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战略规划制度探索大全

第一篇：某战略规划制度探索大全

战略规划的制度探索

引言 本文探讨了制度方法对于空间规划的贡献。文章的基本概念是将制度放臵于社会学背景，考虑社会规则和规范对于制度的影响。本文将从三个层次来检查规划制度的含义：首先是社会规则及信仰体系（social rules & systems of belief）；其次是体制下的正式的规则（the formal rules of regime）（如政治法律框架、经济秩序及政策框架等）；最后是在决策过程及行动实施中的制度反映（institutional reflection）。本文认为，在这三个层面上的制度反映对于提高战略空间规划的合理性及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它使规划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角色在此过程中能够站在各自立场提出清醒的、切中要害的意见。

规划的制度探索是一件既复杂又费力的事。当然，最大的问题在于市民对于自身预期的不确定性以及不了解规划部门和其他角色在其中应有的位臵。而且，社会的规则并不是绝对的，它往往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或者因为某项具体事件的产生而发生变化（Bolan,1996）。即使某些确定的规范已然存在，他们的含义也会因为从不同角度解释而有所不同。最后，尽管我们知道制度规范不会一成不变，但我们并不是总知道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简而言之，规划的制度方法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其中常常会出现许多问题，也可能包含了武断的决策行为。它不是一个包含了一系列固定程序的方法论，而更像是一种思考和追求，为了给规划过于注重实效的原则增加更多的灵活性。本文试图去理顺这些问题。然而在此之前，有必要探讨一下这种思考方式产生和起作用的原因。

以规划主体为核心的观点以 及随之带来的问题 无论怎么说，规划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支持规划实践。所有的理论探讨和方法论都是要达成这一目标（Friedmann，1996;Forester，1996）。依此看来，很多理论都盲目地以规划是通过提出空间的发展前景以影响其他行为这一原则为起点。我们可以清晰地区分出一个积极的规划当中的主体和客体（他们都必须是被规划师所影响的）。这类假设认为规划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控制方法。大部分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确认规划的主体是在一定政治体制安排下的政府规划机构。但是，当然，规划的主体也可以是某些社会组织——规划的互动机制承认了多元的规划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划客体的定义则有时狭义有时广义：有些规划只考虑短期问题，有些规划却是为了长远的发展。许多方法被应用于理解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规划师运用模型、结构、蓝图甚至比喻等方法来减少这种复杂性，引导它们发展。有时附加了雄辩的演讲来试图增强规划方案或远景分析的说服能力。决策理论被发展用于保障承诺、统一意见和引导多方的力量。简言之，规划已经变得职业化了（更具有互动性、更聪明和更加有说服力）。尽管如此，大部分的规划思想，无论是明确的还是含混的，仍然在老的主、客体框架中操作。规划师仍然试图控制物质性的世界。

这种企图往往是一厢情愿，而且，继续下去甚至还会适得其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规划师中心主义是其中最极端的一种表现形式。规划部门有时似乎

认为世界是围着他们转的而不是相反（Den Hoed，Salet & van der Sluys 1983）。这种想法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找到不少实际案例，尤其是当规划和相关政策在政治日程上变得非常急迫的时候。尽管如此，许多规划理论家仍旧试图定义实践中的规划师和他们的任务。对于规划主体的地位和战略规划的研究还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兴趣。

规划师缺乏对规范和地位的反省在实践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最终的空间规划方案中，仍然试图体现一种统一的空间组织的理想状态。为了某种原因，规划师不断地试图使他的空间规划图纸色彩缤纷、模式具有诱惑力。二十世纪初的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空间一体化的梦想，即中心城被周围均衡分布的卫星城市众星捧月地环绕着。30 年后有芒福德和斯特恩（Mumford & Stein）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彼特霍尔（Peter Hall）在他著名的著作《明日之城》（cities of Tomorrow）中编录了无数这样的追求空间一体化模式的例子。荷兰的空间规划方案也一直试图体现出这种空间上的秩序来（Howard 1902；Mumford 1938；Stein 1951；Hall 1988）。所有这些举例都是试图达成一种城市与自然、经济与环境、集中与分散的平衡。在荷兰的规划中，土地使用图的主要功能不过是用以显示这种试图创造空间秩序的雄心的一种工具而已。规划师们还将这些与具体的比喻联系起来，如有机城市环、马蹄形城市、绿肺、蓝色纽带以及新发明的走廊、珍珠什么的（住宅、空间规划与环境部，1999）。这是规划师们所向往的天堂。尽管有些规划师意识到政府不可能控制所有的土地使用模式，但他们仍幻想其他人（下一级政府、市民、企业及其他社会角色）将会被国家或

区域的总体规划所打动。规划因此主要的任务变成了发动其他人的主动性而不是相反（Van Eeten 1999）。

幸运的是，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历史不仅仅包含了以规划师的理想为出发点的例子，也有注重研究实际的城市化进程机制的先例。这些例子注重规划的真实作用是对社会变化的回应。1915 年帕特立克 盖迪（Patrick Geddes）发现英国出现了新的大都会区（conurbation）。盖迪并没有简单地将城市发展视为空间的一体化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城市综合体”（urban labyrinthine complex）

（Geddes 1915）。这一提法不仅比以往更加丰富和精确，而且考虑到了充满冲突的城市发展过程。一旦以这种态度来看待城市化进程，我们希望规划师不是只了解如何寻求共同的需要，而是会敏感应对周围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规划师会利用冲突和妥协来战略性地指导城市发展。这种观点承认，现实并不是由土地使用规划发展而来。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提出不应当将大都市地区看作是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和谐的平衡，而首先是个体的实际行为塑造而成的（Wright 1958）。这些个人的选址决策导致城市在空间形态上越来越郊区化、分散化。对于赖特来说，大都市的核心是每一个个体。当然，这种分散的模式对于追求空间一体化的共同理想的规划师来说是一场恶梦。但是，这些想法与现实更为接近。如果规划能够更多地考虑个人选择的结果，它的追求共同利益的蓝图就会更加合理。如果规划师希望达到他们共同的理想前景的话，他们至少应当采取特定的战略政策来弥补它们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作为最后一个例子，凯文•林奇激烈地抨击了那些所谓“完整的”、“没有压力的”空间模型。他尤其反感那些规划师用于比喻大都市地

区的器官名词，诸如“心”、“肺”和“动脉”和用“城市系统”来形容城市发展，因为它们脱离了真实世界，更重要的是，忽视了那些反对派的力量（Lynch 1980, 1990）。林奇呼吁规划师们放弃实现空间的一体化梦想而是采取一些特定的质量指标来指导新的战略。

简而言之，在城市化进程中，规划确实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具有积极的见解和经验，规划师在其中也起到了战略性的作用。直到如今，这些见解仍然未在现实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出于某种原因，具有空间的一致性的战略规划图纸成果（在集体利益的基础上）是否具有吸引力仍然是衡量规划师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在荷兰也是如此，而且严峻的现实与完美的理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样，规划师根本无法抓住战略转变所带来的真正机遇。毫无疑问，如果规划师能够更好地理解城市化进程的实际机制，理解社会不同角色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战略规划就能够在深度和精确性上更进一步。当然，规划师仍然能够像以往一样指导城市化进程，但是他们必须同时注意自我定位，更关注这个进程中已经确定的东西，如对于未来的期望，而不是简单地号称为了公众或集体的共同利益而行动。战略规划因此必须被更多的看作是规划的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对综合性区划和组织的宣传（Salet 1996;WRR 1998）。

制度规划的三个层次 前文讨论了为什么在空间规划中对于制度反思的需要是如此迫切。这一节将讨论制度这一概念及其他相关问题。在学界和执业界对于制度的解释理解各不相

同。公共管理部门及规划理论有时试图将制度看作是保障政策目标实施和延续的工具。本文则认为，制度与其说是一种使用工具，不如说是一种规范性的方法。我们需要象其他社会的普遍规范一样，在社会学的范畴内来审视它。

制度的起源通常难以确定，因为它们往往是由社会习俗或道德规范演化而来。他们是社会文化的表现，有时为法律所规定。这些规则的存在使得人们即使在某个目标或利益不尽相同的时刻也可以彼此信赖。因此制度并不是为达到某一特定目的的简单工具。现实就是如此，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人们的期望千奇百怪，很难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Hayek 1963-1970）。经济学中交易的原则就是制度的一个例子。在经济交易中达成的目标（例如追求经济效用）与其说是制度的结果不如说是目的论的，即大家本身是为了达到某项目的而来（Fuller1969）。

带着这种观点，制度有着其自身的运行机制和问题。本文部分地引用了Mayntz 和 Scharpf 的著作来说明在制度思想及行为的三个层次之间的区别：

• 社会规则及信仰体系（通常是不成文的规则）； • 体制下的正式的规则（如政治法律框架、经济秩序及政策框架等）； • 实践中的制度反映。

接下来的三个章节将依次审视这三个层次的制度思想及行为特征。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三者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最后，在每一层次都有许多背离实践的制度规范的现象产生，我们有必要对于规范的真正含义不断加以探讨，因为他们是实践中关系的真实反映。

社会规则及信仰体系 没有被正式立法的社会规则是特定文化的表现。有时某项社会规范很明显属于某个社会群体，或是整个社会。人们一旦背离这些制度规则，将很快得到信奉它的人们的制裁。然而，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对同一社会规范的不同解释也常常会引发争论。由于不成文，有时社会规则的确切含义过于模糊，这成为导致讨论和争执的原因。这是一个学习和逐渐适应的社会过程。一个普遍规范的解释和澄清有赖于特定的环境或事件的发生。另一个问题是有时某些社会规则的含义不知不觉地被遗忘。这些都很难简单地说清楚。社会规则的含义通常就是这样随着使用情况的变化而逐渐演变。虽然普通的市民能够只是简单地依照这些规则去做，社会的研究人员却总是忍不住要去定义他们的确切内容。这些内在的规律警告我们这是一个敏感的、有时随意性很强的行为，需要谨慎思考。

因此，尽管社会规则常常不能轻易地划定界限，但是他们的重要性无庸臵疑。它们是社会关系的基础，或是象 Elster 所形容的“社会的粘合剂”。实际上，它包含了社会的基本的信仰体系。它们的含义不可低估，甚至最终成文的法规（将在后文讨论）也要依赖这些社会和文化的规则的本质含义。经济交易依赖于对于货币价值的信仰，正如代表之于政治，合法性之于法律，游说和辩论之于民主。这些规范性的公理有的只有通过使规则正规化的渠道才能够实现。通过定义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而不是定义代表的内容，民主才能显示出不同的政见。规划的可行性就必须在这些文化的、法律的、经济的、政治的、城市的和国家的规范领域中

寻找。社会和文化的已有规则也是规划理论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这些规范的确切含义仍然会不断地被提出讨论，因为它们要为下两个层次的（更加确定的）制度行为留有余地（Salet 1999）。

体制下的正式规则 正规的成文的制度，诸如宪法、基本法、司法解释等等，它们的含义要清晰得多（也得到更多的规划理论家的研究）。当然，这种确定性必须在上述的文化和规范性的框架内才能够实现。这种制度规则通常被称为规范的领域或体制。在空间规划方面，它与三种正式的体制有关。

 法律及政治体系的结构。这包含政治体系中的宪法和行政基础、管理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则、法律实施的宪法保障、以及部门间关系的法则。了解这些制度不仅仅有助于弄清楚政治司法框架，而且是未来行动的前提参照。尤其是法律和民主原则，有时在规划的工具手段中对它们的运用不足。

 第二种体制确定了规划师在经济体制中的基础地位。这包含架构与空间规划息息相关的市场和子市场的规范和规则。空间规划通常要关注诸如住房市场、土地市场、各种交通运输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等等。这些领域内都很难存在纯粹的市场关系。这些市场框架建立的体制原则因而常常混杂着集团的和国家的利益。这种多元的关系也导致规划师在其中的作用变得特殊。价格机制和目标群体的选择决定了市场的基本框架。

了解这些体制可以弄清楚该范围内经济角色（如开发商、房产公司或运输代理）的数量和他们所面对的决策问题。它对于规划师发现私人群体在市场中有限的选择模式非常关键。这有助于提高空间发展规划的可行性。

 第三种正式的规则指与空间相关的政策体系中的规范和规则。这包含诸如住房政策、交通政策或土地使用政策的基本准则。它也与各种公共和私人角色的权力有不同相关联。弄清楚这些政策体系的结构将使规划师学会把每一个新的规划放在规范的框架下进行而不是不停地追求它的独创性。

基于以上提出的三个领域可以看出，制度方法首先要关注的是基本原则和不同角色之间的责任划分。这不包括特定目标的实现或问题的解决，因此与其说这是一种政策不如说是体制。将不同的体制系统地罗列出来可能会让人以为它的系统分析也相对简单。然而，即使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制度分析也非常复杂和多变。首先，我们不能确定三种体制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实际上，这三个领域经常互相矛盾甚至冲突。其次，体制涉及的事务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定位。例如在英国，注重实效的原则超越了保证行政和政策体系的正常关系的原则。第三，要了解体制的框架原则有时需要看得长远些。政策体系的基本出发点常常被淹没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占优的具体政策方法中。

总的说来，实践中的关系比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多样得多。例如，一个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体制在实际中有时会演化成一个垄断的系统。这种情况在欧洲国

家并不少见。另一个例子是有时分权的行政体制会在实际中变得象是集权的体系。如果要对于上述三种体制的制度关系进行研究，就必须同时进行实际关系的实证研究。体制与实际往往不同。差异的程度则取决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例如德国通常严守正规的关系而英国则相反。荷兰介于二者之间，有着过于丰富的正规条文而应用极其松散，因此在实际状况和原则之间有很多脱节现象，荷兰的公民因此对于政府的预期没什么把握。希望研究这些制度的研究人员因此首先自己要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规则：正规的还是实际操作的。研究人员只有弄清楚这些才能够对制度的反映真正了解。

与荷兰空间规划相关的各种关系的框架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荷兰空间规划法案（the Dutch Spatial Planning Act，简称 WRO）包含了如何管理与规划相关的不同行政层次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重要的是，该法案提出了由下至上的方法，规定地方社区是编制为市民服务的法定规划的唯一主体。根据该法案，上一级政府在空间规划中仅仅起到指导或补充作用。但是在实践中，规划体系却扩展到了几乎所有层次的政府，国家级的规划也包含了许多需要由地方政府完成的政策目标。因此，空间规划体系实际上更象一个由上而下的过程。法律规范与规划实践间的差异带来了许多问题。国家的规划师给地方政府下达了详细的政策目标，地方政府（省或市）也有权利确定自我的发展方向。这种矛盾显然影响了战略规划的制订方法及由地方政府真正实施的可能性。最近实施的空间交通法案给人们的印象是荷兰的法律制定者完全忽视了空间规划立法体制的制度规范。这只能使上述的矛盾更为突出。

成文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行文十分谨慎，它们是关于制度形式的设计。与上节的社会及文化规则相比，这些规则的起源是可以追溯的。它们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任何时候都可以对现有的体制加以变更。最近一本著作探讨了社会制度“移植”（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的必要条件，即如何使一个制度的一部分并入另一个制度中（De Jong 1999）。当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种系统性的变化如何反映制订这一体系的社会文化初衷。理论上说，只要觉得合适，立法者就可以对制度的游戏规则加以调整。当然，在实践中，由于变更要涉及到已然延续了很长时期的规则，因此它并不经常发生（相对于操作性政策措施的不断变更来说）。这表明了它与操作性政策的根本差异。与后者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达到特定目标不同，体制规则并不寻求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它们主要是要建立包含普遍规范的普适性规则，规范不同社会角色的相互关系。可以称之为游戏规则的设定而不是规定游戏本身。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制度规则不能被视为是以目标和结果来主导的。

在规划理论中，这是一个不断出现的话题。规划师们陶醉于调整机构及决策体系以便他们的方案能够容易得到实施。但是，这种调整只是在极个别案例上真的发生了（如某个特殊的国家性项目）。通常情况下，在不同团体间建立新的相互关系并不明智。普适性规则的特点就在于能够为不同的个案提供稳定的指导，不应该因为某些时候一些特定的方案而改变。

实践中的制度反映 第三个层次的制度分析最为重要，因为它直接管理规划实践与政策。它也是政策目标和当前规划师、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问题的提炼。在这个层次的制度思考和行动上，市民、规划师和政客的愿望是至高无上的。人们期望空间规划师提出战略设想来解决社会问题。因此规划理论不可能直接达成这一以目标为主导的任务。从制度角度来看，规划师和制定政策者对上述的社会和文化规则敏感到什么程度？他们又何种程度地将其添加至规范的含义中？更重要的是规划的目标要意识到这些方面的规范。前面已经讲过，关于对规划师地位的确定是在政治、经济和政策领域建立的。规划师是否对此地位拥有足够的了解？或是说他们学会制度地思考了吗？这是规划理论一个迫切的任务。一旦规划师更多地意识到他们位臵的本质，最终他们在实践中就会变得富有成效。

对于规划理论这种与实际相脱离的批判看上去有点苛求：为什么规划理论不能简单地只考虑战略行动的方法？答案是规划实践常常仅关注目标、问题和可能的成果，这样有时反而使得规划的影响被削弱；另一方面，批判性地对机制进行反思能够使机制得到结构性的改善。荷兰住房政策的发展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十年前，由于盲目地关注政策目标，公共住房陷入了困境。从一个角度说，由于存在太多这方面的政策方法，即使是住房专家也不了解政策的最终效果会如何。荷兰住宅发展秘书长 Heerma 决定对住房政策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他采用制度的视角关注荷兰住房发展的未来，其中明确地将关于制度的规则和以目标为导向的政策条款分开。在住房市场中公共与私人的角色地位已经发生了决定性、根本性的改变，需要矫正以目标为导向的政策手段来适应这种新关系。从那时起，每当需要某项新政策，首先要调查它是否符合体制的普适性规范和规则。制度地思考问题使现在住房政策成为荷兰最有效的政策之一（Salet 1999）。事情之所以转变是因为学会了在制度环境下思考问题，而不是仅仅考虑目标和直接解决问题。规划师必须从思想上自我改变，尤其因为他们总是要达成某些特定的政策目标而很少从制度的角度考虑问题。

开发规划（Developmental Planning）的新挑战 空间规划的特点在于试图对结果加以控制。而它对于制度的反映已经微弱到了值得警惕的程度。荷兰空间战略规划的经验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荷兰法律框架为此提供了一些指导。在实际制定国土规划报告时，毫无疑问是要收集、表达共同的理想，然而这些国土规划却包含了非常具体的政策条款，按照系统的制度原则这应当是其他层次政府考虑的事。国土规划在很多方面雄心勃勃，例如提出（在特定的 A、B 或 C 区位的）选址政策，区域和地方的公共交通、停车政策，地方空间决策，绿化空间定位（实际在此处已经有了很多的开发行为）等。这些本质上都取决于不同的选址决策，不应该乐观地在中央的层次上决定。最近一系列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层面的宏伟规划在区域和地方上收效甚微。

在空间规划中同样需要考虑相关的经济体制的制度关系含义。规划必须更重视私人团体使用空间的行为和动机，而不是项目本身。这样在一些子市场（尤其

是家庭、公司、公共设施和购物中心）中，规划就能更好了解市场参与者的决策行为特征，从而制定更科学的规划。空间规划师应当更多地钻研次一级市场的运作规律，寻找对私人角色更合适和可行的模式。这样的例子很多。过去三十年的空间规划将使不断扩张的城市活动在空间上聚集作为最高的政治标准，希望以此保护绿色的农村区域。然而，这些流行的规划方案忽视了使用空间的主要角色的行为模式。这段时期，由于期望实现空间上聚集的城市高密度理想，在城市区域一边倒地注重公共交通设施；同时却很少考虑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市场需要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更好的可达性给这些顾客。这项空间集聚的政策在实际上却推动了公司和家庭不断向外扩展。即使是那些传统上和经济上都依附城市的公司和零售商业，最初对在城市边缘投资犹豫不决，后来也不能在这个郊区化的大趋势中无动于衷。十年前，Frieden 和 Sagalyn 描述了在美国发生的同样的过程。他们还说明了美国的大都市规划如何从此走向以开发为导向的工作方法（Frieden & Sagalyn 1989）。

最后，空间规划的地位也很大程度上要受政治和行政结构的影响。当城市聚集的空间政策操控在分析文化的行政管理环境中，所有的政府都有各自的发展目标，规划的作用就会被削弱。荷兰的集约城市政策从来没有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人们已经开始关注行政关系的问题，试图积极地去适应大城市空间发展意图的政策尺度。然而不幸的是，试图通过引入“城市省”（city province）来重新划定大都市政府边界的尝试失败了。国外已有的经验表明，可以采取一些新的和更具创造性的解决办法，从而在空间和行政管理的动态变化中寻求一致性。

对于这三种制度体制的简要回顾说明，在这个不停变幻的世界上，当规划师能够对自身地位的含义有更多的反思，战略空间规划就能拥有更大的可信度和更好的指导作用。同样，规划也必须更重视与规划相关的社会和文化规范的作用。如果规划希望起到真正的战略作用，规划必须合理地反映社会期望的发展。在这一章的开头，我说过需要把规划由反映共同的理想转化为发展的规划。荷兰的国土规划目前做的正是如此。一个生动和现实的例子是具有传奇性的“兰斯塔德”（Randstad）的空间规划。本文将以此结束这场讨论。

兰斯塔德是荷兰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地区的名称，它包括四个最大的城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乌德勒克和海牙。这个概念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第一次国土规划中出现后保留至今。这个词汇甚至被收入荷兰语。对于这个概念空间功能的理解集中于它的外向导向性。20 世纪 50 年代，空间规划政策显示荷兰的整个西部地区（兰斯塔德）的发展压力应当通过刺激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得到缓解。实际的发展几年后走向了这项政策的反面，兰斯塔德成为荷兰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在欧洲西北部享有重要地位。兰斯塔德以它的著名的城市和国际性的港口成为欧洲的门户。就这样，它继续在主要的国际基础设施连接中起着节点作用。

这个词汇的创建部分是功能性，部分是战略性的。但同时必须说明，兰斯塔德从来没有被作为开发规划中的一个战略概念而存在。兰斯塔德的名称使人们猜想它存在一个统一的城市联合体，或者至少是一个多中心的体系。兰斯塔德概念的主要弱点在于它从来不考虑制度的支持。在过去的四十年，政府从来没有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认为这些组成兰斯塔德的独立的城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整体。

政府也没有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甚至，兰斯塔德的北翼和南翼在扩展的时候与东部发生的联系要比他们彼此间更多一些。实际上，兰斯塔德包含的城市都有着各自独立的经济、文化、社会和行政体系。在北翼和南翼的劳动力和住房市场几乎不存在重叠，其他活动也是如此。在过去四十年中从来没有采取什么真正的措施来促使兰斯塔德被作为一个统一的城市体系看待。这个概念在国土规划中一直占据了重要的位臵，然而做为一个开发的概念，它仍然虚无飘渺。去年，迫于国内和国际的竞争压力，这四个最大的城市，四十年来第一次在一起为兰斯塔德制订了共同的发展前景。这其中最突出和最有价值的一点他们意识到荷兰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联系需要加强。如果实现这一点，兰斯塔德的劳动力和住房市场就会逐渐叠加，但即使那时，兰斯塔德要发展成为一个单一的城市体系还只是个开始。

荷兰政府正在准备制订新一轮的国土规划。新一轮规划预见了许多新的空间问题。例如重要的城市地区的发展是否通过城市与绿地质量互补的方法得到提高。政府认为传统的城市通过绿地与周边隔离的做法已经过时。最重要的战略问题是如何制止城市的蔓延和保证城市的活力。诸如“城市景观”、“走廊”和“网络城市”的新概念被引入。这些新概念仍然不够完整，但在首次公布的国土规划准备报告上已经将开发的方法清楚地作为一项战略提出。区域城市的形成被看作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迄今为止，报告所包含的最值得注意的新观点是兰斯塔德不再被仅仅表达为未来的网络城市或区域城市，而是强调功能上如住房和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要使规划成功还需要做大量的详尽的工作，考虑经济、行政和政策

体制在制度上的反映，仔细选择战略项目。然而，如果这是战略规划开始在城市化进程中真正起作用的一个信号的话，它将是一个有价值的努力。

第二篇：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

信息服务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信息服务的内部事务；第二个方面是公司及各个部门的业务。由于完成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耗费信息服务资源，所以用户管理人员和公司的行政人员应该尽快使信息服务计划员全面掌握对资源的需求。

□用户在信息服务发展中的作用

用户在信息服务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上文所述，公司对信息服务的态度决定了信息服务增长的速度和方向。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服务越来越显得重要了。

信息服务管理人员通过调查用户管理人员的需求和项目进行期间业务部门所需的资源就可以对资源需求总量进行预测(如人力、时间、资金和材料)。遗憾的是，许多用户往往拿不定主意，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一般情况下，信息系统开发初期，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往往首先考虑日常活动，而很少考虑信息服务所承担的义务。信息服务管理人员熟知这种传统习惯。这样做一定会增加项目的估算，甚至还可能导致恶性循环。如果预先稍微考虑到系统的需求和内部人员的合理调配，那么用户管理人员就可能与信息服务管理人员进行合作，作出准确的估算。准确估算对所涉及的各项工作都有利，而粗糙的估算虽然最省事，但最终会拖延开发进度，甚至还可能影响系统的质量。

□规定系统开发顺序

信息服务管理人员不应该负责规定系统开发的先后顺序，这应该由用户管理人员负责。例如，究竟将有限的信息服务资源分配给联机订货单登记系统还是分配给生产资源计划系统，这应该由公司和各部门的管理人员统盘考虑，而不应该由信息服务管理人员作出决定。统一公司内执行任务先后顺序的部门一般是高级信息服务指导委员会。

采用分布式数据处理和数据通信技术会直接影响用户所在地的计算机硬件的布局。用户管理人员通常与信息服务人员一起共同负责计算机的选择、远程设备的安装、工作场所的设计、通信通道的配备，还负责建立安全设施和供电设备。

□解决问题的应急措施

如果计算中心停止了工作，那将会怎么样呢?这种情况的发生一般是由于出现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由于这一类灾难是很难避免的，所以用户管理人员必须与信息服务部门密切配合制定一套应急措施。其目的是使系统能始终处于工作状态、该措施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事故给有关人员明确规定义务、职责和处理办法。

字处理和办公室自动化是用户最容易实现的一项计算机应用，因为用户几乎不要或完全不要依靠信息服务人员的帮助。简单、廉价的独立字处理系统是最经济实惠的，现在很多用户争相购买这种设备。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在购买时要特别注意兼容性。目前字处理系统的发展有些失控，因而导致很多公司购买了许多类型不同而互不兼容的独立系统。这些系统不能与公司的数据库直接相连接，给使用带来了很大困难。

第三篇：it战略规划

公司20年发展计划

为了使公司IT系统可以不断支持和加强公司的管理和业务的整体发展，更有利于各个部门间的沟通与合作。对IT架构体系进行合理的设计和配置，真正发挥IT的优势，创造公司的竞争优势。

一、主要发展方向及其关键计划步骤

针对公司业务高速发展，从3个角度来进行整体的IT计划：

1、对网络系统全面规划和调整，升级服务器系统为server2003,重新配置硬件网络防火墙，完善企业的网络安全体系。升级部分服务器硬件使其满足更高的系统要求。制定网络和硬件设备使用规范、建立统一的数据中心（包含公司本部与上海泰尔富的数据互通交换查询等）。

2、全面方面的完善各业务的主要应用系统，初步计划对订单、采购、库存、计划、生产制造、质量控制、运输、分销、服务与维护、财务、成本控制、经营风险与投资、决策支持、实验室、人力资源等有效地进行管理，从管理范围和深度上为企业提供了更丰富的功能和工具，并增加相应的管理制度与规范。

3、建立统一的IT组织架构，对哈尔滨泰富和上海泰尔富的官方网站进行互连，使双方的IT架构紧密相连，对公司的宣传与推广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信息化基础建设

建立上海泰尔富公司网络安全管理体系，规范网络和硬件设备，规范并统一基本应用软件和支撑软件系统平台。

建立威海恒大电机集团有限公司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规范网络和硬件设备，规范并统一基本应用软件和支撑软件系统平台。

根据公司的整体发展计划，统一公司本部与上海泰尔富公司相关的数据库选择、开发平台的选择、网络操作系统平台的统一。

三、信息系统框架建设

ERP系统的实施

根据公司的发展目标及“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效益推动、重点突破”的信息化建设总体思路，加快以公司生产经营管理过程的一体化管理、运行、控制、优化为主线，覆盖企业生产、采购、供应库存、销售、人事、成本、设备和企业管理等部门的ERP信息系统的建设，以实现企业的优化运行、优化控制与优化管理。最终达到提高客户服务水平、降低企业运作成本、增加收益、提高效率、沉淀企业知识的目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企业宏观决策能力和持久的竞争力。

经过公司管理层的最后讨论，最终确定采用北京集翔信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XL-PCM ERP系统。并于2008年11月签订软件开发合同。

具体计划如下：

2008年11月-2009年5月为前期准备实施阶段需要完成ERP软件到服务器的配置安装，安全维护。并且需要IT部门所有人员熟练掌握其所有技术功能与其配置操作。

2008年6月-2009年9月为中期实施阶段此期间IT工作人员需

要对ERP系统进行全方位的测试与使用，并提出合理化修改建议，并对ERP系统的BUG进行记录，上报与修改后测试的一系列操作，使其最后达到可以安全运转的程度。

2010年9月-12月需完成系统的标准功能、标准流程的介绍和培训；主要内容包括五大系统，财务、市场营销、生产制造、服务维护、工程技术。在完成主系统后要对其下属子系统如订单、采购、库存、计划、生产制造、质量控制、运输、分销、服务与维护、财务、成本控制、经营风险与投资、决策支持、实验室、人力资源等，也进行相应的培训。最终制定出比较完善的ERP管理流程制度规范。

根据ERP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流程优化。

ERP操作系统的培训

ERP项目实施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就是抓好培训工作。每一个领导、每一个员工要自觉适应信息化的要求。通过培训，提高员工进行信息化建设的积极性，增强他们搞好信息化建设的信心。

加强对ERP业务技术骨干的培训。在ERP系统实施前和实施中，要对技术骨干进行必要的系统软硬件操作培训，要让他们直接参与数据的采集，熟悉各种业务的程序和范围，以便在以后的系统运行及二次开发中发挥作用。技术骨干对软硬件系统的掌握程度和对业务的熟练程度直接关系着ERP项目的实施。技术骨干和企业部门的“一把手”是ERP项目成功实施的两大支柱，只有他们相互配合，才能真正发挥ERP项目的管理优势。

组织架构调整和业务流程优化

在ERP系统的实施过程中，首先以管理和业务流程为主，从管理体系和业务流程上进行适当的优化，然后在ERP系统中通过系统的功能和相关的客户开发进行固化。

公司将由以职能为中心的传统形态转变为以流程为中心的新型流程向导型企业，实现公司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其原则是以顾客为中心、以价值为导向、以人为本。对于业务流程中各相关部门涉及的业务流程进行明确的流程固化。在实施过程中，采用流程图描述业务流程。通过这种方式，固化和优化在财务核算和管理、采购、销售、产品研发、订单下达等相关环节的流程。

四、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1、总投资预算600万元人民币。其中：

①硬件等设施投资250万元，用于上海泰尔富公司增添服务器、终端机、监视器及交换设备等硬件装备及网络工程建设；

②软件开发投资350万元人民币，哈尔滨公司用于开发各种管理系统软件；

2、效益分析

直接效益

①费用控制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费用控制可以使年管理和销售费用等费用降低15%。

②成本分析与控制 加强成本分析与控制，对产品制造过程实施全程跟踪，严格按工艺标准进行生产和成本管理，同时通过对比实际数与计划数的差异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可以使年生产成本降低10%。

③库存管理精确控制各种材料、产成品等存货的库存量，调控平衡销售与生产计划，严格执行以销定产，可以大幅减少各种物资存货占用资金，使库存物资储备量达到最小甚至做到“零库存”。

间接效益

①提高管理工作水平方面 实现公司内部网络化办公，所有工作人员几乎不用离开工作岗位即可实现日常业务处理，沟通顺畅。极大提高管理工作水平。

②提高企业信誉方面 企业内部各部门可以快速协作，及时处理与客户及外部各有关单位的关系，合理协调解决业务问题，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信誉。

③提供决策支持方面 中高级管理者可迅速全面了解、掌握公司各项业务运转情况，以管理系统自动生成的各项报表数据为参考，及时做出合理、恰当的决策。

④管理信息的采集、加工、处理、使用的及时性为公司能够快速捕捉商机提供了根本保证，其带来的经济效益是难以估量的。

网络部

2008年12月19日

第四篇：法律援助制度建设探索

法律援助制度建设探索:初崭尖角，任重道远

----山东省滨州市法律援助制度调查报告

调查目的：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客观存在的情况

调查内容：滨州市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情况、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

见

调查形式：问卷调查、搜集资料

调查时间:2012年8月2号至2012年8月16号

调查人员：XXX

一、导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多，随之产生的侵权问题日益严重。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大力普及人民的法律意识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法律维权。但是由于文化水平、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阻碍了人们的法律维权之路。在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感召下我国各地开始进行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进程，为有困难的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力求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真实情况，分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合理可行的对策建议，作为“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调查项目组成员，我于2012年8月对山东省滨州市各主要街区进行了为期14天的调查。通过此次调查，我对该区的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状况有了较为深入的掌握。现仅对其中的法律援助问题进行专项报告。

二、调查的基本情况

通过调查我了解到2012年5月25日-26日，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于荣双率省司法厅法律援助工作考核组一行4人来滨州市检查指导工作，就滨州市2011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案件质量、经费保障以及便民服务活动开展情况等进行检查考核。检查考核组首先听取了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情况汇报，实地查看了市中心办公用房、办公设备配置和工作开展情况，对如何加大法律援助业务经费争取力度、规范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发放及法律援助案件归档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检查考核组先后来到博兴县、邹平县法律援助中心，利用听取汇报、实地察看和抽查卷宗等方式，检查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质量，办案经费落实、办案补贴发放、设立临街落地接待窗口以及法律援助绿卡和便民服务手册发放等情况，查看了法律援助案件卷宗、案件登记台账、发放办案补贴的有关凭证以及来电来访登记等情况。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于荣双在检查考核期间，对滨州市的法律援助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示，滨州市法律援助整体工作大有起色，虽然目前业务经费不足，但能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利用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扩大宣传，让社会各界更多地了解法律援助工作，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法律援助工作品牌，营造了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他指出，滨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拓展业务领域，丰富维权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办理的案件也非常典型，并坚持利用调解的方式结案，即减少了受援人的开支和诉累，又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尤其回访受援人制度，做法创新，树立了法律援助的良好形象。这从侧面反映了滨州市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此外我还了解到目前滨州市各县区全部建立了法律援助机构，与妇联、残联、老龄委等部门单位联合建立法律援助联络站。按照“法律援助下乡村、进社区”的要求，各县区还依托司法所在乡镇健全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村居设立法律援助联络员。目前，邹平、滨城、阳

信等县区在乡镇全部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扩大了法律援助覆盖面，方便了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去年，法律援助部门把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作为工作的重点，积极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针对农村存在的由于村委班子调整、占地开发、城市拆迁等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征用补偿安置、宅基地的使用等纠纷，法律援助部门积极开展针对“三农问题”的法律咨询和诉前纠纷的调处，并主动送法下乡，将大量的矛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既维护了农民利益，又促进了基层的稳定。市县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积极开展帮“农民工讨薪”活动，在“讨薪”过程中本着经济高效的原则，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作，尽量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必须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降低受理条件，迅速办理。市县两级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上门咨询的农民工150余人，来电咨询300余人次，涉及金额50余万元。先后受理农民工援助案件14件，涉及金额30余万元。通过非诉讼方式追回欠薪25万元，通过诉讼方式追得5万余元。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不断上升，引起了法律援助工作者的重视。他们及时做好未成年人的刑事辩护，同时，加强对当事人的说服教育、引导挽救工作，使当事人真正能够认罪、悔罪、迷途知返。去年，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共承办未成年人援助案件65件。据了解，随着滨州市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老年人法律援助需求日益增长。为此，2011年9月27日，滨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以加大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力度，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为主题，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老年人法律援助月”活动。活动期间将加大对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将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纳入“六五”普法规划，增强老年人的维权意识和全社会的责任意识。另外，积极开展老年人法律援助进社区、进农村宣传活动，认真组织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公证处等单位工作人员深入到老年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等老年人集中的地方，通过为老年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收案的形式，把法律援助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

滨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现有工作人员7名。先后荣获“全省残疾人维权先进集体”、“全省老年人维权工作先进单位”、“2009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该中心坚持“应援尽援、有一助一”的工作理念，努力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在全市所有乡镇（办）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村居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站，打造“十分钟法律援助服务圈”。组织开展“法律援助进万家”活动，发放1万余张法律援助绿卡，方便群众申请。注重服务质量，以受援人满意为标准。一年来，该中心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09余件，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便捷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

三、结论与建议

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是政府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为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对于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信息汇总结果提出的建议如下：一要提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切实落实法律援助案件补贴制度；二要加大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力度，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协作配合，不断增强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三要进一步降低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

参考文献：鲁中网讯

滨州日报

齐鲁晚报

《滨州市法律援助制度建设通知》

第五篇：企业信息化战略规划

一、业务需求调整

1.业务中的不足

恒大集团是国内民营房地产规模最大的企业，为了实现对企业的有效管理，它实施集约化的“紧密型标准化集团化管理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集团业务管理模式与信息化战略结合上却有所欠缺与不足：

 虽然恒大采用了一些管理信息系统，但并未形成一体化的信息系统，不利于企业IT资源价值最大化以及资源共享；因此，恒大集团需要建立中心集团和地区分公司一体化的信息管理系统。

 目前，恒大集团“无纸化办公”未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还未真正摆脱传统的业务管理，各种文件材料等信息的文档整理效率低下。

 协调性的不足。恒大标准化战略体系的整体性不完善，也决定了个子标准体系的“木块”存在着“长度”上的差异。标准体系是协调的产物，任何一个标准体系产生之前都必须经过协调，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的减少各子标准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大限度地确保个子体系相互兼容、相互配合、相互适应。层级组织学奠基人、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劳伦斯·彼得博士提出了木桶原理，即一只木桶盛水量的多少，并非由桶壁上最高的木块决定，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以工程开发为例，恒大的不少项目开工后存在着平面图下发不及时的现象。恒大管理中心与地区公司工程技术部门通过沟通协调，依据工期标准，经过的工程协调会议讨论后，编制了工期表；地区公司依照工期时间表进行项目开发，集团设计院、园林集团以及招投标中心等部门配合地区公司完成平面图下发、设计标准下发以及单位招标等工作。然而由于集团设计院对图纸出图下发时间的标准化程度较之工程开发标准化程度低，图纸下发存在着延迟或者提前的情况。如果集团设计院下发的图纸出现延迟，地区公司项目就无法按时完成项目开发任务的情况。恒大集团设计院图纸的设计方面不能与项目实施实现无缝对接，信息流通不畅。因此恒大集团必须的楼盘的设计和具体项目实施这一流程中产生的各种信息必须实现生产作业管理信息化。 标准执行十分繁琐。恒大标准化战略体系缺乏人性化。表现在部分标准化体系运作十分繁琐，以流程管理最为明显。例如一项工程，从立项到审批，反反复复需要经过数次标准化流程的审批。地区公司从立项开始，需要从招投标办事员，到部门经理，再到负责招投标管理的副总签字，超过一定金额还需要经过地区公司负责人确认，在超过一定得金额还需要上报集团招投标副总裁，直至总裁和董事局主席。立项通过后，则要进行招标工作，又要从上至下走一次审批流程；签订合同时，也要在合同部门从上至下走一次审批流程；等等。这样一个项目从立项到最后完成，需要重复进行数次审批流程。恒大集团的项目从发起到最后完成这一过程需要层层的审批等，信道过长，造成项目无法在较为有效的时间内完成。

 恒大是集团主导，地区执行的运营模式，虽然在公司前期发展中取得了不错的，但是管理模式缺乏弹性。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决策权都集中在集团中高层，权力下放不足，可能会降低各个部门或地区公司的自我适应和自我调整的能力，从而会削弱组织整体的应变能力，同时也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管理问题，比如基层发生的问题经过层层请示汇报后再作决策，不仅会影响决策的正确性，而且影响决策的及时性，且由于决策层即最高管理层与中下层的执行单位之间存在多级管理层次，信息传输路线长，经过环节多，因而信息的交流比较困难，使下情难以上达。另外，此种管理模式也会使中下层管理者变成了纯粹的执行者，造成员工缺乏主人翁意识，对工作责任心不强，不敢承担风险，仅仅满足于当前现状，缺乏创新精神，同时也减弱了员工对企业的关心程度。处在动态环境中的组织必须根据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

要从上至下走一次审批流程；签订合同时，也要在合同部门从上至下走一次 审批流程；等等。这样一个项目从立项到最后完成，需要重复进行数次审批流程。恒大 集团的项目从发起到最后完成这一过程需要层层的审批等，信道过长，造成项目无法在 较为有效的时间内完成。 恒大是集团主导，地区执行的运营模式，虽然在公司前期发展中取得了不错的，但是管 理模式缺乏弹性。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决策权都集中在集团中高层，权力下 放不足，可能会降低各个部门或地区公司的自我适应和自我调整的能力，从而会削弱组 织整体的应变能力，同时也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管理问题，比如基层发生的问题经过层层 请示汇报后再作决策，不仅会影响决策的正确性，而且影响决策的及时性，且由于决策 层即最高管理层与中下层的执行单位之间存在多级管理层次，信息传输路线长，经过环 节多，因而信息的交流比较困难，使下情难以上达。另外，此种管理模式也会使中下层 管理者变成了纯粹的执行者，造成员工缺乏主人翁意识，对工作责任心不强，不敢承担 风险，仅仅满足于当前现状，缺乏创新精神，同时也减弱了员工对企业的关心程度。处 在动态环境中的组织必须根据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

2.业务调整与整合需求：（1）在信息化大数据时代，恒大集团必须把 IOA 应用到实处，各项业务实现真正的无纸化 无缝连接，实现跨地区、跨部门的协同商务。（2）恒大房地产开发公司、恒大建筑设计院、恒大建筑工程公司、恒大工程监理公司是分 别负责恒大集团楼盘产品从创意到最终完成各个阶段的分公司，为了能使项目迅速精确按时 实施，恒大集团需要将这几个公司业务整合联系，形成一体化的制造流程和信息管理系统（3）恒大集团各个地区分公司和集团中心手工作业，分析、计划、控制和决策流程中产生 的信息实现整合和管理（4）品牌和营销信息管理方面，恒大集团可以将品牌价值信息和营销等相关信息实现信息 整合和集成。（5）在财务信息管理方面，恒大集团要将集团支付、融资资金以及房产开发保建、运营过 程中产生的各类财务信息实现整合和标准化（6）与采购、建筑、销售商形成稳定的战略联盟，实现供应链集成管理

（7）实现组织结构人力资源信息的整合管理。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8）最后，由于恒大集团本身规模庞大，信息量也较大，因此，为了在地区分公司、集团 中心、不同部门之间实现信息的全面调理整合管理，恒大集团需要建立混合型的信息组织机 构，构建全局性
的 IT 信息管理系统。此外，二、IS

构架搭建及项目规划

1.系统重组与搭建

文 知 件 识 信 经 息 验 流 共 转 享 发 发 布 布 IOA 协同商务 办公系统/知 识管理系统 KM
系 统 管 理 维 护

* 综 合 管 理 工 作

供 应 链 管 理 S C R

营 销 信 息 管 理

财 务 管 理

竞争 情报 管理（CI MS）

SAP 系统集成 客 客 客 人 户 户 户 力 销 市 联 资 售 场 系 源 渠 销 中 管 道 售 心 理 管 分 理 析 客户关系管 理系统 CRM

其 他 信 息 管 理

项 目 创 意、设 计

项 目 实 施

项 目 监 管

企业资源 计划系统 ERP

辅 助 管 产品数据管理 理系统 PDM 系统
系 统 管 理 维 护

数据仓库 DW

商业智能与决策支 持系统 BI/DSS

企业信息门户
2.IS 搭建与重组时间进度表：

2.IS 进度安排 进度安排 项目名称 开始日期 IOA 等基础系统 CRM 系统 ERP 与辅助管理系统 PDM 系统 DSS 系统 集成管理系统 2014.06 2015.01 2015.05 2016.04 2017.01 2017.12 2015.01 2015.07 2016.05 2016.12 2017.11 2018.06„„ 完成日期

3.进度安排甘特图
项目名称 2014.06 2014.12 2015.06 2015.12 2016.06 2016.12 2017.06 2017.12 2018

IOA 系统等 基础系统 CRM 系统 ERP 与辅助 管理系统 PDM 系统 DSS 系统 系统集成

4.IS 基本组织架构重组与设计

5.IS 建设重组中的合作伙伴与选择费用预期
（1）系统合作伙伴选择 恒大集团是全国民营企业中规模较大的公司，近年来集团非常重视信息管理系统的建 设，前后与用友软件合作建立了 CRM、ERP 系统，在与明源软件的合作中建立了办公自动 化系统，最近两年又和 IBM 公司合作引进了 SPA 系统，合作关系较为稳定和紧密。此外，这几家 IT 公司知名度较高、产品质量较好。因此，鉴于以上两点原因以及不同系统之间的

连续性，如果要选择软件系统建设的合作伙伴，建议恒大集团继续坚持与用友、明源和 IBM 的合作。硬件产品方面，恒大可以和国内计算机生产商以及 IBM 等知名的大中型企业 IT 产 品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2）系统重组与建设费用预期 就系统的先进性和数量来说，恒大集团做的相对较好，诸如 ERP、CRM 等许多系统已 购买使用，但是 PMD、CIMS、DSS 等集成管理系统还尚未建立，且人员组织也不够完善。参考 PDM 系统在一些 IT 公司用友软件的大致报价（下图一），考虑系统建设持续性考虑，恒大集团 IT 系统重组与建设的预期费用如下（下图二）：

图一

IS 项目元素 PDM DSS CIMS 其他设备 组织人才重组 合计（Min）

报价（单位：元）12 万 15 万 8万 80 万 根据具体工作、能力等决定 120 万
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