针正扎在袁天罡那枚铜钱的钱眼里！既然是一块风水宝地，那还等什么，武则天下令立即开工，很快就将乾陵修好，安葬好唐高宗，后来武则天追随丈夫葬于乾陵。
乾陵虽然历经千年沧桑，但是，依然风雨不动，历代盗墓贼都在乾陵面前无功而返，甚至连乾陵的墓道门都没有找到，可见这块风水宝地确实保护了龙体凤躯长眠地下而不受凡人纷扰。
但是，也有古人指出，梁山风水是好，但是它利阴而不利阳。武则天选定这里作为埋葬自己与唐高宗的陵墓，是为了武家后代子孙兴旺。并且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乾陵与太宗的昭陵龙脉隔断，如果是普通百姓埋在这里，可以兴旺三代，但是皇帝葬在此地的话，恐怕三代以后，江山有危险。事实也确实如此，唐朝自唐玄宗之后就由盛转衰，此时据武则天当政也不过三代。
第二，唐朝的龙脉之首在九峻山，太宗葬在此地，居于龙首而使唐室兴旺，但是，梁山是周朝的龙脉之尾，尾气必衰。
第三，梁山北峰最高，前面两峰像乳房。整个山形，远远看去像一个少妇平躺，乳峰高耸。这是一个典型的利阴的地方，阴气弥漫，不利于阳，并且梁山主峰直秀，属木格，南边二峰圆滑，属金格，三座山峰虽然挺拔，但是远看很平，属土相，金克木，土生金。在主峰下修陵寝，必定导致阴气压倒阳气。武则天之所以篡权掌天下，与她将陵墓选在此地有关。
当然，上述推论，无法证实或者证伪。不过从梁山的地形来看，双峰高挺，二水环绕，似乎是一个美女静静地平躺在此处。不管梁山是利阴还是利阳，但它确实是一块罕见的风水宝地。
好了，关于乾陵的故事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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