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的知识分子

第一篇：子夜的知识分子

《子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 提要：

《子夜》的知识分子形象本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系列，但长久以来没能引起《子夜》研究者们的重视。本文从小说中选取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形象（专业知识分子，留洋学生，新女性，诗人）进行文本解读，以期通过对人物形象内涵的发掘，塑造手法得失的分析，来探究茅盾进行人物塑造时的心理动机及他在这些人物形象里融入的特有意念。关键词：子夜，知识分子，人物分析

一，李玉亭

茅盾在《子夜》的《提要》里曾把这位经济学教授设想为“赵伯韬的军师”1，但我们从今天的文本来看，李玉亭这一专业知识分子形象和资本家的关系却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层的局面，他不是纯然的依附隶属，成为资本家的助手和谋士；也非端坐象牙塔中，畅谈他的经世济民之道。自鲁迅开创了知识分子2题材以来，1930年代以前的相关作品大都聚焦于知识分子与被启蒙者、政治权力的二重关系，而鲜有能越出这传统士人所关注的宏大主题之外者。而在现实中，现代经济、现代教育及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缓慢起步，势必影响到知识分子群体的构成，使之在成分上出现专业分化的趋向，一部分知识分子从而与其专业所涉的社会领域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茅盾在《读〈倪焕之〉》中就提出小说需有“时代性”的主张3，经济学家李玉亭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身兼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的茅盾对于理论主张的实践，也弥补了新文学中专业知识分子角色的缺失。

对于李玉亭的塑造，作者将他置身于三个社会身份中——大学教授的职业身份，在吴赵之间奔走的调停人，和张素素等交游的知识青年，通过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来突出人物性格和命运，秉承了作者常用的手法。一方面，李玉亭秉持了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道德良心、普遍理性和丰富知识，希望借此来干预社会公共事务；另一方面，他又因其专业化倾向而成为经济运转体制的一部分，遵从行业规则并为其改造。而在后者，我们还可从文本读出传统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对主上的依附性。作者正是通过社会关系的构建来描写特殊年代特殊社会中，这样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性专业知识分子的复合体。

“大凡教书的人总是那么灰色的，大学教授更甚。”4拓落不羁的张素素眼里，书斋中的李玉亭无疑缺乏活跃的生命力和叛逆的情性。大学学者和罗志田所谓边缘化知识分子5的分野或许可以在此体现。但大学教授的视角和学养赋予了李玉亭不一般的洞察力，张素素眼里的“灰色”不妨理解为冷静理智的代名词。小说卷首吴老太爷去世的夜晚李玉亭就清晰地为我们描绘了上海社会的性质：“这里面有一位金融界的大亨，又有一位工业界的巨头；这小客厅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6同属于知识阶层，李玉亭比他相与交往的张素素、范博文、杜新箨等人对于中国社会有着更理性和深刻的了解，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更关切社会的危亡。第九章里五卅运动纪念日上，本文所论及的四位知识分子在大三元酒家共同出场，我们从描写李玉亭对于社会危机的一番慷慨陈辞中可以发现其中显著的对比。“杜新箨的眉头渐渐皱紧了，再不发言；张素素的眼光泛出红潮来，眼光闪闪的，似乎她的热情正在飞跃。”7杜新箨显然对于局面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们知道，留洋归来的他“什么都看不惯，什么都不在乎”8；张素素追求过度的刺激，恨不能将自己消解于革命大潮中，可惜并无理智的思考。（很明显，她的立场和李玉亭截然不同）范博文严肃的点头多少与李玉亭有着共通点，但是出自诗人的敏感无法比肩于专业知识分子的识见。最终，我们看到，“李玉亭诧异地看了杜新箨一会儿，又望望吴芝生范博文他们，似乎想找一个可与庄言的人。”9也只有具备独立立场判断力的学府教授对于社会问题能发起深切的忧虑，沉浸于忧患中的他也不会理解其余人奔赴群众游行队伍的行动。

游行结束后，李玉亭作为吴荪甫的说客拜访赵伯韬，却在压力下自行转变了使命，向赵伯韬献上“一片忠心”10；这在李玉亭到不是临危变节，而是“努力为大局计，在作和事老，不作拨火棒”11。我们应该同情这位富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一心指望那两位巨人妥协和平”12。李玉亭自己也知道做了吃力不讨好的事，从而在吴赵两边受猜忌。不过，随着情节的发展，李玉亭的公共使命感日益让位于个人利害。知识分子在讲坛上指点江山，资本家也往往欣然恭听；可是当他们走下讲坛步入具体事务时，生存环境由此变异，理论的指导需退而为策略的筹划，成为商业体系中的一环，否则便不具有其生存空间。虽然作者没有在书中为我们展现李玉亭“折节”的原因和经过，但在第十七章里，身为大学教授的李玉亭居然跑来夜总会，俨然赵伯韬的谋士，代表赵约请吴荪甫谈话。他是否早已从吴的性格专断刚毅、经济孤立无援中窥见他必败的结局，转而择善而从？我们不得而知。吴荪甫诸人眼里李玉亭已成为赵的军师，但传统知识分子的志节仍在他内心铿然有声。当吴荪甫顺口说看见赵伯韬和他一同进屋时，李玉亭耳根上立刻红起一个圈——还有那同样指谓志节的比喻：“仿佛女人偷汉子被本夫撞见了那样的忸怩不安也在他心头浮了起来。”131930年代的知识分子显然尚未完全摆脱传统意识。小说先前的笔墨着重表现李玉亭在现代学术系统中的独立身份和立场，而这一段文字却为我们暗示了他一直以来护持在心中的依附意识和“忠臣不事二主”的节操感。从独立理性的立场转变为所在体制的一部分，李玉亭的角色转换原是出于现代经济的蓬勃，而此间却有趣地和传统意识相联系，真切地表露出当时李玉亭一类专业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复杂心结。

二，杜新箨

留洋归来的杜新箨在小说中统共五次出场，引人注目的是“笑”一词无一次不紧随着这位仪表落落大方的绅士少年。钱锺书先生说：“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14可是正好像幽默使人发笑而笑未必表示幽默，不同的笑就蕴含了各类不同的涵义。而将有关杜新箨的笑的描写作一粗略的归纳，体味表情之下的心语，我们庶几能从此入手来窥见人物的真实性情：

一，言语中的会心之笑。比如，第九章大三元酒楼上消除范博文的猜疑后，两人“会意似的哈哈大笑起来”15。笑原是内心欢愉的宣泄，表达了心身的融融和洽与价值观上的乐观取向。此处的例子是激赏于自己言语之妙，当然也有对范博文之能够会意而感到欢欣释怀。虽然“笑”字成为杜新箨的象征性描绘词，我们却发现这类真正表示欢愉的笑容寥若晨星。和范博文初会时，对范层出不穷的警语，行动上“点头赞许”，面部也只是“冷冷微笑”16。检阅全书，大三元酒楼之例外仅余一处：第十四章吴公馆里杜学诗在发表他如何消弭工潮的宏论时，“一口气转不过来，蓦地就停止了。一片声的哄笑，连那边的杜新箨也在内”17。作者此处特地拈出杜新箨的笑，一方面固然是对杜学诗老叔自封的权威的讽刺，另一方面也足以见出杜新箨与人同乐的情景，也实在是难得。我们可以说，他的笑的内涵总与众人不同，往往脱离了笑的本质涵义，而是作为另外一些更为复杂幽微的情感的符号。

二，对诸事毫不介怀的笑。这一类在文本中最为常见，也最值得细细体味。作为一位留学法国的知识青年，杜新箨举手投足间确实飘散出彬彬知礼、温柔可亲的风度，如和惠芳见面时“看见四小姐的一双手都贴在身旁不动，而且回答的鞠躬也多少带几分不自在，这杜新箨柔和地一笑，便也很自然地收回手来18”。但其他“毫不介意”却已不止于礼节的宽厚和风度的雍容。第十四章受了他六叔的教训，“微笑着回答”时，杜的神情在“依然是什么也不介意”之外，还添了“什么也看不惯的神气”。而当杜学诗盛气指责他后，更是“微笑着摇头，撮尖了嘴唇，就吹起一支法国小调来了”19；笑或许表露些许毫不介怀的成分，而故意吹起小调，则足以说明这笑容底下其实满含一种否定、轻蔑和不屑。“看不惯”的神色远远地比“不介意”要浓厚。他柔和的微笑与其说是对六叔盛气冲撞的释然，更不如讲是刻意表现的超然。作者告诉我们，杜新箨原是有很多很多理想，“万能博士”雅号的获得，原是出于对知识的热情，救国的心切。作者开篇就说明，“中国是怎样复杂的一个社会，他是向来了解的”20。大三元酒楼上他对李玉亭那一番慷慨陈辞抱以双眉紧锁的默然很可以作为这句话的印证。然而，在这遍地荆棘的世界里，这位留法学生的理想只能局限于卧床空思。他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办法”21。离开了床，自信和无奈相结，超然与颓唐共生。什么都不在乎的底色，乃是什么都看不惯；认为咎不在己，徒忧无益，却始终无法摆脱殷忧。于是，我们还看见了同样时时挂在杜新箨嘴角的冷笑和苦笑。

三，冷笑常常针对他人，如林黛玉，表露出刻薄的意态；而《子夜》文本中杜新箨的冷笑，则往往是自语自笑，有时是出于高傲，而更多是出于无奈和颓唐。像上文提到的众人在对曾宝驹议论纷纷时，“杜新箨照例不多开口，只是冷眼微笑”，可谓活画出一个留洋归来的中国绅士的冷峻和怡然自足。但是五卅纪念日上，拿起筷子打着节拍吟诵中国旧诗，“嘴角上浮出冷冷的浅笑”，心情必有所不同。“容颜若飞电，时景如飘风；草绿霜已白，日夕月复东，华鬓不耐秋，飒然成衰蓬”他高吟的这首李白《古风》充溢着日月不居，人生易老的伤感，难怪要引得热情似火的张素素“皱了眉尖，鼻子里轻轻一声哼”22。到了文章末尾，这种对繁华易逝的哀叹顺理成章地发展为及时行乐的想望。可是，我们看到这与活泼天真的林佩珊“闺中少妇不知愁”绝不相同。且看杜新箨这种主张是如何表达的——“一声狂笑”，“冷冷笑着”，“扬声叫道”23，这是濒临绝望而求排遣的凄厉。杜新箨比李玉亭有着更悲观的看法，更深切的忧虑，也正因此，他宁愿沉溺于美酒佳人，来逃避自己曾经的理想和担当；他宁愿用嘴角的浅笑，掩盖内心的绝望和彷徨。

在杜新箨最初两次出场中，作者特地对其衣着做了描绘：初次是穿着洋服，“有着绅士风”；第二次改穿了中国衣服，“很有些名士遗少的气概”24。传统士人的情怀和西洋绅士的风度在杜新箨身上结合了起来。当然其底色却不是欧美独立的知识阶层对社会时局常常表现的居高临下的超然，中国文士特有的那种壮志难酬的孤愤与及时行乐的颓唐裹挟在万事不关心的浅笑中，流露了中国社会1930年代这一类知识分子难言的心语。

三，张素素

从1920年代末《蚀》里的惠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开始，到1940年代《腐蚀》里的国民党女特务赵惠明，茅盾对自己作品中的这一系列新女性的态度呈现了从褒扬到同情以至批判的趋向。25这些生长在欧风美雨的思潮中的时代新女性有着最本真的生命状态，反对克己的繁文缛节，顺从内心的欲望。他们虽然趋于极端，易于动摇，但其思想、性格的叛逆因素仍被作者肯定。正如1929年茅盾所总结的，“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26。但是随着作者态度的改变，他笔调中的批判性因素便逐渐加浓。比如《腐蚀》里赵惠明追求享乐和刺激的利己主义就不再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而成为堕落的内因。写于1930年代初的《子夜》被置于作者态度渐渐转向的关节上。茅盾在塑造张、林两位知识女性的形象时，赞赏固然是明色调，但批判也一直作为暗线伏于对两人言行细节的刻画中，他并没有像写于《子夜》前后的小说里那样为我们预设了对于这一类女性形象的价值判断。这使得人物性格的分析获得了更多可加深掘的开放性，也更能引发读者对其命运的走向进行思考。

如果按照某些研究者的看法，茅盾上述那句“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的论断同样地适用于张素素身上，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文本中形容张性格时屡屡出现的“追求刺激”，其反封建的意义究竟何在？环境的改变对于张素素的意义将有多大呢？作者描写她醉心于五卅纪念日的群众游行，很容易令人误以为意在指明张素素对于革命热浪的向往和对左翼思潮的认同，从而将她描述为一个类似于章秋柳的虽然易于动摇而最终崇尚革命的形象。然而如果我们梳理文本中一系列对于张素素的描绘，将得到如下的印象： 张素素对于社会运动的热切和独立不羁的行事风格多半出于其性格的偏向，而非价值判断的结果；作者对她的革命性采取了保留的态度。

记者柯仲谋以为，“这种示威运动，不是反对，就热烈地参加，成为主动。存了看热闹的意思，那还是不来为是”，可是张素素的心理好像恰恰在这三者之外。在群众示威开场前的一段心理表白暗示了张素素参与游行的动机：“腻烦了平凡生活的她，就觉得眼前的事情有点好玩。”在这里我们见到一种对大事件即将临到的兴奋，似乎存了赶热闹的心态。可是，她前夜也“预许给自己多少紧张，多少热烈”；当群众渐渐聚集时，“一股热气渐渐从她胸腔里扩散开来，她的脸有点红了”；柯仲谋劝她回去，她心里想，“你们也小觑我么？好，等我干一下！”这些片段又都足以表明张素素对群众示威存了极大的热心和崇高感，她对于躬逢其盛确感到莫大的荣幸。然而，同样也可以读到，示威如潮水陡然涌起时，站在张素素一旁的柏青怒吼“反对军阀内战”并加入其中，而张素素“满脸通红，张大了嘴，只是笑”：一怒一笑，明显的反差。笑，是见到了热盼已久的场面的欣喜。她感奋于众人齐呼的力量的伟大，但不能也从未想到去体悟他们的恨与爱。当她不知就里地以为柏青被捕，没命似地叫：“牺牲了一个！”张素素所体会到的崇高感并不是起于她对群众运动的认同，与其说是参加示威，不如讲是为体验热潮，为满足自己的某种情结而在一种宏伟壮丽的场面里消融自己。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身处运动中心时张会惊得手心出汗；而跑上大三元酒家后瞬间将精神的伟岸抛诸脑后，倒引起了柏拉图所谓最低级的食欲。27

小说开头就借吴老太爷去世的情节道出了张素素的志愿：“我想来，死在过度刺激里，也许最有味……是狂风暴雨，是火山爆裂，是大地震，是宇宙混沌那样的大刺激，大变动。”28张素素惊叹于革命的场面和力量的壮烈，却未曾想到去体悟其本身的内涵。这类奔放不羁的性格的青年赞美的是革命如火如荼的暴力形式而非其“维新”的实质。作者也在上述种种细节刻画中表露了冷眼静观的姿态。

这一类知识分子，的确是干革命的好材料，然而纵观中国九十年的现代史，有多少张素素们参与的社会反抗是能够避免始于高洁的理念却终于祸殃后世的凌夷毁灭的历史宿命呢？

四，范博文

在以社会分析学派小说名家的作者眼里，范博文是1930年代文学青年的典型。一方面，同样从事文学创作的茅盾对于当时自己领域内的青年有条件获得最为直接的观察和了解，使小说材料的铺陈一定程度地避免了逻辑结构的演绎；但同时，作者所持的左翼文坛思维方式和政治立场的独特性使得小说里这一类人物形象又带上了作者片面化的视角和概念化的构造。

我们可以先通过考察作者对现实中范博文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来探求其形象塑造的衷由和创作的成败。最为有价值的材料莫过于茅盾对当时诗坛作家所作的直接论评。在《子夜》写作前后，茅盾写了著名的8篇“作家论”，集中评述了一批五四时期成名的有影响的作家。这几篇社会—历史批评流派的典范型作品和茅盾的小说创作颇有相通之处。其中的《徐志摩论》写于《子夜》完成不久，其分析视角、写作立场则与之一脉相承。

茅盾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徐志摩论》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几乎把全部批评的注意力都放在寻找时代—作家—作品的对应联系上。比起具体作品的审美得失，他似乎更关心其中所体现的徐志摩思想意识（特别是政治信仰）的变迁。所以虽然作者论定徐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志摩以后的继起者未见有能并驾齐驱”29，而仍然将批评的主力集中于作品对其思想意识的反映上。对于徐集中大量抒发苦闷愤怒的诗作，如果与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没有直接联系，茅盾引用徐志摩自己的话，一并地贬为“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30。在他的倾向功利主义的文艺观念中，文学的根本是指导人生的教化作用。诗人的自身的艺术视景在1930年代初的茅盾的批评体系里占不到重要的地位。所以那些从个人内心世界汲取诗情，而与时代步伐并不紧密合拍的作家往往不能得到其理解和认同。这就可以解释，茅盾在分析1920年代中期徐志摩灵感枯窘的原因时，认定是徐的政治立场妨碍了他从革命浪潮此起彼伏的大时代里掘取诗料，而没有意识到：一，徐志摩个人生活的因素；二，诗料并不等同诗情。

范博文在《子夜》里无疑是颇为重要的角色，第六章的前半节几乎是为他立了专传。我们通览小说对于范博文的描绘，可以用以下词汇概括范博文的特征：机智，脆弱，清高。范博文的形象似乎不像杜新箨或张素素那样具有多层的可挖掘的深度，但特征鲜明而丰满。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相当普遍的投身文学的青年们的形象之浓缩。茅盾无疑是欣赏他（也即他们）的才华和智慧的，我们从作者置于范博文口中的层出不穷的俏皮话可以看出。然而，作者对于这一类文学青年的成见也同样呈诸笔墨。片面化的视角和概念化的构造一旦融入人物的创作，就显得夸张而不真实。范博文和一切的自由派诗人一样，沉浸在个人的内心空间里。他和自然关系之密切远胜和现实社会的关系。茅盾似乎没有能够真切体悟这类诗人个人内心诗情的荡漾。在某些段落中就明显地融入了作者的主观倾向，显得夸张不实。第六章里，范博文因为林佩珊的冷漠而惆怅孤独，竟起轻身之念作者陈述了如下的心理描写：“他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于是诗人们在苦闷中常有的念头——„死‟，便在他意识上一点一点扩大作用。”范的赴死是想要博得青年女郎的怜惜，而当他看到水边玩帆船的孩子时，“诗兴忽又在范博文的心灵上一跳。他立刻得了两句好诗；什么死的观念便退避了三舍”31。而其后又在纵身一跃之际被后悔兜上心灵。如此曲折入微的描摹为我们呈现出诗人内心的敏感，但多少成了李贽给《琵琶记》第八折《考试》下的批语所谓“太戏！不像！”32。洋溢在字里行间的轻盈语调为我们暗示了作者调侃一般的态度。这一类刻意夸张的描写也一方面地表明了作者的不理解和不认同，茅盾当然是不主张诗人沉浸在狭小世界里任“情感无关阑地泛滥”的。而我们从上述茅盾文艺观可以发现，作者眼里只有持左翼政治立场和创作动机的诗人才是真正称职的。范博文最终因为钱庄亏空，“不做诗，研究民诉法了”33。茅盾为设置的诗人黯淡的结局透露出明显的嘲讽：口口声声蔑视布尔乔亚的文人最终不得不投降了资产阶级的黄金。34

茅盾本身对于左翼低潮对立面的文学人士的持有许多关涉意识形态的判断，并且，将诗人作为社会人群结构的一方面突出表现作法，说明作者似乎混淆了性情和身份的差别。这就使得范博文这一形象在创作过程里特色分明的同时而显得概念化。

李玉亭，杜新箨，张素素，范博文在作者笔下分别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专业知识分子，留洋学生，新女性和诗人。在《子夜》所呈现的社会构成中，他们的命运都通向不可知的道路。李被迫依附于买办资本家，放弃了作为学者的独立性；杜虽然超脱潇洒，但对家长制的干涉下他和林佩珊的婚姻问题无可奈何；张的独立不能脱离家庭环境的宽和，她依然没有真正解决“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范则最终向资产阶级的黄金缴出诗人之笔。《子夜》里的悲剧不仅仅是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个人的，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一切合理社会所具有的社会人群都无法得到安置。这四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以及林佩珊、吴芝生）在小说中有两次聚合，五卅纪念日上的示威游行和小说末尾处的游乐园林，作者似乎在向我们暗示，作为社会希望所系的他们，如果不能担起职责奋起反抗，那就只能顺其自然地堕落以至毁灭。

注释：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99页 本文综合社会职业和社会角色两方面因素，对“知识分子”概念采用如下定义：为创造和传播符号文化知识的专业人士和凭借良心、理性和知识来干预社会政治事务的人士。（参考冯崇义：《市场化、全球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收《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103页）参看《读〈倪焕之〉》，收《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161页 《子夜》，《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八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302页（以下《子夜》引文只标明页码）边缘知识分子，指“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数量上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主体。罗志田认为学生可以纳入这一概念中。（可参看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6 见306页，第一章 7 见514页 8 见436页 9 见515页 见523页，第九章 11同上 见534页，第十章 13 见724页 参看钱锺书：《说笑》，收《钱锺书选集》（散文卷），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25页 15 见507页 16 见437页，第六章 17 见655页 见436页，第六章。相类的例子又如第十八章，和林佩珊泛舟小河时面对张素素言语中的尖刺，“依然是什么都不介意似的微笑”（755页）19 见655页 20 见436页，第六章 21 见509页，第九章 22 见511页，第九章 23 见515页，第九章 24 分别见437页，第六章与506页，第九章 时间心力所迫，笔者未能通读茅盾全部相关的小说，这里借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中的观点（可参看178页。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参看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转引自上书，178页）27 本段引文见501-508页，第九章 28 见305页，第一章 参看《徐志摩论》，收《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84页 30 同上书，88页 31 见423-424页，第六章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收《钱锺书选集》（散文卷），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274页，也可参看其注21（298页）33 见725页，十七章

第六章里范博文曾对吴芝生说：“我就是看不起资产阶级的黄金！”（426页）

参考文献：

茅盾：《子夜》，《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八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茅盾著，乐黛云编：《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赵宝煦编：《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第二篇：《子夜》 读后感

《子夜》读后感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而且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它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全貌；写的是一九三零年两个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里又隐伏着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脉络。将纷纭复杂而具有重大历史社会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谨严宏大的艺术结构表现出来，这是茅盾作为我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值得重视和学习的地方。

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是仅仅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他有这样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果要发展民族工业，首先需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视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外，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华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他不能不过一种“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要与美帝国主义的掮客——金融资本家赵伯韬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他熄灭不了工厂里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他用尽心机收买过来的许多小厂都成了自己脱不下的“湿布衫”，他和孙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经营的益中信托公司不得不在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生产过剩、赵伯韬的大规模经济封锁之下一败涂地。他们发起组织益中信托公司，时未两月，“雄图”已成为泡影。野心勃勃、刚愎自信的吴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华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当时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他们抹煞华洋资本之间的差别，掩盖帝国主义扼杀中华民族工业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企图用“左”的词句来反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关于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刻划，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突出吴荪甫的性格特征。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他是“办实业”的，他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一类人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的买卖；但是他也不能不钻在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里。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国民党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动的时候，他又“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强悍，但又不能不表现出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他有时果决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又垂头丧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乖张。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性格里。

《子夜》不仅从吴荪甫同赵伯韬在益中信托公司和公债投机市场上的矛盾和斗争来描写他的性格和命运，它还写出了吴荪甫同农村封建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他对农民武装起义的势不两立的态度，而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更显露了他拚命压榨工人、仇视革命的反动面貌。当他从报纸上知道双桥镇被起义农民占领的时候，“他狞起眼睛望着天空，忽然转为贫怒：‘我恨极了，那班混帐东西!他们干什么的?有一营人呢，两架机关枪!他们都是不开杀戒的吗?嘿!„„’”字里行间仿佛传出了他的咬牙切齿的声音。他也有时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那是因为它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因为他的权力的铁腕不能直接达到那负责者”。他企图从工人身上挽回因外货倾销和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企业的不振，想吸尽工人血汗弥补他在投机市场上所受到的损失，他利用工贼、特务和反动军警破坏工人罢工运动。这些地方，作品成功地揭示了一个仇视劳动人民、喝血自肥的反动工业资本家的形象。作品还从吴荪甫的家庭生活和周围人物的描写烘托出了资产阶级由贪心和利欲所形成的冷酷无情的灵魂。他无法抗拒历史的必然法则为他安排下的失败的命运。他只能用伪装的镇静来掩饰内心的惶惧和不安，从来不让人家看见他也有苦闷沮丧的时候，即使是他的妻子林佩瑶。他依靠强烈的刺激来暂忘“那叫他们抖到骨髓里的时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业的危机”，只能用“死的跳舞”来排遣失败时的苦痛，并几乎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悲剧性的命运。吴荪甫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

除吴荪甫外，茅盾在《子夜》中还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都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深刻印记。屠维岳是吴荪甫手下得力的鹰犬，正像作者着意渲染吴荪甫的才干和魄力一样，他也用不少笔墨渲染了屠维岳的“机警、镇定、胆量”。吴荪甫不能改变自己的失败命运，屠维岳的阴谋诡计也终于破坏不了排山倒海的工人运动。赵伯韬是美帝国主义所拳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产物。他凭借蒋介石的法西斯政权的力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压倒吴荪甫的优势。他不仅操纵了上海的公债投机市场，而且还一手扼住了民族工业的咽喉。他狡狯、阴狠而剽悍，玩弄女性，荒淫无耻。作品虽然对这个人物的政治社会关系揭示得还不够充分，但从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写中，已经淋漓尽致地刻划与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冯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风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农民的血汗拿来换取大都会里的“寓公”生活，同时在公债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通过他用自己女儿作“美人计”的一幕丑剧，作品一方面尖锐地揭示了走向灭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无耻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突出地刻划了赵伯韬的卑鄙的形象。冯云卿的活动所占篇幅虽然不多，但却是全书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如卖身权门、依靠资本家钱袋过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类所谓的“教授”、“诗人”，也都写得各具有特色。作者曾说，他打算把一九三零年的“新儒林外史”“连锁到现在本书的总结构之内”，这个打算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从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物身上也多少显示了当时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堕落、空虚的精神面貌。

第三篇：子夜读后感

时代的悲剧

——《子夜》读后感

《子夜》是茅盾的长篇小说之一。文章通过对主人公吴荪甫的事业兴衰与性格变化、周边人物的交错事件的叙述，还原了中国30年代上海的大致原貌。

文章的一开头，写的是主人公吴荪甫的父亲吴老爷子因为在家乡的农村革命运动躲到上海，却被上海都市与乡村生活截然不同的繁华和光怪陆离所吓坏猝死。

这里就交代了文章的背景——中国的30年代，一个繁华至极又黑暗不安动荡的时代。而吴老爷子这个“封建主义的僵尸”的死，众人对吴老爷子的死不以为然，正是象征着封建地主阶级被挤出历史舞台，以及资产阶级的兴起

吴荪甫是一位民族企业家，经营着一家丝厂。因为当时正值经济危机，所以吴荪甫和一干人建立了益中信托公司便于资金运转。但不久吴荪甫的家乡双桥镇发生变故，引起了大量农民罢工反抗。于是吴荪甫雇佣了屠维岳，指使他通过蒙骗分裂工人平息工潮。

在这里，工人罢工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最终却被欺骗并毫无改变的结束了工潮的事件，表现了吴荪甫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悲惨和被动地位，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不安和资本阶级对工农民的压迫。

之后吴荪甫因为企图扩大民族企业，与依仗外国的金融资本的赵伯韬产生了矛盾，而且竞争愈演愈烈形成对立局面。赵伯韬野心极大，企图吞并吴荪甫的益中信托公司。几次较量下来，益中信托公司量亏损，吴荪甫变卖资产希望力挽狂澜改变局面，但在赵伯韬操纵局势刻意的为难和同伙的叛变下，最终吴荪甫彻底破产。

吴荪甫代表着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军阀混战、农村经济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崛起，又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动荡、企图改变现状。虽然最终覆灭，但表现了吴荪甫敢于反抗帝国势力控制的一面，也就预示着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支持下的资本主义只会导致国家更加殖民化。

《子夜》的语言简洁细腻，文中运用大量的细节描写。如在吴老爷子进城时的所见是“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吴老爷子这个封建主义看见资本主义的取代时的惊讶和惶恐。

《子夜》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揭露了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的黑暗残酷，和人们心中的不安苦闷抑郁。它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第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记载了一个时代悲剧的过程。

第四篇：子夜读书笔记

子夜读书笔记

这一次将《子夜》完完整整的过了一遍，说到“过”，想来想去也只能用这个字。因为很少有人能真真正正的读它。

《子夜》是矛盾最有成就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扛鼎之作。看过的人，也包括看不懂的人，无一不拍手称赞。书里塑造的人物有出场较多的“巨人”吴荪甫，将他的性格心理活动从两个月前果断狠辣到两个月后犹豫不绝、担惊害怕，这一过程刻画的淋漓尽致。也有鲜少出场的赵伯韬，将他一步步打败吴荪甫的过程也描写的很详尽。

说到我个人，我较多的偏向吴荪甫的，但这种偏向也仅仅局限于两个月前的荪甫。我喜爱他的狠辣，还有他经常狞笑。有时我常常想，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想得好，可一定没有他厉害。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荪甫从风光的地位变到众叛亲离的下场，太太心里有别人，妹妹从他身边逃走了，姐夫投靠了赵伯韬，他表侄女刘玉英随风飘。

我是越看越清楚，造成这一切的却是他自己，如果不是他的刚愎自用，也许会挽回一些些结局。他不会用人，当他用屠维岳的时候，就应该放些权给他，可他不是，紧紧抓住不放松一点。结果弄到屠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个资本家想救国却无力。可悲的是他救过不了的原因却是国人不让他救，这个国人就是赵伯韬也有别人，中国自古就是喜欢窝里斗。真是可悲。

有关读书笔记的延伸阅读

读书笔记的格式

读书笔记主要有三大类：1．摘要式笔记摘要式笔记是一种在阅读中把同自己的学习、工作或研究的问题有关的语句、段落等按原文准确无误地抄录下来的笔记形式。摘录原文后要注明出处，包括题、作者、出版单位、出版时间、页码等，便于引用和核实。

摘要式笔记又可分为：

（1）索引索引笔记是只记录文章的题目、出处的笔记。

（2）抄录原文就是照抄书刊文献中与自己学习、研究有关的精彩语句、段落等作为以后应用的原始材料。

（3）摘要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按照原文的顺序，扼要的地把书中的观点、结论摘抄下来。

2．评注式笔记这是一种在阅读中写出自己对读物内容的看法的笔记形式。

评注式笔记又可分为

（1）书头批注这是一种最简易的笔记作法。就是在读书的时候，把书中重要的地方和自己体会最深的地方，用笔在字句旁边的空白处打上个符号，或者在空白和加批注，或者是折页、夹纸条作记号等。

（2）提纲就是用纲要的形式把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论点、论据提纲挈领地叙述出来。

（3）提要提纲和提要不同。提纲是逐段写出来的要点，提要是综合全文写出要点。提要可以完全用自己的语言扼要地写出读物的内容。

（4）评注就是读完读物后对它的得失加以评论，或对疑难之点加以注解。

（5）补充原文就是在读完原文或文章之后，对感到有不满足的地方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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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得式笔记心得式笔记，是在读书之后写出自己的认识、感想、体会和得到的启发与收获的一种笔记。

心得式笔记可以分为：

（1）札记读书时把摘记的要点和心得结合起来写成的，称札记。

（2）心得也叫读后感。读书后把自己的体会、感想、收获写出来。

（3）综合综合笔记是读了几本或几篇论述同一问题的书文后，抓住中心评论它们的观点、见解，提出自己的看法的笔记。

怎样写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是指人们在阅读书籍或文章时，遇到值得记录的东西和自己的心得、体会，随时随地把它写下来的一种文体。古人有条著名的读书治学经验，叫做读书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这“手到”就是读书笔记。读完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后，应根据不同情况，写好读书笔记。常用的形式有：

（一）提纲式。以记住书的主要内容为目的。通过编写内容提纲，明确主要和次要的内容。

（二）摘录式。主要是为了积累词汇、句子。可以摘录优美的词语，精彩的句子、段落、供日后熟读、背诵和运用。

（三）仿写式。为了能做到学以致用，可模仿所摘录的精彩句子，段落进行仿写，达到学会运用。

（四）评论式。主要是对读物中的人物、事件加以评论，以肯定其思想艺术价值如何。可分为书名、主要内容、评论意见。

（五）心得式。为了记下自己感受最深的内容，记下读了什么书，书中哪些内容自己教育最深，联系实际写出自己的感受。即随感。

（六）存疑式。主要是记录读书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边读边记，以后再分别进行询问请教，达到弄懂的目的。

（七）简缩式。为了记住故事梗概、读了一篇较长文章后，可抓住主要内容，把它缩写成短文。以上各种形式，可由浅入深逐步掌握。

第五篇：《子夜》读后感

子夜的曙光民族的春天

——茅盾《子夜》读后感

《子夜》——“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瞿秋白语），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典型环境中——上海，解释并塑造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吴荪甫。在一连串戏剧性极强的情节中鲜活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1930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全貌。年代上海的畸形发达已在社会学界成为定论, 它是个危机四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 买办资本主义日益发达, 民族的现代化、工业化只能是吴荪甫的雄心壮志的梦想。封建社会固有的传统和东西搀杂的殖民地文化不能给女性提供一个自主的空间, 倒是制造了靠色相谋生的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的特殊人物。她们引领时代潮流的表象的特征缺乏确实的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作基础, 和当时畸形的商业一样的浮躁虚幻。周作人在评价上海时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上海气”的基调是中国固有的“恶化”, 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 压根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 而在“上海气”的人们看来, 女人是娱乐的器具。吴荪甫是个民族工业资本家，也是《子夜》的主人公。他机智果断，抱负远大，在上海那个灯红酒绿拜金的大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精明强干，为自己的梦想雄心勃勃地拼搏。他一口气吞并了八个小厂，想成为工业界领袖；他与大兴煤矿公司总经理王和甫等人创建了益中信托公司；也曾在公债市场上狠赚一笔。但生不逢时，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能让他施展自己的才略。双桥镇的农民暴动摧毁了他在家乡经营的产业；他苦心经营的丝厂工潮迭起；处心积虑组建起来的益中公司又因为产品滞销而成为箍在身上的“湿布衫”；在公债市场上又饱受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打压。但当他想放弃时，他仍对自己说：“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华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华民族的前提犹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这是《子夜》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尽管吴荪甫最后终因为在公债市场与赵伯韬的角逐失败而破产，他的这一句话，还是给我留下了无数的感动与钦佩。

除此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环境的描写。例如它用“天空张着一望无际的灰色的幕，只有西边的天空像是破了一个洞，露出小小的一块紫云。太阳仓皇的面孔在这紫云后面向下没落。”这种平淡的环境描写，以及其他一些恶劣的环境描写暗示人物的命运或喜或悲。茅盾先生还在很多地方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情绪的变化，来鲜明显示人物性格。“他绝不为写景而写景，写景即为写人。有时是因情取景，有时是借景写情，情景交融，文无虚笔。”著名评论家冯雪峰在谈到吴荪甫这一人物形象的时候，他明确指出：“这是茅盾对我们文学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是别人不曾提供过的。”的确，在《子夜》问世之前的文学史上还没有人塑造过像吴荪甫这样成功的民族资本家典型，可以说吴荪甫的出现为中国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艺术元素。

在《子夜》中，茅盾先生自觉地展开了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全方位”的正面描绘，向世人展示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和经济大崩溃中的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殊死搏斗，农民的破产与暴动，中小城镇商业的凋敝，市民阶层的破产，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毫无出路，以及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与爱国抗日运动的最初发动。吴荪甫作为一个生活在30年代的上海以经营产丝业为主的民族资本家，他无法摆脱内外交困的险恶环境。第一，他无法改变中国丝在国际市场上受日本丝排挤打压的被动局面，而当他把损失转嫁给工人时，必然引起工人的不满和反抗。

这对于30年代上海急于恢复的工人运动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第二，1929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农村的破产促使了农民运动的兴起，吴荪甫与双桥镇农民矛盾的激化，宣告了他的“双桥王国”理想破灭，这又使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第三，1930年4月爆发的南北军阀间的中原大混战以及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迅速发展，加剧了上海工业和金融界的波动，使买办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的斗争愈发白炽化。

吴荪甫所处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他性格上的两重性，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性。一方面，吴荪甫年轻时曾去过欧美，他的留洋经历使他积累了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掌握了一套剥削工人、经营企业、与同行竞争的经验和手腕。吴荪甫有着远大的抱负，他热心于发展家乡双桥镇的实业并打算以拥有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为基地构筑起他的“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的“双桥王国”来。这种强烈的事业心正是吴荪甫个人独特的魅力之所在，也是我们容易对其萌生同情感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吴荪甫又因其阶级局限而无法摆脱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所共有的先天性缺陷。他必须面对两组矛盾，一是与帝国主义走狗——金融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生死角逐；二是他虽精明能干，但其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性格使得他与工人的对立日益尖锐。他拼命地榨取工人的血汗，尤其是当他受到赵伯韬不断升级的威胁，感到资金捉襟见肘、生存近乎危险的时候，更是从工人身上蚕食资本。他置身于冲突的中心，事件的进程使他性格的各个侧面暴露无遗：他时而果敢专断，时而犹疑惶惑；时而信心坚定，时而颓废恐惧；遇事好像胸有成竹，实则往往举措乖张。吴荪甫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正是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真实写照。吴荪甫的悲剧，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法则，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更加的殖民地化了。

时过境迁，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阶层——民营企业家快速崛起。他们既是这个时代的先行者和“弄潮儿”，又是推动时代变革、刷新中国面貌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党和政府相继制定出台了许多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方针和法律法规，并提出对民营企业实行政治平等。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打破企业“出身成分论”，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政治歧视，努力营造“政治上认同，社会上尊重，政策上支持，经济上保障”的良好发展氛围，为民营企业的继续前进扫除思想认识上的障碍。当前，我国政治清明廉洁，社会安定繁荣，经济健康发展，这也为民营企业的创业和成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现今的民营企业家，与小说《子夜》中的主人公吴荪甫存在着不少的相似之处。他们大都白手起家，后来通过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取得成功，得以在商界占据一定地位，蔑视那些倚仗强大后台而有所成就的专横跋扈者。他们喜欢挑战，情况越是艰难刺激，他们越是热情高涨。吴荪甫瞧不起美帝国主义豢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再加上赵伯韬有意要摧毁他的“双桥王国”，迫使他俯首称臣，这些都坚定了他要和赵伯韬决一雌雄的信念。然而，当危险严重威胁到自身利益的时候，他们又会一反过去的坚决果断、满怀信心，变得焦躁不安、优柔寡断，通常欲以孤注一掷挽救失败。与赵伯韬明争暗斗了几个回合，益中信托公司因亏损八万元栽了跟头而停业。赵伯韬欲向吴荪甫的银行投资控股，吴荪甫不合作的态度强硬。为了不被赵伯韬吃掉，在公债市场的最后决斗中，他把丝厂、住宅以及八个日用品工厂的资本全部拿来押做“空头”，但由于杜竹斋，这个他一度推心置腹的合股人的倒戈相向，把资金秘密地投到了赵伯韬的名下，吴荪甫彻底破产了。

但毕竟时代环境迥然不同，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与吴荪甫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吴荪甫曾留学欧美，有很高的知识文化修养，精通企业经营管理，注重规模生产，而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一般个人文化素质较低，缺乏高新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企业管理能力，立足于家族式管理，小作坊式生产经营，产业升级慢，发展后劲不足。此外，吴荪甫创办实业的目的是为了振兴发展民族工业，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束缚，最终实现资本主义，表现了他强烈的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而现今的民营企业家创业的初衷是为了生计，他们思想守旧，本着“小富即安”的传统观念不愿继续壮大自己，并且不够

关心政治，只一个劲地盯着企业经营的好坏看。在对待工农群众的态度上，吴荪甫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面，又有残酷压榨剥削工人、农民和仇视工农革命运动的一面。当工人为争取自己的生存生活权利而进行罢工时，他不仅收买“忠实而能干的部下”和蒋汪两派的黄色工会，在工人中安插工贼，拉拢、分化工人队伍，还勾结反动势力，动用大批军警特务，进行血腥的镇压，甚至亲自出马，坐镇指挥。而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工农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民营企业家也均被改造成无产阶级，老板与员工之间地位平等，阶级矛盾与剥削关系已不复存在，各阶层团结友善，共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奉献力量。

《子夜》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复杂的发展趋势：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以及中国企业的封锁、侵略吴荪甫的悲剧是民族危机深重时期的产物，它是不可避免的；而民营企业家的喜剧是民族崛起强大时期的产物，它亦是大势所趋的。倘若将吴荪甫和民营企业家相互调换生活时代，结果依旧如此，只是悲喜剧的主角变了而已。茅盾先生的《子夜》写出了30年代初期中华民族工业资本家们生存的困境。外有连连的战事，内有帝国主义所豢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们的打压。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像吴荪甫一类想以工业振兴中华的宏伟梦想只得是幻像，像肥皂泡泡一样，飞得再高，也终究逃不过破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