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总结
重要会议 古田会议——新型人民军队建设
时间与地点:1929年12月于福建省
会议背景: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随后,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于1929年1月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
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会议内容: 最为核心的内容是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案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即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决议案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办法。决议案在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并且提出了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等要求。
意义: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共产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内容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2遵义会议
时间与地点:1935年1月于贵州遵义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
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主要内容:《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瓦窑堡会议
时间地点: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背景: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先后与日军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这个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的。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议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此期间,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迫切要求对日本进攻以来的国内形势作一次正确的分析,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和政策,纠正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为此,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会议内容: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指出:当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会议意义: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 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遵义会议只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而瓦窑堡会议则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这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洛川会议 时间地点:洛川会议是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背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战局变化急剧。日军于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国民政府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不愿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
会议内容:分析了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实质和危害,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强调党的工作重心是战区和敌后;决定以减租减息政策作为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关于军事问题,报告指出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变为分散使用的游击军和游击战。
第二篇:李克强-安居工程具有重大意义
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逐步完善住房政策和供应体系
李克强
保障性安居工程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也是完善住房政策和供应体系的必然要求。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当前和今后几年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实施好这一重大民生工程,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方向,理清思路,完善政策,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一、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意义重大
2008年底,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其中第一项就是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两年多来,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有关方面共同努力下,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一是住房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加快了廉租住房建设,全面推动了城市和国有工矿等棚户区改造,突出了公共租赁住房发展,初步形成了保障性安居工程体系。二是建设力度持续加大。2008年四季度至2010年末,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1300万套,竣工800万套;其中2010年开工590万套,竣工370万套,是历年来建设进度最快的一年。三是政府投入大幅增加。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完成总投资累计超过1.3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和预算内投资1300多亿元,地方政府也大量投入。国家还明确了税费优惠、土地供应等措施,使保障性安居工程支持政策逐步完善。四是经验逐步积累,认识不断提高。各方面积极探索、开拓前进,形成了有效做法,达成了基本共识,为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打下了基础。五是广大群众得到了实惠。上千万户住房困难家庭搬进了新居,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保障性安居工程成为重大民心工程。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起步时间不长,住房保障的覆盖面不大,今后一个时期解决困难群众基本住房的任务十分繁重。必须高度重视,坚持不懈地做好这项工作。保障性安居工程是“十二五”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标志性工程,也是当前和今后几年经济工作的硬任务。“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未来五年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3600万套,其中2011年开工建设1000万套。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是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是管理通胀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举措。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形势是好的,呈现稳健有力的增长势头,但发展面临的环境依然十分复杂,其中一个突出矛盾是价格上涨压力加大。国际上粮食、矿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原油价格突破100美元/桶,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国内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流动性规模较大。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较高。针对这些情况,在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关系的过程中,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近年来,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较快,有的城市房屋租赁价格也明显上升,给群众改善住房条件带来很大压力,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需要指出的是,住房价格如果持续过快上涨,容易形成房地产“泡沫”,带来潜在的或现实的金融风险,扰乱乃至破坏经济正常循环。在这个问题上,国际上有不少深刻教训,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美国发生“次贷”危机,都与房地产“泡沫”有关,应当引以为戒。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在我国大规模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既可以增加住房有效供应,分流商品住房市场需求,还可以稳定群众住房消费预期,对市场起到“镇静剂”的作用,有利于管理好通胀预期,把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保持下去。
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是改革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现阶段,在人们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中,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但住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住房是人的生存之所,发展之基。古人讲,“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现在说,安居才能乐业。住的问题解决了,群众生活就更有奔头,就业创业也就更有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群众住房条件总体上得到显著改善。近几年,通过推进棚户区改造、公租住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又解决了一大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但也要看到,目前住房困难家庭数量仍然比较大。特别是在城市、工矿等棚户区里,还有不少工业化初期形成的简易住宅,大多是危房,缺乏供水、排污、取暖等生活设施,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巷道狭窄,环境脏乱,不能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由于一些城市房价收入比较高,不少新就业职工、新毕业大学生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住房条件很差,又出现了新的住房困难群体。居者有其屋,是千百年来的社会理想。通过政府保障和政策支持,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住房问题,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在发达国家,住房保障覆盖面通常在25%—40%甚至更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更应加快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让困难群众早一点实现安居。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必然要增加政府投入,这实质上是通过加强公共服务,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对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行 “托底”。这种做法顺民意、解民忧,有利于纾缓群众困难,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有利于体现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增长质量效益的内在要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带动消费,对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增加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支出,可以发挥乘数效应,发挥房地产业链条长的作用,带动大量社会资金投入住房建设,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群众有了新居,要进行装修,购买家具、电器和其他生活用品,还会直接扩大消费需求。解除居住的后顾之忧后,居民的消费信心和能力也会增强,从而增加其他商品的即期消费。还要看到,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不仅对全局发展有利,而且对地方发展有利。更重要的是,这有利于当地群众安居乐业,有利于推进社会和谐。此外,一个城市如果人居环境差,还会影响市容市貌,影响投资与发展环境,影响城市长远发展。近年来,我国不少城市通过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特别是推进棚户区改造,既解决了贫困人口集中成片居住的问题,促进了社会结构优化,又改善了城市环境和形象,吸引各类生产要素集聚,有利于实现产业再造和经济转型,起到“建设改造一片、带动提升一方”的作用。
二、完善保障性安居工程体系是健全住房制度的重要内容
对住房属性和功能的认识,直接关系到住房制度的完善。应当认识到,住房既具有商品属性和经济功能,更具有民生属性和社会功能。现阶段在我国发展住房,必须平衡好住房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更加突出民生属性,把满足群众的基本居住需求放在首要位置。要通过完善保障性安居工程体系,促进住房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住房体系和住房制度。
(一)把政府保障和市场供应结合起来,健全住房供应体系。实现广大人民群众住有所居,是构建和完善住房制度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近10多年来,经过不断改革探索,我国以住房为主的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居民住房条件不断改善,目前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达30平方米以上。实践证明,城镇住房市场化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投资建设住房的积极性,极大地改善了群众的住房条件,主要依靠市场满足群众多层次的住房需求这一方向是正确的,是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今后,应当继续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多数居民能够通过购买住房或市场租房满足住房需求。同时应当看到,商品住房市场不可能解决所有群众的基本居住问题。住房是价值量很大的消费品,低收入家庭甚至一些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经济能力弱,不具备在市场上购房或租房的条件,需要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保障这些家庭的基本住房条件。对此,务必在思想上有清醒认识,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对待。总之,应当坚持“两条腿”走路,形成政府保障和市场机制结合的住房供应体系。首先,在政府保障方面,要大幅度增加供给,扩大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近些年来,我国在大力发展商品住房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困难家庭的住房保障问题,住房保障覆盖的人群逐步扩展,保障方式日益丰富。但总的来看,住房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保障性住房所占比重还较低,目前尚不到城镇住房的7%,相当多的住房困难群众还没有得到保障。“十二五”规划提出,今后五年这一比重将提高到20%左右。这既考虑了需要,又考虑了可能。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的阶段,以缓解住房结构性短缺状况。如英国在二战后的5—6年间,主要城市的政府建房数量接近同期建房总量的80%。从国内情况看,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城镇人口每年增加1000多万,流动人口较多,住房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十分突出,亟须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规模。同时,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财力物力明显增强,有条件也有能力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步伐。应当指出,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甚至在短期内保障性住房供应量超过商品住房供应量,是加快解决群众住房困难的现实要求,也是履行政府保基本职责的必要举措。这既不是回到福利分房的老路,也不会改变以商品住房为主的发展方向。
同时,在商品房市场领域,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又要搞好政府调控,增加住房供给。市场是有局限性的,房地产市场更具其特殊性。住房是不可移动的,局部地区供需矛盾无法通过区域外增加供给来调节,这使得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局限性比一般商品市场更为明显。近几年,部分地区投机投资性住房需求膨胀、房价上涨过快,就印证了这一点。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加强市场调控和监管,着力遏制投机投资性需求,使商品房市场成为满足群众合理住房需求为主的市场。同时,积极增加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供给,促进住有所居。总之,对多数居民的多层次住房消费需求,还是靠市场供应,但政府也要依法对市场进行合理调控;政府还要履行保基本的职责,采取多种方式对部分住房困难群众予以保障。
(二)以发展公共租赁住房为重点,实施好保障性安居工程。近年来,我国保障性安居工程步伐明显加快。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需要在实践中继续积极探索,创新发展理念、模式和路径,逐步完善住房政策,健全住房保障体系。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要加快公共租赁住房发展步伐,使其逐步成为保障性住房的主体。近几年来,通过棚户区改造等措施,我国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解困面不断加大,困难群众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或看到了希望。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部分中低收入居民既不住在棚户区也不符合申请廉租住房条件,又没有能力通过市场购房改善居住条件,处在“夹心层”的位置。帮助这部分群众解决基本住房问题,是一个亟待破解的课题。在一些发达国家,公租住房是解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的重要渠道。如在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公租住房占保障性住房的比重很高,占城市全部住房的比重也在20%以上;有的国家还通过立法规定公租住房占城市住房总数的比重,这些做法值得借鉴。公租住房具有租金水平较低、租赁关系稳定、配套设施完善等优点,能够适应“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需求。从我国国情和当前需要出发,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需要加快发展公租住房。同时,由于小户型住房房源严重不足,当前发展公租住房应以“补砖头”为主、“补人头”为辅,尽快多渠道增加房源,努力缓解供需矛盾,随着形势变化再逐步调整完善保障性住房的供应结构。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可以通过新建、改造、购买等多种方式筹集房源。同时,继续增加廉租住房供应,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低租金住房。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考虑将廉租住房与公租住房并轨,实行同一保障房源,对不同的保障对象实行不同的租金标准。
推进棚户区改造,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重要任务。目前,在城镇和国有工矿区、林区、垦区,还有不少集中连片的棚户区,居住着上千万家庭、几千万群众。他们对棚户区改造翘首以盼,对改善住房条件寄予厚望。应进一步加快改造步伐,解决好这些群众的住房困难问题。对其他多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则应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发展。此外,还应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实施好游牧民定居工程,逐步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让更多的群众享受住房改善的实惠。
三、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基本思路
通过几年来的实践,我国住房保障工作在一些基本问题和实施路径上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思路,为大规模地开展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打下了好的基础。完成今年和“十二五”时期的建设任务,要坚持和完善这些思路,促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一是保障基本需求。我国土地等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现阶段需要住房保障的对象又比较多,因此必须从国情国力出发,重点保障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保基本应当是提供小户型、齐功能、质量可靠的住房。一些地方把公共租赁住房户型面积确定在40平方米左右,体现了保基本的原则。日本等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但住宅户型并不大。在发展保障性住房乃至商品住宅时,都应合理确定户型面积,注重发展省地节能环保型建筑,同时充分考虑群众的实际生活需要,保证必备的居住功能。应在小空间里面做大文章,努力提高设计水平,合理配置住房内部空间,创造安全、适用、健康的居住环境。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形成,最主要的原因是收入低、就业不充分。对这些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还应考虑群众就业、就医、上学等多种需要,尽可能在交通便捷的区域选址建设,并逐步完善学校、医院等配套的公共设施。
二是引导合理消费。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既要大力增加住房供给,也要合理引导住房消费。实现住有所居,并非所有住房都由居民拥有产权,而是租房与购房并举,能租则租、能购才购。现阶段之所以大力发展公租住房,其重要目的是,在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实现安居的同时,引导形成先租后买、梯度消费的住房模式。部分群体如新就业职工、新毕业大学生,收入水平可能并不低,但工作时间短、积蓄较少,面临的是阶段性住房困难,发展公租住房可以较好地解决他们的现实困难。
三是加大政策支持。民生工程是政府主导的工程,也是民心工程。办好民生民心工程,需要从政策上给予有力支持。首先,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今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增加了对地方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由去年的700多亿元增加到1000亿元以上。省级财政也要加大对市县的补助力度,市县财政要按照建设任务相应增加配套资金。其次,要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大规模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仅靠财政投入是不够的,需要创新思路、完善政策,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为此,应发挥保障性安居工程专用融资平台作用,吸引金融机构贷款,调动企业投入建设的积极性等,满足大规模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资金需求。在这方面,只要政府支持到位、政策设计得好,就能吸引金融资金和社会资金。发展公租住房,应合理确定租金水平,建立健全租金动态调整机制,既使租住群众能承受,又使融资主体有回报,实现可持续。再次,应加大土地政策支持力度。对公租住房、棚改房建设,要按规定实行土地划拨方式供应。这既能降低建设成本和租金水平,又能增强融资的吸引力,还有利于逐步改变一些地方收入过于依赖土地出让的状况。土地供应要坚持民生优先,把宝贵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切实满足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需要。同时,也要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建设供地,为扩大住房有效供给提供支持。
四是确保分配公平。这是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生命线”,也是民心工程的关键。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主要目的在于惠民生、促公平,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众受益。如果该保障的“落了空”,不该保障的“搭便车”,就会事与愿违,甚至造成新的不公和社会矛盾。把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这一公共资源分配好管理好,必须从准入标准、审核程序、动态管理、退出执行等方面制定完备的政策制度。要强化住房分配监督管理,实行保障房源、分配过程、分配结果“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还要做好人口、住户、房屋、收入、就业等方面的基础工作,掌握基本情况,推进信息共享。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分配公平公正,做到以机制规范行为,以制度堵塞漏洞,使准入退出的结果让社会信服、让百姓满意。对违反规则的,要严肃处理,追究责任。五是实现持续运转。保障性安居工程是政府的职责,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保障性安居工程既能如期完成建设任务,又能持续运转。在项目实施中,要调动各方面参与投资建设的积极性,增加资源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住房建设中,要通过招投标等方式,选择技术力量强、社会信誉好的企业进行开发,严格执行项目建设程序和建设标准,把保障性住房建设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质工程。随着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持续推进,保障性住房的存量会越来越大,如何管理好、运营好这些住房,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在这方面,不能再走过去公房管理的老路。要积极探索委托管理、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使住房和公用设施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六是加强机制建设。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是住房保障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的必备基础。建机制,就是着眼于建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从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整个过程、各个环节加强机制建设。建机制,不仅需要事前做好顶层设计,形成一整套科学的制度和标准,还需要及时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改进和完善,逐步把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规章和规范。保障性安居工程总体上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地域性很强。在具体实施中,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中央统一政策下,充分发挥各地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探索创新,完善操作措施,创造新鲜经验,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管理新路子。
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关键是狠抓落实。今年2月,受国务院委托,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与各省级人民政府签订了今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目标责任书。按照中央要求,各地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实行省级政府负总责、市县政府抓落实的工作责任制度。各地区应当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迅速行动起来,进一步健全管理机构,制定工作计划,公开建设目标,分解工程任务,落实责任制度,把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指导地方落实好已有的政策措施,并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监督考核是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督查考核,对资金和土地不到位、政策不落实、建设进度滞后的地方,实行约谈问责。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是“济困钱”,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能碰资金安全这条“高压线”。要切实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督查管理,确保每一笔钱都真正用在纾解群众住房困难上,对顶风作案者、违法违纪者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解决群众住房问题,既要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又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两者不可或缺。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一项长期任务。去年以来,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成果尚需巩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精神,认真做好政策落实工作,着力遏制投机投资性购房,增加市场有效供给,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加强市场预期引导,不断巩固和扩大调控成果。
“十二五”时期大规模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今年开工建设千万套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意义深远、责任重大,这是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行政能力的重大检验。我们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扎实有效的工作,打好这场标志性重大民生工程的硬仗,完成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工程的硬任务,造福广大人民群众,为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的特有贡献。
(本文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形成的。)
第三篇:学习《中共党史:一大会议上毛泽东》
学习《中共党史:一大会议上毛泽东》
心得体会
近日,听完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谌赤军所讲的《中共党史:一大会议上毛泽东》一课后,深受激励,感想颇多。
毛泽东成为参加中共一大的湖南代表,绝不是出于偶然,而是他走出山乡追求新学、又在北京大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再返湘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必然。
一个人经历的环境决定思想走向。毛泽东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恰处于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国多难兴邦的岁月。
毛泽东出生于湘潭县韶山冲一务农之家,此后身历农、兵、学三界。他少年读私塾,16岁进入新式的东山小学堂。在当时普遍矮小的南方人中,毛泽东身材高大,又清秀英俊。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出于对黑暗的清王朝的憎恶,加入湖南新军当兵半年。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毛泽东是惟一当过兵的人,后来他能在党内出色地领导革命军队和进行战争,很大程度是由这段经历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于1912年退伍到长沙入师范学校。1918年从师范毕业,随即到北京。经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和李大钊同意,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每天除了扫地、擦桌子和整理图书,主要负责管理报纸和登记。据毛泽东在陕北时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的情景是——“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此时,陈独秀和李大钊总是耐心地回答这位湖南青年的问题,并热情地向他传授新思想。毛泽东特别深情地回忆了陈独秀,认为“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这位湖南青年由此找到通向新思想之门,并找到了引路人。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在小学找了个历史教员职位。随后“五四运动”爆发,他创办了《湘江评论》,不过还是欣赏激进的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同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拜访李大钊并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情况,还参加了北大学生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等举办的“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Communism的谐音),按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此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坚定了信仰的毛泽东,于1920年夏天到上海同陈独秀相商,随即返回长沙,联络新民学会的朋友相继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10月间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领导的长沙青年团组织随后便转为共产党。
1920年驱张(张敬尧)运动成功后,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
湖南自治运动很快以失败而告终,而毛泽东也终于摆脱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的信中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从1921年至1976年这长达55年中,毛泽东的名字一直与党的历史连在一起。经过开展农民运动、组织暴动、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军,他受到全党拥戴,于1931年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成为中国革命政权的最高领袖,“毛主席”之称从此传出。1935年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又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他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并迈开了建设国家的新步伐,其理论和实践的正确为举世公认。在探索建设道路中,毛泽东有过失误,然而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中国亿万人民始终敬仰和怀念这位改变了国家和世界面貌的伟人。
毛泽东同志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的理想、他的信仰、他的无私、他的艰苦奋斗、他的治学精神、他的灿烂诗篇和不朽文章、他本人和他的家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付出的巨大牺牲、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赫赫战功和卓越政绩,为中国的独立、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为捍卫国防、为改善人民生活、为惩治腐败实现社会公正、为改革开放事业的奠基、他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复兴所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劳。他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是共和国之父,现代中国的灵魂。
第四篇:2015考研政治:中共党史上历次重要的会议汇总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解决的主要问题
确定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 确定党的纲领
一大 1921.07.23 上海 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
12名代表来自七个地方,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
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提出“两步走”计划
二大 1922.07.16 上海
三大 四大 五大 八七会议 六大 遵义会议 瓦窑堡会议七大 1923.06 1925.01 1927.04 1927.08 1928.06 1935.01 1935.12 1945.04 通过第一部《党章》
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
广州
战线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
上海 盟问题。此后,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
命的高潮来临。
武汉
批判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汉口
会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组织武装起义 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点
集中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
莫斯科 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
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解决了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会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包围圈
遵义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1935年10月,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1936年7月,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
瓦窑堡
民族统一战线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延安
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总结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
七届二中全会 1949.03
西柏坡 提出党的建设问题
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八大 九大 十大 十一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六中全会
十二大
十二届三中全会
十三大 十三届四中会会
十四大
十五大
十六大 十七大 1956.09 北京1969.04 北京1973.08 北京1977.08
北京1978.12
北京1981.06
北京1982.09
北京1984.10 北京1987.10 北京1989.06
北京1992.10
北京1997.09
北京2002.11 北京2007.10
北京做出把党和国家的重心由革命转到建设上来
指出党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理论
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纠正了“左”倾错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路线
把党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提出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
审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
会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迅速推向全国
通过《关于经济体制革命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献
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
科学概括和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提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
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第五篇:三中全会对于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尊敬的党组织:
为期四天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12日下午在京闭幕,会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摩洛哥通讯社驻京分社社长阿卜杜·克里木向人民网发来专稿,以一个资深阿拉伯媒体人的视角表达了自己对本次全会的观点和期待。
阿卜杜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吸引了世人的极大关注,部分关注者似乎只看到中国需要改革,但事实是全世界都需要改革,因为改革是时代的课题,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存在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对于世界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显著地位,中国迈向改革的每一步都受到高度关注。事实上,中国在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她已实现二战结束后的最大变革。
阿卜杜说,在此背景下召开的三中全会被认为是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了改革是一个艰苦、复杂的过程,需要坚韧的毅力并保持思想建设,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同时,惠及全社会的改革不会因社会某个阶层或集团的意志或通过暴力实现,而是一个和平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凝结全社会的共识和智力劳动。
阿卜杜强调,中国的改革经验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间重视与世界的交流互动。世界在中国的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建设的更加美好,也在世界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中国实现了自身改革,同时极大地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中国,凭借其国际地位,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拉近了与世界的关系。
阿卜杜相信,本届三中全会能够像过去三十年间召开的历次全会一样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因为中国领导人扩大改革的决心很大,信心很足,同时,中国也迫切需要改革。因此,本次全会的决议毫无疑问将会是非常重要的,并建成为中国不断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阿卜杜还认为,对本次全会抱有极高希望的人们还应该注意到变革的复杂性和重重困难,也不可能为满足某一阶层或集团的要求而牺牲其他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众所周知,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中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使得人们的需求、利益和期待呈现多样化。所以,难点在于作出均衡的决策,满足社会所有群体的需求,为全社会的长远利益服务,其中包括继续努力为社会谋福祉创繁荣,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切实利益。这是人民期待的,也是正确的。
汇报人:xiexieb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