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整改措施对策之我见

第一篇：商业贿赂整改措施对策之我见

商业贿赂整改措施

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战略工程、系统工程，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1.加强宣传教育，积极营造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商业贿赂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2.加快完善法律制度，形成依靠法律制度治理商业贿赂的强大力量。我国现有的反商业贿赂的法律比较多，但

是，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中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法律制度本身的完备性差；二是法律制度之间的协调性差；三是执法主体多头且职责不清；四是制裁力度较轻；五是执法尺度不统一。因此，目前急需在现有基本法律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有效整合法律资源和执法主体。在当前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是制定一部《反商业贿赂法》，先试行，再完善，并且严格执行，使其充分发挥作用。

3.加大执法力度，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养奸。好范文版权所有

4.建立和完善对举报人进行保护与奖励的制度。

5.加强对垄断行业和关键部门、关键部位实权人物的制约和监督。好范文版权所有

6.深化行政审批体制改革，规范行政审批程序，堵塞实施商业贿赂的渠道。

7.在全社会实施廉政文化建设工程，努力提高公众的廉洁意识，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营造人人依法办事，按制度办事的良好道德环境和社会氛围。

《商业贿赂整改措施对策之我见》

第二篇：国外商业贿赂整改措施

商业贿赂整改措施

商业贿赂在各国都是打击对象。严格的法律,成熟的市场机制,全面打击的氛围,是使其危害降低到最小的必要条件。以下介绍一些国家治理和打击商业贿赂的做法,以供学习和借鉴。

新加坡:采取一切措施减少腐败机会。新加坡最重要、最有效的经验就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少腐败的机会。新加坡是公认的亚洲最廉洁的国家。早在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时期的《预防腐败法》,到1993年共进行了七次修改。《预防腐败法》对贪污、贿赂行为做了非常严密和具体的规定。在证据上,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气,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就可以此作为受贿的证据。法律还给予反贪人员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规定被控方家属和证人有提供实情的义务,否则将受到严重处罚。

韩国:着力建设没有腐败的先进型透明社会。韩国防止腐败和贿赂的一个关键性措施就是对各级政府和公共机关进行清廉度调查。负责腐败预防工作的韩国国家清廉委员会自2∞3年起对全国325个政府和公共机关进行一年一度的清廉度调查,得出各机关的清廉度指数,按中央级政府机关,地方级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的类别进行清廉度排名。韩国政府采取的另一个反腐败措施是2∞5年由韩国政府、政界和经济界共同签署的《透明社会协约》,34日标是应立没有腐败的先进型透明社会。

日本:老虎苍蝇一起打,企业成为反商业贿赂主体。商业贿赂是日本各种贿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它不仅对经济问题本身产生影响,而且还时常涉及政治领域,造成政坛大地震。当前,日本已经构筑起一整套比较有'效的制约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商业贿赂的发生。首先是在法律上筑起反商业贿赂的重要防线,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连微小的商业贿赂事件也决不放过,日本界定的贿赂范围相当广,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贿赂,包括提供性服务以及高规格的宴请和接待等。日本有关部门对行贿受贿罪的查处十分严格,“老虎”、“苍蝇”一起打。如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首相的影响力,为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牵线搭桥,向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推销一批大型客机,并接受好处费的“洛克希德”事件中,首相田中角荣被逮捕,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日本末企业基本上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防止和制约商业贿赂的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施严格的招投标制度。企业的最高领导人不直接参与招标工作,具体的招标工作由具体部门组成的招标小组进行。还有人对招标小组有无违反招标程序进行检查监督,防止个别人在招标中营私舞弊,接受贿赂。

瑞典:立案门槛低,监管举措多。瑞典在反对商业贿赂和腐败方面的立案门槛是很低的,但即使如此,一年到头也很少听到有贿赂腐败案发生。瑞典全国的商业贿赂案每年仅50余起,在国际透明组织每年评出的全球最廉洁国家中,瑞典也总是名列前茅。瑞典首创了很多先进的制度,被很多国家学习和借鉴。例如,专门的检察官制度就是瑞典人的发明,并且至今仍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瑞典国家反腐败办公室的布鲁奎斯特检察长

说:“虽然我是单位领导,但也不能命令或指示手下的检察官如何办案,事实上,首相也无权这么做。”此外,瑞典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执行政务公开的国家,瑞典公民都有权查阅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文件(涉及国家安全的除外)。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也是瑞典的首创,如果有人想知晓某官员的收入和纳税信息,可以到国家税务署申请查询;如果他怀疑某官员公款私用或收受贿赂,可以向有关部门或媒体举报。这就大大降低了商业贿赂发生的可能性。

瑞典的经济也比较透明。在瑞典,即使是个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私有财产,也要使用招标的方式。在其他国家,啤酒生产商用销售提成鼓励商家促销他们的酒,或者出钱请商家把他们的酒摆放在显著位置,都是很平常的销售手段,但是这些瑞典都是不允许的。在瑞典,公平竞争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因此诚信对瑞典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品德,深以腐败为耻。另一方面,瑞典的个人所得税非常高,因此人们也格外关注政府的廉洁程度,不允许自己所交纳的税款有丝毫的滥用,认为任何的腐败都是不能原谅的。在这样的基础上,瑞典形成了“全民监督”的环境,媒体、民众都是“检察官”。瑞典前副首相莫娜·萨林就是因使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遭到媒体曝光,引起了民众非议,最后断送了政治前途。目前,瑞典国家反腐败办公室受理的很多贿赂案件都是源自媒体和民众的举报。好范文版权所有

德国:医药购销领域标准明确。目前,德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德国刑法典》和《反腐败法》。这些法律对各种形式的贿赂做了界定,并规定了相应的惩治措施。在德国,制止贿赂行为主要是通过司法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以排除行政机关的不适当干预。德国的市场竞争环境已经相当成熟,舆

第三篇：治理商业贿赂整改措施

商业贿赂整改措施

一、商业贿赂的概念及特征

在当今世界各国，商业贿赂行为普遍存在，已成为最主要的一种贿赂形式，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量揭露出来的政治丑闻都与商业贿赂有关，如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受贿，导致日本对田中提起刑事指控，而且牵连了三名国会议员，震动了日、美朝野内外，在拉美与东南亚经济发展中国家，商业贿赂现象也比较严重。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竞争日渐激烈。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拜金主义和“官本位”，“权本位”等腐朽文化思想的影响和管理法规的滞后等原因，曾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绝迹的商业贿赂行为又重新出现和泛滥，成为严重破坏经济秩序，腐蚀干部队伍，侵蚀党的肌体，为广大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社会公害，运用党纪、法律手段有效制裁商业贿赂行为，维护党的形象，保障经济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商业贿赂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而采用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以获得交易机会或有利于交易条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为贿赂的一种表现形态，商业贿赂具有以下特征：

1．商业贿赂行为具有隐蔽性。商业贿赂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通过秘密的方式向个人或单位支付财物，其所支付的金额款项通常以伪造财务会计帐薄等非法形式进行掩盖。

2．商业贿赂行为目的明确化。商业贿赂是经营者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目的是希望在经营活动中排斥正当竞争，获取交易机会，从而将自己的产品或服务销售出去，或者以更优惠的条件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好范文版权所有

3．商业贿赂行为手段多样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查处力度的加大，商业贿赂的花样不断翻新，手段越来越隐蔽。经营者通常以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如经营者假借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等方式，给付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以现金或实物；为对方单位中的有关人员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甚至性贿赂，等等。

4.商业贿赂是廉政建设的毒瘤。商业贿赂既是违法犯罪行为，又是对正常、公平的竞争秩序的破坏，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同时，由于商业贿赂往往与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收受贿赂、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直接相关，又严重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扰乱了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

二、商业贿赂的危害及表现形式

近年来商业贿赂在行业中不断地滋生繁衍，影响面越来越宽，对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构成极大的危害。

1.商业贿赂背离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参予竞争企业的运行“潜规则”，面对这样的“潜规则”，企业无力对抗，为了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一些企业迫于无奈，不情愿地选择了屈从，从而使得商业贿赂的雪球越滚越大。这种商业贿赂导致的恶性竞争，破坏了公平交易的秩序，使守法者蒙受其害，诚信遭到贱踏。

2.商业贿赂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公平合理的竞争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但是，商业贿赂违背了市场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使交易的天平向行贿者一方倾斜，严重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产技术、服务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提升，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好范文版权所有

3.商业贿赂加大了交易成本，增加了消费者负担，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据有关部门资料显示，在我国以建筑企业为例其每年的经营费用约占营业额的2至3，而正常的费用范围仅仅在0.3至0.5之内。所有这些费用最终都会转嫁给消费者，使得交易成本增加，消费者不堪重负。

4.商业贿赂滋生腐败和诱发经济犯罪。在商业贿赂成为“潜规则”后，经营者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不惜以重金腐蚀、收买商业活动相关单位人员（其中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已查处的高官腐败案件证明，腐败通常与商业贿赂相联系，如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贿赂案，田中内阁因此垮台。在我国已查处的高级领导干部受贿犯罪案件（如成克杰受贿案）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如厦门远华走私案）中，绝大多数都涉及到商业贿赂。因此，商业贿赂是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的温床，已经成为经济领域犯罪的一个突出问题。

5.商业贿赂损害国内投资环境，降低国外投资的吸引力。随着近来曝光的“朗讯**”、德普“回扣门”事件，国际舆论对我国投资软环境的不利评论将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国际形象也受到一定的冲击，商业贿赂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利用外资发展经济。

作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商业贿赂在人民银行系统主要涉及基建工程、大宗物品采购、行政审批、服务类

第四篇：如何治理商业贿赂整改措施

商业贿赂整改措施

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一大“公害”。为此，党和国家在反腐败的统一框架下，把开展治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六大领域作为2006年专项治理商业贿赂行为的重点，也自然就在情理之中。准确把握现阶段商业贿赂的特点，积极探索反商业贿赂对策，不仅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而且也是将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为了配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使商业贿赂治理工作在法治的轨道内顺利进行，推动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在已有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成立了治理商业贿赂研究中心。赵秉志教授任研究中心主任，卢建平教授、李希慧教授任研究中心副主任。6月6日上午，研究中心在北师大主楼举办第一期治理商业贿赂专题论坛。高铭暄教授、赵秉志教授、卢建平教授出席论坛并作了主题发言。

左坚卫副教授：从源头遏制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一对一”的行为特点以及行贿受贿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决定了查处商业贿赂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较高。因此，治理商业贿赂的重点不宜放在惩办已经发生的违反犯罪活动上，而应当防范于未然，从源头上减少商业贿赂发生的机会。因此，完善监管体系，从源头遏制商业贿赂，是治理商业贿赂的关键。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

在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是确立严格而明确的市场准入条件和作为这种条件的体现市场主体的经营资格。只有取得了经营资格的主体，才能够在某一核定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建立市场退出制度方面，主要是要做到将那些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极差，以及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市场主体强制性清退出市场。

第二，建立与完善市场主体的信用档案体系

(一)加快市场主体信用档案管理立法步伐

(二)建立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数据库

在建立与完善市场主体的信用档案体系后，就可以通过对存在行贿记录等失信行为的市场主体进行严格监管，甚至将一些信用极差的市场主体强制性清退出市场，减少商业贿赂产生的源头，有效遏制商业贿赂的发生。

第三，建立健全商业贿赂高发领域的行政监管体系

从已经发生的商业贿赂案件来看，相关领域行政监管的缺失，是商业贿赂得以肆虐的重要原因。建立健全商业贿赂高发领域的行政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治理商业贿赂的当务之急。

1、完善商业贿赂高发领域的行政监管法律法规；

2、健全监管机构；

3、将监管职责落到实处。

吴宗宪教授：治理商业贿赂的对策

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正常运行的重大问题，需要从多方面采取对策加以治理。目前，特别应当重视下列方面的工作：

一、构建反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

商业贿赂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情况，仅仅依靠某一种或者某一类法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因此，需要建立反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

1.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在目前涉及到商业贿赂的立法中，《反不正当竞争法》内容比较笼统，而一些部门规章，法律层级太低，法律效力较弱。这些都限制了立法在遏制商业贿赂方面的作用。所以，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整合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

2.完善刑事惩罚法律。要在刑法中明确规定对于商业贿赂罪的刑事责任，增大这类行为的成本，遏制犯罪者从中牟利的现象。

3.制定行政法规。在颁布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之后，要通过国务院行政法规，细化《反商业贿赂法》中的有关内容，解决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反商业贿赂问题。

4.制定部门规章。有可能发生商业贿赂行为的政府主管部门，都应根据本部门的业务情况，进一步明确本领域中商业贿赂的具体表现形式，确定相应的处置措施、行政责任和预防对策。

二、完善举报制度

针对商业贿赂隐蔽性强、取证困难的特点，要完善举报制度，畅通发现案件线索的渠道。

1.完善举报人保护制度

2.严惩侵害举报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3.改进举报人奖励制度

三、改进政府管理体制

四、完善监管制度

赵秉志教授：商业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问题

商业行贿犯罪所

涉及的刑法典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第389条第1款规定的行贿罪，第391条规定的对单位行贿罪，以及第393条规定的第一种单位行贿罪，都以行为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成立要件。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谋取不正当利益存在分歧，同时，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设置使惩治行贿犯罪陷入了某些困境。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作为行贿犯罪构成要

件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正确认定行为人是否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关键，在于准确界定“不正当利益”。在界定不正当利益时，应当明确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不正当利益”不限于“非法利益”，二者之间是一种包容关系，非法利益为不正当利益所包含，不正当利益中除了法律禁止取得的利益即非法利益外，还包括根据国家政策、国务院各部门规章不应当取得的利益。第二，“不正当利益”不同于“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利益”。首先，从逻辑上看，这两个概念无法等同；其次，从《通知》的规定来看，“不正当利益”也不能理解为“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利益”；最后，如果将不正当利益等同于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利益，那么规定行贿犯罪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就是多此一举，因为通过行贿获得的利益都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利益。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应当是对这一要件进行修改。笔者主张，将刑法典规定的作为某些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修改为：“为了促使有关人员滥用职权或者违背职责，进而谋取利益；或者为了排挤竞争对手，进而谋取利益”。这样，既可以将那些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的行为纳入刑法的打击范围，又可以对那些虽然谋取的不是不正当利益，但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来谋取利益，并且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造成破坏的行贿行为，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予以刑罚制裁。同时，还避免了将那些只是为了加快官员例行职权的行使而被迫行贿的无辜者纳入打击范围。

刘广三教授：商业贿赂犯罪的证据问题

商业贿赂犯罪的证据与其他犯罪证据一样，也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等特征。但除此以外，商业贿赂犯罪的证据还具有以下特点：

(1)案件证据的单一性;(2)案件证据的互证性;(3)案件证据不稳定;(4)直接证据缺乏。由于商业贿赂犯罪证据的上述特性，我们用传统的证据规则来惩治这类犯罪显得无力，为能达到预防、惩治和消灭犯罪的作用，应重新确立有关的证据规则。

第一，关于证明责任的推定规则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在控方，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但亦有例外，如我国1988年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就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了证明责任的倒置。结合具体司法实践，我国也可以确立贿赂推定规则，就是当出现行贿人与受贿人单独联系的一对一情形下，行贿人或受贿人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受贿或行贿后，被指控受贿或行贿的一方应当提供相反证据以示清白，如不能提出反证，则推定受贿或行贿罪成立。当然，贿赂推定原则适用的范围应有所限制，根据我国司法实践，贿赂推定只宜在“一对一”证据情形下适用。

第二，关于商业惯例不得作为证据的规则

在审判实践中，常常会碰到被告人以商业惯例收受费用为由进行辩护，法官在没有明确的法律根据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被告人的抗辩理由，甚至宣告被告人无罪，因此在立法上确立商业惯例不得作为证据规则有着积极的意义。

高铭暄教授：中国反商业贿赂的历史进程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50年代之初，我们曾经开展过三反五反运动，从这个运动揭示出来的关于资本家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现象，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商业贿赂，反行贿作为五反的目标之一。当时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但当时不用这个名字，受贿包含在贪污罪里。

1979年刑法第八章规定的渎职罪包含9个罪名，其中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但是没有规定公司企业人员贿赂罪，但是由于国有公司企业人员也是国家干部，有关罪名也可适用公职贿赂罪名，所以就没有商业贿赂。

198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制止商品流通中不正之风的通知》，《通知》制止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在经济活动中私通买卖、禁止从中牟利、禁止回扣，1984年关于严惩贿赂犯罪的规定提高公职人员贿赂犯罪的法定刑，科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严禁在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

1988年，对受贿人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的主体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

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经营者贿赂的民事责任形式责任。

1995年2月28日《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9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职工受贿罪，作为商业贿赂内容之一，单行刑事法律首次予以规定。

《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构成商业受贿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决定开始，这种行为为商业受贿罪。商业贿赂一般是从95年开始叫的。

1995年12月18日正式在司法领域定的商业贿赂罪。

1997年新的刑法颁布，把主体严格的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后来的第三节，既规定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也规定了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前者规定在第163条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并处没收财产。

2003年底，包括我国在内120多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加强与商业贿赂作斗争。

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在2005年12月和2006年4月，先后两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商业贿赂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之外的其他单位人员，并加大对商业贿赂的处罚力度。

卢建平教授：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及其启示

“朗迅”、“得普”和“张恩照”案件是我国治理商业贿赂行动中比较引人瞩目的亮点，而这些案件无一不和一部外国法律有关：这就是美国1977年的《反海外腐败法》。好范文版权所有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简称FCPA)于1977年制定，期间经过1988年、1994年和1998年三次修改，其宗旨在于限制美国公司和个人贿赂国外政府官员的行为，是目前规制美国企业对外行贿的最主要的法律。

《反海外腐败法》的立法背景是由于“水门事件”的影响，美国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发现不少美国公司为了获取有利于自己的待遇，曾经对某些外国政府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官员大量行贿。

由于《反海外腐败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本国公司和个人，给美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带来了一定的制度成本，因此，自该法颁布之时，就受到众多大公司的激烈反对。为此国会通过了1988年《全面贸易与竞争法》(OTCA)，对《反海外腐败法》进行了修订，如将向国外政府官员的支付分成两类：一种称为腐败性支付，其目的在于诱导该官员滥用或偏离其职责，从而获得或者保留某些合同、特权等；另一种支付称为加速费，其目的仅在于完成或加快政府例行职权的行使。

1988年后，美国继续致力于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范围扩大，增强了其国际影响力。1988年之后的修正案继续体现了这个意图。虽然1994修正案只调整了法律的个别词语，但1998年修正案却将《反海外腐败法》的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大，将外国企业或自然人在美国境内实施的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行为也纳入该法的管辖范围。

《反海外腐败法》包括了禁止条款、第三方支付、抗辩和处罚条款。

王秀梅教授：《反腐败公约》对我国惩治商业贿赂立法的借鉴价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仅超出以往类似的法律文件中将基本的腐败方式，诸如行贿、挪用公共基金等行为予以犯罪化，而且还将影响力交易和第16条规定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我主要讲我国刑法执行《公约》，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纳入我国刑法典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准确界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内涵和外延

关于外国公职人员的理解，《公约》第2条第2款规定，“外国公职人员”，系指外国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以及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这里容易出现理解偏差的是“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职能的任何人员”。

第二，明确行贿、收受贿赂的主体和索取贿赂的主体范围

《公约》第16条第1款主要是关于商业活动中行贿罪的规定，在该规定中，并未对行贿罪的主体加以任何限制，即任何个人或者实体均可构成《公约》规定的行贿罪。应当说，无论所企盼的国际商务有关的商业是否成功，或者是否获得其他不正当好处，均不影响该罪的构成。

《公约》第16条第2款则明确规定了索贿和受贿罪的主体为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一方面应明确组织的概念，另一方面该款也为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构成贿赂罪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性的规定，即必须是执行公务时的作为或者不作为。

第三，正确理解“不正当好处”的含义

第四，厘清向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及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索贿和受贿的前提条件

第五，《公约》规定犯罪行为国内化过程中，还应考虑“腐败行为的后果”

张远煌教授：商业贿赂的对策思考

1、完善制度建设，形成反商业贿赂的合力

我国已有包括行政、民事和刑事制度在内的反商业贿赂的基本法律框架，但现行规定存在协调程度和完备性较差、执法主体混乱、制裁力度不够、执法尺度不一等问题，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使分散的力量得以有效整合。

2、切实提高商业贿赂案件的查处率，遏制大要案的发生

目前应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应在一些重点行业和部门大力推行《公益举报制度》，鼓励员工揭发、透露公司、企业主管或分管人员的违法舞弊行为，并对举报人予以切实保护，使商业贿赂行为能及时被发现；其次，加大对商业贿赂双方的经济制裁力度，使行为人在经济无法占便宜，有效遏制商业贿赂的获利动机。

3、加强对垄断行业和关键部门实权人员的预防、监督机制建设好范文版权所有

要从源头上防治商业贿赂的发生和蔓延，必须结合行业和部门的不同性质和特点，以垄断行业和关键部门的实权人员为重点，切实加强内部预防和监督商业贿赂行为的机制建设，有效抑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不当介入，最大限度地减少商业贿赂赖以产生的土壤与空间。

《如何治理商业贿赂整改措施》

第五篇：当前整治商业贿赂之我见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我国经济活动中出现了大量为实现一定商业目的而实施贿赂的商业贿赂行为。当前，各地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定工作重点，找准切入点，坚持教育、制度、监督与打击并重，稳步有序推进商业贿赂整治工作。

首先，从正确识别正当商业行为与商业贿赂行为入手，强化宣传教育。剖析典型案例，帮助人们正确识别正常的商业行为与商业贿赂行为，区分商业贿赂行为中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澄清人们种种认识误区，增强广大消费者及同行竞争者的维权意识、法律意识与监督意识。其次，从解决严重破坏市场秩序和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公益性强的问题入手，深入开展部门、行业自查自纠活动。各地各单位要成立治理商业贿赂的领导机构与办事机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重点，强化工作措施，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活动。一要整体联动查。把单位自查、互查与市场检查、群众调查结合起来，做好信息衔接，揪出隐漏问题；协调好政府各部门机关及各行业、企业的自查自纠活动，做到整体互动、互促互进。二要锁定关键查。对本部门本单位的物品采购、产权交易和经济审批等重大决策和重要制度作深入地回溯分析，对直接接触经济活动的关键部位作细致地排查过滤，准确掌握财务、资金、物品的真实流向，清查违反工作纪律和会计制度的人员。三要深挖根源查。从自查发现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入手，顺藤摸瓜，寻找症结，追溯制度漏洞，查找工作薄弱点和问题隐患。四要落实责任。敦促有关单位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健全责任制，加强督促检查，堵塞制度漏洞，依法处理相关人员，扎实整改。

第三，从商业贿赂行为多发易发的重点领域入手，加大查处力度。要根据地区产业特征、部门自查结果以及群众投诉情况，确定治理重点，集中力量查处一批有影响的商业贿赂典型案件，严肃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参与或干预经济活动，牟取非法利益、索贿受贿行为，着力解决本地区本部门商业贿赂行为易发多发领域的突出问题。对涉案金额巨大、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严重侵害群众利益和破坏市场秩序的案件，要坚决顶住阻力，果断查处，对行贿受贿双方严惩不贷，对商业贿赂构成强烈震慑。查处中，要拓宽投诉网络，发动群众积极检举，加强部门协调沟通，形成打击整体合力；要注意点面结合，对部分领域重点清除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商业贿赂的整体治理工作；注意边实践边总结，不断提高侦查能力与办案水平；坚持查处与预防并举。

第四，从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企业行为和行政权力入手，建立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一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市场机制。完善工程招投标、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和政府采购等制度，健全行政执法依据和程序公开制度，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防范行政人员寻租于经济活动。健全商业贿赂工作档案，对有商业贿赂记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晋职、晋级、使用等方面作相应的限制性规定。二要完善市场主体自律机制，建设商业信用体系。深化国有企事业改革，防止其滥用垄断优势或“特殊服务”地位进行不正当交易。探索建立“经济户口”档案管理制度，对商业记录较差的企业，应在市场准入、银行贷款、资质审查等方面作相应的限制性规定。建立企业诚信守法预警制、惩戒制及曝光制，对正在实施或出现不正当交易苗头的企业，给予及时提醒、警告，并勒令其终止违规行为；对经查实违规的企业，给予取消合同、退还赃款、赔偿损失、行政处罚和追究人员责任等处理；定期曝光违规企业，推进商业道德体系建设。三要完善法规制度，健全市场监管机制。完善反商业贿赂法律法规。制定《反商业贿赂法》，明确界定商业贿赂的主客观构成要件，设计反商业贿赂行政监察程序规则，增补有关反海外贿赂的规则，加大处罚力度等。制定《反垄断法》，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健全会计监管体制、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健全市场主管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工作制度，加大执法力度，建立政府部门牵头、社会广泛参与的市场监管机制。设立固定的商业贿赂投诉电话、通讯、网站，建立简捷方便、顺畅通达的监督渠道，完善举报人的保密、保护和奖励制度，鼓励消费者、知情者积极检举。四要完善工作协作机制，建立综合治理体系。建立治理商业贿赂工作领导机构，形成条块结合、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特别要加强监察、工商、税务、审计、检察以及公安等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通报、线索移送、案件协查及联席会议等制度，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形成反商业贿赂的综合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