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导游词
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导游词
作为一名乐于为游客排忧解难的导游,很有必要精心设计一份导游词,导游词是导游员同游客交流思想,向游客传播文化知识的工具,也是应用写作研究的文体之一。导游词应该怎么写才好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导游词,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大家好!用完午餐以后,我们就乘车前往洛阳古墓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位于洛阳市北郊的邙山冢头村,乘车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关洛阳地区古墓葬及洛阳古墓博物馆的一些情况。
洛阳在中国古代号称“天下之中”,它地势平坦,四周群山环绕,西据崤山函谷关,东扼虎牢关,北依太行、黄河,南望伏牛山、嵩山;伊、洛、、涧四条河流,纵横其间,即所谓“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优越的地理位置,既是洛阳成为“天下名都”的重要因素,也是蕴藏无数文物瑰宝的有利条件。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13个朝代,先后建都洛阳。正是洛阳有千年古都的文化积淀,才使邙山上下、伊洛之滨成为蕴育华夏文物瑰宝的风水宝地。
邙山位于洛阳城北郊、黄河南岸,东西绵延100多公里。山势雄伟,水深土厚,其南又有伊、洛之水自西而东贯流洛阳。墓葬于此,即成古人所崇尚的“枕山蹬河”的习俗。因此邙山被视为宜于殡葬的风水宝地。自古以来历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多以邙山作为他们安身长眠的乐土。就连唐朝时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国义慈王及其后代客死洛阳后,也遵循这种习俗安葬于邙山。唐代诗人王建诗云“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在洛阳民间则有“生居苏杭,死葬北邙”之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洛阳先后调查、发掘了数以万计的历代墓葬。众多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这些不同时期墓葬带有以下明显的特征:
一、时代蝉联,自成体系。自龙山文化早期开始,纵横五千余年的墓葬文化,发展序列清晰,衔接有序,在中国墓葬制度研究中,具有断代分明的标尺作用。
二、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墓主人身份等级差异较大。不仅有大量帝王之陵、将相勋臣之冢,而且还有平民百姓甚至奴隶刑徒的坟墓。
三、分布广泛,历代墓葬大都以洛阳都城为中心而相对集中,尤以邙山最为集中。
第二篇:河南洛阳古墓博物馆导游词
大家好!用完午餐以后,我们就乘车前往洛阳古墓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位于洛阳市北郊的邙山冢头村,乘车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关洛阳地区古墓葬及洛阳古墓博物馆的一些情况。
洛阳在中国古代号称“天下之中”,它地势平坦,四周群山环绕,西据崤山函谷关,东扼虎牢关,北依太行、黄河,南望伏牛山、嵩山;伊、洛、、涧四条河流,纵横其间,即所谓“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优越的地理位置,既是洛阳成为“天下名都”的重要因素,也是蕴藏无数文物瑰宝的有利条件。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13个朝代,先后建都洛阳。正是洛阳具有千年古都的文化积淀,才使邙山上下、伊洛之滨成为蕴育华夏文物瑰宝的风水宝地。
邙山位于洛阳城北郊、黄河南岸,东西绵延100多公里。山势雄伟,水深土厚,其南又有伊、洛之水自西而东贯流洛阳。墓葬于此,即成古人所崇尚的“枕山蹬河”的习俗。因此邙山被视为宜于殡葬的风水宝地。自古以来历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多以邙山作为他们安身长眠的乐土。就连唐朝时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国义慈王及其后代客死洛阳后,也遵循这种习俗安葬于邙山。唐代诗人王建诗云“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在洛阳民间则有“生居苏杭,死葬北邙”之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洛阳先后调查、发掘了数以万计的历代墓葬。众多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这些不同时期墓葬带有以下明显的特征:
一、时代蝉联,自成体系。自龙山文化早期开始,纵横五千余年的墓葬文化,发展序列清晰,衔接有序,在中国墓葬制度研究中,具有断代分明的标尺作用。
二、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墓主人身份等级差异较大。不仅有大量帝王之陵、将相勋臣之冢,而且还有平民百姓甚至奴隶刑徒的坟墓。
三、分布广泛,历代墓葬大都以洛阳都城为中心而相对集中,尤以邙山最为集中。
为了让世人了解洛阳地区的墓葬文化特色,研究我国古代的墓葬制度、墓葬形制及古代的时尚习俗,洛阳古墓博物馆于1985年开始兴建,并于1987年对外开放。整个博物馆占地44亩,建筑面积7600平方米,可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地上建筑群体从南往北有汉白玉石门阙一对,馆表一座,馆表上的表额“洛阳古墓博物馆”题字由著名考古学家夏先生书写,进而为序幕大殿,殿前左右两侧设有复制的汉代天禄、辟邪兽一对。殿后为上下墓区厅,两侧为配殿。后边还有四角楼和望景亭。地下部分设有两汉厅、魏晋厅、唐宋厅和休息厅,各厅之间有通道相连,通道两侧是复原的历代古墓群。首批搬迁复原的有上自两汉下至北宋的历代典型古墓葬22座。其中包括著名的西汉打鬼图壁画墓、卜千秋壁画墓、新莽时期壁画墓、东汉车骑图壁画墓、曹魏正始8年墓、西晋关内侯裴诋墓、北魏孝文帝之孙长山王元醒墓、南平王公玮墓以及西域安国人唐代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墓。另外还有宋代五座仿木结构雕梁画栋的砖室墓等。这些墓葬建造的各具特色,或深邃巨大,或结构灵巧,或布局严谨,或性质殊别;尤其是琳琅满目的壁画,或表现打鬼仪式、或反映神仙思想、或描绘天体星象、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或再现车骑出行及家庭生活的场景。墓中均随葬有丰富的明器,其中有一部分可称的上是国之瑰宝和艺术杰作。记载墓主人身世和功德的墓志,可谓是补正史书的“石史”。另外,在配殿内还陈列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典型墓葬模型以及历代葬具和丧葬仪式,以展示洛阳历代墓葬的演变和时俗风尚。
说到古墓葬,就要首先从“丧葬”二字开始讲起。
死,作为人生的一种自然归宿或终结,是人类无法回避、无法解释、无法超越的现实问题。这个另人恐惧、焦虑的现实问题,对于史前时期的原始人类来说,自然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迷。他们惧怕死亡的降临,以为死亡不过是向另一个世界的过渡,因此丧葬便成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种种具有神秘色彩、庄严而隆重的丧葬礼俗,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然而,基于灵魂不灭观念和原始道德观念而产生的一种宗教性质的社会习俗,“丧葬”二字并不是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的,而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演变过程。
“丧”字在殷商甲骨文中的原意为采桑,后来才被人们借作“丧亡”的“丧”,其意在古代有以下四种说法;一是指失去,二是指死去,三是指尸体,即死者的遗体,四是指哀葬死者的礼仪。
“葬”字在殷商甲骨文中为掩埋死者尸体的象形字,其意是将死者的遗体掩埋在草丛中或者用井字形的棺椁装殓起来加以掩埋。后人以“葬”字指掩埋死者尸体,当渊源于此。
大约到了秦汉以后,“丧”“葬”二字才开始合称,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人死后的尸体处理及其有关的礼仪习俗。从程序上看,“丧葬”可以划分为殡葬礼仪、埋葬礼仪和祭祀服丧礼仪三个部分。
丧葬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并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为其它上层建筑所制约,并随着经济基础和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丧葬有着各自不同的性质、职能和形式。就丧葬的社会作用或意义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曹魏正始八年墓:该墓于1956年被发掘清理。全墓由前室、后室、耳室、甬道和墓道等部分组成。因该墓曾被盗扰,墓内器物已乱,只有两耳室内器物保存较完好。出土文物以陶器为主,器形有罐、盘、灯、俑、井、磨、灶、碗、鸡、猪、猪圈等48件,铜器有锅、博山炉等5件,铁器有帷帐架、灯等共10件,另外还有玉杯1个。玉杯高13厘米,口径5厘米,白色,制作精致,表面十分光滑,是罕见的古代艺术品。帷帐架是以圆铁棒制成三柱和四柱的拐角形状,三柱形的有四个,各柱成90度直角,另外四个有四柱,其间以木柱连接,即成为长方形的架子,四周以布维之,就成一个完整的帷帐。这为考证汉魏时的帷帐形制和制作方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中一件管状组件上刻有“正始八年八月……”等铭文,又为该墓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
4、唐安菩夫妇墓:1981年发掘清理。墓葬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中出土器物非常多,依质料可分为三彩器、单釉器、陶、瓷器、金、铜、玛瑙器及石刻等类。三彩器形制较大,造型优美。主要器形有文武吏、天王俑、镇墓兽、马、骆驼、牵马俑、牵驼俑、骑马俑等。这批三彩器不仅胎质坚硬,施釉均匀,色彩鲜艳,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量多类聚,堪称洛阳“唐三彩”的代表作品。它表明洛阳的唐三彩艺术,早在初唐阶段已达到十分成熟的程度。这为洛阳唐三彩的断代分期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墓中出土金币一枚,直径2.2厘米,重4.3克,正面为一戴王冠的男像,背面为带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像,两面均有铭文。据鉴定,这是东罗马皇帝福克斯的铸币。这枚金币是洛阳出土的第一枚外国金币,它与1955年洛阳发现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无疑都是丝绸之路的遗物。特别是安菩墓志,不但提供了墓葬的确切年代(唐中宗景龙3年,即公元709年)和墓主的国属、家世及其身世等情况,而且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此我们重点讲一下唐三彩。唐三彩是唐代的釉陶生活用具和雕塑工艺品。这一名称古书中缺乏记载,考其由来,则同旧时挖墓取宝之风有关。洛阳是声誉中外的历史名城和文物渊薮之地。城北的邙山,古冢累累,帝王陵墓星罗棋布,有很多唐朝显贵也埋葬这里。旧时这里的一些穷苦人,为了糊口常常掘墓挖宝变卖,其中得到一些釉色光亮的所谓“瓦器”,多为红、绿、白三色,因其出自唐墓,人们便起名叫它“唐三彩”。1928年,陇海铁路工程修筑到洛阳时,从东向西沿邙山脚下掘开许多古墓,在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中,器皿和人物、动物数量颇多。古玩商们将其运到北京,引起了著名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等的赞赏和重视。外国人也视为至宝,出重金购买,唐三彩顿时声蜚中外。之后,虽又曾发现褐、蓝、黑等多种釉色的俑类、动物和器皿,但“唐三彩”已成惯称,这一名称便沿袭下来。在我国美术陶瓷史上,唐三彩开创了一代新风。它不光在造型、装饰、釉色、烧制技术等方面树立了惊人的风格,而且它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广泛深入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像一束怒放的繁花,与唐代的诗歌、散文、乐舞、绘画、书法、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相互辉映,和谐地构成了一座宏丽的百花园。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历史空前的高峰。唐朝国威的强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社会的安定,都大大促成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使当时的中国处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同时对外施行比较开放的政策,也有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因而反映在文化艺术领域里,就呈现出姹紫嫣红、欣欣向荣的局面。唐三彩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与其它艺术并存的一朵华贵的奇葩。唐三彩的出现,同唐代统治阶级豪华奢侈的生活、追求名贵宝物也是分不开的。那些官僚贵族活着穷奢极欲,死后连妻妾奴婢、马牛骆驼、飞禽走兽以及瓶、盘、碗、罐等,都做成三彩釉陶用来陪葬。厚葬风俗的盛行,也是唐三彩大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三彩的胎料是一种上等白色粘土,素称高岭土。这种土颜色皎洁,颗粒细微,具有坚柔粘韧的特性,洛阳附近的巩县、孟津、新安、龙门均有出产。制作三彩的矿土,要经过挑选、舂捣、淘洗、过滤、沉淀、浸润、陈腐、揉搓、捏练方可使用。这样精选加工把一切杂质排除干净,才能保证胎色洁白,使制品有良好的稳定性。否则,器物的表面就会出现凹凸不平的斑丘,甚至会起泡或使胎体爆裂。入窑焙烧是一道关键工序。炉窑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直烟窑,其结构有火道、窑箪、炉堂,窑顶有烟道,烟火直接从窑顶喷出。二是倒烟窑,这种窑烟火流动的路径是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经过火道、炉堂、烟道,最后从烟囱中喷出。唐三彩一般需要两次焙烧:成型坯胎晾干后,入窑用氧化火焰经过1100℃或接近1100℃的高温素烧,即成白色胎体。冷却后,挂上配好的彩料釉汁,再入窑作第二次焙烧,烧至900℃,使彩釉熔融开化,胎体表面就会呈现出各种鲜艳的光泽。从出土的唐三彩观察,唐代焙烧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火候适度,升降温掌握得恰如其分,窑内火焰辐射均衡,坯体破裂现象很少。在挂釉焙烧过程中,由于火候控制得当,釉汁与胎体地膨胀系数均衡,冷却时收缩一致,釉质与胎体密合非常贴切,很少有脱釉剥落现象。这充分证明了唐代工匠们已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熟练的烧制技术。唐三彩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它釉色的独到风格。经过化验分析,可知三彩釉色的主要元素为硅酸铅。唐代工匠,经过千百次地实践,成功地配制出白色、浅黄、棕红、褐红、淡青、翠绿、深绿、天蓝、茄紫、赭黑等色彩,而且还配出一种罕见的银白色釉,烧制后器物表面仿佛镶上一层锃亮的银片。熟练的工艺技巧和化学知识的增长,使工匠们掌握了矿物、金属氧化物的性能和呈色机理。他们认识到褐红为铁、浅黄为铁或锑、赭黄为铁、各种青绿色为铜或铬、蓝色为铜和钴、紫黑为锰等。釉药的主要成分是石英、铅粉及各种金属氧化物,用以辅助釉质的熔解和增加色泽的光亮程度。然而,工匠们为了达到某种呈色的特别效果,就将各种釉料及色剂的比例灵活增减、适度调配,这样把各种釉汁同时交错施于胎体表面,入窑焙烧,使之溶解流化,产生混合或化合“窑变”现象,就会出现变幻无穷的色彩。这里需要说明,“窑变”原来是釉色在窑内加热偶然产生的一种自然色变,但三彩工匠们加以总结、摸索出规律,能动地控制和利用了“窑变”的效果。这不能不说是三彩工匠们的杰出贡献。釉质的色变与施釉厚薄及火候的高低也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增强塑造人物形象的质感,还要增加一道对人俑的“开相”工艺。三彩人物的头部不施釉,仅涂以白粉,在唇和面颊上加朱红,在眼眸、眉睫、髭须和巾帽等处都用墨描画;足部也多不施釉,同样用墨涂画,以示为黑色皮靴。这样增强了写实效果,但并不使人感到有特别的与釉色失调的做作。三彩器物的装饰,主要采用雕塑与釉色相结合的方法,用刻花、印花、贴花、塑花等技巧,可以做出宝相花、蔓草纹、荷叶、莲花、杏叶、灵芝、流苏、鱼子、铺首、人物、动物等装饰;而用釉汁点描、斑描、涂绘、泼洒、绞胎的方法,可以做出各种生动活泼的动物、禽鸟及织锦、珍珠地、斑点纹、条带纹、木纹等,这种用釉药和色剂混合绘制焙烧而成的图案花纹,称为釉花。这种釉花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次飞跃。它不同于瓷器的釉上彩和釉下彩,但却是釉上彩或釉下彩的前躯。釉花中的蓝彩,又是后来青花瓷的前身。自商周出现青釉瓷以来,直至隋朝,其间数千年都不曾用釉色组成纹样,唯唐代开始使用。唐三彩上的印花,多饰于模印制成的器型。而贴花多饰于轮制的圆形器物上,因为采用印花就会被快轮的削刀刮掉。贴花是先将纹样雕塑成型,然后贴在器壁的适当部位,有的是泥胎未干前贴上的,有的是在釉烧以后才贴上,再上釉重新焙烧的。划花多与釉色相结合,并多饰于器物的平面上,即先以线条划出动植物的轮廓,然后用各种色釉分色平涂后烧制。所以要施在器物的平面上,是为了控制釉汁流淌,避免画面模糊。绞胎釉,是一层胎泥,一层釉色,迭次相压,卷成圆柱,然后取其断面,制成器型焙烧而成的,呈现出树木年轮似的纹样,富有天然之美。另一种为贴面绞胎。这两种绞胎釉均需在器物表面加施一层铅玻璃透明釉,并一次烧成。斑点纹除用釉汁斑描而外,还可以在坯体内嵌进晶体矿石,烧成后器壁上就呈现出晶莹的白斑。这些都是唐代三彩匠人们独辟蹊径的创造。工艺美术作品一向分作日用品和陈设品两大类。唐三彩的品种之多,内容的丰富程度却是当时任何一种工艺形式都无法比拟的。就生活用器而言,有各种形状的壶、尊、瓶、罐、盅等水器和酒器;饮食用具有盘、豆、碗、盂、钵、盆、杯等;化妆用具有装油或盛药膏的各种盒子;文房用具有水盂、砚滴;寝室用具有唾盂、香炉、油灯、枕头等;各种模型有庭院、房屋、家室、仓库、假山、水池。唐三彩中的生活器皿很受人珍视,因它既实用,又可供观赏。它与一般生活器皿相比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色彩绚烂,花纹美观。第二,唐三彩继承了我国古器物奇特别致、制作精巧的造型特点。第三,仿效其它工艺品的造型,是三彩生活用具的又一特点。唐三彩吸收融合了唐代的陶器(不施釉的瓦器)、瓷器、金银器、铜器、木漆器、藤编和少数民族、甚至外国生活用具的优秀造型及装饰艺术,创造了自己别开生面的风格,也为它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唐三彩中的人物、动物、禽鸟数量最多,工匠们对这些形象的塑造,的确达到了我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高峰。唐三彩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特征,它反映了唐代国家的统一和在艺术上熔铸北方浑厚雄健与南方清新柔润的特点。首先从三彩俑来看,工匠们不仅能表现出不同形象、不同性格、不同姿态、不同装束、不同民族的特征,还能塑造出不同等级、不同地位和他们特定的思想情感。洛阳出土的三彩女俑颇多,有的悠闲雅坐,若有所思;有的亭亭玉立,裙带生风;有的虔恭典娴,广袖扬逸;有的头束丫髻,窈窕多娇。1965年洛阳北窑出土的女坐俑,红唇粉面,丰颊腴腮,头梳环头,身穿袒胸绛色窄袖襦衫,胸束长裙,双手置于胸前,端坐在墩座上,神气十足,显然是达官贵妇的形象。属于这种身份的还有1970年洛阳谷水出土的女立俑,她面庞俊俏,眉目清秀,发髻梳成鹦鹉欲飞之形,上穿浅绿圆领襦襟,胸部袒露,身系黄裙,长袖飘飘如溪泉倾流,很有点超然不群的样子。这种形象恰似《新唐书·五行志》记载的那样:“天宝初年,杨贵妃常以假发为首饰,好服黄裙,时人为之语:‘义发抛河里,黄裙逐水流’。”这件女俑的装扮就是工匠们特地为她设计的。与贵妇身份不同的女俑,还有头梳丫髻、上罩短袄、腰束长裙的金雀丫环,她体态婀娜,年仅十五六岁,望去很有俏皮、灵俐、活泼之感。可以看出,三彩工匠们对女俑的塑造,从生活到艺术确实都下了一番苦功的。三彩俑中那些文臣官宦的形象,多是峨冠博带,长袍阔袂,端严直立,神情拘谨,温顺虔诚。有的双目迷离,抿嘴微笑;有的两手捧物,举在胸前;还有两手相交,置于腹下。他们或在深思熟虑,准备为上司献策,或在唯命是从地聆听吩咐。工匠们虽然用简约的手法着意塑造这类人物的道貌岸然,但把他们矜持尊严的内心世界也刻画得淋漓尽致。对于那些天王俑、武士俑和镇墓兽的塑造,工匠们是采取夸张手法,着重从外形上突出表现。天王俑头戴盔冠,身穿铠甲,背生双翼,脚踏卧牛或鬼魔。武士俑或持剑抚盾、或拉弓射箭,无一不是肌肉发达,蹙眉怒目,剑拔弩张,看去颇有一种凶神恶煞、气势逼人之感。镇墓兽是工匠们巧妙地综合多种动物形象想象出来的一种怪兽,放在墓门内作为辟邪用。形象多为人面兽身或兽面兽身,更有的头长独角,身生双翼,背披火焰,竖耳怒目,异常凶猛,好像准备随时跃起捉拿妖魔。有人说它是《周礼》中记载的“黄金四目”、头戴铜制面具、“持戈扬盾”、率众打鬼的方相氏形象的演变,看来颇有道理。另外那些深目高鼻、头戴尖帽、身穿翻领袍、脚登高筒靴的男俑,多是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或外域人的形象,一般称为“胡俑”或“昆仑俑”。洛阳谷水唐墓中出土的几件胡俑,多是眉发苍郁、络腮胡须、颧骨高隆、体格彪悍。有人认为他们是中亚西亚人的形象。另一件传世的牵驼男俑,极像维吾尔族的相貌。他头戴小帽,身穿褐绿长袍,袒胸伫立,侧头嘻笑,连浓重的眉须也带着耐人寻味的乐观性格。他牵着一头腿短头小、身躯庞大的骆驼,据说是波斯或大秦国的品种。驼背上满载着各种货物,大概因为买卖兴隆才使他那样神采飞扬吧。洛阳出土的乐舞俑也很有风采,其中骑马乐舞俑有八件一套的,分别为四男四女。男的击鼓或手举仪仗器;女的发髻奇异,长袖飘举。骑驼乐舞俑,驼背上有五个伎乐人在欢快地歌舞。他们无不姿态姗姗,感情奔放,简直是唐代一幕幕坐、立二部乐舞的再现。唐三彩中的动物也很引人入胜,各种动物的个性特征都塑的比较典型,如骆驼、牛、驴、猪、羊等,都塑造得生动逼真、活泼轻健,观之不禁使人有惊奇之感。骆驼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因为它适宜长途跋涉,被人们喻为“沙漠之舟”。当时往来在长安和洛阳的商旅驼群纷至沓来。这两地出土的三彩骆驼,多是形体高大、茸毛蓬松、两峰间驮着巨大的虎头纹行囊及丝卷、绸布、水壶、鱼、兔、肉食等物,它们或在稳步行进,或在昂首嘶鸣。洛阳关林唐墓中出土的一件,驼背上还骑一人,完全是汉人的装束。他一手控制缰绳,另一手扬鞭催驼,俨然是中国商旅冉冉西行的逼真写照。马匹劲健有力,能役善战,又较易驯养,在古代军事、农业、交通、礼仪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唐朝官府和民间很重视养马。唐玄宗曾选择西域、大宛献来的良马和中原骏马,令画师临摹。他还让人在他的御厩里畜养良马多达四十三万匹。他赴泰山祭祀,布置数万匹牧马跟从,“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尚马之风可见一斑。所以马也成为唐代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人们对塑造描绘马的形象要求甚高。韩干是当时善于画马的名家,然而杜甫却给以“画肉不画骨”的讥评。不过,从出土的唐三彩马来看,倒是会使诗人满意的。三彩艺人们,以熟练的技术,灵巧的刀法,流畅的线型,生动地塑造出比例匀称、彪健有力、神气完备的各种骏马形象。洛阳关林出土两件形体高大的三彩马,可以说是唐三彩中的代表作。一件通体施白釉,昂首挺立,两耳竖起,高达76厘米,与黑马相配,显得明快清新。另一匹黑釉马,膘肥雄浑,剪鬃挽尾,双耳后抿,颈若弯弓,四蹄抓地,依稀倔犟地将要飞奔启程。这种黑釉马除近来在洛阳龙门又幸得一件而外,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还藏一件,并且均为一黑一白,与上述的两件作风一致,宛如出自一人之手。这都是我国艺术史上难以寻觅的珍品。如前所讲,唐三彩以鲜艳夺目的釉色和形象生动的雕塑为特点,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情趣。它同洛阳龙门石窟的唐人雕刻以及敦煌石窟的唐代彩塑异曲同工,都是盛唐时期丰富社会生活的美丽画卷,与唐代绘画互相辉映,都闪烁着灿烂的光彩。现在大家再来看墓中的唐三彩作品,加深一下对唐三彩的认识和了解。
5、宋四郎墓:该墓于1983年被发现。这座北宋晚期的墓葬,墓室平面呈八角形,八角各砌有砖柱,柱顶系砖雕斗拱,八角之间除一面为砖砌仿木结构门楼外,七面墙壁皆有壁画和假窗。迎门的一面,彩绘墓主夫妇宴乐图。在下垂启开的红色帷幕下,夫妇二人左右拱手端坐。男墓主宋四郎头戴黑色幞头,身着圆领乳白色长袍;女墓主梳高发髻,身穿红色衣裙,夫妇二人脸形圆胖,相对微笑。中间桌上放满了壶杯碗盘和菜肴食品,另外还有一名男仆和两名女仆,三侍者身躯矮小,以示身份低微。这种主要人物大而居中,次要人物小而偏侧,是突出、夸张主题的艺术手法,世界各地都经常采用。而在我国汉魏至宋代的壁画上也突出主题,使主大奴小。但大小比例和位置安排,在视觉上更和谐、舒服,并且主大奴小、主尊奴卑,也体现出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墓门甬道两壁,各有两幅砖雕孝子故事。进门左侧靠内一幅,画面为一孝子在竹林跪哭,新笋破土而出,当为孟宗“哭竹成笋”。其它画面简单,难以确认。
6、二号宋墓:该墓墓葬形制与宋四郎墓基本一样。但其墓门外墓道右侧有一侧室。该墓平面作八角形,顶部用叠涩构成八角形藻井。壁间有壁画七幅。迎墓门第一幅绘门扉半掩,每扇门上有乳钉四行,每行四枚,还有衔环铺首。一侍女似欲开门而出,尤半遮面。第二幅为一老者倚坐在靠背椅上,后站女侍,背置屏风,前侧立二人,年长者躬身作禀告状;年轻者肩扛扁担,扁担上系绳索。此画面颇似父子二人交租后向地主告辞。第四、五、七幅皆为砖雕假窗,第六幅砖雕圆茶几一件,几乎进一半凸出于墙面,成为镂空透雕。该墓还有许多砖雕牡丹图案作为装饰。在洛阳古墓博物馆中一共复原了五座北宋墓葬,都是采用砖砌仿木结构,雕梁画栋。不过,墓室无前后之分,都是前堂后寝合成一体。墓室周壁或雕饰孝子故事、奇花异草,或彩绘墓主夫妇宴乐的风俗壁画,是宋代西京洛阳一般商人与官吏、地主生前生活的再现。这些砖雕画面的突出特点是背景简单,而人物形象皆为高浮雕,有些近乎圆雕。洛阳宋代仿木结构砖雕墓葬,是洛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墓室内的角柱、斗拱和藻井,基本上采用“彻上露明造”,加之雕饰的门窗隔扇,将墓室建筑绚丽多彩的姿容全部展现出来,给人以美的感受。仿木结构砖雕的建筑形式和“朝着柔和绚丽的方向发展”的建筑风格,是宋朝这一时代十分明显的特征。这是因为宋代建筑已开简化之端,斗拱负荷的机能与汉唐时期相比已开始减弱。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梁架结构的变更,斗拱比例更为减小,补间铺作的朵数大为增多,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装饰品。
结束语:以上说讲的六个墓葬,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从今天所参观的墓葬陈列中,我们对洛阳乃至中原地区的古墓葬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其中所反映出古墓文化特色也有了清晰的认识。归纳起来简单的说就是:
1、不同时期的墓葬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和强烈的宗法伦理观念;
2、“事死如事生”的法则经久不衰;
3、“堪舆学说”影响巨大。这几点可以从墓室的大小、结构、葬具、随葬品清楚的表现出来。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件大事,面对生离死别,古人是无奈和幼稚的,但他们对丧葬活动的热情和重视,使短暂的生命在“死”后获得永生。而千百年风雨过后,丧葬制度的体现及其产物——陵与墓,使祖先们生时的荣耀和辉煌不再仅仅存在于卷帖浩繁而描写枯燥的文献里,更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中的高冢深穴里。这些陵墓、坟丘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缩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墓葬文化,更成为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了,对古墓博物馆的讲解到此结束。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
谢谢大家!半个小时以后,我们车上集合。
第三篇:洛阳博物馆
本次建筑空间组合课程案例分析我们选择的是位于位于“七大古都”之一洛阳市中心,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的洛河南畔的洛阳博物馆新馆。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是历朝历代王侯将相雄踞之地,有着非常灿烂的文明和辉煌的历史。而且洛阳博物馆作为国家一家博物馆,是洛阳市乃至全国的重点工程,受到广泛关注。洛阳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在文化遗址北侧设计建造一座博物馆,势必从历史文脉和城市肌理切入,修建一座真正属于洛阳这座城市的博物馆,让建筑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让建筑融入城市历史文化当中。而本次设计任务是在太原双塔寺西北面设计一座建筑艺术博物馆,展现山西省荟萃的建筑历史文化。本次设计任务与洛阳博物馆的客观条件十分相似,所以具有极大的参考性。项目概况
由于洛阳博物馆老馆不能满足数量巨大的藏品要求,在2007年开始筹备新馆建设,新馆位于洛河南畔,隋唐宫殿遗址北面,场地面积200000㎡,有着足够大的场地。新馆公开竞标,中标方是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主要设计者是建筑师李立。李立教授执教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在教学中是“剖面优先”的设计手法的推崇者,而洛阳博物馆是此设计理念的重要实践案例之一。总图分析
从图中可以看出,建筑用地面积十分巨大,而且场地充裕,查资料得场地面积为200000㎡。分析场地四周的地形地貌,场地位于洛河南畔,场地的南面是隋唐城宫殿遗址,周边是里坊制的遗址,场地所在地是很敏感的地带。场地有着18m的限高要求。综合考虑,建筑师选择了一个四方扁平的体量。方形建筑体量坐落于场地之上,坐北朝南,呼应了城市中轴线,成为城市轴线的一部分。建筑构思着眼于文明初现时原始粗犷的气韵与势态,不是采用大屋顶等通常的建筑式样,而是选择厚重的大体块大体量。
确定体量之后,设计师在安排出入口的时候,取位于“天下之中”的洛阳的文化向四面八方传播之意,设计了四通八达四面八方的道路和出入口。从南到北一次排布了主要出口口,次要出入口,货流出入口,大型文物出入口。各个出入口相互独立,保证不同流线不交叉。相互独立的同时又由回字形路网联系起来。除了南方的主轴线以外,建筑体量的开口也通向四面八方,暗喻文明自发源地向各处传播。三,形体分析
1,采用半围合式布,中间的主体建筑为展馆,文物库房与办公、设备等辅助用房设计为附楼布置在展馆北侧。从功能上把形体区分开来,使得形体与功能达到了统一性。2,“鼎”的概念通过隐喻的手法体现在展馆的建筑造型上,此设计也名为“鼎立天下”。为了衬托展馆,附楼采取消隐为地景建筑的手法,在顶部进行了绿化。暗和洛阳城州“北据邝山,南值伊阅”的山形水势。让博物馆成为城市的一个缩影,成为城市的微观表达。3,形体具有动感,以一种向前的形体特点暗喻洛阳的文化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势。
四,功能及流线分析
以主体展馆为核心,主次分明、内外分明。核心空间为展厅,辅助空间围绕展厅布置。展厅与展厅处布置交通空间。主入口偏西,方形的对角线打通视廊。围绕挑空的中庭布置展览区,延续首层的空间特点,使得空间具有统一性。整个功能分区简洁明了,主次分明。西北侧指向展览序列的起点,东北侧指向内部最大的庭院.西南侧指向二层展览的起点,东南侧指向贵宾接待区的自然分区。
流线十分清楚明了,一层平面观众流线是回字形的。围绕着贯通的中庭,展厅在中庭的外围布置,二层也是如此。工作人员流线与参观有课流线相互独立,工作人员流线在建筑的东北面,而展品和文物流线在西北部,各流线不交叉不相互影响。
思考
1,属于自己国家自己文化的设计的切入点。自身专业学习和知识完备时应注意的方面。
2,现代的处理手法,构图手法和立足于传统文化、地域回归的设计思路不冲突。
历史意象来自于对历史的宏观认知通常.对待历史题材的建筑创作.人们往往诉诸于一些有形的文化遗产加以抽象再现但是对待洛阳这座特殊的城市.设计者选择的却是避实就虚.从概念的转换中努力探索新的空间形式。设计者对洛阳的历史秉持了一种整体认知的观念.不为某个具体朝代的建筑型制所束缚.而把历史上的不同朝代都看作这厚重历史共同的、平等的组成部分.我们更注重表达的是一种文化的实质—从文物遗存看洛阳的大遗址是体现其厚重历史的最重要物证洛河沿岸一字排开分布着举世著名的五大都城遗址.史称`五都荟洛。“这些夯土遗址的本体呈现出一种最本质的大地形态需要仔细分辨才能解读它们承载着的历史先人的活动信息。
总之洛阳的历史呈现着这样一种特征:璀璨的文化如潮起潮落.无数次崛起又无数次沉寂,可谓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这样的历史文化其实质可以归结为一种“虚空`'的状态.这种“虚空'无所不在地蔓延、包容,形成了其厚重历史的总体意象。正是在这样的概念引导下.建筑的扁平体量被塑造成一个巨大的遗址考古现场.内部则希望通过建构相对应的一系列空间的连接来暗示“虚空'`的概念主题。这样的想法必须找到一个内在的空间结构和参观识路系统来支撑。设计者通过研究隋唐洛阳城的宫城偏西格局将主入口偏向西侧将中央大厅偏向一侧布置.在大厅东、北两侧环绕一个L形布局的过厅以延伸空间。
第四篇:参观洛阳博物馆
参观洛阳博物馆
昨天,我们二年级全体同学一起来到洛阳博物馆参观。博物馆位于洛阳中轴线上,北靠邙山,南临伊阙。走进宽敞明亮的大厅,我们来到了河洛文明馆,我首先看到了古菱齿象化石,它生活在距今二百万年到一万年的更新世,它的个头比两个我还高呢!这个馆展出文物2000多件。更多是通过文物来讲述历史。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折沿罐,它于1997年盐东村遗址出土,它象是一个能盛水的罐子,灰色样的土罐,底小口大,罐身有两条、罐沿有一条辫子样的花纹装饰,口沿像帽子一样向下折了一道边,所以叫折沿罐。
通过这次参观,我想:“我们的祖先利用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东西造出了许许多多的珍宝,他们是多么富有智慧呀!
王婧溪2013.05.24
第五篇:洛阳龙门石窟导游词
洛阳,素称“九朝古都”,但实际上先后有十三个朝代在此建都。洛阳作为都城,前后历时1500年,是中国七大古都中建都时间最早、朝代最多、历史最长的古都。
距市区13公里的龙门是洛阳南面的天然门户,这里两岸香山、龙门山对立,伊水中流,远望就象天然的门阙一样。因此自春秋战国以来,这里就获得了一个形象化的称谓“伊阙”。隋炀帝都洛阳,因宫城城门产正对伊阙,古代帝王又以真龙天子自居,因此得名“龙门”,“龙门”之名即延用至今。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就雕刻在伊河两岸的山崖上,南北长约1公里。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开始营造,经过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延至北宋,累计大规模开凿约四百余年,现存窟龛2345个,碑刻题记2800余块,佛塔70余座,造像近11万尊。其窟龛、造像和题记数量之多,居中国石窟之冠,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61年确定龙门石窟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龙门石窟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凌驾于佛教之上的宗教艺术,由于魏、唐两代皇室的参与而形成了龙门石窟皇家风范的重要特色,许多窟龛或造象的兴废变迁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龙门山色”自古即为洛阳八景之首。北魏以来,这里松柏苍翠,寺院林立,到唐代有十寺最为有名。山脚处泉水汩汩,伊水碧波荡漾,唐代时行船往来,穿梭其中。精美的雕像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形成了旖旎葱茏。钟灵毓秀的龙门山色。伊阙风光。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有许多文人墨客,帝王将相,高僧大德徜徉于此,赋诗吟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的佳句,声名远扬,今诵尤新。
潜溪寺 朋友们,下面我们将参观龙门石窟西山北端第一个大窟潜溪寺。潜溪寺为唐高宗初年雕造。洞内造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主像阿弥陀佛居中而坐,身体各部比例匀称,面容丰满,胸部隆起,表情静穆慈祥。两侧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体躯比例适中,丰满敦厚,表情温雅文静,富于人情味,揭示了唐初雕刻艺术的长足发展。阿弥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合称为“西方三圣”,是佛教净土宗供奉的偶像。
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又一个繁盛期。佛教学风在“破斥南北、禅义均弘”形势下,南北佛教徒们不断的交流和互相影响,完成了对以前各种佛教学说的概括和总结,从而使佛教中国化的趋向更加明显,也使佛教造像艺术充满了清新与活力。因此,在造像艺术上发生了不同于北魏时代造像风格的变化,潜溪寺中的造像已揭开了盛唐那种丰腴、典雅的造像风格的序曲。
宾阳中洞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意义重大、比较彻底的汉化改革,历史上称为“孝文改制”。由最高统治者实行的政治上的改革必然对当时皇家贵族发愿开凿的佛教石窟造像有一定影响。下面我们将参观的宾阳中洞的造像风格和服饰就是孝文帝改制在文化上的反映。
朋友们,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三座洞窟合称为宾阳三洞。宾阳三洞因统一规划、有计划开凿且并排布局而得名。这三座洞窟从公元500年开凿直到523年停工,历时长达24年还未完工,史书记载用工多达80多万。中间的为宾阳中洞,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母孝文帝及文昭皇太后祈福做功德而开凿。洞中三壁造三世佛,从南向兹依次为过去世燃灯佛、现在世佛释迦牟尼和未来世佛弥勒佛。
宾阳中洞的窟顶是穹隆形,好像蒙古包的顶部,地面雕刻着大型莲花,周边是莲花花瓣、水波纹和其它装饰图案,如同鲜艳美丽的地毯式样子。这种形式使人很自然联想起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
主佛释迦牟屁,造像手法已和北魏鲜卑族拓拔部固有的粗犷敦厚之风有所不同,而是吸收了中原地区汉民族文化的成分和当时南朝所流行的“清瘦俊逸”的风尚,形成了迁都洛阳后佛教造像“秀骨清像”的艺术形式。主佛体态修长,面容清瘦,眉目疏朗,嘴角上翘,表情温和,神采飘逸。服饰已脱去了云冈石窟中双领下垂式袈裟和偏袒右肩式袈裟,改为中原地区褒衣博带的形式,衣裙下部雕作羊肠纹拖在基座前部,一层一层折叠着。这种雕造风格迅速在全国流行开,成为北魏时期佛教艺术中国化、民族化的造像特色。
这种造像手法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接近了许多,正是孝文帝改制在龙门石窟造像上的反映。
中洞窟门内前壁两侧下层各有一幅大型浮雕,北为孝文帝及侍从礼佛图,南为文昭皇太后及嫔妃礼佛图。这两幅作品,精美绝伦,20世纪30年代被盗凿而去,现分别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堪萨斯州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1978年,当人们拆除宾阳中洞的清代所建砖券门时,雕凿于北魏时期造型鲜为人知的天王造像显现在人们面前。朋友们请看,当时在窟门过道两壁上发现的就是三头四臂的帝释天王和四头四臂大梵天王浮雕。
宾阳中洞完成于六世纪中叶,它显示了当时我国石窟艺术发展的高超水平。
伊阙佛龛之碑-----李泰与宾阳南洞 朋友们,我们现在所看的这块大碑,名为“伊阙佛龛之碑”,由唐太宗时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中央令、大书法家褚遂良书丹。这通碑为目前国内所见褚遂良楷书之最大者,字形奇伟秀美,是唐楷书法艺术的珍品。碑文主要记述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其母文德皇后长孙氏死后做功德而开凿,碑文中并有大量粉饰、美化李泰之语。因此,结合太宗末年李泰与太子李承乾争夺太子位的史实可知,李泰借为母亲开窟造像做功德,实有获得太宗好感,为自已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和用心。需要说明的是,这通碑原应为此魏所雕的宾阳中洞的造窟碑,到了唐代李泰为节省费用,竟就势磨去原有碑文,又重新雕刻成唐碑的。
宾阳南洞 下面我们参观宾阳南洞。宾阳南洞是在北魏未完工的基础上,为唐代早期又继续开凿的洞窟,所以在造像艺术上承北魏刚健之遗风,下开盛唐活泼生动之气象。主尊像阿弥托佛面部丰润,嘴唇厚大,衣纹自然、流畅。这一期间的宝座都是呈方形直角,到了盛唐才趋向于莲花束腰须弥座的形式。
洞内龛像密布,其中太宗贞观年间的题记达19处,为中国石窟中贞观题记最多的一窟。众多的造像题记为研究初唐的石窟造像艺术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摩崖三佛龛 朋友们,我们面前的这一窟因临山摩崖造像且题材为三佛而称为摩崖三佛龛。崖壁上为三坐佛,以弥勒佛为主尊居中,左、右二结迦坐佛。以弥勒为主尊的三佛题材为中国石窟所罕见。该窟无题记,结合文献研究,该窟应为武则天建立武周政权制造佛教神学舆论所开凿,宣扬武氏为弥勒下凡,以利于稳固政权。它开凿于武周政权时期,即公元690年左右,因武氏晚年发生了张柬之策动的政变,武周政权结束,该窟随即中辍,因此,窟中造像仅为毛坯,比较粗糙。
万佛洞 万佛洞因洞内窟壁上雕刻有一万五千尊小佛像而得名。窟顶莲花周围刻有“大唐永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成,大监姚神表,内道场运禅师一万千尊像龛”的题记,表明这个洞窟完工于公元680年的十一月三十日,主持修造者是大监姚神表和内道场的智运禅师。
主佛阿弥陀佛的造像手法体现了唐代盛行的以丰腴为美的审美时尚,表现出一种雍容大度、仪态轩昂的造像风格。人物波状的发纹、丰满圆润的脸部轮廓、垂肩的双耳、宽厚的双肩、简洁流畅的衣纹都表明盛唐的雕刻技艺在这一时期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主佛端坐于仰覆莲束腰须弥宝座上,在宝座束腰部位雕刻了四位金刚托重力士,他们的肌肉突出,富于动态,与主佛的静态,一动一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南北两壁雕刻的一万五千多尊高约4厘米的小佛,把整个万佛洞装点成西方佛国中佛祖弘扬佛法、众生虔诚聆听的场面。在窟顶碑刻题记的外侧是凌空飘舞的飞天,这飞些天手捧供果,翩翩起舞,与它对应的是窟内南北两壁壁基下部的伎乐人。每侧墙壁下部各有6位伎乐人,手持空篌、法锣、羯鼓,一方面为研究唐代音乐提供了史料,另一方面,它们与窟顶飞天上下呼应,营造了一种西天极乐世界里,歌舞升平,万人成佛的场景。
万佛洞前后两室,窟门外两侧为二力士,前室南北壁原来刻有龙门石窟体形最大、造形最为精美的护法狮子两尊,20世纪30年被盗,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窟门外南壁上部刻有一观音菩萨,面部丰润,体态健美左手提净瓶,右臂向上弯曲持佛尘搭于右肩。她那扭动的身躯、微斜的头颈、丰满的胸部,形成了优美的曲线,显得含蓄、端庄,是唐刻观音菩萨的杰作。
双窟 万佛洞下的这两座洞窟因并排雕凿且有共同的前室而得名“双窟”。北洞中是三世佛造像,主尊为释迦牟尼,南北两侧是二弟子、二菩萨以及过去佛和未来佛。三世佛的造像题材表现了佛教世界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双窟的南洞里,雕凿的主佛是弥勒佛,南北两壁上雕有小千佛。弥勒和释迦牟尼分列在南北两个洞窟,称作双窟,它们完工于同一时代,所以在人们的想象中是当时的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共同临朝执政的一种局面。在这个历史时期,武则天实际上是掌管朝廷的重权,奏章都由她来批阅。武则天在这一时期,为了积极树立自己就是弥勒下世这一思想,但又有碍于李治在位的实际情况,所以就把释迦牟尼和弥勒共同雕凿于南北两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双窟并列的局面。
莲花洞 朋友们,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座洞窟称为莲花洞。因洞顶有一朵保存完好、直径达3米多的高浮雕的大莲花而得名。洞内造一佛二弟子,均呈立姿,为释迦牟尼带领两个弟子游说讲经之像。主佛采用高浮雕手法,两侧的弟子迦叶、阿难用浮雕手法,对比鲜明。迦叶身披厚重的袈裟,手持锡杖,胸部肋骨暴露,细腻地表现出这位佛教继承人经过艰辛岁月,长途跋涉的形象。他右手拄着的锡杖上带有九个响环,震地有声,据说是佛教中一种法器。人们听见响环的声音,就知道佛祖到来,出外叩拜佛祖、倾听佛法。
二弟子的头像于20世纪30年代被盗凿,现都存于法国吉美博物馆。
窟顶莲花周围环绕着飞天,她们手捧供果和其它的器皿,显得飘逸洒脱,在《妙法莲花经》里曾有这样的记载:飞天是佛教中的香因神,说是诸天伎乐,百千万神于虚空中一时俱作,雨众天华,表现了佛教中飞天和伎乐人营造出欢乐和谐的场面。
洞窟南壁左上部层层排列了几层小型佛像,据说这是龙门石窟最小的佛像,高度仅有2厘米,五官清晰,刻画细腻。南壁壁面上排列了许多佛龛,龛楣装饰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有帷帐式的,有的是火焰纹,有表现文殊与维摩诘对座辩法的故事,还有礼佛图的形象。在龛楣细部,有忮乐人、飞天,有莲花化生出来的菩萨;有线刻的,有浅浮雕的。其中一对飞天,她们的衣裙向上卷起,飘飘荡荡的形式好象一朵盛开的莲花,而两个飞天的面部正是莲花的花蕾。外侧是一些伎乐人向她们飘飞过来,荡起的衣裙好象莲花的枝蔓一样,表现了一种绿柳丝绦万千条景象。
这个小龛龛楣是火焰纹的造型,它的火焰向内收,到中间再向上形成火苗的苗头,火焰纹之上南北两侧各一组众生听法像,这个浮雕表现了文殊菩萨和维摩诘辩法的情景。它的上部是帷幕,帷幕是中国民俗画常有的表现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佛雕艺术形式。
窟外门楣为火焰纹,中间刻有一个兽形铺首,雕工精湛。左上方有明代河南巡抚赵岩题“伊阙”二字。
奉先寺 现在,我们参观的是奉先寺。奉先寺,原名“大卢舍那像龛”,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雕像精美、技艺精湛,是龙门石窟开凿规模最大的摩崖像龛,也是龙门石窟唐代雕刻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据于唐玄宗开元十年刻就的《河洛上都龙门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记载,奉先寺为唐高宗所创,皇后武则天曾于高宗咸亨三年(672年)捐助脂粉钱两万贯,工程完工于上元二年(675年)。整个大像龛造像布局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等一铺九尊大像,主尊“大卢舍那佛”坐像,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面相丰满圆润,方额广颐,眉若弯月,双目俯视,炯炯有神;略作微笑,两耳长垂,衣纹简练,灵活而又储蓄的眼睛显得更加秀美,整尊造像,给人一种庄严典雅、肃穆宁静之感。左侧迦叶,身首虽残,但仍显出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僧形象;右侧阿难,浓眉细眼、年轻睿智、虔诚大方、充满自信,宛如一聪慧少所形象。二菩萨衣饰华丽,端庄而矜持的表情,天王严肃威武而双硕壮有力的神情,力士坚毅勇猛而双暴躁的性格,以及那无所谓惧倾力承托的地鬼,无不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其雕凿规模、艺术设计、人物塑造、雕像造型方面的成就,反映了唐代艺术家的高超技艺、审美时尚、美学理念和唐代美术所达到高度艺术水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及艺术家心目中神化的“圣贤”形象,从另一侧面又折射出了当时社会佛教发展的盛况和唐代国力的强大。因此,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群雕,既是盛唐雕刻艺术的代表,又是人类美术史上的杰作,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
古阳洞 朋友们,参观完奉先寺,我们将继续参观南面的古阳洞。著名的“龙门二十品”其中有十九品就在这一洞窟中。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孝文帝开始在龙门为其祖母冯太后开窟造像祈福作功德,王公大臣、贵族、官僚、武官将相继在窟内造像,这就形成了古阳洞内最早的一批造像,从而开始皇家营造龙门的第一斧第一凿,揭开了创建龙门石窟的第一篇章。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洞窟就是古阳洞,它是利用天然溶洞扩凿而成的。正壁主佛为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面相长圆,较为瘦削。头顶还塑了一个发冠,发冠本身是道的产物,这是在清朝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慈禧太后逃亡西安回北京途中路过龙门留下的,所以当地也有人称古阳洞为老君洞。
主佛两侧的菩萨上身微微后倾,头戴宝冠,面容清秀,上身袒露,身着长裙,造型厚重,比例匀称,表情庄重文静,姿态优美,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作。
北侧墙壁上排列了三层大型佛龛,最上面一排的造像与云冈石窟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佛像都是结跏趺坐,形体较显浑厚。如果说它还保持着云冈石窟的特色的话,那么第二层交脚弥勒的造像,则体现了北魏时期龙门石窟造像秀骨清姿的艺术格调。人物瘦小,细腰,双腿交叉坐于台座上。北壁最上部的佛龛雕凿于北魏景明三年,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佛龛残损的身躯,佛头高32厘米,被人盗走后,现在为私人收藏。最下部的一排佛龛,造像风格表现出雍容大度的特点,可能是唐早期的作品。不同时期的造像集中在同一洞窟里,说明了古阳洞雕凿时间之长,绵延朝代之久。
龙门石窟中有许多碑刻题记,经过历朝的推崇,到清代中期,人们从这2800多块题记中,精选出了二十块有代表性的作品,称为“龙门二十品”,古阳洞就占十九品。“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书法的杰出代表,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魏碑体,字形端正大方,魄力雄强,气象浑穆,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在我国的书法艺术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视为国宝。
北魏造像峻拔瘦硬的风格与魏碑斩刻奇肆的风格艺术内涵相通。历史上书法家发现了碑刻题记的价值,却又把雕像视为工匠的艺术。相反,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专家对北魏石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魏的雕刻代表了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高峰”。
药方洞 药方洞因窟门两侧刻有古代药方而得名。此洞北魏晚期创建,经东魏和北齐,直至唐初仍有雕刻,因此在雕刻艺术上呈现不同时代的多种艺术风格。洞内主佛、二弟子、二菩萨和洞外二力士及窟门八角束腰莲花柱均为北齐所雕造。该洞是龙门石窟中具有北齐造像风格的唯一大型石窟。北齐时期的雕像头部硕大,身躯如柱,给人以臃肿、笨拙的感觉。
洞口过道两侧石壁上刻有药方近140个,治疗40种疾病。治疗方法主要是药物治疗和针灸治疗。涉及科别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神经科、肿瘤科、泌尿科等。所用药物多是我国农村常见的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制剂方法有丸、散、膏、汤等。
药方洞石刻药方刻于唐代初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的瑰宝。它记录了我国古代医药的成就,在研究我国医药学上有重要价值。
皇甫公窟 皇甫公窟因北魏胡太后母舅皇甫度开凿而得名。主佛释迦牟尼高3.18米,身穿褒衣带式的袈裟,衣饰用平直九刀刻法,衣裙有棱有角,坐在莲花座上。面部已经残损了,头上还留有高肉髻,右足外露,足掌向上;右臂平举,手掌上扬;左手掌心向外,手指向下,作满足人们愿望的与愿印。有趣的是,这尊大佛竟有有6个手指,据说是按照孝明皇帝的形象塑造的。由此可以看出皇甫度以佛事向皇帝献忠心的良苦用心。
皇甫公窟南、北壁基下保存有具有极高价值的礼佛图浮雕,这两幅浮雕人物图案带有浓重的绘画意味。北壁皇帝礼佛图东起前三人为比丘,前两个比丘正俯身向香炉内添香,第三位是年长的高僧,左手托钵作前导。第四人为一老妇,头饰华丽,身穿长裙大袖,左手持一莲蕾,徐步向前。弟八人为一青年男子,头戴笼冠,身穿宽袍大袖的长袍,右手托钵,有趣的是其身后还有一男童为他提衣摆。这一男一女无疑是孝明皇帝和胡太后。这一作品用写实的手法把人物的年龄,性格,身份,气质都刻画得淋漓尽致,其余的宫女有的手举华盖,有的手拿莲蕾,虔诚严肃,徐徐而行。南壁则为皇甫公夫妇礼佛图。
左右二菩萨半结跏趺坐在菩提树下,坐树下思维状。菩提树树干弯曲,枝繁叶茂。树的上方又分别刻有一组罗汉像,罗汉身穿双领下垂式袈裟,双手合十或手持莲花。
围绕着窟顶的莲花有八个伎乐,她们衣带飘扬,手持琵琶、笙、排萧等乐器,翱翔云间,由此看出在北魏时期,这些乐器就已经非常盛行了。
擂鼓台南洞 参观完西山的洞窟,请朋友们继续参观东山的洞窟。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三座洞窟称为“擂鼓台三洞”。南边的这座窟为擂鼓台南洞。洞内方形座台上的佛像被称作“大日如来”在密宗里“大日如来”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主佛头戴佛冠,臂戴臂钏,脖子戴项圈,穿袒右肩式袈裟,整个造像保留了外来造像艺术风格。
佛端坐在束腰方形台座上,这种台座在武周时期是比较流行的式样。从正面看,佛头部微微向下倾斜,目光向下俯视,和礼拜者的眼神交流,流露出一种关爱世人的殷殷之情。主尊丰润的右臂搭于盘起的右膝之上,舒闲的神态、优雅坐姿都体现出佛的从容、恬静。从侧面看这尊大佛的形态,头微微向前倾斜,肩向后仰,腰向内收,臀部依其坐势显得收放有序,胸部向前隆起,腰部三道环形的衣纹线条又显现出腰部肌肉的健康有力。整个佛的造像极富质感,也正符合古人所说的:肌理细腻,骨肉亭匀。
在四壁上有高约36厘米的菩萨坐像,层层排列着有760尊之多,端坐在四周的墙壁上,神态肃穆安祥,似乎正在聆听佛弘扬佛法。菩萨在古印度都是男性的形象,传入中国后,逐渐塑成了女性的形象。
创造者对人物的形态美把握得相当适度,简洁明快的线条和人体造型的健康都表现了当时的雕凿者自身的审美价值取向及美学理想。
擂鼓台中洞 中间的这座洞窟称为擂鼓台中洞,又叫“大万五佛洞”,因洞中造有一万五千尊小佛像,且比西山万佛洞小千佛稍大而得名。主尊为弥勒,整尊造像采取高佛雕手法,背光为龟甲形背屏,周围环绕着伎乐人/飞天、骑象和骑狮的童子。
主尊端坐在束腰方形高台坐上,台坐下部延伸出两朵莲花,每朵莲花上站立着一尊菩萨,整个造像浑然一体。主尊佛头20世纪30年代 被盗,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洞窟雕凿完成于武周时期,是为武氏政权歌功颂德的。西山的双窟是弥勒与释迦牟尼并坐,当时武则天还没有成为一朝之君,表明她与李志一个天皇一个天后并列的身份,而在这一洞窟中,以弥勒佛为主尊,表明她已破天荒地成了一位女皇。
看经寺 :现在我们参观的是看经寺,看经寺是龙门东山最大的一个石窟,整个窟室的平面设计基本上呈方形,与同一时期其它洞窟最大的不同是该窟正壁上没有主像,而是在洞窟地面中央建坛,上置佛像供人拜佛。据考证,该窟为禅宗开凿,洞窟造型为禅宗曾人打坐礼佛的禅堂。
窟内墙壁上部有一些不规则的零星造像,在北、东、南三壁下部雕有唐代最精美的一组29尊浮雕罗汉像。释迦牟尼去世之后,将传法的任务叫给了迦叶,迦叶寂灭后交给了阿难,之后传莫田地,传商那阿修,最后至二十九组菩提达摩。
菩提达摩是北魏时期自天竺来中国的曾人,被后代的佛教禅宗奉为第二十九代传人。看经寺这二十九尊传法的罗汉,恰好与《历代法宝记》所载西土二十九祖先相吻合。
窟内现二十六尊罗汉像保存完好,每尊罗汉像高约1.8米,与真人等高,神态各异,性格刻划入微,有饱经风霜而又睿智的、执着而又聪慧的、慈祥善良的、凶猛严历的、诙谐幽默的、严肃认真的,无不栩栩如生,是龙门石窟中现存最完整的一组罗汉群像雕刻。
龙门石窟虽然是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但也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时尚。石窟中保留的大量宗教、美术、书法、音乐、医药、建筑 等事物石料,使龙门石窟成为一做大型的石刻艺术博物馆。
古老的艺术、优美的环境、方便的交通、完善的旅游设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和游人纷至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