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孔子思想与做人做事做官
孔子思想与做人做事做官
刘庭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各位同志，上午好！我今天讲课的题目叫做《孔子思想与做人做事做官》。主要讲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简单介绍孔子的生平；第二，孔子做人的主要观点：做君子，不做小人——建设君子式的道德精神家园；第三，如何做事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的处事原则；第四，做官怎么做呢？孔子主张“德治仁政”。
如何做人、做事、做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伟大的道德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做人做事做官的思想，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和文化观。
总书记在2009年5月13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又指出，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立德。传统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
孔子是中华民族伟大的道德思想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符号，因此，了解孔子关于做人做事做官的思想，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人文情怀或道德修养。
一、孔子的生平
孔子是殷朝王室的后裔，用现在的话来讲，也属于官二代了。孔子公元前551年出生，公元前479年逝世，享年73岁。他生活的时代属于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过渡的大变革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特点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天下纷争、战争频繁。历史学家讲“春秋无义战”，孔子是一个有奴隶主贵族血统的官后代，他的祖先原本是宋国的贵族，他自己讲：“丘也，殷人也。” 他说他孔丘是属于商朝的人。直到他的父亲做了鲁国的大夫以后，他才成为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做叔梁纥(hé)，娶了施氏，生了九个女儿，没有男孩。后来又续娶了第二个老婆，生下一个男孩，叫做孔孟皮，但这个男孩是个瘸子。孔子的父亲又求婚于颜氏，看上了颜家的三女儿，叫颜徵(zhēng)在。颜家跟孔家两家住在鲁国陬邑(zōu yì)尼丘山旁边，距离相当近，两家相互比较了解。颜徵在承父亲之命，嫁给了孔子的爸爸叔梁纥。
叔梁纥这时已经64岁了，而颜徵在仅18岁，相差46岁。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讲孔子的父亲与颜氏的女儿结合，生了孔子，叫做野合。在古代，野合不是指不正常的男女关系，而是指男女双方的年龄相差太大。孔子的父亲新婚以后，带着年轻漂亮的妻子到离家不远的尼丘山祈祷，希望能生一个男孩。果然第二年如愿生下了孔子。孔子出生时头顶长得像尼丘山似的，就是中间低、四面都高，所以他爸爸给他起名为丘，字仲尼。
中国古代历来就是，没有男孩继承，那就是最大的不孝。所以叔梁纥第一个老婆生了九个女孩；第二个老婆生了个男孩，又是个瘸子；64岁结婚娶了第三个老婆，然后再生下孔子。
孔子的父亲老年得子，在6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此时孔子三岁。父亲的去世，对孔子的家庭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给幼小的孔子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所以孔子在回忆自己少年的时候说，我少年的时候很贱，经常做一些被人看不起的事，“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成年以后，为了生计，曾在鲁国大臣季氏的门下做小官，比如仓库管理员、会计、出纳、看管牛羊。
到孔子17岁的时候，他35岁的母亲颜徵在又去世了。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所以孔子的成熟应该说比较早。孔子的母亲教子有方，孔子从小就修学“礼、乐、射、御、书、数”等。应该说，他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学识渊博、多才多艺。所以孔子成年以后，知礼而闻名。
孔子身材高大，在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里称“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6.22寸，那么我们计算一下，孔子的身高实际是5.97尺，应该说很高了。
孔子19岁的时候就娶了盛氏的一个姑娘为妻，第二年就生了儿子，名字叫孔鲤，字伯鱼。为什么起鲤鱼的“鲤”呢？因为当时鲁国的国君鲁昭公特别喜欢钓鱼、捕鱼，并以此为乐，当他听说孔子的老婆生下一个男孩后，特意赠一条鲤鱼给孔子。孔子为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可见孔子当时在鲁国虽只是一名小官，但是很知礼、好礼，得到了国王的赏识。孔子一生当过最大的官是在什么时候呢？在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孔子51岁的时候，升为主管司法、刑狱、纠察等事情的大司寇。大司寇相当于现在司法部长这个级别，而且而还行使了宰相的权力。应该说，这是孔子一生中最高的职务了，但是这个官只当了三个月。因为他推行礼治，而当时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候，到处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奴隶社会的地位高低、权力大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土地面积有多大，占了多大的地盘；第二，有多少奴隶。大家知道，在奴隶主社会，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国王死了，奴隶还得陪葬。奴隶是几千、几万还是几十万，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强盛程度。
三个月以后，孔子遭到了鲁定公的冷落。当时齐国看到鲁国日益强大，就想了个美人计，给鲁国的国君送了80个美女，离间了鲁定公对孔子的信任。鲁定公收到齐国送来的80个美女，整天不理朝政，吃喝玩乐。孔子的政治主张是要恢复周礼，要使国家强盛起来，但国王不理朝政，国家肯定会完蛋，所以他自己就走了。
由于鲁定公对孔子不信任，再加上这个国家与自己的政治主张南辕北辙，在55岁的时候，为了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离开了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艰难生涯。离开鲁国的时候，孔子曾感慨道，听信妇人之言，国君就会失掉真正的贤人，接近宠爱娇艳的妇人，可以招致国破家亡，游哉游哉，我只好出游于江湖，打发余生。
孔子周游列国是从鲁国出发，大致走了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现如今大致路线曲阜——菏泽——长垣(yuán)——商丘——夏邑——淮阳——周口——上蔡——罗山，然后原路返回。从55岁到68岁，孔子带着他的若干亲近弟子，用了十四年的时间在鲁国周边游历。
到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晚年的孔子一方面专心致力古代文献的整理，如删修《春秋》、为《易经》作传、整理《诗经》等；另一方面继续授徒教学。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下面我们讲孔子关于做人做事做官的主要观点。
二、做君子，不做小人——建设“君子”式的道德精神家园 以德修身，是孔子道德思想体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换一句话说，就是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的关于立身做人的思想，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对当代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做君子，不做小人，是孔子提出的一个崇高的人生目标。如果单从言论上判断，可以说，孔子是二千五百多年以前的一位“雷锋”式的文化名人，为什么？因为，孔子“对人生有深度的了解，对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全部《论语》，堆满了格言”，“一部论语堆满了格言和统御之术警世之训，影响旷远。”（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第142－143页，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8月版）《论语》中的孔子，就是一个思想缜密深沉、举止庄重从容、学而不厌、循循善诱、博学多才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之长者形象。黑格尔在《哲学讲演录》中也说，《论语》中只有“常识道德”，思辨的哲学一点也没有，只有一些善良的、道德的教训。虽然柏杨、黑格尔的说法含有偏激的情绪，说得过分、片面了一点，但反映了《论语》的主要思想主题，是倾向于伦理思想和人生的道德修养。因此，我把孔子称做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道德思想家。作为个人修身，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孔子的《论语》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性质的人生教科书。
（一）君子是优良道德全面发展的人
孔子根据自己的道德标准，把人分为两大类：君子与小人。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论述非常多，一部《论语》直接论述君子和小人的有43条之多。他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方面谈及君子与小人。孔子对“君子”这个概念，自己也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和界定，比如：君子淡定坦然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自大却不坦然（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第十三第26章》）；君子庄重，爱学习，不自以为是；恪守诚信；不与道德低劣的人交往，有错必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而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第一第8章》）；君子能懂道义，小人只懂财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第16章》）；君子能严格要求自己，小人则苛求于别人（子曰：“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21章》）„„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孔子所说的君子，他原先的本意是指道德优秀的脑力劳动者——士（知识分子），或处于统治阶级高层的领导人；也泛指所谓品德高尚的人。总之，君子是少有缺点，追求道德高尚，非常完美的人：谦虚、好学；心胸宽广，能团结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谨守正义，多才多艺。而小人呢？与君子相反，小人满身是缺点毛病：骄傲自满、不爱学习、拉帮结派、不讲诚信、重利轻义、小心眼等等。
（二）君子注意戒除个人欲望与私念，自我批评精神好 孔子认为，君子刻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境界而且自觉地进行，提倡多作自我批评，做到一天三次反省自己有没有什么过错（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第一第4章》），这表现了非常高的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为此，孔子提出了君子要防止“三戒”“三乐”“三愆[qiān]”“九思”，就是要防范于未然，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私欲，使自己始终保持“君子”的思想境界中，为人师表。
“三戒”：君子有三件事要警惕，即年青时警惕沉溺(nì)女色，壮年时警惕争强好斗，老年时警惕贪求占有。（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第十六第7章》）
“三友”：君子要交朋友警惕区分三种情况，即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跟正直的人交朋友，跟诚信的人交朋友，跟博学多闻的人交朋友，就有益处；跟逢迎谄媚[chǎn mèi]的人交朋友，跟阿谀奉承的人交朋友，跟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就有害处。（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nìng]，损矣。”《论语·季氏第十六第4章》）“三乐”：君子的（八小时以外）业余爱好要警惕区分三种情况，即有益的爱好有三种，有害的爱好也有三种：以礼乐节制自己，喜欢在人后称赞别人的好处，喜欢多交贤德的朋友，就有好处；喜欢骄纵作乐，喜欢安逸游乐，喜欢宴饮取乐，就有害处。（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yì)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第十六第5章》）
“三愆”：君子要防止三种过失，即急躁、隐瞒、盲目。话没到说的时候就说，叫做急躁；话到了说的时候却不说，叫做隐瞒；没有察颜观色却冒然开口，叫做盲目。（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第十六第6章》
“九思”：孔子认为，君子有九件事要慎重思考，看的时候要明察，听的时候要听清，脸色要温和，态度要恭敬，说话要忠诚，办事要警慎，产生疑惑要询问，生气时要避免惹祸，得到利益时要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第十六第10章》）
应该说，孔子提出做君子，不做小人的思想，作为人们道德追求的人生目标，为人们塑造了可供学习、参照的理想人格坐标，对培养和塑造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和道德建设，无疑能起重要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孔子这一思想对浸润及塑造中国人的品德性格方面，产生过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还经常称赞一些道德高尚、涵养好的人为“谦谦君子”。比如，诸葛亮、周恩来等伟人，就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君子，是道德高尚、忠孝两全，为人处事几乎完美无缺的楷模！同时，人们则常常骂那些心胸狭小，不光明正大，搞阴谋鬼计，贪图私利的人为“小人”，这无疑是受了孔老夫子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思想的影响。如果我们在西方人面前说某一个人是“小人”的话，肯定会把老外搞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然而，应当指出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划分的负面影响，由于孔子所说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定义过于广泛，定性不明确，难于界定，而且孔子眼里的君子又是十全十美的人，如同圣人，过于理想化，使人感到高不可攀，难于企及。真理向前迈半步就会变成谬误。所以，反而出现许多伪、劣、假、冒的君子，真正的君子则少之又少。结果呢？伪君子比小人更可恨、可怕——彬彬有礼、老成温厚、言行不
一、口蜜腹剑„„简而言之，虚伪则成为君子的代名词。
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的处世原则 “和为贵”，可以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倡导的为人处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孔子道德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第一第12章》）孔子认为，不管是治国理政，还是为人处事，追求和谐的结果，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想法。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和谐，不懂得用“礼”（即规章制度）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第一第12章》）。这就是说，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规范，促使人们之间、家庭及家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维持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睦融洽的理想状态。换一句话说，讲和谐，不能以牺牲原则来计和谐，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要搞君子的和谐，不要搞小人的和谐（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十三第23章》）。
（一）“和为贵”的内涵及实质
“和”与“同”，是春秋时代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国语·郑语》）意思是说，把两种以上不同的事物调和统一起来，这就叫做“和”；把相同的两个以上的事物合而为一，这就叫做“同”。比如，啤酒中加入可口可乐饮料，口感不错，许多人爱喝，这就是“以他平他谓之和”；但如果在矿泉水中加入白开水，它还是水，味道如一，不可能有什么变化，这就是“以同裨(bì)同”。所以，史伯说，如果一支乐曲只奏一种声音，或者只用单一的一种乐器演奏，肯定不如用多种乐器演奏好听；一幅图画，如果只用一种颜色绘画，肯定不如用多种颜色绘画好看。
齐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大臣晏婴对“和”和“同”作了进一步的辩证的阐述。他认为，“和”是许多不同的对立因素而成的统一，而“同”则是简单的统一（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还打比喻说，“和”好像做羹汤，加上各种调料、鱼、肉，以及火力烹调，使各种味道调和起来，吃起来才会好吃；单一的琴瑟演奏的乐曲，也一定很难听。
史伯、晏婴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认识到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
（二）达到“和为贵”的要求与不同模式
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则是从处理好人际关系，建立和谐的理想社会来说的。“和为贵”，并不是非此即彼，要吃掉对方，而是要在保持事物各自独立性的同时，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简单一句话，求同存异。孔子看到了当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矛盾的复杂和激烈，因而提出用“礼”来调节，达到“和而不同”。孔子的所谓“君子和”，是指有区别的部分能够实现矛盾的统一；同，并不是整齐划一，没有区别。孔子的这一思想充满着辩证的认识论思维。别说是阶级存在的社会，就是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矛盾和差别，也总是存在的。因此，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就成为每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问题。
1、国际关系中的“和为贵”。就是要实现“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搞“小人同而不和”。用我们现在的外交语言来说，就是尊重各国人民对本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不能以任何借口，把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等，强加输出给别的国家——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外交思想的体现。反之，则是“小人同而不和”的冷战外交思维。人类的历史文明本来就多元化，而且世界因此才多姿多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道教„„等等，都应该在地球大家庭中和谐共生，它们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实现世界大同。可以说，“和为贵”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光辉亮点的思想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正如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勒斯特夫提出的：“中国是一个适应型的而非改造型的（民族），假如它坐到全球驾驶座上，它不大可能大刀阔斧地改变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利用这个世界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参见《日本时报网》2012年1月6日文章《当中国统治时，中国人不会制定规则》，《参考消息》转载时题为《中国崛起不会像美国一样行事》）
与中国相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美式民主”让世界付出了惨重代价，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罗伯茨2012年7月1日在西班牙《世界报》撰文指出：新保守主义主导的华盛顿盲目自大，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惨败视若无睹，现在又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中国，同时挑战两个核大国，这一变态做法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的愚蠢。没有负罪感的华盛顿政府正在引导地球走向毁灭，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在国外发动战争已经成为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种政治常态，自“9.11”后，美国以保卫国家利益为名在国内外广泛开展“反恐”战争，流血、逮捕、酷刑与侵犯人权司空见惯，剥夺了世界许多国家公民（也包括美国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并杀戮大量无辜平民。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入侵伊拉克和利比亚战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据布朗大学沃森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一项较为完整的报告显示，这些战争导致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仅仅截止2011年年中就有6381名美国军人死亡，同时死亡的还有2300名雇佣兵、9922名伊拉克安全部队人员、8756名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3520名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人员、1.17万名阿富汗平民、12.5万名伊拉克平民、3.56万名巴基斯坦人、1万名阿富汗反政府武装人员、168名记者和266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共计22.5万人因为战争而死亡。
此外，战争还留下了不计其数的伤病员，包括9.9万名美国人、5.1万名雇佣兵。当然，还有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军人和平民，所有伤病员加起来计365，383人。另有300万阿富汗平民、350万伊拉克平民和100万巴基斯坦平民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上述数字参见：2012年4月12日《参考消息》阿根廷学者戴维·布鲁克斯文：《“美式自由”让世界付出惨重代价》）
从物质财产损失来看，美国国会通过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官方预算已经上升至1.3万亿美元。但是，将所有相关费用加起来，这些战争的费用实际上在3.7万亿~4.4万亿美元之间。
由上可见，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是确确实实的“小人同而不和”民主自由。因而，我们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中，应当高举中华和谐的旗帜，弘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中国古训，以此来支撑和推动和谐世界的理念，用以有效化解国际矛盾和争端，实现和谐世界的目标，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方针，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2、社会人事的“和为贵”。不能把自己的意见、价值观强加于他人，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要强加给别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24章》）孔子认为，这是人生一辈子应该奉行的一条重要处事原则。和为贵，就应该塑造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实现事业上共同进步、共同富裕、共生双赢的局面，而且要从自己身边的人做起，这是实践仁德的好方法（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第六第30章》）。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进步、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不是双赢，而是单赢，孔子谓之“不仁”。
和为贵，还要对领导和朋友的交往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孔子认为，与领导的来往不能过于频繁无度，他人以为你是在巴结上级；与朋友的交往不能过于亲热，他人会产生不满。距离产生美，对任何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和为贵”的理想状态，保持的时间就能长。同理，国家与国家也如此，不结盟，朋友满天下；结盟将招致不少怨恨（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第四第26章》）。
和为贵，必须要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对别人求全责备、要求别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必然会得罪许多人，这就等于给自己制造一个个敌人（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15章》）。
3、家庭关系的“和为贵”。孔子认为，百善孝为先，就是要实行孝道，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必然要求，它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美德。孔子认为，孝敬父母是做儿女的必尽义务和天职。孝不孝，看行动。对父母的过错应该进行善意地规劝、提出，不能看着父母犯错误不管（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区长尊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第四第18章》）。再次，孝敬父母必须时常把父母的年龄记在心上，一方面为父母的长寿而高兴，另一方面，作儿女的又要时常惦记父母因年事已高所带来的生病等忧惧（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第四第21章》）最后，孔子特别强调要从精神层面孝敬父母，它比物质上的孝敬父母更重要（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第二第7章》）。意为多回家陪陪父母，问侯问侯。
四、做官从政——主张德治仁政
（一）讴歌选贤任能的禅让制，反对父子相承的世袭家长制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的时代特点是，天下大乱，诸侯纷争。各诸侯之间的兼并和掠夺奴隶、土地的战争十分频繁、激烈，可谓“春秋无义战”是也，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大奴隶主时代的权威已经被社会否认了，王权在事实上是大大式微了，就是各国的诸侯事实上也为卿大夫所挟制，而卿大夫又逐渐被陪臣所凌驾，奴隶制正处于崩溃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之际。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天下无道”（见《论语·季氏第十六第2章》）的社会现实状况。
孔子的言论行为、政治主张及其思想倾向，是革新与保守、同情与不满两种思想的矛盾统一体，革新与守旧两种思想兼而有之。一方面，孔子对臣弑君、子弑父的“天下无道”的现状不满，主张德治仁政，希望社会能像“天下为公”的尧、舜时代那样美好。因而，他极力讴歌尧、舜、禹的天下为公的心胸和选贤与能的品格。孔子称道，舜、禹的君位是通过禪让得来的，而不是弑君弑父夺来的，并且能以身作则、任人为贤，没有苦役老百姓，能使天下大治，这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论语》中有明确记载：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第八第18章》）孔子认为，舜、禹伟大，他们拥有天下，却不独享政权。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第八第19章》）在孔子看来，尧作为君主太伟大了，只有天最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天。老百姓没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赞美他。他所取得的功绩，制定的礼仪制度，光辉夺目，光彩照人。
同时，孔子非常称道“无为而治”的治国理政思想。认为，一个君王如果能用自己的高尚品德感化老百姓，不搞过度的政绩工程，像舜一样就是最理想的了。（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矣。”《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5章》）
无疑，孔子对尧、舜、禹三个中国历史上最受称赞的君王的讴歌，实际上是出于对奴隶制时代的君王世袭制，即子承父王的家天下制的不满。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天下为公”的古代原始社会的美好憧憬和理想寄托。因此，他曾满怀信心地说，如果有人用我，我要把鲁国建设成为像西周礼乐制度一样盛世东方的周王朝！（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第十七第5章》）孟子也非常称道尧、舜、禹的选贤任能的禅让制，并且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话太具革命性了。孟子不但不同意搞终身制，而且还主张如果君王有错，又反复不听进谏，就应该换人。曾经邀请孔子出仕的齐国家臣阳虎也说过与孟子一样意思的话：“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弑之。”（《韩非·外储说左下篇》）阳虎的思想性格倒像一个活脱脱的造反派，孟子毕竟是思想家，与阳虎的过激思想不同，主张文明民主的人事制度。
（二）同情和袒护敢于“叛乱”的反抗行为，希望为仕从政 另一方面，正因为孔子对“天下无道”社会的不满，因此，在他的思想深处又希望加快社会变革，尽快回归君臣有序、社会稳定的等级社会。所以，孔子有时也表现出同情、袒护或参与敢于“犯上作乱”革命行动。但孔子是有这个“贼心”，而没有这个“贼胆”，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之说是也，有言语而没有行动，这也是所有思想家的一个特点吧。对此，《论语》中有明确地记载。
其一，鲁定公九年，公山不狃（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在费邑反叛季氏，召孔子前往，孔子非常想去。子路听到后很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到公山不狃那里呢？”孔子反驳子路说：“那个召我去的人，难道会平白无故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将在东方复兴周的世道！”（公山不狃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第十七第5章》）另据《左传》记载，公山不狃与阳虎仍属敢于“犯上作乱”的反叛的同党人物，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载，阳虎于鲁定公八年“入讙阳关以叛”，公山不狃亦同时响应。
其二，公元前490年（哀公五年）赵简了以晋侯的名义攻打晋国大夫范中行，围中牟。时任中牟县长的佛肸（晋国大夫范中行的家臣）便以中牟（晋国地名，在今河北邢台、邯郸之间）为据点反叛，抗拒赵简子。当时正在周游列国的孔子，政治仕途上屡遭挫败，正寻机出仕从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佛肸召用孔子。孔子分析形势认为：赵简子如果灭掉范中行，就会形成三分晋地的战略格局，因此，孔子急欲想去辅助佛肸对抗赵简子。《论语·阳货第十七第7章》载：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作为孔子的学生佛肸，在重要的关键时刻要找老师帮忙，老师也想借此机会出山为官从政，当子路表示怀疑态度时，孔子立刻反驳说，“我难道只是一个苦葫芦吗？怎么只能悬挂作摆设供大家看，而不能食用呢？”
上述两则史料充以说明，孔子急于为仕，同情和袒护敢于“叛乱”的言行心境，表露得淋漓尽致。当时，所谓“叛乱”言行，实际上是含有革命精神的另一种说法，或者说，冲破了奴隶制的许多规章制度而已，其本质算是比较能够代表广大民意的新兴势力的思想倾向。因而，后世学者把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父子相袭的家长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归罪于孔子，实在是一桩天大的冤案，这个责任不能完全由孔子来负。如果要追究其责任的话，一是封建帝王的断章取义，为我所需而用。二是孔子的弟子们编撰《论语》时摘语断句而带来的不良后果。一部《论语》全部是语录式的迭累，以一句话、二句话、三句话为单元，杂乱无章，尤其在讲话的时空关系上（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针对的对象？）混淆不清，很难看出它们的内在逻辑，更不要说思想体系了，这不但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争论分歧的难于一致，也容易给人以断章取义之机。应该说，这是孔子“述而不作”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孔子曾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同义，也可以说，知我者惟《论语》乎？罪我者惟《春秋》乎？可谓：中华文明史，功铭夏商周，《论语》二千年，孔丘是非多。
（三）主张德治仁政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但确切、严格地从科学意义上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思想家。道德，是对于人与人之、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任何社会要想维持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一是（主要是）要靠行政法规和法律的强制作用，二是要靠大众所公认的、并且能够自觉遵守的道德约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不能违反道德底线。“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思想家，孔子的道德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时期的阶级烙印。孔子道德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博大精深，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德治国，二是以德修身，三是以德处世。
道德思想，从政治学意义讲，就是伦理思想，或者说它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孔子的许多道德理论学说（许多像是一位博学多才、善良厚道的老者教训小孩、青年人的说教，或曰教诲）被尊崇为“政治”理论了，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看，孔子的道德思想内容兼有阶级性和社会性、封建性和民主性等双重性。换一种说法，即是既有糟粕，又有精华。这是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至今褒贬不一，且又日益受到举世关注的重要原因。如何批判继承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这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中国的软实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德治仁政的内涵：
孔子一生虽然从政的时间不长，为官也不大，但他提出的德治仁政，反对苛政暴敛，主张以人为本、为官清廉、举贤授能等治国理政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孔子把以德治国理政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核心位置来看待，可谓重中之重，他将“德”比喻为“北极星”，其他的一切则如小行星，要一切环绕北极星来转。他说，当政者运用道德来治理国政，就好像北极星，安成其所，而其他众星井然有序地环绕它（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星共之。”《论语·为政第二第1章》）孔子认为，用道德来治国理政的好处是，一是老百姓因此有羞耻心，会尽量避免犯罪；二是用道德来引导，老百姓会有羞耻心，更愿意归顺，服从领导。如果再加上刑罚和礼教来整饬，老百姓就会更好管理。（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第3章》）
第一，孔子提倡“仁者爱人”的崇高的人文主义精神。孔子所倡导的道德，其内涵、实质是什么呢？《吕氏春秋·不二》中说，“孔子贵仁”。可以说，仁是孔子所倡导的道德的最正确、最本质的概括。换一句话说，仁也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对仁的不同解读，直接涉及对孔子的评价褒贬不一。
什么是仁？其内涵包括哪些？这都很难在《论语》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因为《论语》中讲到仁的地方很多，孔子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他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他自己也说法不一，要界定仁的定义，实在太难。我以为，孔子的仁，就好像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它包含孝、忠、恕、礼、勇、恭、宽、信、敏、惠等等。但是，仁的最本质的内涵，应该说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第十二第第22章》）“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哉？’”（《论语·颜渊第十二第1章》）意为每个人都要约束自己，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而实行仁，做有利于天下所有人的事，天下就可以实现仁了。“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第十七第6章）孔子认为，读书人、特别是领导者在天下实行恭敬、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五种仁的品德，就已经实现仁了。因为恭敬就不会受到侮辱，宽厚就能获得众人拥护，诚信就会使别人为你效力，勤敏就会取得成功，慈惠就能很好地管理别人。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来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已。’”（《论语·雍也第六第30章》）这就是说，当领导的要经常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就是最大的仁，而且达到了圣人的地步。自己想成功，也要让别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这不是共同进步，共同富裕，双赢至天下为公的思想吗？
孔子正面论述“仁”的辞句，有28条之多，如果加上从侧面、逆向方面论述的，那就更多了。
此外，《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 《孟子·告子上》说：“仁，人心也。”简单一句话，就是“仁者爱人”。人，是指人民大众，爱人民大众，也就是仁了。
综上所述，作为孔子思想体系核心的仁，实质上是一种主张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价值，关心每个人的现实权益的崇高人文主义精神——“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尧、舜是最具“仁爱”的典型人物（子曰：“何来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的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虽然缺乏民主基础，但是，它毕竟是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思想潮流，顺应了奴隶解放的历史大趋势。但由于封建主义制度的顽固性，极大地阻碍了孔子仁爱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致使中国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或之后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
第二，德治仁政的关键是要从领导做起。
孔子认为，作为吃国家俸禄的臣或士，应该以身作则，以行动的示范作用比行政命令更加有效，这指明了转变社会风气的关键所在。他说，一个领导人如果自身言行端正，即是不下命令，事情也能行得通；如果当领导的自身言行不端正，即是下了命令，老百姓也不会听从（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第十三第6章》）。因此，当领导的，端正自身的行为，对于以德治国有重要意义（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第十三第13章》）。孔子还提出，当领导的还要以自己的行动作表率，行动走在老百姓的前面，并且要永远不要解怠（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第十三第1章》）。如果领导人能够带头端正自己的言行，下面的群众谁敢不端正的呢？（季康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第十二第17章》）
因而，孔子认为，实行德治仁政的重要措施是“政在选臣”，即选拔好领导干部，特别别是选拔好朝廷大臣（高级干部），要推荐正直的人，废弃心术不正的人。孔子说，如果当领导人没有贪欲，你就是鼓动人去偷窃也没有人去干。（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
要求从政者品德的全面发展，是孔子德治仁政的重要内容。孔子提出，从政者要尊重五种美德，去除四种恶习（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曰第二十第2章》）。五种美德为：
1、君子给人恩惠却不需破费；
2、役使百姓却不会让百姓心存怨恨；
3、有欲望却不贪心；
4、安详坦然却不骄傲；
5、威严却不凶猛。（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第二十第2章》）四种恶习为：
1、不事先进行道德教育，犯了罪便加以杀戮，这叫做虐；
2、不提前申诫，马上便要出成果，这叫做暴；
3、随意下命令却要求限期完成，这叫做贼；
4、给人赏赐，当到给时却很吝啬，这叫做小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第二十第2章》）
孔子的“尊五美，屏四恶”告诫我们，当官与当老百姓，就是应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要求，干部要在各个方面做出好的榜样。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有些事情普通老百姓可以做不到，但当官者必须做到。可以说，工作八小时以外的兴趣爱好，是检验领导干部道德品行的一个重要“晴雨表”，那些经常出入灯红酒绿高档场所的干部，很难摆脱低级趣味和跳出贪欲的泥潭。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东汉王充说：“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一切从政者都必须把修道德，讲情操，不断完善自己的品格，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
第三，德治仁政的根本是足食、足兵和民信。
孔子认为，正确处理好粮食、军备、民信三者的关系，是关系到国家稳定、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问题。他认为：民信第一，粮食第二，军备第三。民信则国兴，失民信，则国将亡。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第十二第7章》）
孔子把“民信”（即人民信用）摆在治国理政的第一位。他还特别提醒领导人要注意解决好财产分配不公与人口关系问题。老百姓不担心贫，就担心分配不均；老百姓不怕寡，就怕不公。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出现很大的贫富差距，从而引发社会的**；解决好了，国内外都比较稳定（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第十六第1章》）。
孔子关于足食、足兵、民信的治国理政思想，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至今仍有重要的普世意义。“民信”思想就是最大的以人为本的民本主义，也是崇高的人文主义精神。民信即民心，民心走向，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府和执政党的公信力；民心走向，决定了一个国家、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前途和命运。
“阿拉伯之春”的现象说明了孔子民信思想的正确性。从2010年12月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始，到2012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垮台，直至利比亚、叙利亚的专制政权被逼得走投无路，这一系列的“阿拉伯之春”，导致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4位独裁总统下台，另一位独裁者在叙利亚也四面楚歌；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中，几乎每一位都感到自己的统治受到极大震荡。阿拉伯国家大动荡的原因，主要是政治体制独裁、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缺粮涨价、青年大批失业。
苏联的解体和苏联共产党的亡党，也说明了孔子关于正确处理“足食、足兵、民信”三者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苏共权力过分集中，搞个人专断，执意把军备（足兵）放在国家的第一位，全力发展重工业和军工生产，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军备竟赛，而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执政党的特权阶层生活则腐败奢侈。可以说，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主要是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广大人民所抛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则是起了外部推波助澜的作用，决定的因素还是失去了“民信”这个内因。
与苏联相反，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和关心群众，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指引、评价、检验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解决好吃、穿、住、行的日常民生问题。然后，逐步提高生活的幸福指数，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大对国防建军的投入，从而使中国的国防实力实现夸越式发展。再则，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逐步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使中国的“足食、足兵、民信”三方面日益强盛。至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进出口已经占到全球进出口的十分之一。这既是中共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也是孔子民本主义思想的历史借鉴意义所在。
第四，一分为二看德治仁政。
孔子德治仁政的思想，可以说博大精深，形成了体系，而对以法治国问题则少有论述。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法的概念比较少，如果有的话，也主要体现在“礼”的阐述中，孔子心目中的礼是作为规章制度的“礼”，是周礼，当然也是法的范畴，但它没有像道德这样全面，并把道德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层面。
人类历史发展表明，靠道德的力量来治理国家，往往与思想家的愿望相反。因为，道德的约束力有十分有限的，而且是会变化的。没有对从政者实行严格的、公开的、透明的监督制度，好官就有可能会变坏；如果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对从政者实行严格的公开监督，那么，坏官也会变好，起码不敢贪赃枉法。所以，这种寄希望以德治国为主而用“仁政”建立起来的朝廷、政府，往往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朝廷或政府。中国的封建王朝体制历史为什么如此漫长？封建独裁专制延续二千多年，改朝换代只是换了皇帝，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制度却没有改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千多年以来，把道德政治化了，或者说把道德和政治混成为一个东西，而缺乏反映民主、民生、民权的法治思想及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制订过一部保护人民权益的国家宪法。老百姓总是寄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一个“包青天”式的好官，因为他们相信，能够成为国家大臣的官员，个个都是仁人君子，像孔子一样的“圣人”，都是仁慈的“父母官”、“父母”政府。无疑，这是对人性的过高要求，只有个别人或少数人能够做到的，而绝大数人是做不到的，希望所有当官的都大公无私，没有私欲不贪污，太难，不可能。
以儒家“仁政”思想建立的封建政府，实行的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它维护着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许多熟读“四书”、“五经”的仁人君子都变成了贪官污吏，赵高、李斯、李林甫、蔡京、秦桧、史弥远、贾似道、严嵩、和珅„„可谓如吕好问所说：“赃吏为害，遍于天下。自小至大，习以成风，株连蔓衍，不可复治。”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教，显得苍白无力。显而易见，我们想要保障维护北京十里长安街的交通秩序，决不能靠对司机进行道德自觉性的教育，而无需设置红绿灯。一个简单的事实告诉我们，法规制度的建立远远大于道德的说教。21世纪的今天，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贪官污吏“前仆后继”？一个个沦为阶下囚呢？不是因为没有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而是因为对他们缺乏严格、公开、透明的法律监督。所以，对那些从政为官的“正人君子”而言，侧重点并不是对他们进行道德的教育，而是多给他们准备一些法律的“监狱”牢房，让其提心吊胆，收敛而不敢贪赃枉法，变得廉洁奉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应当承认，中国有孔子而感到骄傲，感到光荣。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许多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如儒家所倡导的社会伦理道德、和为贵的处世原则，一直为西方世界所尊重。2009年10月28日，美国众议院以361票赞成、47票反对，高票通过一项纪念孔子诞辰2560年的决议，颂扬孔子在“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做出的无价贡献”。当今世界，正面临资源贫缺、气候异常、不同文化碰撞冲突的变革之际，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中华文化为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给孔子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
第二篇：浅谈做官做事与做人
浅谈做官、做事与做人
（一）做官，就是当领导干部。做事，就是干活、干事。做人，就是为人处事。做官先做人。做好人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要做好官，必须先做好人。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这句话的意思是做官是为了做事，要立志干一番大事业，为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利益多作贡献。做官，是一种磨炼和考验，它意味着要承担起更大更重的责任，并时时处处都要起到表率的作用，这肯定要比一般的工作多辛苦、多劳累；做官，更意味着要为人民谋幸福，甚至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做人要有底线。人生底线主要表现在一个人的良心、公德和爱好三个方面。良心、公德、爱好构成一个人的品德。做人是基础、是根本、是关键，要想做好事、做好官，首先必须先做好人。如何做好人呢？诚实是维系和保持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关系融洽、和睦相处的关键所在，也是推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是为人做事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它是一面镜子，是衡量一个人道德素质的重要尺度。应该说，作为道德规范，诚实守信是人的修养的基本原则，是立身之本，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既是堂堂正正做人的本质，也是堂堂正正做人的基本内涵。
（二）做事，重要的是要远离浮躁，脚踏实地。踏实做事，不仅是一种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也是一种严谨科学的工作方法。做事要懂分寸。能不能办成事，能不能把事办好，有一个分寸问题。说话有度，交往有节，办事得当，往往成功。不卑不亢，不软不硬，不偏不倚，讲的就是一种分寸把握。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同志在开展工作时，不该定的事，擅自决定；不该管的事，插手管理；不该办的事，胡乱办理；不该讲的话，到处乱讲。这就是没有分寸。笔者认为，做事要有分寸，要看看哪些事该办，哪些不该办；哪些能办，哪些不能办；哪些先办，哪些后办。不能不分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能不顾实际，照办照转；更不能借口特殊，自行其是。做事的分寸如何把握？一句话，做事懂分寸主要体现在限制自己，规范自己，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不揽权，多揽事；不越位，多尽职；不干扰，多支持。做事的分寸还体现在协调配合上。每一项工作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做事要扎扎实实。要确立明确目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做事情要有目的，要有工作目标，奋斗的方向，目标和方向一旦确定，就不要轻易改变。要树立团队精神。团队精神要求我们要顾大局，要事事处处站在企业和国家发展的高度。要不断推进改革。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发展必须改革，改革需要发展；只有改革才能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有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进步。要不断谋求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能不能发展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具体标准，也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的唯一准则。要大胆实施善于管理。管理是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要牢固地树立向管理要效益的思想。作为领导，说话要谨慎，办事要严谨，处理问题要公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换位思考，替别人着想，要从大局、从整体的高度去考虑、去协调、去落实，不能出现乱位、越位、缺位的现象。
（三）可见，要想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在做人、做事、做官三者之间，做人是首要的。怎样做人，如何行事，怎样做官，对于我们烟草行业每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应当是常思常想的问题。人与事之间，人处于主动、主导的地位，无人难做事，做事需要人，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也就是说，人的思想品德的好坏、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所做事情的性质与效果。做人不同于做官，做人是做一辈子，做官是一阵子。做官是一时一事的事，做人才是一生一世的事。因此，做人是做官的前提和基础，要先做人后做官。有位著名作家说过：“好人不见得是好官，但好官却必须首先是好人。”实践证明，大凡能成功的都是做人的成功，大凡彻底的失败都是做人的失败。俗话说得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只要人做好了，事情也就好办了，领导也就好当了。梧州烟草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能够有今天确实不易。因此，我们
要认认真真做事，不能找借口和任何理由，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只有把本职工作做好，才是对公司和企业的负责。作为烟草行业一名领导干部，要清清白白地做官，踏踏实实地做事，但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的，还是要堂堂正正做人。那么，怎样才算是堂堂正正做人呢？笔者认为，要做“五种人”。即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理解，所谓高尚的人，就是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高尚情操的人；所谓纯粹的人，就是彻底地摆脱了动物本性，能够把自己的欲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的人；所谓有道德的人，就是注重道德修养，自觉地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的人；所谓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就是光明磊落、公道正派、落落大方、襟怀坦荡，“不饮盗泉之水，不食嗟来之食”的人；所谓有益于人民的人，就是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
第三篇：做人做事与做官
做人做事做官
一般人会面临两个人生课题，做人和做事。一个人若当上领导干部，还要增加一项：做官。
关于做人。中华民族历来讲究做人的道理，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的经验。在人的一生中，做好人最重要，也最困难。一个人拼上三年两载，最多十年八年，或许能做成一两件事。而做人则是一辈子的事，有的弄不好一辈子也不会做人。相传，三国时关公曾用篆书给儿子关平写下12个字：“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虽然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一两千年，但这12个字仍不失为为人处世的座右铭。对怎样做人，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领导干部不论平时，还是关键时刻，都要做这样的人。
关于做事。一个人总要做事，否则，就难以体现他的人生价值。毛泽东曾在祝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60诞辰时说：“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么可贵的人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住。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
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因此，领导干部既要一时一地做好事，更要一生一世做好事。
关于做官。现在我们仍用“做官”这个词，但其含义与过去有本质不同。所谓做官，就是党和人民给你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和岗位。党章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干部要做人民的公仆，就应当像毛泽东强调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有句古戏的唱词，叫“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此所谓“做主”，就是要主持公道，竭力为群众谋利益。《阅微草堂笔记》载：一位没做出政绩的知县，受到阎王爷指责后，他委屈地说：“我虽然没有政绩，却两袖清风，连老百姓一碗开水也没喝。”阎王爷说：“你是知县，没把县里的事办好，就是失职。如果没喝过老百姓一碗开水也算功劳，不如在知县大堂刻个木头人，它根本就不喝水。”这则故事，也是对占着“公仆”的位子、不为民做事者的讽刺。做官是一时一地，党员干部就应当倍加珍惜自己的岗位，履职尽责，力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实践来看，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经受住了考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沈浩等同志就是杰出的代表。但也毋庸讳言，有的领导干部做人民公仆的思想淡漠了，有的甚至成为腐败分子。陈云同志在建国初曾说，一些人“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有的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这番话，对领导干部仍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做人是基础，做官是手段，为群众做事是目的。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必须做好人、做好事。清人郑板桥曾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做好人，比做事和做官更重要。一个人官当得怎样、事做得怎样，是做人的延伸和体现。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做好人，是做事、做官的前提和保证。孙中山曾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一个人一旦为官，就对他做人、做事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官职越高，责任越大，越要有很高的思想水平、道德素质和领导能力。领导干部只有先做好人，才会有人格力量，说话才有号召力、说服力、感染力，才能教育人、影响人、带动人，实施正确领导。领导干部有了良好的人格和道德，才能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全身心为群众服务。许多党员干部之所以能得到群众信任和拥戴，首先是因为他们是好人。
做官是为了为民做事，而不是为了升官。做官而不做事，或做事是为了升官，是错误的。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原来还不错，后来做了官，慢慢就变得会做官而不会做人了。这样的官不会是好官，也不能说是好人。好人不一定能做好官，但好官一定是好人。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都强调“做官先做人”
。朱基曾回忆他当年考进清华大学时，他的系主任对他说：上大学读书，一要学会做人，二要学会做事。无论做人、做事、做官，都要老老实
实，不可沽名钓誉；都要踏踏实实，不在身后落骂名。有一位领导同志提出，领导干部“一要干活，二要干净。”这两者是统一的，就像车的两轮，只有同时转动，才能跑得稳、跑得快；又像鸟的两翼，只有两翼齐飞，才能飞得高、飞得远。
要把做人、做事、做官统一起来。首先，要追求为官的高境界。有人把领导干部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叫人怕的干部”，就是整天板着面孔，颐指气使，动辄训人。他当领导不是凭良好的品德和能力，而是手中的权力。须知，你在台上人家怕你，你不在台上，人家还怕你吗？悟透这个道理，就应该自觉走出这种为官的“低境界”。二是“叫人敬的干部”，这种干部为人真诚，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学识渊博，能力较强，工作扎实。但应该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否则，可能会让人敬而远之。这是为官的“中境界”。三是“叫人爱的干部”，这种干部有第二种干部的优点，同时还能尊重、理解、关心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与群众交朋友。我们应该追求这种为官的“高境界”。
其次，要做到“三不怕”。一是不怕别人说自己“没钱”。岳飞曾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吉鸿昌有一句名言：做官即不许发财。现在有的人奉行“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做官不收钱，退休没本钱”。这种干部迟早会走向腐败。二是不怕别人说自己“无能”。切不可整日东奔西跑，拉关系，走门路，乐此不疲。须知这不叫“有能耐”，而是没出息。三是不怕别人说自己“无情”。要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在党纪国法面前，勇于“六亲
不认”。要讲亲情、友情、爱情，但不能为情所累、为情所害。
第三，要树立“三种形象”。领导干部在部属心目中，应该是“兄长、师长、首长”。有兄长的爱心，把部属当做亲兄弟，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帮助他们。有师长的水平，假若你没有真才实学，从你身上学不到高贵品质和出色的能力，你就很难赢得部属的尊敬和信赖。有首长的威信，你的威信不是来自权力和职位，而是来自人格魅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即“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总之，领导干部要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清清白白为官。
第四篇：做官、做事与做人
做官、做事与做人
在座的学员都是领导干部，老百姓把我们叫做“官”。所以，今天我想集中谈一个题目，就是做官、做事与做人的问题。做官、做事与做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想明白了、实践好了，我们才能可能是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官。我今天不是讲如何做官、如何做事、如何做人，而是讲做官、做事、做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官是什么？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有人可能说，官是地位，做了官就意味着社会地位高了；有人可能说，官是权力，有官就有权，官小有小权，官大有大权，官是跟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但从本质上说，官是责任。人类社会最初本来没有官，后来有许多共同的事务，需要专人去管理，于是慢慢地就有了官。一个人从一般社会成员变成官，就意味着多了一份责任，即不仅要管理好自己，还要管理好别人、管理好一个部门、管理好一个地区。官由小变大，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责任的范围由小变大，份量由轻变重。为了方便管理，人民赋予官一定的权力，做官也就是掌权和用权。不言而喻，权力是官用来履行责任的手段和工具；权力是以履行责任为前提的。在我们国家，权力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前提的，所以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权要“为民所用”。有一年，一个地方发大水，人们找不到镇长。镇长去哪儿了？去丈母娘家去了！因为洪水来了，丈母娘家被水淹了，丈母娘迫切需要他去照料、搬家。从女婿这个角度来讲，这位镇长是个好女婿。但是，后来这个镇长被称为“怕水干部”，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为什么？就是因为在洪水面前他作为镇长却没有履行组织群众抗洪抢险的责任。所以，官就是责任。当了官就等于承担了一份责任。这位怕水干部，“倒霉”就倒霉在他是个官，他没有去履行他应该履行的责任，被处理了。
既然做官，就一定要做事。做官的掌权和用权，就是为了做事：一做自己的职务所要求的事。警官、法官、检察官、军官、地方官，各有不同的职务要求；
地方官当中又有市县长、局长、股长等不同职务。我们做事，就是做自己的职务要求做的事。二做上级领导分配我们做的事。除了职务要求之外，上级领导还经常给我们加任务，比如要我们对口扶贫，要我们突击抢险等等。做官也应该把领导交给我们的事做好。三做群众希望我们做的事。群众希望我们发展经济、扫黑除恶，希望我们解决看病难、走路难、吃水难等问题。这些事，我们都应该积极去做。四做从职业道德出发应该做的事。比如，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勤政廉政、执政为民，这都是职业道德所要求我们做的事。上班打麻将被老百姓骂，被撤职，就是因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做事。把心思用在炒股票，用在为自己家谋利益，就是因为不做自己职务要求的事，不做上级领导交办的事，不做群众要求做的事。做事才能履行责任。做事是履行责任的过程，是履行责任的表现，也是履行责任的结果。空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所以是为官之大忌，为人民所不齿，就是因为不认认真真做事。
要做好官，做好事，就要做好人。做人不过关，做官、做事也做不好。做人是做官与做事的基础，也是做官与做事的保证。只有做好了人，做官才能成为人官，否则会被老百姓骂成狗官或者别的什么官;只有做好了人，做事才可能有正确的动机，才可能有人民所欢迎的效果。所以我们要先做人后做官。好人不一定是好官，但好官必须是好人。以为当了领导，成了官就做好了人，因而颐指气使，好为人师;只有教育人的意识，没有改造自己的自觉，这就彻底地错了。
做人有许多标准，最根本的也是最起码的标准，那就是人要有人的样子。人的样子不在于外表，高啊、矮啊，胖啊、瘦啊，男啊、女啊，俊啊、丑啊，这跟做人都没有关系。人的样子就在于人的良心。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有良心，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就在于好人有良心。丧失了良心，也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就更不用说做官了。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职业，对良心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但是，只要是人，就应该有良心。良心属于道德范畴，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只
要是人，就应该有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这“三德”是做官、做事的必备的也是起码的条件。毛泽东主席曾经要求共产党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对我们来说，要想做好官、做好事，就是要做这样的人。
在做官、做事、做人这三者关系中，做官是手段，做事是目的，做人是基础。这三者的关系不能错位。做官不是目的，做官是为了做事，假如我们把它们倒过来，做事是手段，做官是目的，那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实现当官这个愿望，达到晋升这个目标，这就是本末倒置，结果可想而知，肯定会做出一些形式主义、花架子、劳民伤财，只图自己有政绩，不管对老百姓有利益的事情来。
做官、做事与做人的关系，一些已经为官的人，要认真思考；一些还没有做官，但很想做官的人也要充分想透。思考的实质，就是要解决当官为什么、在位做什么、身后留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对当官的来说，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个永恒的课题。说它永恒是指它并非关系一时一事，而是关系终生。在此时此事上解决了，不等于在彼时彼事上就可以掉以轻心了。我们周围出现的一些贪官，不能说他们从来就没有解决好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失足就在于他们没有始终如一地处理好这个关系。另外有一种人也很重视做官、做事与做人的问题，但是他们所说的内容与我们所说的几乎是相反的，从而他们栽跟头也是必然的。据说有一位贪官在任时给想走仕途的儿子写信，告诫说，你要当官，就要明白“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的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因此你“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这是他对做官的理解。那么做事呢？他说做事就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那么什么是做人呢？他说做人就是处关系，现在说谁的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这位
官员这样教育儿子，他也这样去对待做官、做事与做人，最后坐进了大牢。这个教训我们要永远吸取。
好，临别之前，我跟大家谈谈对做官、做事与做人的一些想法，我们一起共勉。
第五篇：做人 做事 做官
做人 做事 做官
做人和做事，是一般人都会面临的两个人生课题，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还得增加一条，做官。对此，笔者认为做官需做事，做事先做人。
先做人。中华民族历来讲究做人的道理，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有时候，一个人拼一拼、努把力，就能做成一件事。但写好“人”这一撇一捺，却是每个人毕生的话题，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写”不好。因此，做“好”人最重要，也最困难。毛泽东曾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句话中的“这点精神”引起了笔者对于怎样做人的反思。笔者认为，奉献的精神、舍己为公的精神，说白了，就是强调“宗旨”二字，就是人们常说的“饮水当思源”，就是人们常唱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就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高高擎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旗。因此，宗旨意识强的人，才会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党和人民的关怀，离不开社会的帮助，才能具备“这点精神”。这样，这个“人”才能做得正、行得直。
再做事。官当得好不好，就要看做的事怎么样。这里，有两个评价标准。一个标准强调做事的效果，即做的事都是好事。一个人最难得的是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没有常性或晚节不保。一贯地做有益于党的建设、有益于国家发展、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这样的操守令人敬仰、令人钦佩；这样的人总是有“良心”，懂得回报，善于建设。事实上，没有良心的“驱使”，一个人很难做到“一辈子”都做好事。另一个标准强调做事的过程，即做任何事都要脚踏实地。如果不从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做起，那么，一个人就很难有做大事的机会。因为连小事都做不好，还怎么做大事？没有量的积累何谈质的飞跃？想一步登天那是好高骛远，任何宏伟的建筑必然都有坚实的地基，“打地基”的过程就是积累经验的过程，也是本领和技能提高的过程，更是逐渐得到大家接受、认可的过程。
后做官。所谓做官，就是党和人民赋予一个机会和岗位，让“官”来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正像党章指出的：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如前所述，做人就是要有良心，才算做好这个“人”，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更要懂得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和信任这个道理，因为这个位子是党给的，机会是人民赋予的。做好官，就要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回报党、回报人民。有的人官没做好，还抱怨说：“下辈子再也不从政了，是从政这条路害了我。”笔者在感到可悲的同时，也觉得可笑。“从政之路”不会害任何人，这是因为这种干部不懂知恩图报、饮水思源的道理，自己害了自己；是没有写好“人”这个字，没有悟透“事”这个字，最终没能读懂“官”这个字。现在的确有一些领导干部做人民公仆的思想淡漠了，有的甚至成为腐败分子。正如一位革命伟人所言：“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有的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这番话，对现在的领导干部仍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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