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华颂,（演讲稿）
中华颂（演讲稿）
大家记得吗？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上中国人的不屈不挠； 大家记得吗？弥漫销烟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坚强不屈； 大家记得吗？汶川大地震中国人的同心协力……
当然，我们当然记得！
几千年的血雨腥风，几千年的龙争虎斗，有多少刀光剑影！
几千年的白云悠悠，承载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创造了一个新时代繁荣昌盛的中国！
我们更记得，我们是新时代的中国人！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自强不息，坚强不屈，顶头立地的血液依然在华夏人心中沸腾！
灵魂不会出窍，血液不会干涸，它们不会让我们忘记，中国人从来都是顶天立地的人，都是不跪的人！
昆仑——是我们中国骄傲的腰背，长城——是我们民族自豪的脊椎，千百年来，无论多少刀兵火水，他们都高贵的挺立着。
不会下跪，我们的母亲的血液里没有下跪的基因！
不会下跪，我们的父亲的骨骼里没有下跪的骨髓！
我们中国，伟大的中国，是顶天立地的巨龙。
杨靖宇不会下跪，他那严峻的面孔让日本人不寒而栗！
李大钊不会下跪，他那黑色的长衫让反动派恐慌！
我们站起来了！
中国从此站起来了!
我们站起来了，站起来走进了联合国，说话有分量，发言有权威，香港，回来了，这颗东方明珠，100 年后回来了； 澳门，回来了，这个久别的赤子，400 年后回来了！
我们站起来了，2008 奥运会在中国举办。
我们站起来了，中国的经济如今已经跃居世界第二。
中国人的脊梁是硬的，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着五千年顽强拼搏的精神，中国会强大起来，中国会走向繁荣昌盛。
第二篇：演讲稿-中华颂
中华颂
有人问 哪里是你的家
我回答 向东方走
有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
那是一方灵秀的土地
盘古开天留下了久远的神话
黄河水在那里孕育了黄皮肤的儿女 时代巨人缔造出社会主义国家
四大文明 有我中华
四大发明 始于华夏
星汉灿烂 筑起了多少璀璨的灯塔 紫气东来 点染出江山如画 翘首强汉 你能听到金戈铁马 回眸盛唐 你会看到威仪天下 可强汉盛唐只是先辈的潇洒 青春中国 才是真正的风流年华
是啊，改革开放
一次大手笔的抒发
宏大的谜面
要用宏大的篇幅才能解答
春天的故事
唱响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港澳回归
把屈辱的历史洗刷
百年奥运
是中国精神的升华
嘹亮的国歌
仿佛还回响在北京的盛夏神七飞天
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太空里的一面红旗
你映红了地球上的万朵云霞
也许
那之前 你还看到了一场大灾难 但大难之中你才真正了解我的中华 就是那一刻
全天下的龙族儿女成为了一家 亿万人的牵手
创造了一个感天动地的神话
这就是我的中华
五千年的史诗随你妙笔生花 这就是我的华夏
新时代的画卷任你挥洒勾画 其实 复兴的谜底不难解答 和谐社会
一定能让中华民族繁荣强大 我的中华
你是世界民族之林的 喜玛拉雅 我的中华
你是炎黄子孙心底里
永远的牵挂
薪尽火传
不要问我们忠诚是什么
一声召唤
龙族血脉都将会排列在你的旗帜下 有人问 哪里是你的家
我回答 向东方走
有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
记住了 中华是我的家
中华是我们的家
第三篇：中华颂演讲稿
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政治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政治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他以社会革命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既规定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看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他不仅寄希望于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社会组织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巨大作用。中国社会改造任务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样的认识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理论上的开放性，也使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所担负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李大钊恰恰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他并没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机械论的倾向，虽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第四篇：中华颂的演讲稿
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政治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政治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他以社会革命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第五篇：中华精神颂演讲稿
让我们永远铭记那轰轰烈烈的创业年代——中华精神颂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二年三班的兰云瑞，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让我们永远铭记那轰轰烈烈的创业年代》。“我们生活在一座英雄的创业城市。”这是爸爸告诉我的。50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大荒原。可忽然有一天，5 万多人的石油大军，从四面八方涌向了这里，其中有一个人后来成为我们大庆的英雄，他就是铁人爷爷。
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寒冷的冬天里，根本就没有地方住，铁人爷爷和石油工人就睡在牛棚里、雪地里；没有大型机械，钻井设备根本无法运到井场，铁人爷爷和石油工人就用绳子拉、肩膀扛、铁棍撬，硬是活生生地把几百吨重的钻机和井架立了起来；没有钻井用水，铁人爷爷和石油工人就用脸盆从远处的湖里端水打井??就这样，他们打出了一口又一口油井。铁人爷爷说过，宁可少活20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爸爸说，这些都生动地体现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我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这是何等的豪情与壮志，但是我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美丽城市，有着这样幸福的生活，都是铁人爷爷们辛苦劳动、无私奉献的结果！
同学们，我们是大庆未来的主人。让我们一起来传承和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努力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以后成为社会的栋梁，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建设更加幸福、更加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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