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有感（模版）

第一篇：最新版《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有感（模版）

《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有感

寒假选读了《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一书，感受颇为深厚，有点醍醐灌顶。我国，受小农经济有限税赋的制约，传统时期的中国基层官僚组织遵循简约主义逻辑，通过借用乡土社会的自治机制来应对财政资源匮乏和乡村治理困境。1990年代以来的乡镇政权不仅未能摆脱财政资源匮乏的困境，反而被置于一个赶超现代化的压力型体制之中，与此同时，乡土社会的变迁使乡镇丧失了简约主义的运作基础。在此背景下，乡镇被置于资源匮乏与压力型体制的多目标、高指标，以及资源匮乏与乡村社会的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之中，并因此形塑了乡镇的策略主义运作逻辑。

书上写在前面，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乡镇政权成为继村民自治之后，又一个受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所追捧的研究焦点，甚至一批县乡干部也积极参与其中进行讨论。这是因为在越来越严峻的“三农问题”面前，村民自治似乎不但不能承载类似于民主这样的宏大关怀，而且也不能缓解再次凸显的“三农问题”研究者对村民自治的研究热情随之退却，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对乡村治理和乡镇体制的研究，不同的学者怀着不同的关怀，为乡镇改革开药方，设方案，指方向。客观而言，这些研究对于乡镇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极积的推进作用。但也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其研究旨趣主要聚焦在乡镇改革可欲求的方向上。

也就是说，已有的研究主要从价值关怀和理论诉求上去讨论乡镇的“何去何从”，而把“乡镇政权是什么”作为一个无需再讨论的共识，从而规避和隐藏了乡镇政权所处的具体环境及其运作的实然状态。而我们认为，这恰恰是探索乡镇政权的基础和前提，假如连“乡镇政权是什么”的问题都未搞清楚，又何以谈“怎么办”。显然，乡镇是处于我国政权体系最末端的一级政权组织，无论在组织结构还是职能设置上，均是依照官僚制的原则建制而成。然而，当切身地参与到乡镇运作的实践中去时，不断冲击我们思维的是乡镇运作中的“名实分离”现象，即形式上的官僚制设置与实质上的非正式运作，非正式因素被大量地借用到正式权力的运作过程中。

这本书得出了的结论差不多可以归结为以下：当前国家正确建设的目标不能仅仅停留于诸如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制度创新等具体、技术性的硬件设施上，更应该着眼于使政权运作和制度运行赖以维系的核心价值和基础性规范这一软件设施的建设上。否则，无论硬件设施建设得多完备，政权组织也难以保持长期稳定，无论制度设计得多完美，也都难以有效运行。

我认为，本书做的显然是一个解剖麻雀的工作，不可否认桔镇在中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但是本书提出的策略主义仅仅适用于解释一些财政收入不足的乡镇，不足以来说明所有的乡镇。乡镇采取策略主义的逻辑起点是：乡镇自身行政能力、财力等的不足，导致无法完全应对好上级、下级对该层级政权的要求，被迫，被动的采取看起来合情、合理的做法。要想让乡镇避免走策略主义的路线，只能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心往下走，啥时候“国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了，乡镇就不会走策略主义的路线了。

第二篇：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的策略主义逻辑

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的策略主义逻辑

欧阳静

“压力型体制”是荣敬本等人（1998）用于概括县乡两级政治体制运作特点的概念。由于这一概念对理解当代基层政权运作的特点颇具说服力，因此，被广泛引用。然而，无论是荣敬本本人，还是“压力型体制”的运用者，主要是在政治学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通常与“民主”、“自治”、“政治动员”等概念相联（荣敬本，2009；唐海华，2006；吴毅，2007），旨在说明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特征，较少关注压力型体制与基层政权组织的运作逻辑与特性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以桔镇的招商引资为透视点，来呈现压力型体制与乡镇权力运作逻辑的关系。

一、策略主义

在韦伯（1997：248~324）看来，与传统组织类型不同，官僚制组织遵循“理性主义”的逻辑，严格按照既有程序和非人格化规则运作，从而使得组织的行为与角色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具体而言，理性官僚制组织以一种形式主义的精神行事，通过由法规和明确规定的层级制来协调专门化的权限和行动，并强调非人格化的特殊品格以及服从于理智上可加分析的规则，以尽可能地确保组织运作的公正与理性。

处于官僚制体系末端的乡镇，其组织结构、权力体系和职能设置均依照科层制的规制设计而成，体现着现代官僚制组织的特性。然而，在实际运作中，乡镇的运作逻辑与现代官僚制的理性化、制度化特征相去甚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现象极为显著（孙立平等，2000）。正如已有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乡镇热衷于运用各类非正式的权力技术与策略，如“擂”、“媒”、“示蛮”、“怀柔”（吴毅，2007），以及各类“摆平术”（应星，2001；欧阳静，2009）来实现其运作目标。此外，一些学者在关于基层政府维稳工作的专项研究中也发现，近年来，“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十分普遍，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并且“在维稳的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2010）。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基层政府组织的非正式行为具有“范围广、程度深、表现公开、运作坚韧”的特点（周雪光，2008）。

确切地说，与官僚制的“理性主义”逻辑不同，乡镇政权组织的权力运作充满着随意性、权宜性、变通性和短期性，似乎任何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技术、策略、手段和方式，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均可被乡镇借用，并且其中的一些运作方式具有“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非理性特点，往往偏离其运作目标，目标替代现象十分普遍。本文将这种不同于“理性主义”的运作逻辑概括为“策略主义”。换言之，策略主义是指基层政权组织缺乏稳定的、抽象的、普遍主义的运作规则，以及基于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以各类具体的、权宜的和随意的策略与方法作为原则，并只顾追求眼前的短暂目标。借用乡镇干部的日常话语，策略主义可表述为“只问结果不问手段”或“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事摆平”。

显然，“策略主义”不同于“策略”。“策略”是一种纯粹的权力运作技术和方法；而“策略主义”是一种行为原则，通常不问手段或方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策略主义”既包括那些灵活的、因地制宜的合理、合法策略，也包涵了那些不讲原则、不顾战略，不具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策略；策略主义中的策略既可能与组织运作的目标相一致，也可能相背离。缺乏稳定而抽象的规则，以及不顾长远的发展目标是策略主义的基本特性。虽然策略主义的逻辑体现于乡镇运作的各个方面，但由于乡镇的招商引资更能鲜活地展示这种逻辑的内在机制，本文以此为例加以论证。

二、策略主义的运作图景：以桔镇的招商引资为例

贺雪峰于2002年描述江苏等沿海发达乡镇的招商引资时用了“大跃进”和“唯一重要的工作”加以形容，以突显招商引资在乡镇运作中的重要性（贺雪峰，2003）。虽然中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要晚于沿海发达地区，但自2002年开始也逐步推向了高潮，并在免除农业税之后几乎成为乡镇唯一重要的工作。

如表1所示，自2002年开始，下达至桔镇的招商引资任务逐年递增，内资由最初的600万元人民币上升至2009年的4000万元。外资则从无到有，直至2009年的80万美元。乡镇的“中心工作”也因此由“农业税费征收”转为“招商引资”，成为新的考核乡村两级干部的首要任务。此外，从2008年开始，上级对乡镇招商引资工作的激励手段从经济奖罚上升到政治奖罚。县政府在对各乡镇的目标管理考核方案中规定，招商工作位于后6名的乡镇，全体干部不能提拔、重用。这意味着，招商引资成绩与所有乡镇干部的升迁直接相关。面对每年递增的招商任务以及日趋严厉的考核标准，乡镇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一）“全方位优惠”

受地理区位的影响，中西部乡镇缺乏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主要依靠提供本地所特有的原材料。然而，迫于完成招商任务的急切心态，地方政府总是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提供原材料，以吸引外商。比如，一些外商要求当地政府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为其提供所需的所有木料。政府则利用控制伐木指标的方式达成此条件，以完成招商任务。

除廉价原材料外，各乡镇还会在土地、税收方面给予特别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商。比如，T县以每亩5.6万元的价格征得土地，并对所征土地进行平整、规划，最后以每亩2万元的价格卖给外商。对于那些不买地的外商，政府则为其直接建好厂房，然后低价出租给对方。即便如此，工业园区内的厂房闲置率极高，桔镇干部因此将工业园称为“空壳工业园”。

在税收方面，各地采取“两免三减”或税收返还的奖励形式以吸引外商。但许多外商在本县享受完五年的税收优惠之后，便迁往外县，同样以外商的身份再次享受同样优惠的土地、税收等政策，政府由此成了“杨白劳”。但在高额的招商指标面前，政府明知自己是“杨白劳”，也不得不为之，而外商也看准了政府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急切心态，并加以利用。

然而，即使在“全方位优惠”的政策下，政府所吸引的企业也多为高污染企业。事实上，在各类关于招商引资工作的文件和工作报告中，各地政府明确指出，“承接沿海产业梯度转移”是招商引资的主要目标（田野调查编号：2008120716LZ）。而所承接的“产业转移”绝大部分是被沿海地区淘汰出来的高污染产业，主要是药化、铜冶炼、皮革等产业。

（二）“保姆式服务”

除全方位的优惠政策外，各乡镇承诺在用资、用工、办证等方面，对外商及其企业提供“一条龙”的保姆式服务。比如在桔镇的招商工作组中，有一个成员的职责就是专门承担此服务。一旦有外商进入，该成员就成为外商的“保姆”，先要为其提供吃、住、行等个人生活方面的便利与服务，让外商有“宾至如归的美好感觉和第一印象”；其次要为其个人和企业办理所有的证件、执照；最重要的是为其企业在用资、用电、用水、网络、道路、招工等方面提供“一条龙”服务。其中，“招工”和“用资”是保姆式服务中最重要的两项内容。

在招工方面，政府一般着重介绍每年毕业的中学生人数。这是因为许多工厂对工人有年龄上的限制，一般要求员工在25岁以下。而中学毕业生是满足外商用工条件的最优对象。一旦有企业提出用工要求，县政府便向各乡镇下达输送劳动力数量，各乡镇则将任务下达给所辖的中学。2005年，桔镇为一家鞋厂输送了六十多名初中毕业生。

与其他“服务”相比，政府为外商提供的“帮扶资金”是最具吸引力的一项“服务”。在T县，具有招商引资任务的单位同时也是其所引入企业的“帮扶单位”，即必须在资金上帮助、扶持外商。T县工业园区内的绝大多数企业便是在当地政府提供“帮扶资金”的服务下进入的。虽然帮扶资金是以借款的形式提供给外商，然而，许多外商以投资为名，行骗取政府的帮扶资金为实。仅以桔镇参与帮扶的一家企业为例，2006年，一家号称投资上亿元的生物技术公司被引入T县，但外商称其前期投入资金不足，需要T县帮扶。由于该企业属“重大项目”，T县众多单位因此争抢着参与“帮扶”。最终，桔镇幸运地与其他7个乡镇成为帮扶单位，分别向该公司提供了60万元帮扶资金。有趣的是，该公司收到帮扶资金不久后便消失匿迹。以下是桔镇下发给该公司的催款通知单：

贵公司于2006年3月30日和2006年5月16日共借到本镇政府企业帮扶款陆拾万元整，在2006年9月30日已归还借款伍万元，截至2008年8月30日，应计利息26720元（其中：正常利息9900元，逾期利息25740元），本息合计627200元（陆拾贰万柒仟贰佰元整），请贵公司在2008年10月31日以前归还借款本息，否则，我镇将按法律程序办理（田野调查编号：20090629CMF）。

但是，该崔款单被退回，并被告之“公司名称不存在”。其实，该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早已更名换姓，各乡镇找不到归还帮扶资金的债务人。参与帮扶的单位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三）“数字游戏”

无论是全方位优惠还是保姆式服务，对于像桔镇这样一个区位环境不佳，地理位置偏僻，优势资源稀少，发展进度相对缓慢的欠发达乡镇，通过上述相对正式的方式仍然无法赶超招商引资的“大跃进”，更不可能完成数千万元的招商任务。为了避免因招商引资工作而遭受“一票否决”的命运，各乡镇最后只得玩起“数字游戏”。

数字游戏主要是通过做假账、浮夸、转账和出钱买资等各种方式来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具体而言，第一，通过制造假发票来虚报硬件设施的出厂价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二，伪造注资凭证，即乡镇先在外地设立一个银行账号，然后将资金作为外资转入本地已注册的某个有名无实的公司名下，以作为招商引资的成绩，一旦经会计事务所和招商局验资过后便立即将资金抽回。另一种形式是利用外商的资金验资，验资之后立即抽回。第三，虚签合同，即与外商签订有巨额投资额的合同，但没有实质性资金投入。第四，出钱买资，即向已经完成招商任务的部门，或直接向招商局购买招商项目，以作为本乡镇的招商引资成绩。2005年，T县买资的价格大概是：外资10万美元/1万元人民币，内资100万元/5千元。但在2009年，桔镇镇长以每1万元购30万元内资的价格仍没能购买到。

(四)“共谋”与“布景”

由于基层政府的每项工作均要面临各式各样的检查，通过数字游戏所制造的招商工作当然也避免不了上级的实地检查。但正如赵树凯（2005）对基层政府迎接检查的特点所总结的那样，“在应对自上而下的检查中，地方存在一种规律性现象：如果是省里来检查，市、县、乡、村都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应付；如果是市里检查，县、乡、村则都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应付。比如省里检查时，市里有关部门就会提前探情况，向下边的县提供某些检查信息、应付方法的‘公共服务’，当市里来检查时，县里有关部门就为乡镇提供这样的服务。”周雪光（2008）则用“共谋”来容易这种基层政府与它的直接上级政府相互配合、采取各种策略应对来自更上一级政府检查监督的现象。

也正因为此，当T县的工业园区于2009年迎接省领导视察时，我们看到市县政府共同应对、布置现场的图景：要求雇用数量众多的挖土机、推土机和“群众演员”进工业园区，当领导的车队即将进入工业园区之时，所有的机器要响起来、动起来，所有的人要忙碌起来。为此，桔镇以10元1人的价格在各村雇请了50名“政治觉悟高”（不会搅局）的农民，让他们带着铁锹在指定好的地方摆出劳作的姿态。在桔镇帮扶的工厂内，分管招商的副镇长不知从哪儿装了一客车的“群众演员”，将他们插入正式工人中间，充当临时工人，以便使领导进厂视察时，感觉工厂效益好。直到领导离开现场，这些“群众演员”的“表演”才停止，“演员”的“出场费”是每人每小时100元。

如此“共谋”与“布景”虽使T县创造出了令上级领导满意的工作成绩，但在高指标的压力下，同一级官员之间形成强烈的竞争，彼此不甘落后，以防在晋升的阶梯上被淘汰出局。因此，一旦有人以“布景”等非正式方式获得晋升时，便容易被竞争者竞相效仿，形成所谓的“政治锦标赛”（周黎安，2009）。在此锦标赛中，“共谋”、“布景”、“数字游戏”等各种非正式权力运作策略的运用也就逐渐成为整个体制的“共识”，各类“万亩工业园”和颇具创意的“人造景观”也因此层出不穷。

三、策略主义的形成机制：压力型体制

虽然国家自2004年以来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并在宏观层次上将经营性的政府行为转变为以公共服务为本的治理体系，将法治化、规范化、技术化和标准化作为行政建设和监督的核心议题。然而，透过乡镇招商引资中各类权力运作技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幅策略主义的运作图景。应该说，任何时期的基层政权均讲“策略”、讲“方法”，但不一定任何时期的基层政权均以“策略主义”为运作逻辑。“策略主义”是当前乡镇政权运作的独特逻辑，受乡镇所处的压力型体制的限定。

压力型体制产生的原初动力来自政府实现经济赶超的压力及其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在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的“稳定”和“发展”的意识形态中，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经济增长至上”成为政府和民间的共识（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在“经济增长至上”的意识形态下，全国掀起了经济建设热潮，经济建设成绩成为衡量各级政府的首要指标。为了获得快速增长的经济指标，各地的上层领导开始充分利用政府内部的行政权力作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利用“高指标”和“乌纱帽”给下级政府“加温加压”（唐海华，2006），依靠政治压力和行政命令对整个体制进行动员，从而将指标和任务在官僚制的行政等级中层层下达，直至基层的乡镇一级，最终形成了被称之为“压力型体制”的运作特性。

根据荣敬本等人（1998：28）的概括，压力型体制是指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该级政治组织以党委和政府为核心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由于这些任务和指标中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评价方式是“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没达标，就视其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和奖励，所以各级组织实际上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的。

渠敬东等人（2009）认为，新世纪以来，“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不过，其作用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加强了对指标完成手段的管理，将指标管理和技术治理结合在一起；二是加强了行政问责制；三是加强了量化指标结构的多元化倾向，改变了以往仅以GDP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绿色GDP开始被纳入到数字指标控制的范围。应该说，在宏观层面上，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制确实发生了诸如以上的变化。也正因此，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各省政府（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省级政府）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打造各类“民生工程”的举措。但是，在微观层次的具体运作中，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只是借“科学发展观”之名，行“经济增长至上”之实，进行“名实分离”的非正式运作，正如前文所述，这在中西部地区的乡镇招商引资工作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显然，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发展”的压力远甚于发达地区，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对比之下，发展的欲望与压力倍增。而压力型体制恰好是实现经济赶超的高效机制，同时也是欠发达地区认为值得学习和借签的宝贵经验。比如，T县政府前往沿海发达省份学习招商引资经验时总结道：“要实现经济发展，一是要舍得牺牲环境，二是要形成人人有任务，人人有压力的激励机制”（田野调查编号：20090813HSJ）。

更为重要因素在于，乡镇的现实条件和实现能力难以实现压力型体制中的目标任务。就招商引资而言，由于中西部地区所处的区域位置欠佳，资源相对贫乏，加之乡镇财政资源极度匮乏（周飞舟、赵阳，2003）、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这些均使乡镇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逐年递增的“高指标”。常规的权力运作方式显然无法应对不切实际的目标任务，以及严厉的考核机制，更难以在政治锦标赛中胜出，各种非理性、非正式的权力运作技术应运而生，最终塑造了乡镇的策略主义运作逻辑。

四、结语

当然，压力型体制并非一无是处，面对中国地域之广、行政系统层级之多，它的运作有其合理的一面。自上而下的压力机制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令不通和行政系统的慵懒、暮气沉沉，它可以使中央、上级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快速到达基层（王启梁，2009）。但它之所以形塑了策略主义的乡镇运作逻辑，一是因为压力型体制中的目标设置主体单一，缺乏来自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等多方主体的协商与合作；二是压力型体制中的激励强度过大，与基层政权组织的实际条件不相匹配；三是压力型体制缺乏常规化的反馈机制。

首先，在目标设置主体单一化的情况下，压力型体制一般只考虑那些仅被上级政府认为重要的目标，也即乡镇政权组织所说的“硬指标”。这种目标设置方式不仅忽略了基层政权组织执行目标的实际能力，而且忽略了那些被基层政府或民众认为至关重要的目标，这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地方治理秩序。其次，当压力型体制的目标设置和激励强度与基层政权组织的现实能力不相匹配之时，就容易诱导基层政权组织以造假、“共谋”、“摆平”等非正式的权力技术来应对压力型体制中的高指标。从政策执行的效果来说，某项政策是否切合实际，作为基层一级的乡镇应该最为了解。但压力型体制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和上下级之间的协商机制，以及必要的纠错功能，从而导致其目标设置和激励机制越来越脱离实际，由此加剧了基层政权组织的非正式运作，最终形塑了策略主义的运作逻辑。

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制表明，如欲重塑当前乡镇运作的策略主义逻辑，首先势必将目标设置主体的单一化转为多元化，即将目前类似于“单轨”运行的压力型体制转化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轨”运行机制（费孝通，1999），从而使目标设置中引入那些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但对农村生活和乡村社会秩序至关重要的事项。其次要引入灵活的反馈机制和纠错功能，使目标设置和激励机制切合实际，从而使乡镇政权既有执行国家政策的压力，保证国家政策的“一统性”，又具有执行政策的“灵活性”，确保政策能够因地制宜，进而实现各项政策的有效性。参考文献：

费孝通，1999：“基层政权的僵化”，见《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

贺雪峰，2003：《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欧阳静，2009：“运作于压力型体制和乡土社会之间的乡镇”，《社会》，2009，6：39—63。

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2010：“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中国青年报》，2010-04-18。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6。

荣敬本、崔之元等，1998：《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荣敬本，2009：“变‘零和博弈’为‘双赢机制’——如何改变压力型体制”，《人民论坛》，2009，1：28。

孙立平、郭于华，2000：“‘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

唐海华，2006：“‘压力型体制’与中国的政治发展”，《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1：22—28。

吴毅，2007：《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北京：三联书店。

王启梁，2009：“当代中国正式社会控制的图景与困境——以基层的实践为视角”，未刊稿。

应星，2001：《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

张静，2000：《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赵树凯，2005：“乡镇政府的应酬政治”，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调查研究报告选》，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周飞舟、赵阳，2003：“剖析农村公共财政：镇财政的困境和成因——对中西部地区乡镇财政的案例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3，4：25—37。

周雪光，2008：“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社会学研究》，2008，6：2—21。

[德]韦伯，1997：《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第三篇：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策略主义逻辑

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策略主义逻辑

欧阳静

【摘要】在微观层面的具体运作中，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只是在新的意识形态下呈现出“名实分离”的特征，即借“科学发展观”之名，行“经济增长至上”之实，这在中西部乡镇的招商引资工作中表现得犹为显著。由于压力型体制的目标设置和激励强度与乡镇的现实条件和实际能力不相匹配，从而形塑了一种以各类具体的、权宜的和随意的权力技术为原则的策略主义逻辑。这种逻辑一般只追求眼前的具体目标，不顾基于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更缺乏稳定的、抽象的和普遍主义的规则意识。本文以桔镇的招商引资为例，来呈现压力型体制与策略主义的相关性。

【关键词】压力型体制 乡镇 策略主义 运作逻辑 招商引资

“压力型体制”是荣敬本等人（1998）用于概括县乡两级政治体制的运作特点。由于这一概念对理解当代基层政权运作的特点颇具说服力，因此被得到广泛引用。然而，无论是荣敬本本人还是“压力型体制”的运用者，主要是在政治学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通常与“民主”、“自治”、“政治动员”等概念相联（荣敬本，2009；唐海华，2006；吴毅，2007），旨在说明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特征，较少关注压力型体制与基层政权组织的运作逻辑与特性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以桔镇的招商引资为透视点，以呈现压力型体制与乡镇权力运作逻辑的关系。桔镇是中国中部省份的一个很普通的农业型乡镇，也是笔者自2004年以来多次回访至今、跟踪观察的乡镇。该镇距其所属的T县约30公里，地处山区，交通较为不便，工商业欠发达。对该镇的分析能揭示中西部地区乡镇的一些共性，但可能不适用于东部沿海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

一、策略主义

在韦伯（1997：248-324）看来，与传统组织类型不同，官僚制组织遵循“理性主义”的逻辑，严格按照既有程序和非人格化规则运作，从而使得组织的行为与角色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具体而言，理性官僚制组织以一种形式主义的精神行事，通过由法规和明确规定的层级制来协调专门化的权限和行动，并强调非人格化的特殊品格以及服从于理智上可加分析的规则，以尽可能地确保组织运作的公正与理性。

处于官僚制体系末端的乡镇，其组织结构、权力体系和职能设置均依照科层制的规制设计而成，体现着现代官僚制组织的特性。然而，在实际运作中，乡镇的运作逻辑与现代官僚制的理性化、制度化特征相去甚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现象极为显著（孙立平，2000）。正如已有研究所表明那样，乡镇热衷于运用各类非正式的权力技术与策略，如“擂”、“媒”、“示蛮”、“怀柔”（吴毅，2007），以及各类“摆平术”（应星，2001；欧阳静，2009）来达成其运作目标。此外，一些学者在关于基层政府维稳工作的专项研究也发现，近年来“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十分普遍，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并且，“在维稳的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2010）。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基层政府组织的非正式行为具有“范围广、程度深、表现公开、运作坚韧”的特点（周雪光，2008）。

确实地说，与官僚制的“理性主义”逻辑不同，乡镇政权组织的权力运作充满着随意性、权宜性、变通性和短期性，似乎任何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技术、策略、手段和方式，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正当的还是非正当的，均可被乡镇借用，并且，其中的一些运作方式具有“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非理性特点，往往偏离其运作目标，目标替代现象十分普遍。本文将这种不同于“理性主义”的运作逻辑概括为“策略主义”。质言之，策略主义是指基层政权组织缺乏稳定的、抽象的、普遍主义的运作规则，以及基于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以各类具体的、权宜的和随意的策略与方法作为原则，并只顾追求眼前的短暂目标。借用乡镇干部的日常话语，策略主义可表述为“只问结果不问手段”或“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事摆平”。

显然，“策略主义”不同于“策略”。“策略”是一种纯粹的权力运作技术和方法；而“策略主义”是一种行为原则，通常不问手段或方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策略主义”既包括那些灵活的、因地制宜的合理、合法策略，也包涵了那些不讲原则、不顾战略，不具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策略；策略主义中的策略既可能与组织运作的目标相一致，也可能相背离。缺乏稳定而抽象的规则，以及不顾长远的发展目标是策略主义的基本特性。虽然策略主义的逻辑体现于乡镇运作的各个方面，但由于乡镇的招商引资更能鲜活地展示这种逻辑的内在机制，本文因此为认证依据。

二、策略主义的运作图景：桔镇的招商引资

贺雪峰（2003）于2002年描述江苏等沿海发达乡镇的招商引资时用了“大跃进”和“唯一重要的工作”加以形容，以突显招商引资在乡镇运作中的重要性。虽然中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要晚于沿海发达地区，但自2002年开始也逐步推向了高潮，并在免除农业税之后几乎成为乡镇唯一重要的工作。表一：桔镇2002年以来每年需完成的招商引资任务

单位：万元 年份

任务******09 内资（人民币）******0 外资（美元）***

如表一所示，自2002年开始，下达至桔镇的招商引资任务逐年递增，内资由最初的600万上升至2009年的4000万。外资则从无到有，直至2009年的80万美元。乡镇的“中心工作”也因此由“农业税费征收”转为“招商引资”，成为新的考核乡村两级干部的首要任务。此外，从 2008年开始，上级对乡镇招商引资工作的激励手段从经济奖罚上升到政治奖罚。县政府在对各乡镇的目标管理考核方案中规定，招商工作位于后六名的乡镇，全体干部不能提拔、重用。这意味着，招商引资成绩与所有乡镇干部的升迁直接相关。面对每年递增的招商任务以及日趋严厉的考核标准，乡镇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1、“全方位优惠”

受地理区位的影响，中西部乡镇缺乏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主要依靠提供本地所特有的原材料。然而，迫于完成招商任务的急切心态，地方政府总是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提供原材料，以吸引外商。比如，一些外商则要求当地政府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为其提供所需的所有木料。政府则利用控制伐木指标[1]的方式达成此条件，以完成招商任务。

除廉价原材料外，各乡镇还会在土地、税收方面给予特别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商。比如，T县以每亩5.6万元的价格征得土地，并对所征土地进行平整、规划，最后以每亩2万元的价格卖给外商。也就是说，除去平整土地的费用，政府以每亩倒贴3.6万元的土地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对于那些不买地的外商，政府则为其直接建好厂房，然后低价出租给对方。即便如此，工业园区内的厂房闲置率极高，桔镇干部因此将工业园称为“空壳工业园”。

在税收方面，各地采取“两免三减”[2]或税收返还的奖励形式以吸引外商。但许多外商在本县享受完五年的税收优惠之后，便迁往外县，同样以外商的身份再次享受同样优惠的土地、税收等政策，政府由此成了“杨白劳”。但在高额的招商指标面前，政府明知自己是“杨白劳”，也不得不为之，而外商也看准了政府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急切心态，并加以利用。

然而，即使在“全方位优惠”的政策下，政府所吸引的企业也多为高污染企业。事实上，在各类关于招商引资工作的文件和工作报告中，各地政府明确指出，“承接沿海产业梯度转移”是招商引资的主要目标（2008120716LZ田野调查编号）。而所承接的“产业转移”绝大部分是被沿海地区淘汰出来的高污染产业，主要是药化、铜冶炼、皮革等产业。

2、“保姆式服务”

除全方位的优惠政策外，各乡镇承诺在用资、用工、办证等方面，对外商及其企业提供“一条龙”的保姆式服务。比如在桔镇的招商工作组中，有一个成员的职责就是专门承担此服务。一旦有外商进入，该成员则成为外商的“保姆”，先要为其提供吃、住、行等个人生活方面的便利与服务，让外商有“宾至如归的美好感觉和第一印象”；其次要为其个人和企业办理所有的证件、执照；最重要的是为其企业在用资、用电、用水、网络、道路、招工等方面提供“一条龙”服务。其中，“招工”和“用资”是保姆式服务中最重要的两项内容。

在招工方面，政府一般着重介绍每年毕业的中学生人数。这是因为许多工厂对工人有年龄上的限制，一般要求员工在25岁以下。而中学毕业生是满足外商用工条件的最优对象。一旦有企业提出用工要求，县政府便向各乡镇下达输送劳动力数量，各乡镇则将任务下达给所辖的中学。2005年，桔镇为一家鞋厂输送了60多名初中毕业生。

与其他“服务”相比，政府为外商提供的“帮扶资金”是最具吸引力的一项“服务”[3]。在T县，具有招商引资任务的单位同时也是其所引入企业的“帮扶单位”，即必须在资金上帮助、扶持外商。T县工业园区内的决大多数企业便是在当地政府提供“帮扶资金”的服务下进入的。虽然帮扶资金是以借款的形式提供给外商，然而，许多外商以投资为名，行骗取政府的帮扶资金为实。仅以桔镇参与帮扶的一家企业为例，2006年，一家号称投资上亿的生物技术公司被引入T县，但外商称其前期投入资金不足，需要T县帮扶。由于该企业属“重大项目”，T县众多单位因此争抢着参与“帮扶”。最终，桔镇幸运地与其他七个乡镇成为帮扶单位，分别向该公司提供了60万帮扶资金。有趣的是，该公司收到帮扶资金不久后便消失匿迹。以下是桔镇下发给该公司的催款通知单：

贵公司于2006年3月30日和2006年5月16日共借到本镇政府企业帮扶款陆拾万元整，在2006年9月30日已归还借款伍万元，截至2008年8月30日，应计利息26720元（其中：正常利息9900元，逾期利息25740元）本息合计627200元（陆拾贰万柒仟贰佰元整），请贵公司在2008年10月31日以前归还借款本息，否则，我镇将按法律程序办理（20090629CMF田野调查编号）。

但是，该崔款单被退回，并被告之“公司名称不存在”。确切地说，该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早已更名换姓，各乡镇找不到归还帮扶资金的债务人。参与帮扶的单位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3、“数字游戏”

无论是全方位优惠还是保姆式服务，对于像桔镇这样一个区位环境不佳，地理位置偏僻，优势资源稀少，发展进度相对缓慢的欠发达乡镇，通过上述相对正式的方式仍然无法赶超招商引资的“大跃进”，更不可能完成数千万的招商任务。为了避免因招商引资工作而遭受“一票否决”的命运，各乡镇最后只得玩起“数字游戏”。

数字游戏主要是通过做假账、浮夸、转账和出钱买资等各种方式来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具体而言，第一，通过制造假发票来虚报硬件设施的出厂价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二，伪造注资凭证，即乡镇先在外地设立一个银行帐号，然后将资金作为外资转入本地已注册的某个有名无实的公司名下，以作为招商引资的成绩，一旦经会计事务所和招商局验资过后便立即将资金抽回。另一种形式是利用外商的资金验资，验资之后立即抽回。第三，虚签合同，即与外商签订有巨额投资额的合同，但没有实质性资金投入。第四，出钱买资，即向已经完成招商任务的部门，或直接向招商局购买招商项目，以作为本乡镇的招商引资成绩。2005年，T县买资的价格大概是：外资10万美元/1万元人民币，内资100万元/5千元。但在2009年，桔镇镇长以每1万元购30万元内资的价格仍没能购买到。

4、“共谋”与“布景”

由于基层政府的每项工作均要面临各式各样的检查，通过数字游戏所制造的招商工作当然也避免不了上级的实地检查。但正如赵树凯（2005）对基层政府的迎检特点所总结的那样，“在应对自上而下的检查中，地方存在一种规律性现象：如果是省里来检查，市、县、乡、村都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应付；如果是市里检查，县、乡、村则都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应付。比如省里检查时，市里有关部门就会提前探情况，向下边的县提供某些检查信息、应付方法的‘公共服务’，当市里来检查时，县里有关部门就为乡镇提供这样的服务。”也就是说，当乡镇与县级政府共同应对市级政府的检查时，县级政府要帮助乡镇掩盖问题，同样，当乡镇、县与市级政府共同应对省级政府的检查时，市级政府也要用各种非正规方式来帮助县乡政府掩盖问题。周雪光（2008）则用“共谋”来容易这种基层政府与它的直接上级政府相互配合、采取各种策略应对来自更上一级政府检查监督的现象。也正因此，当T县的工业园区于2009年迎接省领导视察时，我们看到市、县政府共同应对，布置现场的图景：要求雇用数量众多的挖土机、推土机和“群众演员”进工业园区，当领导的车队即将进入工业园区之时，所有的机器要响起来、动起来，所有的人要忙碌起来。为此，桔镇以10元一人的价格在各村雇请了50名“政治觉悟高”（不会搅局）的农民，让他们带着铁锹在指定好的地方摆出劳作的姿态。在桔镇帮扶的工厂内，分管招商的副镇长不知从哪儿装了一客车的“群众演员”，将他们插入正式工人中间，充当临时工人，以便使领导进厂视察时，感觉工厂效益好。这些“群众演员”的“表演”直至领导离开现场为止，“出场费”是每人每小时100元。

如此“共谋”与“布景”虽使T县创造出了令上级领导满意的工作成绩，但在高标指的压力下，同一级官员之间形成强烈的竞争，彼此不甘落后，以防在晋升的阶梯上被淘汰出局。因此，一旦有人以“布景”等非正式方式获得晋升时，便容易被竞争者竞相效仿，形成所谓的“政治锦标赛”（周黎安，2009）。在此锦标赛中，“共谋”、“布景”、“数字游戏”等各种非正式权力运作策略的运用也就逐渐成为整个体制的“共识”，各类“万亩工业园”和颇具创意的“人造景观”也因此层出不穷。

三、策略主义的形成机制：压力型体制

虽然国家自2004年以来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治国理念, 并在宏观层次上将经营性的政府行为转变为以公共服务为本的治理体系，并将法治化、规范化、技术化和标准化作为行政建设和监督的核心议题。然而，透过乡镇招商引资中各类权力运作技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幅策略主义的运作图景。应该说，任何时期的基层政权均讲“策略”、讲“方法”，但不一定任何时期的基层政权均以“策略主义”为运作逻辑。“策略主义”是当前乡镇政权运作的独特逻辑，受乡镇所处的压力型体制所决定。

压力型体制产生的原初动力来自政府实现经济赶超的压力及其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在1990年代初确立的“稳定”和“发展”的意识形态中，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经济增长至上”成为政府和民间的共识（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在“经济增长至上”的意识形态下，全国掀起了经济建设热潮，经济建设成绩成为衡量各级政府的首要指标。为了获得快速增长的经济指标，各地的上层领导开始充分利用政府内部的行政权力作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利用“高指标”和“乌纱帽”给下级政府“加温加压”（唐海华，2006），依靠政治压力和行政命令对整个体制进行动员，从而将指标和任务在官僚制的行政等级中层层下达，直至最基层的乡镇一级，最终形成了被称之为“压力型体制”的运作特性。

根据荣敬本等人（1998：28）的概括，压力型体制是指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该级政治组织以党委和政府为核心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由于这些任务和指标中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评价方式是“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没达标，就视其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和奖励，所以各级组织实际上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的。

渠敬东等人（2009）认为，新世纪以来，“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不过，其作用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加强了对指标完成手段的管理，将指标管理和技术治理结合在一起；二是加强了行政问责制；三是加强了量化指标结构的多重化倾向，改变了以往仅以GDP 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绿色GDP开始被纳入到数字指标控制的范围。应该说，在宏观层面上，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制确实发生了诸如以上的变化。也正因此，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各省政府（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省级政府）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打造各类“民生工程”的举措。但是，在微观层次的具体运作中，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只是借“科学发展观”之名，行“经济增长至上”之实，进行“名实分离”的非正式运作，正如前文所述，这在中西部地区的乡镇招商引资工作中表现得犹为显著。

显然，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发展”的压力远甚于发达地区，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对比之下，发展的欲望与压力倍增。而压力型体制恰好是实现经济赶超的高效机制，同时也是欠发达地区认为值得学习和借签的宝贵经验。比如，T县政府前往沿海发达省份学习招商引资经验时总结道：“要实现经济发展，一是要舍得牺牲环境，二是要形成人人有任务，人人有压力的激励机制”（20090813HSJ田野调查编号）。于是才有“凡是招商工作位于后六名的乡镇，全镇班子成员和一般干部都不能提拔、重用”的考核标准。基层干部也因此被纳入“政治锦标赛”与“政治淘汰赛”之中（周黎安，2009）。为了防止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调，乡镇通常会调用一切可调用的权力权术去实现目标，“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事摆平”的策略主义逻辑也由此而生。

更为重要因素在于，乡镇的现实条件和实现能力难以实现压力型体制中的目标任务。就招商引资而言，由于中西部地区所处的区域位置欠佳，资源相对贫乏，加之乡镇财政资源极度匮乏（周飞舟、赵阳，2003）、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这些均使乡镇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逐年递增的“高标指”。常规的权力运作方式显然无法应对不切实际的目标任务，以及严厉的考核机制，更难以在政治锦标赛中胜出，各非理性、非正式的权力运作技术应运而生，最终塑造了乡镇的策略主义运作逻辑。

四、结语

当然，压力型体制并非一无是处，面对中国地域之广、行政系统层级之多，它的运作有其合理的一面。自上而下的压力机制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令不通和行政系统的慵懒、暮气沉沉，它可以使中央、上级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快速到达基层（王启梁，2009）。但它之所以形塑了策略主义的乡镇运作逻辑，一是因为压力型体制中的目标设置主体单一，缺乏来自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等多方主体的协商与合作；二是压力型体制中的激励强度过大，与基层政权组织的实际条件不相匹配；三是压力型体制缺乏常规化的反馈机制。在目标设置主体单一化情况下，压力型体制一般只考虑那些仅被上级政府认为重要的目标，也即乡镇政权组织所说的“硬指标”。这种目标设置方式不仅忽略了基层政权组织执行目标的实际能力，而且忽略那些被基层政府或民众认为至关重要的目标，这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地方治理秩序。其次，当压力型体制的目标设置和激励强度与基层政权组织的现实能力不相匹配之是时，就容易诱导基层政权组织以造假、“共谋”、“摆平”等非正式的权力技术来应对压力型体制中的高指标。从政策执行的效果来说，某项政策是否切合实际，作为最基层一级的乡镇应该最为了解。但压力型体制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和上下级之间的协商机制，以及必要的纠错功能，从而导致其目标设置和激励机制越来越脱离实际，由此加剧了基层政权组织的非正式运作，最终形塑了策略主义的运作逻辑。

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制表明，如欲重塑当前乡镇运作的策略主义逻辑，首先势必将目标设置主体的单一化转为多元化，即将目前类似于“单轨”运行的压力型体制转化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轨”运行机制（费孝通，1999），从而使目标设置中引入那些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但对农村生活和乡村社会秩序至关重要的事项。其次要引入灵活的反馈机制和纠错功能，使目标设置和激励机制切合实际，从而使乡镇政权既有执行国家政策的压力，保证国家政策的“一统性”，又具有执行政策的“灵活性”，确保政策能够因地制宜，进而实现各项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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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国家对森林保护，集体和个人不能任意砍伐木材，必须要有政府下发的指标，因此只有握有砍伐指标才能砍伐木材。对于那些拿到砍伐指标的林场和农民来说，不得不将木材半卖半送给外商，因为不卖则意味着放弃获得砍伐指标的机会，木材会因不能砍伐而枯烂在山上，最终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2]即对那些投资生产的企业，当地政府免除其前两年的税费，后三年的税费则减半。而税收奖励的实质与“两免三减”一样，即前两年税收返还100%，后三年返还50%。

[3] 帮扶资金是指，为了吸引外商前来投资，政府部门为其提供首笔启动资金，以帮助、扶持外资在本地的投资和发展。提供帮扶资金的部门称为“帮扶单位”，其所帮扶的企业可以作为本单位完成招商任务的成绩。

第四篇：中小企业市场部运作策略.

一般来说，对一个企业，市场部就是公司的战略部和参谋部。换句话言之，即是公司的“准星”，“准星”瞄向哪里企业就会往何处去！从工作内容层面看，小到一个平面广告的设计，大到公司促销计划、媒体公关策划、营销计划、区域市场运作及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与部署，等等，都要有市场部统筹和前头组织相关部门，为公司进行前瞻性的设计和规划。

可以说，市场部是影响和制约公司的最主要的权责部门，公司发展的好坏，快慢，可谓成也市场部，败也市场部。但是，综观关内诸多中小型企业，真正将市场部定位于这种高度职能部门的企业屈指可数。除国内各个行业的几大知名企业外，一些中小型企业几乎很少设置这样的职能部门，即便设置了，也定位不到这种高度，在具体的执行中，往往被动的忽略了前瞻性规划者的角色，渐渐变成了言听计从的不折不扣的执行者。进一步说，在很多中小型企业当中，更多的是将市场部直接定位于销售部的支持性服务部门，并没有将市场部拔高到了公司的战略层面的高度，说得通俗点就是公司打杂的部门，而那些从事市场部工作的策划等专业人员，也逐渐沦为文员的角色。笔者在服务客户当中，曾不止一次的听到一些市场部人员，谈论他们所在公司市场部的尴尬的工作状况等问题，说“市场部人员，做着文员的活，拿着策划人员的不菲薪水”。听到这种现象，内心不免为存在这样现象的企业担忧，白白花费了财力，无形浪费了人力，仅停留在复制性工作的层面，并不能给公司带来有效的收益。

当然，造成市场部工作这种弊端的原因有很多种，既有公司决策者定位的原因，又有公司部门人员整体素质水平不高的原因；既有部门间协调配合不到位的原因，也有部门主管个人统合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原因，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一直以来，市场部大多被冠之以务虚不务实的帽子，并因此与销售部等部门之间的纷争不断。笔者以为，市场部不是务虚的部门，说市场部务虚是因为一直以来在市场部难以像销售部用数据说明自身的工作成效，没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绩效衡量标准；从市场部自身来说，部门给其它部门或决策层一种务虚的印象，是因为市场部并没有完全发挥部门职能，没有做出成效，没有令公司决策层和兄弟部门看到闪光和出成效的地方。

笔者通过10年中3万多家企业考察和分析，将目前中小型企业市场部在具体运做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及笔者的看法分析如下：

一、职能定位的问题。

前面提到，市场部在一个企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

公司所起的作用和重要性已很明显。知名大企业尚且重视自身市场部的建设和运行，作为中小型企业，更要摆清市场部的职能定位。所以，对中小企业决策层来说，是将市场部定位于公司战略层面的高度，由公司决策层垂直管辖，还是定位于隶属于销售部的附属部门或平级部门，完全取决于公司决策者自身对市场部重要性的认识深浅。可以说，决策者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市场部的职能和定位以及部门工作开展的层面和方向。如果将市场部定位于公司的核心决策参考部门，凌驾于公司其它部门之上，在发展中市场部将结合公司的整体工作尤其是各个营销环节的工作，进行协调运作，高效谋划，减少、降低和规避公司经营的风险。反之，将市场部定位于隶属销售部的部门，将会使市场部站在公司销售的层面开展工作，久而久之成为销售部的附庸和言听计从的执行者；如果将其定位于公司的平级部门，只能使市场部与销售以及其它部门的工作难以协调运行，引起纷争不说，更难以有效发挥市场部的管理职能。综观一些中小企业品牌，很少将市场部放到公司的战略层面，而是将其置放于销售部之下或平级部门之间，这种位置的摆放，很明显是管理意识不高和对市场部一直以来的务虚观念的束缚等原因造成的，无形中将市场部的职能和权限进行了缩小，逐渐沦为打杂的四不像部门。而一旦这样，市场部也就失去了真正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二、团队能力的问题。

在市场部门当中，这种团队能力表现两个方面：一是主管者的能力，二是部门职员的能力。中小企业不同于知名大型企业，因自身实力、薪酬支付能力和发展条件的限制，难以聘请和吸引到真正有能力的部门主管人员和普通职员的加盟，即使聘请到了有能力的人员，往往因薪酬的问题，难以留住人才。因此，同等部门之间的人员素质和薪酬兑现情况，有着天壤之别。作为中小企业决策层来说，很少真有魄力的老板，用高薪或分股的形式，用心挖掘和聘请高管人员担任市场部主管。由此，这也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尴尬的现状：想让马儿跑，而且跑的更快，却又不忍让马儿吃草；市场部虽是公司的重要职能，却又缺乏这种高级人才。长此以往，极易使决策者陷入将就维持的心态，不再关注和重视市场部的建设，或者将对市场部的期望值逐渐放低，任其缓慢发展。

三、部门内部组织框架设置的问题。

相对来讲，知名企业的市场部组织框架设置相对比较完善和成熟，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部门人员之间工作协调运行，成效明显。在一些中小企业当中，虽然有市场部这一部门，但针对该部门的组织框架，却明显存在一些职责和岗位的缺失。笔者接触过几个中小企业的市场部，一般在3——5人之间，不足知名企业市场部的一半。虽然相对知名企业市场部来说，中小企业受自身发展区域、发展阶段、公司现状等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设置庞大的人员体系；但由于一些重要岗位的缺失，使得部门在人员职责划分笼统，工作职责不够清晰，一人身兼多职多责的现象十分常见。职能设置不到位，将严重影响整体部门职能的发挥，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员，很难将一个工作量庞大的部门职能发挥出应有的成效。所以，这也是给销售部门和同级其它部门造成工作成效不大、务虚不务实的不良印象的因素之一。

四、部门工作统合和引导的问题。

一些市场部的工作由于缺乏事前综合性分析，以至于在工作推进中存在“工作安排的不够合理，相互指责所干工作没有意义”的诸多声音。这种现象的发生和存在，至少表明大家各自仍在围绕各自的一亩三分地进行耕种，并没有形成集团作战的优势。这种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下方面：大的层面表现在品牌部和企划部两个部门的工作各自运行，相同阶段却做着不同的工作，加之部门之间又缺乏沟通和业务对接，工作进展缓慢，部门阶段工作分不清轻重缓急，缺乏系统的统合性；小的层面表现在部门人员的工作，进行的仅是单向的点对点的工作，没有形成到面上。例如：企划人员单一依靠从业经验以及一线反馈的信息更多在凭主管性思维出台一个个运作，缺乏深入一线，感受市场，观察市场，制订切实可行的市场企划方案；产品人员花费大量时间单一的做价格分析，缺乏研究各个市场的产品结构状况、整改措施、成本与利润分析，以及渠道状况与分析等层面，并围绕这些提报产品结构调整的个案、新品推广方案；督导人员每天在市场上单纯的围绕两端价格及时反馈市场信息开展一种点对点的工作，缺乏在深入市场后，针对当地区域现状和特点，进行区域性规划与设计，提供人员培训和营销指导服务等工作；调研人员则每天根据主管领导的临时安排无方向进行单一性的调研活动，不能结合产品主管、企划主管工作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调研活动，等等。可以说以上部门成员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分散的，整合不到一起形成集中拳头优势，使得部门的整体工作过于分散，各自为政，缺乏合力的推进工作。而造成这种问题症结的主要原因是决策层整体缺乏对部门人员工作方向的引导和把关，尤其是部门主管经理缺乏一个系统的统合能力。

部门在制定下月工作计划前，主管经理首先应该进行计划前的引导工作，确定大的方向和主题，以确保每位人员围绕各自负责的工作层面制定计划，保证部门工作的集中性和整合性。与此同时，在具体的工作推进中，主管经理应站在营销中心的高度，对每个人员的工作推进状况及时进行点评和引导，避免少走弯路，提高工作时效性。而在中小企业当中，很明显普遍缺乏这种管理人员。

五、部门之间协调的问题。

相信在市场部工作过的人员或主管人士，一定有这样一个很深的体会，部门之间工作协调难，对解难。其实，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市场部在同级部门之间没有树立权威的领导形象，更与公司决策层放权的大小有关以及重视的程度有关。如果将市场部首先设置在所有部门之上，形成上下级关系，这种问题将能得到缓解；同时，市场部要充分依托公司给予的权限和空间，尽快出成效，摆脱公司决曾和同级部门的偏见，在同级部门之间，树立自身的权威形象。

从市场部自身来说，部门内部成员需要注重自身提高专业技能，加强学习，外部注重沟通；部门整体间发挥团结协作精神，紧紧围绕公司目标、部门计划，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进展；集中部门人员力量，围绕公司阶段营销目标，针对区域市场分别从产品结构、价格表现、网络开发、新品上市与推广、促销策划与推广、品牌建设与推广等层面进行、季度区域性规划和设计，并组织相关部门权责主管就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评估分析，使方案臻于完善和可行。方案通过并经公司负责人签批后由相关区域办事处全力执行，公司营销中心综管部、市场部、管理中心分别从职能角度进行监督指导和责任到办事处、到渠道推广人员的督促执行。在协调外部资源的同时，自身首先达到一种协调的步伐。

六、绩效考核的问题。

这是很多一些企业颇为头痛的问题，也是影响和制约同级部门之间以及市场部衡量自身工作成效的关键因素。我们前面提到市场部因职能定位原因更多是站在企业发展战略层面为企业和销售部门出谋划策，并不能像销售部一样可以简单用销售数据和利润指标说明工作绩效。鉴于部门工作特殊性，一些企业的衡量市场部门成员的绩效指标一直难以有一个很好的评定标准和体系。在工作的推进中，一个方案是否可行，是否具备一个好企划案的标准；一个调研报告是否全面和深入；每次的专项工作是否合理，执行的是否到位，等等，到最后，都没有一个全面的评估流程进行评议和点评。市场部人员如何考核？各个岗位的绩效考核 的内容侧重什么？笔者认为，最主要的考核指标要与各自所负责的区域办事处的销量直接挂钩，工作是否有成效，关键是否能有效通过营销指导、服务支持协助相关区域办事处提升当地市场的销量。除直接与市场当月销售目标达成挂钩外，还应从任务效率（能出色完成工作任务，工作效率高，具有卓越创意）、责任使命（有积极责任心，能彻底达成任务，可放心交代工作任务）、沟通协调（善于上下沟通，平衡协调，能自主自发与人合作）、授权指导（善于分配权利，积极传授知识，引导部署完成工作任务）等方面进行考核与评估；建议部门成员，除本职工作、直接与市场当月销售目标达成挂钩外外，还应从工作业绩（能时时跟进，追踪工作，提前完成工作任务）、合作精神（与他人或部门沟通协调很有成效）、市场认知（对市场与竞争格局了解较透彻,把握机会与协助当地办事处开拓市场较有成效）、信息管理（收集，整理市场信息积极主动）等方面进行评估。

七、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在一些中小企业当中，市场部门出具有一个个政策或方案后，往往与销售部及其他部门以碰头会的形式探讨后，已经通过，即抛给了销售部进行执行。虽然在执行期间，市场部不时进行跟踪和总结，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易使部门工作陷入被动局面，进而有可能同销售部在政策或方案执行一段时间后发生意见争执，相互推诿。到底是属于政策或方案的问题，还是属于后期执行的问题，短期内很难界定清楚。在这方面，笔者认为，为尽量规避这种工作的被动局面，不妨直接划归市场部一个区域，并由市场部主管直接兼任，作为市场部的“练兵场”、“试验田”。在每次新的政策或方案出台后，首先在其所负责区域进行试验和总结，通过改进和完善，陆续在其他区域进行推广。与此同时，市场部人员，应积极走出去，深入市场一线，方能真正了解和把脉市场现状。市场部的工作不同其他职能部门的工作性质，实践出真知，方案需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此前曾接触过的一个区域性品牌企业市场部所采取的这种模式后，成效明显，也值得一些中小型品牌企业借鉴。

八、内外和外力整合的问题。

一些中小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甚感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一些重大事件行销活动或规模性的主题活动和品牌推广中，需要适时借用行业内知名品牌营销服务机构，助推企业企业达致各项营销指标。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有效整合行业资源的重要手段。而这期间，企业市场部往往是连接公司决策层和与品牌营销服

务机构相互沟通和思想传达的主要关键性部门。在借用外部资源的同时，一些企业往往忽略的企业市场部的作用和功能，单纯或盲目一味的依靠外脑，陷入“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怪圈。对企业来讲，“外脑”相对企业市场部虽有比较专业的知识和行业丰富的经验，但仅仅依靠短短一到两个月的时间了解公司的实际运营状况，还不够全面，真正谙熟公司内部相关资源状况的还是在公司服务多年的市场部门主要职责人员。所以，这就要求公司决策层正确而公正地进行内力和外力资源的调控和整合，取长补短，将资源效能发挥最大化，为企业量身制定比较“合身”的运作和指导。

九、工作思维导向的问题。

市场部相对同级部门的财务部、办公室等职能部门而言，最大的区别就是从事的是前瞻性的工作，没有恒定的工作标准和模式，是一种智力创造和运用的脑力劳动。因此，每天的工作、每阶段的工作都讲究一种创新的时效性。综观国内一些中小企业的市场部，普遍存在部门整体工作计划在推进前缺乏事前综合性分析，推进的各项工作缺乏科学性评估等前瞻性的谋划与分析等问题。这就要求部门主管应站在公司和营销中心的高度，对部门不同阶段工作重点了然于胸，清楚认识阶段的工作的轻重缓急，对员工的阶段工作成效，重点工作成效体现在及时进行指导、点评上，真正起到把关人作用，以便部门成员逐步进行改进，从而整体提高团队作战技能。

第五篇：读《差不多主义》有感

读《差不多主义害死人》有感

一篇几百字的小短文，从社会现象引申到作者的切身经历，引出质量、细节、执行力等企业管理理念，再到国家产业升级、民众幸福，作者娓娓道来，却针砭时弊，切中肯綮，引人深思。

做企业，不论是做产品还是服务，在国人的理念里，也总会响起“质量重于泰山”等语句，但口号落实到行动上，往往因疏忽或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次品多，就像文中所说：“中国工厂什么都有，就是出厂合格率上不去”，国人的习惯总是在差不多中失之毫厘，结果却谬以千里。胡适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用《差不多先生传》刻画了不少国人的这一陋习，时至今日，以质量求生存的中国企业，何以总是落实不下去、执行不了呢？

从文化层面说，国人崇尚“差不多”。《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就是说按照儒家的标准，待人接物，总要不偏不倚，调和折中才最好。于是乎从生活到工作，国人总以中庸为宝，“出头椽子先烂”，做人要中庸，做东西出产品，也遵循中庸。于是乎不注重细节，反正用不坏就行、吃不死就行、塌不了就行……总之，差不多就行，不善于、不屑于把产品做到极致。有句话说：“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由此推演，中庸的思想，如果不加修正，很可能对一个人的命运产生影响。不是吗，崇尚中庸的国人，汲汲于自得之乐之时，没想到“蛮邦”、“化外”之民反而靠“精研其理”造出了领先世界的坚船利炮，再靠“之乎者也”、再靠“中不偏庸不易”，外国人也吓不跑吓不退，于是乎被李鸿章称为“三千未有之变局”的局面出现，若不是孙中山等先辈的毕生奉献，若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若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的努力拼搏，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比非洲饥民过得好。

时间已步入21世纪，尽管，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产业基础，GDP也占到了世界第二，但中国梦的实现仍需要艰苦奋斗。如果仍靠“差不多”，我们的“神舟”也飞不上天，我们的“蛟龙”也潜不到深海。在先进理念引领下，国人中的佼佼者，已在风起云涌的世界科技浪潮中为我们争取到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我们，怎能不勇立潮头，做适应时代发展的弄潮儿呢。

当前，一部分改变观念、注重细节、实施现代管理的企业已经在世界上崭露头角，海尔、华为等企业员工已将质量、执行力、细节演练成习惯，我们的“差不多”还有多大市场呢？

把身边小事做成“功夫”的吴如已经退休，能焊接注射器针头的张玮也已经60岁了，作为新时期的产业工人，作为代表***形象的年轻工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提升质量、不注重细节、不抛弃“差不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