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赴浙江温州挂职锻炼调研报告-解读温州经济
“适度政府”的明智之举
温州经济是“适度政府”起导向作用的经济。在温州，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温州的政府定位比较准，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的比较好。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老百姓的利益，把富民作为强市的基础，实实在在体现了为人民服务，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政府作用这个问题上，温州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条件下，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政府是“无所不包”的“硬政府”；改革开放初期，出于放松极左禁锢的考虑，政府是“无为而治”的”软政府”，通过“放任自流”的方式推动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本着“对不该管的事要少管不管，对该管的事要认真管好”的思路，积极寻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适度政府”定位，多引导少干预，以服务为主。将很多管理职能放给了行业协会。对修桥、铺路等城镇社会事业建设，政府抓规划，民资来操作，形成了一种政府与民间平等合作，“全民”参与社会事业建设的局面。在“有为”方面，率先出台了很多保护民营经济的法规和政策；开展以制止“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控制“八多”(过多的会议、检查、评比、办班、考试、验收、参观、应酬接待)为主要内容的“纠风治乱”活动；不遗余力地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温州商誉；通过总体规划和工业园区建设，引导民营产业合理布局，全力打造国际轻工城。此外，温州各级政府在健全民主制度、强化民主监督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知耻近于勇
学习经验的根本目的是为我所用。但是，像没有一个地区的资源是全面的一样，没有一个地区的经验是全面的。我们山西、我们大同与温州比，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区域文化各有特色，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就是我们一个省内的各个市，一个市内的各个县情况也不尽相同。所以，照抄照搬“温州模式”既学不会，也不可能。说到底，还是要立足自我，放眼全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学习温州经验，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进一步强化发展意识和创新意识。与温州比，我们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我认为最大的差距不在经济实力，而是在思想观念上，在思维方式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讲了多少年，道理再浅显易懂不过，但我们没有真正做到。温州能够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允许干的放手干，拼命干；没规定的大胆干，创造经验；不允许干的想办法试着干。而我们，允许干的，看人家怎么干，我再干；没规定的怎么能干；不允许干的我坚决不干。这就是差距，这就使我们丧失了很多机遇。浪费政策是最大的浪费。在温州，人人在吃苦，人人都想当老板，人人都在找活干。在街头，在社区，很少看到一堆一堆打牌、下棋、聊天的人，当老板也可以睡地板。但我们山西、我们大同人做不到。小富即安，“我不富，但我不苦”。常常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人在那里打牌、下棋、拉家常。我们的职工，长期以来对一生一业，一人一岗，固定不变的就业方式比较习惯，觉得其保险、规范，一旦这种就业方式发生了动摇，就无所适从，动荡不安，不找市场找市长，上访、告状、“等、靠、要”。就没想到，向外走一步海阔天空；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实际上，到市场的风雨中搏一搏，试一试，成功的机遇很大。我们的干部“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很像个“官”，真拿“官”当给老百姓看，甚至有不少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吃、拿、卡、要”。在他们的思维中，管理、管理，只有管住才有人“理”；要害、要害，先向你“要”，“要”不上就“害”。在温州，这方面的问题不能说不存在，但数量很少。干部的思维方式比较新，他们认为：老百姓的权力最大，只要我们政府没做出规定，老百姓就可以干。干部与老百姓的距离比较近，百姓可以随时进门说事情，365便民服务中心，天天有人办公。面对新生事物，面对改革初期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他们不是横加指责，下手扼杀，而是先发展后规范，先繁荣后市容，先流通后变通，先放开后引导。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要时两只眼都闭上，允许老百姓去闯改革的真空地带。他们说：对党负责与对百姓负责是一致的，只有这样才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了不唯书、不唯上、不信邪、不怕压、只唯实、只为民。要改变山西、大同的落后局面，缩小差距，我们必须在思想上、观念上进行大的转变，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把我们山西的改革开放开得再阔一些，放得更大一些，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
做大民营经济是大同的必由之路
学习温州经验，必须加大国有企业的改制力度，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最大的问题是机制不活，产权不明晰。由于机制不活，干部能上不能下，职工能进不能出，工资能升不能降。由于产权不明晰，就容易使一些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短期行为甚至化公为私。如果把企业的资产积累比作滚雪球的话，则民营企业是冬天滚雪球，越滚越大；而我们的一些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则是春天甚至是夏天滚雪球，越滚越小。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改制力度。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魏杰，有个形象比喻，他说：我们一些国有企业的改制，好比一家人有三个姑娘，老大有50多岁，老二也30多岁了，老三20来岁，当家的千方百计，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先把老大嫁出去了，这样老二也接近50来岁了，等再把老二嫁出去，老三也人老珠黄不吃香，没人想要了。在国企改革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换个思维模式，谁吃香先“嫁”谁，不能等到没人要了，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嫁”出去。该破产的就破产，该拍卖的就拍卖，该转制的就转制，该兼并的就兼并，该让民资进入的就
放开让民资进入，该实行民主选举厂长经理的就放手让职工自己选择。[本文来源于xiexiebang.com-www.xiexiebang.com-xiexiebang.com，帮您找文章]同时，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们山西的民间资本也比较雄厚，存贷余额也不算少，只要我们充分激发民间蕴藏的积极性、创造力，让老百姓真正成为创业的主体，进一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开辟发展非公经济绿色通道；在融资方面给予贴息，给予方便，与国企一样对待；在土地征用上给予支持和优惠；在税费负担上进一步合理规范；在合法权益上真正得到保障；在创业辅导、技术创新、信息服务、市场拓展、人才培训等方面为民营经济提供良好服务；为民营企业经营者的政治进步敞开大门，不另眼相看；像关心国有、集体企业一样甚至对民营企业更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分，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意愿，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推动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源流，以造福人民。
必须下决心转变政府职能
学习温州经验，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在浙江、在温州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站着一个个执著于重利、亲商、富民的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起步期、成长期，他们扮演了“第一推动力”的角色，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优化发展环境，放胆、放手、放开、放宽发展民营经济，也放活了当地的经济，与企业一并，合作从事自发的制度创新，有力地推进了向着市场经济的过渡，推进了市场竞争主体的成长。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的政府必须要遵循市场经济的法则，实行政企分开，还权于社会，依法行政，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我们有些政府部门办事仍然是关卡多、程序多、效率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顽症还没有根除，有些实权部门甚至靠“管、卡、压”乱收费，为部门和个人谋利。有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认识到行政执法的本质是依法治权，规范行政行为。政府入世，转变职能势在必行。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转变观念，树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理念，在政府管理上进一步由“全能政府”和“无限政府”向“责任政府”和“有限政府”转变，改变政府包揽一切的状况，减少审批事项，减少审批程序，减少管制，推动政府职能转型，使政府能够加强公共管理，完善公共服务职能。把工作重点放在如何提高综合竞争力上，转移到管理和引导地方经济上来，搞好城市定位，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提高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注重维护经济运行秩序，既要打假、治假，整顿经济秩序，又要抓好安全生产。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在加强城建、立体交通、光电缆等硬件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加快软环境建设，提高办事效率，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在山西特别要注意“放水养鱼”，藏富于企，藏富于民。减少杂费，降低税赋，使企业有个喘息、发展的机会。老实讲，浙江、温州的实际产值、收入要比上报的统计数字大的多，但人家的指导思想是藏富于民。而我们往往做不到，市、县、乡、村干部人人都为完税发愁。强征横敛，企业怎么可能做强做大。我们有能源，我们的电价低、地价低、劳动力便宜，为什么外地企业、外资企业不敢来、不愿来山西投资办厂，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而且我们是资源型城市、资源型经济。长期以来，我们低价输出原材料、粗能源，高价购入制成品，造成了经济上的“双向失血”，而且环境也越来越差。更何况，我们的资源终有枯竭的一天。在资源所在地，往往人员构成大部分是体力劳动者居多，适应市场经济的人才很少。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在短期内振兴山西经济很难做到。因此，作为地方政府，一方面向上跑项目，跑资金，我认为更关键的是要政策。我人们对国家的贡献很大，国家应该给予有力的政策支持，如建议设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基金，给我们资源型城市多留资金，预留发展空间，以便于我们合理利用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
好酒也要常吆喝
学习温州经验，必须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让全国、全球的人认识山西，了解山西，共同发展山西。在浙江、在温州，甚至在沿海其他省市，接触的好多干部、企业老板中，一问人家，一般都说没去过山西，有时加一句，全国就没去过山西和西藏。这是我们山西人的悲哀。说明我们山西的知名度不高，吸引力不强。浙江、温州三天五日一个节，一个会，着力宣传自己。中央电视台每天有10多家温州企业或产品在打广告。好多企业请国内外的各种明星做形象代言人。仅温州就有11个“国字号名片”，待批的还有四、五个。其实我们山西是个好地方。我们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煤、铁、铝、铜、金、银包括有色金属应有尽有；我们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自然景观、山林水洞在全国位居第7，人文景观、重点文物总数在全国首屈一指，仅国家级重点文物就有119处之多；我们有独特的土特产品，红枣、核桃、小米、黄花享誉全国；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有厚重的黄河历史文化；我们有盛极一时的晋商，走遍天下全国知名；我们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赛精神；我们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我们的品牌并不少，经济总量曾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10％以上，我们对国家的贡献非常大。所以，我们并不比别人矮多少，差多少，只是我们没有好好地把自己“吹”出去，推出去，以致人们不了解，甚至有误解。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让外边了解山西，认识山西，熟悉山西，向往山西。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能满足现状，甘于人后，更不能丧失信心；我们没有必要自卑，更不要气馁；我们承认落后，但我们不甘心落后。只要我们真正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创新，以发展论短长，按真才用干部，上下一条心
第二篇：赴浙江温州挂职锻炼调研报告
“适度政府”的明智之举
温州经济是“适度政府”起导向作用的经济。在温州，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温州的政府定位比较准，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的比较好。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老百姓的利益，把富民作为强市的基础，实实在在体现了为人民服务，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政府作用这个问题上，温州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计划
经济条件下，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政府是“无所不包”的“硬政府”；改革开放初期，出于放松极左禁锢的考虑，政府是“无为而治”的”软政府”，通过“放任自流”的方式推动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本着“对不该管的事要少管不管，对该管的事要认真管好”的思路，积极寻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适度政府”定位，多引导少干预，以服务为主。将很多管理职能放给了行业协会。对修桥、铺路等城镇社会事业建设，政府抓规划，民资来操作，形成了一种政府与民间平等合作，“全民”参与社会事业建设的局面。在“有为”方面，率先出台了很多保护民营经济的法规和政策；开展以制止“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控制“八多”(过多的会议、检查、评比、办班、考试、验收、参观、应酬接待)为主要内容的“纠风治乱”活动；不遗余力地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温州商誉；通过总体规划和工业园区建设，引导民营产业合理布局，全力打造国际轻工城。此外，温州各级政府在健全民主制度、强化民主监督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知耻近于勇
学习经验的根本目的是为我所用。但是，像没有一个地区的资源是全面的一样，没有一个地区的经验是全面的。我们山西、我们大同与温州比，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区域文化各有特色，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就是我们一个省内的各个市，一个市内的各个县情况也不尽相同。所以，照抄照搬“温州模式”既学不会，也不可能。说到底，还是要立足自我，放眼全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学习温州经验，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进一步强化发展意识和创新意识。与温州比，我们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我认为最大的差距不在经济实力，而是在思想观念上，在思维方式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讲了多少年，道理再浅显易懂不过，但我们没有真正做到。温州能够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允许干的放手干，拼命干；没规定的大胆干，创造经验；不允许干的想办法试着干。而我们，允许干的，看人家怎么干，我再干；没规定的怎么能干；不允许干的我坚决不干。这就是差距，这就使我们丧失了很多机遇。浪费政策是最大的浪费。在温州，人人在吃苦，人人都想当老板，人人都在找活干。在街头，在社区，很少看到一堆一堆打牌、下棋、聊天的人，当老板也可以睡地板。但我们山西、我们大同人做不到。小富即安，“我不富，但我不苦”。常常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人在那里打牌、下棋、拉家常。我们的职工，长期以来对一生一业，一人一岗，固定不变的就业方式比较习惯，觉得其保险、规范，一旦这种就业方式发生了动摇，就无所适从，动荡不安，不找市场找市长，上访、告状、“等、靠、要”。就没想到，向外走一步海阔天空；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实际上，到市场的风雨中搏一搏，试一试，成功的机遇很大。我们的干部“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很像个“官”，真拿“官”当给老百姓看，甚至有不少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吃、拿、卡、要”。在他们的思维中，管理、管理，只有管住才有人“理”；要害、要害，先向你“要”，“要”不上就“害”。在温州，这方面的问题不能说不存在，但数量很少。干部的思维方式比较新，他们认为：老百姓的权力最大，只要我们政府没做出规定，老百姓就可以干。干部与老百姓的距离比较近，百姓可以随时进门说事情，365便民服务中心，天天有人办公。面对新生事物，面对改革初期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他们不是横加指责，下手扼杀，而是先发展后规范，先繁荣后市容，先流通后变通，先放开后引导。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要时两只眼都闭上，允许老百姓去闯改革的真空地带。他们说：对党负责与对百姓负责是一致的，只有这样才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了不唯书、不唯上、不信邪、不怕压、只唯实、只为民。要改变山西、大同的落后局面，缩小差距，我们必须在思想上、观念上进行大的转变，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把我们山西的改革开放开得再阔一些，放得更大一些，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
做大民营经济是大同的必由之路
学习温州经验，必须加大国有企业的改制力度，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最大的问题是机制不活，产权不明晰。由于机制不活，干部能上不能下，职工能进不能出，工资能升不能降。由于产权不明晰，就容易使一些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短期行为甚至化公为私。如果把企业的资产积累比作滚雪球的话
第三篇：赴浙江温州挂职锻炼调研报告,解读温州经济
“适度政府”的明智之举温州经济是“适度政府”起导向作用的经济。在温州，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温州的政府定位比较准，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的比较好。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老百姓的利益，把富民作为强市的基础，实实在在体现了为人民服务，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政府作用这个问题上，温州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条件下，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政府是“无所不包”的“硬政府”；改革开放初期，出于放松极左禁锢的考虑，政府是“无为而治”的”软政府”，通过“放任自流”的方式推动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本着“对不该管的事要少管不管，对该管的事要认真管好”的思路，积极寻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适度政府”定位，多引导少干预，以服务为主。将很多管理职能放给了行业协会。对修桥、铺路等城镇社会事业建设，政府抓规划，民资来操作，形成了一种政府与民间平等合作，“全民”参与社会事业建设的局面。在“有为”方面，率先出台了很多保护民营经济的法规和政策；开展以制止“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控制“八多”(过多的会议、检查、评比、办班、考试、验收、参观、应酬接待)为主要内容的“纠风治乱”活动；不遗余力地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温州商誉；通过总体规划和工业园区建设，引导民营产业合理布局，全力打造国际轻工城。此外，温州各级政府在健全民主制度、强化民主监督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知耻近于勇学习经验的根本目的是为我所用。但是，像没有一个地区的资源是全面的一样，没有一个地区的经验是全面的。我们山西、我们大同与温州比，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区域文化各有特色，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就是我们一个省内的各个市，一个市内的各个县情况也不尽相同。所以，照抄照搬“温州模式”既学不会，也不可能。说到底，还是要立足自我，放眼全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学习温州经验，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进一步强化发展意识和创新意识。与温州比，我们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我认为最大的差距不在经济实力，而是在思想观念上，在思维方式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讲了多少年，道理再浅显易懂不过，但我们没有真正做到。温州能够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允许干的放手干，拼命干；没规定的大胆干，创造经验；不允许干的想办法试着干。而我们，允许干的，看人家怎么干，我再干；没规定的怎么能干；不允许干的我坚决不干。这就是差距，这就使我们丧失了很多机遇。浪费政策是最大的浪费。在温州，人人在吃苦，人人都想当老板，人人都在找活干。在街头，在社区，很少看到一堆一堆打牌、下棋、聊天的人，当老板也可以睡地板。但我们山西、我们大同人做不到。小富即安，“我不富，但我不苦”。常常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人在那里打牌、下棋、拉家常。我们的职工，长期以来对一生一业，一人一岗，固定不变的就业方式比较习惯，觉得其保险、规范，一旦这种就业方式发生了动摇，就无所适从，动荡不安，不找市场找市长，上访、告状、“等、靠、要”。就没想到，向外走一步海阔天空；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实际上，到市场的风雨中搏一搏，试一试，成功的机遇很大。我们的干部“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很像个“官”，真拿“官”当给老百姓看，甚至有不少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吃、拿、卡、要”。在他们的思维中，管理、管理，只有管住才有人“理”；要害、要害，先向你“要”，“要”不上就“害”。在温州，这方面的问题不能说不存在，但数量很少。干部的思维方式比较新，他们认为：老百姓的权力最大，只要我们政府没做出规定，老百姓就可以干。干部与老百姓的距离比较近，百姓可以随时进门说事情，365便民服务中心，天天有人办公。面对新生事物，面对改革初期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他们不是横加指责，下手扼杀，而是先发展后规范，先繁荣后市容，先流通后变通，先放开后引导。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要时两只眼都闭上，允许老百姓去闯改革的真空地带。他们说：对党负责与对百姓负责是一致的，只有这样才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了不唯书、不唯上、不信邪、不怕压、只唯实、只为民。要改变山西、大同的落后局面，缩小差距，我们必须在思想上、观念上进行大的转变，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把我们山西的改革开放开得再阔一些，放得更大一些，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
第四篇：温州工业园调研报告
温州工业园调研报告
近年来，随着地方招商力度的不断加大，加之我县优越的投资环境，我县经济开发区成长迅速，各地投资商纷纷来我县投资建厂，其中尤以浙江温州客商居多。开发区为更好、更有针对性的凸显其服务职能，计划强力打造温州机械产业园。安徽青阳农村合作银行作为开发区企业重要的融资平台，更是在此项计划中摆出当仁不让的态势，主动与企业对接。
目前，在开发区落户的温州投资商企业共有6户，他们分别是昌利锻造有限公司、京信汽配有限公司、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久松机械有限公司、日隆汽配有限公司以及福莱因有限公司，这六户企业均为锻压机械制造产业，截止目前，暂时与我行建立合作关系的为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到2011年4月份，我行对其授信额度为650万元，其中贴现贷款300万元。
现以瑞泰汽车零部件公司为代表，通过实地调研，将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今后发展规划，分析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简介：
该公司是青阳县2005年招商引资企业，由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厂商投资兴建，专业生产汽车零部件及航空部件的企业，也是目前安徽省唯一一家生产高强度螺栓及航空部件的企业。公司厂区占地面积33000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化厂房4幢和一幢综合办公楼，总建筑面积6224.3平方米。公司法定代表人：朱肖楷，注册资本伍佰万元，其中：朱肖楷出资460万元，占比92%；池旭荷出资40万元，占比
8%。公司全体职工一百余人，其中行管技术人员25人。
该公司主要经营汽车零部件、标准件的制造、销售，生产的主要标准件产品有：各种型号的六角法兰面螺栓、六角头螺栓、六角法兰螺母、内六角螺钉、轮轴及标准件、非标准件、冲压件等；汽车零部件主要包括：轿车、微型车、直升飞机等专用紧固件、冲压件，共有2000多个品种，10000余种规格的产品。
二、经营情况：
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通过近几年的经营和积累，建立了一条比较成熟和稳定的销售渠道，截止目前，主要服务厂家有：奇瑞汽车、合肥昌河汽车、昌河武装直升飞机公司、洪都集团教练机公司等十多家企业。从2007年9月份起，该公司成为池洲市唯一为“奇瑞”配套供货的一级供应商，批量供货。随着公司实力的壮大，市场份额逐步扩大，目前已经同江淮汽车公司成功对接，建立供需关系。
自从国家实行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政策后，国内汽车消费潜力被成功激发出来，2010年，我国成功取代美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受益于国内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作为产业链上游配套供货商，瑞泰汽车2011年生产销售势头良好，呈现出可喜的发展局面。2011年前四个月，该公司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100万元，主营业务利润总额102万元，上缴企业所得税达25万元，净利润77万元。同比2010年，销售收入增长幅度超过25﹪。
三、公司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1、用工难，缺乏熟练工人。企业当下面临工人流失速度快，尤
其是熟练技工难招，跳槽频繁，在实行新的《劳动法》后，企业同样面临被劳动力选择的问题，熟练工人流动快，普通工人工作效率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
2、受制于销售模式，随着业务量快速增加，导致资金紧张。作为一家专业生产紧固件和冲压件的厂商，所有产品基本上销往行业大型汽车制造企业，为大型组装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普遍存在一段结算期，从销售到资金回笼，需要时间。同时原材料基本从上海宝钢和马钢购入，需要现款，有时需要预付款才能得到生产用原材料，这种购销结算模式，考验企业的资金实力。随着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无形之中导致流动资金紧张。
四、公司发展规划。
该公司秉承“质量即生命”发展理念，高度重视产品质量，以产品为先导，立足省内市场，放眼全国，谋求进一步的发展。该公司根据安徽省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并经认真调研和分析，决定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增加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在现有基础上增加设备、增加人员、做大做强，逐步形成年产各类标准件1万吨、冲压件200万件、各类模具1000套的生产和制造能力。最大限度的满足奇瑞、江淮等汽车企业集团不断发展的需求，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青阳县乃至池洲市汽车零部件行业的龙头企业。
第五篇：温州经济社会发展
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回顾与展望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受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温州的经济运行出现了小幅波动，有效控制了民间借贷危机引发的社会问题。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仍然取得了较好成绩，地方生产总值增长水平达到9.5%，经济总量达到3350.8亿元，首次跻身经济总量超3000亿元城市行列，社会发展成绩斐然。
一2011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城市发展战略定位得以确立。2011年市委提出建设“三生融合、幸福温州”的国际大都市发展战略和“1650”大都市城市网络格局，解决了温州城市定位和大都市布局的关键问题，可以说解决了温州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大都市发展战略定位的确定预示着温州进入了以城市化带动的新一轮发展时期。
（二）经济增长进入了以投资和消费带动的双轮驱动的阶段。2011年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751.5亿元，同比增长89.2%，投资率达到52%，比上年增加825亿元，增幅首次位居全省首位，全年新增投资量超过“十一五”期间的累计总增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强动力；消费受物价上涨的影响略有放缓，但增长趋势不变；外需增幅回落。从美欧目前的经济形势看，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基本释放完毕。在温州“十二五”规划的扩张性投资战略带动下，“十二五”期间，温州的经济增长动力将转向依靠投资和消费的双轮驱动，随着温州大都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投资需求会呈现下降趋势，带动效应将逐渐降低，更长期的经济增长将转向依靠消费和创新推动，所以要保证温州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应加快消费结构升级，优化消费环境，加大对创新主体的培育和科技投入。
（三）城乡统筹成为温州新的发展主题。以“三分三改”为核心，以农房集聚为切入点的具有温州特色的城乡统筹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这是一场涉及户籍、土地、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社会管理等社会体制的全面改革，必将形成新的城乡关系。
（四）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覆盖面继续扩大，社会救助体系更加完善。截止2011年11月底，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213.7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22.53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9.9万人，参保率已达到90%以上；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04.1万人、87.8万人和68.6万人。全市应参合农民524.50万，实际参合农民519.37万，参合率达到99.02%。新农合全市人均筹资水平达到373元，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达到275.45元，分别比上年提高85.5%和96%。先后出台了《温州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定办法》和《温州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定联席会议制度》。
二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在当前扩张性投资带动战略的引领下，受银行信贷增长制约，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保障面临一定的困难。
（二）民间信用危机和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延续致企业资金周转能力下。降民间借贷危机严重损害了温州的商业信用，危机以后，一些外地供货商减少对温州企业的货款拖欠额度，进货商减少对温州企业的预付款额度，企业周转资金骤减。信用危机降低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之间的信任度，影响企业的正常融资行为，借贷危机发生后，为规避风险，民间资金不断压缩借贷规模，并开始向债务人或融资中介抽资。房地产价格和交易低迷直接导致房屋变现能力差和房产抵押物缩水风险，上述因素都将降低企业资金周转能力，极易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
（三）社会发展滞后，社会发展的多项指标位列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浙江省发改委和统计局发布的2007-2010年全省11个地市社会发展水平评估的结果看，温州社会发展综合水平位列全省倒数第三，在人口发展、生活质量、公共服务、社会稳定、生态环境五项总指数中，除社会稳定指数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他指数均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生态环境指数位列全省末位。
（四）过度追求物质利益、攀比、炫耀性消费、过度投机等不良社会心态蔓延，已经成为温州社会的集体焦虑。由此产生的社会行为扭曲、行为失范和诚信缺失问题，而社会诚信缺失和不计风险的逐利行为正是金融**爆发的社会因素。矫正不良社会心态不仅仅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本保证更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2012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
（一）充分发挥政府投融资平台作用，建立投资需求与资金供给相匹配的投资策略。改变当前以银行为主的狭窄融资渠道，提升市场化融资的能力，拓宽投融资平台的资金融通渠道。一是由投资主体独立自主地进行筹资活动，包括扩股、贷款、发债，舍得让民间资金进入一些前景良好的项目。二是基础建设工程和社会保障工程。
根据项目资金的实际需要进行融资，防止过度融资，平衡投资资金需求与资金的期限和规模结构，注重项目的投资效益与偿债能力，控制债务风险。
（二）政府应增强企业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短期来看，需要积极争取更多的信贷资源和特殊信贷政策；成立财政划拨的担保基金，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问题；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对陷入债务危机的企业进行债务重组或资产整合；综合运用国土、规划、税收等行政手段，对重点企业进行扶持。长期来看，应加强产业引导和扶持，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良好的社会信用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温州民间借贷危机重创了民间信用体系，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亚于釜底抽薪。建立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将有助于加快温州民间信用的重建，并由熟人经济向现代契约经济过渡。
（三）促进资源的城乡均等配置，振兴农村发展，实现城乡共生共荣。巨大的城乡差别是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二元体制留下的现实后果，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农村则日渐衰败，温州是城乡发展“两极化”问题突出的典型。“十二五”期间，温州应抓住作为国家新一轮农村产
权制度改革试验区3年的试验期限积极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加快农村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激活农村内生发展资源，促进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城乡共生共荣。
（四）充分利用温州人经济发展温州。“十二五”期间，温州要达到年均50%的投资率，不仅要靠内源性资源的投入，还要积极利用温州人经济来发展温州。据统计目前有230万温商遍布海内外，是温州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最为宝贵和独特的资源，海内外温州商人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资源，还掌握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广大的产品销售渠道。当前正值国际经济转入低谷时期，而国内经济依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温州要充分利用温商这个宝贵资源，积极抓住这个机会，主动联络海内外温商，积极构建发展项目与资金、人才、技术的对接平台，抓住目前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机使更多的在外温商参与到温州新一轮发展中来，海内外温商同时也要抓住“十二五”期间温州的发展机会回乡投资兴业，内外合力使温州的资源在建设“三生融合·幸福温州”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把社会建设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未来推动温州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温州已经难以为继，政府急需转变发展思路。要破除那种认为加大社会建设投入是经济发展包袱的误区，把社会建设提升到城市重大战略发展层面。杭州、宁波的经验已经表明，政府致力于社会发展不仅保障了民生，提高了百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而且促进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持续大幅增长。
（六）提炼新的温州精神。温州是一个极具地域文化性格的城市，瓯越先民很早就通过海洋从事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在与大海的风浪搏击中砥砺出温州人坚韧的品质。受瓯越文化和永嘉学派的影响，自宋代以来就主张“义利并重”、“工商兼本”的功利文化。外界对温州人的印象也主要是会赚钱、投机以及精明。新的时代温州人给外界的印象需要提升，需要提炼新的温州精神。温州精神不仅要提炼保留温州地域文化中所积淀的最优秀的品格，比如诚信、坚韧、拼搏，更需要体现温州人具有世界眼光和人文关切的追求，比如友爱、包容、大
气、创新等等。提炼温州精神，不仅可以使城市精神成为温州人和新温州人共同认同的行为指南，也有助于不同群体间的相互融合尊重，对城市发展和社会和谐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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