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秋期]试题:试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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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近代中国受到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决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重要依据。
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产生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
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政治控制
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直接和赤裸裸的方式是军事侵略。它们倚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特别是军舰和大炮,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直至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扰、蚕食中国的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到企图瓜分全中国。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华战争,从1840年至1919年的近80年间,较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就有10多次。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迫使中国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掠夺中国的大片领土,勒索赔款,掠夺财富。这些自称为“西方文明传播者”的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地暴露了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的不文明的野蛮本性。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统治中国,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侵略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当然这种对中国的政治控制是逐步实现的。在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还只是通过中国内部的妥协投降派贵族大臣,如琦善等人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在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同时,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才终于使清政府基本屈服。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驻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一步步成为了清政府的“太上皇”。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把持中国海关行政权,并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爱国运动。同时列强还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如支持通过北京政变掌权的恭亲王奕訢和洋务派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鼓励他们实行媚外妥协的外交方针。到清末民初又支持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段祺瑞等人,并扶植各派系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支持他们割据地盘和进行混战。
以上军事和政治侵略方面都是有大量事实和数字可证明的。
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主要是它们在用军舰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从而取得种种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对中国进行掠夺和榨取,开始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它们首先是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通过1842年《南京条约》首先开放五口,至1895年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陆续开放的条约口岸己有40多处。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成为资本一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基地。
其次是剥夺中国的海关主权。通过“协定关税”把进口税率压低到5%左右。外国商品倚仗特权和低关税,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本国工业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此获得高额利润。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到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华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外国资产阶级凭借各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中国对外贸易从1865年开始出现入超,1877年以后始终入超,并越来越严重。洋货的大量倾销,使得中国的民族工业和传统手工业遭到排挤和打击。外国资产阶级还直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洋行,带垄断性地经营进出口贸易。并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中国办工厂、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掠取高额利润,并压制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勒索中国巨额赔款,而且迫使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列强的政治贷款常常附有苛刻条件和高额利息,并要求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为担保,这实际上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而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成为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枢纽,凭借各种特权和雄厚势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
总之,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在经济上丧失了独立性,成为列强的经济附庸,它一方面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华民族经济的发展。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正是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
关于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渗透,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不能把外国人在中国所有的宗教、文化、教育、出版活动,一概说成文化侵略,也不应完全否定他们在传播西方文化、科学方面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资本—帝国主义确实对中国进行了文化渗透活动,其目的是宣传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资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土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如担任外国侵略军的向导、翻译,起草不平等条约,甚至公开参与抢劫和屠杀等。尤其19世纪60年代以后,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甚至深入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低价收买、强占垦地等手段,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有的还包揽诉讼、包庇不法教徒,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习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这些传教士从事的侵略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19世纪60—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行为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
某些外国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如传教士主持的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传殖民主义奴化思想。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一文,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并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搬到中国来,“本昔之治印者……移而治华”。帝国主义者为了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攻击污蔑中国人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19世纪末欧美帝国主义者还炮制了所谓的“黄祸论”,宣称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有理。但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使他们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