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观后心得体会（5篇模版）

第一篇：《大江大河》观后心得体会

人这一辈子，刚出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是在不断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会影响自己的一生。写写帮文库网为大家提供“《大江大河》观后心得体会范文五篇”，欢迎阅读。

《大江大河》观后心得体会范文五篇【一】

追剧追了很久也追的很捉急，一天两集，周末还不放送......47集电视剧虽然也不算长，但是过程很煎熬，为了多看那么两集还专门买了个腾讯会员。钱花的不多也算心安，因为故事内容还是值得这么去做的。

内容太过于丰富也和社会政治有关，所以本人无法见解。下面说说我喜欢的人物角色吧。

在这部电视剧里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宋运萍”，一个善良、正直、积极向上的姑娘。可是命运就是这么的多舛，英年早逝，还是一尸两命，红颜薄命。作为女人，作为生了孩子的女人看到宋运萍一尸两命的那个画面我也奔溃了，一时间眼泪止不住的留了下来。她那么好的一个女人怎么就这么走了呢。当时恨不得把编剧打死┄┄

宋运萍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居民，冰雪聪明，而且很懂事，照顾父母，又会牺牲迁就弟弟，是全剧中最温暖的一个角色，也是最让人心疼的角色，她气质干净淳朴，不算是那种娇贵的的美人，但却是一个最让人难忘的质朴角色。因为年代背景下的身份，不得不错过一次次学习的机会，为了弟弟放弃自己的梦想，在自己弟弟身上花费了很多的精力，一步一步的引导弟弟走向了成功。所以说宋运辉的成功和他姐姐对他的教会息息相关。

宋运萍更是个贤妻，她为雷东宝付出了很多很多，不论是感情上、精神上都是无法让雷东宝偿还得了的。雷东宝也是间接害死萍萍的罪魁祸首，因为电线厂的事情，他又惹事了，萍萍为他做事情的过程中摔倒导致大出血，农村的医疗条件有限，等到送到城里的'大医院的时候已经抢救不过来了。杨烁饰演的“雷东宝”在医院那段戏演的特别精彩，看到萍萍尸体的那一刻他跌坐在地泣不成声，那种眼神里的绝望深入观众的心理。

宋运萍在雷东宝家徒四壁时下嫁雷东宝，什么都不要，雷东宝如获珍宝，夫妻间异常恩爱，那时的雷东宝也记着小舅子给他留下的话，他也确实对宋运萍服服帖帖。但是后来雷东宝带着小雷家致富小有成就了以后，受到村民青睐和吹捧，他的心态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宋运萍怀孕，他让她放弃养兔的事业，放弃的越多，宋运萍在雷东宝面前的地位也就越低，当一个女子失去自己的事业，全身心依靠自己的男人的时候，真是最最要命。因为依赖和习惯都是最可怕的东西，一旦那个人离开，就将跌入深渊。在一次替雷东宝带村民去追讨欠款打架担心时宋运萍跌落意外，就此一尸两命香消玉殒，雷东宝悲痛万分，在医院病床宋运萍的遗体边，在自己的手上写下：“这辈子我不娶”的誓言。47集结束了以后就是这样了，但是很多网民剧透说第二部里雷东宝背信诺言还是娶了别的女人为妻。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继续追剧了，但是对萍萍的命运真的感到惋惜。可能在那个社会条件下她就是一个代表。千千万万妇女都经历了那样的事情吧。很庆幸自己生活在21世纪里！

《大江大河》观后心得体会范文五篇【二】

热播剧《大江大河》讲述了1978到1992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为代表的弄潮儿们在改革浪潮中的不断探索和突围，真实还原了活跃在改革开放前沿一代人的创业生活、奋斗历程和命运沉浮。

通过《大江大河》让我明白了，要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乡镇工作进村入户，风吹日晒，又黑又糙，五千年沧桑都写脸上，虽然辛苦，但是我们要正确对待功劳、苦劳、疲劳，勇于承担急难险重任务。不忘初心，走好自己的“信仰”路，始终把为群众服务，体现在工作中，落实到行动上，静下脑子、沉下身子、干出样子，怀着感恩之心和敬畏之情为民排忧解难。时刻不忘对党的责任，切实守好“初心”，不抛弃、不放弃、不妥协、不偏航，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

通过《大江大河》让我明白了，要砥砺前行，补足理论“钙”。我们要时刻谨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断学习自己的职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大步向前，勇立潮头、奋勇拼搏，不断加强自身文化知识的学习，通过学习努力在更高更深层次上提高思想理论水平，通过对理论知识的学习来提升自己的精神修养，从而提高自身能力。做好创新驱动的“助推器”。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工作效率。以改革创新精神走好我们新时代基层公务人员的为民服务之路。

通过《大江大河》让我明白了，要公私分明廉洁自律。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我们也要明白人情也有公私之分、善恶之别，做公道正派的“带头人”。牢牢把握的主线，要做到手握戒尺、心存敬畏，公正待人、按章办事，积极彰显一心为公、遵规守纪，不徇私情、不谋私利、不讲关系，与同事与领导的相处上，要懂得相互尊重，互帮互助，努力提高办事效率和工作能力。在对外上，要做到遵纪守法，按原则办事。守好自身交际圈要守好底线，把握“人情”关系的尺寸，净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做一名干净担当基层干部。

让我们坚定的信念，敢于攻坚克难，做业务精有本领之人，创未有之业，行革世之举，绘制出基层干部自己的大江大河。

《大江大河》观后心得体会范文五篇【三】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大江大河》讲述了1978到1992年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三位主人公分别作为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典型代表，演绎出先行者们在变革浪潮中不断探索和突围的浮沉，让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仿佛置身于当时的云谲波诡。

该剧以经济改革发展为主线，各人命运的变迁为支线，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经济政治领域的改革到社会生活、人民精神生活的变化，编织出了一幅从工人、农民、个体户、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海归派纵横交错的社会网络图谱。

从电视剧中就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周年，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首过去，路途艰辛，但是硕果累累。40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生活实现了一个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过程；中国的社会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中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提高；中国民生得到改善，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科技教育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增强，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提高，社会整体文明程度提升，中国科技飞速发展，中国社会发生全方位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旗，以“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方针，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进入新时代。中国要向高质量、高标准、高科技的现代化方向迈进，取得全面开放的新胜利，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使我们懂得与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全面改革开放，才是实现伟大梦想的正确道路，党的十九大带领全国人民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沿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新长征之路，万众一心，团结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大江大河》观后心得体会范文五篇【四】

正午阳光的新剧开播，这部剧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事情。剧中凯凯王饰演的宋运辉和童瑶饰演的姐姐宋运萍，双双考上了大学。

那个时代能上大学的人很少，而且剧中的年代是当时国家放开高考的第一年，所以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无论年纪多大，只要能考上大学，那就是改变命运的事情。哪怕是放在今天，高考依然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为数不多的，最便捷的途径之一。

有的人会说，高考制度不公平，凭一张试卷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太不公平。可是同时高考也是所有不公平中最公平的方式了。对于少数人来说或许的确有不公之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是公平的。它为国家的发展，输送了一批批人才，如果没有高考，国家的各项发展便不会这样迅猛。

宋运辉的爸爸在新中国没有成立时，被国名党捉住，虽然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却在村里成了成分不好的人，平时受到村里人的冷嘲热讽，百般刁难，更进一步影响到他们读大学，他们送去的材料被压下来没有送到县里进一步审核。

宋运辉是个固执的人，上大学的念头在他心里生根发芽，原本他是个胆小谦逊的人，为了能上大学，直接跑去找负责送材料的主任，背诵关于高考的相关文件，背了二百遍后，最终主任将他们的材料送到县里审核。结果是他们家姐弟两个人只有一个名额，在宋运辉不知道的情况下，姐姐宋运萍把仅有的名额给了弟弟宋运辉。

家里有个人考上大学，代表全家人有了希望。考上大学，意味着将来能有好的工作，好的发展，能脱离贫穷，成为人人羡慕的人上人。

只有读书这一条路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宋运辉凭借好的天赋和勤奋考了县里第一，同时因为自己的执着争取到上大学的机会，同时因为有个疼爱自己的姐姐让出来的名额。他身上还背负着让全家人脱离成分不好，以及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责任，所以他渴望读大学。那里才有他施展抱负和才华的地方，才有更广阔的天空，所以他渴望读大学。

记得小时候我们村里有一户人家。爸爸是木匠，妈妈就是农村种地的普通妇女。他们有两个儿子，在村里好学是出了名的。

由于家里实在太穷，供养不起两个孩子读书。当老大读到高中时，父母只好让他放弃学业。他为此和父母吵闹过，心里对父母怨恨。但是没有办法，他还是退学了。他的弟弟在城里的一所高中读书时，冬天穿着布鞋，老师看不下去了，问他为何还穿着布鞋，他说家里穷，买不起。老师掏钱亲自给他买了一双。

他们兄弟，我接触老大的机会多一些。那个时候我还小，并不懂读书的好处，接近他们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因为村里的孩子大多是不爱学习的，他们经常不写作业，星期天一直在玩。而他们兄弟呢?每天早早起来就开始看书，背单词，几乎不和任何人玩。我爸经常经过他们家那儿，听到他们背单词的声音，说像是和尚念经。因为他一点都听不懂。父母还拿他们以此为榜样，激励我们姐妹几个好好读书。只要我们努力读书，无论需要花多少钱他都会想办法让我们去念。所以我很好奇，他们为何那么热爱读书学习。但是很遗憾，接触过一段时间后我并没有感染到他们身上的精神。

记忆中老大很温和，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他从学校辍学以后并没有放弃学业，而是开始自学，他修了大专之后自学了本科，接着考到了律师资格证，如今他三十多岁了，从事着律师的工作，每月收入不菲，成功从农村出来的穷小子，逆袭成了成功人士。而他的弟弟呢?考上了徐州师范大学，分配到了镇上的一所高中教书。如今怎样我不太清楚，不过以他的勤奋程度，不会待在那个地方太久。

曾经读书无用论具有压倒性的势头，于是我们这些没有考上大学的人，心安理得的说，那些上了大学的人又怎样?很多人出来混的还没有我们好。不上大学不代表能力就弱等等。后来成年了，在社会上经历过坎坷，尝遍酸甜苦辣后，终于体会到自身的无知。

那些成功的，身居要职的并不都是学识好，文凭高的人，但大学生的整体机会要比没读大学的人高得多。

回顾一下身边那些考上大学的人，好像真的没有哪个走入社会以后“混”的特别差的。反而是那些平时吊儿郎当的，要么去工地打工，要么开出租车，要么开间小店，每日辛辛苦苦，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奔波劳碌。很多人在学校里不愿努力学习，出来校门后，方才为自己曾经浪费的青春和时间后悔。可是这个世上唯独没有后悔药。

《大江大河》观后心得体会范文五篇【五】

近日，一部献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电视剧《大江大河》正在热播，主要讲述了1978年到1992年间改革开放背景下，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为代表的先行者们在改革浪潮中不断去探索和突围的浮沉故事，在改开40周年之际展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与奋斗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做有理想有抱负之人。“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人无志不立。立志，自古以来就是安身立命之本。无志之人，必然是成天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有志之人，必然是充满生气，永葆生机。处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未能彻底解放的年代，“家庭出身不好”的宋运辉，并没有因为“世俗”眼光而意志消沉，并没有因为受到不公和非议而自暴自弃。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起，他就对党和国家满怀感激之心，因为知识让他改变命运。进入大学之后，他立下宏图大志：发奋图强，报效祖国。正因为有理想有抱负，他在大学期间品学兼优、全面发展，坚定不移地相信党和国家的发展，这一点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难能可贵，也是当代青年学习的榜样。

敢于攻坚克难，业精于勤，做业务精有本领之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宋运辉是一个有着极强求知欲、勤于思考的年轻人。虽然小时候因为家庭原因没有真正上过小学中学，但是他在高考当中却脱颖而出，成为当地的“状元”。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天才”“神童”，其实他是怀着“求知欲”“好奇心”，善于思考，善于动脑筋的青年人才。进入大学，通过查阅资料，对自己的专业领域有很深刻的见解和认识。通过勤于思考，凭着自己的想和做，不断地解开了一个一个的未知之谜。他在大学期间，他发表了多篇专业领域的学术文章，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和看法。他在专业上、在学术上精益求精、不断超越的精神，正是每一位青年学子必须具备的素质。

敢于“碰硬较真”，直言不讳，做敢说话讲真话之人。古代敢于直言纳谏的杰出代表，魏征，直言不讳地为唐太宗李世民解忧解围，才有唐代的“贞观之治”。毕业后进入到工作中的宋运辉与之有些相似，有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正是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在关于工厂是否引入外国技术装备的关键时刻，不畏厂领导的“权势”，不惧国内专家的“权威”，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敢于指出其中的弊端。当他作为一个年轻人受到厂领导的批评、指责甚至“威胁”时，当他的看法被国内资深专家一口否定时，当他在厂里的“师傅”都劝他“知难而退”时，一股子“狠劲”“钻劲”的宋运辉并没有放弃，并没有被*。他仍然坚持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拿出了真实可靠的数据，最终让专家信服，让领导们不得不接受他的方案。这种“较真”、敢碰硬，为了真理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宋运辉”是时代的标兵，是改革开放砥砺奋进40年有志青年的“写照”。正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宋运辉”，才有了改革开放今日的成就。未来，有更多“宋运辉”似的青年奋斗奉献，中国这艘巨轮在新时代的“大江大河”之中才能行稳致远。

第二篇：大江大河的经典台词

1、我们一定要去上大学，然后把我们的父母接出农村，再也不过这样的日子。

在很多的农村中，知识改变命运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很多半大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如果自己不努力读书，或许就永远都走不出这座大山，这是现实，也是悲哀，但更多的，还是激励！

2、人的命运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人的一生，真的都是命中注定的吗？其实不是的，还是那句话，只有自己努力过，你才会知道，其实你的生活可以更好。我们的命运，一定要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中才行。

3、我把我的辫子卖了，十二块五毛三。

一个人最穷的时候，能到达什么样子呢？对于女孩子来说，一头漂亮的长发其实真的很重要，可是宋运萍还是既然决然的将它们卖了，而这，只是为了生活而已。

4、他以前看不上你，现在还看不上你，以后更看不上你。

最戳心，也最扎心，你曾经喜欢的那个人，曾经想要得到的人，你却从来都没有在他的心上，不要说是以前，就是现在，将来，他也永远不是你的，或许，人真的要认清这些事，才能不辜负自己。

5、你一直很强，这话从来都没有变过，可是生活也一直在给我们出难题，这个也从来都没有变过。

我们其实一直都很强，所以面对生活，我们便不能放弃。可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生活好像变得更难了，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变弱了，只是因为生活，它也一直很强，所以，不要轻言放弃，生活出的难题，只要解决就好，我们永远不会变成弱者。

第三篇：高华读龙应台《大江大河1949》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 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 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 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 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 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X产X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 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 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 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X产X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 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wen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X产X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 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 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 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en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 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X产X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 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X产X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X产X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X产X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X产X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 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X产X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X产X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X产X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X产X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X产X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 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 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 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X产X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 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

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X产X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 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 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wen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wen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 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 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中 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 泽 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 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 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wen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wen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wen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 制主义又形成张力。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 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 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第四篇：观后心得体会

观《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心得体会

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本校党委组织全校党员干部观看了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我国遭遇了较大的自然灾害，加之苏联连续逼债，国家经济和社会生产陷入了巨大的困难之中。党中央在毛主席亲自率领下，中央领导奔赴祖国各地，深入到基层进行社会调查。周恩来来到河北邯郸考察调研，在四个昼夜中与当地农民之间发生了感人至深的故事。

看完这部电影，使我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有了全新的认识。

影片生动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展现了党“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为了发展国民经济，总理一行风尘仆仆由贵州赶到伯延；发现群众没有牲畜只能用人力拉水，马上从军队调配马匹和饲料支援公社；瓢泼大雨威胁到新耕种的农田，总理带领工作人员与群众一道抢救地瓜苗„„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党员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种自觉置身于群众之中、一心为群众的奉献精神。

在群众路线学习教育实践活动中，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就要像影片中周总理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用党的宗旨、纪律严格地要求自己，端正自己的态度，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党长盛不衰，巩固我们党执政的基础，从根本上提高执政能力。

第五篇：大江大河大湖治理资金审计监督实施办法

【发布单位】水利部

【发布文号】水审［1995］60号 【发布日期】1995-03-02 【生效日期】1995-03-02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大江大河大湖治理资金审计监督实施办法

（1995年3月2日水利部水审［1995］60号通知印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大江大河大湖治理资金的审计监督，使其逐步法制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水利部对大江大河大湖治理资金的审计监督实行行业指导，流域机构及地方水利厅、局实行分级负责制。

第三条 对大江大河大湖治理资金的审计监督工作，各级水利部门应当制订长远工作规划和工作计划。

第四条 对大江大河大湖治理资金的审计监督工作，必须注重检查治理工程的进度、质量、效益。

第五条 对大江大河大湖治理资金的审计监督工作应当增强宏观意识，加强水利资金总体的宏观控制和监督。

第六条 各级水利部门要加强对大江大河大湖治理资金审计监督的领导，重视审计部门关于深化改革和加强宏观调控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支持审计部门行使审计监督职能。

第二章 治理资金审计监督范围

第七条 治理资金审计监督范围包括：大江大河大湖治理项目的新建、扩建、改建项目以及防汛岁修、水土保持等项目的国家拨款、银行贷款、以工代赈资金、地方匹配资金、社会集资和群众投劳折资等资金。

第三章 治理资金审计监督内容

第八条 前期工作的审计。

一、基本建设程序审计。审查治理项目的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工作等。

审查项目建议书是否按规定审批。

审查是否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手续是否完备。

审查初步设计是否按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了建设项目的建设规模、建设布局、建设进度和总投资编制。

审查设计单位的资质条件和所提初步设计文件是否完备，是否按审批程序报有关单位审批。

二、前期工作费用使用情况审计。

审查治理工程前期工作经费的收、支情况，评价前期工作经费的管理、使用及效益。

第九条 开工前的审计。

审查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和可靠性。治理项目总投资来源是否合法，当年资金是否落实。贷款项目审查有无银行贷款的承诺或全同，自筹资金的银行存款证明，预算内资金的拨款计划。

审查治理资金是否列入当年国家下达部门或地方的投资计划，开工前的审批手续是否完备。

审查治理项目的征地拆迁，三通一平等开工前准备工作是否完成。

第十条 建设期间的审计。

一、投招标审计。

审查投招标程序，评价投招标的合规、合法性，审查投标单位的资质情况，评价投标单位的资格。审查承包合同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合规性。

二、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审计。

审查是否按主管部门下达的项目计划要求下达和编制计划。

审查基建计划是否完成了相应的工作量，有无多列、虚报工作量。

审查工程质量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和规范要求，有无因工程质量事故造成经济损失。

审查在工程施工中，有无未经审批设计的主管单位批准和设计单位同意，随意改变设计方案，是否有计划外项目和擅自提高设计标准变更设计内容，扩大建设规模。

三、建设单位财务收支审计。

审查基建支出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资金到位情况，有无挪用、挤占、转移资金。

审查工程价款结算是否按进度、按预算、按合同、是否按规定程序审批。

审查基建收入是否足额入帐，上交、分配是否符合规定。

审查是否按有关规定编制财务决算，审查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

审查会计核算是否执行现行会计制度，会计科目设置是否合理、规范，会计资料是否完整、清晰，制度是否健全，评价财会基础工作。

第十一条 工程竣工决算审计。

审查决算编制工作是否符合水利部和国家有关规定，资料是否齐全，手续是否完备。

审查项目建设概算执行情况。工程建设是否严格按批准的概算内容执行，是否超概算，有无概算外项目和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基建规模的问题，有无重大质量事故和经济损失。

审查交付使用财产是否真实、完整，是否符合交付条件，移交手续是否齐全、合规。核实在建工程投资完成额，有无挤占建设成本，提高造价，转移投资。查明未能全部建成及时交付使用的原因。

审查尾工工程的未完工程量的真实性，有无虚列建设成本。

审查基建结余资金真实性，有无隐瞒、转移、挪用、隐匿结余资金。

审查基建收入是否真实、完整、有无隐瞒、转移收入。

审查核实投资包干结余，是否按投资包干协议或合同有关规定计取、分配、上交投资包干结余。

审查竣工决算报表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

评价投资效益。

第四章 审计程序

第十二条 审计前应对被审计单位发出审计通知书，如上级水利部门会同治理项目的水利主管部门共同审计，需统一组织审计组。上级水利部门下达的审计通知书应抄送参加审计的水利主管部门。

统一组织的审计组向参加审计的各级水利主管部门报告工作。

审计结束后，应由负责组织审计的水利主管部门做出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

第十三条 对大江、大河、大湖治理资金的审计调查，被调查单位在接到审计调查通知以后，应组织审计调查自查工作，并提出自查报告。被调查项目的水利主管部门应汇总自查报告上报。

统一组织的审计调查应会同调查项目的水利主管部门统一组织调查组，对被调查的项目进行抽样调查，并提出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抄送参加调查组的各级水利主管部门。

第五章 治理资金审计监督的方式和方法

第十四条 审计监督的方式。

一、按审计监督的性质分为审计和审计调查。

二、按组织形式分为：

1．由水利部统一组织，有关流域机构和省、市、自治区水利厅、局参加。

2．由省、市、区水利厅、局统一组织，地、县水利机构参加。

3．由部、流域机构及省、市、区水利厅、局分别组织。

第十五条 审计监督方法。

采取“点”、“面”结合，常规审计与专项审计结合，审计与审签结合，．就地审计与报送审计结合。

各级审计机构的审计计划，应有治理资金审计的重点项目，把审计重点项目与面上工作相结合；把专项治理资金的审计与经常性审计相结合；对业务量少的项目可采取报送审计；对经济合同、用款、拨款计划等应建立审签制度。

第六章 治理资金的审计监督职责和分工

第十六条 水利部、流域机构及省、市、区水利厅局分别负责全国、全流域及全省、市、自治区治理资金管理、使用、效益审计监督；分别编制全国、全流域及全省、市、自治区治理资金的审计工作规划与工作计划，并分别组织实施审计监督。

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由部、流域机构及地方水利厅局分别在自己负责范围内进行处理。重大问题处理意见及建议分别向水利部、流域机构及省、市、区水利厅局报告。

第十七条 由于大江大河大湖治理资金数额大，审计监督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为了扩大审计监督覆盖面和加强审计监督力度，可以由治理项目建设单位或其主管部门委托具有水利专业知识的社会审计组织进行审计。审计所需费用，根据企业财务通则的有关规定，由建设单位管理费列支。

第十八条 关于大江大河大湖治理资金管理，使用、效益情况的审计监督成果（包括审计报告或调查报告、纠正处理决定、建议、审签意见等），将作为上级部门批准治理项目开工，办理竣工决算及在建工程拨款、贷款的依据。对不按基建程序办事，工程进度缓慢，工程质量差，挪用挤占建设资金，严重损失浪费，治理资金管理混乱，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等问题，除责令有关责任单位进行纠正处理，还将根据问题大小和严重程度，给予不同的处罚。重大处理与处罚，应商有关责任单位的主管部门。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中小流域治理资金审计监督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驻水利部审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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