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公司简介

第一篇：哈维尔公司简介

沈阳哈维尔●公司简介

沈阳哈维尔表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金属基硬面耐磨钢板及耐磨材料加工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硬面耐磨钢板，技术水平及产品性能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司通过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拥有十多项自有技术，2007年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并于2010年得到国家创新基金。

产品共分四大类：HP100抗低应力磨粒磨损、HP200抗高应力碾压磨损或中等冲击磨粒磨损、HP300抗高温磨损、HP400抗强冲击磨粒磨损。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电力、矿山、水泥等行业。除国内市场，产品远销加拿大、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韩国、印度、尼日利亚、阿联酋、阿曼等国家，得到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并被韩国三星企业评为“2009年度优秀供应商”。

公司宗旨：利用科技进步，为社会创造价值。

沈阳哈维尔的金属基硬面耐磨钢板：具有双金属性能，即工作层的高耐磨性和基体层的高塑韧性，为工业应用提供了便利的机械连接和焊条连接条件，可以实现卷筒、焊接、等离子切割、机械连接等加工。

1、硬面耐磨钢板具有优秀的耐磨性

合金耐磨层金相组织中Cr7C3碳化物的体积分数达到30％以上，宏观硬度为HRC58～66，碳化铬的硬度为HV1400～1800。由于碳化物组织结构与物料磨损方向垂直分布，基于哈维尔硬面耐磨钢板采用堆焊形式、采用合理的合金配比，形成更具耐磨特性的组织，及因特殊

工艺而形成的硬质相排列方式，因此即使与同成分和硬度的铸造合金相比较，耐磨性能可达到二倍以上。与几种典型的材料耐磨性对比如下：

（1）与低碳钢；20～25：1

（2）与铸态高铬铸铁；2～2.5：12、良好的耐冲击性：

耐磨复合钢板的基板为低碳钢或低合金。不锈钢等韧性材料，体现双金属的优越性，耐磨层抵抗磨损介质的磨损，基板承受介质的载荷，因此有良好的耐冲击性。可以承受物料输送系统中承受高落差料斗等冲击和磨损。

3、较好的耐热性：

合金耐磨层推荐使用在≤500℃工况下使用，若在合金耐磨层中加入适量的铌、钼、钨等合金，可以承受≤800℃的高温磨损

4、方便的加工性能：

耐磨钢板可以切割，弯曲或卷曲、焊接和打孔，它可以加工成普通钢板可以加工的各种部件。切割好的耐磨钢板可以拼焊成各种工程结构件或零部件。

5、功能及特点：

可焊接、耐磨性能好。

耐磨钢板归属于新材料领域，对工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何解决磨损和延长机械设备及其部件的使用寿命，一直困扰着很多企业，造成巨大的成本浪费。公司一直本着利用科学进步，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精神，力求为客户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节约生产成本。企业将以高质量的产品、高素质的员工队伍、高效科学的生产管理方针，实现企业自身价值、为社会创造更优的经济价值！

第二篇：哈维尔：1990年新年献辞范文

亲爱的同胞们：隆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隆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早。隆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们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前政权，以其狂妄自和偏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隆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隆

我为什么说这些？ 如果把前40年留下来的不幸遗产理解为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项遗产是我们对自己所犯下的一桩罪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为此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隆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的心里。隆

我们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过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经表明，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每当有人武断地声称我们将会这样或那样时，我总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存在，仅仅相信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高兴我这话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 他们的父母——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么呢？隆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决不仅仅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际世界试图一步步扼杀人们的这种能力；第二，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人们常常空洞地谈论它们)，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隆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价。许多人于50年代死于狱中，不少人遭枪决；上千上百的人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大量有才华的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身于民族荣誉的人，那些反抗极权主义的统治惨遭迫害的人，那些仅仅想保持自己本来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却蒙受不幸的人们，我们应当记取它们，记取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自主的法庭应当不受干扰地审查对种种迫害负有责任的人，使我们的过去真相大白。隆

我们也应牢记其他的民族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贵的代价，其实也是间接地为我们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兰、东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罗马尼亚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同样，苏联境内的各民族也曾抛洒热血，这些都不能忘记。首先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受苦和其他人类成员相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巨大的牺牲构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剧背景，也带来了苏联阵营内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们也构成了我们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没有苏联、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的变化，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不会像这样。抑或即使改变，也不会拥有如此一个和平的进程。隆

我们享有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事实，但并不是说在最近几周之内有人直接给我们提供援助。几百年来，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终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强国和强权的援助。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我们目前巨大的宝贵财富。其中包括了这样的希望，今后我们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带来的麻烦。现在依靠我们自身这个希望能否实现，我们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个新的历史姿态复苏，全看我们的努力了。隆

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带进我们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自尊，恢复对于他

人的尊敬和对其他民族的尊敬。隆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再成为一个附属国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确，我们必须从别国那里接受和学习许多东西，但这必须是平等互助的那种关系。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纽斯(Comenius)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马萨里克将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是人们表达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隆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曾经是欧洲精神文化重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恢复到从前？如果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隆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隆我们将举行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活动。让我们不要使得这项活动给我们和平革命的洁净面貌抹黑。不要因为我们变得纠缠于权力纷争而马上失去刚刚赢得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务于社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其实，现在是哪个党派、团体赢得选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当中在道德、公民意识、政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人推举出来，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威望取决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和稍候选择的代议机构。隆„„隆

总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谈多做实事的人。不仅要从我乘坐的飞机窗户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出现在你们当中并耐心地倾听你们的声音。隆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隆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第三篇：哈维尔1990年新年致辞

哈维尔1990年新年致辞

崔卫平译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了著名的新年致辞，这也是他以总统身份进行的第一次公开政治演讲。

亲爱的同胞们：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早。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它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前政权，以其狂妄自和偏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

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为什么说这些？ 如果把前40年留下来的不幸遗产理解为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项遗产是我们对自己所犯下的一桩罪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为此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

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过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经表明，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每当有人武断地声称我们将会这样或那样时，我总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存在，仅仅相信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高兴我这话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 他们的父母——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决不仅仅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际世界试图一步步扼杀人们的这种能力；第二，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人们常常空洞地谈论它们)，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

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中间省略）

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带进我们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自尊，恢复对于他人的尊敬和对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再成为一个附属国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确，我们必须从别国那里接受和学习许多东西，但这必须是平等互助的那种关系。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和科明纽斯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马萨里克将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是人们表达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曾经是欧洲精神文化重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恢复到从前？如果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

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

我们将举行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活动。让我们不要使得这项活动给我们和平革命的洁净面貌抹黑。不要因为我们变得纠缠于权力纷争而马上失去刚刚赢得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务于社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其实，现在是哪个党派、团体赢得选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当中在道德、公民意识、政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人推举出来，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威望取决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和稍后选择的代议机构。

总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谈多做实事的人。不仅要从我乘坐的飞机窗户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出现在你们当中并耐心地倾听你们的声

音。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1990年1月

第四篇：哈维尔1990年新年演讲

My dear fellow citizens，For forty years you heard from my predecessors on this day different variations on the same theme: how our country was flourishing, how many million tons of steel we produced, how happy we all were, how we trusted our government, and what bright perspectives were unfolding in front of us.I assume you did not propose me for this office so that I, too, would lie to you.Our country is not flourishing.The enormous creative and spiritual potential of our nations is not being used sensibly.Entire branches of industry are producing goods that are of no interest to anyone, while we are lacking the things we need.A state which calls itself a workers' state humiliates and exploits workers.Our obsolete economy is wasting the little energy we have available.A country that once could be proud of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its citizens spends so little on education that it ranks today as seventy-second in the world.We have polluted the soil, rivers and forests bequeathed to us by our ancestors, and we have today the most contaminated environment in Europe.Adults in our country die earlier than in most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Allow me a small personal observation.When I flew recently to Bratislava, I found some time during discussions to look out of the plane window.I saw the industrial complex of Slovnaft chemical factory and the giant Petr'alka housing estate right behind it.The view was enough for me to understand that for decades our statesmen and political leaders did not look or did not want to look out of the windows of their planes.No study of statistics available to me would enable me to understand faster and better the situation in which we find ourselves.But all this is still not the main problem.The worst thing is that we live in a contaminated moral environment.We fell morally ill because we became used to saying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what we thought.We learned not to believe in anything, to ignore one another, to care only about ourselves.Concepts such as love, friendship, compassion, humility or forgiveness lost their depth and dimension, and for many of us they represented only psychological peculiarities, or they resembled gone-astray greetings from ancient times, a little ridiculous in the era of computers and spaceships.Only a few of us were able to cry out loudly that the powers that be should not be all-powerful and that the special farms, which produced ecologically pure and top-quality food just for them, should send their produce to schools, children's homes and hospitals if our agriculture was unable to offer them to all.The previous regimereduced man to a force of production, and nature to a tool of production.In this it attacked both their very substance and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It reduced gifted and autonomous people, skillfully working in their own country, to the nuts and bolts of some monstrously huge, noisy and stinking machine, whose real meaning was not clear to anyone.It could not do more than slowly but inexorably wear out itself and all its nuts and bolts.When I talk about the contaminated moral atmosphere, I am not talking just about the gentlemen who eat organic vegetables and do not look out of the plane windows.I am talking about all of us.We had all become used to the totalitarian system and accepted it as an unchangeable fact and thus helped to perpetuate it.In other words, we are allresponsible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totalitarian machinery.None of us is just its victim.We are all also its co-creators.Why do I say this? It would be very unreasonable to understand the sad legacy of the last forty years as something alien, which some distant relative bequeathed to us.On the contrary.We have to accept this legacy as a sin we committed against ourselves.If we accept it as such we will understand that it is up to us all and up to us alon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We cannot blame the previous rulers for everything, not only because it would be untrue, but also because it would blunt the duty that each of us faces today: namely, the obligation to act independently, freely, reasonably and quickly.Let us not be mistaken: the best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the best parliament and the best president, cannot achieve much on their own.And it would be wrong to expect a general remedy from them alone.Freedom and democracy include participation and therefore responsibility from us all.If we realize this, then all the horrors that the new Czechoslovak democracy inherited will cease to appear so terrible.If we realize this, hope will return to our hearts.In the effort to rectify matters of common concern, we have something to lean on.The recent periodhas shown the enormous human, moral and spiritual potential, and the civic culture that slumbered in our society under the enforced mask of apathy.Whenever someone categorically claimed that we were this or that, I always objected that society is a very mysterious creature and that it is unwise to trust only the face it presents to you.I am happy that I was not mistaken.Everywhere in the world people wonder where those meek, humiliated, skeptical and seemingly cynical citizens of Czechoslovakia found the marvelous strength to shake the totalitarian yoke from their shoulders in several weeks, and in a decent and peaceful way.And let us ask: Where did the young people who never knew another system get their desire for truth, their love of free thought, their political ideas, their civic courage and civic prudence? How did it happen that their parents--the very generation that had been considered lost--joined them? How is it that so many people immediately knew what to do and none needed any advice or instruction?

I think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or the hopeful face of our present situation.First of all, people are never just a product of the external world;they are also able to relate themselves to something superior, however systematically the external world tries to kill that ability in them.Secondly, the humanistic and democratic traditions, about which there had been so much idle talk, did after all slumber in the unconsciousness of our nations and ethnic minorities, and were inconspicuously passed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so that each of us could discover them at the right time and transform them into deeds.We had to pay, however, for our present freedom.Many citizens perished in jails in the 1950s, many were executed, thousands of human lives were destroy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alented people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 country.Those who defended the honor of our n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ose who rebelled against totalitarian rule and those who simply managed to remain themselves and think freely, were all persecuted.We should not forget any of those who paid for our present freedom in one way or another.Independent courts should impartially consider the possible guilt of those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persecutions, so that the truth about our recent past might be fully revealed.We must also bear in mind that other nations have paid even more dearly for their present freedom, and that indirectly they have also paid for ours.The rivers of blood that have flowed in Hungary, Poland, Germany and recently in such a horrific manner in Romania, as well as the sea of blood shed by the na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must not be forgotten.First of all because all human suffering concerns every other human being.But more than this, they must also not be forgotten because it is these great sacrifices that form the tragic background of today's freedom or the gradual emancipation of the nations of the Soviet Bloc, and thus the background of our own newfound freedom.Without the changes in the Soviet Union, Poland, Hungary,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what has happened in our country would have scarcely happened.And if it did, it certainly would not have followed such a peaceful course.The fact that we enjoyed optimal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does not mean that anyone else has directly helped us during the recent weeks.In fact, after hundreds of years, both our nations have raised their heads high of their own initiative without relying on the help of stronger nations or powers.It seems to me that this constitutes the great moral asset of the present moment.This moment holds within itself the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we will no longer suffer from the complex of those who must always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to somebody.It now depends only on us whether this hope will be realized and whether our civic, national, and political self-confidence will be awakened in a historically new way.Self-confidence is not pride.Just the contrary: only a person or a nation that is self-confident, in the best sense of the word, is capable of listening to others, accepting them as equals, forgiving its enemies and regretting its own guilt.Let us try to introduce this kind of self-confidence into the life of our community and, as nations, into our behavior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Only thus can we restore our self-respect and our respect for one another as well as the respect of other nations.Our state should never again be an appendage or a poor relative of anyone else.It is true that we must accept and learn many things from others, but we must do this in the future as their equal partners, who also have something to offer.Our first president wrote: “Jesus, not Caesar.” In this he followed our philosophers Chel'ick and Komensk.I dare to say that we may even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pread this idea further and introduce a new element into European and global politics.Our country, if that is what we want, can now permanently radiate love, understanding,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and of ideas.It is precisely this glow that we can offer as our specific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Masaryk [Tom Masaryk, first president of Czechoslovakia] based his politics on morality.Let us try, in a new time and in a new way, to restore this concept of politics.Let us teach ourselves and others that politics should be an expression of a desire to contribute to the happiness of the community rather than of a need to cheat or rape the community.Let us teach ourselves and others that politics can be not simply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especially if this means the art of speculation, calculation, intrigue, secret deals and pragmatic maneuvering, but that it can also be 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 that is, the art of improving ourselves and the world.We are a small country, yet at one time we were the spiritual crossroads of Europe.Is there a reason why we could not again become one? Would it not be another asset with which to repay the help of others that we are going to need?

Our homegrown Mafia, those who do not look out of the plane windows and who eat specially fed pigs, may still be around and at times may muddy the waters, but they are no longer our main enemy.Even less so is our main enemy any kind of international Mafia.Our main enemy today is our own bad traits: indifference to the common good, vanity, personal ambition, selfishness, and rivalry.The main struggle will have to be fought on this field.There are free elections and an election campaign ahead of us.Let us not allow this struggle to dirty the so-far clean face of our gentle revolution.Let us not allow the sympathies of the world, which we have won so fast, to be equally rapidly lost through our becoming entangled in the jungle of skirmishes for power.Let us not allow the desire to serve oneself to bloom once again under the stately garb of the desire to serve the common good.It is not really important now which party, club or group prevails in the elections.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winners will be the best of us, in the moral, civic, political and professional sense,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al affiliations.The future policies and prestige of our state will depend on the personalities we select, and later, elect to our representative bodies.My dear fellow citizens!

Three days ago I became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as a consequence of your will, expressed through the deputies of the Federal Assembly.You have a right to expect me to mention the tasks I see before me as president.The first of these is to use all my power and influence to ensure that we soon step up to the ballot boxes in a free election, and that our path toward this historic milestone will be dignified and peaceful.My second task is to guarantee that we approach these elections as two self-governing nations who respect each other's interests, national identity, religious traditions, and symbols.As a Czech who has given his presidential oath to an important Slovak who is personally close to him, I feel a special obligation--after the bitter experiences that Slovaks had in the past--to see that all the interests of the Slovak nation are respected and that no state office, including the highest one, will ever be barred to it in the future.My third task is to support everything that will lead to better circumstances for our children, the elderly, women, the sick, the hardworking laborers, the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all citizens who are for any reason worse off than others.High-quality food or hospitals must no longer be a prerogative of the powerful;they must be available to those who need them the most.As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rmed forces I want to guarantee that the defensive capability of our country will no longer be used as a pretext for anyone to stand in the way of courageous peace initiatives, the reduc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lternative military service and the overall humanization of military life.In our country there are many prisoners who, though they may have committed serious crimes and have been punished for them, have had to submit--despite the goodwill of some investigators, judges and above all defense lawyers--to a debased judiciary process that curtailed their rights.They now have to live in prisons that do not strive to awaken the better qualities contained in every person, but rather humiliate them and destroy them physically and mentally.In a view of this fact, I have decided to declare a relatively extensive amnesty.At the same time I call on the prisoners to understand that forty years of unjust investigations, trials and imprisonments cannot be put right overnight, an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changes that are being speedily prepared still require time to implement.By rebelling, the prisoners would help neither society nor themselves.I also call on the public not to fear the prisoners once they are released, not to make their lives difficult, to help them, in the Christian spirit, after their return among us to find within themselves that which jails could not find in them: the capacity to repent and the desire to live a respectable life.My honorable task is to strengthen the authority of our country in the world.I would be glad if other states respected us for showing understanding, tolerance and love for peace.I would be happy if Pope John Paul II and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could visit our country before the elections, if only for a day.I would be happy if our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all nations were strengthened.I would be happy if we succeeded before the elections in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Vatican and Israel.I would also like to contribute to peace by briefly visiting our close neighbors,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Neither shall I forget our other neighbors--fraternal Poland and the ever-closer countries of Hungary and Austria.In conclusion,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I want to be a president who will speak less and work more.To be a president who will not only look out of the windows of his airplane but who, first and foremost, will always be present among his fellow citizens and listen to them well.You may ask what kind of republic I dream of.Let me reply: I dream of a republic independent, free, and democratic, of a republic economically prosperous and yet socially just;in short, of a humane republic that serves the individual and that therefore holds the hope that the individual will serve it in turn.Of a republic of well-rounded people, because without such people it is impossible to solve any of our problems--human, economic, ecological, social, or political.The most distinguished of my predecessors opened his first speech with a quotation from the great Czech educator Komensk.Allow me to conclude my first speech with my own paraphrase of the same statement:

People, your government has returned to you!

第五篇：哈维尔的遗产---捷克作家

洪鹄：哈维尔的遗产

发布时间:2012-01-03 10:24 作者:洪鹄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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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敏感于当代世界的分崩离析。在这个世界中，一个人很容易有各种脱节、分裂、剧变却不以为意。而哈维尔的珍贵在于，他是一个有勇气的践行者。他以行动贯彻了他的思想，他的终点与起点一致，他的生命保有了贯穿一致的东西。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剧作家、哲学家、捷克共和国前总统。作品有《乞丐的歌舞剧》、《无权力者的权力》、《给奥尔嘉的信》、《哈维尔自传》、《反符码》等。无论是在1989年走向民主的过程中，还是在之后多年捷克的国家生活中，他都扮演了核心角色。直到去世前，他仍保留着自己始终未变的身份：一名异见人士。

记者_ 洪鹄

捷克，布拉格。76岁的瓦茨拉夫·哈维尔于当地时间12月18日谢世，给世界留下的是丰富、难以概括的一生。这位捷克前总统，作家，荒诞派戏剧家，哲人，异见人士，政治犯，赫玛尼斯监狱的常客，摇滚乐迷，“地下丝绒”乐队全球头号粉丝，昆德拉（在出版业上的）竞争对手，捷克电视一姐达格玛的丈夫—在去世前八个月，他还出席了电影《下野》（Leaving）的首映礼，这是他作为导演的处女作。

尽管骨子里自认为是个波西米亚人，对世界而言，哈维尔最重要的身份集中在三重：剧作家、思想家以及政治家。前两重交织在一起，同时与最后到来的第三重密不可分。1989年11月，捷克民众爆发游行，捷共第一书记雅克什辞职，哈维尔领导的“公民论坛”在这个国家的第一次多党选举中获得胜利，哈维尔本人出任总统，捷克由此完成了政权的和平转移。这次革命因此而称为天鹅绒革命，意谓平和柔滑的变革，未发生流血冲突。

1990年新年，新官上任的总统哈维尔向他的同胞们发出了一篇后来闻名世界的新年贺词。40年来每逢这一天，捷克人都会从他们的前任领导人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有关这个国家是如何繁荣，又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人民幸福并多么相信政府，以及面临着多么辉煌的前途。哈维尔相信，人们让他担当这一职责，并非想再听重复的谎言。他向大家报告了捷克的现状：被破坏的资源、无效的劳动和被浪费的潜能。然后他指出，最大的问题却在于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了“道德上的病人”：整个社会横行着谎言，每个人都对口是心非习以为常。

这是极权社会留下的祸害。但哈维尔强调，极权社会并非少数人制造、从天而降、与我们无关的一件事情，相反，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需为这整个极权机器的运行负起责任。“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哈维尔在位整整十三年，直至2002年卸任。这十三年捷克经历了从专制到民主社会的转型，也经历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裂的剧变。一切终究平安度过。然而回到哈维尔的人生之初，他从未预料他会真正投身政治旋涡—并且潜入其间如此之久。

从剧作家到政治家

1936年10月，哈维尔出身于布拉格一个贵族背景的富商家庭，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背景下长大，拥有自己的家庭图书馆和电影放映厅，他最初对世界和自己的看法正是在此形成。他意识到自己精力充沛，敏感、外向，他知道他会是个“政治动物”，因为对政治他嗅觉敏锐。但他并不想成为政治家，他的目标是念完大学去剧院工作，通过拍一部影片的方式来介入政治，或者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评论政治，总之，是批评它而不是从事它。

1948年，捷共掌握了国家政权，哈维尔家的所有财产都充了公，全家人也成为了阶级斗争对象。1951年哈维尔完成了捷克提供的义务教育后，便开始因“阶级出身”而始终无法进入大学。他只好一边做学徒一边读夜校，四年后才通过政审。而他就读戏剧学院的申请也不断被拒。在后来的自传中，哈维尔如此解读这段岁月：它比他自信的少年时代更为重要，正是这段被排斥、被边缘的经验，奠定了后来的他。因为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而又成长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才有了“从下面”（from below）了解这个世界的可能：而它才是这世界的真实模样。

“如果我展示了—如他们经常所说的那样—关于世界的荒诞感和喜剧感，那么这不仅仅是来自我的气质，更是出自我的经验。”

1960年，24岁的哈维尔开始为布拉格的一家剧院工作。这个自认为拥有“从下面”看问题的眼光、卡夫卡式的经验和对法国荒诞派戏剧的熟稔知识的青年很快掌握了写剧本的技巧，几个重要剧本《花园聚会》、《反符码》等次第诞生。在六十年代的捷克，戏剧是文化生活中最富吸引力的一项，哈维尔着力描摹在僵化体制下社会空洞本质的剧目很快令他成为捷克重要作家中的一员。

1968年布拉格之春爆发，苏军入侵捷克。随后，一个更加保守的政权取代了原先相对自由的那个，整个社会在解冻之后复归冷冻。1969年开始，出版自由被禁止，并持续了20年。哈维尔的剧本不再被允许上演，再后来，包括他在内的一群艺术家、知识分子被打入社会底层，只能以体力劳动谋生。到了1974年，他被遣进一家啤酒厂打工，每天早晨4点钟起来滚啤酒。在后来的自传中谈起这段经历，哈维尔说这是他第一次只是为了钱而工作—他没法假装自己是来“体验生活”的，但同时他也很高兴自己终于克服了一个“庄园主儿子”在工人阶级面前或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劳动者面前的羞惭感：它们绝不是优越感，而是一种障碍。

这段和平等有关的体验，让一个新的命题在哈维尔接下来的创作中逐渐显形。他认为像早年那样简单地将社会的苍白空洞诉诸政权或制度是虚弱的，每个人最终都要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个人的危机。“我以不同故事，不同形式写东西，在结局时不管我愿不愿意，这个主题总是以某种方式呈现在我面前。”这批创作应该包括1975年他给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写的一封长信，强调的便是这一问题。哈维尔指出，当时捷克社会在表面上的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着严重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在人们高涨的、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他认为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整体上的伤害是久远的，在暂时的稳定背后，付出的将是未来某个时刻的“超额税款”。

1977年，一个叫做“宇宙塑料人”的摇滚乐队的几名成员被捕，依据捷克已经加入赫尔辛基人权条约的事实，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签名营救运动，呼吁这个国家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哈维尔是这场签名运动的三名发言人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个叫做“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的成员。这些行为给哈维尔带来的是三次牢狱之灾，前后被关押近五年。而正是在这段时期，哈维尔写出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包括《无权力者的权力》、《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以及在狱中写给第一任妻子的《给奥尔嘉的信》。

2007年12月10日，哈维尔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达格玛·维斯科莫娃。

有勇气的践行者

学者傅国涌仍然记得第一次阅读哈维尔时所受到的冲击，这个感觉他人生中从未遭遇。作为一个“从十几岁以来一年365日手不释卷”的人，他自认为被冲击的门槛很高。而哈维尔写了什么？“哈维尔说的是1970年代的捷克，人民拥有的自由，就是选择不同牌子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

这是哈维尔关于后极权社会的论述中的一句话。何谓后极权主义？概括哈维尔的论述可得到如下信息：极权的原始动力已衰竭，权力者已经失去他们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和残酷性，权力者不得不多讲一点法制（而不是法治），消费主义盛行，腐败也愈加严重，社会冷漠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整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

对于后极权社会，东欧诸国以及苏联均不乏研究者。“但哈维尔是其中目光最为准确的一个，他穿透了后极权社会的本质。”傅国涌告诉记者。哈维尔指出，在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作恶中，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又是参与者，并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极权的制度使人异化，而异化了的人更支持这个制度，因此，人们既是它的囚徒，又都甘当狱卒。

如何摆脱这样的社会？哈维尔的观点是，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必须唤醒人的良知，必须做有个性的人，坚守自己的道德立场和良心底线，讲求原则政治而不是利益政治。最简单的一个原则便是不说谎话。

在纪念1977年签名运动发起人帕托切克的文章《无权力者的权力》一文中，哈维尔以一个日常场景入手，就这一点进行了阐释：一个水果蔬菜商店的经理在橱窗里，在洋葱和胡萝卜中间，安放了“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大标语。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疾风骤雨似的诘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什么东西是他试图和这个世界联系的？他真的热心于联合世界的劳动者这个意思吗？他热情如此之高，乃至于感到一种无可控制的冲动要让公众了解他的这个思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正是在这否定中人们可以清晰看到伪善和谎言是如何点点滴滴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哈维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值得责难的并非历史，而是现代人性，它使得这个制度产生、容忍这个制度的倾向。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疏离的人性又反过来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而人们成为了彼此失败的见证。

作为哈维尔最重要的中文译者，崔卫平是在一个极其个人的语境中与哈维尔相逢。“那是我自身非常低落的一个时期，之前的经验分崩离析，而新的世界仍未形成。”哈维尔对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的描述令崔卫平觉得一击即中，“他看世界的比例和一般人不一样，不大不小，不激烈，也不软弱，始终是在反思，反思我们的生活，反思我们的环境，反思我们的优缺点，但他又是适度的，必要的时候他走出自身，走向这个世界。”

“哈维尔敏感于当代世界的分崩离析。在这个世界中，一个人很容易有各种脱节、分裂、剧变却不以为意。而哈维尔的珍贵在于，他是一个有勇气的践行者。他以行动贯彻了他的思想，他的终点与起点一致，他的生命保有了贯穿一致的东西。”崔卫平告诉记者。2009年，她在布拉格和哈维尔有过一面之缘，74岁的哈维尔虽然浑身上下“除了脑袋哪里都动过手术”，但仍然风趣、顽皮，在他微笑的眼睛里面，有非常非常认真、严肃的东西。

同为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热度”从来无法和同胞米兰·昆德拉相比。对此，学者徐友渔有自己的解读：“知识分子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满足平庸的生活，他一定要为自己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找一个形而上的理由。他要被迫适应新的犬儒主义的生活，就要证明这种生活是唯一正当的选择。这个时候‘昆德拉热’适逢其时。这些人把昆德拉作了一个解读—未见得是百分之百的歪曲，但明显是为我所用：所有反抗都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说到底，只有不反抗才是最大的反抗。有人还提出了一个口号：知识分子有退出历史的权利。貌似非常深刻，实际就是勇气不够，为哆嗦找了一个借口。”

而哈维尔呢？傅国涌说：“他的榜样作用在于，在一个严酷的大环境中，个体依然可以有所作为，并非可有可无。他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