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的防治

第一篇：家庭暴力的防治

家庭暴力的防治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美国司法部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每年发生近50万起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事件。据美国全国犯罪受害者中心提供的数据，在18岁至65岁的美国妇女中，几乎每4人当中就有1人正在或曾经受过家庭暴力，每年由家庭暴力造成的医疗支出达6100万美元，直接和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15亿美元。[1]对于家庭暴力的防治，最早在1993年第48届联大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的宣言》，该宣言界定了“对妇女暴力”的含义，列举了行为表现，同时要求各国遣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且不应以任何理由逃避其所应承担的义务。许多国家通过刑事、民事立法或单项家庭暴力立法反对家庭暴力。

一、我国家庭暴力防治现状

（一）家庭暴力的主要表现我国家庭暴力情况不容乐观。全国妇联的一项最新抽样调查表明，家庭暴力现象目前在我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不仅发生在夫妻之间，还多发于父母与未成年子女、成年子女与年迈父母之间。2009年，某市25岁女青年董珊珊结婚一年就遭丈夫殴打致死；2010年3月，某省一名3岁女童因不会背古诗被家长打死。[2]据统计，全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已高达30%，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每年有近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3]

(二)现行制度规范及其存在的问题1.现行制度规范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第一次规定了家庭暴力。其中有4个条款体现了对家暴实施者的制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将家庭暴力界定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这是我国法律中目前有据可循的有关家庭暴力概念的唯一规定。2005年修正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对家庭暴力防治作了原则规定。

2.存在的问题首先，未能揭示家庭暴力中施暴方有着强烈控制欲的本质。表面上看，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呈多样性，但在这一切表面原因的背后，施暴者强烈的权力欲望，是引发家庭暴力唯一的、也是共同的动机。不管是伤害受害人，还是当着受害人的面自虐或自杀，不管是不同意分手，还是为了达到分手目的，施暴者实施家庭暴力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受害人顺着自己的指挥棒转[4]。

其次，未能涵盖其他重要控制手段。家庭暴力除身体暴力外，还有性暴力、心理折磨以及经济制约和物质剥夺这三种类型。[5]如前所述，家庭暴力是加害人使用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使受害人产生恐惧、无助而屈服。而能使人屈服的，并不是只有身体暴力。性暴力、心理折磨和经济制约，也是家庭暴力的“家族成员”,因为它们同样可以使受害人产生恐惧、屈辱和无助等心理反应，从而让加害人达到控制目的。

第三，受害人群范围过窄。国内外研究发现，暴力不仅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如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更常见于有或有过亲密关系的人之间，如离异夫妻之间、恋人或曾有过恋爱关系的两人之间、以及同性恋伴侣之间。调查表明，恋人之间和离异夫妻之间暴力的频率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的频繁度和严重程度。国际社会关于家庭暴力的概念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的“配偶暴力”，发展到现在的“亲密关系中的暴力”[6]。将家庭暴力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使遭受恋人、前恋人、离异配偶暴力侵害的受害人无法获得法律平等保护。

（三）具体防治实践及其问题200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目的的行为。2008年7月七部委中宣部、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全国妇联。联合制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公安机关设立家庭暴力案件投诉点，将家庭暴力报警纳入110出警工作范围，标志着我国反家庭暴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08年8月6日，我国第一道反家庭暴力“人身保护令”所谓“人身保护令”即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确保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而做出的裁定，其以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1款第11项规定为法律依据。，由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根据受害人陈某的申请而签发，首次在民事诉讼中将人身安全司法保护的触角延伸至家庭内部和案件开庭审理前，该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为：禁止作为丈夫的被申请人许某殴打、威胁妻子陈某，裁定的有效期为3个月，送达后立即执行。[7]2008年9月26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发出了全国第二道“人身保护令”，禁止丈夫华阳（化名）威胁、殴打妻子张丽芳（化名），在3个月的有效期内，如果他继续骚扰、殴打或者威胁原告及其家属，法院将视情节轻重，对其处以罚款、拘留等相关处罚。同时，还向当地公安机关发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警方监督被告，一旦发现其继续施暴，要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张丽芳人身安全，该裁定得到当地公安机关的积极配合。[8]截至2010年1月，全国各试点法院共签发了43份人身保护令。[9]

“人身保护令”接连出鞘，折射出我国防止家庭暴力理念的重大转变，改变了传统“法不入家门”的消极做法，开辟了国家公权力防治家庭暴力的新途径，尝试运用司法手段，将事后惩罚转变为事前保护。同时，人身保护令对于预防暴力的再发生、及时制裁施暴者、向受害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和保护等方面都具有实质性的价值。

但是，保护令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实际问题。由于《指南》既不属于人大立法的范畴，也不属于司法解释，只是法院的内部指导性文件，不能作为法官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只能为法官办案提供参考。因而，有些法官在审理婚姻案件时认为，“人身保护令”的操作性不强，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法律效力，即使法官知道“人身保护令”的存在，也可能因为觉得其实际作用不大或并非必须的法律程序，而没有采用。亦有律师诙谐地认为，“依据法律，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构成治安处罚的就处罚，但无论法院是否发出过人身保护令，一旦发生，都要按原来的法律程序处理，法院不能以发过保护令为由，直接抓人处罚，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人身保护令主要是起威慑作用，就像警方贴的“严厉打击双抢”等标语，警方肯定不能抓到歹徒后说，我都贴过标语了，你还抢，我要重重处罚你。” [10]可见，“人身保护令”在现实中并非如预期的那样乐观，在许多地方与许多方面都遭遇软肋。

二、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对家庭暴力的防治

（一）美国法对家庭暴力行为的特殊司法规制1.健全的民事保护令制度美国联邦及各州都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包括《家庭暴力逮捕法》、《预防家庭暴力与服务法案》、《被害人权利法》、《民事保护令》等，这些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为美国司法介入家庭暴力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民事保护令是法律赋予被害人最直接、最常用的法律救济手段。它准许妇女可以先不提出离婚请求，而单独向法院申请民事保护令。根据2009年的数据，美国法中民事保护令的适用主体范围非常广，当事人的未成年子女、配偶或前配偶、其他家庭成员、无血缘或婚姻关系的同处一室的成员、现有或曾有过约会关系或亲密关系的当事人、拥有共同子女的未婚者、其他的当事人。而且，美国一些州将精神暴力和性暴力明确纳入了民事保护令范围。

2.警察主动介入家庭暴力案件美国的反家庭暴力运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前，美国警察机关允许警察自由决定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从1970年代起，美国各州相继在相关制定法中增设调整家庭暴力规定或者另行制定防治家庭暴力法干预家庭暴力。这类法律的内容主要包括:禁止令、强制警察干预、向受害人提供权利保障说明与资料、设置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及妇女庇护所，主动调查妇女受暴真相，并提供紧急救援、强制施暴者接受行为治疗等。[11]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全美警察部门开始扬弃传统的不逮捕政策，改以强制逮捕政策或推定逮捕政策。在实施社区警务改革后，对应警务模式的改革，美国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也出现了两种模式，传统警务模式和社区警务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警察执法的要点并不同。在传统警务模式中，其要点包括：公布家庭暴力处置政策，发生家庭暴力后即派遣警察赶赴现场，警察进行现场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现场拍照取证，对施暴者实施逮捕，进一步调查，进一步拍照取证，对警察进行家庭暴力的执法培训。在社区警务模式中，其要点包括：根据法律要求派遣两名以上警察到现场，详细了解施暴者的各种行为，根据确定的家庭暴力模式解决问题，了解传统警务模式中警察实施逮捕时不会考虑的问题，现场了解被害人的主张，与社区内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进行合作[12]。美国20世纪90年代制定了《妇女暴力侵害条例》,授权受害者在联邦法庭提出诉讼，并赋予警察跨州追缉施暴者的权力。大多数州规定受害者在不能从加害人处得到必须的赔偿时，可以起诉警察局或政府。美国有些州采取了强制性起诉的政策，即对于投诉来的家庭暴力案件一旦立案，不分自诉或公诉案件，检察官没有自由裁量权，必须要向法院控诉。即使受害人要求撤诉并且拒绝支持公诉行为，检察官仍然必须继续这个案件的诉讼过程。这种强制性起诉措施，对施暴者是一种严厉的震慑，让他们知道进行家庭暴力是犯罪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的，这样做的结果使家庭暴力事件明显减少。

3.家庭暴力案件专门法庭美国一些地方法院设立审理家庭暴力案件专门法庭,以便及时、有效地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家庭暴力专审法庭能够更加专业细致地从事案件审理，主要审理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家庭暴力专审法庭为解决家庭暴力提供了相对充足的司法资源，对家庭暴力的介入更加细致有力。

（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制度1.台湾的保护令制度1999年我国台湾地区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正式实施。根据其第14条，保护令的内容多达13项。实务中核发最多的是“禁止施暴令”。根据台湾地区“司法院”“司法统计年报”，2005年1月至2009年4月台湾地方法院共核发保护令12345件，其中禁止实施家庭暴力50604件，占41%。[13]法院核发保护令，用来约束加害人的行为或者课以加害人特定义务，以保护被害人及亲属不受加害人的伤害。保护令分为紧急暂时保护令和一般暂时保护令及通常保护令三种。紧急暂时保护令是当被害人遭受家庭暴力而有急迫危险时，由检察官、警察机关或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以言辞书面或电信传真方式向法院申请，被害人没有直接申请此项保护令的权利，法院受理后，除有正当事由外，依法必须于四小时内核发紧急暂时保护令，以快速提供被害人保护；一般暂时保护令当被害人遭受家庭暴力，如尚未逢急迫危险情况，但却有安全上的现实考量，需要法院在审理终结前发核发暂时保护令时，法院应予以接受；通常保护令当被害人遭受家庭暴力，但无急迫需要保护情形是，可向法院申请通常保护令。法院受理后，会定期开庭审理，待审理后认定被害人确有核发保护令保护必要，会核发保护令。通常从申请到核发，会需一个月以上时间。保护令一般由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申请。保护令核发后，由警察机关负责执行，对保护令内禁止的行为及遵守的事项，应命加害人确保遵行，且得在被害人住居所守护或采取其他保护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必要安全措施。加害人如有违反保护令之行为，如持续骚扰或出现在被害人的周遭等，一经警察机关发现，警察机关得以现行犯径行逮捕，并即解送检察官进行侦查。即便非现行犯，但有证据足认违反保护令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继续侵害家庭成员生命、身体或自由之危险，也可以径行拘提之。[14]

2.警察应对家庭暴力的规定1999年“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后，针对这一法案的实施，台湾警方改革了对家庭暴力的反应机制，采取了一系列防治家庭暴力的有效措施。如在警察部门内部成立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单位，落实家庭暴力防治官专职制，推行家庭暴力安全计划，制定警察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操作规程，使用家庭暴力案件现场处理箱，提升一线警察处理现场及搜证的能力，建立家庭暴力数据库，简化家庭暴力处置程序，加强警察处置家庭暴力能力的培训等。目前,台湾警方在干预家庭暴力模式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现场操作流程，其通常包括六个环节：一是只要有人报案，警察就必须到案发现场了解情况；二是中止暴力并缓和情势；三是逮捕现行犯；四是现场搜证与调查访问；五是收集证据，证实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 以作为警察处理和受害人申请保护令的依据；六是协助受害人申请保护令。[15]

三、我国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防治的对策建议

（一）改进对家庭暴力行为处置的执法，强化“司法介入”力度我国家庭暴力的防治，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具体职责，进一步强化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干预力度，为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并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2004年6月22日，我国河南省首家审理家庭暴力案件的专门法庭――漯河市“反家暴合议庭”正式成立，为我国推行专门的家事法庭审理家庭暴力案件提供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宝贵经验。目前，我国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的司法介入已经有了新的进展。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指南》，在全国确定了9家试点法院。其中，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为试点单位，经过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专门成立了反家庭暴力合议庭、设置全国首个反家庭暴力立案专窗、制定出台了规范化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操作细则，初步设立了“申请――立案――听证――裁定――执行”的审理模式等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16]

其中，无管辖权案件可申请紧急保护裁定等颇具实践操作性，值得进一步推广。[17]但目前香洲区人民法院所推行的人身保护裁定还只是“确保离婚案件诉讼程序正常进行而作出的民事裁定”，就人身保护裁定的内容而言，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深化，就人身保护裁定的适用范围而言，还应当进一步扩大到诉讼范围之外,以充分发挥人身保护裁定的作用范围。[18]

从完善法律保护机制来说，还需要我国立法机关进一步总结经验，借鉴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有益经验，将《指南》的内容上升到立法，尽快出台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明确规定保护令制度，真正实现家庭暴力的事后惩治向事前防护的转变。

在目前法律框架下，在反家庭暴力合议庭的基础上，应在人民法院内部建立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案件的专门审判庭。对因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婚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依法审理，防止久拖不决。公安部门对于实施家庭暴力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应追究其行政责任。对构成犯罪的，应及时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家庭暴力案件，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应当依法及时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得以家庭纠纷为由不起诉。对于性质、情节或后果比较严重的家庭暴力案件，即使受害人不愿起诉，也应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同时，人民检察院要通过行使监督权，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和审理的法律监督。即通过法定程序对公安机关实施立案监督，对人民法院判决不服的家庭暴力案件提起抗诉，这是强化“司法介入”力度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建立完善的警察介入机制首先，在将来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中明确国家干预家庭暴力行为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干预机制。统一公安、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认定。明确预防和制止暴力、救助受害人的措施，尤其是对正在进行的暴力或者持续发生的暴力要及时、有效的干预，从而为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思想上，警察机关要转变原有观念，将家庭暴力的防治视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法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视为我国现阶段维护人权、保障治安秩序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工作中，警察机关要突破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纠纷”及“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认识误区，无论是领导机关还是社区民警，都要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是导致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诱因，要增强合理运用法制、行政等手段防范家庭暴力的意识，提高处理家庭暴力工作的责任感，切实将家庭犯罪防范纳入到社会防范工作之中。

最后，要借鉴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警察机关将家庭暴力报警除纳入“110”外，还应当纳入社区警务的工作范围，将家庭暴力的防范工作前移，提升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效能。警察机关要形成一套相对系统、成熟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模式。一是根据《婚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的授权，及时阻止暴力行为；二是救助受害人，告知其到指定的卫生部门进行伤情鉴定，可行使的权利和相应的救济措施，说服教育施暴人；三是详细记载受案情况，询问受害人、施暴人，获取实施暴力所留的证据，为以后工作打好基础。四是对构成属于警察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警察机关依法行使刑事侦查权，根据具体案情，决定对施暴人应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并告知他应有的权利；五是对于不属于警察机关管辖的案件，告知当事人其他可采取的救助方式，并告知向相关救助机关或组织的求助信息。让法律的归法律，社会的归社会。

第二篇：防治家庭暴力构建和谐社会

家庭暴力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害、人类文明的大敌。建立平等人权、防治家庭暴力、构建和睦的家庭及社会关系已成为全世界的共同目标。多年来，妇联也为此作了许多工作。如加大对《新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力度，扩大宣传的深度和广度；与公安部门联合成立“110”反家庭暴力报警电话；与司法部门联合成立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法律援助站；建立妇女法律咨询日，邀请女性资深律师提供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开展平安家庭和文明家庭创建等等。就我县目前状况而言，日益严重的家庭暴力危害着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家庭、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预防家庭暴力，更好构建和谐社会，值得我们去思考与探讨。

一、我县家庭暴力的现状和特点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家庭暴力是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致使婚姻裂变、造成子女心灵扭曲、引发恶性刑事案件，直接影响家庭和睦，是导致我县离婚率和未成年人犯罪率逐年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据统计，全世界三分之一妇女面临暴力的危险。全国妇联最近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有16的女性承认被配偶打过，还有5和2.6的女性表示受过配偶的精神伤害和性虐待，60的人在对配偶施暴的同时也经常对子女施暴。全县妇联系统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来信来访从20xx年的118件增加到20xx年的183件，同时占来信来访总数的比例也从29.10上升至32.23。家庭暴力现象在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民族群体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在数量上呈逐年上升趋势；施暴者和受害者在文化程度上呈低学历向高学历上升的趋势；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家庭发生的家庭暴力由隐性向显性转变。我县家庭暴力有以下五个特点，一是手段的残忍性，二是原因的多样性，三是时间的连续性，四是行为的隐蔽性，五是后果的严重性。如我县一女子，被丈夫毒打数次，甚至被打断胸肋骨四根，还有两根严重移位，男方拒付医药费。又如女方被丈夫及其家属殴打致伤后，被强行灌入粪便，导致女方得了精神抑郁症，最终住进了精神病医院，花费治疗费用7万余元，虽经基层派出所调解，但丈夫拒不履行调解协议，甚至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法院因女方至今仍住在精神病院尚未康复而判决不准离婚，并要求男方支付女方医药费和今后生活抚养费，但男方拒付出逃，法院无法执行判决。

二、目前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存在的困难我国现行法律如《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虽然已有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问题的条款，但大多数都停留于原则性的规定，未对执法主体及其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在一些恶劣的暴力结果下，家庭暴力很多时候仍被看作家庭内部事务，社会干预十分困难，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机制不够完善，存在邻居不问、单位不管、反映后难以根本解决等问题，同时还有预防难、鉴定难、调解难、起诉难、责任追究难的“五难”问题。妇联作为群众团体，既无执法权，又无经费、无场地，防止家庭暴力光靠一张嘴、两条腿，一般只能停留在调解和作思想工作上，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暴力这一社会问题。因此防止家庭暴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谁来管”和“如何管”的问题。

三、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建议

1、全县各级领导和干部都应树立“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的共识。建议政法、宣传、妇联、教育、民政等部门和乡镇都应当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将反家庭暴力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家庭和睦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同时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围，实行综合治理。

2、建议在县人大统一领导下，制定、实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定”的具体措施，加大防治家庭暴力的执法力度。浙江省政法委员会等六部门《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意见》（20xx年1月7日）中明确规定了执法部门的职责，但在实际中执法部门接到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求救电话时，仍然以家务事论处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推到妇联了事。县人大应协调有关执法部门，明确各部门职责，齐抓共管，共同严惩施暴者，维护家庭社会稳定。

3、建议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妇联等部门要依法履行各自的职责，相互配合，加强协作。

第三篇：防治家庭暴力构建和谐社会

防治家庭暴力构建和谐社会

家庭暴力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害、人类文明的大敌。建立平等人权、防治家庭暴力、构建和睦的家庭及社会关系已成为全世界的共同目标。多年来，妇联也为此作了许多工作。如加大对《新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力度，扩大宣传的深度和广度；与公安部门联合成立“110”反家庭暴

力报警电话；与司法部门联合成立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法律援助站；建立妇女法律咨询日，邀请女性资深律师提供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开展平安家庭和文明家庭创建等等。就我县目前状况而言，日益严重的家庭暴力危害着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家庭、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预防家庭暴力，更好构建和谐社会，值得我们去思考与探讨。

一、我县家庭暴力的现状和特点

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家庭暴力是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致使婚姻裂变、造成子女心灵扭曲、引发恶性刑事案件，直接影响家庭和睦，是导致我县离婚率和未成年人犯罪率逐年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据统计，全世界三分之一妇女面临暴力的危险。全国妇联最近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有16的女性承认被配偶打过，还有5和2.6的女性表示受过配偶的精神伤害和性虐待，60的人在对配偶施暴的同时也经常对子女施暴。全县妇联系统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来信来访从2001年的118件增加到2005年的183件，同时占来信来访总数的比例也从29.10上升至32.23。家庭暴力现象在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民族群体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在数量上呈逐年上升趋势；施暴者和受害者在文化程度上呈低学历向高学历上升的趋势；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家庭发生的家庭暴力由隐性向显性转变。我县家庭暴力有以下五个特点，一是手段的残忍性，二是原因的多样性，三是时间的连续性，四是行为的隐蔽性，五是后果的严重性。如我县一女子，被丈夫毒打数次，甚至被打断胸肋骨四根，还有两根严重移位，男方拒付医药费。又如女方被丈夫及其家属殴打致伤后，被强行灌入粪便，导致女方得了精神抑郁症，最终住进了精神病医院，花费治疗费用7万余元，虽经基层派出所调解，但丈夫拒不履行调解协议，甚至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法院因女方至今仍住在精神病院尚未康复而判决不准离婚，并要求男方支付女方医药费和今后生活抚养费，但男方拒付出逃，法院无法执行判决。

二、目前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存在的困难

我国现行法律如《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虽然已有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问题的条款，但大多数都停留于原则性的规定，未对执法主体及其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在一些恶劣的暴力结果下，家庭暴力很多时候仍被看作家庭内部事务，社会干预十分困难，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机制不够完善，存在邻居不问、单位不管、反映后难以根本解决等问题，同时还有预防难、鉴定难、调解难、起诉难、责任追究难的“五难”问题。妇联作为群众团体，既无执法权，又无经费、无场地，防止家庭暴力光靠一张嘴、两条腿，一般只能停留在调解和作思想工作上，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暴力这一社会问题。因此防止家庭暴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谁来管”和“如何管”的问题。

三、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建议

1、全县各级领导和干部都应树立“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的共识。建议政法、宣传、妇联、教育、民政等部门和乡镇都应当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将反家庭暴力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家庭和睦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同时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围，实行综合治理。

2、建议在县人大统一领导下，制定、实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定”的具体措施，加大防治家庭暴力的执法力度。浙江省政法委员会等六部门《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意见》（2003年1月7日）中明确规定了执法部门的职责，但在实际中执法部门接到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求救电话时，仍然以家务事论处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推到妇联了事。县人大应协调有关执法部门，明确各部门职责，齐抓共管，共同严惩施暴者，维护家庭社会稳定。

3、建议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妇联等部门要依法履行各自的职责，相互配合，加强协作。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受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报警求助，并及时制止和处置暴力行为；检察院应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对于由公安机关报捕或移送审查的家庭暴力案件，应及时审查；法院应依法及时受理和审理因家庭暴力引发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并注意在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住房等方面照顾受害方；司法行政部门在“五五”普法启动方面，要加大对防止家庭暴力的宣传力度，并完善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给予法律援助的工作机制；各级妇联要密切配合督促有

关部门及时、公正的调处家庭暴力事件，为受害妇女儿童提供必要及时的帮助，切实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4、建议县纪委介入干预家庭暴力的发生和处置。对发生家庭暴力的行政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在劝阻教育后，无悔改的，酌情给予一定的处分，以杜绝日益显现的干部家庭暴力问题。

5、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投诉接待，建议县政府实施“首问责任制

”，基层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等组织，对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要做好疏导和调解工作，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应及时予以劝阻和制止，对有法定义务制止和处理家庭暴力行为而不予制止和处理，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依法追究其责任。

6、建议县政府设立妇女儿童维权解困专项资金，专项资金的帐户设在妇联，根据全县妇女儿童人数（73.44万），以每年每人0.05元计算，此项资金共需36720元。资金作用：一是当妇女儿童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或者其他人身伤害到妇联投诉时的应急食宿帮助及医疗费用的临时垫付；二是因遭受家庭暴力而生活在困境中的妇女，如对遭受家庭暴力而到处流浪的妇女儿童和因家庭暴力造成重伤的妇女儿童等实施救助，以体现党委、政府对受害妇女的关心和重视。三是越级上访的妇女确实经济十分困难的，将其遣返回家的路途基本费用；四是对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个案调查处理的基本费用；五是对受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费用等。

让妇女远离暴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伸出双手共同为我们的家庭撑起没有暴力的蓝天！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以上建议若有不妥，请各位委员予以批评指正。

第四篇：对防治家庭暴力的思考专题

对防治家庭暴力的思考

一、关于家庭暴力的概念界定 1.家庭

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由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作用而不易被外界所察觉，具有极大的隐蔽性，这是它区别于一般社会暴力的特殊之处。西方国家多对家庭暴力中的家庭进行扩张性解释，如美国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包括已婚者、分居者、同性恋者、同居者甚[1]至有约会关系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方国家则倾向于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限定于狭义的家庭成员，如日本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限定在现时的丈夫或妻子，包括事实婚，但不包含离婚后的丈夫和妻子、情人、订婚者，韩国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也限定为家庭成[2]员之间。笔者以为，关于家庭的界定，必须考虑人口、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科学技术等的变革和发展带来的影响。面对日益复杂的家庭形态，正确的态度是站在社会发

[3]展的角度,加以积极地调整、规范和引导,多一些包容“差异和多元”。但无论如何，家庭必须是由婚姻、血缘或法律拟制所形成的，家庭成员也必须是同居一家共同生活并互有权利[4]义务的亲属。如果将防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普遍适用于“发生在当前或前任伙伴间的暴力”，[5]可能导致中止亲权等适用于家庭的特殊保护措施无法适用，从而使得家庭暴力与一般暴力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2.暴力

什么是暴力？根据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一)》，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据此不难看出，家庭暴力的形式必须是施暴者积极实施的暴力行为。如果将夫妻双方在产生矛盾时对对方表现得较为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漠不关心对方，将语言交流降低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等所谓的“冷暴力”行为归入暴力范畴不仅显得牵强附会，而且会混淆家庭暴力与“精神虐待”之间的差异。因此，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立法工作中，都应当严格按照其本身的固有含义理解和使用“家庭暴力”一词，即限于“故意对其他家庭成员施加会造成伤害后果的外部强制力”，不宜加以[6][7]无限度的扩张。至于暴力作用的对象，可以涉及身体、性和精神等方面。虽然《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一)》只列举了身体和精神，但用了“等”，使得暴力的客体范围带有开放性，具有包容“性暴力”的可能。事实上，1993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明确地指出，对妇女的暴力系“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体、心理及性方面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要进行这类暴力、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尽管婚姻法规定同居是因为婚姻关系所产

[8]生的权利义务之一，但这种同居权只是同居请求权，而非同居实施权。即，发生性行为必须基于双方的自愿。否则，强行发生性关系属于家庭暴力范畴，将受到法律制裁，严重的甚

[9]至构成强奸罪。除身体、精神和性之外，有学者认为家庭暴力还可能是针对财产的行为。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施暴者操起菜刀将桌子砍掉一只角，这样的暴力行为造成的恐怖效应丝毫不亚于将对方殴打一顿。因此，应将针对财产实施的特别严重的暴力行为纳入家庭暴力的规制范围。否则，将产生无伤害则无暴力的逻辑，不利于家庭暴力的认定和对弱者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对暴力行为的矫正。

二、家庭暴力的危害

1.家庭暴力危害妇女的身心健康

从字面看，家庭暴力不带有任何性别色彩，无论是男性针对女性抑或是女性针对男性实施家庭暴力都存在可能。但是，无论是依据官方还是学术界的调查研究，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10]多数为女性，而施暴者绝大多数是男性。对妇女身体实施的暴力行为容易造成各种身体器官的损伤，表现为淤血、红肿、创口或骨折等不同的症状，而性暴力则可能导致性疾病的传播、意外怀孕、尿路感染、生殖器创伤以及骨盆疼痛等。这些身体上的损伤是非常明显的，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论及家庭暴力对妇女的伤害，其造成的心理损害可能更为严重。家

[11]庭暴力受害者经常会产生无助、绝望以及弥散性的不适感等不良心理症状，甚至引发许多

[12]诸如药物滥用、侵犯行为、行为上被动依赖、自杀企图、性功能障碍等行为障碍。“你居然打我？”大多数妇女在最初遭遇家庭暴力时表现出极度震惊，不相信自己如此不幸。即使伤痕累累，在人前人后也会极度掩饰，否认自己家庭暴力的存在，因为她们担心一旦被别人知道自己的不幸遭遇后被笑话。在这个过程中，受害妇女或多或少都会有意地对自己进行社会隔离。如果长期遭遇家庭暴力，受害妇女将变得麻木和退缩，在人际信任和建立亲密人际关系等方面将出现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2.家庭暴力危害社会稳定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具有社会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双重功能，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但是，家庭暴力明显会破坏夫妻感情，可能引起婚姻破裂和家庭解体。有调查显示，面对家庭暴力，47.5%的妇女表示已对婚姻失去信心，23%的妇女对家庭失

[13]去信心，44.3%的妇女希望离婚。更严重的是，由于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在无法获得解脱时，她们只好采取回娘家暂避等消极方式予以抗争。此时，施暴者往往会道歉，夫妻重归于好，家庭再次恢复短暂平静。但随着紧张情绪的不断累积，家庭暴力再次爆发时往往会不断升级。无数次的挨打和失败的抗争，使得她们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命运，使她们变得逆来顺受，直到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超过了她们的承受极限，最终可能导致自杀或者杀夫。事实上，因为家庭暴力的不断升级而导致杀人事件的情况在世界上都是普遍存在的，国外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借助“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将受害妇女的这种过激

[14]行为作为一种正当防卫，争取无罪释放或者从轻、减轻处罚。3.家庭暴力危害下一代健康成长

按照暴力循环理论，生长在暴力家庭的儿童，如果遭受或者亲眼目睹了家庭暴力的场景，[15]可能通过习得的方式，在长大后成为易于实施家庭暴力的成年人。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表明其公公有家庭暴力行为的妇女遭受其丈夫家庭暴力的可能性是其公公没有家庭暴力行为的[16]妇女所遭受的家庭暴力可能性的三倍。目睹父亲暴力行为的男性学会了用暴力解决与配偶之间的冲突,而女性则倾向于在成年之后变的更加被动。因为这样的儿童也可能没有机会学习适当的解决冲突技能和非暴力肯定行为，毕竟父母是最容易接触的模仿对象。当然，儿童习得暴力不仅是从自身所处的家庭，可能来自于更大范围的亚文化群，例如，从邻里之间、[17]从犯罪亚文化或团伙中或者从诸如警察和军队这类特定职业中习得的。因此，为了给成长中的孩童一个学习解决冲突的正常模式，防止家庭暴力的遗传和扩散，必须予以制止。

三、家庭暴力的原因 1.封建文化的残留影响

家庭暴力，尤其是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是夫权至上封建文化的产物。在古代，诸如“夫为妻纲”这类封建礼教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赋予丈夫管教妻子的权利。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男性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女性则被看作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实际上，即使在西方，情况也有诸多类似。“妇女被当作奴隶看待,使用他们从事最繁重、最下贱的工[18]作以及满足性欲。”例如，19世纪的英格兰法律规定丈夫可以拿直径不超过大拇指粗的棍子殴打妻子，这项规定导致了一种常见的英文表达：“拇指统治(rule of thumb)”。男性的[19]性别所有权以及有关统治和控制的论点是许多家庭暴力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平等、独立、自由等价值取向使妇女觉悟程度大大提高，然而，封建落后的夫权思想仍然残留在人们的观念之中，成为滋生家庭暴力的土壤。很多男性认为“娶来的老婆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把对妻子的歧视和打骂视为天经地义。调查显示：37.7%

[13]的施暴丈夫认为,“大男子主义”是其动手殴妻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多数社会成员的意识中依然存在封建社会“国法不及于家”的思想，认为“打家里人不犯法”。2.社会变革造成的影响

按照社会——结构因素论，家庭在面临住房紧张、入不敷出、疾病缠身、失业、和令人心情沮丧的工作环境等困境时容易产生孤立无援和走投无路的感觉，容易产生家庭暴力。[20]近年来，社会急剧变革，尤其是教育、医疗和住房体制改革使得不少家庭经济拮据。面对困境，有些夫妻不是同舟共济共度难关，而是相互埋怨和指责，导致夫妻之间“拳脚相向”，不幸应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俗语。此外，随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施，一些妇女通过努力获得职业发展后使得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有些妇女甚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男尊女卑”格局的失衡。当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优势受到较大威胁时，他们极有可能通过暴力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来恢复以往的平衡。毕竟，两性之间在体力方面存在先天的区别，男性往往更有优势。尤其是那些素质较差的男性，除了暴力，他们已经别无他法来显示自己的强大。

3.不平等的经济地位

男强女弱的择偶观在中国社会长盛不衰，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在结婚最初，男女双方在挣得收入的能力上相差无几，随着婚姻存续时间的延长，也很可能逐渐演变成男强女弱的格局。因为两性之间在生物构造上的差异，妇女在生儿育女等家庭生产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所以大多数妇女在婚后将主动承担更多的家事劳动。众所周知，时间和精力也是稀缺资源。妇女将更多时间投入家事劳动，意味着市场劳动投入的相对不足，导致收入能力的下降。可是，男人在获得经济上的优势后往往要寻求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将妇女放在被支配和从属的地位。尤其是对于那些在经济上无法自立的家庭主妇而言，其生活需要男人的供给，这种人身的依附关系往往决定了她们的弱势地位。在面临冲突时通常不敢据理力争，唯有顺从屈服，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也在所难免。美国学者戴维·莱文森曾对全世界90个未使用文字的农业社会的家庭暴力形式进行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那些丈夫在家庭中掌握了经济和最终决定权以及成年人之间通常以武力来解决冲突的社会，殴打妻子的事件更为司[21]空见惯。4.夫妻感情不和

从古至今，婚姻并不仅仅是因为爱情，甚至有时和爱情毫无关系，昭君出塞便是如此。当前，男方所有的财产、权势、地位和身份，女方所拥有的甜美笑容、美丽脸蛋和魔鬼身材，可能是现代婚姻的重要条件，“男财女貌”变得流行。此外，轻信对方的甜言蜜语而轻率结婚的也不在少数。但这些情况并不必然导致家庭暴力，如果夫妻双方在婚后逐渐培养起感情的话。否则，婚姻关系将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存在仅仅因为感情甚好而不顾一切现实条件而结婚的。但婚后残酷的现实生活和恋爱期间的恩爱甜蜜可能完全不同，引起夫妻感情的裂痕。或者，由于守不住自己的心，一方或双方在婚后移情别恋。总之，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夫妻感情不和。此时，涵养较好的夫妻可能相安无事地冷战到底或者好聚好散，而素质较差和控制能力不强的则缺乏应有的理性认识，可能在矛盾激化后诉诸暴力，采用极端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对方，导致矛盾升级。有调查表明，50%的男性和

[13]34%的女性承认，夫妻感情不和是引起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5.控制措施乏力

虽然我国《宪法》、《婚姻法》、《民法通则》、《继承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行为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缺乏明确的认定和制裁条款。例如，《婚姻法》第43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可是，基层组织的劝阻对施暴者并不具有强制力；而该条文规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前提是受害人提出请求，如果受害人摄于施暴者的淫威或者根本不知道可以求助于公安机关制止家庭暴力时又当如何？反观国外，已有包括美国、英国、韩国和南非等40多个国家制定了反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对家庭暴力作出明确的界定；并承认家庭暴力是针对个人和社会的严重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制裁及其程序；明确了各机构的分工和职责；规定了受害者可以获得的法律咨询和治疗康复项目等各种救助服务等。除了立法本身的不足外，执法不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家庭暴力。“清官难官家务事”这种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执法人员脑中，他们始终认为家庭问题最好在家庭内部解决，害怕公权力介入后不仅不利于家庭纠纷的解决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和睦，而且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当然，有时也是担心自己积极介入后当事人却又和好如初还反过来怪执法人员“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导致执法人员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四、防治对策

1.追究施暴者的民事责任

经济学研究表明，每个行为人都具有理性。如果通过利弊权衡发现行为弊大于利可能导致得不偿失，行为者往往会放弃实施该行为。从现行的控制措施看，对家庭暴力的制裁过轻，尚不足以对施暴者形成有效威慑。《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问题在于，如果无过错方并不希望离婚，那么家庭暴力导致的婚内侵权问题将难以解决。前已述及，家庭暴力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可能对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重大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而又不存在免责事由的，都应承担侵权责任，并不会因为存在夫妻关系而得到豁免。有学者担心，损害赔偿制度在婚姻内适用，不仅无助于感情的维护，更多时候是对感情的进一步

[22]伤害，甚至有可能是对夫妻亲密关系的彻底破坏。目前尚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结论。而且，婚内侵权责任制度的确立只是赋予了受害人追究加害人侵权责任的权利，这种法

[23]定权利还只是属于应然的范畴，是一种可能的状态。此外，也有学者担心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以共同财产所有制为主体，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结果无异于将“左边口袋的钱装进右[24]边口袋”。笔者认为，因财产问题而剥夺受害人追究侵权人民事责任的做法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许多罪犯（尤其是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的罪犯）明显丧失民事赔偿能力，但法院仍有可能判决该罪犯承担民事责任。而且，执行问题也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根据我国《婚姻法》第18条的规定，可以将婚内侵权责任产生的赔偿看作是应归受害人一方所有的财产，对方必须以其个人财产进行赔偿。在判决生效后，只要侵害方有个人财产或者在离婚时分割获得个人财产，受害人都可以要求侵害人用这些财产进行赔偿。[25]除此之外，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也可以通过开设特别账户的方式来保障婚内侵权责任的执行。具体操作如下：法院从夫妻共同财产中划出一笔专项款，并将其存入为婚内侵权受害人在银行开设的特别账户作为受害人的个人财产，而该账户只能凭借受害人的签章才可以提取存款。由于夫妻双方对家庭共有财产都有一半的所有权，所以专项款的数量不是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数量，而是后者的二倍。其效果相当于夫妻双方将一部分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侵害人将自己分得的财产用于承担侵权责任，而受害人则选择了储蓄。2.加强社会控制

在反对家庭暴力过程中，针对当前因“清官难断家务事”等观念而引起执法不严问题，笔者建议借鉴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规定，在警察局设立家庭暴力防治官，由受过

[14]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专业训练的警察专门负责处理家庭暴力问题。正在遭受家庭暴力或者有遭受严重家庭暴力的风险时，受害妇女可以向警察局报案。同时，可以借鉴英国《1996年家庭法》的规定，应受害人的请求颁布禁止令，勒令施暴人停止攻击或威胁受害人；或者颁布驱逐令，将施暴人逐出家庭并允许受害人在家居住。并且，为了确保其有效实施，对违反[26]者可以予以逮捕。此外，为了对施暴者形成更大的威慑，可以借鉴加拿大的做法，并不区

[27]分最轻微的接触和更严重的侵害，任何程度的违背相互信任意愿的接触都可定罪。这种积极干预的刑事司法制度可以向社会传递意义深远的信息：家庭暴力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施暴者为此须承担法律责任。换言之，国家公权力对家庭暴力的介入无须征得受害妇

[28]女的同意，相当于挪威在反家庭暴力案件中实行的“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或者美国实行的“不放弃追诉”政策。在这一政策下，一旦公诉人决定起诉，受害人便无权选择。

[29]无论她是否愿意，都必须参加案件的初审且出庭作证，否则将被视为藐视法庭。政策的实施可以避免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案件后受害妇女因为施暴者求情或威胁等原因撤销指控而使得施暴者能够逃避惩罚。那么，公权力的这种介入行为是否构成了对家庭隐私权的侵犯？笔者以为，家庭内部隐私权的保护不能成为阻断公权力介入的理由，政府在基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正当理由之下，是可以介入个人私人领域的。正如学者所言，隐私权不是绝对的[30]权利，是可以“被侵犯的权利”。3.建立有效的社会救助体系

当前，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由于种种原因或继续留在家庭遭受无休止的暴力,或走出家庭却无处安身，无形中助长了受害妇女对家庭暴力的习得性无助，是导致她们逆来顺受的重要原因。为此，有必要建立起一个以“妇女庇护所”为核心的功能全面的社会救助体系对受害妇女实施有效的救助。这种庇护所应纳入政府反家庭暴力体系之中，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存在，由政府提供主要资金来源。在运作时，庇护所设在相对隐蔽的地方，保证施暴者不容易找到以避开继续骚扰，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个人隐私。而且，庇护所应聘请专门的心理、法律和医疗等专业人士提供服务，也可面向社会招募一定数量的志愿者，并由妇联、民政局、公安、医疗等多部门联合进行指导，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庇护所的主要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项：第一，开展防治家庭暴力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不仅让社会各界认识到家庭暴力的重大危害以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同时普及反家庭暴力的相关知识，帮助广大妇女学会处理家庭暴力问题的正确方法。第二，对于已经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为其提供安身之处，帮助治疗家庭暴力引起的各种伤害。尤其是受害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后引起的极度恐惧等心理伤害，在必要时，可以通过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等措施予以救助。第三，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应对方案。很多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后无所适从，只是选择回娘家暂避或者不理对方等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对方的不正确做法。为此，庇护所应结合受害妇女的实际情况，帮助她们合理应对以争取消除暴力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圆满结局。4.转变观念

我国《宪法》第4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实施多年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当前“男尊女卑”的封建残留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为此，必须通过网络、公益广告、报纸专栏、刷墙、张贴宣传画和报告会等宣传手段，进一步弘扬先进的性别文化，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一种互敬、互爱、互谅、互让和互帮的良好风气，消除家庭暴力的文化土壤。同时，深入开展法制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其学法、懂法、守法和用法的能力，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自觉地运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此外，被害妇女应增强抗争意识，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家庭暴力，通过威胁终止婚姻关系和求助司法途径实施制裁等手段奋起反抗，让施暴者为其不理智行为付出代价。只有如此，方可将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很多家庭妇女甘愿忍受家庭暴力，并不是因为她们有受虐倾向，更多的是因为她们自身素质不高，社会适应能力较差，个别妇女甚至担心自己离开丈夫后无法维持基本的生计。因此，要有效防治家庭暴力，最根本的途径还是提高妇女的综合素质和修养，力争做到自尊、自信、自立和自强。只有如此，方可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的独立，免除对丈夫的依从，从而为自己免受家庭暴力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五、简要结论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同居一室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不仅是直接针对受害人身体实施的暴力行为，也包含当面实施的针对财产的特别严重的暴力行为，但不包括不进行言语交流等冷暴力。在我国，家庭暴力更多的表现为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不仅严重危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危害社会稳定，而且可能给孩童起到不良示范作用，助长其暴力倾向。家庭暴力是由多方面原因引起的，包括封建文化的影响、社会变革引起的失衡、夫妻感情不和和适合控制乏力等。为了有效控制家庭暴力，必须加大制裁力度，增加家庭暴力的实施成本。为此，应建立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追究施暴者的侵权责任。同时，加强社会控制，加大公权力的介入力度。在必要时，为受害人提供一切可能的救助，通过将施暴者驱逐出家或者逮捕等手段使受害妇女再次免受侵害。此外，应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发动一场针对家庭暴力的零忍耐运动，形成社会绝不容忍家庭暴力的态势，消除家庭暴力的文化土壤。最后，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积聚向家庭暴力勇敢说不所需的必要资本。

第五篇：家庭暴力分析及防治的法律思考

家庭暴力分析及防治的法律思考

摘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的家庭关系，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已经日益成为我国法律工作的热点。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是家庭成员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施暴的行为，是一方动用武力和权利来控制另一方的行为。其最主要的受害者是女性。不仅直接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伤害和威胁，而且还破坏了家庭的稳定和安宁，这是与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的。2000年新颁布的《婚姻法》中已把“禁止家庭暴力”作为重要条文载入其中，这意味着“家庭暴力”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已经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为了给予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更适当的协助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必须建立法律、社会、心理各层面的社会支持体系。以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关键词： 家庭暴力 现状 危害 成因 群防群治

一、家庭暴力的内涵及特征

一）国外和国内的不同认识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得早,并已经有了多年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经验。有代表性的，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性伴侣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从英国学者观点看出:“家庭”不仅指有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的生活共同体,而且还包括同居关系及婚姻关系终止后出现的暴力行为，“暴力”主要指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有害行为。

在我国，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以婚姻，血缘和法律关系为基础而构成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以暴力、胁迫、摧残、折磨或其它手段侵害家庭成员身体、精神和性等人身权利的强暴行为。

二）社会学的认识

社会学者认为：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止家庭暴力，必须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同时，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通过培训、宣传等社会手段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为家庭暴力受害者（主要是妇女）提供有效的社会救助，以及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的平等，将反对家庭暴力作为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

三）我国法律对家庭暴力的界定

《婚姻法》修正案第三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一条对家庭暴力的范畴作了明确表述：“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家庭暴力基本上是家庭中居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实施的。以前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新的趋势在发展，男性也开始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本文所指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中，夫妻之间即婚姻主体之间的暴力行为。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得早,并经历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性伴侣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

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从英国学者观点看出:“家庭”不仅指有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的生活共同体,而且还包括同居关系及婚姻关系终止后出现的暴力行为。行为方式不仅有直观性还有非直观性的。可见,家庭暴力是许多不同行为所体现的一种共同性,这些行为的共同目的都是施暴者为了实现对受害人的控制。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性方面的强暴行为。按其危害程度可分为重大暴力与一般暴力两类。

因此，家庭暴力从形式上来看,可分为以下三类:

1）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行为,如:殴打、推搡、打耳光、脚踢、使用工具进行攻击等。

2）语言暴力:以语言威胁恐吓、恶意诽谤、辱骂、使用伤害自尊的言语,从而引起他人难受。

3）性暴力: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

二、我国现阶段家庭暴力的现状、危害及成因

（一）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家庭暴力，顾名思义，是在家庭内出现的以武力侵犯他人人身或对其精神折磨的强暴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家庭暴力”的概念解释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法律第一次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家庭暴力进行了较为明确地说明，除了“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外，还补充了“其他手段”，在造成的后果上，除了身体伤害外，还有精神方面的侵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妇女作为主要受害者的家庭暴力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冷暴力”、“精神虐待”、“高知识阶层”等逐渐成为谈论家庭暴力问题时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国调查发现，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据国务院《中国妇女状况的白皮书》统计，我国每年解体的40万个家庭中，四分之一缘于家庭暴力。根据中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门统计，在目前的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占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90%——95%是女性。在我国农村，家庭暴力可谓司空见惯，丈夫虐待、殴打妻子的事时有发生，一些人对其可谓近乎麻木。据不完全统计，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我国家庭暴力上升了25.4%。以我市妇联为例，1991该组织接待来访的家庭暴力事件358件，占该类来访的15.21%，到1996年已增加到25.7%。家庭暴力成为引起婚姻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据司法部门资料表明，家庭暴力案件约占婚姻案件的30%，个别地区高达50%。2000年，江苏省妇联在南通监狱女子分监进行了相关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237个存在暴力的家庭中，有125人的犯罪直接与家庭暴力有关，占52.74％。125个直接因家庭暴力而犯罪的女性中有93人长期受到丈夫的殴打、虐待，占74.4％。她们所犯罪种涉及到杀人、介绍容留卖淫、伤害、拐卖、盗窃、诈骗、抢劫、纵火、爆炸等，有62人犯故意杀人罪，占49.6％；伤害、投毒、爆炸、纵火等恶性案件17起，占13.6％。栖霞区某镇妇女胥某因家庭暴力引发的矛盾，在两年中频频到镇、区两级政府上访闹事，严重干扰了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众所周知，家庭暴力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是社会公害，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范围。是现代化生活中的一颗“毒瘤”。是古今中外家庭常见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丑恶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家庭中的弱者,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都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严重危害了妇女身心健康,侵犯了妇女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2001年4月实行的新婚姻法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制裁条款，如将家庭暴力作为受害方提出离婚的一个条件，受害方离婚时可请求损害赔偿等，还明确规定受害方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援助和居委会进行劝阻，因此，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法律予以制裁的行为。因此，不管是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行为，还是一般违法的家庭暴力行为，都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减少和消除。惩治家庭暴力，实现男女平等，有利于维护和睦、文

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家庭暴力的危害：首先，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其次，家庭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此她们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只不过因为身体上的损伤是外在的、较为明显而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精神上的损伤是内在的、较为隐蔽而容易被忽视。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遭受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有的悲痛欲绝,导致心情抑郁或精神分裂。在找不到正当的解脱途径的情况下,她们只好采取回娘家、出走,甚至自杀等消极反抗方式。当虐待超过了她们肉体、精神的承受能力时,有些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第三，家庭暴力严重地危害社会安定、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创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生命、生存及人身权利、人格、名誉等这些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直接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严重地危害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斥吵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会是幸福、快乐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深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伤害,也会给下一代人的心理投下灰暗、悲伤的阴影,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等心理障碍。在他们长大之后,如果其心理得不到及时诊治,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其中有的人甚至会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一点,已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案例所证实。

（三）家庭暴力的成因：家庭暴力问题似乎只在２０世纪末以来凸显出来，是因为在过去被其他问题如战争、经济等问题所掩盖。这一问题自从剥削社会产生以来就非常严重地存在并且作为当时社会一种“合法行为”存在，是经济制度、法律规则、风俗习惯、科技文化的综合产物。

（一）家庭暴力是封建思想在现代社会遗留的痕迹

男权主义、父权思想的存在是产生家庭暴力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三从四德”,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子女则实行惩戒之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推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掌握家庭经济权力的家长,对家属当然地享有至高支配权,从而使干涉与侵害妇女、子女的人身权利的行为合理合法化。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家庭暴力似乎变得顺理成章。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并不是说人们风俗习惯、观念、思想意识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文精神并未像西方人文精神那样促成了现代法治的诞生，相反却构成了德治或者人治的“温床”。鲁迅先生说，在旧制度下女人就是男人的私有财产，这个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格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的头上。③这种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意识使一些女性心甘情愿的受制于丈夫之下，心理上没有独立的人格，在发生家庭暴力时仅仅是逆来顺受，由此更助长了丈夫的嚣张气焰，从而使家庭暴力反复性与循环性并存。

（二）家庭婚姻的“腐败”现象诱发了家庭暴力

广西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张英忠教授指出，引发家庭暴力事件的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家庭婚姻的“腐败”现象所致。现在市场开放了，但在开放的同时有些人过分的追求所谓的“思想开放”，受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而丧失伦理道德，贪图享乐，追求金钱美女，“包二奶”、“养情人”的现象似乎司空见惯，对家庭、对婚姻没有责任感，这种现象称为家庭婚姻的“腐败”现象。《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又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该条表达了准予离婚的一个理由，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家庭中受危害的一方当事人，通过解除婚姻来达到这一目的，使受害人远离被害人。殊不知因为此条款也助长了家庭暴力行为，使那些施暴者借此达到离婚的目的。

（三）女性经济的不独立也是产生家庭暴力的一个原因

无可否认，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男性仍然占主导地位，并且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女性下岗的问题也十分严重，这样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困在家中，她们无经济收入也无经济地位，只能依附于丈夫，这样很可能成为丈夫随心所欲施暴的对象。④丈夫对妻子施暴，有很大的原因是觉得自己对妻子有足够的控制力。如果妻子有相应的社会地位，经济来源，那么丈夫就不会轻易对妻子施加暴力，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立法不完备和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国目前尚无明文惩处家庭暴力法律规定,虽然《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残害妇女,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

（五）司法的漠然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因为家庭暴力并非一般的治安问题,还涉及到感情因素。司法人员认为“清官难官家务事”，他们怕自己正儿八斤的去处理了,可当事人之间马上又和好了,反过来还怪自己多管闲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除了上述原因，此外还有社会压力的因素，个人的道德品质，思想修养，教育水准，法律意识，性格脾气，居住条件及生活环境等因素，总之，家庭暴力有其存在及爆发的必然性。

三、预防和整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

第一，注重立法，使惩治家庭暴力行为有法可依。联合国 1993年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我国也高度重视家庭暴力问题，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2条规定，“禁止残害妇女”。第34条规定，“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第 35条规定，“妇女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溺、弃、残害女婴；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妇女；禁止用迷信、暴力手段残害妇女；禁止虐待、遗弃老年妇女。”

为了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和救助，并考虑到与其他法律有关惩治家庭暴力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相衔接，修改后的《婚姻法》作出了规定：第一，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第3条)。第二，实施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第 43 条第 1款)。第三，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第43条第2款)。第四，实施家庭暴力，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第43条第3款)。第五，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 45条)。第六，一方实施家庭暴力，另一方要求离婚，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第32条)。第七，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第46条)。

第二、以司法控制为核心。就是要求国家的司法力量(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对家庭暴力施暴者进惩罚，对受害人进行司法救助，从而有效控制家庭暴力犯罪的发生。我国实践中对于家庭暴力的司法处理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对于构成刑法规定伤害罪和遗弃罪的案件，由公安机关逮捕，经过检察机关的起诉，最后由审判机关定罪量刑。虐待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只有受害人本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害人受到精神强制无法告诉，检察机

关才代为向人民法院告诉。实际上，这两种处理途径都不利于家庭暴力问题的真正解决。这两种司法解决的方式都要求进入正式的司法审判程序，对施暴人进行定罪量刑。而家庭暴力不同于其他暴力犯罪。受害人与施暴人之间存在共同的生活关系，彼此有着感情的联络。很多受害人寻求司法介入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施暴人的家庭暴力，使其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而不是希望施暴人接受现实的严厉刑罚处罚。对于很多家庭暴力的施暴人进行定罪量刑，特别是对生活压力而产生的家庭暴力和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暴力的定罪量刑，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为被害人带来了更多的现实生活问题。这种司法手段的介入不是对被害人的帮助，而是给被害人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因此，对于家庭暴力的处理，除了极为恶劣的暴力行为，应在遵循被害人意愿的基础之上，由公安机关作为进行家庭暴力处理的主要机关。

第三、健全机构，调动全社会反家庭暴力的力量。在我国,根据全国妇联权益部的调查,近年来,各地在反家庭暴力方面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有效地制止家庭暴力。二是各级党政领导和工青妇组织把反家庭暴力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形成全社会重视、各机构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局面。三是上海、北京等地成立了家庭暴力救助中心, 开辟了妇女热线电话,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帮助和心理咨询。北京丰台区铁营医院成立国内第一家反对家庭暴力行动的医疗机构；北京、青岛、江苏等地也成立了“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为司法机关提供了确凿的伤害证据。近年来，美国一些地方法院纷纷设立审理家庭暴力案件的专门法庭，以便及时、有效地帮助那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据统计，美国加州马丁县的家庭暴力法庭建立三年来，家庭暴力案件下降30%。第四，注重调解劝阻与惩罚制裁相结合的措施。建立多层次多机构的社会支持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居委会等组织的调解作用。.强调执法机关及时介入,有效制止的职责。建立类似于国外妇女庇护所性质的社会救助机构。以帮助受害人及时摆脱家庭暴力。

第五,重视和加强对妇女自身素质的教育工作,提高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转变妇女的屈从和依附观念，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受害者采取极端报复行为而成为触犯刑法的罪犯。《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48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有权要求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可以向妇女组织投诉,妇女组织应当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保护被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因此,各级妇联组织要对妇女加强普法宣传教育,让保护妇女的法律规定深入人心,提高广大妇女的法制观念,增强其反家庭暴力的自觉性和斗争性,这是改变妇女家庭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增强防暴、抗暴能力。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制家庭暴力时,要及时求助于邻居、街道、所在单位组织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扼止家庭暴力的再次发生。妇女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应选择法律而不是选择极端的报复手段，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六，加强公民伦理道德教育，倡导和弘扬法治、民主、平等、文明，提高全民道德水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的二十字道德规范就教育人们要具有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途径展开宣传教育，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此外,对残害妇女的家庭暴力行为要通过社会媒介和舆论监督及时地曝光和谴责,对欲施暴者起到警戒作用,提高全社会对家庭暴力行为危害性的认识,达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目的。家庭成员间发生矛盾时，要善于克制自己，不要恶语相对，要做到互爱、互谅、互让。基层组织及公检法司部门应当建立和健全家庭暴力防范体系，把家庭暴力消灭于萌芽状态。因此，对家庭暴力应实行综合治理，发挥社区、单位和执法机关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使家庭暴力走出“邻居不劝，居委会不问，单位不管，不出人命执法机关不理”的真空地带。为了有效地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受害人要甩掉“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勇敢地运用法律武器，捍卫法律赋予自己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社会各阶层、执法机关要

改变“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漠视态度，对于家庭暴力不仅要管，而且要加大治理力度。我国在 2001年 11月 25日迎来了中国第二个“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随着全社会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和防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家庭暴力行为将得到有效地遏制。

第七构架家庭暴力法。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法。针对家庭暴力的长期性、复杂性与严重性,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家庭暴力法。1995年12月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家庭暴力法案》，全面调整家庭暴力问题;英国也于１９９４年出台了家庭暴力法;新加坡对此也有专项立法;在我国台湾地区,１９９８年也通过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从刑事、民事、家事和防治服务多种角度,治理家庭暴力问题。由于我国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均散见于各类法典,法条中并有许多的漏洞与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之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会实践。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立法规划中,也应将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纳入其中,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行动有专项法律可依,且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到统一的威慑作用。

结束语

完善的立法能够为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为坚实的基础和后盾，完善的司法能够为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为有力的执行力保障；有效的司法干预机制能够用法律为受害人擎起没有暴力的蓝天。但是“家庭暴力不是一下通过适当的法律干预就可以消除的简单的法律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通过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和对待妇女儿童的根本性变化才能消灭。”因此为受害人擎起没有暴力的蓝天，我们仍需做长期艰苦的努力。从更高的意义上讲，加强反家庭暴力的法律研究和司法实践，利用法律的武器遏制家庭暴力，维护家庭的和睦，增进两性成员在家庭内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必将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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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有佳：《现代化城市生活的一颗毒瘤》，载《人民日报》，2003.4.3

作者：鲁小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