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篇：略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略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摘 要】法理学包括了法哲学和法的理论。中国大陆法学界有人在探讨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主张把法哲学从法理学中分离出来，强调法哲学与法理学的不同。文章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中国法理学；基本问题；研究

《法学基础理论》的教材中，虽然也包括了一部分法学学的内容，但这部分内容的份量很有限，一般都只在导论或绪论中阐述一些法学基础理论，而教材的主要的、绝大部分的内容是阐述法的基础理论或法律基础理论。法理学的改革，使这门学科得以名副其实。

一、现代法治秩序之塑造

现代法治秩序的构建问题是中国当代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从法理学的角度看，又包含观念与制度两个方面。第一，一些基本的现代法治观念与原则的重新梳理与富有中国法理学自主性品质的确立。笔者认为这个基本工作，是当代中国法理学的一项首要的学术工作。因为，百年来，我们的法理学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法学以及法律秩序，给予了一定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建国以来，对于苏联“国家与法”的法制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也给予了一定的研究，并且落实到法制实践之中。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法理学并没有把两个路径的法理学之基本观念与原则，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法理学，放在整个现代法制秩序的框架内，加以富有中国化的学术理论上的梳理与研讨，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移植，就是意识形态化的被利用，中国现代法理学的自主性品质还不明显或还根本没有确立起来。第二，中国的现代法治秩序，从根本性上说，是一种制度建设，所以，当代法理学的基本任务就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性和观念性的自立自足，而是要具体地融汇于中国的法治构建。西方的现代法理学，乃至其当代的最新法理学，都与西方社会的现实进程密切相关，西方社会很多方面已经到了后现代那一步。关注中国的法律制度实践，就是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基本问题。这个制度实践之法理学问题，首先，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的法理学，或具体一点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秩序的法理学。关于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宪法学，更需要法理学给予梳理、研究和诠释。共产党通过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属于现代国家的制度形态，关于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法理，或人民主权的建国理论，无论从宪法学原则还是从法理学原则方面，时至今日尚缺乏一些理论上的经典论述，其中，人民、中华民族、共和国、宪制、公民、权利保障、分权制衡、制宪权、立法权、政府论、代表制、民主、司法、人权等，这些关涉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与制度，确实需要从基本的法理学层面予以论述。其次，关于民法问题，或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国有与私人财产、商品交换、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为未来民法典提供理论基础的中国当代的民法哲学，当然也属于法理学的基本问题。民法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法，其各个时期和版本的民法典，都为其社会的塑造和演进，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中国的当代法理学，其基本问题之一，无疑是推进这个民法法理学，从而在未来恰当的成熟时期，完成中国民法典的现代工程。

二、如何看待新旧两个法制传统

革命建国之后，如何建立现代法治秩序，如何面对法制传统，这无疑是一个法理学的挑战问题。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在前30年，我们显然是一种激进主义的反传统法理学，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中达到极端。其结果在此也不用多说，既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法治秩序，也没有保存好传统，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我们才开始采取现实主义的理性态度，建设自己的法治秩序，时至今日，小有成绩，尤其是经济方面，俨然一个大国崛起于当今世界，近些年来，激进偏颇的民族主义十分嚣张，相对于中国现代法治秩序的重大不完善，这种情况令人堪忧。从当代法理学的视角看，我们有新旧两个本质上不同的传统要加以对待。新传统表现出一个重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特性，即一个从苏俄模式的现代法制秩序，逐渐向一个现代法治文明国家的演变，尽管时至今日并没有完成，但毕竟有了一个曲折的转变过程，就其未来方向来说，是与当代法理学的基本主题相一致的。如何对待新旧两个传统，应该采取保守的渐进改良主义，激活旧传统中的优良民族法制资源，纠正新传统中的激进主义偏差，逐渐建立起一个符合现代法治秩序的中国主体性的法治文明。所以，复古主义的所谓各种新儒学或新法学，在今日的中国是走不通的，王朝体制、天下秩序的复辟，在今日世界格局下已是明日黄花，但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德治理想，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一些古典的伦理观念和原则，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大的价值，尤其是在矫正自由主义的权利法理学之过度膨胀和极端化方面，仍有积极意义。但是，它们也需要创造性的转换。至于对待百年“党国”体制新传统，也不能一概拒斥，同样应该抱有同情性的理解，毕竟它们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一种选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关键是如何寻找一条稳妥的改良之道，从而以最小社会代价地走出“党与国家”体制，完成现代法治国家的法理学转型。当前中国法理学普遍存在着两种隔膜甚深的话语，一种是西方现代法理学的复制移植，在空泛的所谓纯学术研究中连篇累牍，另外一种则是法律条文的实用主义注解，在不言自明的潜规则之下有着广阔的操作空间。在现代法治秩序的前提下，如何建设性地弥补理论研究与法制实践之间的鸿沟，也是当代中国法理学之基本问题之一。

三、基于优良法治的对风险社会的应对

首先，在对待当今风险社会的法理学学科构建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普遍的人类核心价值观念以及基于这些观念的法治体系，这是所谓“共同责任”的理论基础。共同性或普遍价值便成为法理学的学理依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承认这些法理学的基本价值，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模仿、追随西方价值，而是与西方世界以及其他世界共同应对现代风险社会的挑战，是基于中国自身问题的理论诉求，要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必然使我们接受或承认人类共同的价值。其次，应该看到，上述的普遍价值观念是需要一套优良的法治制度支撑的，对于风险社会，这套优良制度的支撑就更加迫切。尽管我们在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的举措方面，尤其是在一些涉及我们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联合国乃至地区组织的法律机制的磋商、谈判和构建等问题上，力求某种“差别责任”原则的实现，但这些差别责任原则不是为了回避乃至拒绝我们的“共同责任”原则，而是为了促进我们构建一个优良的法治秩序，是为了为人类共同的命运作出未来更大的贡献。中国的法理学应该有一个世界眼光，有一个基于自主性的全球化条件下的责任担当。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有三个层面的命题：一是建立一个现代法治秩序的法理学，一是改良新旧传统的法理学，一是面对全球化新挑战的法理学。三种形态的法理学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即处于古今中西之交汇的现代中国转型社会的法理学，这个历史的巨变时期对于我们既是一个挑战。

【参考文献】

[1]贺卫方.关于法治与法学研究[A].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C].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粱治平.法律解释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杜，2008

[3]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第二篇：法理学的基本问题

法理学的基本问题：法律是什么？

一、“古典争议”的基本内容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两千多年来法律思想史上的一件名案，至今仍争论不休，无法解决。耶林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乃法理学上的好望角，法学的航海家如要克服那危险，可能遭遇全船沉没。所有的规范法理学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在次问题上形成的流派，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大理论领域：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

1、“古典争议”的表达方式：

一般表达方式：法与道德在概念上有无必然关联？ 具体表达方式：实证法与自然法有无必然关联？ 具体表达方式：存在的法与当为的法有无必然关联？ 哲学上的表达方式：实然与应然是否截然二分？

哲学上的表达方式：事实与价值是否截然二分？【休谟问题：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必须二分。休谟展开如下推理：首先、人类理性（或研究）的对象可以自然分为两类：观念的关系和实际的事情。属于第一类的，只需要依赖直觉的确定性而非既存的任何事物就可获得。第二类知识的获得并非由先验的推论得到，完全是根据经验连结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的理性如果不借助经验，那么他从真正存在的和实际的事情中也不能推得什么结论。其次、休谟讨论了理性的作用。他认为理性的作用在于发现真或伪。对真或伪的判断的关键在于对观念关系是否符合，或者对实际存在的事情或事实是否符合。因此，凡不具有这中符合或不符合关系的东西，既不能称为“真”，也不能称为“伪”，并且永不能成为我们理性的对象。因此，由于情感、意志等都无法用“真”或“伪”进行评价，它们就丧失了成为理性之研究对象的资格。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休谟在讨论道德命题时，发现他所遇到的不再是事实命题中通常所采用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这些命题是以“应该”或“不应该”联系起来。因此，既然这个“应该”或“不应该”表示的是新的关系，就无法适用于由“是”或“不是”进行连结的领域。】

2、一元论的立场：

A、思想来源： 古罗马法学家认为法与正义是分不开的：“法是实现善与公正的艺术”；（塞尔苏斯）“法学是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乌尔比安）法来源于正义，正义如法之母，因此正义先于法的诞生。柏拉图在他的《国家》一书中这样定义“正义”：正义就是做应当做的事。这个观点由柏拉图提出，由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发展，并逐步渗入到罗马法之中，从而成为法律思想和国家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正义”首先是作为一种美德出现的，它要求每个人都要按照道德的善和要求，诚实可信地扮演社会角色并完成其社会任务。在德国的法理学中，“正义”的习惯涵义可以被理解为“正确”、“真实”、“公正”。】 B、具体观点：

正义与法律是可以合一的，正义具有规则的属性。正义是赋予每个人权利的、稳定而持久的意志。【遵循客观正义的人具有主观的公正性。所谓“客观正义”，即是从客观从客观上体现正义。制度是法律体系中真正的客观要求。也就是说，制度必须也能够从客观上体现正义。客观正义等于公正的法律规范。自从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以来，法律传统就认为，这种正义是所有合法统治的基础。正义，在这个意义上，是国家法律，特别是制定法的检验标准。符合为法，不符合为恶法。】

C、在十九世纪初以前，正义问题被当作法学的根本问题。法学之所以是正义之科学的意义正在于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学不关心实证法，只是它相信必须将实证法与自然法密切结合起来。

D、法的效力中包含着社会成员的主观性：

第一、通过“沟通理性”使主体的观念（内在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进入实证法律。【

1、“沟通理性”是一种以语言媒介为基础的概念，而语言是一种规则导向的行动，这使得内含于语言中的理念亦获得了一种行动上的意义。社会参与者为协调彼此之间不同的行动，必然要相互要求遵守语言行动之规则。此等要求又会导致一种建立并维系某种社会秩序的必然性，并且在此一社会秩序中透过法律制度的建立，将原本存在于语言中、如今开展于社会秩序中的事实性与效力的紧张关系加以稳定化。

2、“沟通理性”既不归属于个别的行为者，也不归属于国家社会的集体主体，是语言媒介形成了互动的网络及生活世界，使“沟通理性”成为可能。此等理性建立了达成性与限制性的集体的集合。生活世界构成了沟通者相互信赖的能源。

3、“沟通理性”不是行动规范的来源，即“沟通理性”不直接给予规范的内容，而是因为沟通者使用了语言为媒介，内含于语言结构中的基本规则，可以通过“沟通理性”的理念化作用加以发现。可见，“沟通理性”的核心概念是“言说原则”。“言说原则”的意义是：将法律与道德连结起来。这也是涉及“他律”与“自律”的关系问题。言说原则体现了社会成员的政治自主性。社会成员的政治自主性是道德自主性的基础。同时政治自主性经由民主原则产生立法者，从而成为法律制度的基础，这样的法律通过言说原则获得了正当性之效力，因此，“正当性”包含了法律（实证的）与道德自主性的混合内涵。】

第二、良知进入实证法律。【人不仅存在于关系状态中，人也是有理性、有情感的个体自然存在物。在法律确定的关系状态中，人要受到“他律”。但人的理性也使人成为“自律”的主体。基此，纯粹之“他律”的规范并不存在，法律规范的拘束力，必须涉及到法成员之良知，因为规范之义务以及规范义务的作用都必须涉及到法成员主观上的接受。因此，良知构成个人最高且最后拘束力的来源。】

（3）、二元论的立场：

A、十九世纪初以后，法学公开宣称自己无法将正义问题纳入它所探讨的范围中来，法律实证主义使自己限于实证法的理论及其解释，保持“正义的”（自然法）和“合法的”（实证法）之间的区别和对比。这种立场认为法律是对社会事实的一种描述，它不包含对社会事实的价值评判。因此，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法律与道德无必然关联。B、二元论的特点是找出实证法与自然法的区别：

第一、在效力上的二元化：自然法依靠“自然秩序”的假设而运行，这个“自然秩序”中通行的规则效力来源于“自然”，因而也就是善的、正确的、正义的规则，它是不证自明的。【作为一种“自然秩序”，自然不能由人所创造，而且根据自然法本身的假设，它也是不能由人的行为来创造的。从本质上说，自然秩序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自然状态的秩序。】 实证法规则是因为它们必须由一个特定的人类权威所“人为地”制定才有效力。由于此一来源的特性，决定了实证法不具有不证自明的特性。实证法规则的内容缺乏自然法由于其来源而独有的那种内在的“必然性”。实证法规则并不规定社会关系的最终决定，允许这些社会关系由另一实证法规则加以改变的可能性，或者由同一规则以后另行决定。在此际，人们不需要推定，在这种形态下被调整行为的社会成员由于这些规则是否已获得了关于正当性和正义的信念。在法律实证主义者看来，实证法本身的正当性是不需要加以证明的。【实证法实际上是一个强制秩序，所以实证法的存在与运行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可实施强制行为的专门机构，并显示出从一种强制秩序进化为一种组织的内在倾向。这种强制秩序，尤其当它成为一种组织时，就等于国家。】

第二、实证法与自然法的并存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性：实证法与自然法在效力的最终理由方面被认为是不同的两个体系，所以，它们的关系也就不能在两个不同的、同时有效力的体系中加以讨论。规范体系（等级结构组成）的效力具有排他性，一个人推定自然法秩序的效力，他就不能同时推定存在一个具有同一效力范围的、同时有效力的实证法秩序（即在同一效力范围内存在两个不同的法秩序）。在一个彻底的法律实证主义者看来，实证法秩序是最高的，并且不是派生的。因而也就不是引用上位阶规范作为自己的根据，所以自然法的效力是不能被承认的。

同样地，自然法秩序，就其必须符合纯粹观念而言，就不能有实证法效力的余地。自然法与实证法作为两种不同的规范体系的并存，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如果实证法规范与自然法规范相矛盾，那么前者就一定是非正义的。

第三、自然法与实证法之间的“委托关系”的不可能性：“委托关系”使实证法接受自然法的理念，即实证法包含自然法。“委托”意味着一个体系必须与另一个体系合在一起，结果是一个体系的特性必然要改变、最终除去另一个体系的特性。

彻底的法律实证主义者认为，自然法秩序，如果不违背其本身效力的基本原则，实际就不能使自己瓦解于实证法秩序，就不能作这种委托。对于实证法来说，实证法由自然法所委托，就是自然法接受实证法代替自己。结果，自然法就剩下一个委托规范（委托实证法规范），这样一种变质了的自然法，除了使实证法合法以外，就无什么功能了。在理论上了解这一点，是理解历史上的自然法学说与法律实证主义关系的切入点之一。

二、“古典争议”的最新成果；

（1）、国内外“古典争议”的研究现状：【背景知识：哈特于1961年出版《法律的概念》一书后，英美法理学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哈特继承19世纪实证法学家奥斯丁的分析法学传统，为古典法律实证主义注入新的思维和生命力，因而奠立了他在当代英美法律实证主义阵营中的领航者地位。与此同时，自然法的复兴运动也从欧洲扩展到美国。早在《法律的概念》出版前，哈特就与美国的富勒有过一场精彩的学术辩论，二人的争辩议题就是“法律与道德在概念上有无必然关联”的古典争议。哈特站在明确区分“存在的法律”与“当为的法律”的立场上，坚持法律与道德在概念上壁垒分明，法律的存在与对法律的道德评价，分属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前者是事实描述的问题，后者是规范判断问题。富勒认为，法律是人类规范意思的产物，其存在必定反映某种内在道德价值。换言之，法律与道德、存在与当为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富勒主张实证法具有一定的内在道德性，可经由8项合法性原则来辨识有效法律规范。自哈特之后，许多法律实证主义的论述相继出现，其中尤以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和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蔚为两大主流思想。富勒之后，也继续发展出不少反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德沃金。德沃金与哈特的争论是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证主义之间的第二场著名论战，其要点是：哈特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德沃金认为，法律的本质不是一种社会规则；法律原则是法律的一部分。社会规则并未穷尽所有义务规则，还有所谓规范规则同样可以产生当为义务。德沃金还认为，法律体系中不存在所谓的“承认规则可以辨识包括法律原则在内的有效法律规范。】

在上世纪后半期，自然法论者与法律实证主义者有过两次理论上的交锋，一次是富勒与哈特的理论交锋，一次是德沃金与哈特的理论交锋。结果，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由两派对垒到三派鼎立：自然法、柔性法律实证主义（亦称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刚性法律实证主义（亦称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也就是说，法律实证主义分解为柔性法律实证主义和刚性法律实证主义。

柔性法律实证主义主张“承认规则”有时可以安置道德原则，作为鉴别有效法律规范的实质标准。不过，并不因此违背“法律与道德在概念上无必然关联”的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刚性法律实证主义主张法律的存在是纯粹的社会事实；有效法律的认定，必须完全诉诸社会来源的事实判准，毫不涉及任何道德和政治考量。

（2）、“古典争议”的最新成果：戚渊：“论法律概念的科学探讨方式”；“论法律概念的基本结构”；

第三篇：朱苏力：当代中国法理学的谱系及不足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很高兴第一次踏进美丽的西南政法大学校园。今天要讲的问题是，中国当代法理学基本上是自由主义。但中国当代法理学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有重大不足，包括在座很多同学在法理问题上基本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我将运用一些材料，加上自己的分析，并结合大家都很熟悉的案件，阐述我的命题：中国的自由主义是有不足，有缺陷的。这个案件就是去年发生在陕西的“黄碟”事件。

去年8月18号晚，大概10点钟左右，延安市宝塔区——大家注意，我在讲这些事实时，几乎每个词将来演讲中都会去仔细分析的，这是分析法律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你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清楚，你下面要说什么——宝塔区公安分局万花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电话举报，称张某两人在宝塔区万花村的一个诊所（诊所面对一条大街，紧邻着一排房屋，诊所有两个商业门面，其中一间放着一张床）。二人在那播放黄碟，于是民警身着警服，但是未带警衔，前去查看。民警从后面窗户上看见的确有人看黄碟，就敲门进去，在查处并扣压黄碟和电视机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冲突。两天后，陕西《华商报》第一次报道了这一事件，题目非常中性,《家中看黄碟，民警上门查》，但马上引起了媒体全面、广泛的关注。经过种种曲折，在媒体和学界的巨大压力下，尽管宝塔区公安分局试图以各种方式“抵抗”，但最终以全面失败而告终。2001年最后一天，这一事件有了最后结果，当地警方与当事人及有关部门达成协议，由警方向当事人赔礼道歉，有关部门向当事人一次性赔偿29137元，并对该案件的有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一名警察被清除出公安队伍。案件情况大致说到这里。

在媒体和学界的“合谋”下，这一事件从一开始就被界定为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公权力与个人隐私的冲突，据我们从各种媒体看到的观点来说，是一边倒的，用一句话概括：政府无权干预诸如夫妻在自己家看黄碟这种私人事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原则，而且鉴于中国长期流行的政府对公民生活管的过多、过严、过宽的现象，我觉得提出这个原则是很有针对性的，对中国社会制度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在讨论这一事件时——这与讨论上述原则是两回事——我们将来的法律人要非常注意，讨论事件应该抽象为原则来（认识），很对，但处理事件时一定要了解事件，（大家注意，我讲的是事件，而不是案件，它还没有构成一个案件）因此，我们要认真讨论这个事件的事实，进行认真梳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对这个事件基本上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将根据双方都承认的，包括报道的这些事实，对它做一个分析。

这个案件有两个基本之点，从法律上来看，第一，鉴于当时的情况，警察有没有权力去干预此事件。（回答）基本上是没有，但我要论证的是“有”；第二个问题，如果警察有权力干预，（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是两个问题，但我现在将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我今天只讨论第一个问题，因为后面一个问题我们对事实是不清楚的，警察究竟怎么干预的，双方各执一词，不太清楚。我们讲的问题就是：警察有无权力干预张氏夫妇在家看黄碟。我会坚持一贯多视角的分析方法，把众多的法理学派的观点与对事件的分析结合起来。

首先，我想用自由主义思路分析，叫做自由主义或者是个人主义的法理分析。我们从上面所有媒体评论中，可看到这一观点：国家无权干预私人事务，公权不能干预私权。、这种分析认定这一事件的基本事实是：一方是一般的个人，（这里虽然是夫妻俩，但是因为夫妻在这里都是作为单个的个人，并且他们有特殊的关系，可以视为两个利益上的个人）而另一方是国家。按照自由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观点，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至高无上，国家应该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三种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前提是这种个人权利的行使不侵犯、干扰其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古典的自由主义不是这样说的。古典自由主义对待不同的问题，（答案）是有分别的。比如说，尤其是看“黄碟”，涉及到性和家庭的问题，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是可以干预的。比方说康德，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以后我们还要讲其他人，他就认为私生子不应当保留，但是在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哪怕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它也会保护私生子。康德为什么说私生子不能保留呢？他说，私生子是偷偷摸摸的进入这个社会的，他没有得到一个合法的权利进入这个社会，因此国家不保护他是天经地义的。你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对性、家庭、婚姻问题上，它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美国60年代以后，由于性解放，法律上的性革命引发的。比如65年和73年的案件第一个案件，既65年发生的一个关于夫妻间是否可以购买避孕用品的案件，当时购买避孕用品是要受到惩罚的。对此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以前的判例更为准确）法律，认定了隐私权；73年，再一次扩展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可以看出我们谈的自由主义基本上采取这一立场，就是说，在个人的性、婚姻、家庭，或者包括自己个人的阅读问题上不应当受到国家的干预。人们把这些个人的性、隐私或者阅读色情作品的偏好加入到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定义当中，（可见）自由的概念其实并不是从来不扩张的，它是不断有新的内容加入。从这种观点上看，在这一事件中，警方侵犯了几种利益。第一，个人看黄碟的偏好。我喜欢看黄碟，别人来干预我，这就是干预了我的偏好，你有你的偏好，你愿意看古龙、金庸，我就愿意看色情（作品）。（笑声）第二，干预了私人住宅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注意，不是说不受侵犯。道理很简单，我要用你的房子作堡垒，你不让我用你的房子作堡垒，你不允许，绝对不可能，这是传统的财产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对该权利的非法侵犯）；第三，与此相关的隐私权。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问题很简单，哪怕看黄碟品味不高甚至道德低下，只要不损害他人，就不是国家该管的事。

因此，我赞同密尔——一个自由主义大家——的观点：只涉及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独立性不受限制，任何人不能干预。前面讲的所有人都持这种观点，“国家，你别干预别人看黄碟！”（笑声）但是我们在分析这一案件时存在不完整的特点，因为所有的只有主义者从来没有人为这种权利是绝对的，总是有限制的，这一限制正如康德所说普遍立法的原则，我行使我得权利，必须尊重他人行使权利，或者用密尔的表述来说，你的权利停止在我的鼻子边上，也可以说是权利的相对性、相互性。所以正如密尔所说，讨论社会自由、公民自由，须给自由加一个界限。什么是讨论自由？就是讨论自由的限度。甚至还有意大利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他认为乞丐没有乞讨的自由。为什么？他认为这有两种意义。第一，乞丐如果在公共场所乞讨，会损害别人的利益，比如你要是在公园散步，遇上乞丐，我反正会觉得不舒服；第二，乞丐会纠缠，“唉，行行好，给我两块钱吧„„”，（笑声），这也会损害他人利益。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将乞丐关起来，（大家不要以为“收容审查”是中国人的，其实它是从自由主义者那引进的。）罚他们做苦役，只到把关他们的钱交清了才能放出来；或者把乞丐都放到一个地方去，比如都放到公园，全是乞丐，他还向谁要钱去？（笑声）边沁是最早的，也是经典的自由主义者。所以说，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他也不是把这些权利都当作绝对的，而我们中国现在许多人把这些权利当作绝对的了。而且，密勒也说，这些自由只运用于成人，对于孩子须加以限制。当然，我们不需要按照他们的话去做。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要看的是，这对夫妻看黄碟时又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自由主义主张自由，但并不认为自由是绝对的。

按照这一原则看这一事件，在这个事件的讨论过程中，实际上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这事件起决定性作用的情节，就是有人报警。有人报警，这就表明：你有看黄碟的偏好，我也有不看黄碟的偏好，既然看黄碟的偏好能被保护，那么后者的偏好为什么就不被保护呢？自由主义在这里出现了矛盾，我不讲他们高尚还是低下，不能说政府更应该保护哪个偏好。作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保护自由主义的人和从法律哲学逻辑的一贯性来说，你就不能否定至少是有人打电话来举报，认为你看黄碟侵犯了我的权利，也就是说有伤害。但是从法律经济学来说，这表明看黄碟有了外在危害，即影响了他人，即将外在性内化，由行为者来承担责任。而内化最好的办法不是国家干预，而是通过两个人只有协商来解决。降低社会成本最好的方法是合约，只要交易费用较低时就用合约方式来解决；当交易费用为零时，甚至根本不需要国家的干预。当然交易费用太高时，既两个人没办法解决时，是需要国家来干预的。注意这里为什么有人去举报，这不表明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这对夫妻尽管看黄碟是在屋内，也未必大肆声张，而邻居不愿拉下面子去干涉这对夫妻，而是报警，希望政府重新界定权利：到底你有看黄碟的权利呢还是我有不看黄碟的权利。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警方想主动干预，而是打电话的人所代表的群体不愿他看黄碟。

在国外如果很晚了还在大声喧哗，警察就会来敲门：“这么晚了，干什么呢？”谁喊警察来的？当然是邻居！自由主义者不假定某些爱好是崇高的，看黄碟就更低下，这必须由社会来界定。自由主义者实际上不能坚持完全的自由主义。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很难所孰优孰劣，于是自由主义假定各种观点一样高，人多并不代表所代表的就是优的。

自由主义是最可用主义而不是最优主义，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他的实践是从工商社会、以及各种社会阶层来的，不是嘴上说的。在关系紧密的社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很难扎根，势必是社群主义占主导地位，在此情况下，人们必须有一些迁就，有些妥协。

我认为当今中国，社群主义不应该过分干预个人自由，个人看不看黄碟，爱好高尚还是低下，国家不应干预。但是个人自由不应摧毁社区规则，否则将对国家带来灾难。

张氏夫妇为什么看黄碟？这里有背景的。第一，他们是在自己承包的诊所里，这意味着他们有一定经济实力，文化程度较一般的农民为高，自由主义倾向较明显;第二，他们是商人，社会交往使他们较多接受开放的城市里的观点，这使他们与这一社区一般人距离较远，因此他们本应该更谦虚。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看黄碟容易使社区其他人反感。这与城市多元、陌生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

从此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客观上，市场经济使欠发达的西部、城市郊区和农村发生变化;第二，这种变化带来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冲突，前者前调尊重社区规范，后者说要尊重我个人的偏好。而这种冲突结尾表明，社群主义被彻底打败了。自由主义得到了工商社会、媒体知识分子和法律知识分之的全面支持，而社群主义没人赞同。

我觉得，自由主义就应包容。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应注意到有七、八亿人住在农村，没有理由把城市知识分子、工商知识分子的道德价值观念强加给他们。为什么他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呢？

与之相关的是女权主义问题。他本身也是一种社群主义。我们认为，都认为，看黄碟是个人自由，但这是中性的，这证明中国社会是一个男权世界，50％多的女性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各种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比如性、色情，有很多差别。男性对色情作品有偏好的明显多于女性。男性喜欢色情，女性喜欢情色，比如言情小说之类。

在“黄碟”事件中，其实是将男性的立场表达出来了，但是这并不代表民意。女性一般对此没有多大兴趣，男女偏好在这一点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应当把男性偏好抬得更高？研究发现，看黄碟等色情、淫秽的东西，对女性有直接或间接损害。直接的是性侵犯，间接的，女性更关心孩子的身心，大多数女性从经验上，会认为黄碟对孩子心灵有极大害处。而在意识形态上，容易导致女性就是男性的性对象的观点，造成贬低女性的社会意识形态。

所以，如果看黄碟真对女性有损害，而且女性不愿看，那么政府加以干预是可以的。事件中虽然有一个女性在看黄碟，但她并不代表所有女性。

从以上情况看，中国自由主义问题较多。中国当代法理学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有重大缺陷，表明中国法律人在理论上准备不足，理论分析上存在片面性。许多话是大废话，比如“这是说的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冲突的案件，警察有权力根据宪法维护社会秩序，公民有宪法规定的是有权利。”这几句话都正确，但都错了，没有意义。他没有具体根据这个案件，这只是对真理的重述，而没有对事实的分析，是一种文字主义。(有一个笑话，说有知识分子看见一头牛在吃庄稼，于是大喊：“快来人呐，动物吃庄稼啦！”（笑声）法理学家空谈“公民权利”、“国家权力”，不作具体分析，和这是一样的。好的法学家必须对事实进行分析，对案件背景都了解，而不是空谈大原则，谁都会的。这一事件中，很多人包括许多法学家都说：“对，看黄碟不好，但这是道德问题，法律不应干预。”好像很对，其实这是一种偷梁换柱，因为他把自己的道德通过这种方式变为法律；这就是立德为法，这非常狡猾。”另一方面忽略了事实问题。大家都知道，有人打了举报电话，没有一个人讨论，而这是警察干预的基础。如果没人举报，警方行为就是滥用权力，非法搜捕。但是实际上警察干预有合法基础的。一旦忽略这一点搜查就丧失了正当性，警察在滥用权力。于是所有法律人都不关心这一点。实际上，这是两个私权的冲突，你愿意看黄碟，而我不愿意，我打电话让警方干预。一旦没举报电话了，就变成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纠纷，整个事件定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细节多么重要！你们可以看到法律人是怎么欺骗我们的。

大家学法律不能忽视细节，美国法院要求：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这是三句话：说出真相，说出全部真相，只说真相。三个要求，而不是一个。所以我前面说，对事实描述非常重要，几乎每个字，每个词都有意义。不能简单地说“两夫妻在家看黄碟”。你可以解释他们在自己家，因为有张床。但法律人讨论问题，不能这么简单。这一细节很重要，因为如果真是在家，你确实没法查，但如果不是，那整个讨论都没有意义了。这是个诊所，有张床用做休息，这就是他家吗？所以看到整个讨论都建立在虚构基础上，为什么这个地方就可以假定为一个家？你不能说这就是家。你得给出推论，不能简单说有张床就是家了。明明写着诊所，怎么你能说是家呢？你得给出论证，让人接受呀！

学者、法律人、记者讨论这一事件，都是以都市人的观点，男性的观点，而来考虑农村的人，对女性和小孩，对淫秽物品传播的危害没有充分认识，对警察职业特点和职业困难未加注意。总之，是对法律事件的事实不关心。省略了举报电话，就变成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纠纷，省略一个“家”，就变成非法搜捕。一个学者这样质问警方：“你行使这样的权力，过问别人床笫之间的事，闺房之间的是，你感到你的正当性何在？合理性何在？”是床第之间的事吗？不是，是观看床第之间的事！这是闺房吗？诊所。（大笑、掌声）

法律人应敏感、犀利，应看到别人未发现的东西，说话应严谨。对事实不敏感，首先由这些记者、学者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他们大多生活在较大城市，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当普遍，对于色情淫秽电影的经验很多，（笑声）而根据“边界效应递减”，接触多了，刺激就小。但是你不能就认为农村也这样。其次，这些记者、学者、法学家，容易将黄碟对青壮年男性的意味等同于对女性和孩子的意味。但忽略了这一点，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压力有多大！这是知识分子对他人的不敏感，他是自我孤立主义的。说实话，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身上去推断社会大多数人的经验，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中国还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都市生活的经验不能推断农村经验；在东部沿海生活的经验不能推断重庆市的经验或者重庆市以西的经验或者西藏的经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学者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敏感，就是因为他太武断，老觉得自己代表天下，他们心眼是好的，但是他总是以他自己的经验来说话，实际上他是、只能代表自己。毛泽东将了“她谁也不能代表，只能代表她自己。”这是批评江青的话。另外这是一种场合问题，许多人聚到一起座谈，题目早定好了，学者有很忙，从来没有看过报纸，也没仔细琢磨一下事实，急急忙忙发言，空谈一通，反正没人来查。其实中国人熟人圈子很重，我是他的朋友，当面说不对，这在电视上，报纸上能做到吗？中国人能做到吗？中国人做不到。中国法律界有几个是公开批评的？只要一个人说话，大家就跟着走了。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想讲。这是我们犯的另外一大错误，就是我们对司法执法部门的忽略。实际上生活永远不可能这样齐整的装进我们的概念体系。政治法律事件并不是，而且不可能像教科书上那样运作，一板一眼。事件真相需要我们真实的考察、理解和逻辑的把握才能得到。在这个问题上，所有记者、学者、法律人都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当他们看到这一案件时，他们是事后看到，但警方是事前接到举报电话的。警方接到举报电话不可能知道，某地方有一对夫妻正在看黄碟！顶多知道“有人在看，一男一女”。那他怎么知道是一对夫妻而不是卖淫嫖娼？警方的责任就是要严肃对社会上一切可疑的信息，可疑的东西，对信息在有报告时做出反应，他不像我们，事过之后把整个事情都知道了，是一对夫妻在看黄碟。事后和事前对我们法律非常为难，司法必须在当时得到信息以后马上做出或者是执法的判断。要做出基本正确，大致正确但不可能永远正确的判断。所以警察不知道你是好人，只能先把你扣下，程序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好人，而警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出判断。我们觉得挺委屈，这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还不够，我们不知道，我们还以为是熟人社会，我们从自己的感情出发，我们实际上不理解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陌生人的社会。一接到举报电话，警方就会判断，是否有卖淫嫖娼，甚至是否是贩黄制黄的窝点。你说警察不该去，可是不去出了事又说警察不作为。你不能不考虑事前事后，马后炮太容易了！

再看时间，当时是晚上十点，夏天，太阳刚落山，有可能有人去买药，还有可能有孩子，你不能简单说这是谁的私人行为，但是我们还是忽略了这些。最后结果，赔偿了将近三万块钱，当地至少四个警察一年的工资，一下没了，你说冤不冤。今后还有谁去当警察？社会还公平吗？给予警察这种东西，就像被人打了一棍子。我注重的自由主义是态度，简单的话，态度，这是它重大的一面。

我们现在是用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去评判世间的，因此很容易出错，而且可能出过错，确实出过错的（事情）。这么评判不公道。你这个法学家，你这个律师，你这个记者，如果你是个警察你会怎么对待？所以这样的事情有可能还会发生，这个警察今后再打电话就不出警，今后社会上的各种坏事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给的激励是不对的，警察感觉不公道，警察今后去干嘛？只要你不抓到我，不看到我，我就吊二郎噹，能不去我就不去，去了我就惹事嘛！不去出了事我就站出来（受处分），不出事我自己就捞了。这个案子，我觉得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实际上是有重大损害的。

后来有人报道就说，这个问题很可能当地警方因为财政上紧张，所以他们就出来抓赌抓嫖抓黄色的东西来罚款创收。所以这个问题也不是警察干预私权的问题，而是警察他们经济上支撑不够。就像我们所说的法官开发案源，走向社会。其实他们根本不是为了服务，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增加创收，改善法官待遇。所以那个时候打的旗号是，“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给老百姓排忧解难”。那都是歪的口号。我就问过法院院长，法院院长就说：“我们这么多人吃饭，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的钱都不够，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去开发案源。”法官拎着酒拎着烟去银行行长那儿去问：“你们这有没有案子？”（笑声）你说这样情况下美其名曰：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你刚才看到的这个问题不是法官想不想独立的问题，他要吃饭！警察也是这样，警察之所以提出问题，说不准就是指这问题，当地财政给的收入不够，警方得不到很好，足够的保障，29000多块钱就是四个警察一年的工资，也就是一个警察一年才得到7千块钱，7千块钱平均一个月才600块钱。最后还有一个警察被开除公职了，还待岗！

我在这里分析这个问题，大家注意我并不是关注这个问题。这个案例，我试图把个案的分析同一个理论的分析讲一下。我选择的问题是，试图考察中国当代主流派讨论法律问题的时候，大家说的什么样的东西，是用什么样的法理。我发现他用的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不完善，他不但没考虑到社群利益，没考虑到女权主义，他甚至是自由主义的一些东西，后半句话——不损害他人利益、权利，这半句话都省略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自由主义是教条化的自由主义，是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其实我在批评这种自由主义的时候——不完整的自由主义——不要认为我拒绝自由主义，其实我从来不因为意识形态原因拒绝任何问题，如果大家清楚的话，我在这采取的仍然是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自由主义，是以这种政治自由主义为基础。政治自由主义是说，在一个社会当中，社会已经多元了，大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我们寻求共同能够达成一致的方法，叫做“重叠共识”。现在大家对反腐倡廉这个问题上一致，这就是重叠共识，尽管我是知识分子，你是一个下岗工人，他是一个农民。知识分子就觉得我们要尊重知识分子，下岗工人说这个社会太不公平，还是劳动力最重要，农民说，管他怎么回事，我就觉得80年代的正确，现在的农民老吃苦了,毛泽东时代就是太苦了！现在的地方干部老是欺负人，就是80年代最好了。不管怎么样，大家的观点可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共识，这个就是——重叠起来——反腐倡廉。我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恰恰运用的政治自由主义，寻求一个共识。社群主义、女权主义包括自由主义都发现，在这一点上其实他们都认为：一个人可以行使他的自由权利——这个自由我们不去评判它的高下——但是这个自由绝对不能去影响他人行使权利。他们在这一点上都认为至少国家有权去干预，至于干预的措施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可以说这是“重叠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自由主义，因此我不是在拒绝自由主义（我说，连我这样批判主义也还在使用自由主义），中国、全世界的法理学在我看来就是自由主义，但是有不足，不足在什么，根本没想到这个自由主义是有限度的。

大家注意，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直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学习法理的时候，我们会学到外国的一些研究，这个人研究福柯，那个人研究查尔斯泰勒，那人研究波斯纳。但是大家看到这些许多引进过来的，都与中国没什么关系。都说波斯纳怎么说的，福柯怎么说的，哈耶克怎么说的，与中国的问题没有联系，而我写这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恰恰是借助分析中国的“黄碟”案，这个太普及的案件，不起眼的案件，我们就可以所有这些思想理论资源都可以通过我们学者的努力，把它同中国当代联系起来。我知道你们都说朱苏力是后现代主义，所朱苏力太先进，我们现在处于现代法学阶段，不需要这种观点。我想说，陕西延安问题不后现代吧？但是你一看分析中运用了所谓社群主义、女权主义，这些就成了所谓后现代的东西。女权主义是说，男性和女性之间对许多问题看法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是基于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心理和生理上的特点，就是讲这个。你不认为男女不一样吗？你看你们班考试成绩好的是不是都是女生？（笑声）现在全国第一名有几个不是女生？我不是说女生就是更好，而是因为她们的特点更容易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取得好成绩。这是个现实的问题。而延安那个事件就是社群主义问题。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把国外的思想资源引过来就好了，不能这样分析！所以我就要通过这些东西的分析来证明，这些东西同我们当代中国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我们要借助这些西方的思想资源，我们要关心中国的实际，而关心中国实际并不是说大话，不是说诸如正义，要维护司法正义，要追求司法正义，这些都是大话！那有那么多崇高？！法官受贿，律师行贿，搞三陪；教师抄袭，工作不负责任，学生也抄袭，那有那么多崇高情操！

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只说大话。要公平、正义、有效，这只是功课上的，我们要像“黄碟”案那样一点一点分析。在这个精细过程中你会变得犀利起来，思维变得严密起来。我们需要关注理论，需要思想的开放，可理论不能教条化，如教条化的自由主义。我在这儿讲这个问题，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同样的，“包二奶”的问题，其实也一样。学界、法律界一般说：“哎呀，这个要尊重个人自由。”另一面，传统一面又说：“哎呀，要尊重善良风俗。”包括重邮大学生同居怀孕被开除事件，这些都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当中已经变成一个教条。一个女孩进了大学后说,她有权利发生性关系。我不反对，我也讲，合法结婚年龄到十七、八岁之间有人熬不住，那也可以理解。（笑声）但是你说你怀孕还能继续上学，那你想想一旦生了孩子，就养在宿舍里了，（笑声）一个宿舍四个女生三个有孩子的，你让别人怎么上学？因此，不是说你不能上大学，而是说我们现有条件下，不能把宿舍变成一个带孩子的地方。但是有人就说，女青年已经二十多岁了，她有理由主张性自由的权利，这种都是教条主义，他不去观察现实，观察周围我们资源的种种限制，很多人想上大学就因为报错名没有被录取，进不了。你怀孕进来了，带个孩子，这个社会资源是有限的，经受不起。这都表明中国的自由主义教条化了，甚至人都是教条化的，这就糟糕了。不能把任一讲的对的东西变成教条化，尤其在中国。所以我讲为什么选“黄碟”案，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围绕这一事件的讨论，包括“包二奶”，都已经是教条化的自由主义。

我们一定要具体分析中国的实际，要思想上搞的开放，理论上要关注事实，关注中国这个具体的社会。我们应该研究真实世界的法律，不要研究那种空想世界的法律。马克思研究的就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而不是黑板上的经济学。

我今天讲的内容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第四篇：基本问题精选

1、学校周边环境如何？

答：学校的成都校区位于成都高新西区，成都母亲河府南河源头，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距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18公里，紧邻地铁2号线、羊西线（蜀西路）、西华大道（沙西线）枢纽、老成灌路、金丰高架快速路、成都至都江堰轻轨等交通干线。这里高等院校林立，周围有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华大学等20余所高校；有远近闻名的清真美食、散落于民间的大千墨宝；还有高科技企业和新兴产业云集的成都现代工业港。

学校的眉山校区，地处“东坡故里、千载诗书城”----眉山市。校园与眉山市区一桥相连，交通便利，有四条快速公路及高铁与成都市中心相连。这里处在“成都-三苏祠-乐山大佛-峨眉山”国际旅游线上，是旅游的好去处，也是最宜于读书、生活、成才、就业的好地方。

眉山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西南部，岷江中游。北接省会成都，南连乐山，东邻内江、资阳、自贡，西接雅安，是成（都）乐（山）黄金走廊的中段重点地区及“成都平原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眉山市城区距成都70余公里，距峨眉山80余公里，距乐山大佛60余公里；北临成都双流机场40余公里，南距乐山大件运输码头70余公里。著名景点有：三苏祠，瓦屋山，黑龙滩，彭祖山等。

2、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如何？

答：学校校园环境幽雅，花木繁茂，碧草如茵，景色宜人，是莘莘学子读书治学的理想园地。校内设有综合实验大楼，艺术大楼、教学楼群、行政楼、实训楼、多个食堂、学生公寓楼群（公寓每间住宿6人，内有衣柜、电脑学习桌、宽带网络接口、阳台、独立卫生间、电风扇、热水系统、饮用水直供系统等）；有多媒体教室、微机室、语音室、学生活动中心、学术报告厅、演播厅、图书馆、标准运动场、体育馆、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等设施；学校还设有超市、生活服务小区、洗衣房、医务室、邮局代办点、自动提款机等生活服务设施。这些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3、学校各专业学费的收费标准如何？

答：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新生报到入学时须缴清学费和住宿费，方能注册。学校学费收费标准为：理工类本专科（含外语、广告类）每生12000元/年、文

史类本专科每生11000元/年、艺术类本专科每生15000元/年。未经学校批准而不缴纳学费的新生不予注册。

4、纸质档案是由学生自己带来，还是学校去提取？答：学生档案问题，按照学生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规定执行。有两种提取方式：一是由学生自己凭入学通知书到当地招办提取，然后带到学校；二是由当地招办统一邮寄到学校。

5、学生毕业时是否可以报考研究生？

答：当然可以。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报考任何高校和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校鼓励支持学生提升学历层次，报考硕士研究生。学校图书馆设置了专门的考研自习室，为这部分同学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我校每届毕业生中，都有许多同学考上了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重点高校攻读硕士研究生，部分同学赴英、韩、日、泰等国攻读硕士研究生。

6、请问专科层次学生进校后有无“专升本”？

答：有“专升本”。三种渠道：（1）专科毕业生在毕业的当年，按规定程序和条件，可升到我校相关的本科专业继续学习；（2）我校继续教育中心举办有自考本科专业，专科层次的学生在校期间可套读自考本科相关专业；（3）参加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出国深造，取得本科及硕士文凭。

7、请问学生进校后可以转专业吗？

答：按照我校2014年招生章程的规定，新生报到入学后，在同层次同科类的前提下，提供一次调换专业的机会，不收取任何费用。但根据教育部对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的规定，按照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录取的考生，入学后不得转入其他专业学习。

8、如何填报贵校志愿？填报了志愿录取希望有多大？ 答：按照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志愿填报步骤，在相应批次填报我校即可，其中院校代码、招生专业代码及招生计划数以各省级招办公布为准。根据我校往年录取情况，建议考生第一志愿填报我校，同时选择专业服从调配，这样填报志愿录取希望会更大。学生进校后还可根据自身需求申请调整专业。

9、听说学校新建了眉山校区，请问今年的新生都是

到眉山新校区就读吗？

答：根据学校发展的规划和要求，学校在“东坡故里、千载诗书城”眉山市岷东新区征地1000亩，新建了眉山新校区，将于2014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根据学校的安排，经济与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四个学院的本、专科新生将在眉山新校区就读，其余五个学院的新生仍然在成都校区就读。2014年具体到眉山新校区就读的本科专业有13个：工程造价、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会计学、财务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工作、广告学、学前教育、英语、日语，专科专业有10个：工程造价、会计、财务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建筑电气工程技术、文秘、社区管理与服务、商务英语、应用英语。

10、请问学校今年招生新增加了哪些专业？ 答：按照学校发展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我校在广泛开展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加大了专业设置和建设工作的力度，经四川省教育厅和教育部批准，2014年我校新增专业7个，其中本科专业3个：人力资源管理、学前教育、数字媒体技术，专科专业4个：会计、财务管理、应用英语、工程造价。这些新批准设置的专业将于2014年开始招生。

11、学生毕业后如何就业？以往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如何？

答：学校设有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中心，办公室设在招生就业处。该中心从新生进校开始至毕业，专门针对大学生进行学业、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和就业指导、推荐、服务工作，每个学生均建立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竞争能力档案。学校定期开展就业创业服务月活动，组织多种类型双选会，建立实习、实训就业基地；毕业生由学校推荐，双向选择，与本校有人才培养协议的众多知名企业将优先录用我校毕业生。学校十三年办学硕果累累，培养各类应用型人才在各行各业表现突出，深受社会各界欢迎，近年来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均在95%以上，企业评价满意率达99%。中央电视台CCTV-

4、《中国教育报》、四川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对我校的人才培养、毕业生就业及校地企合作创新的模式进行

了报道。2013年，我校被四川省教育厅评为“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12、学校是否招收文艺、体育特长学生？

答：我校十分重视招收这类学生。对文艺、体育有特长考生，凡投档中的这类考生，可按照我校录取规则优先录取。

13、学校位置在哪里？

答：学校拥有“天府之国”成都、“东坡故里、千载诗书城”眉山两个校区，人杰地灵、环境优美，生活、交通便捷。其中成都校区位于成都市郫县团结镇学院街65号，邮政编码：611745；眉山校区位于眉山市眉州大道岷东段1号，邮政编码：620036。

学校的办学性质是什么？

答：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国统一招生、实施本、专科学历教育的应用型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是首批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独立学院。

第五篇：浅谈法理学

浅谈法理学

——论法治国家

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来讲,法律渗透于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角角落落，法律无处不在。每一个法律里面，都有法理问题。不管是一个制度，一个法令，一条规则，或者法官的一个判决，都有其背后的法理，否则，无以解释它成立和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可以说，法理问题可以由任何一个法律问题引起。目前，法律问题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法律问题的解说也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生活中存在的每一条法律，都有法理问题；生活中存在的法律问题，都是法理学涉及的的问题，甚至生活中没被法律涉及的问题，也是法理学研究的问题。

法理学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法律的起源、发展和消亡、法律的本质和作用、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法律的创制和实现、法律的价值等。

美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说：“法理学的对象是非常广泛的，其中包括法理理论的哲学成分、社会成分、历史成分以及分析成分。”

对于一个正在走向法治的社会而言，就得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思想。

当然，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法治。纵观法的历史，我们认为法治至少具有以下五层涵义： 第一，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法治方略有多种多样，法律的治理是其中的一

种。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它是指一个国家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前面选择

以法律为主的手段进行控制，而不是选择其他作为主要控制手段，即我们今

天重新提倡的“依法治国”。

第二，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在制定法律之后，任何人和组织的社会性活动

均受既定法律规则的约束。即只要法律已经规定，任何人和组织不得以任何

正当或不正当的目地（理由）去违背法律规则，而只能遵照执行。之所以说

法治是理性的，是因为法律是人们事先设定的规则，具有稳定性、连续性、普遍性和一致性，它不受事发当时的人的情感和意志所左右。

第三，法治是一种民主的法制模式。法治是以民主为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的法制模

式。

第四，法治是一种文明的法律精神。法治的这些精神表现为一整套关于法律、权利

和权力问题的原则、观念、价值关系，它体现了人对法律的价值需要，成为

人们设计制度的价值标准和执行法律的指导思想。这种精神导源于文明的社

会条件和制度基础，是文明在法律上的转化形式，与人类精神文明一脉相承。

第五，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法律与国家、政府之间，运用法律约束国家、政府的权力；法律与人民之间，运用法律合理地分配利益；法律与社会之间，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

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必须有以宪法为核心的较为完备、协调配套的法律关系；（2）法律一旦颁布并生效，就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国家的一切活动（包括政府行为和公民个人行为）必须依法办事；（3）执法机关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必须严格执法，对于违反法律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依法追究；（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普通公民都必须自觉遵守法律，将法律作为其行为规范和守则，并运行法律来行使正当的合法的权利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实现法治国家不是无条件的，光靠领导人的宣布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目标的。还应当注意到法律对于社会经济、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依赖关系。我们要寻找并利用本民族的法治建设的资源，必须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习惯、道德、非正式制度中去发现中国法治有用的东西。

1978年起，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等一系列关于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出了方向。邓小平同志关于实行法治的主张集中体现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个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短短几十年内，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空前成就。这主要体现为这样一系列已经完成和正在完成的转变：（1）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2）从民主制度的不完善到完善，再向民主制度的真正落实转变。（3）从行政权力缺乏制约到行政执法制度的初步建成，再到行政法治的实现。（4）从司法制度不健全到初步建成，再走向健全而公正的司法制度。（5）从执法人员数量缺乏到建成一支基本适应社会需要的执法队伍，再到高素质养执法队伍的建成。（6）从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到全民普及法律知识，再到走向全民法治观念的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最基本的内容是在我们国家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当遵循的法治治国、公平正义、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等这些具体理。前提就是必须坚持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下，不能脱离这个实际。我们各项工作要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树立大局意识，树立服务意识，树立责任意识。1996年，中央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代中国依法治国的方略已经选定，法治国家的目标已经明确，推行法治的条件也日臻成熟。在进行法治国家建设的同时，我们应当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法治建设与中国国情、本土资源结合起来。1997年，根据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现状与基本国情，“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载入宪法，成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明确以建设法治国家为目标，标志着我们党彻底抛弃了“人治”的执政理念，实现了执政治国理念的深刻转变。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近年来，我国的立法日益完善，执法逐步规范，广大社会成员参与立法、自觉守法的意识明显提高。

总之，“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保证人民群众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各项事业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