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鹿原》人物形象的对比

第一篇：浅析《白鹿原》人物形象的对比

浅析《白鹿原》中人物形象的对比

这是我第二次翻开《白鹿原》，朴实的写作风格，纯朴的民族风气、敢作敢为的行事作风，连同白鹿镇再简单不过的风景再次给予我震撼，且不去理会陈忠实在小说中所倾注的伦理感情因素，《白鹿原》展现的是以白家和鹿家为代表的生活在白鹿镇上的几代人在封建观念仍旧残留之际的不同的生活轨迹，讲述了渭河平原50年代变迁的一部乡村史诗。她，气势磅礴，渗透着时代变迁的点点滴滴；她，让人荡气回肠，整个50年代的动荡浓缩在白鹿两家不断地明争暗斗中，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纠缠着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不得不为自己建筑一个可以避风的港湾，理想永远是美好的，想想，在解放之前的中国，在五十年代的农村土地上，国共不和，土改停滞、饥饿仍旧、封建伦理观念人占据着人民的头脑、有着为逃离桎梏而挣扎的人„„他们，白鹿原上最勤拙的农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中国现状。于是，摆在面前只有选择，白嘉轩，选择了固守封建观念，执着一位族长的权威和尊严；鹿子霖，选择在封建思想中尝试接受新的改革和新的思想，常常动摇在封建和新思潮中；白孝文，选择承继父亲所谓的族长之位；鹿兆鹏，一位忠诚革命和热忱革命，极力反对封建势力的共产党知识分子；鹿兆海，选择了由“共”向“国”的过渡，有着对爱情的忠贞，但却无法认清时事的发展趋势；鹿三，永远是一个充满感激和无法忍受违背礼教的长工；„„或许，在《白鹿原》中，他们都代表着男性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中不同的道路。一部史诗，除却男性，当然，男性的力量在50年代这个时代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撼动的主角地位，但女性的地位和作用同样在时代变迁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这部史诗中，女性形象总是在男性权利的遮蔽下挣扎着，或顺应现状、或循规蹈矩、或无可奈何，她们总是在封建伦理道德中挣扎，却永远无法承受男性主导的时代中寻找到一丝可逃脱的可能性，她们对伦理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男性的权势当中，甚至于连死亡也无法弥补她们所需要的欲望，在她们身上，有欲望、有情欲、有着对平淡生活的渴求，于是，她们试图解脱自己，唯一路就是挣脱封建的缠绕，学会跟封建势力代表做斗争，不退让，这种种的渴求，在她们身上映照着理想总是美好的影子，理想终归是理想，她们总是没有办法挣脱种种的桎梏，仍旧被困在所谓的伦理道德的深渊，即使是抗争的厉害的白灵，或许我们可以理解，白灵其实是逃出了封建伦理的枷锁，但道路也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她所追随的革命道路上，她走得也是磕磕碰碰的。理想虽美，但现实却有着更大的说话权和决定权。在《白鹿原》中，塑造的种种不同的人物，串联成了革命潮流摇曳的50年代，他们身上，无疑都成为了时代最好的代言人，集中笔墨叙写男性人物和发展道路，遮蔽之下，看似露骨的笔锋记录着女性人物的形象和命运结局，无可否认，这些女性形象是在带有遮蔽性的男性话语权威的挤压下，同时代主流话语相呼应,隐含塑造着几个女性人物。相对于各种女性形象分析，对于认为女性形象是时代悲剧发生的牺牲品，是男性形象范围外的映射的观点，我是同意的，一个人物形象不可能是非常丰满，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性格和命运发展套在一个男性主人公身上，因此，某种程度上，女性形象便成为了一个时代男性形象及命运的延伸和映射。

在整篇的小说中，倘若要分析在男性生动形象遮蔽下的女性想象，我想，还是有几个人物是能够有作为分析对象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她们多少存在着代表性；吴仙草，打破魔咒，成功为白嘉轩繁衍后代的唯一一个女人，他一直以来她隐藏在当家的背后，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努力作到井井有条地处置男权社会规定的一切应该由女人做的家务。她与朱白氏具有同样的坚强，使白嘉轩在不知不觉的欣赏中把她当成灵，不得不承认，吴仙草在男性文化下是属于圣女型女性形象，相对于鹿子霖的妻子，她得到了更多笔墨的描写，却也无法在如此的环境下避免命运的冲击，她是代表了男权文化镇南关从夫、殉夫的理想女性标准，这当然是在伦理道德下不可逃脱的命运，她也表现了男性男性倚仗文化优势压抑女性基本生命需求的霸权实质；

田小娥，一个被人认为是污秽化身的女人，每每谈及至此，不由得容易好奇一个问题：到底怎样的女性能够在一个风雨交替的时代中更好地生存下来呢？贤惠？对时事淡漠？臣服男权膝下？„„我想，这都不是答案吧！我想，《白鹿原》中，对田小娥这个女性形象和命运结局就给出了最好的答案：被抛弃的身体。①这或许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久已沉淀的历史告诉我们：自古中国女性的身体从来都不会是属于女人自己，至少在解放前夕的五十年中，在田小娥这个任务形象中还是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用自己的身体换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安定，“女性的身体就是对男权制的抵抗基础”②她和黑娃的恋情，不仅是黑娃初尝情欲的开始，同样，田小娥也是沉沦在和黑娃的感性情欲当中，另一层面看，这更是对郭举人和自己父亲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反抗，如果说她和黑娃的爱是单纯而又撕心的，这当然不会有人把她当做淫秽的象征，只是可惜，在那个年代，就连女性的身体也不属于自己，也是聪明，她找到了出路，曾一次次在和白孝文和鹿子霖的情欲中嗅到了一点点的快感，白孝文被她的身体俘虏了，鹿子霖也一次次浸染在和她的欲望之中，结果当然是好的，在被黑娃抛弃之后，依然能够用自己身体交换了顿顿温饱，就算内心深处有着对此行为的否东，但理性的东西还是充斥他的头脑，随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情欲，随能够表达自己的幸福，但终究是抵不过伦理道德，这分明是违背伦理的，在被鹿三杀后，她的肮脏和淫秽甚至于被当成了白鹿镇出现瘟疫的凶兆，一切防似回归原点，她的身体也被强迫回归到了最初的起点；

在小说的女性形象中，吴仙草和田小娥强烈论证了在伦理道德中生存的人能够获得伦理上的尊重，会明确告诫着：这样女人就应该是时代女性的代表，而在伦理道德范围外的，只能是丑的代表，这两个女性形象是两个极端的代表；初次之外，小说中还有两位女性形象是可以拿来作比较的，她们都是鹿兆鹏的妻子，一个是被冷落的妻子，一个是有着共同信念的妻子。从这一点看，就注定了她们的命运结局是截然不同的。冷先生的女儿应父母之命嫁给了鹿兆鹏，她是作为冷先生送给鹿家的一份礼物。“冷先生十分满意两个女儿终身大事的安顿。他不是瞅中白鹿两家的财产，白鹿原上就家当来说，无论白家，无论鹿家，都算不上大富大财东；他喜欢他们的儿子也崇敬他们的家道德行，都是正正经经的庄家人；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在白鹿镇行医久远之计，无论鹿家，无论白家，要是得罪任何一家，他都难得再这个镇子上立足；他也许不光凭他的冷峻的眼光看得出，而是凭他冷峻的神经感觉到了，“交农”事件之后白鹿两家不好愈合的裂痕。他像调配药方一样，冷峻地设计而且实施自己调和方案”就这样，鹿冷氏变成了一个牺牲品，更具可悲的是能顺利成亲还是鹿家爷爷巴掌下的结果，自此，就没有享受过一次性爱过程，从没有享受过有丈夫的日子，就连对情欲的渴望也只是停留在想象当中，她的性心理和欲望也只能是在鹿子霖的抚摸中享受过一会，她渴望和田小娥一般，但最终得到不是安慰而是种种功德羞辱，渐渐的她也意识到，自己是永远不能站起来了，这或许其中也存在着隐形的反叛精神，假如她能够消灭残留在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真正走上一条赤裸裸的反叛道路，而不是隐形的道路，或许，她将会是解放时期最具代表的新女性形象。

相比之下，我始终认为白灵才是整篇小说中“白鹿”精灵的化身，更是一位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革命新女性。作为主人公白嘉轩的唯一的女儿，更是作为白鹿两家中唯一的女性，这其中所涉及观念联系和情感冲突，更是让文章的主题在白鹿两家的对立和冲突中扮演中重要的桥梁者的作用；在小说中，她的出生更是充满着神奇色彩，“这回合你心上来了，也合我心上来了。稀欠稀欠！“仙草又忍不住说了孩子落草时有百灵子叫的事，嘉轩背抄着手在脚地上踱步，沉吟着：”百灵„„百灵„„白灵„„白灵„„就灵灵儿娃嘛！”这或许只是一个平常的小孩出生场面，但在小说中，陈忠实却是用较多的笔墨叙写白灵的出生，虽然白灵并不是小说的主角，却让他在环境中顺利成长，对于田小娥和鹿冷氏而言，他们都不具备能够完全跟社会潮流发展所感抗衡的条件，那么白灵则是被排除在外的一个人物，她需要完成他们所不能完成的任务，需要承担他们所无法承担的任务，田小娥无法用身体抗争的且必须忍受被抛弃的使命，是白灵用自己的爱情选择宣告是可以自由选择，而不是依附男人之下；鹿冷氏暗淡婚姻生活、却又不敢做争取的悲剧，“白灵猛然站起来，抓住兆鹏的手说："咱们做真夫妻啊兆鹏哥！”便自然地成为了鹿兆鹏的妻子，这都是白灵为她们所承受的东西。

白灵是白嘉轩放松传统农业文化思想灌输而产生的自由之女。作为白鹿原上最美丽的女性，作者赋予了她一种神秘的色彩，如她诞生时，她的母亲仙草似乎看到了传说中的“白鹿”，以此白嘉轩便断定她是“白鹿精魂”的化身；在她遇难时，她的家人不约而同的梦到了白鹿，梦到了白鹿的哭泣，这就更增加了白灵这一人物的神奇色彩，这些都能给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比较而言，白灵作为白鹿原上唯一的女性，让我印象更深的是充满着反叛精神的革命者形象，她极力挣脱封建思想的桎梏，她拒绝缠足、她独自离家只为上新式学堂；在追求的革命过程中，由无知到成熟，由铜元决定党派到自觉加入共产党，她对社会时事有着更深的认识；敢于和鹿兆海为代表的国名党人物决裂而把爱情伸向同为革命同志的鹿兆鹏；在婚姻问题，她曾不顾父亲的脸面，毅然决然地用讥讽的口吻捎信给对方，拒绝了这门婚姻，也因此父亲将她扫地出门，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这并不是不孝，故意和父亲做对，而是她压根就认为拒绝一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白灵的爱情观是建立在心灵层面上的感情默契，而不是世俗的伦理道德、金钱地位可以取代的，这正是一个渐渐觉醒的新时代女性所具备的价值观，也是她对封建宗法礼教的一次较大的挑战。

作为“白鹿精魂”的化身，小说赋予她白鹿般的性格—美丽，善良，活泼大方，聪慧，正直，坚毅，果敢，刚烈。她几乎是完美无瑕的，她无疑是“善与美”的象征，也就是白鹿的象征。③这里，我们还是得回归理想上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生活在动荡年代的又具有着一定知识和抱负的人来说，能够摆脱封建残余，留有自己自由的发展空间，这无疑是幸运的，但，一个女性形象的刻画也不能是完美的典型，身处在一个女性需要挣扎才能获得生存的时代来说，白灵的死其实也是在意料之中，一个高扬“革命”旗帜的女性，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成果道路，但无独有偶，她同样是一个不幸的人，时代中的经历造就了那个时代女性悲剧的必然。，为了追求理想，为了挣脱束缚，为了自己的人生信仰，付出了太多，也承受了很多，与自己的家庭决裂，加入共产党，在血雨腥风中深切体会到国民党的残酷，因革命而生，也会因革命而死。她的死给人以震撼，让人痛心！白灵遇害，除了复杂的历史社会原因以外，也跟她个人的强烈突出的个性分不开。因为她追求完美、不屈不挠的强硬个性，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她也必将与那些心怀叵测的小人势不两立，而她也注定敌不过阴险小人的狠毒狡诈！她怀着追求民主，振兴中华的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可最终换来的却是被“革命”活埋。这正是其命运的悲剧！

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一部有着史诗品格之称小说，以白鹿原为舞台, 凝结在上个世纪前五十年关中农人身上，以白、鹿两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和相互间的人生纠葛为主线,反映出白鹿两大家族及周围各色人等祖孙三代人的恩怨纷争、灵肉交缠的人性写照。渗透几个女性形象的分析，渲染着整个动荡年代发展的趋势，虽不是主要的人物结构，却为整部史诗点缀了更具思索价值的背景，借助这个颇具史诗意韵的故事,演绎了“一个民族的秘史”,将蕴藏在这部秘史中的悲怆国史、隐秘心史和畸态性史揭示的痛快淋漓。

第二篇：《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及其生存方式

《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及其生存方式

汉语言文学专业2008140154 学生姓名 彭芳

指导教师 依托课程 现当代文学

摘 要：《白鹿原》描写了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既体现了原上人们的生存追求和文化精神，又向人们暗示了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小说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命运的关注再现了白鹿原上人们的生活形态和民族心路历程，以及发生在白鹿原上的事情对民族生存走向的影响。

关键词： 人物形象

生存方式

儒家伦理

《白鹿原》描写了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小说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命运的关注再现了白鹿原上人们的生活形态和民族心路历程，以及发生在白鹿原上的事情对民族生存走向的影响。

一、白嘉轩的人物形象

《白鹿原》中的第一人物白嘉轩是白鹿村里的族长，姓名本身就象征着这位族长威严的地位和美好的品格，隐含着源远流长的必然的“活的历史连扣”。“白”色在中华民族远古的民俗里，是作为纯洁、吉祥的象征而得到崇拜的，“白”在汉字里含有洁净、彰明、清楚、真率之意。嘉轩二字同义重复，强调形象的品正德厚。为了恪守传统道德伦理，支撑白鹿原上的一切固有秩序，维护他的威仪，为此，他以身作则，与长工鹿三有着“亲兄弟”般的关系；他不计前嫌，尽力搭救狱中的黑娃、鹿子霖；他可以大义灭亲，与“不孝”的长子白孝文断绝关系；他可以不辞艰苦，去自残式地拜神求雨。总之，他的一切都是在完美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原上的族长，而是升华为古老民族中享有民族图腾和祖先崇拜地位的“族长形象”。这就是白嘉轩仁义性格的民俗来源。白嘉轩是以农耕社会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的代表，“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的实践意志确立了白嘉轩顽强的人格精神。无论白鹿原上的变化有多么的大：机构变动、国共较劲，甚至在他的腰被打断后，他依然坚定执着维持着家族的伦理实践。但由于经济的落后，交换意识的淡薄和视野的狭小造就了他心理结构的封闭性，又由于传统的生存经验在历史的不断积淀中，形成了乡村世界的人生智慧和基本的思维方式。所以“耕读传家”就成了他治理家族的根本方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的乡约就是他治理本族的理论，他听从朱先生的“地要少，房要小，养个黄牛慢慢搞”的教导，这就注定了他在发展乡村经济的的策略上永远是封闭、落后缺乏一种向前发展的意识。虽然“仁义”的文化观念贯注于他的内心深处，他的一生还是弥漫着悲剧。

“六娶六死”的悲惨境遇拉开了白嘉轩生存悲剧的序幕。他借乡约和族长的权力把圣贤道德当成社会规范强行施加于族人的身上，并把族规的全文保存下来按贵贱等级来实施。白嘉轩作为这种文化理想人格的实施者，对历史的发展始终采取的是一种抵制的态度，面对社会文明的进步，他千方白计想要维系是他往日的那种稳定的生活方式。黑娃把小娥带回原上暂时打破了原上的宁静，他们为了追求合理的生活而违反了族规，白嘉轩就拒绝了让黑娃入祠堂祭祀，使他们的结合得不到认可，在村中受着歧视。他严施酷刑整治违反族规者，不仅村民违法受戒，就连他的爱子，爱女触犯戒律他也决不手软，在肉体上他摧残自己的儿子白孝文“白嘉轩谁也不瞅，端直走到槐树下从地上抓起扎捆成束的一把酸枣棵子刺刺，转过身就把刺刺刷刷扬起来抽过去孝文一声惨叫接一声，血顿时浸染了脸颊。”在精神上羞辱自己的女儿，面对白灵的出走参加革命，他设法囚禁不成，就当外界说他和白灵断绝了父女关系就当她死了。小娥惨死后面对传说中她复仇冤魂，白嘉轩不仅毫无同情，反而造镇妖塔要镇住她，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二、黑娃的人物形象。

鹿三一直是白嘉轩家的长工，而且是极其幸福的长工，他性格鲜明，淳朴善良，他一直到死也是幸福的。而黑娃却具有一种反叛的性格，他不听老子的劝告，自己跳出白鹿原，到清末武举人家做了长工，并因此与武举人的小老婆田小娥相好上了。黑娃是小说中屈指可说的对白嘉轩和朱先生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直接挑战的人物。黑娃作为“白鹿原上最好长工”的儿子却完全不同于他的父亲，他从小倔强、执着、反叛、生性好动而不安分守己。他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子弟从小宁可去是山上割草也不原上学堂念书，从小就表示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的怪脾气，他曾经吩咐他的土匪兄弟打断了白嘉轩挺的太直太硬的腰并抢劫了白家，这也是他对儒学精神为代表的生存方式的一种挑战和反抗。可见黑娃的生存经历就是要不愿重蹈父辈覆辙的自觉地反抗得来的，然而他的这种自觉反抗只是自己本性盲目的一种表现。最终他还是成为了一个盲目的反抗者。可以看出作为处在农村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来说，在寻求摆脱自己的苦难、在寻求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时，在寻求自己的出路时，更是要意识到自己的苦难、意识到自己反抗的意义，只有这样才会建立起对自己生存环境、生存命运的深思。

《白鹿原》通过对历史和家族生活形态还原式的描写，“再现了生与斯，长与斯的人们在其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文化和生存方式。”小说塑造了致力于自强不息，奋力打拼，强调“仁义”礼法的族长或家长以及众多的人物形象。在他的身上赋予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追求和生存方式，但是礼法规范在变动的现实中面前显得过于残酷和保守，轻视个体生命和自由，演绎出家族种种生存危机。作者通过对一系列人物的生存方式的描写，向人们再现了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对新生的生存方式的压制，也使人们看到了要改变一个落后的民族生存方式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勇气。同时这种生存危机时刻在呼唤新的生存方式的重新整合与重建，力图建构一种新的民族生存方式，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就是要打破宗法族权制的民族生存制度、要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地揭示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在社会走向脱贫致富历史的前进中，中国的社会性质，传统的价值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就要把眼光从被边缘化的农村身上收回来，打破那种缺乏现代生命的自由精神与生命理想主义眼光的看法，反思民族命运的生存走向，反思农村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周扬，《周扬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

4、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5、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6、何启治，《文学编辑四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第三篇：浅析《白鹿原》中白嘉轩的人物形象

浅析《白鹿原》中白嘉轩的人物形象

【摘要】《白鹿原》是陈忠实的代表作，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娶六丧六，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急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作者塑造了一系列真实而又有独创意义的中国农民形象。白嘉轩是其中的第一主人公，他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变的一个人格典型。在他身上包容了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又有负面。他既是一个刚真的男子汉、富有远见的一家之长、仁义的族长，又是一个封建文化、封建制度的身体力行者。【关键词】 仁义

儒家思想

传统文化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深深扎根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向人们展示民族性格与民族灵魂的神功之作。在中国小说史上闪烁着独特的光彩，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政治文化角度看,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有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有以鹿兆谦(黑娃),大姆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从民间文化角度看,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相互融汇交织,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1]作为一部“立足农村叩询我们民族生存的历史”长篇巨制，作家陈忠实用自己独特的理解去观照人生，观照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用丰富的想象和旺盛的活力勾勒出一幅幅20世纪上半叶中原乡镇的风云画面，从一定程度上说，不仅为中国文坛也为世界文坛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人物形象，例如下面我所要阐述的白嘉轩。

作家陈忠实对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善于从多角度去描绘一个人，给读者一种独特的立体感。这种感觉的由来完全是出于作者的精心构造，以及读者的再升华，再创造。作品以白嘉轩人物形象为叙述中心，从人物生活境遇的变迁来展示历史的变化。

一.“仁义”性角度分析：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一个富有文化价值的人物。他的一生，是实践儒家思想的一生，即“仁义至上”。白嘉轩，一个身上浸润着浓厚的封建情致的族长；一个既有着对生活的特殊见解，又有着关中汉子惯有的坚毅与朴实的乡绅；一个散发勃勃生命力的血性男儿，在他身上古老的文化散发出巨大的力量。他的生存轨迹透露了仁义存则价值存，仁义灭则价值灭的思想观念。白嘉轩家具有“ 淳厚的祖德”, 这一“祖德”的核心即是“仁义”二字。自白嘉轩上推六代的先人白修身, 在凭借辛勤劳动而还清债务置买了少许土地后, 给每家送去自己地里打下的第一茬麦子蒸出的白馍, 以回报幼年讨饭身处绝境时周济过他的乡亲的馈赠之恩, 使那些未曾接济他的人“更加感动以至羞愧”, 其意即在乡里树立“仁义”的道德精神。因而白家具有仁义的门风,“白家老几辈都是仁义居家”。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老汉从来不打骂雇工, 绝不克扣雇工工钱,“他和长工在同一个铜盆里洗脸坐一张桌子用餐”,[2] 在他家做过工的人都和他成为“交谊甚笃的朋友”。长工鹿三的父亲“在白家干了一辈子, 连失牙摆嘴的事也没有一回”“白家是仁义的”。[2]白秉德“出面掏钱为鹿三连订带娶办了婚事”。[2]春播的时候, 必是让鹿三套上牲口先把他家的二亩地耕了。每年打下的第一场麦子, 必是先付鹿三的工价。秉德老汉临终前仍不忘叮嘱嘉轩“看待好老三”[2]白嘉轩与鹿三情同手足, 从来以“三哥”相称, 他们同吃饭同劳动, 时常同炕同被睡在鹿三看管牲畜的马号。在白家遭受土匪抢劫损失巨大, 而嘉轩又被土匪打折了腰, 且他心里明知是鹿三长子黑娃所为, 又接颗粒无收的连年大旱, 牲畜也卖掉的饥荒年月, 各家纷纷辞退长工以减轻负担的情况下, 白嘉轩动情地挽留鹿三:“天杀人人不能自杀。年馑大心也就要大。年馑大心要小就更遭罪了。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我吃稠的你吃稠的, 我吃稀的你也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了顿揭不开锅了, 咱弟兄们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儿。”[2] 字字句句感人肺腑，无不体现了一个“仁”字，一个“义”字。

白嘉轩继任族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起兴办学堂的“义举”。教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是地位极尊, 作用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学说兴起于民间办学, 儒家精神注重教育, 倡导“富而后教”。两千年来, 在儒学注重教化的传统熏陶下, 由执政者至民间富户都对兴办教育给予多方面的鼓励和大力扶植, 形成兴学重教的良好传统。因此“学而优则仕”“耕读传家”, 2 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白嘉轩不仅送自己的孩子上学读书, 而且“推己及人”, 动员长工鹿三送其儿子黑娃上学读书接受教育。他对贫穷人家不仅没有丝毫歧视, 反而认为:“穷汉生状元, 富家多纨绔。”对黑娃寄以极大的希望:“日后黑娃真的把书念成了, 弄个七品五品的, 我也脸上光彩哩!”[2]他不仅从道理上劝说鹿三, 而且还从经济上为其解决实际困难, 腾出部分田地种植牲畜草料, 以减轻黑娃的劳动, 并且为黑娃交付学费, 提供文具。既体现了白嘉轩“己欲立而立人”捐资助学的良好品德, 也说明捐资助学在我国具有久远的历史传统，同时也反映了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中的“仁义”品德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意义。

二．“儒家思想”的角度分析: 白嘉轩把两个儿子随鹿三步行七天从山里换回的第一批粮食, 全部送到鹿三家, 解其饥荒。白嘉轩还嘱咐自己的儿子, 如果自己“走”在鹿三之前, 必须要“ 照看好你三伯” , 他和鹿三的交好是“真义交”，这种“义交”不止限于经济关系, 更体现于人格的尊重和平等。白家“自来”把鹿三当做自家人待, 又请鹿三做嘉轩女儿白灵的“干大”, 结为干亲。一些处理重要大事的家庭会议也要请鹿三出席, 征询他的意见。这位诚实、自尊、勤恳、本份的长工是白家“非正式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成员”。他对白嘉轩从来直呼其名, 除去本份劳作之外, 对于白家的晚辈同样具有教育的权力, 在得知白孝文与小娥发生偷情关系后, 他抬手就猛抽白孝文耳光, 训斥他“羞了先人了”。白家和雇工的关系, 不是主仆关系, 而是各尽其职的东伙关系, 是在坎坷的人生中共同劳作, 相互尊重, 情感愈深, 从而进入互助共生层次的谐调关系。连接他们关系的纽带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

仁义, 蕴含于渭北高原水深厚土之中, 是百朝圣地滋润民人的雨露, 是大多数白鹿原民共同的精神追求, 是千古不朽的儒家学说滋养中华民族的丰富的精神食粮。可以说，以“仁义”为核心, 以“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为人生价值之体现的儒家思想孕育了白鹿原淳厚的民风。[4]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儒家学说到了白嘉轩这一代已呈现没落趋势，渐渐出现“夕阳无限好，只怜近黄昏”的凄凉。[3]黑娃的落草为寇，白孝文的风流事，鹿子霖的荒唐，席卷白鹿原的饥荒、瘟疫和战争，以及整个中国的大风暴，都是为了催毁白嘉轩们“太直太硬” 的腰板和“神像”般的脸。尤其是结尾处白孝文不动声色地处决黑娃，给每个人的内心都留下了巨大的惊悸„„ 但白嘉轩还是拼命地维护这种“仁义”儒学。三媳不育，不惜拿长工娃“借种”，便是本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伦理；把女儿百灵锁在屋里任其哭喊而不让去城里上学，也是本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儒家哲理。

小结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一系列人物形象让我们深深感受到的是历史文化与人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白嘉轩是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品质与人格折射出了他所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层面。整部作品突破了政治、阶级斗争的局限,深刻把握和写出了传统文化在农民心理深层的积淀,展示了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性冲突。

总之，作者通过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把中国传统文化在走近它末路的时期，依然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也使人们看到，要改变一个落后的社会的艰难和代价。使读者再一次从中领略到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在古老的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种种压抑与迫害，这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对悲剧精神的一次深刻的体验，它把痛苦和挣扎展示给每一位读者，揭示出他们的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这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的认识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释：

[1]王仲生：《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陈忠实的〈白鹿原〉》，《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6期 P34

[2]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第２版 P37 [3]雷达：《文学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1版 P125 [4]费秉勋：《评白嘉轩》，《小说评论》,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P25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第２版 [2]雷达：《文学活着》.[M]，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1版 [3]费秉勋：《评白嘉轩》，《小说评论》.[J]，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4]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J]，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5]百度知道

第四篇：论《白鹿原》中的白稼轩人物形象

论《白鹿原》中的白稼轩人物形象

上世纪几十年代初，一部被作者喻为“死后可以当枕头”的作品将轰动一时的“陕军东征”推向了高潮，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阵阵波澜。这就是陕西民族作家陈忠实历经四年多的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惶惶巨著《白鹿原》。作品一经问世，就以其厚重深邃的思想内涵，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以及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并且最终于一九九七年荣获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丰满圆润、充满魅力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小说的主人公白稼轩的更是给广大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本文将通过对小说主人公白稼轩这一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及其所折射的人格矛盾的解读和论证，试证明传统文化价值具有复杂性和双重性这一观点。

一、白稼轩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

《白鹿原》中的 白稼轩是 一个富有文化价值的任务。“面对白稼轩，我们会感到，这个人物来到世间，他本身就是一个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他在村社的民间性活动，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宗法农民文化的全部要以，他的顽健的存在本身，即无可置疑的证明，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他这样的栋梁和柱石们支撑着，不绝如缕。”① 主人公白稼轩首先作为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并没有系统的受过任何儒家传统文化教育，但他却十分自觉地把握和领悟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精旨和要义，把“仁、义、礼、智、信、”完全和谐地融入在了日常生活的言行之中，这些似乎让人感到有些惊讶。其中的奥秘似乎有些不可琢磨，但如果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贯穿白稼轩的一生，其一直没有摆脱其父亲的影响，白秉德老汉无论在生前生后，都仿佛是如影随形。以白稼轩一生中最重要的娶妻这件事为例，白稼轩之所以能“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就直接缘于白秉德老汉所一直坚持奉行的儒家传统孝道思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至白稼轩在后来三儿子孝义有生育问题时，宁肯找来兔娃“帮忙”,也”绝不能容忍三儿子孝义这一股儿到此为止而绝门”。由此可见父亲所坚守的那种传统孝道观念早已在白稼轩的心中打下了深深地烙印，“非但不因年深日久而暗淡而磨灭，反倒像一块铜镜因不断地擦拭而愈加明光可鉴”。而恰恰正是白秉德老汉向白稼轩所灌输的这种信念才为后来，白家人财两旺的家业创造了某种可能。

事实上，白秉德老汉的言传身教不仅仅局限于此。白秉德老汉与长工鹿三交谊甚笃，和谐融洽的主仆关系，在白稼轩这一辈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同时白稼轩也一直坚守着祖辈上传下来的“耕读传家”的古训，他那幅在两根门柱上所挂着的“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对联便是最好的诠释。在教育子女方面，白稼轩更是煞费苦心，捐资修建了学堂，希望将几百年来白家所固守的一切如家传统文化灌输给下一代，让他们在“耕读传家”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即使到了后来的动荡年月，这种坚守仍然一如既往，丝毫未曾动摇过。所以白稼轩从父辈那里所领受到的是一种最生动、最直观、最深刻的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因而白稼轩后来能为儒家思想忠实地实践一生，其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主要就来自于这种儒家传统人格的思想积淀。

作为白鹿原上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白稼轩在宗法家族中也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身为一族之长，宗法家族制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白稼轩运用手中的巨大权威，重修祠堂，旨在强化村民的宗法意识以及对伦理道德的情感与信念。而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封建政体土崩瓦解之时，白稼轩又敏锐的感觉到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严峻的威胁。为此，在朱先生的指导下，他又满怀激情，利用族长的权利，在白鹿村推行“乡约”，使之成为每一个村民都必须严格遵守的“法律”;而对白兴儿等赌徒和烟鬼的惩戒，让村民们更切实的感受到了“乡约”的巨大威慑力，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而作为传统文化的自觉维护者，白稼轩更多地表现出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虽然罂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但在朱先生的劝说下，他还是毅然的带头犁毁了烟苗。同时，白稼轩以朱先生为榜样，将“学为好人”作为自己立身立德的准则，以“仁义”真诚待人，广施善举，没有丝毫的矫情，也不图任何的回报。他的这一系列“仁义”之举。也使他成为了白鹿原的人望。他的身上闪耀着儒士改良社会的理想光芒，一心想在白鹿原上建造一个体现民族文化精华、东方文化的理想世界。只是，这样的精神家园在现实的碰撞下只能支离破碎，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于是，他只能独善其身。在乱世之中，既不联此，也不附彼，对别人或是有意或是无意的拉拢，他一概拒绝；他让儿子离开学校，回家耕读，过着自己安稳的日子；对于军队的征粮，他既不合作，也不抵抗，只是低眉而安，逆来顺受；他不当“官”，也不入匪，只清清静静的作他的族长，在暴力、邪恶与诱惑面前坚韧的守护着自己文化人格的崇高与神圣。白稼轩成为了几千年来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的典型。

二、白稼轩的人格矛盾

“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接乃文明，容纳污浊②。在人类的文化欲求中，总是接受着祖先文化遗产中的双重积淀——善与伪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代表，白稼轩同样也摆脱不了其人格矛盾的羁绊。他在为了得到鹿家的风水宝地而精心策划一场买地戏时的狡黠，在与鹿子霖暗中较劲时的执拗，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拒绝改变一切的保守，这些都和白鹿原上的农民一样，显得枯涩、厚重。“白稼轩的人格中包含着多重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展示便也揭示着宗法文化的两面性：它不是一味的‘吃人’，也不是一味的‘温情’，而是永远贯穿着不可解人情与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与抹杀人性的尖锐矛盾。”③ 白稼轩身为族长，自觉的成为了宗法文化的代言人，监督着每一个可能破坏伦理道德秩序和礼俗规范的行为，坚持捍卫传统道德和宗法文化的神圣。对于任何触犯封建传统的行径，他绝不姑息，其惩治的手段甚至让人觉得有些残忍。在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时，白稼轩主要以祠堂为阵地，《乡约》为准则，他宛如一个封建传统的守护者，每天都严格监督着每一个村民的行动。为了正民风，树立“乡约”的权威地位，白稼轩对白兴儿等赌徒和烟鬼施以了严厉的惩戒，但其方法却十分低级、残忍，只不过因良好的效果似乎已经将这些掩盖了。他对于自己的宝贝女儿白灵试图脱离家族的一贯轨迹，去“干革命”，而至后来违背祖训做出了大逆不道的事情让他丢尽了脸，白稼轩先是采取劝阻的方式，无效后就施以威吓，并且毫不犹豫地将其囚禁起来，而在得知自己女儿已经千方百计的逃离之后，他便义无反顾而又果决的与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就当她是死了”。在白稼轩的内心深处，他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忠实拥护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他绝不允许在自己的家庭中出现像女儿白灵那样违背祖宗遗训的人物，这样的行为在他看来是不可容忍的，更是不能宽恕的。而在自己一向视为接班人的大儿子孝文竟然和自己所不齿的淫乱之人田小娥勾搭在一起，使他的族长脸面荡然无存时，他恼怒之极，仍然毫不留情的依约对孝文、田小娥处以了刺刷并且断然采取了分家，即使干旱时期孝文来借粮他也毫不理会。但是白稼轩作为传统文化人格代表的主要消极面还是集中体现在对待田小娥这一封建传统的牺牲品上。这时白稼轩明显的表现出自己捍卫自己传统文化理想时残忍的一面。在白稼轩看来，婚姻只不过是传宗接代和建家立业的一个环节，而女人则应是泻欲时的对象或是干活是的帮手，这样不讲对等意义上的互爱和超越功利意义上的情欢，只把婚姻简单的等同于生孩子、过日子，正是长期以来民族婚俗中少有变更的传统观念。这一点在小说的一开头“白稼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中便可看出白稼轩对女人的看法。他对去世的六个女人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了。虽然不能说白稼轩对现在的妻子仙草没有丝毫的“爱”，但主要还是因为她给白家带来了子孙后代和兴家旺业的罂粟种子。所以当他看到一个不守传统妇道的女子——田小娥时，他不管她是否与黑娃真心相爱，总是想依照自己的传统观念把他两拆散，因为他认为这种女人是“下贱”的，“拾掇下这号女人要招祸”的。于是他想方设法劝黑娃离开这个背景不好的女人，也劝慰鹿三，让他宽心。这件事让白稼轩所一贯坚信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也隐约感到有些无能为力了。不过，白稼轩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长者的威仪。只是当田小娥做出触犯《乡约》的事时，他才依约对其处以了“刺刷”所以说田小娥虽然恨他，但也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以致她后来以美人计让白稼轩脸上无光时，心中也丝毫未曾有过报复得逞后的快意。可以说，田小娥只是白鹿原这个“战场”上一件被利用来进行争斗的武器罢了。而对于她后来的死，虽说并非白稼轩亲自所为，但是白稼轩也难辞其咎。田小娥虽然直接死于鹿三的梭镖的利刃之下，但自从她和黑娃结合后，就为白鹿原上的众人所不齿，所孤立，因为封建的伦理道德早已渗透人心，而鹿三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在维护以白稼轩为代表的封建传统道德。这种传统文化秩序以及礼教的噬人本质由此暴露无疑。而到了后来，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据说是由田小娥引起的大瘟疫中，原上的人无不栗危，对昔日的“淫妇”、“婊子”烧香磕头，还许愿要“抬灵修庙”。而唯独白稼轩坚持不修庙，他不仅在田小娥的尸骨上建造起所谓的“镇妖塔”，并要求族人连荒原上飞起的小飞蛾也一并除灭干净。这种举动更深刻的揭示出了他作为一个宗法文化坚守者的可怕的冷酷，大有一种“斩草除根”的凶狠气势，与那个以“仁义”为本的族长判若两人。由此可见，白稼轩在维护传统道德，“挺正，挺硬自己腰板”时，是以牺牲人情、人性为代价的。他娶过七位妻子，却没有真正的爱情；他没有享受过与儿孙的天伦之乐，有的只是封建道德说教；他和追求婚姻自由的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白稼轩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丧失了人间最重要的东西——爱情和亲情。

可是既便如此，也不能一笔抹杀了白稼轩这个人物的性格中善的一面。中国传统道德下的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之淳，在这个人物身上也表现的淋漓尽致。白稼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道德神，散发着巨大的人格魅力。耕读传家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他的人生信条。他并非那种贪婪、自私的地主绅士，而具有农民天性善良淳朴的本性。他爱惜粮食，勤俭持家，与鹿三同手足，真诚的叫他三哥，他们同吃饭同劳动，时常一同睡在鹿三看管牲畜的马号里。在白家遭受土匪抢劫损失巨大，而白稼轩又被土匪打折了腰且他心里明知是鹿三的长子黑娃所为时，却没有丝毫迁怒于鹿三。而又在颗粒无收的连年大旱，牲畜也被卖掉的饥荒年月，各家都纷纷辞退了长工以减轻负担的情况下，白稼轩仍然动情的挽留鹿三：“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顿了揭不开锅了，咱们兄弟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天杀人，人不能自杀，年馑大，心也就要放大，年馑大心要小了就更遭罪了。”字字句句都感人肺腑，无不体现了一个“仁”字，一个“义”字。白稼轩把两个儿子随鹿三步行七天从山里换回的第一批粮食，全部送到鹿三家解其饥荒。白稼轩还嘱咐自己的儿子，如果自己“走”在鹿三前面，必须要“照看好你三伯”；他同鹿三的交好是“真义交”，这种“义交”不止限于经济关系，更体现于人格的尊重和平等。白家“自来”把鹿三当作自家人待，又请鹿三作白稼轩女儿白灵的“干大”，结为干亲。一些处理重要大事的家庭会议也要鹿三出席，征询他的意见。这位诚实、自尊、勤恳的长工是白家“非正式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成员。”他对白稼轩从来直呼其名，除去本分劳作之外，对于白家的晚辈同样具有教育的权利。在得知白孝文与田小娥放生偷情关系后，他抬手就猛抽白孝文耳光，训斥他“羞了先人”。鹿三早已把白稼轩当作了自己的恩人，信奉和捍卫着白家所执掌的宗法文化。而鹿三死后，白稼轩的那句评价“白鹿原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则更表现出了白稼轩对鹿三的深挚的感情。他们在坎坷的人生中相互扶持，相互激励，情感日益深厚，那份默契，和谐的关系早已超越了以往人物间社会矛盾，而贴近到了民族文化心理更深处，使得这一关系变的愈加复杂而又异常真实。作品中白稼轩对黑娃的态度则让人在更大的程度上看到了他心胸的宽广和深厚。白稼轩对长工鹿三之子黑娃一视同仁，让他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当他不愿意学习而要去外面闯荡时，也表现出族长应有的宽容和大度；黑娃与田小娥的结合，让白稼轩觉得丢脸，但他仍能宽慰鹿三；黑娃派土匪打断了他的腰，但当黑娃被捕时，他以德报怨，依然想法搭救他。对于黑娃，他是用“义”的原则去指导自己的行为。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仁，也得以“义”对之。尤其黑娃家与白家有几代交情，他更是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肯施以报复。因而，直到解放初期，县长白孝文陷害副县长黑娃为反革命而即将枪毙时，白稼轩还多方奔走，四处求情，想救黑娃一命，这一切都震人心魄。正如朱先生所说：“这心肠这肚量这德行，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

三、白嘉轩的悲剧宿命 总体说来，白嘉轩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性在他的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有中华民族许多优良的品质，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消极落后的糟粕。他人格的双重性则是传统伦理道德情节和现实无法统一的悲剧。他的人性在封建礼教的浸泡中已经走形变样，他的“仁义”之举和其权威的不可抵抗性则折射出一种虚伪的状态和无情的冷酷。他的悲剧不仅仅体现在六娶六丧，儿女叛逆，丧母亡妻，遭匪折腰等一系列他所遭受的身体和精神的痛苦，而更在于他所坚守的东西是注定要被时代所淘汰的东西。白稼轩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时代进步的结果。

注释；

① ③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 ② 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 参考文献

陈忠实《白鹿原》:

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 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

第五篇：论《白鹿原》中白嘉轩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20世纪90年代初，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时沉寂的中国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了“史诗性”作品称号，于1997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通过一个社会群体的动荡和变迁来反映整个社会的轨迹，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白嘉轩是众多形象中着墨较多的一个。

白嘉轩是作品中的一个新型地主形象，一个仁义的地主形象，他作为一个小地主，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上与士阶层的朱先生形成了一个对应，作者在塑造白嘉轩这个形象时，有意在这个人物身上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和人物内涵，他是个地主，是一个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传统文化底蕴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农民，因而又具有封建文化氛围中生长的农民所特有的文化和精神内涵，他是封建文化在小地主阶层培养起来的一个代表，因而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中国复杂文化传统与生存环境所折射出来的复杂的性格内蕴。

作家把白嘉轩放在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语境和生存环境中，对他的文化人格，人性内涵和生命生存哲学进行了全方面的观照，创造出了一个丰满复杂的生命形象，本文试图从白嘉轩的人生观、父子观和女性观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其性格的复杂内涵。

一、白嘉轩的人生观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白嘉轩的人生观概括来说就是“仁义为本”。在白嘉轩的一生中，控制他人格核心的东西，是“仁义”二字，“仁”是孔孟诸德之首，它的最根本的含义是“爱人”，强调“人”的存在。“义”是仁的具体表现内容，白嘉轩虽然未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他对儒家文化精义的领悟和身体力行，真是无与伦比。

白嘉轩作为白、鹿两姓的一族之长，他有高房大院，有坡地也有良田，棚里有马，圈里有猪羊，常年雇佣着一个长工，他是名副其实的“地主，然而他身上却不见冯兰池，周扒皮的贪婪、狠毒，更多的是仁义、宽厚 ”从秉德老汉给长工鹿三娶媳妇到白嘉轩资助鹿三的儿子黑娃上学都体现了一个“仁”字，他是雇主，却过着勤劳俭朴的生活，与长工平等相处，情深义重，主仆共吃一锅饭，一起耕作饲养，而且还称长工鹿三为三哥，并认作干亲。在他的影响下，乡民们守乡规，知礼仪，整个白露原被称为“仁义白露村”。他仁义至上，以德抱怨，体恤乡民，关注民生疾苦，勇于为民请命。为了反抗苛捐杂税带给村民的负荷，他一手策划参与了鸡毛传帖与交农事件，与官府抗衡，面对久旱不雨，他亲自扮马角祈天求雨，以宽慰乡民焦渴的心，白嘉轩把儒家的“仁”“义”发挥到了及至，是白露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可以说，白嘉轩把“仁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但是，这个卷着忠、孝、仁、义大旗并乐此不疲的白嘉轩，却正是在无法尽孝之时，用了不仁不义的手段，才得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做那个忠、孝、仁、义的白嘉轩，承认他的忠、孝、仁、义，倒不如说这是他对自己的不孝，不义的一种救赎，他的“仁义”也并非一以贯之的“仁义”，而是先死而后生的“仁义”。

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便暗示了该篇主人公白嘉轩不同凡响的人生经历，迫于逃脱厄运的需要，白嘉轩选择了一个与儒家“仁义”精神根本相悖的作法：巧取鹿家风水宝地，他认为“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神灵给他白嘉轩的精确绝妙的安排”于是他沉着，冷静，善于算计“要做到万无一失而且不露蛛丝马迹，就得把前后左右的一切都谋算得十分精当，办法都是人谋划出来的，关键是要沉得住气，不能急急慌慌草率从事，而一当把万全之策谋划出来，白嘉轩实施起来是“迅猛而又果敢的。”

磨难把白嘉轩逼到了道德的边缘，为了生存，他情愿放弃“仁义”，在一系列不动声色的“苦难”表演之后，白嘉轩采取“卖地”的曲折路线成功地从鹿子霖手中换回了那块宝地，从而为自己日后的发展预留了极大的空间，此时白嘉轩身上显露出来的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自然人在苦难中挣扎的本能，此时的白嘉轩身上并无“仁义”的显现，“买地**”是一个转折点。朱先生“为富思仁兼重义”的教诲使白嘉轩猛然意识到儒家“仁义”精神的重要；时世突变中朱先生镇定自若的“断时论世”使他豁然开朗，白嘉轩突然发现“仁义”对人们起着巨大的约束作用，在白嘉轩的意识里，早先对朱先生儒家文化身份的企慕开始发展，他有了对自己儒家文化身份的朦胧设想，在此之前，白嘉轩几乎还曾想到过追求“仁义”，他在父亲去世后两个月即开始一个一个地讨女人，此为不孝，他工于心计，换回宝地，此为不义，他种植罂粟，炼制鸦片而致富，此为不仁，这些都表明他心思缜密，头脑冷静，重利践义，有时甚至为达到目的不惜损人利己，不同的是他把他的那些欲望，计谋掩藏在心灵深处不易为人觉察，白嘉轩这段时期的一系列行为几乎是发源于人的生存本能，甚至是立足于乱世之中要保持家财两旺的必要手段，此时白嘉轩无法顾全大仁大义，“仁义”在温饱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其实是一种奢望，一种空谈而已。

在乱世之中，白嘉轩相信了朱先生“只一碗包谷糁子”的理想，不再热衷于政治，对“仁义”的热情建构成为他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和最终目的，在白鹿原上一片腥风血雨，屠杀和复仇轮番登台表演时，白嘉轩冷眼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旁观，似乎有着超然物外的洒脱，但他的一句“我的戏楼真成了赘子了”的叹息却把他的讥讽，痛心与惋惜暴露无疑，在田福贤狠斗农协头目时，白嘉轩甚至还上台为这些曾斗过自己的人下跪求情，这些无不凸现出白嘉轩对于村民肆意践踏乡约的无奈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状的痛心与无奈，也表明他对自己“义”的爱护与偏执之情，在对待小娥的态度上也能体现出白嘉轩这一复杂情感，《论语》上说：“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昏礼者将二姓之好，上以事宇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在白嘉轩的意识里，小娥不在他的“仁义”德行保护范围之内，这些无不表明，白嘉轩所热切追求的儒家文化本身存在着悖谬，看来“人者爱人”“仁者知人”都是有限度的，它并不是普适于所有需要爱，需要帮助的人，更不适合于小娥这样的女人，“万恶淫为首”这是白嘉轩切齿痛恨小娥的根本原因，白嘉轩在祠堂狠狠惩治小娥勾引孝文，使白嘉轩族长的颜面尽失，更重要的是白嘉轩认定小娥是破坏白鹿村“仁”美名，使村民道德败坏，礼仪崩溃的罪魁祸首，但白嘉轩并没有打算亲手杀死她，他不屑于动手，而小娥在“遭受完一个女人在旧中国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一切凌辱和损害以后，是被她心爱的黑娃的父亲亲手杀死的。鹿三几乎是替白嘉轩解决了这个难题，当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白露原上瘟疫流行，人们大量死去，惶恐，荒凉，悲戚遍布白露村时，面对小娥死后不散的阴魂，白嘉轩依然镇定，沉着，他固执地认为,小娥活着是个坏种,死了也不是个好鬼”因此不管阳世不管阴世,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他不顾族人的求情,执意要惩治恶鬼,白嘉轩以他的正气与妖邪作斗争,并以焚尸,修塔镇鬼的举措再一次表明他超人一等的智慧，和其不可动摇的信心，对儒家文化的强烈依恋使白嘉轩认识不到“仁义”在某些时候实在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使白嘉轩在很多时候显的冷漠，不尽人情,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白嘉轩“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又是最冷血的食人者” [7]这也许正是白嘉轩这一复杂形象的人格魅力所在。

二、白嘉轩的父子观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儒家文化是一种“父亲”文化，它强调一种对父亲的绝对敬畏，因此，在父子关系中，父亲是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儿子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权，必须为父亲而活，白嘉轩的父子观,主要指他与长子白孝文的关系。

白嘉轩的父子观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作为一个“严父”的形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母的社会角色不大一样，分别称为“严父慈母”，“慈”与母性有关，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常与“爱”相连，也叫“慈爱”。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人们一说到“慈”，很自然的就想到母亲，想到母爱。而“严”的内涵相对比较复杂，它虽然含有“爱”的因素，但这种“爱”是伦理意义上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父亲必须疏远子女，以合乎礼法。白嘉轩对孝文、孝武就是这样。他父爱不亚于任何一位父亲，他太喜欢这两个儿子了，常会情不自禁地“专注地瞅着那器官鼓出的脸”。按照传统意义上“严父”的形象，他只能在“孩子不留意的时候”看他们，不能说“亲热的话”、做“疼爱亲昵的动作”.这表明白嘉轩早已置身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之中，他必须在儿子面前有足够的威严，他是不能松懈的,是不可让人知的。那么，他对“子”有什么要求呢？那就是“孝”。“孝”是中国传统伦理观的核心。“孝”的产生，源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宗法制度，即以家庭，家族为本位，为核心。白嘉轩对儿子孝文严格以“孝”的标准来规范要求，其实与这种家庭、家族的本为思想是分不开的，当然也客观地带有某种社会与文化的继承性。孝文作为长子，理所当然是族长的合法继承人，即封建家长和宗法族长的社会角度和地位，所以，白嘉轩对孝文的教育培养更是尽心尽力，用心良苦。他时时处处不失时机地对儿子进行点化教育，“以期他尽快具备作为这个四合院未来主人所应有的心计和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独立人格”。他深夜秉烛给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言传身教，唯恐失传。为让儿子懂得粮食的意义，特命次子孝武及未成年的幼子孝义跟着长工鹿三到几百里以外的山里去背食。往返七天的路程使孝义双唇燥起一层黑色干皮，嘴角淤着干涸的血垢，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抚着血泡的脚片痛不可支。作为家境富裕的家长能如此教子确是难能可贵。白孝文对父亲言听计从，十分孝顺，一步一个脚印按照白嘉轩说的道路迈进。他读四书五经，接受“耕读传家”，为家族利益结婚生子，在宗族祠堂里做族长继承人应该做的一切事情。然而，他并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更不能充分认识到所做的一切同自己的关系。他只是按既定的目标做事，自己的天性和个性都被日常的点点滴滴所掩盖，他似乎不会成为白嘉轩那样有独立人格的人，所以他在没有一点征兆的情况下，一发不可收拾地走向了堕落。他不但毁了自己，也差点毁了白家，他成了家法宗教文化的“不孝”子孙。

作为一族之长，白嘉轩忠实地捍卫着封建伦理道德，对“不肖子”必须严格惩罚，宗法文化不能原谅他，白嘉轩更不能原谅他。他痛心疾首地说“忘了立身立家的纲规，毁的不是一个孝文，白家都要毁了。”白孝文是未来的族长。因此只有祠堂进行惩罚，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不论是谁的言行违反了礼法，冒犯了族规，白嘉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轩都会毫不手软，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不例外。然而，他们终归是父子，血浓于水，这种血缘关系是无法改变的。更何况儿子是家族香火的延续，嫡长子的地位仅次于父亲，具有一定的权威。孝文的堕落虽然给白嘉轩以毁灭性的打击，使他几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承受着非人的痛苦，作为封建家长、宗法族长是不能原谅这样的“败类”，但作为父亲，他早已原谅了儿子，他可以同儿子分家，却分不开骨肉之情。孝文当了保安团营长，要求回原上祭祖，得到了白嘉轩应允，这与一开始对孝文的态度大相径庭的。白嘉轩之所以允许他回家，是因为他“出息”了，没有丢他的脸，还给他挣回了面子，给白家带来了荣耀。所以说，白嘉轩的父子观其实是亲情与伦理相互交织的一个表现过程，是同一文化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互相作用的结果。

三、白嘉轩的女性观

白嘉轩看不起女人，他有一种典型的宗法农民的男权中心意识，女人被他示作泻欲对象、传白嘉轩的女性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他的父女观，二是他的女性观。

先以白灵为例来看看白嘉轩的女性观。如果说白嘉轩在孝文的世界里是个始终如一的“严父”形象的话，那么他对白灵则是从“慈爱”的父亲到“严酷”的族长的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两个的极端。白灵是白嘉轩唯一的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任其娇纵，白嘉轩对她是极尽宠爱之能事，简直就是家中的“小公主”，这与他对孝文兄弟的态度简直是判若两人，他“常常忍不住咬那手腕，咬得女儿哎呦直叫，揪他的头发，打他的脸”，“他把疼哭了的女儿架上脖子在院子里颠着跑着，又逗得灵灵笑起来”。他虽然很清楚女儿更应该“严管”的道理，“只是他无论如何对灵灵冷不下脸来” “不忍心看她伤心哭闹”。他甚至违背了自己的原则送灵灵去学堂受教育，而当白灵灵偷偷独自跑到县城去上“新学堂”后，他也显得无能为力。

白嘉轩之所以不容白灵，一是女儿的叛逆行为威胁到了他所维护的旧秩序，二是白灵的人生追求和信仰与他的人生哲学格格不入，所以说，白灵与他的对立是必然的，这已超出了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白嘉轩对儿子与女儿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孝文的堕落对于他而言是致命的打击，丢尽了颜面，而对于女儿的极尽宠爱之外，大概还与中国封建社会男女双方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有关，作为一族之长的白嘉轩，非常重视家族的血缘关系和嫡长子的继承关系，儿子是未来的接班人，是宗法制度和白家血统的发展和承接，而女儿早晚是要出嫁的，是别人家的人，是泼出去的水，必须以“礼”相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待，所以白灵的叛逆与孝文堕落同样使他难堪，但他的反应并不那么强烈，甚至有点无所谓，女儿毕竟是女儿，永远无法与儿子相提并论，白嘉轩对白灵始终是伦理道德随情感变化，而不同于对孝文的情感随着伦理走。

现在来看白嘉轩的女性观。《白鹿原》中对妇女地位的描写体现了一种男权中心主义与封建宗法观念相结合的小农意识。妇女极为相似，她们古朴美德下掩盖着精神的麻木，她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呈现出严重的守旧状态。牢固地恪守着长辈传下来的传统美德，白嘉轩对于女性的态度，几乎全部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弊端和反动。《白鹿原》开篇描述了白嘉轩娶七房女人的传奇经历，然而，他对这些女人的记忆却仅仅是新婚之夜的占有。即使是为他做过八回月子、养了四个儿女的第七房女人仙草，留给他的记忆也不过多了一层死后的孤寂。对他来说，女人只不过是生儿育女和传宗接代的工具。《论语》上说：“婚礼者将二性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11]在男性的世界里，女人是工具，却不仅仅是工具，工具不需要“三从四德”，而女人必须严格的按照“三从四德”的要求来行事。田小娥是女人，而且是个“罕见的漂亮女人”，如果只以传宗接代的要求来看，田小娥的条件已经足够好了，然而传统文化的没道理就在这里，它既不把女人当“人”，同时又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要强迫她们遵守“人”的行事规则。所以，要做人家的媳妇，揪必须符合“三从四德”的礼教要求，小娥不甘“非人”的生活遭遇想重新过活，便违背了封建礼教，要受处罚，没有人承认过她是白鹿家族的媳妇，却要以白鹿家族的族规来为她定罪，小娥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在封建伦理道德的神圣的名义下的被凌辱与被损害者”“封建的伦理思想和宗法的关系紧密结合，两千多年来，成了统治中国农村，钳制着人民的命运的强固的手段。可悲的是，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已经渗透进人民的肌体，使她们承受了封建阶级的阶级偏见”。小娥这个孤苦无告，从未争到过一个人的价值的女人，得不到同情，得不到理解，甚至在她死后任然得不到解脱，白嘉轩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此时，“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是最冷血的食人者”，在他的身上宗法家庭制度反动和“吃人”的一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由此可见，同为女性，而传统的宗法伦理道德对他们的要求却是不同的，白嘉轩可以任自己的小女儿白灵撒娇、哭闹、任性作为，却不能原谅成人的白灵哪怕是一点点的离经叛道，而对自己的七房妻子以及田小娥这种一开始便是以女人或荡妇的形象在他的世界里出现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的女性，指导他的思想行为的只是家法，族规以及封建的宗法伦理思想。

白嘉轩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的宗法族长形象，正是作者对民族文化、历史、心理的深入反思与对人性的深入挖掘的艺术结晶，白嘉轩一生以践行儒家思想为人生信条。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感到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综观白嘉轩的一生，让我们共同感受的是庄严与凝重，悲壮与苍凉，这是一个交织着追求与苦难的存在，也是一个古老的谁也无法忽视的存在，一切启示都存在于或显或隐，白嘉轩人物形象的复杂性的全部内涵，对整个中国文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让我们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因而要塑造更健康更有生机的民族文化的人格，可以从白嘉轩身上借鉴到一些东西，但也要看到他的缺点，要以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眼光，积极地思考和创新，为我们民族注入新的更健康的血液。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许俐珍.一曲顽强的生命之歌.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2期

【2】张颖.白嘉轩与“父亲原型”及其他.青岛电大崂山分校 ,2002年第2期

【3】莫莉.传统父亲的理想的幻灭.柳州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

【4】王芳，刘晓亚.白嘉轩形象解读.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5】潘艳慧.儒家文化认同与自然人性的冲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学报，2004年第2期

【6】李秋梅，杜敏，宋丽华.《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对儒家文化的阐释.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7】刘浩.白嘉轩《白鹿原》中的悲剧形象.延边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8】潘艳慧.断垣残壁间的寻求与建构.渭南师范学院院报，2004年7月第4期

【9】许丹成.从人物的生命轨迹看《白鹿原》的文化蕴涵.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0】黄秋羸.旧传统维护者的悲歌.广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7期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后

记

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在许多地方都感到有点吃力，原因就是平时读书不多，理论和实践都很欠缺。尤其在理论把握中感到缺陷较多，通过写此文，充分认识到应该加强理论修养，唯有如此才能总揽全局。

陈蔚

2011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