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告密者案的法理学思考
关于告密者案的法理学思考
第一位部长是应该一位法律实证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根据当时的政府的法律，被检举的那些行为是非法的，对于这些受害者的判决依据是当时通行的法律原则，而告密者的行为在当时是合法的，这位部长憎恨紫杉主义，但是他也承认紫衫党制定的法律的效力，这体现了一名法律实证主义者对法律以及司法判决的尊重。法律实证主义者坚持法律的效率与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该看法割裂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否认了道德包含规则的规范性，正如这位部长认为的那样，“对这些受害者的判决依据的行为当时通行的法律原则，没有人比我更痛恨紫衫主义”。现任该为部长认为“恶法亦法”，实证主义的支持者不考虑法律的道德性，法律是有国家制定的，他们强调法律的强制性。但是与此相反富勒认为法律具有内在的道德性，拉德布鲁赫也认为法律具有安定性、合目的性以及正义这三个价值，当实在法同正义的矛盾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实在法失去了它的法律有效性1，从材料中可以得知紫衫党所推行的法律是不正义的，它有违法律的内在道德性，所以紫衫的法律不存在法律效力，这位部长的观点不正确。
第二位部长认为紫衫党的法律没有效力，这个国家在其统治时期的法治是中断的，这一时期所颁布的法律是没有效力的，在这一点上我赞同这位部长的观点。从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紫衫党制定了秘密的法律，还通过了溯及既往的法律，以此来惩罚过去发生而当时合法的行为。紫衫党的这些法律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如果要产生法 1 {德}古斯塔夫·拉得布鲁赫: 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 舒国滢译 律效力，必须具备实质性要求和形式性要求。实质性要求时指法律的内容应当符合正义、公平、民主的价值标准，从这一点来看，紫衫党法律的内容显然和这些要求相违背。另一方面，法律要具有效力还要具备形式性要求，这要体现在法律要公开要具有可行性、明确性、稳定性的要求。拉的布鲁赫曾提到法律具有安定性、合目的性、以及正义的价值2，而紫衫党的法律是秘密进行的，还规定了法律有溯及既往的效力，这些显然与法律的形式特征相违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同第二位部长的观点，但是对于那些满怀恶意的告密者采取不作为的态度，这种行为会遭到民众的反对，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是被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所摒弃的。
第三位部没有直接说明紫衫党法律的效力，他提出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他认为有些告密者检举别人是心怀恶意、借刀杀人，有些告密者是为了博取政党的欢心或者是为管闲事，所以应当惩罚那些犯罪事实清楚、意在借刀杀人的告密者。笔者不赞同这位部长的做法，因为这位部长的做法是典型的依据犯罪动机来定罪的，那些告密者实施了相同的告密行为，都照成了严重的后果，却因为他们的主管动机不同而区别对待，完全不考虑客观行为以及侵犯的客体,这一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根据现代刑法学理论，认定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主要看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而主观动机只能作为量刑时考虑的因素，不能作为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这位部长主张根据告密者的主观动机来区别对待，只惩罚那些犯罪事实清楚、意在借刀杀人的 2 {德}古斯塔夫·拉得布鲁赫: 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 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告密者，这种做法不可取。对于所有告密者的同一告密行为，依据相同的法律对这一行为进行评价，但结果却是告密者中主观动机不同而对他们的定罪也不相同，这种解决方法是错误的，所以笔者不认同这位部长的提议。
第四位部长主张针对告密者的行为制定一部特殊的法律，制定特殊的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这一基本原则。自然法学派的学者们支持法不溯及既往，他们认为法律的基本价值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法不溯及既往一方面能够防止国家权利的滥用对私权利照成损害，维护公民的权利与法律地位，保障公民的自由。另一方面能够提高民众对自己行为的可预测性，有利于法律的安定性，从而不会照成国家刑罚权的恣意发动。人们只有在行为时知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所以说溯及既往的法律会照成公权力的扩张，会损害公民的权利，但是实证主义法学大师哈特针对告密者案提出了实证主义的解决方案：要么不处罚这些行为，要么发布一个溯及既往的法令来惩罚告密。他还认为溯及既往的刑事立法体现了坦率的美德3，但笔者认为坦率的美德还不能够超越禁止溯及既往的法律精神。所以笔者也不认同这位部长的观点。
第五位部长的做法也不能让人接受，对于民众的诉求不予理睬，对于民众的自行报复告密者的行为不加以制止，这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将会陷入混乱。这类案件必须得到司法机构裁决，不能放纵民众的私利救济。
3朗·富勒，《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何作译，法律出版社.2005.综上所述作为司法部长，解决这类案件首先考虑紫衫党推行的法律的效力如何，笔者引用拉德布鲁赫的观点，他认为法律具有安定性、合目的性以及正义这三个价值，而安定性在其中居于优先地位，当法律同正义的矛盾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这种情况下，实体法就失去了它的法律有效性4，从材料中可以看出，紫衫党制定了密秘的成文法，还通过了溯及既往的法律，政府完全置宪法的限制、前政府法律的限制甚至他自己法律的限制于不顾。由此看到紫衫党的法律完全背离了正义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达到了拉的布鲁赫所说的“法律同正义的矛盾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所以紫衫党的法律失去了它作为法律的有效性分析完紫衫党法律的效率问题，下面就要考虑运用哪个法律来解决告密者案了。从材料中得知，紫衫党掌握政权后没有废除前政府制定的宪法、刑法等法律，那么我们解决告密者案可以从原有的法律体系内寻找判决的依据，从之前政府制定的刑法中找的适用告密者案的法条，以此为依据判断告密者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5，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安定性，从而解决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
{德}古斯塔夫·拉得布鲁赫: 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 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柯岚：拉德布鲁赫公式的意义及其在二战后德国司法中的运用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第二篇：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
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
[摘要]安乐死历来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安乐死的争论除在哲学、伦理学、医学等领域展 开外，法学界对安乐死应否合法化问题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对安乐死合法化纷争的分析，提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主张。
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传出颤抖却又有力的声音：“各位先生，我想 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 ”短短几句话，问得委员们不知所措。这是患上绝症后，一直争取安乐死合法化的罗得里格斯太太临终前的呐喊和抗争。
的确，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生与死的考问和思索几乎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始终存在的永 恒困惑。2001年4月，荷兰通过的安乐死法案再次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上。安乐死的观念和行为，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个法律上的难题。至今似乎还没有那一个问题能像它那样，会涉及如此多的重要法律理念而又如此惹起纷争；也很少有哪个法律问题能像关于安乐死的争论那样常常让我们感到无法自圆其说。安乐死究竟应不应该 合法化？本文拟从生命权、个人自由等角度对安乐死合法化纷争做些粗浅探讨。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 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国内目前对安乐死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有人 认为安乐死“是指对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解除其极度的痛苦，由病人本人或亲属要求，经医生鉴定和有关司法部门认可，用医学方法提前终止其生命的过程。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沿用了西方的传统解释，对安乐死的内涵外延界定的不准确，是导致安乐死被误解及引起争议的原因。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 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 亡状态安乐化。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安乐死 是指采取主动措施，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加速病人死亡。被动安乐死则是指对危重病人不给 予治疗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听任其死亡。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 达其愿望，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前者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 决定，后者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2001年4月，荷兰再次通过一项安乐死法案，不仅世人瞩目，在我国也掀起了又一轮讨论安 乐死的高潮。我国的立法，迄今为止尚未涉及安乐死问题。但被动安乐死的情形在现实中是 较为普遍的，通常也不会引起什么诉讼，即使有，一般也是作为普通医疗纠纷加以处理。1987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一起案件（医生在病人家属的要求下主动为病人采取了助死措施，医 生及病人之子被指控杀人，最终被判无罪。）是我国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安乐死诉讼案，并引发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安乐死问题。自90年代中期起全国的两会上亦不断有些代表（多为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等地的代表）联名提出有关安乐死的提案，山东的一所大学甚至受其地方立法机关的委托起草出一份安乐 死立法草案。
显然，从安乐死的历史发展来看，乐观的人倾向于把安乐死的合法化视为社会发展和法律 进步的体现。但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这种认识也许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复杂性从而太过乐观 了。谨慎的人尽管对安乐死持理解立场，但却不希望法律过早的做出让步。在安乐死合法化 问题上，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也颇值得我们深思。
赞同一方的主要观点认为：1.生命只属于个人，他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处置。2.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尊严使人有选择的自由，包括结束自己生命的自 由。3.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 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医生却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实际上是对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4.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对一个无望挽 救的绝症患者投入大量的医疗力量实际上是浪费，应当将这些宝贵而有限的医疗资源节省下 来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5.死亡并非永远是人类的敌人，应正确看待死亡。生和死 都是宇宙万物的基本问题，死亡不过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环。
反对一方的主要观点有：1.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2.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 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人类 只有从尊重最弱的人做起，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能简单把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简单扩大 到可以把濒危病人弄死。3.每一个生命都有一定的价值，都是人类的组成分子。社会对各个 社会成员不仅有安置的权力，也有保护的义务。对有些被误认为是社会“负担”的患者进行 救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职责。4.不可逆的诊断未必准确，不仅医学的发展可以使绝症可治，现实中更有许多病例是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应该给病人以这样的 机会。5.病人要求安乐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实的意思表示，有的只是精神空虚或一种 暂时的要求。6.法律允许安乐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犯罪，历史上更有过纳粹借安 乐死来进行屠杀的教训。
综观安乐死合法化纷争之双方的观点，如何看待人的生命与生命权、个人能否自由的选择 死亡，是他们的主要分歧。个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人类种群的存在与繁衍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前提。但被视 为个人权利和利益的生命在安乐死的争论中却不得不面临更为全面的审视：人既然有生存的 权利，为何就不能有死亡的权利呢？法律应不应该保护个人对其生命的自由选择？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生命是始于出生而终于死亡，这也是一个人作为法律主体之享有权利 在时间上的起点和终点。探讨生和死可以从哲学的、宗教的、医学的和法学的等不同的角度 出发。单就法律角度而言，生死的标准主要是由民法界定的。民法上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的开 始时间有“受孕说”、“阵痛说”、“断带说”、“独立呼吸说”、“父亲承认说”等学说 和立法例；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因死亡而终止，对死亡亦有“心跳停止说”、“呼吸停止说”、“脑死亡”等标准。如果我们视安乐死中的病人为需要他人加以照管的人，无疑，法律可以禁止任何人对之实施安乐死。反之，尤其是对自愿安乐死的病人而言，就很难解决了。因为如果医生和病人家属不认为病人的死的要求是对他们的伤害，那法律就不应当对病人的行为予以禁止；或者，病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权在安乐死中受到了任何人的伤害，则法律对协助实施者的行为也同样不能禁止。按照同样的逻辑，只要被害人不认为受到伤害，杀人者也有他的自由了。显然，这是荒谬的。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并非时时都能对自己的利益有清楚的认识，对是否受到他人的伤害的判断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的主观认识而外，不可能完全忽视社会集体的替代性判断。
在自愿安乐死中，病人和普通自杀者一样，都有死的意愿。不同的是，自愿安乐死的病人 不能像普通自杀者那样由自己独立完成自杀的行为（一般地，他已经丧失了这种行动能力），而必须通过亲属、监护人尤其是医生的帮助才能实现他死的愿望。对自杀行为实际上的无法预防、无法控制，也使得法律一般不便干预自杀。历史上 虽然有过禁止自杀的法律，但那不过是历史留给人们的笑柄而已，自杀最终还是从犯罪变成 了人们的权利。由于自愿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借助他人的行为，其死的自由便不再是“仅涉及本人”的行为 了。亲人和医生若要满足他的愿望，就要冒着杀人的危险，他们不得不考虑其协助行为的性 质及后果。法律若要符合其角色要求，在面对安乐死争论时就必须权衡：如果说安乐死中病人的个人 自由的确涉及了他人的利益，那它是否也涉及了对社会集体意识的冒犯？或者，安乐死尽管 是 涉他行为，但它有社会无法抛却的利益而存在被法律容忍并许可的可能？仅依据“伤害原则 ”就要求法律限制某种个人自由显然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如个人的言论自由常常是涉及他 人的行为，但无疑言论自由在给他人带来伤害的同时（如媒体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性批评），又 的确是社会所必需的一种自由而为集体意识所支持。安乐死行为中究竟有没有这种可以得到 支持的并且是社会所无法抛却的利益呢？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主体显然和对言论自由的认识主 体一样——不是某个个人，而只能是社会集体。
因此，在安乐死是否应当合法化问题上，其最终的评判标准乃在于看安乐死行为是否冒犯 了社会集体意识。如果这种冒犯是存在的，甚至被认为具有很严重的性质，法律禁止实施安 乐死就是明智的选择。
就目前的现实来看，我认为这种冒犯是存在的。其一，中国社会延续几千年的“孝”的思 想并未因近百年来西方思潮的冲击彻底消失，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在今天它仍然深深根植于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父母身患绝症、痛苦不堪，正是对子女孝心的一次考验，任何一个为父 母实施安乐死的人，都无法避免这种传统集体意识的巨大压力。要考证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尽管我们总能看到许多赞同安乐死的社会调查显示，反对的已是少数，但我认为有一个事实 更具有说服力。有人多次在法学院的学生中组织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辩论，所有赞同安乐死合 法化的人都似乎振振有辞，但只要反对者诘问一句“你是否会对你的父母实行安乐死”，赞 同合法化的人立即就哑口无言或顾左右而言他。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什么才真正是安乐死问题上的集体意识：即便是最能接受自由民主等现代思想并且也是接受这些思想最多的青年学生身上，能够决定我们行为的依然是我们最传统的社会意识。其二，“人命关天”、“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些中国式的价值观沉淀在国人心中的时间可能比孝道观念来得更长、更恒久。刘邦入秦，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就天下大定，可见对杀人行为 予以惩罚的社会价值。对于任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我们永远都要用最慎重的理由来表达 我们的宽恕。其三，安乐死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争论以及它被广泛的否定，都表明无论是 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社会集体意识对安乐死最终还是投了反对票。当然，社会集体意识并非永远不变，其稳定性是与丰富多变的个体意识相比较而言的。但 无疑，前者的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和易把握的，后者的变化则常常是迅速的、难以揣测的。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次急剧的但却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变革，对安乐死的争论只 是这股急流中的一朵小浪花。个人生死观的变化，可能会随着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文化素 养以及外来文化影响等因素的变化而在某些人身上有明显体现。但整个社会生死观的变 化，却未必会和其他社会巨变一样而产生质的不同。尽管中国迄今为止尚无针对安乐死的明 确立法，但我们的法律却早已接受了安乐死问题的考验。不管是今天我们对安乐死持否定 的态度，还是将来我们对之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从司法的角度看，都将继续面临各种法律 观念的角逐与冲突。对任何个人而言，给自己找个死的理由并不是件多么困难的事，难的是 我们如何同时也给整个社会一个交代。在安乐死案件中，真正能够考验法官的难题，也许不是那写在法典里的某个条文，而是来自病榻的永恒质问：“我们有死的权利吗”？
第三篇：浅谈法理学
浅谈法理学
——论法治国家
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来讲,法律渗透于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角角落落，法律无处不在。每一个法律里面，都有法理问题。不管是一个制度，一个法令，一条规则，或者法官的一个判决，都有其背后的法理，否则，无以解释它成立和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可以说，法理问题可以由任何一个法律问题引起。目前，法律问题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法律问题的解说也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生活中存在的每一条法律，都有法理问题；生活中存在的法律问题，都是法理学涉及的的问题，甚至生活中没被法律涉及的问题，也是法理学研究的问题。
法理学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法律的起源、发展和消亡、法律的本质和作用、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法律的创制和实现、法律的价值等。
美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说：“法理学的对象是非常广泛的，其中包括法理理论的哲学成分、社会成分、历史成分以及分析成分。”
对于一个正在走向法治的社会而言，就得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思想。
当然，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法治。纵观法的历史，我们认为法治至少具有以下五层涵义： 第一，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法治方略有多种多样，法律的治理是其中的一
种。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它是指一个国家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前面选择
以法律为主的手段进行控制，而不是选择其他作为主要控制手段，即我们今
天重新提倡的“依法治国”。
第二，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在制定法律之后，任何人和组织的社会性活动
均受既定法律规则的约束。即只要法律已经规定，任何人和组织不得以任何
正当或不正当的目地（理由）去违背法律规则，而只能遵照执行。之所以说
法治是理性的，是因为法律是人们事先设定的规则，具有稳定性、连续性、普遍性和一致性，它不受事发当时的人的情感和意志所左右。
第三，法治是一种民主的法制模式。法治是以民主为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的法制模
式。
第四，法治是一种文明的法律精神。法治的这些精神表现为一整套关于法律、权利
和权力问题的原则、观念、价值关系，它体现了人对法律的价值需要，成为
人们设计制度的价值标准和执行法律的指导思想。这种精神导源于文明的社
会条件和制度基础，是文明在法律上的转化形式，与人类精神文明一脉相承。
第五，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法律与国家、政府之间，运用法律约束国家、政府的权力；法律与人民之间，运用法律合理地分配利益；法律与社会之间，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
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必须有以宪法为核心的较为完备、协调配套的法律关系；（2）法律一旦颁布并生效，就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国家的一切活动（包括政府行为和公民个人行为）必须依法办事；（3）执法机关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必须严格执法，对于违反法律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依法追究；（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普通公民都必须自觉遵守法律，将法律作为其行为规范和守则，并运行法律来行使正当的合法的权利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实现法治国家不是无条件的，光靠领导人的宣布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目标的。还应当注意到法律对于社会经济、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依赖关系。我们要寻找并利用本民族的法治建设的资源，必须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习惯、道德、非正式制度中去发现中国法治有用的东西。
1978年起，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等一系列关于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出了方向。邓小平同志关于实行法治的主张集中体现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个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短短几十年内，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空前成就。这主要体现为这样一系列已经完成和正在完成的转变：（1）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2）从民主制度的不完善到完善，再向民主制度的真正落实转变。（3）从行政权力缺乏制约到行政执法制度的初步建成，再到行政法治的实现。（4）从司法制度不健全到初步建成，再走向健全而公正的司法制度。（5）从执法人员数量缺乏到建成一支基本适应社会需要的执法队伍，再到高素质养执法队伍的建成。（6）从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到全民普及法律知识，再到走向全民法治观念的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最基本的内容是在我们国家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当遵循的法治治国、公平正义、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等这些具体理。前提就是必须坚持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下，不能脱离这个实际。我们各项工作要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树立大局意识，树立服务意识，树立责任意识。1996年，中央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代中国依法治国的方略已经选定，法治国家的目标已经明确，推行法治的条件也日臻成熟。在进行法治国家建设的同时，我们应当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法治建设与中国国情、本土资源结合起来。1997年，根据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现状与基本国情，“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载入宪法，成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明确以建设法治国家为目标，标志着我们党彻底抛弃了“人治”的执政理念，实现了执政治国理念的深刻转变。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近年来，我国的立法日益完善，执法逐步规范，广大社会成员参与立法、自觉守法的意识明显提高。
总之，“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保证人民群众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各项事业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顺利发展。”
第四篇：彭宇案的法理学分析
彭宇案的法理学分析
案例简介：
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寿兰在公交车站摔倒，彭宇自称上前搀扶、联系其家人并送其至医院诊治，属见义勇为，并非肇事者。随后，老太太咬定彭宇将其撞倒并向其索赔。双方对簿公堂。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彭宇给付老太太损失的40%，二审和解结案。此案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后类似彭宇案的各种版本在各地出现，引起民众对跌倒老人是否可以搀扶的激烈讨论。
“彭宇案”已经过去将近7年了，可是有关“彭宇案”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平息过，一方面是从那以后类似事件频繁的发生，另一方面是此案俨然已成为人们掩饰自身道德缺失的武器，见死不救的事件也开始遍布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此案中蕴含的道德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一．对道德危机与法制建设的反思
彭宇案的发生使的法律与道德两个看似相同的概念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有关道德和法律关系的探讨也是不绝于耳，到底道德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当今的法律是否完善呢？首先我们先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入手来加以分析：
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这一概念说明，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
法律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法律和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二者的关系具体可以表现为：
第一，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第三，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但是我们从“彭宇案”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法律与道德之前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他们之间不同的评判标准，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其评价对象包括了“善行”与“恶行”，而法律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在通常情况下，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违反道德，而违反道德行为未必都违反法律。因此在某些领域上道德和法律也会出现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对于本案，舆论普遍认为彭宇乐于助人是一种值得人们称赞的行为，从道德上讲是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但是从法理角度上讲，彭宇却是本案的最大嫌疑人，所以道德和法律在此的不一致性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解决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就成了先进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首要任务，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加强道德和法制之间的一致性，互相调节，以减少二者之间的冲突。第二，在立法时要正确的处理道德和法之间的关系，在立法环节上，应当将道德规范作为指定法律的基础。第三，借助媒体来宣传和褒扬道德。第四，法律在内容上也应该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以保护守道德的行为。
二、人们对传媒伦理的思考
“彭宇案”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不仅因为从此案中所现出的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矛盾，更多的还是因为该案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网上调查显示63%的网友认为以后不会再扶跌倒老人，33%的人认为会理性判断再做决定，仅仅4%的人认不论什么原因都该坚决搀扶老人。足以看出“彭宇案”对于社会道德准则的影响是何等之大。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的究其根源我们会发现媒体的宣传在引导大众上起着决定性作用，据悉，南京彭宇案是由一篇发在西祠胡同上的帖子而逐渐引起广大网友关注的，由于网友的一致声讨，更多的报纸、电视台&、网络也高度关注此事的进展。而且，从始至终，大部分的网友似乎都立场一致，认为彭宇是被冤枉的，做了好事却得不到好报，徐老太是“碰瓷儿者"，不以德报德，反以德报怨。各种媒体的报道似乎也倾向一致带着鲜明的倾向渲染做好事没好报。
然而，大家都知道“真实”是新闻媒体最起码的准则，但是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彭宇的清白，两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就做出如此具有倾向性的报道，严重违背了新闻媒体的本质，更有甚者在“彭宇案”之后，又不断以选择性的报道强化着社会对彭宇案的记忆，营造着所谓的“彭宇案后遗症”,隔段时间就会有媒体报道一些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等现象，甚至把这些新闻放在头版头条来吸引读者，但是恰恰是这些商业手段却严重的诱导了大众的倾向性思维。
现代社会发展至今，大众传媒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世界。不仅在空间上像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使世界形成“地球村”，而且在生存意义上使传统的现实社会成为了媒介社会。人们对于某一个事件、对于世界和不同国家的认识大多是通过新闻媒体来实现的。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建构、文化的整合，无一不依赖它的帮助。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中主要有如下社会功能：
第一，传递信息。新闻媒体多向各地收集世界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信息，既包括正面报道，又有如实反映社会阴暗面的报道，并向整个社会发布，使大众从各个侧面了解社会环境及其动态。另外，媒体可以根据某些专家学者对可能或正在发生的危机进行合理推测，向社会发出警告，引起公众的关注与警惕，从而将危机的危害降到最小，甚至化解危机。
第二，协调社会，提供指导。在媒介未出现的年代，人类通过个人影响等传播手段，来达到协调社会的目的；而在新闻媒体普及的现代社会，新闻媒体参与了这种协调。人们通过新闻媒体获取各种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来调节自我，适应周围环境；各种社会力量借新闻媒体来树立权威和形象，或作出某种决定；民众也借新闻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影响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第三，传递文化，建设道德规范。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对知识的积累和对传统道德规范的继承。因此通过传播活动获知和储存过去的经验并将之传递给社会上的新成员，使人类可以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前进。
由此可见，新闻媒体在当今社会承载着重大的责任，一直以来媒体的本着“真实报道”的原则，但是近年来，随着媒体竞争的加剧，各大媒体盲目的追求经济效益，不惜一切地吸引大众的注意，“不实报道”和“选择性报道”屡见不鲜，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大众的价值取向，造成像“彭宇案”这样一致的舆论倾向性，这对法律的施行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也对社会道德的普及造成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还可能造成区域分裂，民族分裂等更加严重的后果。
所以，应该对新闻媒体加以严格的规范，保证传媒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地报道事实真相；并在传播信息过程当中引导积极的舆论，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还应该宣扬好人好事，在社会上树立榜样，引导我们的美德行为。这样才能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保证道德的传播，社会才能和谐地发展。
第五篇：王海现象中的法理学思考
“王海现象”的法理学思考
摘要：“王海现象”对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遏制制假货蔓延无疑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王海现象”引出的法律问题却更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王海现象” 打假 权利 利益
一、“王海现象”概述
1993年10月，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则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但感召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便是《消法》所创立的“1+1”赔偿制度。正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引发了王海等人知假买假，通过诉讼索赔，获得收入的行为，媒体称之为“王海现象”。
二、“王海现象”的产生发展及引发的争议 ⑴“王海现象”的产生发展
1995年3月，山东无业青年王海，从消法第49条规定发现了谋生的机会，他四处购买假货然后向商家索取双倍赔偿。由于他的打假行为带着鲜明的牟利动机，一时间在社会上引发热烈争议。中消协支持他，同年12月，他获得了中国第一个“消费者打假奖”；《南方周末》记者发表专栏文章《郭振清与王海》，在肯定前者“雷锋式打假”的高风亮节的同时，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效果的角度为王海辩护。1995年底，“王海现象”的出现，引发了许多争议。比如说购假索赔是不是消费者，是不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对国有大商场的打假是不是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购假索赔中与商家私了是不是合法等等。
⑵“王海现象”的引发的争议
王海的这一行为不但打击了经营者的售假行为，而且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在王海这一独特方式的鼓舞之下，全国出现了一大批和王海一样购假索赔的职业打假者，比如张磊、臧家平、叶光、喻晖、刘殿林、童宗安等人，一时间，这些职业打假者受到英雄一样的崇拜。由此，“王海现象”发展到巅峰。
王海等人的打假行为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即他们通过买假索赔使售假者承受损失，以惩罚销售假货的不法经营者，客观上打击了售假行为，致使不法经营者有所收敛。同时，王海等人本身的行为也引发了颇多争议。比如说购假索赔是不是消费者，公民个人能否打假等等。
三、简析
所谓权利，是指国家通过法律加以许可的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范围。它的特点是法律性和利益性。
⑴法律权利具有利益性，权利是为了保护一定的利益所采取的法律手段。因此，权利与利益是紧密相连的。而通过权利所保护的利益并不总是个人利益，也可以使他人的、集体的或国家的利益。正因为权利与利益紧密相连，所以才使得以王海为代表的打假者在行使权利打击售假行为的过程中带上了“鲜明”的牟利动机，从而引发了强烈的争议。但是，王海等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个人利益，而且在对售假者的打击之下减少了售假现象，从而更多的保护了广大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从这一角度来看，王海等人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使本属于社会利益的东西分解为个人利益，通过个人行使自己权利的行为使社会利益得到实现，这一行为是完全合理的。
对“王海现象”持反对意见者的观点之一，就是打假是政府的权力，公民个人打假是越权，所以是不应该支持的。但是，打击假冒伪劣，净化消费市场，最终实现的是社会利益，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受益。如果这种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仅仅依靠执法部门的执法手段去实现，而不赋予消费者相应的权利，就会形成消费者即使知道自身受害，但却不能向制造、销售假冒伪劣者主张权利，长此以往，不仅大量的假冒伪劣充斥市场，而且消费者也会因为抱怨政府执法力度不够而怨声载道，形成老百姓与政府机关的严重对立。
⑵法律权利具有法律性，权利的本质是由法律规范所决定得到国家的认可和保障。当人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国家应当通过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来保证权利的实现。对“王海现象”持反对意见的另一种观点是王海“知假购假”不是消费者。但是，“消法”没有对“消费者”下明确定义，只在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如何正确理解“为生活消费需要”成为确定消费者含义的关键，对此的认识取于人们的价值取向，赞同王海行为的理所当然认为他是消费者，而持反对意见的则认为他不属于消费者。
“消法”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当前，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期，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含义作广义的理解，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不仅能使一些消费者获得赔偿，而且对于唤起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调动广大消费者的打假积极性，对于规范经营者的行为，保护正当竞争，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如果对“消费者”的理解与解释过于狭窄，使诸如王海等打假者得不到双倍赔偿，则不仅制止不了假冒伪劣，反而会纵容假冒伪劣。所以，依据法律权利的法律性特征，国家应当保护王海等人的打假行为，而不是像某些法院一样，以其不符合“消费者”定义为由打击他们的行为。
四、结语
王海等人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更大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利益，并且他们准确行使了法律规范所决定并得到国家认可、保障的权利，唤起了广大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所以，就法律权利的利益性和法律性来看，王海等人的打假行为是无可厚非的，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参考文献： 《法理学导论》，舒国滢主编；
《法制日报，评论：对“王海现象”的法理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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