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共党史：一大会议上毛泽东》

第一篇：学习《中共党史：一大会议上毛泽东》

学习《中共党史：一大会议上毛泽东》

心得体会

近日，听完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谌赤军所讲的《中共党史：一大会议上毛泽东》一课后，深受激励，感想颇多。

毛泽东成为参加中共一大的湖南代表，绝不是出于偶然，而是他走出山乡追求新学、又在北京大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再返湘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必然。

一个人经历的环境决定思想走向。毛泽东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恰处于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国多难兴邦的岁月。

毛泽东出生于湘潭县韶山冲一务农之家，此后身历农、兵、学三界。他少年读私塾，16岁进入新式的东山小学堂。在当时普遍矮小的南方人中，毛泽东身材高大，又清秀英俊。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出于对黑暗的清王朝的憎恶，加入湖南新军当兵半年。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毛泽东是惟一当过兵的人，后来他能在党内出色地领导革命军队和进行战争，很大程度是由这段经历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于1912年退伍到长沙入师范学校。1918年从师范毕业，随即到北京。经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和李大钊同意，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每天除了扫地、擦桌子和整理图书，主要负责管理报纸和登记。据毛泽东在陕北时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的情景是——“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此时，陈独秀和李大钊总是耐心地回答这位湖南青年的问题，并热情地向他传授新思想。毛泽东特别深情地回忆了陈独秀，认为“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这位湖南青年由此找到通向新思想之门，并找到了引路人。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在小学找了个历史教员职位。随后“五四运动”爆发，他创办了《湘江评论》，不过还是欣赏激进的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同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拜访李大钊并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情况，还参加了北大学生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等举办的“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Communism的谐音），按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此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坚定了信仰的毛泽东，于1920年夏天到上海同陈独秀相商，随即返回长沙，联络新民学会的朋友相继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10月间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领导的长沙青年团组织随后便转为共产党。

1920年驱张（张敬尧）运动成功后，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

湖南自治运动很快以失败而告终，而毛泽东也终于摆脱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的信中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从1921年至1976年这长达55年中，毛泽东的名字一直与党的历史连在一起。经过开展农民运动、组织暴动、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军，他受到全党拥戴，于1931年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成为中国革命政权的最高领袖，“毛主席”之称从此传出。1935年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又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他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并迈开了建设国家的新步伐，其理论和实践的正确为举世公认。在探索建设道路中，毛泽东有过失误，然而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中国亿万人民始终敬仰和怀念这位改变了国家和世界面貌的伟人。

毛泽东同志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的理想、他的信仰、他的无私、他的艰苦奋斗、他的治学精神、他的灿烂诗篇和不朽文章、他本人和他的家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付出的巨大牺牲、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赫赫战功和卓越政绩，为中国的独立、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为捍卫国防、为改善人民生活、为惩治腐败实现社会公正、为改革开放事业的奠基、他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复兴所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劳。他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是共和国之父，现代中国的灵魂。

第二篇：学习中共党史主要学什么

学习中共党史主要学什么

党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在短短的几十天中，不可能学得很详细，只能抓住最主要的东西，学习最主要的经验，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那么，应该怎么学习这条基本经验呢？

第一，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当前，特别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首先就要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也就根本谈不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早参与建党的人，后来分道扬镳，得到不同的结果，就与他们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有密切的关系。就拿参加建党的一些人来说，张东荪、戴季陶等人都曾参加上海党组织早期的活动，但一听说要成立中国共产党，张东荪马上退出，他后来成为中国国家社会党的领导人，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戴季陶第二个退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反动理论家，坚决反共，瞿秋白被捕后就是他建议蒋介石杀掉的。沈玄庐（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都曾经是上海党组织的正式成员，后来的路也各不相同：沈玄庐曾领导我们党最早的浙江萧山衙前的农民运动，但后来被开除出党，成为国民党中的老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成员；邵力子后来退出，成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但后来参加国共和谈后于1949年5月通电拥护共产党，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施存统是共青团第二届中央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虽然退党，但一直拥护共产党，后来成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建党时期最有名的两个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即所谓“南陈北李”，命运也各不相同。李大钊于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为革命而献身；而陈独秀先是犯了右倾错误，后又接受托洛茨基的极左观点，被开除出党，组织托派组织，被时代所抛弃，最后穷困潦倒病死与四川江津，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参加党的一大的十三个人，后来的命运就更不相同。有两人后来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是毛泽东、董必武；有4人被敌人杀害，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就是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其中李汉俊虽曾脱党，但继续参加革命斗争，1927年12月被国民党军阀杀害，仍被认定为革命烈士；因病去世的一人，就是王尽美；脱党后重新入党的一人，就是曾担任第一届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脱党后担任过国民党的一些职务，建国后回到北京、曾担任国务院参事的一人，就是包惠僧；后来接受托洛茨基观点，被认为是“托派”组织成员、开除出党的一人，就是刘仁静；叛变革命跑到国民党那里当特务的一人，就是曾担任第一届中央局组织主任、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最后穷困潦倒客死于加拿大；成为大汉奸的二人，就是周佛海、陈公博，一位被判死刑病死于狱中，一位被处决。后来在六大上被选为党中央主席的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成为叛徒，也是因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与这些叛党、反党的人相反，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夕的危急时刻，或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之下，却有大批的人不顾危险，毅然加入共产党。徐特立等人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前夕加入的，而贺龙、郭沫若、彭德怀、廖承志等人，都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之下加入的。从以上这些人的身上，可以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现在，有的人虽然口头上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但心里并不真正信仰，存在着以下三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怀疑主义和“过时论”，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了，没有必要再加以坚持。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确实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所处的时代大不一样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根据当时情况所作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它们所提出的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正确指导。不能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具体结论已不适应现在的情况，就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不再加以坚持。现在有一些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著作并没有认真学习，就在大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基本原理，我们并没有深刻领会，应该认真地加以学习，不能轻易地加以怀疑。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种倾向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不从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仍然还在坚持马、恩、列、斯、毛等人根据当时情况所作的一些具体结论，或者仍然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过去那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中，僵化地看问题，觉得这也不顺眼，那也不称心，以实践中、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怀疑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甚至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搞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们“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别人都脱离了甚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们这种态度才恰恰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第三种倾向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仅仅在口头上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而心里想的、行动中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口头上讲得呱呱叫，实际上却背道而驰，甚至连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都没有，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欺压百姓，胡作非为。原山东一位市委书记，曾写过一本书，其中大讲什么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展反腐败斗争，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把党建设好”等等，可是做的正与此相反，连一个市委都带坏了，结果被绳之以法。1996至1997年曾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的原浙江省仙居县县长，是我国留学美国、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ＭＢＡ），并走上县级领导岗位的第一人，曾因其特殊身份和不平凡的工作业绩，被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报道过，但后来也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998至1999年曾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的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在这里学习时讲得头头是道，党性分析也作得很好，可是一到星期六和星期天，就飞到澳门去豪赌、狂赌，一共输了4000万，结果回去不久就被判刑。他们本来都是很有前途的人，可是由于言行不一，都身陷囹圄。江泽民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曾引用荀子的话批评那些言行不一的现象：“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i[i]像各地那些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的腐败分子，就是这种“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必须坚决地清除掉。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不能搞教条主义。

我们要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但是不能搞教条主义，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方针。毛泽东曾把它提到党性的高度，指出“没有科学态度，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ii[ii]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曾使我们吃了大亏。我们党的领导人犯错误，大部分都与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有关。党的第一任领导人陈独秀，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人，曾经反对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但实行国共合作以后，则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方针。当时，共产国际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把维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看作最重要的方针，但又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主张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步步退让，陈独秀由于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也执行了这一错误方针，因而犯了右倾错误。后来，他对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推给他很不服气，转而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组织“左派” 反对派。无论是他接受共产国际的右倾主张，还是接受托洛茨基的极左主张，实际上都是照搬照抄外国的观点。接替陈独秀在党内负总责的瞿秋白，则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左”倾理论和指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本来陷入了低潮，需要保存革命力量，可是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正处于十月革命前的形势，很快就会出现革命高潮，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了革命，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不断革命”，并将民主革命一直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李立三在1930年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是与共产国际的“左”倾理论和指示分不开的。王明更是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他马列著作背得很熟，做报告时随口就能引述马列的著作，唬住了不少人。但是，他只知道背诵马列的结论和词句，把这些结论搬到中国来，却不知道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运用。直到延安整风运动中，他还反对理论联系实际。他在延安女子大学传达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还说要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说什么 “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女大学生学他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用，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他强调学理论是对的，但反对理论联系实际是错误的。正因为他坚持教条主义，结果

先是犯 了“左”倾冒险主义，后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惨重的损失。后来他在作检查时，也承认他的几本小册子，完全是从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中照抄过来的。

在遵义会议以前，党内的教条主义是非常浓厚的。对于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共产国际的指示，都把它神圣化，认为不能有任何怀疑，必须绝对地贯彻执行。一些人自以为在莫斯科喝了洋墨水，吃了洋面包，就看不起在国内搞实际斗争的人。对于毛泽东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做法，很多人毫不以为然，认为是违背了国际指示，讥笑山沟沟里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

对于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做法，毛泽东曾给予深刻的批判和讽刺。他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 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iii[iii]这里所说的“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正因为毛泽东深刻地批判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从而领导全党实现了认识上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可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又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教条式地理解和对待了马列著作中一些已经过时的或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结论。例如列宁曾经说过，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我国的过渡时期到1956年就结束了，进入了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可是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这个变化。他虽然在1956至1957年上半年，曾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从1957年下半年起，就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如此，他还把过渡到共产主义之前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于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进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把这种“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在1957年到1978年的20年间，我们党政治上的很多错误都由此而来。又如对于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解，认为所有制结构应该是单一的公有制，甚至提出要“一大二公”，越纯越好，以致出现“穷过渡”；经济体制应该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产品由国家直接调拨，企业由国家直接管理，否定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分配制度应该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甚至赞赏 供给制，以致形成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倾向。这种目标模 式，在1958年春天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伯达等人的谈话，以及1966年5月7日毛泽东致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里边有些原则马克思虽然也说过，但那是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很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实行，难免带有空想的色彩，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的发生。他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总起来讲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对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里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之所以如此，除了过多地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不顾实际地照搬了马列的一些论述和苏联的模式。

直到现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有的人动不动就引用几句马、列、毛的个别结论，来怀疑甚至指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iv[iv]，即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也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了三个不能“停留”，即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在十五大报告中，他又郑重地强调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提出了三个“着眼于”，即学习时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三个不能“停留”和三个“着眼于”的实质，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和成就，可以说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七十年代末从真理标准问题

大讨论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都产生了伟大的成果。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在新的历史时期，也有过三次思想解放，这就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党的十五大。这三次思想解放，也都产生了伟大的成果。第一次思想解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第二次思想解放，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次思想解放，又开创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没有这三次思想解放，就不能冲破“两个凡是”、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因此，要除破教条主义，就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三，认真调查研究，认清中国国情，处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本地的实际出发。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必须认清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曾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v[v]但是，从党的历史来看，要认清国情是很不容易的，在这方面曾发生过多次曲折。在党成立之初，由于对国情缺乏认识，党的一大确定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在党的二大上，虽然对国情有了初步的认识，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但这种认识是不深刻的，尤其看不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接连犯了三次“左”的错误。为了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当时曾开展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等人认真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引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党的领导人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又发生了偏差。毛泽东虽然也认为中国“一穷二白”，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但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缺乏认识。他脱离中国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实际，不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而是过于频繁地调整生产关系，大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而且急于求成，急于过渡，急于超越。1958年，他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企图尽快在主要生产指标方面赶上英国，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且要求的时间越来越短。即使在“大跃进”遭到挫折的情况下，他还认为中国可以很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在“五 七”指示和后来关于学习理论的指示中，他又几次提出应该消灭城乡、工农等差别，使很多方针政策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

第三篇：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总结

重要会议 古田会议——新型人民军队建设

时间与地点：1929年12月于福建省

会议背景：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随后，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于1929年1月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

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会议内容： 最为核心的内容是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案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即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决议案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办法。决议案在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并且提出了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等要求。

意义：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共产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内容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2遵义会议

时间与地点：1935年1月于贵州遵义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

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主要内容：《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瓦窑堡会议

时间地点：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背景：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先后与日军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这个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的。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议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此期间，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迫切要求对日本进攻以来的国内形势作一次正确的分析，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和政策，纠正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为此，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会议内容：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指出：当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会议意义：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 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遵义会议只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而瓦窑堡会议则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这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洛川会议 时间地点：洛川会议是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背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战局变化急剧。日军于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国民政府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不愿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

会议内容:分析了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实质和危害，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强调党的工作重心是战区和敌后；决定以减租减息政策作为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关于军事问题，报告指出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变为分散使用的游击军和游击战。

第四篇：学习中共党史心得体会

学习中共党史心得体会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阅读学习，使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一路走过来的艰辛，更加坚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服务人民的宗旨。在美丽而宁静散发着书香气息的大学校园里，每一位学生慢慢接触着共产党文化的熏陶，使他们向往着党，励志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读党史是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细致并全面解读最好的方式，至此，读完这饱含深刻意义的党历史，知道党的思想是博大精深、实践是永无止境的，其次就是要更加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多方面充实自己，然后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党服务。经过党史学习，让我更加深刻的认识了党，以及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即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党的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党的先进性始终是贯穿党的建设的一条红线。在战争年代，我们党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推进党的建设，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当时党员的先进性表现为：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直至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科学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期间党员的先进性表现为：始终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最前沿，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昂扬的斗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率先示范，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新世纪新阶段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这是党在新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实践，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先进性的生动体现。第十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中提出的。提出“八荣八耻”的目的在于引导中国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内容的深化和提升。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抓住了当前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体现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融为一体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就应该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看待名利、权力和地位，勤奋、努力的学习，努力地培养自己创新精神，要甘于奉献，不断加强党性锻炼，保持共产党员本色。

我清楚的知道自己还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我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会在以后的学习与生活中努力提高自己的本领、弥补自己的不足。我希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能在党的大熔炉中不断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接受党组织的帮助和教育。最后，我想以一句名言来与各位预备党员共勉：行动胜于言，让我们一起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党员。

第五篇：学习中共党史心得

前段时间，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学习了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风风雨雨走过90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不容易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华大地千疮百孔，饿殍满地，内有军阀连连混战，外有帝国主义炮火连打，但是，伟大的革命先烈们，顶住了重重的压力，于192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确定党的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但对于复杂、落后的中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搞清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制定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仍需一个探索的过程。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二大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昂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确认实现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了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得辉煌历程。这9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救国之路，经历了许多坎坷，走了许多弯路，但是，我们的先辈们始终不曾放弃希望，直到胜利的光芒洒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更是把经济建设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实现了改革开放，建立了一个和谐发展的全新中国。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党的历史发展不同时期，党的先进性始终是贯穿党的建设的一条红线。在战争年代，我们党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推进党的建设，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当时的党员先进性表现为：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直至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十几结合起来，形成了科学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期间党员的先进性表现为：始终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最前沿，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昂扬的斗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率先示范，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们在学习中共党史的过程中，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留给我们放入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今天，我们学习中共党史，不断扩大学党史的层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共党史，就是为了总结失败的教训，汲取成功的经验，充分借鉴历史，努力解决好工作中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从而更加紧密的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建设美好的明天而努力。

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也是将来对过去的反应；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学习党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过去才能看清前进的方向；学习好党的历史，了解过去才能把握好今天，把握今天才能创造明天。历史是一本太严肃的教科书，我们的党史，正是一部描述中华民族走劫难，挺起脊梁的鲜活教材，党史记录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一个又一个奇迹，这其中的经验和智慧无不凝结于党的历史。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所骄傲和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