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艺术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艺术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艺术》自序

书法本是传统文化，两者之关系为整体与部分之关系，两者并列成一文题似乎欠通。然我之本意是思考中暂将书法从传统文化中抽出，论其对其他传统文化之依赖，与其他传统文化对它的制约与助益，类似体育运动中之“综合训练与举重”这样的提法。

我在《书法研究1986年第2期所发《模糊·虚无·无限》—文中曾云：“书法家为什么特别需要学问与修养?这是多年来—直在议论的问题。”“盖书法为虚无之象，虚无境界由无限充实升华而成，而所谓修养，正谓不断地充实自己，必至一定火候，方能发展成为虚无，加以长期技法锻炼，人心营构之象于是而生。它不似文学有社会生活凭借，不似绘画有实物借鉴，它是控制一体化，完全由自己于过程中„临阵决机，将书审势‟，特别依赖于施控者自身的主观条件。书法作品没有遮盖，不得躲避，是全裸的艺术，好比一个人裸体，连身上几个小痣也看得清清楚楚。同样的东西放在屋子里显得多，放在露天更显得少，书法又好比在露天的陈列品，要特别多的„有‟。我想，这些正是特别需要学问修养的„特别‟二字的着落。”时间过去了七八年，我想把话说得更具体与深入。

在此，我先要感谢恩师陆维钊先生。是他带有指令性地教我把主要精力与时间学传统文化，后再去搞书法。此一苦心与厚望我于60岁后才深刻地体会到。

首先是作为一名书家的知识结构。主张如何，必先问自己如何，最好能亮出自己已经如何，《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艺术》为我知识结构之亮相，自是当然。但此结构是自然形成，并非为造就书家特意设计。故我之结构如此，未必别人应该如此，更未必结构愈高大，书艺水平愈高。在这里，笔者很难给出一个底线，只能以鄙人之知识结构提供一个参考而已。因为书法作为一种手工操作尚有其自身的规律，又有其特殊的天赋与功力之要求。然欲达传统技艺之最高境界，则少了传统文化之修养，必不可能。抑又有进者，夫艺术欲达最高之境，必又与全人格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聪明秀出之辈，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以自养，实乃天性使然；而此种养分又促使其人格发展之健全，至最后，文化、技艺、人格混然为一，从而成就其“全人格”。

我言“全人格”，是“人格”一词之广义。一般言“人格”，多指人之品德或德性、德行。舍己救人为高尚品德，但扑入井中救人，品德高矣，于全人格则未能称完善。又如一植物学家于悬崖采集稀有之标本，竟忘自身之安危，因未预设安全措施而丧身，其狭义之人格高尚(现称“敬业”)，而全人格之未能称完善与之同理。又学者、专家之全人格中尚有学术品格，亦与称一般人之品格有异，即必具备学术之前提，没有学术，其品格再高尚，也不能以学术品格称之。今举“医德”为例言之：必先精通医术，方有医德或无医德可言。外科大夫，手术高超，然术后收受红包，则医德大亏。诊断准确，但一无遮栏与病人直言：“你是癌症晚期，最多能活三个月。”亦于医德有亏。医生捐款扶持贫困学生三名，不称医德。医生对某女子进行性骚扰，亦无关医德；但若骚扰对象为女病人，则不仅医德大亏，且将负法律之责任。我赘言如此，足有见于目前书坛对人品与书品及学问与书艺之关系纠缠不清。

书法是一“慢熟”的艺术，却碰上了一个“快吃”的时代。书法，无论如何的“热”它，还是慢熟。“热”，只是形象地显现了一种迫不及待地想“快吃”的心理。经济驱动的力量大得不可阻挡。青年朋友们碰到具体问题也实在太多。行色匆匆，正在急速地丧失细细品味的时间、耐心与能力。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确太厚重，它既是财富，也是一种巨大的负荷。我一方面对青年朋友期望颇殷，另—方面又不忍劝导过甚。关于“书内功”与“书外工”的关系，在我的著述中自可读到。我不希望看到的是，由于听了我的话，一位青年朋友，十年寒窗，清贫故我；而与他同辈的年轻人却凭各种识时务的活动，都成了款爷。我看到一些读书种子、业务尖子，由于缺少另一种能力，而被目为失败者。所以，近些年来，我已不再劝青年朋友要“耐得清贫”这样的话。但另一方面，我又相信那么多青年人，总有人为了这门传统的书法艺术而耐得清贫的。

第二篇：中国书法艺术与标志设计

中国书法艺术与标志设计

标志是一种大众传播符号，通过精炼的形象表达一定的含义。在处理现代标志设计造型时，如果仅仅是狭义的从字形、字母字体以及现代抽象性的角度来着手设计，这样的标志设计虽然现代感、信息感、商业感较强但感觉缺乏中国的文化韵味和民族根基。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都在尝试着将中过传统文化观念和元素融入标志设计中去。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书法艺术作为华夏文化特有的艺术门类，对现代标志的影响也逐渐增强。

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信息时代的到来，“地球村”的出现，促使全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科学、文化、艺术交流日趋频繁，各种姊妹艺术相互交融，互为贯通，彼此借鉴。中国的整体设计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加入WTO 后，国内商品要想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竞争力，除产品质量外，其设计是也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在借鉴国外设计的新手法、新思想、新理念的同时，必须在设计中加入强烈的民族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只有中国设计水平有了新的突破，我们才更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标志设计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凸显出它的重要性，大至国家形象，小至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都需要个性鲜明的标志。

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字造型艺术，以其或古朴、清雅、苍劲、灵动的艺术风格区别于一般的电脑美术字。可以说，真、草、隶、行、篆等多种书体的异彩纷呈，使得简单的黑白世界变得绚丽多彩。书法艺术本身又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和丰富的精神内涵结合着书法艺术的线条美、墨迹美、空间美和意境美，才能完美组合成书法艺术标志。似书似画，亦书亦画，成为书法图形极富现代风貌的表现样式。在具体设计中，造型、笔墨、肌理、色彩、构成，都是成为书法艺术标志创作的重要元素。如果将书法艺术进行创意改进融入多种设计元素打破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界限，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可以形象的传达字意与语义，跨越了人类交流的障碍，使思想感情通过书法艺术得以快速传达，也使有中国特色的设计走向世界。

标志设计也可以利用汉字结构的图案性，按照平面构成的构图原理和美学原则在字形、结构、笔画上加以夸张、变形、装饰使原本就具有图案性的文字更加具有艺术造型的美感。如陈汉民设计的中国银行行徽。这个标志由三枚古钱币的的外形对应构成一个汉字“人”形的图案。由于“人”字结构本来就具有对称的形式美，经过艺术的加工，更具有对称、平衡、重复、和谐等平面构成的形式美感和动感。同时，该行行徽还准确、鲜明、简练的表显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基本概念和特定要素，表现出标志语言的魅力。极具民族内涵和时代气息，也显示了汉 字标志巨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在标志设计中还可以利用笔画形态进行抽象的表现，借助结构特征进行形式上的加工，甚至将文字转化为形象，形成新的“意象字”，以象征的手法，表现与之相关联的抽象概念，从而引起人们的联想，唤起社会的广泛认可。标志设计也可以根据主题的需要进行创意，选择相应的汉字、字体和表现形式，如“致美斋”、“古汉酒”这类老字号的商标都充分表现出了中国的传统特色，从而引起人们对品牌产生古老名贵之感。

中国书法艺术对标志设计，以及其它类别的现代设计，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汉字与生俱来的图形特征以及它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传递民族文化理念的最佳手段，创造中华民族风格的重要途径。不仅是现代的标志设计，包括现今的平面设计要走出自己的特色，都必须吸收本国的传统艺术思想，并把它融入现代标志设计之中，而不是一味的模仿西方设计。因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和一个对设计的学习者和探索者真心的希望把我国书法艺术与设计运用在一起让他们之间产生意想不到的设计效果，把我们本民族自己的东西更很好的融入于这个领域。而标志作为一种国际化的标志语言，在运用传统的基础上还要注意他的国际性，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在运用我国书法设计作品的同时又要把握住这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别的地区的文化。把中国书法艺术的神韵意境和精神内涵与标志设计相结合融汇不仅使设计的文化底蕴有所提升，而且可以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的任务。

第三篇：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简论

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简论

彭其汉

摘要：

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之一，积淀了国人的深层智慧，凝聚了中国文化的内在基因，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书法之滥觞，其深层次的文化性自古至今贯穿于书法教育的始末。进入20世纪，传统文化受西方外来文化的的影响，学科分类思想日益为我国教育体系所重视，在这样的教育大背景下，“书法学”体系便应运而生。然而在书法教育的过程中，西方快餐文化的充斥已使得书法的传统文化性愈来愈弱。现代科技等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诸如电脑的普及）等等导致书法蕴含的艺术精神丧失殆尽。

关键词：书法艺术

美学精神

人格精神

人文精神

绪论：

书法是以汉文字为载体的文化性艺术，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审美标准都要上升到书法的艺术精神，书法艺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一门独特艺术，是民族文化、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所显现的文化现象。在书法艺术的创作表现中，体现出“写”的意与天成，书法艺术的作品不能只是汉字勾画出的线条、符号，其中应该体现出一定的美学精神，表现人的精神品质，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书法对修身养性，陶冶性情，提升境界的重要性。不能简单的把中国书法艺术看作是一门纯粹的艺术形式，更不能把他看成是纯粹的视觉艺术，计算机软件里的艺术字体更不能与书法艺术沾边，否则书法会失去它的艺术性，民族性，独特性，也会失去他的世界性。因此，发掘、保存、传承中国书法艺术精神是迫不及待的，又是任重道远的。

一、汉字的书写艺术——书法

书法指书写的法度。

1、从广义讲，书法是指语言符号的书写法则。换言之，书法是指按照文字特点及其涵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章法写字，使之成为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

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书法己不仅仅限于使用毛笔和书写汉字，其内涵己大大增加。如从使用工具上讲，仅笔这一项就五花八门，毛笔、硬笔、电脑仪器、喷枪烙具、雕刻刀、雕刻机、日常工具（主要是指质地比较坚硬的，能用来书写的五金、生活工具）等。颜料也不单是使用黑墨块，墨汁、粘合剂、化学剂、喷漆釉彩等五彩缤纷，无奇不有；品种之多，不胜枚举。从执笔方式上看，有的用手执笔、有的用脚执笔，就是用其他器官执笔的也不乏其人，甚至有的人写字根本就不用笔，如“指书”“挤漏书”等；从书写文种上说，并非汉字一种，有的少数民族文字也登上了书法艺坛，蒙文就是一例；

2、狭义而言，书法是指用毛笔书写汉字的方法和规律。包括执笔、运笔、点画、结构、布局（分布、行次、章法）等内容。例如，执笔指实掌虚，五指齐力；运笔中锋铺毫；点画意到笔随，润峭相同；结构以字立形，相安呼应；分布错综复杂，疏密得宜，虚实相生，全章贯气；款识字古款今，字大款小，宁高勿低等。

3、书法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书法是指以文房四宝为工具抒发情感的一门艺术。工具的特殊性是书法艺术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借助文房四宝为工具，充分体现工具的性能，是书法技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文房四宝，书法艺术便无从谈起。

（2）、书法艺术以汉字为载体。汉字的特殊性是书法特殊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书法离不开汉字，汉字点画的形态、偏旁的搭配都是书写者较为关注的内容。与其他拼音文字不同，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形式意味很强。古人所谓“六书”，是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有关汉字造字和用字的方法，它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极具指导意义。

（3）、书法艺术的背景是中国传统文化。书法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传统文化是书法赖以生存、发展的背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汉代以来的书法理论，具有自己的系统性、完整性与条理性。与其他文艺理论一样，书法理论既包括书法本身的技法理论，又包含其美学理论，而在这些理论中又无不闪耀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智慧光芒。比如关于书法中如何表现“神、气、骨、肉、血”等范畴的理论，关于笔法、字法、章法等技法的理论以及创作论、品评论等等，都是有着自身的体系的。

（4）、书法艺术本体包括笔法、字法、构法、章法、墨法、笔势等内容。书法笔法是其技法的核心内容。笔法也称“用笔”，指运笔用锋的方法。字法，也称“结字”、“结构”，指字内点画的搭配、穿插、呼应、避就等等关系。章法，也称“布白”，指一幅字的整体布局，包括字间关系、行间关系的处理。墨法，是用墨之法，指墨的浓、淡、干、枯、湿的处理。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中国汉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开始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了当今的文字，又因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生了书法，古往今来，均以毛笔书写汉字为主，至于其他书写形式，如硬笔、指书等，其书写规律与毛笔字相比，并非迥然不同，而是基本相通。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由此可知唐代书法的法度追求最高、最严谨，唐代书法成就也是书法史上最顶峰的。

二、书法艺术的美学精神

1、书法艺术的线条美

线条是书法的基础、灵魂,是书法赖以延续生命的重要媒介,也是书法家表情达意,精神、气质和学养得以流露的媒介。汉隶的出现是书法艺术中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没有一种书体的表现力能与它相抗衡。当然,更为直接的则是在于汉隶的主要贡献——解放线条,它对于我们研究线条美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在欣赏一幅书法作品时,首先被欣赏者感觉到的也是线条,所以它也是欣赏者沟通书家的桥梁。通过线条,欣赏者可以获得精神上美的享受,心灵上的慰藉、净化和震撼。中国书法的毛笔工具为线条美的高层次塑造提供了极理想的支持。欣赏者可以把线条作为审美对象,从视觉上把握作品的深层内涵,书法家们也把线条看成其作品的一种生命象征。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碑评第十八》中,有过这样的一段论述:“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逆,可谓美矣”。在这里,“筋”、“骨”、“血”、“肉”四者,都是针对书法线条而言。康有为认为书法线条美犹如一个人生命体的美,它体现出书法美的最高原则。在中国书法艺术领域中,书法线条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力量感

这里所谈的力量感,是书法中的一种巧力,是掌、指、腕、臂在人的意识协调和控制下且融合了书写者审美观念、书写经验的自然运动。中国书法一贯强调笔力,卫夫人的《笔阵图》有云:“下笔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东汉蔡邕则在《九势》中指出:“下笔用力,肌肤之丽”。肌肤就是线条美的形式感觉。一般而言,下笔有力,线条就美,就有丰富的肌肤内涵。“在技巧之力中仍然有明和暗的对比关系:线条头尾顿挫转折者是谓‘明’,线条中截平稳运动的貌不惊人的力是谓‘暗’”。这段话指出了线条力度美的真正所在。富有力度的书法艺术作品之所以美,是因为它能使观赏者在这种凝固而静止的字形中领略到生命的风采、心灵的律动。如果笔力弱薄,书法美就无法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发挥。

(二)立体感

对于书法这一平面的艺术形式而言,立体感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因为线条本身是平面化的存在,根本不可能符合三维空间的物理标准。但是一副书法作品如果缺乏立体感,线条就单薄乏味,不耐看。真正的立体感应是沉着、浑厚的并能让人感受到线条中蕴藏的丰富信息。简要地说,书法所强调的立体感是一种抽象地经过提炼的空间。在创作具体的书法作品中,又因书体不同以及书者的审美趣味各异而自具形态。强调线条要具有立体感,当然与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任何一种审美意识都离不开社会内容的制约,书法自也不例外。如女书家卫夫人在《笔阵图》中指出:“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莫重乎银钩。”这段话的推理公式是:书法——用笔为先;用笔——中锋居重;线条——要有立体感才美。

从书法美的角度来看,中锋技巧是绝对的。而侧锋技巧是相对的,它无法独立运用,只能与中锋互相交替补充。而且不能处于主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书法讲求笔法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线条美,而线条美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立体感要强,要有厚度。我们可以改造用笔的方法,但却无法跨过这个终极的书法美的目标。它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技巧问题,而实质上是一个美的问题。

(三)节奏感

我们从书法作品的节奏感里可发现一种活力,然后在活力里面体验到了生命的价值。节奏的原则就是对比的交叉。落实在书法形式上,则是空白与墨迹之比,空白大小之比,空白形状之比,墨迹点线之比,乃至墨迹粗细、干湿、方圆、转折之比。大凡构成一种对比,都含有节奏的元素。“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便是节奏之本。线条在构成过程中笔的运动特征——松紧、轻重、快慢,就是线条节奏的具体内容。种种运动的性质和种类也有不同,不管是何种性质的节奏,都是对比着而存在。毛笔书法能够表现出很多书法家的个性。每位书家生命的活力都体现了线条节奏感的审美价值。如:空间节奏、用笔起伏节奏、空白节奏、方向节奏等。

节奏的原则相对于力量感、立体感的原则而言,似乎显得较为简单。因为对力度和线条的厚度,我们都能从一个实际的起点出发,在外观形态上对此作深层次的描述。但对于节奏而言,可视的形态比比皆是,不可视的深层内容又不仅仅是书法方面的内容,还牵涉到生理、心理方面的问题。立体感、力量感与节奏感基本上囊括了线条审美意识的全部内容。不仅如此,即便是在书法的运笔技巧方面,“三感”的存在也已经包括了技巧的全部空间内容。

力量感的构成是依靠提、按、顿、挫、转、折、方、圆,强调的是一种用笔的起伏——上下运动;立体感的构成,则依靠中锋为主的用笔,而笔法则落实到线条美的具体范围,追求的不只是在平的纸面上画出线,而是要塑造出立体效果;节奏感的构成是依靠速度的控制、断续连贯、轻重徐疾,有个推移过程,因此具有时间属性。立体感与力量感,平面运动与上下运动,构成了立体的动作空间,再加上一个节奏感,又构成了时空对比,三者互相交叉,相互渗透,形成了书法技巧的最为广阔的艺术天地。

2、书法艺术的独创美

书法与国画一样，是东方独特的一种“美的艺术”。欣赏书法艺术，不仅可以启发人们的思想情操和审美趣味，而对于欣赏者本身可提高其艺术之境界。书法不可能像绘画那样具体描绘现实中多种事物。然而，它的一点一画却能构成其特殊的艺术语言与韵律。一幅好的书法作品，使人百看不厌而又有嚼榄的回味，这就是人的视觉对于这件作品所具有的形体和动态美产生的感受。

由于书法艺术于形体上分真、草、行、隶等不同书体，每种书体又有不同的风格与流派，再加上各人的性格、气质、艺术渊源和生活阅历不同，所以，其风格也就迥然各异了。从欣赏的角度上说，也无绝对一致的标准。但是，大凡称得上成功的作品，必有其吸引读者的地方，即书法的“功力”。其内涵约可包括：笔法、墨法、章法、气韵等方面。

功力并非只体现在点画之中。因为书法作品大多是积字成行、积行成章、成篇的整体。“一点成一画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既要注意笔与笔之间的相互呼应，又要把部份美与整体美配合起来。至于行书、草书、则不能单从一字去看；而是要看到这个与那个字，这一行与那一行，乃至整篇的笔力、笔势、笔意、疏密、张弛、均衡、向背配合如何。既要从有笔墨的地方看；又要从无笔墨的地方看，既要看密的地方，又要看疏的地方„„„等等。总之，一幅作品的处理，必须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疏密相映、大小适宜、浓淡相成、伸缩有致，以达到全章贯气的艺术效果。若在这几方面处理不当，或松弛散乱，或杂乱无章，便会使观者碍眼费神，不易终卷，这样就难欣赏了。

一般而言，楷书容易僵化、行草容易油滑；字大容易散漫、字小容易拘束。所以要求楷书既端正而又流动，行草既飞动而又沉着；大字要注意紧密，小字要注意宽绰。而且要求奇正配合，即正不呆板，奇而不野，生而不僵，熟而不疲。这虽是对书写的要求，但欣赏者也要从这些角度去审视作品的优劣。艺术不是摹仿、不是拍照、不是古人技法的翻版，不少人欣赏书法作品，往往机械地追求“碑味”、“帖味”，临摹得与前人一模一样，其实这是不值得提倡的。古人的真迹里、碑版里，有古人特定的思想感情，这一点既学不到，也借不来。技法固然重要，但也不能被“古法”所囿。欣赏时，不应该过多地挑剔他人之毛病，而应该吸收别人的长处。各人的偏爱，决不能作为艺术评价的标准，“走马看花”更是很难品味作品的内在技法。只有细心欣赏，玩味探索，循由察变，才可以看出流派，看到运笔的技法。

但是书法作品的欣赏和评价往往众说不一，如何恰如其分地介绍书法艺术欣赏是很困难的，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看法不可能都一致的，也不必去强求统一的看法。至于艺术上的优劣标准，欣赏原则还是有的。

在欣赏一件作品时，往往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乍看很好，但禁不起多看细看；一种是初看平常，多看会觉得好起来；另一种是粗看好，细看亦好。这三种情况，根据欣赏标准，是很容易来解释的。第一种情况是点画、结字的基本功力还不够扎实，徒以外貌悦人，仔细接触就原形毕露了。第二种是基本功力好，点画结字也扎实，禁得起仔推细敲。至于初看平常的原因，可能是章法不讨好，太高深的艺术一时不易理解接受。第三种则是雅俗共赏的作品。总之，书法欣赏是受多方面的因素所影响，其中三昧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的，往往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但真正的艺术作品必有它客观存在的价值，时间就是它最公正、最正确的鉴定者。虚假的必被历史所淘汰，真善美的艺术是永远富有生命力的，它必然会“如镜磨面”，越磨越亮的.中国书法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历史悠久而又感动世界的艺术，在于它的构成上有许多符合道德要求的因素和原理，其形体结构就有丰富的美感和耐人寻味的情趣，可以从中发现蕴涵其中的德育因素，中国汉字平稳的态势，匀称的体形，和谐的结构，表现了搭配，疏密，穿插，开合，揖让，黑白，协调的整体思想和笔法，墨法，章法等创作的科学原理，充分体现了这一人文科学功能多样的特性。通过对这些内容的书写，就自然产生了润物无声的效果，是这些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内容使学生的思想品德在写字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是中国书法的神奇所在。历史上的中国书法家其风格各不相同，由此就有不同的美感因素产生，众多的优秀名作可以使人从中感受到或苍劲，古朴，或飞动，飘扬，或庄重规整，或清秀洒脱，或粗犷豪放，或疏朗空灵，或厚实沉重等等不同的或象征或抽象的意念。所有美的因素，都通过人的视觉从心理上可使观赏者产生共鸣，艺术的感染力就是这样形成的，其美感又化作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默默地陶冶性情，锻炼意志，提升品格，启迪思维，培养情操。其实这就是书法漫长的修炼与学习过程中得到的重大的“意外收获”，书法作品的所有的美，都成了学生人格美的象征。我们欣赏颜真卿，柳公权，张旭，王羲之，王献之，邓石如，何绍基，林散之，启功等历代书法大家与作品，感受狂草的飞扬恣肆，灵动飘逸和隶书的质朴浑厚，规整稳重，波挑纵横，点画跳跃庄重劲健。欣赏王羲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这一神品于用笔上中锋与侧锋的穿插变化，将中锋与侧锋交融成一个整体，而运笔的转折，丝牵与映带，既丰富又自然，既生动又精练既漂浮又有力其字势大，小，正，侧，俯，仰，千姿百态，布白则以疏朗为主加以微妙的疏密松紧之变化，让观赏者能体验到书家潇洒俊爽，飘逸遒没的书风。

书法艺术的本身是线条艺术，在点画线条的浓淡，粗细，黑白，刚柔等变化中表现出笔法和墨法的特殊韵味。古人云：“不知笔法，安知墨法”，“字字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古代书论中“运墨而五彩具，是为得意。”以后的书法理论中又有“七墨”“六色”“五彩”之说。这一切都表明书法具有作为线条艺术同时具有独特的笔墨韵味，在书法欣赏与书法实践中品味书法艺术里黑白相随，虚实相生，浓淡相配，刚柔相济，徐迟相合，点线相依的整体的艺术之美。

3、书法艺术的情感美 书法中的情感表现主要体现在抒情性、写意性、畅神性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抒情性

书法创作的主体是人，人是有情感的。人的情感总是在具体的、直观的、形象的脉络或者情景中，凭借个人对生活、对人生的体验与感受，把那些在我们心灵里不断闪现的图像以书法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是书法艺术的抒情性。“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蔡邕《笔论》可见古人关于情感与书法的密切联系早已有了明确的认识。我们以书圣王羲之遗留的书帖为例，不难发现情感作为书法创作的源泉是与书家主体个性紧密相连的。

情感在书法创作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情感的表现比较复杂微妙，时而强，时而弱，时而明晰，时而模糊。反映在书法当中，便产生了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陈绎曾《翰林要诀》云：“情：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即气合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即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重轻，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在情感与书法创作的问题上，古人已为我们做了深刻而精辟的总结。我们不必做情感大小、强弱所产生不同结果的评价。我们应当注意，由于创作者内心情感丰富程度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以至于表现在书法创作中的形式又有所不同。有的人情感丰富，体验深刻一些，表现在具体的书法创作上，个性化特征就强烈一些；有的人则情感平和，体验相对较浅，反映在书法创作上，个性风格静穆、中和一些；但无论情感表现细腻或奔放，都有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如王羲之《兰亭序》，不激不励，志气平和；颜真卿《祭侄文稿》，纵横跌宕，气势雄奇。这些感受，正是情感在书法中的表现。

一件优秀的、独具风格的书法作品，如果不能表现创作者的情怀，是绝不能传承后世的。

二、写意性

对于书法创作，除情感宣泄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主题思想，即通过艺术形象表现作品的思想内涵。这个“思想内涵”便是“意”。意，意象、意境是也。属于精神范畴。如果没有精神的书法作品，形式技法再怎么好，仍然是没有灵魂的躯壳。精神因素往往就是书家用笔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视觉生命，以墨色线条的形式，想要表达这个活生生的物象世界，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一种特殊精神创造活动。我们不是常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吗？“宋尚意”，实际上就是抒情写意的时代，也是书法真正做为艺术的开端。

释皎然在《诗式》中说：“缘境不尽曰情。”虽然是针对诗歌而言，对书法仍然适用。这里的境触及着情思，情思，正是意的内核。它和张怀瓘“意与灵通”是息息相通的。张怀瓘在《书断序》中说：“及乎意与灵通，笔与冥运，神将化合，变出无方，虽龙伯系鳌之勇，不能量其力，雄图应箓之帝，不能抑其高，幽思入与毫间，逸气弥与宇内，鬼出神入，追虚补微，则非言象筌蹄所能存亡也。”这里，张怀瓘把孙过庭情意论又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由此可以肯定，在书法创作具体内容中，如果缺少了对生活真实情感的体验和对生命的深切感悟，其作品是空洞乏味的，也是缺少艺术感染力的。在书法创作中，不是形象寻求思想感情，而是思想感情寻求体现它的艺术形象。如怀素的草书，线条的迅疾、化直为曲、变方为圆、少顿挫多缠绵、回环往复的“任情恣性”，如同山间涓涓流淌的山泉，又像春天来回穿梭飞舞的燕子，让人产生无尽遐想，随即心中涌出美的滋味。这种感觉就是“意境”的表现。

意是寓于书法的形式当中的。故书法的意靠笔墨线条来体现。没有饱满的情感、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深厚的学养，即使有再高超娴熟的技艺，也是无法表达胸中的那份情和意。

三、畅神性

所谓“畅神”，是指审美主体对于审美客体，在玩味的基础上，产生强烈的美感愉悦，出现与审美客体相契合的心理状态。通俗讲是审美者心神的舒畅、情致的酣畅、兴味的浓郁。古人对“神”的追求是非常强烈的。在创作之前，要保持“神终不疲”状态，否则，“凡神不安，令人不畅无兴”，必须“养神”，方可写出畅神之作。“神”者，意态、神情、精神是也。

从书法创作的角度说，“神采”是书法创作的终极目标。决定神采的获得是书者的情感。“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以思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王僧虔《笔意赞》）当书法真正成为表现情感的形式时，那些存在于书法作品之中的点画、线条、墨色，并非是技巧的展示，而是溶解于作品之中的个人精神与丰富情感。“深识书者，惟见神采，不见字形，若精意玄鉴，则物无遗照，何有不通？”（张怀瓘《书断》）书法真是受情感的驱使、滋养，才使那些点画、线条、墨色蕴含了精神的力量，以至于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古人往往把这样的作品赞誉为书法中的“神品”或“妙品”。可见对书法中“神气”的重视程度。

书法自始至终是一种以心运手、抒情达意的最高级精神活动。它倾注了书家的全部情感，实现了精神的超越。在书法创作中，情感的体现越充分，其作品越具有感染力。一个缺少了对人生体验的真情实感的作品，一定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和巨大感染力。特别是当书法成为真正的艺术时，情感是书法创作的源泉，写意是书法的精神内涵，而畅神是提高书法生命力的终极目标。无论时代如何演进，只要书法存在，情感始终会融入书法创作当中，并且发挥着它特有的潜能，时时处处表现着不仅是个人的也是整个民族的精神特征。

三、书法艺术中的人格精神

1、书法艺术的人格象征

由于书法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表现媒介的同一性(所有书法作品都是以汉字为直接的题材)，因此，书法艺术难以具体的再现生活、人格和情感，而只能通过艺术象征这一表现机制对其作直观抽象性的感悟。书法艺术首先表现的是一种普遍的人格和普遍的心理情绪，如“庄重、磊落、潇洒、放诞”等等。这种普遍的象征意味不能简单的和书家的人格作机械的对应，尤其不能与史籍所载的古代书家的人格、人品简单相联，譬如一个奸任之人，其书法未必就是奸按之相，典型的例子是蔡京。当然，一个书家的人格、人品对其书法会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这个书家对书法总体的审美取向显示的。

比如赵孟顺，身为宋王朝宗室，却被迫为异朝之臣子，这就使他产生了一种恋旧心理和逃避现实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背离当时书坛的风气，以复古为其书法艺术之路;他的高贵地位、优裕的生活享受、超脱凡尘的人生观使他选择了潇洒自由的晋代书法为典范，反映了他对某种人格的追求和向往，但这却不是其实现人格的全部反映。书法艺术的人格象征意味是抽象化、类型化的，它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具有非实指性的特点。比如，文学和绘画都可以用语言或形象描绘出王羲之“坦腹东床”，表现他独具一格的潇洒散诞的人格，但书法却无法这样做，它只能用点画笔墨的趣味映照出王羲之的人格精神，成为其人格的一种抽象形式。这样，王羲之书法就超越了他实指性的人格，成为一种人格类型在书法中的典型体现。书法的人格象征意味是古代书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古代的书法审美理论中，有两大基本体系，一是自然物象说，一是人格象征论。前者用自然美来比喻、联想书法美的意蕴，如“字势”之美;后者则以某种人格、人品作比拟来阐述书法的精神意味及艺术境界的高下。这两大体系，前者历史跨度短，主要盛行于魏晋六朝，唐代尚存余蓄，至宋代以后便越来越少见，到了清代，刘熙载提出了书既“肇于自然”，更“由人复天”的“书如其人”的理论，从而将“自然物象说”与“人格象征论”结合起来，构成了以后者为核心的完整书法美学命题。如果再来考察一下古代书论中的若干术语，就会发现相当多的词语是表述和形容人格的词汇，如“雄壮、质朴、磊落、放纵、威猛、俊逸、妍美、中和、雍容、敦实、真淳、刚直、闲雅、谨束、轻媚、骏爽、深稳、放诞、凝重、壮浪?一”如此等等。

而书法审美理论中最重要的几对范畴—形质与神采、气势与风韵、姿态与法度，亦无不与人格的象征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种人格象征意味严格地说并不是书法的点画、结字、章法本身所具有的，而是人类基于自身特殊的精神本质赋予书法的一种观念的联想，正是这种联想使得书法的点画、结字、章法等具有了生命的活力和精神的内涵。当这种联想成为普遍的现象，成为一种有意识状态下的自觉行为时，书法就在更高一级的文化层次上成为人的生命形式的外化和象征。这样，书法艺术的内涵就不仅是技巧的展现，也不仅是自然美的抽象和升华，而且也是人的心灵的映现。惟其如此，书法才取得了真正进入艺术殿堂的资格。所以，在中国书史上，人格象征意识的产生恰恰与书法艺术的自觉现象同步。

二、书法作品中的情感与个体人格精神 在“读”一件书法作品的时候，眼里是遒劲纵逸的线条，嘴上诵念着作品的文字，内心中琢磨着作者当时的社会生活，揣测着作者的为人，试图尝试从作品中了解到作者的情感走向，这就是“读”，不是平常的看。是要透过作品，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和书写者交流，和古人做朋友的。书法史上的三件最好的行书作品，我们来看看都是些什么内容。我们可以借助品赏著名的“天下三大行书”作品―《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帖》，体会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这三位站在书法艺术绝对制高点的书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下，通过书法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文人情趣、艺术修养，以及他们各自的人格精神。

《古文观止》是清朝人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集子就收有王羲之的这篇《兰亭序》(如图1)。很多书法界的朋友没少临写这个帖子，但若细究一下文字，你会觉得，文字也堪称天下第一。据东汉赵一《非草书》中记载，世人“游手于斯，专用为务”，就是说书法成为了世人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这四句话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人们沉浸于学书中的热情。在当时，世俗学者、官宦人士中也有不少是精通佛道、崇尚隐逸的人，从王之和当时一些高僧的交往来看，至少，王羲之在精神上对佛教所提倡的清华雅淡的境界是认同的。王羲之不喜欢做官，《晋书》记载，“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招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这样的官位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朝廷还是频招，也就是说在留着位置等着他。这种诱惑在历朝历代，都是不能不让人动心的。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王羲之内心世界的狂傲。世俗社会对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体系在王羲之这里坍塌了。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的三月初三，人们都要到郊外的水边踏青郊游，以消灾避祸。他们把这种活动叫做“修楔”。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约了一些文人朋友共四十一位，到兰亭溪边饮酒游戏，即兴赋诗。大家把这些诗作汇集起来，公推王羲之为诗集作一篇序文。

《兰亭序》叙写了兰亭雅集的盛况，抒发人生的种种感慨，文笔隽爽流畅，洒脱无拘。而王羲之的书作将晋人的精神风貌和气质神韵抒发得淋漓尽致。

三、现当代书法艺术中渗透的人格精神

在现当代的书法艺术中，也出现过一些将自身的人格精神反映在书法作品中的书法大家，现当代书法家中，不可不提的还有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的形象盖过了其他的一切，或者说，他在其他方面的造诣，与他伟人形象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他工诗词，精书法，均达到同时期的最高成就。他的书法成就在于狂草，来源于张旭、怀素。中年以后，形成了独到的个人风格:汪洋态肆，跌宕起伏，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他的字，既充满激情，又有理性。看他的草书，视线不由自主地受到牵引，随着他草书的线条、用笔，时紧时密，时快时慢。

四、当代书法艺术应该体现出更丰富的人文精神

中国的书法艺术博大精深，需要多年潜心于此才能获得成就。古代书法家创作时，大多写自己的文章或诗作，创作的时候得心应手，甚至有种荣耀感。而当代人大多己经没有创作文言文或者诗作的功底，只能抄录古人的作品。因此，创作出来的书法艺术作品里，就少有更深的文化内涵，也就难以提及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格精神了。

近现代的书法大师在从事创作中，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比较重，其书法内容有着很大的改变。主要原因就在于白话文和简化汉字的大量运用，书法艺术渐渐退去了那种古色古香的文人韵味，以及儒、道、释相融合的人格精神。中国书法艺术，以幽微见证广大，以简远、纯粹展现宏深。因此，品评或者创作书法作品，其实就是体会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挖掘研究书法艺术中蕴含的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比起单纯的视觉审美，更值得我们关注。

结语：

文化危机可谓当今社会最大的危机之一，只有对现代性作出否定和破坏，方可唤醒麻木的现代人，艺术审美才能有精神救赎之意义。和其他艺术相比较，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书法艺术则是对抗现代性之困的最佳精神“武器”之一。这里的现代性之困是指社会自工业化以来在物质极度丰富的同时给人的精神世界带来的紧张和焦虑等。只有当人的精神回到自然宁静的状态时才能解决上述问题。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中国书法艺术便是最佳的自然的审美形态之一，书法以千变万化的线条构型组字，且气蕴丰富，故在书法创作者无形中在养气练性中提升了自己的内美修能并达到宁静幽远之境。

现代文明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为自己所创造的的文明所困，心为形役，丧失资源，迷失方向。梁启超言：“个性的表现，各种美都可以――但是表现最亲切，最真实，莫如写字。”书法艺术就是如此神奇，人类可以在书法领域中寻求精神解脱的一剂良方。由于中国书史法是通过对点画的自由运用和对幽远之境的不断追求而形成高度自由的艺术。故而，向传统的皈依，对自我的肯定和对自由的追求成为解决现代性之困的三大途径，此三方面是相互统一又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追寻自然的审美，呈现自我本真的创造和寻找精神的高度自由。

行文至此，意在说明书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千疮百孔的现代文明，但至少可以缓解现代文明给人们造成的精神之困，让倍感压力的现代人维系着一片自由的精神空间，也许这也正是书法艺术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参 考 文 献

1.刘正成，王睿.现代书家书论[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2.王世征，云志功.中国书法理论纲要[M].北京:首都大学出版社，2008

3.徐能线条艺术东方神韵[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8(l)

4.方勇译注.《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2月.362页.5.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58页.6.欧阳中石.《书法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166页.

第四篇：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

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历时的泱泱大国，在诸多方面都令友邦无法企及。而我国的传统文化更是在世界民族史独领风骚。古时候，“琴棋书画”并称，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整体素质的具体显现，更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那么透过他们我们就能够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而琴居四艺之首，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并影响了中国书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境界，其地位不言而喻。要论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要从古琴自身说起。古琴又称“琴”、“七弦琴”，别称“绿绮”、“丝桐”。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平臵弹弦乐器的独奏艺术形式，另外也包括唱、弹兼顾的琴歌与琴、箫合奏。古琴相传创始于史前传说时代的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以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形制至迟到汉代已经发展完备，其演奏艺术与风格经历代琴人及文人的创造而不断完善，一直延续至今。古琴演奏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艺术水准最高，最具民族精神、审美情趣和传统艺术特征的器乐演奏形式。古琴与中国其他传统独奏器乐艺术，如筝、琵琶、笛、箫、管、胡琴等相比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相关文献、曲目积累、演奏技巧、乐学、律学、传承方式、斫琴工艺及社会生活、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影响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不可比拟的丰富性。

古琴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她以其历史久远，文献瀚浩、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为世人所珍视。隋唐时期古琴还传入东亚诸国，并为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所汲取和传承。近代又伴随着华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成为西方人心目中东方文化的象征。

有关古琴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尚书》等文献。《尚书》载：“舜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可知琴最初为五弦，周代时已有七弦。东汉应劭《风俗通》：“七弦者，法七星也，大弦为君，小弦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三国时期，古琴七弦、十三徽的型制已基本稳定，一直流传沿续到现在。

古琴的演奏形式主要有琴歌、独奏两种。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主要在士以上的阶层中流行，秦以后盛兴于民间。关于以琴为声乐伴奏的形式，早在《尚书》中，已有“搏拊琴瑟以咏”的记载。周代，多用琴瑟伴奏歌唱，叫“弦歌”，即唐宋以来所谓的琴歌。从汉代蔡邕所著《琴操》中，有歌诗五曲，即周之弦歌，其中的“十二操”，“九引”以及“河间杂歌”，都是援琴而歌的。

春秋战国时期，古琴的独奏音乐已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能力，如伯牙弹琴子期善听的传说。当时有名的琴师有卫国的师涓，晋国的师旷，郑国的师文，鲁国的师囊等；著名的琴曲如《高山》、《流水》、《雉朝飞》、《阳春》、《白雪》等，均已载人史册。汉、魏、六朝时期，古琴艺术有了重大发展，除在《相和歌》、《清商乐》中作伴奏乐器外，还以“但曲”演奏形式出现。如器乐曲《广陵散》、《大胡笳鸣》、《小胡笳鸣》等，反映出古琴作为器乐演奏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盛行，琵琶兴起，古琴音乐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抑制。但由于古琴谱的产生，不仅推动了当时古琴音乐的传播，而且对后世古琴音乐的继承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使中国古代音乐历史进人了一个具有音响可循的时期。

唐代诗人李峤、李颀、李白、韩愈、白居易、张祜、元稹等，都为古琴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薛易简在他著的《琴诀》中总结了古琴音乐的作用是：“可以观风教、摄心魂、辨喜怒、悦情思、静神虑、壮胆勇、绝尘俗、格鬼神。”并提出演奏者必须“定神绝虑，情意专注”，为后世琴家所重视，从而引伸出许多弹琴的规范。

晚唐曹柔鉴于文字谱“其文极繁”，使用不便，而创造了减字谱。即在文字谱字的基础上对汉字谱字加以减笔而成的一种谱式，近似演奏符号，是古琴减字谱的早期形式。

宋朝的古琴一方面出现怀旧的复古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古琴在《相和歌》、《清商乐》演奏中的长期实践，与民间音乐有着深远的联系，以及琴曲“楚汉旧声”的历史传统，使古琴音乐在复古主义倾向中并没有被湮没，而是有起有伏曲折地发展着。

明、清时期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大量琴谱得到刊刻流传，见于记载的琴谱有一百四十多种，从中可知仅明代创作的琴曲就有三百多首。明初琴家冷谦的《琴声十六法》，是对古琴的美学思想、演奏技巧和艺术表现提出的理论。

清末与民国年间由于战乱和社会变迁，特别是古琴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古琴音乐濒于绝灭。当时，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一些琴会组织，如北京的“ 云琴集”、济南的“德音琴社”、上海的“今虞琴社”、长沙的“智偕琴社”、太原的“元音琴社”、扬州的“广陵琴社”、南京的“青豁琴社”、南通的“梅庵琴社”等，它们的活动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其中尤以上海的“今虞琴社”，持续时间最长，对琴界影响最大。琴派是具有共同艺术风格的琴人所形成的流派。

古琴不是一般的民乐，不是普通的古代乐器。它是一种小众的精英文化，从孔子至刘安、刘向、蔡邕、阮籍、嵇康、王维、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李清照、耶律楚材、明清众多文人大夫„„一代一代传承它的都是当时的楚翘，古琴从来没有在民间昌盛普及过，但它的传承绵绵不绝始终未曾断过。它的意义已经不局限于是一种音乐，是一件乐器，而成为“道”，寄载、托付文人精神、气质的“道”。这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一种奇特现象。

中国古琴乃形神兼备天人合一；德艺相融，心声契合之载体。中国传统哲学把天道看着客体，把人道视为主体，但人要符合天道，要为天地立心，天地与人都不是死板的，而是有生气，有理性，有道德的生动活泼的统一体。不难看出，这种种认为人与天地宇宙统一，并相互融合渗透的观念，从很早以前的先秦以来，就一直贯穿于历代先哲们的研讨之中。这其中虽含不同程度唯心主义的成分，并带有不同程度的神秘色彩，但从中还是可以领略“得天地之美”、“取天地万物以奉养人类这种特殊的哲学理念，这种超越现世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古代艺术所遵循的根本原则之一。千百年来这种文化心态对中国的诗论、画论、医论、琴论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作为历来为先哲文人们用来修身养性的琴，由于受这种哲学理念的渗透影响、疏导规范，使其从一开始发展的萌生阶段起，就不只是以一种单纯的娱乐需要呈现于世，而是浓厚地体现着这种传统哲学中“天人关系”等朴素的哲学理念。与 “天人关系”相呼应，《太古遗音》说：“昔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始画八卦，扣桐有音，削之为琴”。蔡邕说：“琴者天地之正音，得其材可以合天地之正器；得其人可以合天地之正道，得其律可以合天地之正音。故伏羲制琴以象天地阴阳之数，而合神明之德，是谓正音”。嵇康在其《琴赋》中说：“琴能感天地以致和”。范仲淹《与唐处士书》中说：“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朱长文在其《琴史〃尽美》中说：“昔圣人之作琴也，天地万物之声，皆在乎其中矣。有天地万物之声，非妙指无以发，故为之参禅复徽。攫援标拂，尽其和以至其变，激之而愈清，味之而无厌，非天下之敏手，孰能尽雅琴之所蕴乎”？苏王景

在《春草堂琴谱〃鼓琴八则》中说：“琴，器也，具地之元音，养呼之德性，道之精微寓焉，故鼓琴者，心超物外，则音合自然，而微妙有难言者，此际正别有会心耳”。朱熹的紫阳琴铭曰：“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子钩其深”。

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琴学，中国琴学的实质、内涵和形成特点，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或者说是“综合为一”的规律和特点。正如宋代朱长文的在其《琴史〃莹律》中所说：昔者伏羲氏既画八卦，又制雅琴。卦所以推天地之象，琴所以考天地之声也，……取其声之所发，自然之节也，合于天地之数。这个“常数”，似乎应该就是道家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那个既极其精微，又十分博大的那个“一”，也应该认为就是“天人合一”的这个“一”。这就是中国琴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意之深微的内在联系。不难看出，中国琴学是一种融人文中的道德、礼仪、理教、尚俗……与宇宙天地间的山川、河流、风雨雷电……为一体，融天声、地声、人声与三尺琴面为一体的一种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体。琴乐是人精神世界的抽象思维，因此，琴乐离不开天地自然界各种节气、风雨雷电、阴睛变化对人感官的各种作用和刺激，无此作用和刺激，也绝不会产生喜、怒、哀、乐、忧、思、悲、恐、惊……种种人的精神情绪不断变化波动。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看，“天人合一”、“情景合一”分别是一种哲学境界，渗透到琴学中，这些境界又呈现了带有十分抽象色彩的种种艺术境界。弹琴正如太极和作画。武术一开始是刚，到了一定境界境界则是柔，其最高境界是“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说明代以前的还是以少林外家拳为主，有“花拳绣腿”之嫌的话；明代以后的，就更多讲究“意到气到，气到力到”的内劲了。如今练太极拳的人很多，但大多人只是将其当成一种“广播体操”；学会了套路，对健康有好处，但绝非武道。功夫要靠着正确的方法和时间的积累，才能由小而大，由慢而快，由柔而刚。练习太极要求沉肩坠肘、含胸拔臂，力由脊发，极柔软达到极刚硬，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作画也是如此，用墨、设色、构图等基本功具备，画出来的画作，仍因个人修养，而有雅俗之分。

古琴作为一种文人的雅乐，它的声音如文人般含蓄温厚内敛，不似筝琶悦耳张扬。倘若不能够接受古琴声小、且期求悦耳，那应该去听筝，而不能强求古琴成为古筝。因为几千年以来，古琴形成了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美学思想，现代人要理解她、欣赏她，而不是让她变成现代流行音乐来适应社会。正如李白、杜甫的诗词，要用古代格律诗的要求去理解、欣赏，而不能用当代诗歌的要求去理解和欣赏。

总之，古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也是艺术园林中的瑰宝，有着极为悠久和厚重的历史，而今也正以恢弘的气势向前发展。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有意去培养对古琴的热爱，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有信心将这一文明传承下去，将华夏古琴文化发扬光大。

第五篇：五行与中国传统文化

五行与中国传统文化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五行学说肇始于夏商之际，完善于春秋战国，影响持续至当今社会。它虽隶属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范畴，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广泛地渗透到中国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自然科学与语言文字等各个领域。庞朴《稂莠集》认为：阴阳五行“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因此，探讨五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追本溯源的意义。

古人认为，万物由五种相关的基本物质构成，这就是五行

最早记载“五行”学说的是夏商时期的《尚书·洪范》，其上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革，最早出现在金文，用刀剥兽皮之意。后指剥下的兽皮。如马革裹尸、皮革等。由革组成的字，如靴、鞋、鞭等多由兽皮作成),土爰(引出)稼穑。润下作咸,(水为咸，因盐出自海水)；炎上作苦,(火为苦，因火焚物变焦，则现苦味)；曲直作酸,(木主酸味，凡木结之果实，初皆为酸味，尤其是中原地区)；从革作辛,(金为辛味，„辛‟的甲骨文字形为，本指平头刀具，与„革‟近，延伸指辛辣之味)，稼穑作甘，(土为甘，土所生作物之百谷、瓜果，其味皆甘)。”这里不仅提到了构成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还介绍了它们所具有的特点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五种味道。至春秋时期，古代思想家们进一步探索这五行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五行相克”的理论,即五行中的某一行可以战胜、克制另一行。其内容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到战国时期，继五行相克理论之后，又提出了五行相生。所谓五行相生，是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的源起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五行的产生源自古人对中原地带五时气候特点和生化特点的抽象。这一观点目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认可。

关于五行学说的产生以及五行的本质含义，历代学者一直仁智互见，认识不一。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源自五种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

五行物质说的产生依据是《尚书·洪范》的相关记载，此书记载的五行就是自然界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另外，汉代《尚书大传》解释说:“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左传·襄公27年》载“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左传·昭公25年》载“生其六气，用其五行”，《国语·鲁语》载“地之五行，所以生殖。”均从五种实际物质来认识五行。而这五种物质之间又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如相生关系：木生火，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火燃烧以后会留下灰烬,就是所谓的土;金属矿藏大多埋在地下,所以说土生金;对于金生水，通常解释为：金属在高温下可以融化为液体;而所有的植物生长时都需要水,所以说水生木。相克关系：植物种子最初埋在地下,当它发芽生长时就会破土而出，或一般的农耕工具均为木质，可以松土，意味着木战胜了土;用金属可以制成锋利的工具，用来砍伐树木，是金克木;金属矿石虽十分坚硬,可一旦在火上高温加热,便会熔为液态，这便是火克金;水能灭火，这是水克火;堆土可以挡住水流，就是土克水。五行物质说在历史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在近代，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唯物论的普及化，这种学说的影响愈加深入而广泛。但这种观点目前在学术界受到空前的质疑，一则由于五行并非构成自然社会的五种必需物质，如金，属于可有可无之物；二则，以五种物质解释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亦存在一定的牵强之处，如木生火，需燃木或钻木后才能生火；金生水，解释为遇高温加热则金属变为液态;这种需要外力的加入才存在的五行关系，不符合自然规律，且五行相生的“水”，又存在此“水”非彼“水”的问题，属于概念的偷换。因此，关于五行的起源与涵义，又有以下几种观点。

2.源自殷商时期的五方观念

“行”的甲骨文为，代表着方位，所以，有人认为，五行的原始涵义是指五方。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万物的基本形式。按东、南、西、北、中五方划分空间和方位的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墟卜辞。河南安阳挖掘的殷墟墓的平面图及上古明堂宗庙平面多半呈字形，这种字形的构造，建造起来不仅费力，而且费时、费料。因此，有人认为取这一形状构成某些建筑，是有象征意义的，这种意义，应是早期对方位空间的膜拜。

最早，五方原本只是四方，张其成教授认为即东、南、西、北，逐渐地四方变成五方，因为四方观中已经蕴涵了五方观，要确定四方，必须首先确定中央，《诗经·商颂·玄鸟》中就有“古帝武汤，正域彼四方”，即从中央看四方。因此，说四方，就已经意味着五方。与此相关的，五时最早也只有四时，即春、夏、秋、冬，只是为了与五方“门当户对”，故在四时之外画蛇添足地生造了一个“长夏”，用来和“中央”之位匹配。因此，有人认为五行的“五”起源于古代先民对五方的崇拜。3..牲畜中以“牛”为尊

在古代，牛、羊、鸡、犬、豕(猪)是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但这几种肉食，不仅存在性味、作用的不同，在古代人们的眼中，也存在地位的差异。

地位最高的是牛肉。郑玄注《周礼·庖人》曰：“始养之曰畜，将用之曰牲。是牲者，祭祀之牛也，而羊豕亦以类称之。”“牲”的本义指祭祀用的牛，后来泛指祭祀用的牲畜。我们现代所用的“牺牲”一词，本来是指用于宗庙祭祀用的毛色纯净而体全的牛羊，一般纯色毛的称为“牺”，体全的称为“牲”。韩愈的一首诗中就有“孤豚眠粪壤，不慕太庙牺”之语。现代借用这个词汇，指为某项神圣的事业舍弃生命。一般而言，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和机会吃到牛肉，而低层百姓则难以问津。因为中国是农耕国家，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力，不得随意屠杀。并且，牛的养殖、生长周期长，成本大，所以，在很多朝代，国家一般都明文规定不许随意杀牛，这样牛肉的价格就很高。唐代孟诜的《食疗本草》上就说:“牛者稼穑之资，不多屠杀。”古代祭祀活动频繁，在祭祀活动中，用牛、羊、猪三种牲畜作供品较多，但一般的祭祀活动，仅仅用羊、猪作供品，称为“少牢”，只有在很隆重的祭祀活动上，比如祭祀天神，或有皇帝出场的祭祀，才会用到牛、羊、猪三牲，称为“太牢”。《庄子》上有庖丁解牛的故事，说的是庖丁宰牛时，文惠君在一边观看，并通过一系列的对话，表达了中国文化中的养生思想，说明在古代，杀牛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如果像我们现在一样，宰杀牛这样多，我想，一国之君断无前去观看的可能。

猪的饲养非常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已经有了在家中圈养猪的记载，如甲骨文中出现的“家”字，写为“192.16rr”，这个字由上为房、下为“猪”的形状构成，代表了古人把猪养在下层，人住在上层的房屋结构，或者家家有猪的含义。“溷”字为猪圈之意，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已经出现，表明人类养猪的历史非常久远。虽然中国人养猪的历史很长，但在羊与猪之间，中国古人更偏爱羊肉，这从很多汉字构成就能看出。我们看很多与吃、食物有关的汉字，多数都与“羊”有关，如表达食物美味的“鲜、美”二字，均是由“羊”构成，说明古人以鱼、以羊为“鲜”，以羊为“甘美”；“珍馐”的“馐”字，“膳”、“羹”等，亦由羊字构成。除此之外，表达补养、哺养的“养”字，同样也是由“羊”字组成，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羊肉的补益之性、长养之性均是很大的，至少要大于猪肉。

这种牲畜中以“牛”为尊，以“羊”为主的文化，其实也是五行思想在祭祀、饮食文化中的一种体现。

4..甘为百味之王

由于甘为百谷之味，百谷生于土中，所以在酸、苦、甘、辛、咸五味中，甘味对人体补益作用最强。我们中国人的主体食物为五谷，五谷皆生于土中，为甘味之品，大家都有一个体会，小麦、大米、小米、玉米等谷物做的食品，咀嚼到最后均会出现淡淡的甜味。同时，具有补养作用的药物也多是甘味之品，如人参、桂圆、大枣、山药等。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以五谷为主，亦即是以甘味食品为主体的，其原因就在于甘味对人体补养性强。相反，我们很难在辛味、苦味之中发现补益药。5.五脏之中尤重脾胃

五脏即心、肝、脾、肺、肾，是人体功能活动的核心，五脏与五行的配属是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人体之精、之神均由五脏所主。但在五脏之中，《黄帝内经》又尤为重视脾胃的特殊地位，认为脾胃为五脏之本，五脏的气血均源自脾胃的功能活动，脾胃一病，则外而四肢，内而五脏，上而头面七窍，下而前后二阴无所不病;对于任何疾病，呵护脾胃都是最重要的一环，如外感发热性疾病，《黄帝内经〉提出“食肉则复，多食则遗”，应以清淡、少量饮食为主；对于内伤性疾病，应以观察胃气的状况作为判断疾病预后的标志，“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言“粥浆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等等；在以脉象为主对疾病的诊断与预测上，脉象有无“胃气”是判断疾病严重与否、预后是否顺吉的关键。脾胃为后天之本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于《黄帝内经》理论的方方面面，从生理机制的运转，疾病的发生，诊断、治疗，以及预后、养生等无不体现着这一重要思想，这是五行中重土思想在医学中的延伸。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历代学者对五行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虽然褒贬不一，但均无法否认它对中国文化的规范与影响。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言，五行思想形成以后，“建以万斛狂澜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古史辩》)。因此，了解五行的源起、内涵，即是从这种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1.在方位中重“中”

重“中”的意识萌芽于人类早期方位的观念。

对“中”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人类文化的最早期阶段。在殷商时代，方位的观念便逐渐形成。人们对方位最初的定位是先有东、南、西、北四方，其后逐步出现五方的观念，即东、南、西、北再加上“中商”。据甲骨文记载,殷人把商朝领域称为“中商”。胡厚宣认为，当时的甲骨文中已反映出，观察四方风最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央的“商”有利，重视“中商”甚至导致了“中国”称谓的出现。“中”的甲骨文为“rr”，是一杆旗帜，上下有流苏。旗帜是军队的中心和住所所在，是权力的象征，以旗帜的形象表示“中”，表达了“中”的主导地位。从商代就出现的“中国”一语，表达了我国古代先民唯我独尊的思想意识。

这种重视方位中“中央”的意识出现后，便始终影响着意识领域。殷商时期的重要卜筮书《周易》中便出现了以“中”为上为顺的思想，如张其成在《易道主干》中谈到：“《彖传》采用„中‟、„中正‟„刚中‟„当位‟等术语，从爻德位次关系上解卦义。如《讼·彖》„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临·彖》„说而顺，刚中而应‟。《观·彖》„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易经》卦爻辞在确立吉凶时，一般是看该爻是不是得„中‟得„正‟，„中‟比正更重要，如果得„中‟，一般为吉。可以说整部《周易》始终都贯穿了尚„和‟崇„中‟的思想”。重“中”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思想中得以发展。

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气”即是“中气”之意。其后，文子在《文子·上德》中进一步发挥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实于心，草实于荚，卵胎生于中央。”强调中央之位是所有生命活动、生命之气产生的本位。同时，《文子·道厚》曰：“古之三皇，得道之统，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认为三代时的三皇五帝因立中央之位方得安抚四方，并加以类推，认为所有的事物立于“中”才是立于本，并将之推延到人体生命。《文子· 上德》曰：“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脏宁，思虑平，筋骨劲强，耳目聪明。”在同时期的其他许多哲学著作中，这种思想均有呈现。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更是将重“中”的思想进一步提升，提出了著名的“中庸之道”，认为在解决矛盾时应“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礼记·中庸》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能否中庸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依据之一。其弟子子思又将这一思想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中庸·第一章》曰:“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将“中”看作是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庄子》提出养生的重要思想是“缘督以为经”。“督”是督脉，行于背部正中；“经”是经常。这一思想在《管子》、《吕氏春秋》等亦有体现。中、中庸、中道均为同一含义，意为不偏不倚，恰如其分。

2.五色以“黄”为贵

自然界的色彩本来有多种，五行规范之后，通常提到的色彩就有五种，即青、赤、黄、白、黑五色。同样，受五行思想的影响，黄色的地位一直高于其他色彩。在《汉书·五帝本纪》中有“色上(尚)黄，用五数”的记载，在《吕氏春秋》中有“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中华文明的始祖是黄帝，这一名称的由来亦包含有五行重土的思想色彩。在五行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眼中的颜色是有等级之分的：黄色最尊贵，因为黄为土色。其次是红色，因为火生土，红色为黄色之母，这叫母以子贵。在秦汉时期，文武百官上朝的服饰还没有级别差，秦始皇喜欢黑色，刘邦喜欢青色。但从隋唐开始，文武百官服饰的颜色就有明显的区分了，黄色成为皇家的专用色，只有皇帝、皇后、太子们可以使用。清朝的官服中有一种“黄马褂”，一般由皇上赏赐给有功的官员，穿上黄马褂，意味着是皇帝身边的人，因此，文武百官均以得到黄马褂为荣耀；而一般百姓，是不得随意使用黄色的。

三品以上官员则穿紫色、红色服饰，所用的车马、家中的门扉也多涂成红色、紫色。唐朝有一篇神童的《劝学》诗，说：“少小勤努力，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杜甫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作。这种观

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因为，在传统文化里，黄色、红色就是尊贵、吉祥的象征，中国民间喜欢红色，如婚礼、新年、开业等，均以红色作为主色调，也是这一原因。

隋唐时期以至其后的年代，七品官员穿绿色服饰，九品官员则穿青色服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就是九品官职，所以他在这一时期写的《琵琶行》里就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句子。宋朝时，福建人韩南通过乡试后几十年未取功名，比范进还不如，直到70多岁参加科考，依然一无所获，皇帝看他年事已高，开恩赏赐了一个职位，一下惊动了四乡，十里八乡的媒婆以为韩南是年轻人，蜂拥而至给他说媒，韩南无奈，只得在门上题诗一首，说：

读尽诗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吾年级，四十年前三十三。

从衣服的颜色来看，皇帝赏赐韩南的官位并不高，最多是个九品小吏。

当然，到了元明时期，青色也慢慢成为某些低下职业的专有色。元明时期规定，凡乐工、优伶甚至卖淫者，均要身着青绿色衣饰，或以青色头巾为标志，乃至于后世一般把妓院称为“青楼”，把妓女称为“青楼女子”，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女人偷情说是给丈夫带“绿帽子”，这一说法也是从这种文化背景发展来的。绿色在中国人的眼里，地位总是高不上去，股市全线下跌，就称为“全线飘绿”；某人紧张、恐惧过度说是“脸都绿了”。绿色在西方国家其实是和平、自然的象征，比如有“绿色和平组织”、“绿色环保组织”等，但绿色在中国人眼里，总是一种在正式场合无法使用的颜色。

同样地位不高的还有白色，唐朝时为一般百姓和无功名者的服饰颜色，刘禹锡的《陋室铭》中就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语。至元明时期慢慢就成为丧事的专用色。

黑色则带有歧视之意。古代之“墨刑”，即在犯罪者的面部刺字后用墨汁涂黑，成为一种耻辱的标志，以至于现代依然有“抹黑”一说。近年来流行的黑心、黑手、黑五类、黑社会、黑手党等类词汇，亦是这一含义的延伸。

我们再来看食物与人体的关系，也是与在整个传统文化中黄色地位尊贵相一致的。按照《内经》的要求，饮食应该五味均衡，什么都吃一点，但是黄色、甘味的食物可以作为主食，多吃一些，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产生的源头地域中原地区，吃的食物主体的色彩是黄色的，农作物如小麦、玉米、小米、土豆、红薯、南瓜、黄豆等；肉类如黄鸡、黄鱼等；同样，对人体有明显补益作用的药物，也多是黄色的，如人参、党参、桂圆、大枣、枸杞子、山药、蜂蜜、甘草等。中国古代文化对“五”的注重

五行概念出现后，以“五”来规范认识自然万物以及人事制度等就变成一种模式。《尚书》所载的典章制度大多以五为律。从尧典开始就有五品、五典、五服、五礼、五刑等记载。五行概念出现后，以“五”来规范认识自然万物以及人事制度等就变成一种模式。

《尚书》所载的典章制度大多以五为律。从尧典开始就有五品、五典、五服、五礼、五刑等记载。我国最古老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多处出现以五计数的条目。古人习惯把事物分成五类、五个等级、五个方面等。如《尚书·皋陶谟》有“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洲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尚书·尧典》有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品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人际关系)”。《尚书·吕刑》有“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刑是指墨、劓、腓、宫、大辟，均为肉刑)其他方面还有：占卜有“五行”,方位有“五方”,古有“五帝”,史有“五代”、“五霸”,天有“五星”,地有“五湖”,山有“五岳”,人伦有“五常”、“五福”,人体有“五脏”、“五官”,诗有 “五言”,粮食有“五谷”,药有“五毒”，音乐有“五音”等等。在这些“一分为五”的事物中,为首的“五行”显然是纲,其他的都是比照“五行”推演而成的。

《黄帝内经》以五行理论规范自然界事物与人体生命的方方面面，按照性质、属性相近以及存在联系的法则，归纳为五大系统，这五大系统之间，又按照五行的生克法则相互联系，从而组成了人体与自然界相互贯通的整体系统。可以说，五行理论是组成中医学“天人相应”整体观的基本构架。人体内外相应系统结构表 五行：木火土金水 自然界方位：东南中西北 气候：风热湿燥寒 五味：酸苦甘辛咸 五色：青赤黄白黑

五音：角徵宫商羽人体 五脏：肝心脾肺肾 五窍：目舌口鼻耳 五体：筋脉肉皮骨 五声：呼笑歌哭呻

五志：怒喜思忧恐 病变：握嚘哕咳栗

五行之中“土”为主导

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言，五行思想形成以后，“建以万斛狂澜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因此，了解五行的源起、内涵，即是从这种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

中国是农耕国家，土地孕育生命、长养万物，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土”的地位在五行观念形成以后一直高于其他四行而占据主导位置。战国时期的著作《管子·四时》说：“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春赢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认为四时生化之气生、长、收、藏皆为“土”助益的结果。到西汉时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对》则明言:“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认为“土”不仅像阳热之火一样在万物的生化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土”之品行宽缓、温和，是儒家某些核心范畴，如“忠、孝、仁、义”等的精髓所在。因此，在五行作为哲学范畴规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事物之后，归属于“土”行的事物便被凸现出来。五行重“土”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源自天之五星 在生活单纯、对自然界缺乏足够认识的人类早期，变幻而神秘的星空非常容易引发人们的关注，伴随着星象的变化，大地出现的季节、气候、农作物的生长，亦进而使人们对天象、星象产生膜拜心理，因此，“占星术”一直占据着古代先民生活的重要位置。近代学者顾颉刚认为，“五行” 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五星的运行，是人们对天空中呈现的不断变化的五大行星的描述。“五星”即九大行星中肉眼可观测到的水、金、火、木、土星。由于五大行星在天体中是有规律运行的，所以古人又把五星称作五行。当时的劳动人民根据天象来定季节、律历，总结探讨四季时令气候变化的规律，为生活和生产实践服务。

4.源自手指的计数

郭沫若先生则认为，五行之“五”与人身的手足之数相同，因此，他提出五行源自古人对人体的观察。在他的《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中指出:“数生于手,古文一二三四作，此手指之象形也。手指何以横书? 曰,请以手做数,于无心之间,必先出右掌,倒其拇指为一,次指为二,中指为三,无名指为四,一拳为五,六则伸其拇指,轮次至小指,即以一掌为十。”这个说法符合汉民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物取象”认知把握客观世界的方法。

5.源自五时气候特点和物候特点的抽象

北京中医药大学高思华教授提出，五行的产生源自古人对中原地带五时气候特点和物候特点的抽象。这一观点目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认可。《素问·五运行大论》曰： “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即认为气候的变动，伴随着规律的发生。高思华教授认为五行学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中下游流域，这一范围内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而夏季尤长于其他三季。通过长期观察，古人发现春季气候温暖，且万物皆由春温之时而生发；夏季气候炎热，且夏热之时万物长大繁茂；长夏气候潮湿，且万物多在雨湿之时变化结实；秋季气候干燥，万物收敛凋零；冬季气候寒冷，万物闭藏。根据这一特点，古人便以木、火、土、金、水这五种概念来取象比类，以木的升发的特性来代言春天温暖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生机勃发的物候特点；以火的炎热向上的特性来代言夏季炎热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长大茂盛的物候特点；以土的孕育变化万物的特性来代言长夏之季湿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由禾而变为秀实的物候特点；以金的沉降清肃的特性来代言秋气凉燥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收敛凋零的物候特点；以水流于何处必然会渗藏于地下的特性来代言冬气寒冷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闭藏的物候特点。由此可见，这里的木、火、土、金、水并不是什么物质的名称，而只是春、夏、长夏、秋、冬的气候特点和生化特点的一个抽象用语。正如《尚书·洪范》所说：“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爰稼穑，金曰从革，水曰润下”。

从这一角度来说，五行中的木，表达的是春季的气候特征，火是夏季的气候特征，土是长夏，金是秋季，水是冬季的气候特征。五行的相生，是四时五季气候的自然转换，如春温变生夏热，夏热生长夏湿，长夏之湿生秋凉，秋凉变生冬寒，冬寒变生春温。而五行的相克，则是异常的气候相互制约:木克土，是风气对长夏之湿的制约；土克水，是湿对冬寒的制约；水克火，是寒冷对夏热的制约；火克金，是热气对秋凉的制约；金克木，则是燥气对风气的制约。五时气候通过相生，完成气候的自然转化，通过相克，完成气候的制约。

贺娟 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教育电视台《师说》栏目特邀专家。从事《黄帝内经》研究20余年，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著作10余部。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