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篇：易经与中国传统文化

论 易 经 与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院系:经济与管理学院 班级：10级财务管理2班 姓名：张书慧

学号：1103245041

指导老师：庞颜林

易经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内容摘要

《周易》是一部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书籍。它内容丰富。其中一些精粹思想具有历久常新的义蕴，也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提到周易，大多数人便把算命、占卜、问卦等概念与之联系起来。《周易》在最早的时候确实是用来卜筮，但用《周易》来占卜并不能随便，所谓“卜以解疑，不疑何卜？”《周易》的作用也并不是让碌碌无为之人无须做任何事只凭算命便能得到什么，而是当人在进退两难之时为人们稍做判断。关于《周易》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书，历代学者多有争议，但至少可以肯定，《周易》绝不单单是一本卜筮之书，而是融合了哲学、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学科为一体的书。

二、关键字

易经、中国文化、精神、周易、卜筮

三、正文

《易经》作为一部古老的经典著作，从表面看是一部占卜、预测之书，但是，从卦序、卦名、卦象、卦辞、爻序、爻辞、爻象、断辞以及其推演过程等方面分析，其中包含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所有思想和原理。它早于老子、孔子而成书，成为老子、孔子哲学思想的源头活水。

《易经》包含着“道非常道，有无相生”的宇宙观

“道非常道，有无相生”是中国道德哲学对自然界本质的深刻揭示，是对自然规律的高度总结。不仅包含着西方现代哲学唯物观、发展观、联系观更重要的是创立了西方哲学一直未重视的终始观。

《易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把自然界这些发展变化规律渗透到自己的预测理论体系之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臵于正确的、科学的宇宙观指导之下，为其预测的科学性，准确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追溯《易经》中包含的哲学原理，有助于我们对《易经》的理解，准确的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也有助于我们驳开《易经》的神秘面纱，纠正唯心主义的不全面、不客观认识。

《易经》通过卦名、爻名立论，通过卦辞、爻辞论述事物的发展变化，通过断辞指导人们吉凶趋僻。哲学原理就包含在卦序、爻序、卦名、爻名、卦变、爻变之中。

《易经》中包含终始观。终始观是中国道德哲学对哲学原理的巨大贡献，其深刻程度、影响广度和对立统一一样可以称之为规律。

自然界的万物从那里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产生以后，无一不是无条件的走向死亡，西方哲学偏重于论述从生到死的过程，没有注意从死到生的过程。

终始观和发展观相比较终始观居于其上，终始是发展的终始，发展是在终始的总原则下的发展。

《易经》中包含唯物观。世界是物质的，这是西方哲学唯物论的最基本观点。中国道德哲学认为世界是由道生成的、组成的，二者同质而异名。《易经》中体现这一观点的方法独特而且实用，全面而且深刻。

乾代表天，坤代表地，震代表雷，巽代表风，离代表太阳和火，坎代表月亮和水，艮代表山，兑代表泽，其它五十六卦各有其名，其卦名的字义虽然不完全显示具体物质，但其所代表的内容离不开物质现象。

另外，中国的文字属象形组合文字，每一字都是由代表不同的物质的笔划或部首组成，所以每一卦都带有物质的烙印。如乾有日，坤有土、解有刀、困有木、等等，六十四卦全部立足于唯物论。

有人怀疑，文字本身就是物质及其现象的代名词，这样分析还有什么价值，其实这正说明《易经》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是立足于唯物论的。

《易经》包含发展观。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发展变化的，发展变化遵循“道非常道”的发展观。《易经》对物质的发展变化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

六十四卦的编排顺序就充分体现了自然界的发展变化。如上经三十卦，始于天（乾）地（坤），终于日（离）月（坎）。

把事物的变化寓于其中，屯代表初生，蒙代表幼稚，需代表饮食、讼代表争执，师代表示抢夺，比代表和平，小畜代表积蓄力量，履代表从前慎后……,剥代表消落，复代表回归，颐代表舒坦…….大过代表过分强大,其本未己弱,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己”《道德经》。

《易经》中包含联系观。

《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分别代表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无论从那一卦那一爻开始变起，都可变出所有六十四卦。

通过这种联系，把本爻所代表的事物，和天（乾）地（坤）日（离）月（坎）、山（艮）泽（兑）、风（巽）、雷（震），及其它各卦爻所代表的事物普遍联系在一起。《易经》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充分体现了自然界普遍联系的观点。

《周易》的内容主要包括“经”和“传”两部分。主要是六十四卦的卦形符号与卦爻辞和阐释《周易》经文的专著。不过我认为这倒不需要我去重点了解，由于专业的缘故，我觉得周易中蕴含的管理思想这是非常值得我学习借鉴的。《周易》的核心讲究“三易”，即“简易”、“不易”、“变易”。如今中国企业管理理论是朝着简单管理的方向发展的，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普及化，走的是“简易”的路径。只有了解企业组织的基因密码结构、基因代谢规律、基因进化规律，才有可能实现“简单化”。而《易经》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数学模型和理论模型可供借鉴。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其产生、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可寻的，构成其有机生命的基因密码DNA基本规律是相对不变的。也就是说探索社会基本成员和组织系统，是当代管理学面临的主要课题。而易学的“阴阳、太极、五行、八卦、河图、洛书、六十四卦”等准数学模型，为此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可广泛应用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适性规律。

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变易”是易经研究的主要内容，《易经》以“全息”、“系统”、“变易”的哲学观和独特的符号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变易”的类数学模型。

易学的实质就是管理哲学，易学的自然法则、结构决定功能定律和全息结构模型，在今天仍然具有高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价值，我所学过的现代管理学元素在易学思想中也均有体现。我们坚信并预言，易学将会从历史的失忆中醒来，以其丰富的自然哲学和辩证哲学的元素和宇宙全息属性，能够为中国和谐哲学的建构提供战略平台，也将对中国文化的传承、重塑和崛起提供精神理念和价值指导。

它并不只是译本占卜之书这么简单，它的精髓，或者说，它的实质，是一种对人生和世界的哲理性的思考，它赋予人们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它可以说是影响中国人最深最广的一本哲学著作，是它成就了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唯它，能装下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

今天在我们手上的这本书，是千年前的智慧。它古老，却依旧富有美丽，依旧闪烁着耀眼的智慧之光。与千年前不同的是，它，显得更伟大，更神秘。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对我们的祖先表达一下由衷的钦佩。我以身为炎黄子孙为荣！

第二篇：《易经》与中国传统文化

《易经》与中国传统文化

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文化得以延承的灵魂，是国人乃至世人思想的基因。从他产生的那天起，就在不知不觉简，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做事准则，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他就像一个风向标，已经像血液一样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石所在。

易经之所以能位于五经之首，就在于他的博大精深。关于易经的由来，经历了上古伏羲氏、中古神农氏、下古轩辕黄帝三代，总结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形成了太阳月亮，山水，男根女阴相对的万物空间。到了夏商周时代，经周文王姬昌不断总结演变，形成了六十四卦，就是周易。至此，易经世历三古，人更三圣，才有了从迷信到理性，从巫术到哲学的重大飞越，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的理论根基。

易经的思想讲究阴阳相济，刚柔有应，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阴阳两爻为基本符号，以及由八卦中任意两卦交相叠合而成的六十四卦为基本图形，来说明宇宙万物的一切现象，并通过占筮来启示天道，人道，地道的变化规律。

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间一切事物的变化无不因时因地或成阳刚，或成为阴柔，而这一阳刚阴柔的变化法则，正是宇宙的法则，人生的法则，也就是天理和人道。易经天地人三才，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法则，正是宇宙应遵循阳刚阴柔无穷变化的法则，变易而不易，复杂而简易，在变化中生成发展，在反复中保持和谐统一。这一刚健中正，无穷无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正是宇宙精神的所在，也是人生立身处世的原则。人若能以宇宙的自然法则来确立自己的行为规范，就会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而知变，应变，适便，自强不息，给人类社会带来发展。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易经更是现实人生的指南，趋吉避凶的宝典。但是现代社会易经并不为更多的人所熟悉，里面有很多原因，但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因为易经有一套逻辑符号，术语卦名，如阴阳，九六互变，乘承比应错综复杂等，大多人们不了解所表达的是什么含意。二是因为一些江湖术士的故弄玄虚，将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翻来倒去，顺推逆数，歪曲了易经本意。

所谓易占，六爻八卦推算未来，是易学中充满魅力的领域，很多人习易动机就在于此，其实甲骨文当中的“学”字，就是小孩子双手玩六爻之象，说明了启蒙要从易经开始。其实六爻占卜，是学习易经最基本的一个游戏，不停的玩摆出不同的卦象，加深对卦象的印象。真正根据卦象推断未来，要根据卦象的变化和变化的象辞爻辞以及前因后果等等客观因素来判断，解卦者的学行修为相当重要。所以起卦容易，其实就是一个提高学易兴趣的游戏，但是断卦难，事实上，易经所有的预测，只是教人看清形势，看准未来事物发展的规律，并提供建言，至于能否做到，还在个人的修为。卦爻中充满了但书，必须把眼前做到了，才会有以后的结果，如果不愿或不敢面对现实，怎会有善终？三分看天意，七分靠打拼，事在人为，易经绝对不是宿命论。不过，既然还有三分天意，就表示人生奋斗必须要重视客观形势的存在及影响，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不得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道德经说，大道无亲，常与善人。说得就很透彻，人，只能在本份上尽力，成败利钝，不完全由我们决定，但是，解卦自然有神机妙算之处，但不宜执迷沉溺，失去做人的本分。

第三篇：《易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易经》指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及周代的《周易》，这三部经卦书统称为易经。其中《连山》、《归藏》已失传，传世的只有《周易》一本，所以我们也时常称《易经》为《周易》。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阐述关于变化之书，长期被用作“卜筮”。“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易经》含盖万有，纲纪群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广大精微，包罗万象，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发展的诸子百家，大多也是从《易经》中汲取智慧，发展为各自的学说与理论。而其中儒学圣人孔子便开启了唯心主义读解《易经》的方式，以自己的意思来读解《易经》，由此，《易经》已经不仅仅是“卜筮”之书，变得多元化，为启蒙之书、教育之书。什么是“蒙”？蒙者，愚也。孔颖达《正义》言：“蒙者微昧，暗弱之名，物皆蒙昧也。”就是说蒙就是蒙昧和愚昧，就是幼稚和无知。正因为蒙昧愚昧，幼稚无知，那就必须加强学习，注意修养。所以，蒙卦实质上也就是劝勉人们学习之卦。

孔子作“十翼”读解《易经》，《十翼》即《易传》，是解释《周易》的著作，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共有十篇，故称《十翼》。

杜甫诗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宛如儿童，出世时犹如一泓清泉，至纯至正，若自小不加以教育，使之放任自流，有了坏的习惯，劣性滋长，日后恐将铸成大错，悔之晚矣。由此可知，启蒙教育乃是出生后的头等大事。启蒙教育何等重要，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给我们明确指出来了。孩子虽小，但生机勃勃，看似懵懂无知的状态，但内心充满求知的力量，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接受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则能养正，反之，改之难矣。《礼记•学记》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观点，则是对《易经》教育思想的总结。教育的核心思想是“君子以果行育德”。“育德”不仅仅是蒙卦的重点，更是《易经》的核心词之一。易经讲“道”,天地人之大道,依道而思称为义,按道而行称为德,沿道而修则有礼,守道于心则有仁。可谓举大义可成正气,积小善而修大德。《易经》明确地把德育放在启蒙教育的首位，整部《易经》中以四分之一的篇幅在谈如何“修德”，如：君子“以懿文德”、“反身修德”、“厚德载物”等重视品德修养的表述。它不断提醒我们一个人的德行好比人生的方向盘，决定着一个人生活的质量、一生的走向、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由此可见，启蒙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易经》蒙卦第五爻，爻辞：六五：童蒙，吉。为什么“童蒙”是“吉”呢？因为儿童天真幼稚、柔顺乖巧，这时的懵懂是可以启发的，可以随着教育改变。像儿童那样虚心柔顺，愿意接受老师的教育，所以是很好的。占得此卦者，在做事时不要不懂装懂，如果你能像儿童那样天真无邪地处事待人，能谦虚地接受别人的指导和建议，你将大获成功。占得此卦者，适宜培养或收养孩子，结果是吉祥的。因为他们是一张白纸，还没有粘染上不良的恶习，将来能培养成才。儿童的蒙昧，是天真无邪的表现，自然吉祥了。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人不怕愚昧无知，只怕不虚心、抗拒学习。蒙昧无知之所以为吉，因为幼童既柔顺又谦逊。

谦卦第三爻，爻辞：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为什么“有终”“吉”？卦意为有功劳而谦卑的君子，有好结果，吉祥。这便启示我们有功劳之人，不要居功自傲，这样才会吉祥。东汉时期的一名大将冯异，他屡立战功，但他“为人谦退不伐”，人称“大树”将军，因此他名垂清史。一个人如果妄自尊大，好大喜功，甚至揽功邀赏，居功自傲，以至声色犬马，作威作福，飞扬跋扈，必然导致众叛亲离，更谈不上建功立业。与冯异相反，在隋朝的时候，有一位大将叫史万岁，他英勇善战，治军有方，临阵对敌，应变无方，号为良将。可是，由于引起隋文帝近臣的嫉妒，有一次在作战中被瞒了战功。史万岁及其手下人非常不服气，他数次给皇帝上表陈述，但隋文帝仍未醒悟。后来，隋文帝召见史万岁，当时出征将士数百人在朝称冤。史万岁对众人说：“吾今日为汝极言于上，事当决矣。”史万岁见到隋文帝后，说：“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言辞愤激，有忤于上。隋文帝一听大怒，令武士将史万岁暴杀于朝堂。对于有功者，需学习冯异，不要以功自居，不要非去争得奖赏，劳苦有功而不自夸，这样才会吉祥。否则可能会因此而惹祸。这就启示了我们做人之理。

否卦卦辞：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本卦辞的意思是：否卦违背了人的需求，人们之间的来往是不通畅的，非常不便利。君子必须坚守正道。这时强大者离去，弱小者到来。占得此卦者，是诸事不顺时期。小人当道，君子不利，倒霉的是不该倒霉的人。在事业方面，是“大往小来”，得到了小的，失去了大的。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收获很小。在做事方面，“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也就是说，这时候君子不应该去追求荣华富贵，不应该去谋取财钱及职位，应该隐藏自己的才华与能力，躲开目前这种小人当道的环境，时刻警惕，有才不露，有德不显，有善不露。要注意韬光养晦，熬过这段时期之后，才能有所作为。在求名方面，条件还不成熟，时机不利，需再努力一阵子，并得到他人的帮助，理想才可以实现。观望历史，成功者无不韬光养晦，静待时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天时地利人和，方才是出动之时，太过早的展示自己，反而使自己得不到充实自我的机会，有才而非“高才”，易折。启示了我们做事之理。

我们越了解的越多，越是发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而如果想学到更多学问，先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空着的杯子”，而不是骄傲自满，做事学习的前提是先要有好心态。“空杯心态”并不是一味的否定过去,而是要怀着放空过去的一种态度，去融入新的环境，对待新的学习，新的事物。易经博大精深，涵义无穷，观天道以察人道，自古以来启示了多少代人，无不在教育我们做人、做事之理。

《易经》给中国传统思想的启蒙，打破传统神“教”，天地人和，贡献是无可比拟的。

第四篇：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

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历时的泱泱大国，在诸多方面都令友邦无法企及。而我国的传统文化更是在世界民族史独领风骚。古时候，“琴棋书画”并称，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整体素质的具体显现，更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那么透过他们我们就能够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而琴居四艺之首，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并影响了中国书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境界，其地位不言而喻。要论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要从古琴自身说起。古琴又称“琴”、“七弦琴”，别称“绿绮”、“丝桐”。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平臵弹弦乐器的独奏艺术形式，另外也包括唱、弹兼顾的琴歌与琴、箫合奏。古琴相传创始于史前传说时代的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以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形制至迟到汉代已经发展完备，其演奏艺术与风格经历代琴人及文人的创造而不断完善，一直延续至今。古琴演奏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艺术水准最高，最具民族精神、审美情趣和传统艺术特征的器乐演奏形式。古琴与中国其他传统独奏器乐艺术，如筝、琵琶、笛、箫、管、胡琴等相比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相关文献、曲目积累、演奏技巧、乐学、律学、传承方式、斫琴工艺及社会生活、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影响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不可比拟的丰富性。

古琴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她以其历史久远，文献瀚浩、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为世人所珍视。隋唐时期古琴还传入东亚诸国，并为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所汲取和传承。近代又伴随着华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成为西方人心目中东方文化的象征。

有关古琴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尚书》等文献。《尚书》载：“舜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可知琴最初为五弦，周代时已有七弦。东汉应劭《风俗通》：“七弦者，法七星也，大弦为君，小弦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三国时期，古琴七弦、十三徽的型制已基本稳定，一直流传沿续到现在。

古琴的演奏形式主要有琴歌、独奏两种。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主要在士以上的阶层中流行，秦以后盛兴于民间。关于以琴为声乐伴奏的形式，早在《尚书》中，已有“搏拊琴瑟以咏”的记载。周代，多用琴瑟伴奏歌唱，叫“弦歌”，即唐宋以来所谓的琴歌。从汉代蔡邕所著《琴操》中，有歌诗五曲，即周之弦歌，其中的“十二操”，“九引”以及“河间杂歌”，都是援琴而歌的。

春秋战国时期，古琴的独奏音乐已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能力，如伯牙弹琴子期善听的传说。当时有名的琴师有卫国的师涓，晋国的师旷，郑国的师文，鲁国的师囊等；著名的琴曲如《高山》、《流水》、《雉朝飞》、《阳春》、《白雪》等，均已载人史册。汉、魏、六朝时期，古琴艺术有了重大发展，除在《相和歌》、《清商乐》中作伴奏乐器外，还以“但曲”演奏形式出现。如器乐曲《广陵散》、《大胡笳鸣》、《小胡笳鸣》等，反映出古琴作为器乐演奏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盛行，琵琶兴起，古琴音乐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抑制。但由于古琴谱的产生，不仅推动了当时古琴音乐的传播，而且对后世古琴音乐的继承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使中国古代音乐历史进人了一个具有音响可循的时期。

唐代诗人李峤、李颀、李白、韩愈、白居易、张祜、元稹等，都为古琴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薛易简在他著的《琴诀》中总结了古琴音乐的作用是：“可以观风教、摄心魂、辨喜怒、悦情思、静神虑、壮胆勇、绝尘俗、格鬼神。”并提出演奏者必须“定神绝虑，情意专注”，为后世琴家所重视，从而引伸出许多弹琴的规范。

晚唐曹柔鉴于文字谱“其文极繁”，使用不便，而创造了减字谱。即在文字谱字的基础上对汉字谱字加以减笔而成的一种谱式，近似演奏符号，是古琴减字谱的早期形式。

宋朝的古琴一方面出现怀旧的复古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古琴在《相和歌》、《清商乐》演奏中的长期实践，与民间音乐有着深远的联系，以及琴曲“楚汉旧声”的历史传统，使古琴音乐在复古主义倾向中并没有被湮没，而是有起有伏曲折地发展着。

明、清时期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大量琴谱得到刊刻流传，见于记载的琴谱有一百四十多种，从中可知仅明代创作的琴曲就有三百多首。明初琴家冷谦的《琴声十六法》，是对古琴的美学思想、演奏技巧和艺术表现提出的理论。

清末与民国年间由于战乱和社会变迁，特别是古琴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古琴音乐濒于绝灭。当时，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一些琴会组织，如北京的“ 云琴集”、济南的“德音琴社”、上海的“今虞琴社”、长沙的“智偕琴社”、太原的“元音琴社”、扬州的“广陵琴社”、南京的“青豁琴社”、南通的“梅庵琴社”等，它们的活动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其中尤以上海的“今虞琴社”，持续时间最长，对琴界影响最大。琴派是具有共同艺术风格的琴人所形成的流派。

古琴不是一般的民乐，不是普通的古代乐器。它是一种小众的精英文化，从孔子至刘安、刘向、蔡邕、阮籍、嵇康、王维、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李清照、耶律楚材、明清众多文人大夫„„一代一代传承它的都是当时的楚翘，古琴从来没有在民间昌盛普及过，但它的传承绵绵不绝始终未曾断过。它的意义已经不局限于是一种音乐，是一件乐器，而成为“道”，寄载、托付文人精神、气质的“道”。这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一种奇特现象。

中国古琴乃形神兼备天人合一；德艺相融，心声契合之载体。中国传统哲学把天道看着客体，把人道视为主体，但人要符合天道，要为天地立心，天地与人都不是死板的，而是有生气，有理性，有道德的生动活泼的统一体。不难看出，这种种认为人与天地宇宙统一，并相互融合渗透的观念，从很早以前的先秦以来，就一直贯穿于历代先哲们的研讨之中。这其中虽含不同程度唯心主义的成分，并带有不同程度的神秘色彩，但从中还是可以领略“得天地之美”、“取天地万物以奉养人类这种特殊的哲学理念，这种超越现世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古代艺术所遵循的根本原则之一。千百年来这种文化心态对中国的诗论、画论、医论、琴论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作为历来为先哲文人们用来修身养性的琴，由于受这种哲学理念的渗透影响、疏导规范，使其从一开始发展的萌生阶段起，就不只是以一种单纯的娱乐需要呈现于世，而是浓厚地体现着这种传统哲学中“天人关系”等朴素的哲学理念。与 “天人关系”相呼应，《太古遗音》说：“昔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始画八卦，扣桐有音，削之为琴”。蔡邕说：“琴者天地之正音，得其材可以合天地之正器；得其人可以合天地之正道，得其律可以合天地之正音。故伏羲制琴以象天地阴阳之数，而合神明之德，是谓正音”。嵇康在其《琴赋》中说：“琴能感天地以致和”。范仲淹《与唐处士书》中说：“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朱长文在其《琴史〃尽美》中说：“昔圣人之作琴也，天地万物之声，皆在乎其中矣。有天地万物之声，非妙指无以发，故为之参禅复徽。攫援标拂，尽其和以至其变，激之而愈清，味之而无厌，非天下之敏手，孰能尽雅琴之所蕴乎”？苏王景

在《春草堂琴谱〃鼓琴八则》中说：“琴，器也，具地之元音，养呼之德性，道之精微寓焉，故鼓琴者，心超物外，则音合自然，而微妙有难言者，此际正别有会心耳”。朱熹的紫阳琴铭曰：“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子钩其深”。

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琴学，中国琴学的实质、内涵和形成特点，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或者说是“综合为一”的规律和特点。正如宋代朱长文的在其《琴史〃莹律》中所说：昔者伏羲氏既画八卦，又制雅琴。卦所以推天地之象，琴所以考天地之声也，……取其声之所发，自然之节也，合于天地之数。这个“常数”，似乎应该就是道家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那个既极其精微，又十分博大的那个“一”，也应该认为就是“天人合一”的这个“一”。这就是中国琴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意之深微的内在联系。不难看出，中国琴学是一种融人文中的道德、礼仪、理教、尚俗……与宇宙天地间的山川、河流、风雨雷电……为一体，融天声、地声、人声与三尺琴面为一体的一种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体。琴乐是人精神世界的抽象思维，因此，琴乐离不开天地自然界各种节气、风雨雷电、阴睛变化对人感官的各种作用和刺激，无此作用和刺激，也绝不会产生喜、怒、哀、乐、忧、思、悲、恐、惊……种种人的精神情绪不断变化波动。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看，“天人合一”、“情景合一”分别是一种哲学境界，渗透到琴学中，这些境界又呈现了带有十分抽象色彩的种种艺术境界。弹琴正如太极和作画。武术一开始是刚，到了一定境界境界则是柔，其最高境界是“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说明代以前的还是以少林外家拳为主，有“花拳绣腿”之嫌的话；明代以后的，就更多讲究“意到气到，气到力到”的内劲了。如今练太极拳的人很多，但大多人只是将其当成一种“广播体操”；学会了套路，对健康有好处，但绝非武道。功夫要靠着正确的方法和时间的积累，才能由小而大，由慢而快，由柔而刚。练习太极要求沉肩坠肘、含胸拔臂，力由脊发，极柔软达到极刚硬，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作画也是如此，用墨、设色、构图等基本功具备，画出来的画作，仍因个人修养，而有雅俗之分。

古琴作为一种文人的雅乐，它的声音如文人般含蓄温厚内敛，不似筝琶悦耳张扬。倘若不能够接受古琴声小、且期求悦耳，那应该去听筝，而不能强求古琴成为古筝。因为几千年以来，古琴形成了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美学思想，现代人要理解她、欣赏她，而不是让她变成现代流行音乐来适应社会。正如李白、杜甫的诗词，要用古代格律诗的要求去理解、欣赏，而不能用当代诗歌的要求去理解和欣赏。

总之，古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也是艺术园林中的瑰宝，有着极为悠久和厚重的历史，而今也正以恢弘的气势向前发展。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有意去培养对古琴的热爱，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有信心将这一文明传承下去，将华夏古琴文化发扬光大。

第五篇：五行与中国传统文化

五行与中国传统文化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五行学说肇始于夏商之际，完善于春秋战国，影响持续至当今社会。它虽隶属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范畴，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广泛地渗透到中国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自然科学与语言文字等各个领域。庞朴《稂莠集》认为：阴阳五行“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因此，探讨五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追本溯源的意义。

古人认为，万物由五种相关的基本物质构成，这就是五行

最早记载“五行”学说的是夏商时期的《尚书·洪范》，其上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革，最早出现在金文，用刀剥兽皮之意。后指剥下的兽皮。如马革裹尸、皮革等。由革组成的字，如靴、鞋、鞭等多由兽皮作成),土爰(引出)稼穑。润下作咸,(水为咸，因盐出自海水)；炎上作苦,(火为苦，因火焚物变焦，则现苦味)；曲直作酸,(木主酸味，凡木结之果实，初皆为酸味，尤其是中原地区)；从革作辛,(金为辛味，„辛‟的甲骨文字形为，本指平头刀具，与„革‟近，延伸指辛辣之味)，稼穑作甘，(土为甘，土所生作物之百谷、瓜果，其味皆甘)。”这里不仅提到了构成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还介绍了它们所具有的特点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五种味道。至春秋时期，古代思想家们进一步探索这五行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五行相克”的理论,即五行中的某一行可以战胜、克制另一行。其内容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到战国时期，继五行相克理论之后，又提出了五行相生。所谓五行相生，是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的源起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五行的产生源自古人对中原地带五时气候特点和生化特点的抽象。这一观点目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认可。

关于五行学说的产生以及五行的本质含义，历代学者一直仁智互见，认识不一。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源自五种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

五行物质说的产生依据是《尚书·洪范》的相关记载，此书记载的五行就是自然界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另外，汉代《尚书大传》解释说:“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左传·襄公27年》载“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左传·昭公25年》载“生其六气，用其五行”，《国语·鲁语》载“地之五行，所以生殖。”均从五种实际物质来认识五行。而这五种物质之间又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如相生关系：木生火，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火燃烧以后会留下灰烬,就是所谓的土;金属矿藏大多埋在地下,所以说土生金;对于金生水，通常解释为：金属在高温下可以融化为液体;而所有的植物生长时都需要水,所以说水生木。相克关系：植物种子最初埋在地下,当它发芽生长时就会破土而出，或一般的农耕工具均为木质，可以松土，意味着木战胜了土;用金属可以制成锋利的工具，用来砍伐树木，是金克木;金属矿石虽十分坚硬,可一旦在火上高温加热,便会熔为液态，这便是火克金;水能灭火，这是水克火;堆土可以挡住水流，就是土克水。五行物质说在历史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在近代，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唯物论的普及化，这种学说的影响愈加深入而广泛。但这种观点目前在学术界受到空前的质疑，一则由于五行并非构成自然社会的五种必需物质，如金，属于可有可无之物；二则，以五种物质解释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亦存在一定的牵强之处，如木生火，需燃木或钻木后才能生火；金生水，解释为遇高温加热则金属变为液态;这种需要外力的加入才存在的五行关系，不符合自然规律，且五行相生的“水”，又存在此“水”非彼“水”的问题，属于概念的偷换。因此，关于五行的起源与涵义，又有以下几种观点。

2.源自殷商时期的五方观念

“行”的甲骨文为，代表着方位，所以，有人认为，五行的原始涵义是指五方。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万物的基本形式。按东、南、西、北、中五方划分空间和方位的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墟卜辞。河南安阳挖掘的殷墟墓的平面图及上古明堂宗庙平面多半呈字形，这种字形的构造，建造起来不仅费力，而且费时、费料。因此，有人认为取这一形状构成某些建筑，是有象征意义的，这种意义，应是早期对方位空间的膜拜。

最早，五方原本只是四方，张其成教授认为即东、南、西、北，逐渐地四方变成五方，因为四方观中已经蕴涵了五方观，要确定四方，必须首先确定中央，《诗经·商颂·玄鸟》中就有“古帝武汤，正域彼四方”，即从中央看四方。因此，说四方，就已经意味着五方。与此相关的，五时最早也只有四时，即春、夏、秋、冬，只是为了与五方“门当户对”，故在四时之外画蛇添足地生造了一个“长夏”，用来和“中央”之位匹配。因此，有人认为五行的“五”起源于古代先民对五方的崇拜。3..牲畜中以“牛”为尊

在古代，牛、羊、鸡、犬、豕(猪)是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但这几种肉食，不仅存在性味、作用的不同，在古代人们的眼中，也存在地位的差异。

地位最高的是牛肉。郑玄注《周礼·庖人》曰：“始养之曰畜，将用之曰牲。是牲者，祭祀之牛也，而羊豕亦以类称之。”“牲”的本义指祭祀用的牛，后来泛指祭祀用的牲畜。我们现代所用的“牺牲”一词，本来是指用于宗庙祭祀用的毛色纯净而体全的牛羊，一般纯色毛的称为“牺”，体全的称为“牲”。韩愈的一首诗中就有“孤豚眠粪壤，不慕太庙牺”之语。现代借用这个词汇，指为某项神圣的事业舍弃生命。一般而言，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和机会吃到牛肉，而低层百姓则难以问津。因为中国是农耕国家，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力，不得随意屠杀。并且，牛的养殖、生长周期长，成本大，所以，在很多朝代，国家一般都明文规定不许随意杀牛，这样牛肉的价格就很高。唐代孟诜的《食疗本草》上就说:“牛者稼穑之资，不多屠杀。”古代祭祀活动频繁，在祭祀活动中，用牛、羊、猪三种牲畜作供品较多，但一般的祭祀活动，仅仅用羊、猪作供品，称为“少牢”，只有在很隆重的祭祀活动上，比如祭祀天神，或有皇帝出场的祭祀，才会用到牛、羊、猪三牲，称为“太牢”。《庄子》上有庖丁解牛的故事，说的是庖丁宰牛时，文惠君在一边观看，并通过一系列的对话，表达了中国文化中的养生思想，说明在古代，杀牛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如果像我们现在一样，宰杀牛这样多，我想，一国之君断无前去观看的可能。

猪的饲养非常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已经有了在家中圈养猪的记载，如甲骨文中出现的“家”字，写为“192.16rr”，这个字由上为房、下为“猪”的形状构成，代表了古人把猪养在下层，人住在上层的房屋结构，或者家家有猪的含义。“溷”字为猪圈之意，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已经出现，表明人类养猪的历史非常久远。虽然中国人养猪的历史很长，但在羊与猪之间，中国古人更偏爱羊肉，这从很多汉字构成就能看出。我们看很多与吃、食物有关的汉字，多数都与“羊”有关，如表达食物美味的“鲜、美”二字，均是由“羊”构成，说明古人以鱼、以羊为“鲜”，以羊为“甘美”；“珍馐”的“馐”字，“膳”、“羹”等，亦由羊字构成。除此之外，表达补养、哺养的“养”字，同样也是由“羊”字组成，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羊肉的补益之性、长养之性均是很大的，至少要大于猪肉。

这种牲畜中以“牛”为尊，以“羊”为主的文化，其实也是五行思想在祭祀、饮食文化中的一种体现。

4..甘为百味之王

由于甘为百谷之味，百谷生于土中，所以在酸、苦、甘、辛、咸五味中，甘味对人体补益作用最强。我们中国人的主体食物为五谷，五谷皆生于土中，为甘味之品，大家都有一个体会，小麦、大米、小米、玉米等谷物做的食品，咀嚼到最后均会出现淡淡的甜味。同时，具有补养作用的药物也多是甘味之品，如人参、桂圆、大枣、山药等。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以五谷为主，亦即是以甘味食品为主体的，其原因就在于甘味对人体补养性强。相反，我们很难在辛味、苦味之中发现补益药。5.五脏之中尤重脾胃

五脏即心、肝、脾、肺、肾，是人体功能活动的核心，五脏与五行的配属是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人体之精、之神均由五脏所主。但在五脏之中，《黄帝内经》又尤为重视脾胃的特殊地位，认为脾胃为五脏之本，五脏的气血均源自脾胃的功能活动，脾胃一病，则外而四肢，内而五脏，上而头面七窍，下而前后二阴无所不病;对于任何疾病，呵护脾胃都是最重要的一环，如外感发热性疾病，《黄帝内经〉提出“食肉则复，多食则遗”，应以清淡、少量饮食为主；对于内伤性疾病，应以观察胃气的状况作为判断疾病预后的标志，“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言“粥浆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等等；在以脉象为主对疾病的诊断与预测上，脉象有无“胃气”是判断疾病严重与否、预后是否顺吉的关键。脾胃为后天之本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于《黄帝内经》理论的方方面面，从生理机制的运转，疾病的发生，诊断、治疗，以及预后、养生等无不体现着这一重要思想，这是五行中重土思想在医学中的延伸。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历代学者对五行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虽然褒贬不一，但均无法否认它对中国文化的规范与影响。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言，五行思想形成以后，“建以万斛狂澜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古史辩》)。因此，了解五行的源起、内涵，即是从这种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1.在方位中重“中”

重“中”的意识萌芽于人类早期方位的观念。

对“中”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人类文化的最早期阶段。在殷商时代，方位的观念便逐渐形成。人们对方位最初的定位是先有东、南、西、北四方，其后逐步出现五方的观念，即东、南、西、北再加上“中商”。据甲骨文记载,殷人把商朝领域称为“中商”。胡厚宣认为，当时的甲骨文中已反映出，观察四方风最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央的“商”有利，重视“中商”甚至导致了“中国”称谓的出现。“中”的甲骨文为“rr”，是一杆旗帜，上下有流苏。旗帜是军队的中心和住所所在，是权力的象征，以旗帜的形象表示“中”，表达了“中”的主导地位。从商代就出现的“中国”一语，表达了我国古代先民唯我独尊的思想意识。

这种重视方位中“中央”的意识出现后，便始终影响着意识领域。殷商时期的重要卜筮书《周易》中便出现了以“中”为上为顺的思想，如张其成在《易道主干》中谈到：“《彖传》采用„中‟、„中正‟„刚中‟„当位‟等术语，从爻德位次关系上解卦义。如《讼·彖》„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临·彖》„说而顺，刚中而应‟。《观·彖》„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易经》卦爻辞在确立吉凶时，一般是看该爻是不是得„中‟得„正‟，„中‟比正更重要，如果得„中‟，一般为吉。可以说整部《周易》始终都贯穿了尚„和‟崇„中‟的思想”。重“中”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思想中得以发展。

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气”即是“中气”之意。其后，文子在《文子·上德》中进一步发挥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实于心，草实于荚，卵胎生于中央。”强调中央之位是所有生命活动、生命之气产生的本位。同时，《文子·道厚》曰：“古之三皇，得道之统，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认为三代时的三皇五帝因立中央之位方得安抚四方，并加以类推，认为所有的事物立于“中”才是立于本，并将之推延到人体生命。《文子· 上德》曰：“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脏宁，思虑平，筋骨劲强，耳目聪明。”在同时期的其他许多哲学著作中，这种思想均有呈现。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更是将重“中”的思想进一步提升，提出了著名的“中庸之道”，认为在解决矛盾时应“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礼记·中庸》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能否中庸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依据之一。其弟子子思又将这一思想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中庸·第一章》曰:“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将“中”看作是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庄子》提出养生的重要思想是“缘督以为经”。“督”是督脉，行于背部正中；“经”是经常。这一思想在《管子》、《吕氏春秋》等亦有体现。中、中庸、中道均为同一含义，意为不偏不倚，恰如其分。

2.五色以“黄”为贵

自然界的色彩本来有多种，五行规范之后，通常提到的色彩就有五种，即青、赤、黄、白、黑五色。同样，受五行思想的影响，黄色的地位一直高于其他色彩。在《汉书·五帝本纪》中有“色上(尚)黄，用五数”的记载，在《吕氏春秋》中有“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中华文明的始祖是黄帝，这一名称的由来亦包含有五行重土的思想色彩。在五行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眼中的颜色是有等级之分的：黄色最尊贵，因为黄为土色。其次是红色，因为火生土，红色为黄色之母，这叫母以子贵。在秦汉时期，文武百官上朝的服饰还没有级别差，秦始皇喜欢黑色，刘邦喜欢青色。但从隋唐开始，文武百官服饰的颜色就有明显的区分了，黄色成为皇家的专用色，只有皇帝、皇后、太子们可以使用。清朝的官服中有一种“黄马褂”，一般由皇上赏赐给有功的官员，穿上黄马褂，意味着是皇帝身边的人，因此，文武百官均以得到黄马褂为荣耀；而一般百姓，是不得随意使用黄色的。

三品以上官员则穿紫色、红色服饰，所用的车马、家中的门扉也多涂成红色、紫色。唐朝有一篇神童的《劝学》诗，说：“少小勤努力，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杜甫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作。这种观

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因为，在传统文化里，黄色、红色就是尊贵、吉祥的象征，中国民间喜欢红色，如婚礼、新年、开业等，均以红色作为主色调，也是这一原因。

隋唐时期以至其后的年代，七品官员穿绿色服饰，九品官员则穿青色服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就是九品官职，所以他在这一时期写的《琵琶行》里就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句子。宋朝时，福建人韩南通过乡试后几十年未取功名，比范进还不如，直到70多岁参加科考，依然一无所获，皇帝看他年事已高，开恩赏赐了一个职位，一下惊动了四乡，十里八乡的媒婆以为韩南是年轻人，蜂拥而至给他说媒，韩南无奈，只得在门上题诗一首，说：

读尽诗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吾年级，四十年前三十三。

从衣服的颜色来看，皇帝赏赐韩南的官位并不高，最多是个九品小吏。

当然，到了元明时期，青色也慢慢成为某些低下职业的专有色。元明时期规定，凡乐工、优伶甚至卖淫者，均要身着青绿色衣饰，或以青色头巾为标志，乃至于后世一般把妓院称为“青楼”，把妓女称为“青楼女子”，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女人偷情说是给丈夫带“绿帽子”，这一说法也是从这种文化背景发展来的。绿色在中国人的眼里，地位总是高不上去，股市全线下跌，就称为“全线飘绿”；某人紧张、恐惧过度说是“脸都绿了”。绿色在西方国家其实是和平、自然的象征，比如有“绿色和平组织”、“绿色环保组织”等，但绿色在中国人眼里，总是一种在正式场合无法使用的颜色。

同样地位不高的还有白色，唐朝时为一般百姓和无功名者的服饰颜色，刘禹锡的《陋室铭》中就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语。至元明时期慢慢就成为丧事的专用色。

黑色则带有歧视之意。古代之“墨刑”，即在犯罪者的面部刺字后用墨汁涂黑，成为一种耻辱的标志，以至于现代依然有“抹黑”一说。近年来流行的黑心、黑手、黑五类、黑社会、黑手党等类词汇，亦是这一含义的延伸。

我们再来看食物与人体的关系，也是与在整个传统文化中黄色地位尊贵相一致的。按照《内经》的要求，饮食应该五味均衡，什么都吃一点，但是黄色、甘味的食物可以作为主食，多吃一些，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产生的源头地域中原地区，吃的食物主体的色彩是黄色的，农作物如小麦、玉米、小米、土豆、红薯、南瓜、黄豆等；肉类如黄鸡、黄鱼等；同样，对人体有明显补益作用的药物，也多是黄色的，如人参、党参、桂圆、大枣、枸杞子、山药、蜂蜜、甘草等。中国古代文化对“五”的注重

五行概念出现后，以“五”来规范认识自然万物以及人事制度等就变成一种模式。《尚书》所载的典章制度大多以五为律。从尧典开始就有五品、五典、五服、五礼、五刑等记载。五行概念出现后，以“五”来规范认识自然万物以及人事制度等就变成一种模式。

《尚书》所载的典章制度大多以五为律。从尧典开始就有五品、五典、五服、五礼、五刑等记载。我国最古老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多处出现以五计数的条目。古人习惯把事物分成五类、五个等级、五个方面等。如《尚书·皋陶谟》有“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洲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尚书·尧典》有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品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人际关系)”。《尚书·吕刑》有“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刑是指墨、劓、腓、宫、大辟，均为肉刑)其他方面还有：占卜有“五行”,方位有“五方”,古有“五帝”,史有“五代”、“五霸”,天有“五星”,地有“五湖”,山有“五岳”,人伦有“五常”、“五福”,人体有“五脏”、“五官”,诗有 “五言”,粮食有“五谷”,药有“五毒”，音乐有“五音”等等。在这些“一分为五”的事物中,为首的“五行”显然是纲,其他的都是比照“五行”推演而成的。

《黄帝内经》以五行理论规范自然界事物与人体生命的方方面面，按照性质、属性相近以及存在联系的法则，归纳为五大系统，这五大系统之间，又按照五行的生克法则相互联系，从而组成了人体与自然界相互贯通的整体系统。可以说，五行理论是组成中医学“天人相应”整体观的基本构架。人体内外相应系统结构表 五行：木火土金水 自然界方位：东南中西北 气候：风热湿燥寒 五味：酸苦甘辛咸 五色：青赤黄白黑

五音：角徵宫商羽人体 五脏：肝心脾肺肾 五窍：目舌口鼻耳 五体：筋脉肉皮骨 五声：呼笑歌哭呻

五志：怒喜思忧恐 病变：握嚘哕咳栗

五行之中“土”为主导

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言，五行思想形成以后，“建以万斛狂澜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因此，了解五行的源起、内涵，即是从这种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

中国是农耕国家，土地孕育生命、长养万物，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土”的地位在五行观念形成以后一直高于其他四行而占据主导位置。战国时期的著作《管子·四时》说：“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春赢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认为四时生化之气生、长、收、藏皆为“土”助益的结果。到西汉时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对》则明言:“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认为“土”不仅像阳热之火一样在万物的生化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土”之品行宽缓、温和，是儒家某些核心范畴，如“忠、孝、仁、义”等的精髓所在。因此，在五行作为哲学范畴规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事物之后，归属于“土”行的事物便被凸现出来。五行重“土”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源自天之五星 在生活单纯、对自然界缺乏足够认识的人类早期，变幻而神秘的星空非常容易引发人们的关注，伴随着星象的变化，大地出现的季节、气候、农作物的生长，亦进而使人们对天象、星象产生膜拜心理，因此，“占星术”一直占据着古代先民生活的重要位置。近代学者顾颉刚认为，“五行” 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五星的运行，是人们对天空中呈现的不断变化的五大行星的描述。“五星”即九大行星中肉眼可观测到的水、金、火、木、土星。由于五大行星在天体中是有规律运行的，所以古人又把五星称作五行。当时的劳动人民根据天象来定季节、律历，总结探讨四季时令气候变化的规律，为生活和生产实践服务。

4.源自手指的计数

郭沫若先生则认为，五行之“五”与人身的手足之数相同，因此，他提出五行源自古人对人体的观察。在他的《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中指出:“数生于手,古文一二三四作，此手指之象形也。手指何以横书? 曰,请以手做数,于无心之间,必先出右掌,倒其拇指为一,次指为二,中指为三,无名指为四,一拳为五,六则伸其拇指,轮次至小指,即以一掌为十。”这个说法符合汉民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物取象”认知把握客观世界的方法。

5.源自五时气候特点和物候特点的抽象

北京中医药大学高思华教授提出，五行的产生源自古人对中原地带五时气候特点和物候特点的抽象。这一观点目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认可。《素问·五运行大论》曰： “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即认为气候的变动，伴随着规律的发生。高思华教授认为五行学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中下游流域，这一范围内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而夏季尤长于其他三季。通过长期观察，古人发现春季气候温暖，且万物皆由春温之时而生发；夏季气候炎热，且夏热之时万物长大繁茂；长夏气候潮湿，且万物多在雨湿之时变化结实；秋季气候干燥，万物收敛凋零；冬季气候寒冷，万物闭藏。根据这一特点，古人便以木、火、土、金、水这五种概念来取象比类，以木的升发的特性来代言春天温暖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生机勃发的物候特点；以火的炎热向上的特性来代言夏季炎热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长大茂盛的物候特点；以土的孕育变化万物的特性来代言长夏之季湿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由禾而变为秀实的物候特点；以金的沉降清肃的特性来代言秋气凉燥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收敛凋零的物候特点；以水流于何处必然会渗藏于地下的特性来代言冬气寒冷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闭藏的物候特点。由此可见，这里的木、火、土、金、水并不是什么物质的名称，而只是春、夏、长夏、秋、冬的气候特点和生化特点的一个抽象用语。正如《尚书·洪范》所说：“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爰稼穑，金曰从革，水曰润下”。

从这一角度来说，五行中的木，表达的是春季的气候特征，火是夏季的气候特征，土是长夏，金是秋季，水是冬季的气候特征。五行的相生，是四时五季气候的自然转换，如春温变生夏热，夏热生长夏湿，长夏之湿生秋凉，秋凉变生冬寒，冬寒变生春温。而五行的相克，则是异常的气候相互制约:木克土，是风气对长夏之湿的制约；土克水，是湿对冬寒的制约；水克火，是寒冷对夏热的制约；火克金，是热气对秋凉的制约；金克木，则是燥气对风气的制约。五时气候通过相生，完成气候的自然转化，通过相克，完成气候的制约。

贺娟 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教育电视台《师说》栏目特邀专家。从事《黄帝内经》研究20余年，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著作10余部。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