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之子-单刀赴会》观后感
《红色之子-单刀赴会》根据1945年10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乌兰夫解散伪内蒙政府、维护祖国统一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讲述了抗战胜利后,乌兰夫临危受命,以非凡的政治智慧解决了所谓“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危局,最终带领内蒙古人民走上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乌兰夫在蒙古语里是“红色之子”的意思。当时正值盛年的乌兰夫面对内蒙古分裂势力从容应对,一面努力在政治上占据舆论高点,另一面躲避来自敌对势力的暗算迫害。最终,他成功地制止了分裂势力的图谋,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是真正的单刀赴会”。
影片中的乌兰夫能文能武,骑射俱佳,还会蒙古族摔跤。影片展现了大量惊险刺激的武打场面,并运用了类型化的“枪战戏”与蒙古族题材电影特有的草原“马背戏”,充分展现了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风采。但影片更为引人入胜的却是内景中的辩论成分。这种论辩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乌兰夫回到家乡时有很强的宣传自觉,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党的民族政策。围绕这一点展开的论辩是影片中最“硬核”的部分,充分展现了乌兰夫卓越的理论素养和论辩才华。比如,当苏联长官要以民族自决理论来使所谓“内蒙古共和国”合法化时,乌兰夫反诘:“民族自决就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吗?”一语点醒梦中人,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在处理民族工作时的清醒头脑,也在复杂情势中扭转了被动局面,迅速化险为夷。而在竞选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主席的会场上,影片设计了一个青年女教师娜仁托娅的形象。她以乌兰夫不会讲蒙古语为由,否认乌兰夫是蒙古族,认为乌兰夫没有资格成为人民代表。这种论调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也不陌生,尤其是在涉及民族身份意识时,很容易占据道德制高点。乌兰夫的反诘堪称典范,他从历史中阿拉坦汗时期蒙古族的社会发展状况出发,对当时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的民族政策做了精辟的点评。由于阿拉坦汗理政时期采取了善待招揽汉族人的政策,汉族人开始进入土默川。在各族人民共同奋斗下,土默川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经济繁荣。时至抗战胜利后,土默川一地的蒙汉杂居已逾三百余年,乌兰夫指出自己对母语的遗忘是历史原因所造成的,而非个人自主选择。娜仁托娅似是而非论调的前提,是对蒙古族文化采取了一种文化本质主义的态度。文化本质主义是一个外来词,意为把某种特征赋予给某个个体或群体,并把它当成这个个体或群体的本质,而且认为这个本质是凝固不变的,不会受外界和时空的影响。比如说,认为东方人是内向的、偏于安静的,等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娜仁托娅的观点无视中华民族交融历史的复杂性。乌兰夫尖锐指出,娜仁托娅在有不会蒙古语的蒙古学子的学校里执教,持这种观点会误人子弟。这种罔顾历史、孜孜以求纯正民族文化的观点,在现实中只能是被反动势力所利用的狭隘民族主义。随后,乌兰夫抓住时机宣传了党的政策,打消了一些王公贵族和宗教人士的顾虑。他舌战群儒,强力扭转了辩论中的被动局面,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要实现全民族、全中国的真正解放。乌兰夫的论辩有破有立,对普通的劳动人民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与那些唱着高调却只想个人荣华富贵,害怕因勾结日本侵略势力而招致历史审判的权贵阶层相比,高下立判。毫不意外,乌兰夫在竞选中胜出。当时在座代表终于明白,只有抛弃狭隘的民族观,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才能挽救民族的危难。乌兰夫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政策的基础。影片再现的当年老一辈革命家在历史关键时期的辩论,对于当下广大民族工作者而言,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有时候,主人公乌兰夫的对白,好像是面对着当下观众发出的。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好教材,对于当今社会上的一些错误认识,也具有很强的针砭功效。
电影的结尾音乐是重新编曲的《鸿雁》,杭盖乐队把这首平素听来深情、舒缓的蒙古族歌曲唱得激情洋溢、斗志高昂,可以说是一曲革命版的《鸿雁》,令人耳目一新。这是画龙点睛的一笔,与影片所展示的革命者的精神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