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500字（共五篇）

第一篇：最新《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500字

最新《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500字3篇

认真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这时候，最关键的读书笔记怎么能落下！是不是无从下笔、没有头绪？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最新《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500字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前几日在书屋看到有人批判黄仁宇，因此兴起重读《万历十五年》之念，这几日读了两篇——《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一时有感，记录下来。

一、人的阴阳

这两篇中着重讲了三个人：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张居正身为帝师、首辅，励精图治，整顿乾坤，在他的治理下明渐有中兴气象，对万历皇帝乃至整个皇室以道德标准苛责严求，但为推行自己政策时任用私人，排除异己，并且生活奢侈，收受阿谀贿赂。在他一手遮天之下，年少的万历视张居正为圣，言听计从，但随着万历的长大，张居正的逝去，皇帝逐渐看清了张居正的阴阳两面，失望之余，张居正被抄家褫职，子孙充军的充军，收监的收监，而此后万历渐渐认请了文官的两面性，隐居深宫，形成中国历史上一大“奇观”——皇帝消极怠工，十年不见大臣。继任的首辅申时行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文官的私欲与理想，企图“实事求是”地做到“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而“蕴藉不立崖异”，调和阴阳，结果却是心力憔瘁，无功而退。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阴阳两面，只是有人不愿审视内心，不肯承认内心中的“阴”，而借“阳”来苛责他人，而苛责他人的结果一方面可能会给社会群体带来一定的益处，因而也给人以正义之感，而另一方面却也在满足着自己的私欲。很多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私欲，但不愿也没有勇气去承认，并且竭力借正义之名掩盖着私欲，因而在用道德管制和指责别人的时候显得理直气壮。另一种人要显得真诚得多，他们也有私欲，但对自己有着道德的标准，当私欲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被人指责时，没有勇气去承认，下意识地为自己寻找理由，自己欺骗着自己，为了自己的形象，竭力为自己辩护，并且也竭力让自己符合理想的道德形象，慢慢地也就确信自己就是没有私欲的道德坚守者（这种人就像被万历认为“讪君诂直”的邹元标）。

两种人都不敢正视自己，当然真诚地严格地审视自己内心是很难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鲁迅、卢梭。

前者有些可怜，乃至可鄙。后者可敬，但迷失自己，并苦不堪言。

二、申时行的委屈

万历皇帝因喜欢三子常洛，而想立其为太子，但因废长立幼遭到众大臣的反对，无奈之余，只得宣布一年后考虑此事，但后又节外生枝，拒绝立储。众大臣联名上奏请万历收回成命。这一大规模的抗议引起龙心赫然震怒。

申时行当时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上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由申时行领衔。当其得知皇帝的反应后，立即上一份揭贴，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事先却未与闻。皇帝回批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但这揭贴被二辅许国截获，内容也因此在文官中传遍。

于是申时行遭到严厉的弹劾，说他“遁其词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请立之议，阴缓其事以为内交之计”。万历皇帝一开始处罚了这个上奏者，但后继者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他除了辞职以外再无无他可供选择。

从那些文官的思考角度来讲，申时行确实存在的道德的问题。

但，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申时行可有委屈？我们来揣测一下申时行的行为的动机。

我们以那些文官的话为真实的，申时行事先知道他们的联名上奏，并同意了领衔签名。我们可否作这样的猜测，他确实认为那些文官的意见是对的，万历应该尽快立储，所以有以上行为。但当他知道皇帝的态度后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可能会带来朝廷大批官员的裁撤。大家知道皇帝震怒的后果的。而且由于他们的联名上奏，任何官员的劝谏都不会获得皇帝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把他们都视为敌人。要能进行有效的劝阻，必须劝阻者是皇帝信服的人。而申时行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是皇帝的蒙师，即使他身为首辅，也规划着皇帝的就读和经筵。皇帝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是“卿”，而且每个月都有钦赐礼物给他。万历皇帝还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文官的最高的职衔，只是申时行辞不领衔而已。这样如果申时行能跳出事外，作为旁观者对万历劝谏，消除万历心中的怒火，减缓联名上奏带来的皇帝的反弹，那对朝廷的安定无疑是很有益的。

我们知道，在一个人暴怒的时候，另一方固执己见，以强硬的态度对抗到底，其结果往往是火上加油。同样申时行如果站在同僚一边，和皇帝对抗，那么孤立无援的皇帝很有可能更加愤慨，进而一意孤行，以强硬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意图。到那时，朝廷就可能一片混乱，皇帝的任性和暴戾有无数的史实可以证明。

后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那个首先发难的官员被降级外调，进而又加重处罚被削职为民，二辅许国也“回籍调养”。立储之事也僵持着。这样的结果大概是首辅申时行的无奈辞职多多少少使得皇帝有些泄气，所以才只惩治的首犯，不然皇帝在怒火冲天时任性带来的后果不会如此简单了事。

但申时行的妥协没有得到同僚的理解，在道德的批判下他只能辞职，虽然万历也曾挽留。因为他的威信已扫地以尽，无法作为首辅领导百官了。

申时行一番苦心却得如此结果，其心中之苦又有几人能知？

近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

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探讨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看似随意着笔，实际上分析了晚明种种问题的症结，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清的衰落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结论,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体制和政治状况。事实上，黄仁宇的笔触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纵览了整个明朝，乃至可以透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追寻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

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专制、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官居首辅,张居正10年新政,最终只能在文官们的道德责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平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平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当前我们身处中华民族的巨大转型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为追求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实践中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智慧和才华。

第二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二》

万历皇帝自小受慈圣皇太后和首辅张居正严格教育儒家教育；熟读经史，敬重天道，效仿祖法。开始万历皇帝也想按着他受教育的努力去做好皇帝，严重旱灾时，甚至亲自步10里为百姓祈雨。但是经过一些事情，慢慢发现的人性和体制的复杂性。首先是自己非常信任的对他严格说教的导师张居正个人生活被揭发是如此腐败，而文官打倒张居正的文官的目的，显然又和他万历初想的并不一样。当他想自己能主导政治时，却发现想做任何的改变，就会受到非常大的阻力，这些以道德和祖法为工具的阻力让他难以对抗。黄老先生讲明朝是文官体系为统治的，不如直接讲以儒家意识形态为统治，任何文官甚至皇帝都很难对这种意识形态有任何的挑战。最后万历选择妥协，以道家无为来默默的发泄他的不满和进行抵抗。书中儒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以及这种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冲突矛盾。就行成了一些特殊的行为。

张居正政治上厉行改革，做为万历的老师，对皇帝严格要求。但他本人又口是心非，表面满口节俭，而私生活极其奢侈。厉行改革，却又不了解实际情况，反而出了相反的效果，同时也得罪了一批人。结果一死，整个家族和政治同僚就受到清算。

申时行做为首辅，行为却和张居正完全不一样，在处事上他信奉调剂折衷的原则来调节文官间，皇帝官僚间的矛盾。这种行为是典型中墉之道，是儒家思想和人性妥协的产物。海瑞更是个争议的人物，他严格尊崇孔孟之道,对崇尚道德，严守法律。他的这种行为，当时的官僚对

其即希望是一个社会道德的标杆，又知其的脱离现实性，对其不重用，并排斥其很多行为。海瑞个人可以通

过自律及对价值的追求了来到达，但由于其很多理念本生脱离人性，必然不具备大众性。其很多行为更是暴露出儒家思想的缺陷，像由于孝道极端推崇，休了两任妻子的，最后一任莫名死去；还有对个人欲望的极端抑制，这些本身就是和人性先背离的。其行为对具体事物的处理效果，也颇受争议，看是完全遵守道德，然而由于社会的事情复杂，以及道德本身的局限性，往往起了并不好的效果。当时的精英阶层本身并不相信他，包括当时的知识份子，对这种行为也有争议，象李贽就明说有时清官比贪官更误事，清官有道德的支持，而且就算失败也能赢当时读书人非常看中的名誉，处事固执而不知变通，往往导致事情往坏的方面发展。在写戚继光和李贽也真实的把其多面性呈现给了作者：戚继光有军事才能，民族英雄的一面，但其又有偷偷纳妾，行贿张居正的一面。李贽一个学者，思想家，其对人对己对社会的妥协与抗争记述，也非常真实。这种性格多面性的记述更加体现了人性。

现代大众社会行为学说，通常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或观点的接受：第一位的是立场，第二位的是情感，第三位的才是客观理性。黄老先生能客观理性的研究这段看似平常，确是很典型的历史时间，并且又能非常客观理性的呈现给大家，确实是读者的幸运。

读后，感觉最深的是，价值观的影响力，不仅对个人的行为，道德，和幸福观起决定影响，而且任何团体，社会，宗教，国家都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其影响深远，决定整个体制。决策面和执行面还有基层中间过长的距离和脱节导致的低效是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道德很多方面是对社会稳定其作用，社会发展更依赖于技术方法和本身的规律的研究。个人的道德及智慧在社会群体中有时是矛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很多规律是相反的。

第三篇：万历十五年_读书笔记

读《万历十五年》之感

1587年的中国，万历十五年，谈不上浮萍破碎，风雨飘摇，就像是冬日午后的太阳，虽然还是在散发着光与热，但却已不复当初的荣光。一个庞大的帝国，小心翼翼，举步维艰地维持着向前的步伐，时不时被鞋里的沙硌得脚疼。

平淡却不平静的1587，有着万人崇仰的民族英雄，有着模范的官员，有着激荡的思想家，同时也有着灰心丧气的皇帝，有着变法失败的首辅，和一个腐朽却依旧难以撼动的制度。虽贵为天子，但万历在很多的事上却无法遵从自己的意志。很有趣，历代的封建王朝中央集权都是越来越集中。但在明朝，在万历这，中央集权的程度却不增反降。遥想朱元璋开国时期，可谓是真正的说一不二，但万历，在立储这种大事上，却要被文官集团所要挟。文官集团占据伦理道德的制高点，拥有对道德的诠释权，对万历任何违反“传统”的事情处处指责。与其说这是民主的曙光，还不如说这是几十年权利倾轧的结果更加的合适。集权的依旧没有改变，但却已不是集于万历一人。相比万历，张居正是幸运的。即使不英年早逝，他的改革也很可能失败。改革是和整个文官集团的利益有冲突的，必然遭受他们的抵抗。尽管张居正位极人臣获得万历的无限支持，但想单枪匹马赢得这场战争也断无成功的把握。而且即使张居正改革成功，也无法从根本上挽救明王朝。张的改革只是对颓废的政局的缝缝补补，明朝基础的礼教制度并未改变。即革成功，最多中兴大明，延缓明朝灭亡的速度，而无法挽救它灭亡的命运。海瑞的横空出世只是徒增了一个青天形象和留下一段道德模范而已，并未使王朝的政局产生太大波澜。海瑞相信严刑峻法可以治国，并将四书中的礼仪道德作为至高原则。殊不知二者根本上不能并列。法律要求严格规范，道德本身则比较含混不清。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忠实实践最高的道德准则，为此，他不惜冒犯龙颜，直斥同僚，但是他没注意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本身上就是一个混沌的官僚社会，并无明确的法律，甚至法律处处让位与道德，而且海瑞的施法裁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对道德的理解，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思想界也是沉闷的。由于坚持治国的一元化，即国家基础是传统道德，而传统道德来自于儒家的孔孟之道，尊孔重道，排斥“异端学说”，压制个体的个性解放和独立思考是明朝的必然。这也就容易理解李贽的荒诞了。一方面他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对其学说赞同理解，另一方面对儒家引申出的清规戒律持怀疑态度，追求个性解放；一方面他是一个传统儒家思想的信徒，另一方面他又是唯心主义的鼓吹者的，他集中体现了王朝深处思想的矛盾和危机。年轻的万历失败了，立储只是一个爆发点而已。张居正也失败了，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声也没有保住。申时行，戚继光，海瑞，李贽......他们就像是一潭死水里面偶有的微澜，注定壮志未酬，甚至，身败名裂。寂静的黑夜，只有着贪婪的沙沙声，一点一滴的在侵蚀着古老帝国的血脉。黑暗里的先行者，虽然各自努力呐喊，却还是无法唤醒大部分的人来撼动黑暗。

万历年间，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分界线，从此明朝的统治就无可救药的走向了下坡路。归纳《万历十五年》，万历年只是明朝建国以来矛盾冲突的爆发点，而王朝的根本矛盾则早已埋定。正如其序中所言“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其中一切角色注定逃不开悲剧的色彩。

第四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国务系国际政治0941潘锦蕾0920813117Tel:***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礼”对万历年间的双重影响

对于喜欢历史和政治的人来说，黄仁宇对于大家肯定是耳熟能详了，至于他的《万历十五年》更是如雷贯耳。《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用英文亲自译写，1979年5月交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公元1587年，是为明万历十五年，就在这样一个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朝廷却发生了许多看似虽似末枝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整本书一共七章，第一章：万历皇帝；第二章：首辅申时行；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活着的祖宗；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作者以人物为线来写这本书，可谓生动易懂，也较好串联，更应证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这句话。

说《万历十五年》很有价值，我想这在于很多人认为万历年间到了后来，皇帝罢朝也能维持这个国家的运转。我在看了这本书之后，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一个字——礼。在整本书中，每一章基本都提到这样一个“礼”字，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下“礼”对万历年间的影响。

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孔子曰：不学礼，何以立？而荀子更是著有《礼论》，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制度中都有恰当的地位。

万历皇帝是个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从繁复的成人冠礼到有条不紊的推辞、接受登基，再到登基后按照各种礼仪照章办理。我们可以从各种细节处看到“礼”在万历年间的重要性。

在午朝是否被讹传事件中，万历皇帝本来可以付诸一笑，但是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而这次的处罚也竟及于全部京官。明朝以文人管理为数千千万万的农民，其先祖就以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此次全体京官自相惊扰，实在不成体统，不符合“礼”。

其次，万历皇帝对于其母慈圣皇太后的“礼”。书中写道：有时万历用宫内的傀儡戏来讨取太后的欢心，在她下轿之前，也必须跪在庭前恭候慈驾；在多年后，尽管万历皇帝越来越少地临朝，但每当十一月慈圣的生辰，他却仍然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的庆贺。

而不仅万历自己注重礼仪，对于大臣也是如此要求。在参加早朝之前，凡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宫门前守候，负责纠察的御史开始点名，并且记下咳嗽、吐痰等以至于牙笏坠地、步履不稳等等属于“失仪”范围的官员姓名，1

国务系国际政治0941潘锦蕾0920813117Tel:***

听候参处。

在封建时代，礼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礼既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万历年间，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大小官员，恪守本朝制定的规章立法，严格按照本朝的章程来做事，来才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平衡，使得皇帝罢朝了，整个朝廷仍然以它特有的模式运转下去。

可以看到，在书中写到的每一位大臣都是严格奉行“礼”的。无论是张居正以严格的制度捆绑文人，使文人集团对其不满，还是申时行兢兢业业，坚持调济折中的原则，海瑞的正直，重视法律，执法不阿等等，每一位各司其职的大臣都是在礼法的规范下，循序着一种模式而运行，可以说“礼”在万历年间使得社会得以正常运转。

但是，我们看到，也正是因为这个“礼”，万历皇帝才会罢朝，才会被其下的文人集团逼得无可奈何，一代帝王竟然要以罢朝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来报复其大臣。

因为这礼制，万历皇帝在之后几件想自己做主的事上吃了闭门羹，无法逾越这礼法。在许多插曲中，万历皇帝要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的事件竟成为了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官僚的对立，而且涉及整个帝国。后来，万历皇帝想要以三皇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他从张居正的事件中明白了，他和别人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竟长达十年之久。使得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文官集团也以消极态度应付局面，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们看到，在这一方面，礼维持了整个王朝的几十年运转，但是同时，在这一长期的发展下，也为之后的覆灭埋下了地雷，导致整个王朝的崩溃。一个皇帝，在如何正确利用“礼”来达到皇帝、大臣、民众之间的平衡对于当时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不管哪一方做大，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所以以礼来达到平衡可以说在当时是毋庸置疑的。

第五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1584）读书笔记

个人主要看法和观点 读后主要困惑和问题

数年前，曾收到过一本母亲的朋友赠送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将它作为一本故事书囫囵读完，只觉文笔优美流畅，内容引人入胜，并没有太深的感受。如今，在作业要求的泛读书目中看到这本书，重新翻开，细细品读，感觉到的是蕴藉其中的是对于历史直切要害的剖析。全书从五种人物的角度出发，以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为点，来深度剖析当时的政治制度，试图从制度角度来说明明朝的衰亡，这种衰亡是可悲的，亦是咎由自取的。

张居正：生前身后两重天

万历十三年（即1582年），万历皇帝最为倚重的元辅张居正去世，这位半生力求改革、权倾朝野的首辅大臣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不到半年（1582年年底）他便被盖棺定论为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政，居心否则的佞臣，随后张家被抄，其亲属被夺官流放。

一个厉行改革的首辅大臣，曾一度掌管着举国的决策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不禁令人唏嘘。由于王朝制度的不健全，判人对错皆以道德和礼法代替法律和制度张居正提倡厉行节约，自身作风却不俭约，成为最后百官弹劾他的主要着眼点，以至于磨灭了他身前所有的功绩，而将其一生涂污。然而，事后张家追缴的家财相加总共仅十余万两白银之数，这对于一个众大臣所言的“欺君毒民、卖官鬻（yu）爵”的“大奸之臣”应有的家产出入甚大。这其中暴露出舆情的局限性与极端性，所谓“倒张”，声张者也仅仅是为自己的爵禄着想，而非出自对王朝的忠诚。

这是封建社会的毒瘤之一，每个人，无论官阶多高，只要衣食住行说中任何一点存在着污点，他/她便可能成为其他人攻讦的对象。甚至于，哪怕你一生未走错过，只要有一群人足以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也便可以使你“死无葬身之地”，开棺戮尸之举见诸史文。

中国人向来推崇的中庸之道，部分原因也自于此。“树大招风，风必折之”，统治者难以容忍有臣子的地位威胁到其地位，同僚也不会允许存在着一个时时刻刻能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官员的存在。以道德替代法律，也是这种恐慌的根源，一旦一个人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其权力也相应的膨胀，其也愈加难以约束自身的欲望，吕不韦，王莽，鳌拜，都曾站上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但最后都难得善终。跳出这些人所做所为的对错而看，有些“罪状”，是这些权倾朝野者所不可能避免的，或者说，有些事情是因为制度的局限性的必然结果。比如说，“任用私人”，这是最常见于描述所谓“奸人佞臣”的罪行的了，但是，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早已注定了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奸臣权臣需要靠“私人”稳固自己的权力，为自己牟利，忠臣能臣也需要靠“私人”来协助推行自己的政策方针，了解各地州郡实情。整套统治制度本就建立在通人情、讲道德的基础上，何谈以科学、客观的手段治国理政？况且，旧时交通不便，又有谁能考证这个县今年产了多少稻米，那个县水涝灾情究竟如何呢？这种条件下，那些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也只有靠“自己人”来获取相对真实的情况。

而张居正所力行的改革，总体而言，对王朝利大于弊，比如，他一直力推的，重新丈量土地，严追各地应缴赋税等政策，但整个王朝积弊已深，又因为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欲除之而后快，奈何，张对朝廷贡献之大，与万历皇帝关系之亲，让心怀不满者无处下手。只能等到世间再无张居正，才终于掀起一股倒张的浪潮，使其尸骨未寒，便遭受参劾，直至后人被抄家放逐。他生前所做的一切改革努力也随之而去，明朝也重回浑浑噩噩原地蹒跚的轨道。

万历十五年，前任首辅大臣张居正在朝堂中的影子渐渐淡去，继任者申时行战战兢兢地维系着皇帝与文官间脆弱的平衡，四万名身着锦袍的文臣在太和殿与文渊阁间形成了一条强大而牢固的缰绳，控制着这个时代的走向。

朱翊钧：不胜人生一场醉

《万历十五年》的又一个亮点在于黄仁宇先生塑造了一位与我们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与我们一般人认识中皇帝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形象不同，万历的人生可以说是写满了妥协与无奈。

万历皇帝十岁登基，以首辅张居正为师，全国事务多由张居正为首的内阁大学士代为拟批。前期的万历，守礼仪，上早朝，习儒家经典，可谓是“励精图治”，对于国事充满热情。甚至在京城遭遇大旱时亲自步行到天坛祈雨，亲自操练禁军。但随后由于张居正的去世，他失去了重要的辅助，更为糟糕的是张居正生前得罪的大臣们集体发难，要求清算张居正，万历在舆论和证据的双重压力下，只能痛苦万分地在张居正死后几年后清算了自己的老师。从中，他渐渐体会到朝堂争斗的阴暗性。

但是在万历十五年前后，皇帝发现自己不过是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工具和代言人而已，只要他的言行不符合文官心目中皇帝的形象，就会被文官的奏疏所“参”，虽然以温和的口吻，但本质上是挟祖宗之法，道德之本，要求他改变，否则就是愧对祖宗的基业，有损于皇帝的威信。

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正如黄仁宇先生书中所言“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的，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他成为决断人间最大的权威。如果官员们承认他的决断确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倿幸的操纵，那么即使有失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绝对服从。”

渐渐地，万历看透了这一切，自己虽然贵为天子，但却生来就没有了自由，甚至和自己的母亲都要以君臣相称，所谓“孝道伦理”渐渐成为了符号化、形式化的机械行为；为立储一事，他多次受到百官的劝诫，便是因为他喜爱自己的次子胜于长子，而大臣们万万不会允许“废长立幼”如此有违伦理传统的事情发生。万历发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只是在文官集团控制下的一点权利，只要他的决策危及文官集团的利益，便会被各种奏章压得喘不过气来。

至此，他终于明白了自己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所制造的符号象征，从而灰心意冷。甚至更深一层地说，他只不过是这家帝国马车上最尊贵的乘客，而并不是他最初所想象的马车夫，他根本无力控制这个庞大帝国的前途，他所作的决定根本什么都不能改变，即便他是皇帝，因为帝国这架马车被一股强大到无法想象的两千年来所积累古老的力量所挟持着向前。他看透了这一切，可惜，皇帝是不能辞职的，于是他把自己勤勉治国的一腔热血都咽进了肚子里，以消极的方式与文官集团对抗，不批准任何的人事变动，不出席惯例性的仪式，每日只把自己最好的时光花费在与太监们掷钱游戏上，用最消极的也是唯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帝国的无奈。

从中可见，即使是身为皇帝，在面对封建礼教所积累下来的强大的蛮横的力量时，也只能无奈叹息。因而，这么一个早已失去控制的腐朽的庞大的帝国机器，一步步走向终点的时刻也毫不令人奇怪了。——这也是作者想说的，在万历十五年，这么一个没有大事发生的年份，我们的古老帝国的命运已经通过这些人物的悲剧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而万历皇帝，作为身处这个漩涡最中心的一个人，这一切最深刻的体会者，企图用皇宫的深院高墙来隔绝自己意愿相冲的一切，他不会知道，在他死后，他最宠爱的贵妃被定为“祸害”，孤居冷宫而终。

Q：为什么封建制度会走向消亡？

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这本书并未罗列出一个又一个数据和事实来说明朝廷是多么的腐朽，也未有一笔一墨写下所谓“封建制度消亡的必然性“，而是通过一个个身处时代大潮中的人物的经历，让我们感觉“明朝不能不亡”，“封建制度的消亡是肯定的”。

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以道德作为标尺，也是我国从宗法制到封建制，到责任内阁制，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在民众认知水平普遍低下的过去，很难灌输给百姓一种易于接受的法律观念，只能用能够口口相传，代代相承的道德作为规则的象征。而建立在道德上的法律仅仅是作为一个补充品，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古代大部分的法律条文可以等同于“重典”，大明律所规定的刑罚“笞、杖、徒、流、死”无不是重刑。

其实提倡道德是一件好事，但明王朝的这种提倡目的并不单纯，让道德代替法律，让帝国的司法从属于行政，只要“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就能使政府的统治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从而达到维稳的目的。这方面还有个例子，直接摘抄书中所说：“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在普遍低能的状态下，即便有好心的官员想支持公道，做点好事，也会因为各样的限制，甚至是经费问题而不了了之。由此，长期以往，会造成帝国的措施和立法精神脱节，使伦理道德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做事时则另有一套。无论是皇帝还是首辅，想从中找一个折衷方案几乎不可能。

当然，这种道德的提倡也有积极的一面，有时候会让一些孔孟的信徒在危难时，不惜牺牲自己以完成任务（如下图内容）。但就如作者原文所说：“他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不能将其视为制度的优良特征，并且这反而暴露出制度的不足。

首辅张居正父亲去世请求回乡，皇帝夺情不允，张便是“贪恋禄位，不肯丁忧“；皇帝亲自操练禁军，便是“有损承平气象”；谏臣所言激烈，伤及君王尊严，皇帝也不能将其贬斥，因为敢于直言者便是“忠臣”。大臣所奏言，其依据无不是儒家传统观念，与传统不符，与道德不一，便是错。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道德应该建立在完善的规章制度之上，用以补充技术上所难以企及之处。

万历十五年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年份，但却因为黄仁宇的一本书成为了一种现象的代名词。今天，是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就职的日子，有人说美国将迎来其的“万历十五年”时刻。而在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数年后，重新读这本书，又从中体会到这本书写的不止是历史上帝国的兴衰，而是社会的兴衰，时代的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