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坚持“法治思想”心得体会
坚持“法治思想”心得体会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会议强调，全党全国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吃透基本精神、把握核心要义、明确工作要求，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党历来重视法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广大党员干部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深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在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于与时俱进的治国理政具体实践中，从“心”出发，致远以航。
用心用情学法懂法，不骄不躁不动摇。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学习是实践的基础。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现美好法治愿景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不竭动力。党员干部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也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少数”，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学法懂法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自觉摒弃权力至上的错误观念和人治习惯，坚决杜绝“拍脑袋决策”等情况，用心用情营造以上率下、以点带面的学法氛围，毫不动摇地行使法定职权，提升管理水平，自觉培
育法治理念和法治信仰，切实将“依法治国”的思维和理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尽心尽职遵。
法守法，不偏不倚不懈怠。“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此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中的指导地位，为建设法治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各级党员干部首先是普通公民，是公民就必须遵守宪法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不仅如此，领导干部对法治的态度，也投射和映照出其“为官做事的尺度”，甚至影响和决定着社会大众对法治的态度。只有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守法，做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者、示范者，自觉养成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手段解决群众矛盾和问题的工作习惯，让“言必合法，行必守法”成为一致共识和执政风尚，才能够更加有效地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诚心诚意崇法敬法，不折不扣不放松。“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尊崇法治是法治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各级党员干部都应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循法而行，依法而治，自觉培养崇法护法的法治情感。在新时代的中国阔步走向法治化、现代化的今天，如果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党员干部的信念、决心、行动，就是价值“风向标”，更是重要“推动力”。“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尊崇法治，必须破除所谓的侥幸心理，心中高悬明镜，手中紧握戒尺，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既
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把对法治的尊崇和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法治的时代离不开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只有心中有“法”才能手中有“法”！
第二篇：坚持法治道路
坚持法治道路“五个必须”底线?避免“颠覆性错误”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0月23日电（朱书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今天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此，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他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重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五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是底线原则，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
辛鸣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标志着当代中国进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的历史时期，依法治国的方略将贯穿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发展、创新全过程，贯穿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过程。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顶层设计，提出的建设目标、总体布局、根本要求、战略任务为建设法治中国明确了方向、确立了原则、画出了路线图。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申，自信自觉、旗帜鲜明，理论与实践意义尤为重大。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是明确的，但是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何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不同的路径选择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而且一个国家走向法治之路要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人民的心理行为等等相契合、相匹配，简单地拿来主义、人云亦云不仅行不通还会引发更大问题。
辛鸣认为，特别是对于今日中国社会来说，我们一定要明确“依法治国”是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总目标紧密联系的重大方略之一，“依法治国”本身不是目的。要通过依法治国让我们的国体与政体更完善、更有效，而不是放弃我们的国体、改变我们的政体；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是别的人的什么别的梦想。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重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五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是底线原则，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
辛鸣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最后，辛鸣认为，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坚持党的领导，要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创新党的执政方式上下功夫。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四中全会提“四个维护”是依法治国的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0月23日电（朱书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此，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辛鸣说，法治有其固有宝贵价值，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是也不能为法治而法治。在今日中国社会，依法治国有其基本的价值追求，这就是四中全会提出的“四个维护”：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没有宪法法律的权威，依法治国就没有了前提。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没有人民权益的切实维护，依法治国就背离了根本。因权利而有法治，为保障权利而实行法治。人民的权利权益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出发点，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着力点。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依法治国就失去了意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都使得人类深刻认识到，公平正义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运行、发展、繁荣的基础性条件。一个不追求、不倡导公平正义的社会不仅没有合法性，也不会有现实性，一个缺失或者说丧失公平正义的社会即使还能暂时勉强维持，也必然是动荡不安，危机四伏。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认识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诉求也会不同。通过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是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不能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依法治国也就是摆设。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依法治国一定要服务于国家总体安全，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坚持正确处理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放在第一位，在法治轨道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辛鸣认为，这“四个维护”是贯穿四中全会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基本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让依法治国的方略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可靠法治保障。
问责与激励是“依法治国”从理论到制度的最大价值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0月23日电（万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报发布之后，人民网第一时间邀请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张志明解读公报亮点，他指出打通两个“三位一体”保证了我们党真正推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进入直播页面
张志明谈到，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就是谁违宪，违宪了怎么办，谁来判断违宪，谁来管，什么机构管，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思考空间。其次就是公报提出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包括对官员的要求，纳入了干部的考核机制、奖惩机制。第三点就是法治中国的希望，除了党的领导，还寄托于人民，国家的法治精神的培育，而且总书记亲自强调要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很让人振奋。
本次会议公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我们未来的国民生活有怎样的意义。张志明认为，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次提出了升级版，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实施过程中带来的意义，四个字“长治久安”。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只有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才能保证我们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以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以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能保证真正国家有规矩，党有规矩，老百姓守规矩，这样这个国家才是有希望的。怎么保证平平稳稳，最好的办法、最好的手段、最好的路径、最好的制度安排，现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得出的结论就是法治，所以这个意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对我们党的执政也是极其深远。
四中全会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对此，张志明认为，从党执政的角度，即治国理政方面，两个“三位一体”这种战略转变实际上早就提出来了，由人治向法治方式的转变，党的各级干部，各级党委理念上都知道法治重要。这次四中全会的价值就在于，不是重申这个理念的重要性，而是给大家一种新的替代原来那种人治色彩比较浓厚的现实制度的安排，就是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不是光讲道理，而且做了以后会比原来对于干部个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对国家有什么样的好处。
张志明强调，现在这两个“三位一体”打通了之后，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的跟进就会帮助我们的干部乐意去推动法治建设，各级党委也愿意这么做。还有一个奖惩机制，他得到组织上基本的认同，所以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问责，一个方面是激励，保证我们党真正推动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执政的方略，从执行的层面落到实施的层面，这是由理论到制度安排的推进，所以这种转变的最大价值是在这里。
第三篇：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心得体会
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体会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面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经验；审时度势，细心洞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高屋建瓴，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面向未来，郑重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特别重要的是，习近平同志从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高度，从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视野，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系统阐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高瞻远瞩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前，我们首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按照中央政治局的要求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部署，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学懂弄通做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党的十九大的灵魂，作为推动人民司法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思想武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我们还要在全面学习、系统领会的基础上，结合审判工作，加强重点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对新时代人民司法工作的新要求上来，学以致用，发挥审判职能，服务于党和国家总体布局和战略安排，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征程上，作出新贡献、大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十九大报告中重点阐述的“8个明确”“14个坚持”的主体内容之一，论述精辟，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认识、新概括，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思想、新理论。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的核心是，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方略发生历史性变革和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总书记以“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为题，概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重要成就：“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同时又指出工作还存在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其中就有“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习近平深刻分析并指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主要矛盾的解决需要法治建设协同跟进，需要依法治国予以保障。法治的作用在于凡事都预设规则。法律作为稳定、明确的社会规则，能够为国家稳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为社会有序发展提供规范框架，为中华民族持续发展提供确定空间。由此也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深厚的实践基础和严密的逻辑思路，体现了总书记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执政使命的决心和担当。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涵盖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个环节，涉及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各个层面。正因为法治内容丰富，所以，总书记才更加重视法治的体系建设，“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14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有54处提到了“法治”，可以说是通篇融汇了深厚的法治精神，并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总书记要求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科技创新与产权保护、对外开放与合作、环保与生态建设、乡村治理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治理格局、人权保障乃至国家安全保障、军队建设、一国两制建设、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国家监察等各方面推行“法治化”，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他要求全党同志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法治素养”，充分运用“法治思维”，支持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为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提供“法治保障”。他还要求加强“法治理论”研究，提升全党的“法治理念”，在全社会培育“法治文化”，实现“法治中国”的发展目标。总书记不仅描绘了依法治国宏伟蓝图，还为我们制定了路线图，指明了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二个阶段，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强调“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这是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法治建设思路的总体阐述，可以概括为“一个必须、三个坚持”。习近平的论述极大地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指明了根本路径和努力方向。这个论述也完整地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大政方针和方法途径，并由此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总思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在“三个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三个一体建设”上用劲，做好结合文章，完善统一机制。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重要部署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基础深厚、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建设思路十分清晰。那么，具体工作如何落实、如何推进？总书记深知推进之难、过程之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摆脱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大踏步走向现代法治社会，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从地区到行业，都要厉行法治，使国家治理方式发生整体变革。因此，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并为此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七个方面重要和明确的工作部署。
“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进行了14个方面的阐述，第一个方面就是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体现了党中央对法治建设全方位的统一领导，可以更好地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统一全国人民在依法治国方面的认识、思想和意志，形成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强大合力，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必将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总书记曾在2016年第3个国家宪法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再次强调宪法的实施和监督，明确要求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这一重要部署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就是要让法治统一于宪法，一切权力行使都以宪法为依据，一切治理活动都在宪法框架内进行，没有任何超越宪法的特权。同时，一切公民权利都依宪法来保护，一切违宪现象和行为都应得到审查和追究。
“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总书记这一部署表明，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为此必须着力提高立法质量。2015年全国人大修改了立法法，进一步完善了立法的体制、机制，为提高立法质量提供了制度保障。一方面，立法必须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坚持求真务实、有效管用，增强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另一方面，必须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机制，全力做好立法评估工作。
“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因此，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和关键。法治政府由法律产生，行政权来源于法律并受制于法律，受法律监督，对法律负责。总书记要求各级政府在依法治国中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并且是要通过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这也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中央确定的绝大多数司法改革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体制改革已经完全到位。总书记的部署，就是强调未来改革的重点是深化综合配套改革，注重协同性、协调性，重视衔接配套，推进各项制度之间、政策之间、措施之间的紧密相嵌，及时跟进，确保司法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落实，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加强全民普法和守法，是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由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等构成的、有利于法律实施的社会心理倾向和社会氛围。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出要求，目的就是在于巩固普法和法治宣传教育的成果，增强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提高宪法和法律权威，推进法律的顺利实施。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带头学法用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从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出发，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关键少数”做好了，对促进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七个方面的重大部署，清晰、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宏伟蓝图，全面体现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显示了高度的法治自信与法治自觉。坚定地贯彻落实好这七个方面的具体部署和措施，必将更好地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确立的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担负起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重大使命
公正司法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要环节。司法体制改革的目的就在于解决制约司法能力、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体制性问题，为公正司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和周强院长领导下，全国法院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但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作总体工作布局的同时，也为人民法院提出了下一步的改革任务、总体目标，确立了人民法院在新时代的重大使命。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核心的四项基础性改革任务已经形成基本制度，但相关的综合配套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唯有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才能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有力、有序地落到实处。深化综合配套改革的另一个视角，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避免“单兵突进”式的改革。经过几轮渐进式的改革，我们已经向全面深化式的改革转变，这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综合配套改革一定是全面的、系统的、多维度的。从宏观层面来说，司法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其核心内容大都涉及司法权与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之间的调整。即使在司法机关内部，也存在权力再调整与再配置的问题。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就是要重视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把握全局，力争最大综合效益。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关联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种利益。特别重要的是，一些适应司法审查要求而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方面。我们要把握各项改革的内在联系，加强统筹谋划，确保相关改革举措在推进中能够相互促进、协调配合，取得最佳效果。党的十九大决定成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中央机构的统一协调，必将为司法改革破解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利益牵扯提供坚实的政治基础。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已经公布实施。这是人民法院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规定法官审判责任及追究办法的规范性文件。这也是继实施法官员额制改革以来，中央有序推出的又一项重大司法改革措施。这项改革通过建立权责统一、权责明晰、权力制约的司法权运行机制，体现了“让审理者裁判”的精神；通过建立严密的司法责任认定与处理机制，体现了“由裁判者负责”的精神。这两个方面密切相关，互为依托，不可或缺，形成一个较为完整和严密的顶层设计，在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各个项目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地位，对于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促进严格公正司法具有重要意义。它再一次向全社会表明，人民法院将以严密的权力运行机制，推进公正司法；并将以严格的问责机制，重振和提升司法公信。所谓“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必须注意到，对这项改革措施各方认识还不统一，理论和实务界还存有较为激烈的争论；法官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还有人对承担错案责任心存顾虑，个别地方显现出一些法官因担心出错，而不愿办案、不敢下判的苗头。总书记敏锐地关注到责任制落实中的问题，提出了“全面落实”的要求。人民法院自当紧跟新时代前进步伐，增强改革定力，强化责任担当，以钉钉子精神全面落实好司法责任制，真正使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落到行动中、取得实效上。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总书记为人民法院确定的工作目标，最早是在2013年2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放眼全局再次强调这一工作目标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共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基本动力、基本保障、基本支撑。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人民法院担负着执掌国家司法权的重要职责，居于依法治国这一战略布局中的要津。这就要求人民法官必须保持对司法工作永不衰竭的热情，坚定地捍卫法律的尊严，筑牢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从每年受理的千百万个案来讲，人民法院所面对的都是一个个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涉及当事人生命财产等重大权利，无论是刑事诉讼、民事纠纷还是行政争议，都是当事人无法自行解决，通过一般国家机关也不能最后解决的。人民法院必须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代表国家并依靠国家强制力，对各方当事人所争执的是非曲直给予一个最后的判决和裁定。这样的判决和裁定，其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作出足以说服当事人的正义判决和裁定，平息社会矛盾和纠纷，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通过作出足以对社会产生广泛公信力的判决和裁定，为公众提供行为规则，为社会提供价值判断。在新媒体高度发达、现代信息传播更加便捷的情况下，第二个方面的意义更加不容忽视。因为，每一份判决和裁定所形成的价值判断都将融入社会价值体系，对社会公正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并作为社会制度的基本思想，发挥着构建社会主义制度大厦的作用。这就要求人民法官既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为基本任务，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又要从每一个个案做起，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作风，通过热情服务，通过公开公正，让每一名当事人都能通过司法渠道获得公平正义的感受。
我们确信，司法是一项既严肃严谨又充满创造性的工作，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的司法都必然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并为那个时代服务，在服务时代的过程中实现司法的进步。这就是时代与司法的发展逻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又一个新的进步。因此，我们的司法必须顺着新时代前进的足印，合上新时代前进的节拍。这就是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告诉我们要担负的新的重大使命。
第四篇：韩非子法治思想
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刍议
杨璞玉
滕海滨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子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论，继承了荀子性恶论思想，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本文从韩非法治思想的内容、来源入手分析其历史影响，以期为今天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方法。
关键词：韩非子 法治 理论来源 历史影响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朝以来，虽然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但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却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儒法合流趋势，因此，法家思想并没有退出社会政治舞台，而是依托着儒家，通过儒法互补，在历史的长河中体现着其应有的思想理论价值，于今乃于历史发展的未来，都有着可资借鉴的启悟方面。当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具有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的品质，让有进步意义的优秀思想传承下去，以成为我们社会不断探求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来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身处战国末期，诸国争雄，战乱不断的时代背景下，所以其思想的落脚点就是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以法治国，这也是韩非子思想的[1]核心内容，他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突出表现了法治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其法治思想基本内容就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抱法”：法令乃衡量民众行为的客观尺度，它必须公开、详实、稳定，尤其强调要公开。韩非子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要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制定法令必须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2]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法令必须要简省明确、内容详实、言以服人、稳定如一，这样民众守法就不会有争辩，儒生就不会钻空子，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国家。
第二，“行术”：实行“刑赏二柄”，遵循“法不阿贵”的原则。韩非子说：“无威严之势，[3]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他认为没有权势和赏罚规则，即使是圣人也无从治理国家，[4]并且赏罚要遵循“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君主利用好赏罚工具，就能使臣民忠实于他，这样就可以达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行刑赏二柄时，不能有等级差别，即要“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篇》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
[5]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在韩非子看来，惩罚不能偏袒权贵，行赏不能遗漏百姓，君臣百姓之间要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收稿日期：2010-12-29 作者简介：杨璞玉（1989-），女，汉族，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东方哲学；滕海滨（1969-），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相关研究。第三，“处势”：强调“重刑”是韩非子“造势”的最重要方法。他认为君主应该推行“明
[6]赏严刑”的赏罚方法，因为“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对这些“喜乱”之民，就无须讲仁慈和恻隐，也不该指望他们能自觉向善，因此，君主就必须用重刑让他们慑服于刑法、忠实于君主，也就是韩非所说“刑重者民不敢犯”，这样的重刑罚虽然残忍但却是治理国家的长利之道，它能够维护和巩固好王权，始终保持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
上述三者抱法、行术、处势联系非常紧密，韩非子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
[7]于下”，君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没有权术，虽有权势和法令则无法知道有奸臣；没有权势，法、术就无法实行；最重要的是没有法令，便会无规则以行事。因此韩非子认为这三者之中，法最为重要，术、势则是以法治国的方法，所以他强烈宣扬用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有机结合的法治思想来治理国家。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
韩非子法治思想产生于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家思想为他的法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活水源头。他的思想是虽出入各家，但又不同于各家，韩非子在对诸子思想继承的基础上又对他们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发展，形成了其系统的法治理论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其对本体论、人性论以及前期法家思想三个方面的继承和发展。
1、韩非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的法治思想的本体论基础——对老子道本论的扬弃 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必有其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韩非子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体系也有其坚实的哲学本体论根基，即韩非子所谓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这是对老子道本论思想的继承。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他一方面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本源及存在、发展的本质和依据；另一方面主张“道法自然”，将道和以道为依据的万物的特征和存在状态归结为“原本如此”之“自然”。韩非子继承了老子的道本体论，他
[8]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物之所稽也。”并且他认为道与法的关系就是“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即道为法的理论支撑和本体依据，法的存在皆合道性，乃出于自然，道的统一赋予法以形而上学的保证，使法获得了神圣的意义。
与此同时，韩非子发展和改造了老子的道本论，他引入了“理”的范畴，并由此引出了道君同体的思想，这就为他的以法治国的政治思想找到了哲学依据。他认为万物都有其“道”的特殊性表现，即“理”。他说：“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黑白之谓理”、“万物各
[9]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道理相应”，“理”和“道”的关系就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道通过具体实在的“理”表现出来，如此，则韩非子的“道”便消解了老子的“道”的玄之又玄，这正是韩非子对老子的玄虚的“道”的一种扬弃。然而韩非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的本体论最终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他提出道君同体的思想，宣称“道”只能为君主所掌握，英明的君主只要掌握了“道”，就能够知道万物的根源和成败的缘由，他赋予君主以道的高度，认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就如同道与理的关系，所以君主要无为，而使臣民无不为，君主只需掌握法、术、势，从而达到统治臣民的目的，这其实就是“缘道理以从事”。韩非子的法本体论最大程度的为其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法治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
2、韩非子“好利恶害”的法治思想的逻辑起点——对荀子性恶论的继承与超越
韩非子师出荀子，深受荀子“性恶论”思想的影响，他们身处征战不断的战国末期，如何能富国强兵成为了他们各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主张人天性好利恶害，但却走向了不同的思想学派，因此，可以说师徒两人是同出一辙并又是殊途同归的。这就表现在了韩非子对其师“性恶论”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两方面：
首先，韩非子继承了荀子人性本恶的思想。荀子认为“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人“生而有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10]，荀子将人性之恶归其“本始材朴”的本能欲望。关于人性，韩非继承了荀子“人之性恶”的基本思路，提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属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11]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认为人都有求生存的本能，这种本能决定了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所以韩非子思想的出发点与荀子是同出一辙的。
其次，韩非子人性论思想更有价值的则是对荀子思想的超越。荀子虽承认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但他仅仅看到由此导致的争夺生，辞让亡，残贼生、忠信亡等负面影响，没有看到人趋向欲利所暗含的正面作用。他强调要通过“化性起伪”使得“人人皆成尧舜”，即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人性向善。而韩非子则深化了对人性之恶的认识：一方面他拓展了荀子对人性的价值评价，认为人的自利除了有其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还有其不可小视的正面作
[12]用。他说:“人臣挟大利以从事”，即人的自利可以通过君主的“刑赏二柄”促进人积极主动的自为，让臣民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最大程度的获得他们所求，从而达到国家的有序治理；另一方面荀子的“性恶论”始终是维护儒家道德礼仪的，他有着和孔孟相同的价值倾向：对仁义的敬仰、追求和肯定。所以韩非子批判荀子的“礼治”，他认为荀子思想脱离了实际，“礼治”不是治愈社会混乱的良药，人的恶的本性不会因为礼仪教化而转向善，只凭借人自觉的道德约束来维系社会生活、结束战乱是靠不住的，因此韩非子强烈主张不务德而务法，法出于道之自然，而礼乐教化纯系人为，并坚信惟有强力的法治才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3、韩非子抱法、行术、处势不可一无的法治思想体系——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和发展
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必然离不开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继承和总结，他深刻分析了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抱法”、申不害“行术”和慎到“处势”的法治思想，认为他们的思想“皆未尽善也”。商鞅主张抱法，认为君主要“秉权而立，垂法而治”[13]，才能国富兵强，韩非子认为抱法却不行术，君主则“主无术以知奸”，帝王集权就会旁落；申不害强调行术，认为君主必须用术隐藏个人好恶，以免臣民偷窥到君主想法，才能统治住臣民，韩非子认为“徒术而无法”，则不能给群臣百姓提供客观的行为准则，就会造成[14]“臣无法则乱于下”；慎到主张“处势”，他认为“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所以君主必须以势服众，韩非子批判其只“重势”而无“法术”，如果君主之势不结合行之有效的实践准则和方法，那么君主的权威则得不到巩固和维护。
韩非子分析这三者思想虽未尽善，但其却相互补充，联系紧密：“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君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所以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张坚持以法为主，同时又必须兼顾行术和处势，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为最终目的的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有机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
总之，韩非批判总结了先秦法家思想，形成了法家思想内部的优势互补，不仅如此，韩非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为法家思想建构了本体依据和心性依据，形成了一套道法统一、道理相应、法与性恶相互对待的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韩非子法治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对其所处的时代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影响包括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进步性
从政治功绩方面讲，韩非子提出的法治思想内容强调抱法、行术、处势，其所抱之法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其法有着之前法令所不具有的完整性和强制性，这为秦朝的法治化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成文依据，也为以后的各个朝代的法律制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成文借鉴；行术之术指出要秉持“刑赏二柄”、“法不阿贵”的品质，要求“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韩非子所指法律必须是人人平等的包括王权贵族，使得民众在心理上的心悦诚服的去服从法令，这在当时封建宗法等级森严的背景下具有着革新的精神和魄力；处势之势虽有重刑，但却力图极大程度的集中权力于君主、巩固君主专制、保护中央集权，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的目的，这对其所服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目的来说，有很强的务实性和功效性。总体上说，在战国整体上战乱不断的历史背景下，韩非子法治思想对结束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可以说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为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方案做出了贡献。
从思想文化方面讲，韩非子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有机结合“法”、“术”、“势”，将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不断完善，使法家思想系统化，尽显法于平治天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使源远的法家思想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得以流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在秦王朝灭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虽然没有成为后世中独立存在的主流思想，依然以“儒法合流”的方式得以延续，中国历代王朝表面上秉持的是以儒之礼乐德教治理国家的理念，但内涵却建立在法治基础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千年以上。法家的治国思想与儒家的思想融合，形成了德礼刑政并举互补模式，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统治最基本的政治[15]模式。在思想观念上，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诸家思想的较量中，弥补了儒、道等观念主义的思想所存在的缺陷，相比于诸子百家，他的思想更符合现实要求。
虽然韩非子法治思想有其进步性，但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受其历史局限性影响，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韩非子过分强调重刑，夸大法律的作用，忽视了人的权力和尊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张君主应利用重刑造势，用严刑峻法来控制和制约人自利自为的本性，达到“去刑”的目的，所谓“刑重者民不敢犯”，这样君主才有足够的权势统治好国家。“民智无用”是思想在韩非法治思想中贯穿始终，人民只是君主统治国家的工具，这便为重刑提供了存在的依据，而重刑主义本身严重的践踏了人的人格尊严，它是不得人心的，加之法律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被人服从的，因为人是有主动行为的，极端的重刑使法律失去了公平公正，这样的法律就不会被人民心甘情愿的拥护和服从，更何况法律的作用也没有大到可以独立解决一切问题的份上，因为任何法律都离不开人的运作，正如王伯琦先生所说“韩非之论，始终任法，把人的因素，一笔勾销。„„倘说有了治法，不必要有治人，那是把白纸黑字的法的力量看的太大了”[16]。所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过分夸大法律的作用，暴虐的重刑使世间天怒人怨，众而叛之，最终导致秦朝的灭亡。
其次，韩非子法治思想对道德价值缺乏足够的尊重，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相背离。韩非子法治思想过分重视法的客观强制性，但忽视了对道德价值的尊重，早在法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之前，就有儒家所崇尚的礼乐文明，它是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继承，礼乐文明和道德教化是“天时”、“地利”以求人和的农耕文明发展的必然向度，因此，重视礼乐教化有其客观的必然性。礼乐文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统治者所青睐和标榜的治国理念，已积淀为文化传统内部的深层底蕴。尽管三代文明传统和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有其不合理之处，但却相对于法家思想而言更符合文明传统和建立大一统社会，实现社会关系和发展的需要。法家思想对结束战乱、一统天下虽功不可没，但其政治主导的地位和作用却是特定的，是春秋战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出于整顿经济，富国强兵，使其在战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和结束诸侯割据的政治选择，秦的统治便是一个历史的典型例证，秦凭借法家思想得以强盛，并最终统一天下，然秦的统治者并未意识到法家思想与传统农耕文明的抵触，相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为实现“唯法独尊”而“焚书坑儒”。这也正显示出了法家思想的局限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韩非子主张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他的法治思想来源于对老子的道本论的吸收，荀子性恶论思想的继承，和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发展，当然由于他所述的历史背景，使其法治思想具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所以我们要以辩证的态度，将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批判的继承他的思想，吸取其积极的思想，不断反省消极思想，要重视民主、民生和以德治国，这对于今天完善民主法治建设、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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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法治思想
“法治思想”和“法治方式”写进十八大报告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理念的具体体现。所谓“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理政的一个重要规则、理念，随着近年来的推进，正在成为从基层到中央上下一体遵循的基本规则。
要坚持依法治国。法治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成果，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我们要能够正视法治所具有的普世性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充分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挖掘本土法治资源，将法治理想国的普遍性与中国法治现状的特殊性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与社会制度、本土文化密切联系。我们应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强调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
实现依法治国离不开公民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在党和政府推动的法治化进程中需要领导干部的身体力行。首先，应当树立法治理念，培养法治思维。虽然我们处在转型时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法治的发展方向是不能动摇的。建立“法治思维”、学会“法治手段”，需要通过更多的法律知识的普及、法律知识的培训以及公众的广泛参与。其次，要不断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促进已建立起来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能够在监督合力和实效上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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