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文化蕴含

第一篇：白鹿原的文化蕴含

白鹿原的文化蕴涵

** 指导教师*** 院校******

摘 要：《白鹿原》从文化角度塑造了一群人物，写出了一段人的历史。它通过白鹿村族长白嘉轩与关中大儒朱先生这两个人物赞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但与此同时，作者陈忠实也看到了新时代下旧文化的生存困境。他如实的描写了新文化对于旧文化的瓦解与改造，客观的为读者再现了从清末到建国这近半个世纪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并用文化从思想精神层面将这段历史演绎的更加真实、深刻、意蕴丰厚。

关键词：文化、儒文化、家族文化、信仰文化、新文化、代替

White deer villiage of cultural implication

学生：***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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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te deer villiage”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created a group of characters, write a long history.It is through the white hart village chiefs with BaiJiaXuan guanzhong intellectuals like Mr.Chu these two figures praise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the Confucian culture.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Chen zhongshi also saw the new age old culture under the existence dilemma.He described the new facts about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ld culture, objective and reform of qing dynasty for readers to reproduced the founding from the nearly half a centu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ideological spiritual culture of this period of history deductive more real, profoundly, implication rich.Key words: Culture, Confucianism culture, family culture, beliefs, cultures, new culture, instead

起源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在九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的出现便是由于陈忠实的长篇《白鹿原》的问世。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便吸引了众多评论家关注的目光，大家各执己见，品评不一。不过大多数的评论者都给出了肯定与赞美的言辞，有的甚至称《白鹿原》“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1】。读《白鹿原》，我的感受可以用岑参的一句诗来概括：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这种感觉来自于书中那厚重沉郁而又古拙朴实的文化意蕴。是的，《白鹿原》的故事结构并不复杂，它所截取的社会历史背景于我们也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若就仅聚拢生活的手段，概括生活的基本方式而言，《白鹿原》也并无多少标新立异之处。”【 2】然而，虽然只是普通的方式，但是陈忠实用这种方式概括与翻新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民族文化底蕴，这就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其他作品无法企及的史诗韵味。

《白鹿原》的扉页上是巴尔扎克的—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部小说记录了自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夕中国西北的一个小村庄的历史,可以视为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小说以白鹿原为舞台,以白、鹿两大家族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用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艺术笔法描述了近半个世纪关中农民的命运史,广泛而深刻地勾画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长卷。陈忠实没有像其他的作家那样过多的专注于故事的叙述与结构的安排，而是在选择了从政治斗争与民族生存的视角来关照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这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运动的同时，选择了从文化视角——独到而深刻的挖掘观众农民的文化心理积淀，以阐述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他说“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 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 形成这一方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3 ]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得 “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这个民族从兴衰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4]这种从文化出发、以文化为基石的对民族历史的探索与发掘正是这部作品的优秀之处。

《白鹿原》对中国文化的反映是全面而丰富的,它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放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中去反映和表现, 并加以深刻而细致的剖析,这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截然不同的。它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家族文化与信仰文化都进行了细致的展示与描绘，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做了一次深刻的反思。与此同时，《白鹿原》也客观的展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遭遇的危机与困境，真实的描述了新文化对于旧文化的解构与重塑，将一个民族的历史通过各种文化的冲突争斗做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探讨。

一、儒家文化

金春峰先生说，“《白鹿原》精心塑造的两个高大形象——白嘉轩和朱先生，可以说不是社会典型，而是文化典型；不是社会人物，而是文化人物。” [5]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陈忠实小说的叙述和描写仍然是紧紧围绕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只是他对典型性格的刻画有着独特的追求，他更侧重于刻画的是典型人物的文化人格。《白鹿原》中白嘉轩与朱先生二人的人格无疑代表着传统文化人格，这二人身上闪现的无疑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仁义”是儒文化的核心，也是《白鹿原》中儒文化表现的重点。县令亲置在祠堂院里的石碑上的“仁义白鹿村” 即昭示着白鹿原上的精神核心就是“仁义”。白嘉轩请来的关中大儒徐先生在隆重的学堂开馆典礼上只说了一句话作为答辞，“我到白鹿村来只想教好俩字就尽职尽心了，就是院子里石碑上刻的„仁义白鹿村‟里的„仁义‟俩字”。【6】而朱先生制定的《乡约》也是为了使村民们更好的按照儒家道德规范做事，心怀“仁义”，和气做人。

在这个“仁义”之原上，将“仁义”二字奉行的最好的当属村长白嘉轩了。白家几代单传，到了白嘉轩，在经历过六房短命妻子之后，终于，第七房仙草为他诞下了两儿一女，特别是小女儿白灵尤其招人疼爱，为了女儿能平安的长大，白嘉轩为女儿认了个“干大”，这个在白嘉轩看来能庇佑女儿成长的，不是村里有钱有权，或德高望重的人，而恰恰是他们家的长工——鹿三。白嘉轩不仅让女儿认鹿三为“干大”，自己更将鹿三视为兄弟，“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也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顿了揭不开锅了，咋弟兄们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儿——”[《白鹿原》p263]。在鹿三经历过小娥的鬼魂附体而精神衰退，日渐老去的时候，白嘉轩不仅没有丝毫嫌弃，更是嘱咐自己的两个儿子“你三伯能做啥活想做啥活儿由他做一点，他不想做啥活儿哪怕啥活儿都不做，你们谁也不许指拨他，更不许弹嫌他，拿斜眼瞅他粗嗓子吼他都不准许！”[《白鹿原》p 402]他以自己的道德准则严厉的教育着下一代，正因如此，“仁义”的儒家文化才能在白鹿原上代代相传。

如果说白嘉轩对长工鹿三的照顾只是小仁小义，那么他对伤害过自己，甚至一直与自己为敌的人的态度与行为应该称得上是大仁大义了。黑娃与白孝文、白孝武年纪相仿，在孝文孝武进学堂读书的时候，白嘉轩主动担负了黑娃的学费，并准备好了纸墨笔研送他进学堂。而黑娃不仅不感激白嘉轩，反而一直觉得他的“腰杆儿挺得太硬太直”[《白鹿原》p236]。后来，黑娃当了土匪，不仅抢劫了白家，更在白嘉轩的腰间狠狠地捅了一棍，使白嘉轩“挺直如椽的腰杆儿佝偻下去，从尾骨那儿折成一个九十度的弯角”，“和人说话的时候就仰起脸来，活像一只狗的形体”。[《白鹿原》p 241]即便如此，白嘉轩并没有记恨黑娃，反而不顾众人的反对在黑娃被捕后为他四处奔走求情，这使得一向很少称赞人的朱先生也“以少有的激情赞扬他”：“但是你有这心肠这肚量这德行，你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白鹿原》p 421]也正是这种“以德报怨”的仁义行为感动了黑娃，使黑娃最终跪拜在了祠堂里。

对于一直与自己作对，甚至毁了自己精心培育的接班人——白孝文，辱没了白家，给自己带来致命的精神打击的鹿子霖，白嘉轩也宅心仁厚的宽恕了他，并本着一颗“仁义”的心帮助了他。在鹿子霖因为党派纷争的政治原因被关押进县监狱之后，这无疑是白嘉轩可以光明正大的笑傲鹿子霖身败名裂的最佳时机。然而，白嘉轩对于这个一直与自己作对，险些毁了自己家族的人，不仅没有幸灾乐祸、冷嘲热讽，反而尽心尽力地营救他。他要在白鹿村乃至白鹿原上树立一种精神，他要让所有人都看看，真正的人是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待人律己的。这种所谓的“真正的人”正是传统儒家文化熏陶浸染的“仁义”之人。

如果说白嘉轩是白鹿原上“仁义”的实践者，是儒文化的躬行者。那么白鹿原上的另一位称之为“大儒”的朱先生，则是“仁义”的化身，是儒文化的精神领袖。他一生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准则，坚决奉行“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刚强人格操守，以“民为贵”的民本思想为其思想核心。朱先生几十年坚守着晨诵的习惯，即使皇帝来了，也不能更改，所以早上到访的张总督的手下只能“等着！”，因为“先生在晨诵”。这里面有着读书人的自尊与坚守。朱先生确乎继承着中国士大夫中独善其身，淡泊退藏的一脉，以致朝廷每每下文供职，却终究无果。他始终与政治严格保持距离，绝仕进，弃功名，优游山水，著书立说，编撰县志。以一个平民贤儒的身份安稳的过着一箪食一瓢饮式的清淡生活。而一但事关民生疾苦，他又肯挺身而出，只身赴敌营说服方巡抚，免除百姓战患之苦；为禁绝烟土，毫不顾忌亲友之情，毅然决然；赈济灾民，不仅严守赈灾款项的用途，杜绝私自克扣，并与灾民同食共饮；听闻日寇来犯，投笔从戎，誓死保家卫国，护卫人民……这些都突出表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他制定《乡约》作为白鹿村人的精神准则，纯洁乡风，礼教乡民；他在一小块宣纸上写下稀稀朗朗几行娃娃体毛笔字教会了白嘉轩“仁义”做人，漂亮的平息了李寡妇卖地事件，并使渍水县令大为感动，亲批“仁义白鹿村”，“从此白鹿村也被人称为仁义庄”[《白鹿原》p 49]。他的逝世被称为“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并且“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白鹿原》p537]大家在朱先生死后一遍一遍咀嚼他的生平事迹，发现“这个人的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奇事逸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来”[《白鹿原》p 538]。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朱先生的身上表现到了极致，所以，他不像是一个平凡的人了，他是一个神人，儒文化渗透进他的身体，铸就了他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使他成为了一个文化化的人。

作品中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的身上闪现的也是儒文化的光辉，他就是鹿三。作为白家的长工，鹿三尽职尽忠的工作了一辈子，白秉德在世时，他听命于白老汉，白秉德死后，他便顺其自然的效忠于白嘉轩。鹿三不仅自己为白家干活竭尽所能，不偷懒、不抱怨，还教育黑娃和兔娃要感激白家，努力为白家干活。鹿三的文化选择，用马斯洛的生存需要层次理论进行分析，是很合适的。他并非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儒文化，正是白家基本满足了他的生存需要，而且给了他足够的尊重，才使他把在白家做一个好长工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因此，鹿三所体现的儒家文化核心便是“忠义”二字。

二、家族文化

“新儒家”的领袖梁濑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是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之一种表现”。[7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家国一体”，家就是国的一个缩影。家族制度在我国根深蒂固,有如国家基础,重在写家族,也就深入到了宗法社会的细胞。《白鹿原》就通过族长白嘉轩这个大家庭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文化。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写在小说开篇的这句话并不是作者随便拿来调侃的楔子，它暗藏的是一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家族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下，白秉德老汉临死前对儿子的嘱托不是好好管理家业，光耀门楣，而是赶紧娶媳妇，“哪怕卖牛卖马卖地卖房卖光卖净……”“绝了后才是大逆不孝”[《白鹿原》p 7]。因此白家顾不得三年守孝不许婚嫁的古***俗，不顾邻里乡亲的非议，在白秉德下葬两个月后即为白嘉轩娶来了第五房女人。但是没过多久，这个女人也死了，白赵氏便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白嘉轩说，“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白鹿原》p 10]。两位老人宁愿倾家荡产，甘愿弃中国农村很重视的丧葬传统礼仪于不顾，这种强大的家族观念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严守家族的思想教育下，白嘉轩自然而然的继承祖训，听命于父母，严格按照白家的家训家教行事为人。

白家门楼上挂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这是中国古代农民持家立业的基本理论，身为一家之长的白嘉轩也严格奉行着这个古训。为了得到鹿家的那块“宝地”，他借口父亲托梦诓骗冷先生，不惜在鹿子霖面前装出楚楚可怜的不孝子样……总之，他想尽了办法，耍尽了心机，甚至瞒骗母亲，终于得到了那块地，并也以那块地为起源而使白家重新兴旺起来。对一块耕地都如此重视的白嘉轩对于子女的读书问题更是关心备至。为了方便子女受教育，白嘉轩亲自请来了教书先生，在白鹿村办起了学堂，不仅让自己的子女入学，更是鼓励村上所有适龄儿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甚至将女儿也送入了学堂。由此可见，“耕读传家”的家族意识在白嘉轩心里是根深蒂固的。

白嘉轩把自己所有的心思与精力都放在了家、家族上，而对于家族以外的事，他则是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白嘉轩在家庭出现人财两旺的局面后便倡导、主持翻修白鹿祠堂。之后他总是把祭祖、拜祖当作十分重要、严肃的事情。此外还有诸如满月、认干亲、婚礼、拜亲人、拜祖宗、治丧、修墓、迁坟等礼俗。这些所有的礼仪都是用以调节家族成员间的关系的,形成了外化的家庭伦理秩序。这样,这些礼俗在白嘉轩的悉心经营之下就成了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形成了有形的家族文化。

白嘉轩的妻子仙草也是家族文化的一个典范人物，她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仙草嫁到白家后，严守着中国传统女子所应遵守的行为道德标准——三从四德，尽心侍奉婆婆，为白家生儿育女，主动操持家务，含辛茹苦而又默默无闻地尽着一个女人的本分。在仙草的思想里，夫就是天，夫家这个小天地便是她的社会，她所有的思考、语言、行动都围绕着这个家，白家的四合院是她婚后生活的全部空间，而这个范围以外的人和事，都与她无关。由此可见，仙草是白家这个大家庭中又一个以家为中心的人物，是一个贤惠的农家妇女，所以在她的身上体现出的只能是深厚的家族文化的影响。

三、信仰文化

小说《白鹿原》中的信仰文化主要体现为民间信仰。所谓民间信仰，是指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它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的俗信以及一般的民众迷信。民间信仰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一文化体系包括信仰、仪式和象征3个不可分开的体系。白鹿是贯穿在《白鹿原》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中心意象，它作为一个被赋予了美和善等终极意义的象征，很美丽很活跃地闪动在小说里。“一只雪白的神鹿，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白鹿原》p 23]。白鹿在小说中是平静、安宁、祥和、幸福、美好的象征，它在白鹿原人的传说中，是能祛苦禳灾除害兴利的。白鹿“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疠廓清，毒虫灭绝，万家康乐”[《白鹿原》p 23]。但对于白鹿的信仰，在不同的白鹿原人心目中有不同的意义。在白嘉轩看来，“白鹿已溶进高原，千百年后的今天已经化作一只精灵显现了，而且是有意把这个吉兆显现给他白嘉轩的”[《白鹿原》p 24]，于是他便费尽心机，精心谋划，“迅猛而果敢”地将那块显现白鹿精灵的属于鹿子霖的漫坡地搞到了手，做了白家的祖坟，他希望借着白鹿的祥瑞，为白家消灾避难，使自己家运亨通。尽管白嘉轩的家庭及家族秩序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摇动着白鹿原的政治斗争、自然灾害和神秘力量毁坏了、瓦解了，“白鹿”除了在梦境中告诉他心爱的女儿的惨死，并未使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但白嘉轩仍然把家里曾出现的人财两旺的局面“完全归结于迁坟”[《白鹿原》p 45]。直到最后当他看到坐在台上的做了县长的儿子白孝文时，竟“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发现漫坡地精灵的情景” [《白鹿原》p 572]，由此可见，白嘉轩自始至终都相信白鹿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改变着他的生活。而在白嘉轩的女儿白灵的心目中，白鹿则是一种神圣和理想的象征。起初当她在教会女子学校听到上帝的名字，“就同时想起了白鹿。上帝其实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白鹿原》p 348]，在这里鹿是神圣的象征；后来当她的革命同志鹿兆鹏问她“这会儿想什么”的时候，她说：“我想到奶奶讲下的白鹿。咱们原上的那只白鹿。我想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白鹿?”这时，白鹿在白灵的心目中已变成理想的象征了。只是最后白灵所信仰的白鹿却又成了白灵的替身，一起消失在了白嘉轩的梦里。

如果说“白鹿”只是白鹿原人独特的信仰的话，那么《白鹿原》中所描写的另一信仰文化——求神祈雨，便是带有普遍性质的中国农民的信仰了。以土地为生的白鹿原人在连续几月干旱无雨，颗粒无收的情况下，决定按照习俗向神求告取水。求神的仪式是复杂而又严肃的。首先是在关帝庙由关羽关老爷“亲自挑选”带领大众祈雨的人选，即在关庙前用火炉烘烧三只铁铧和几只钢钎儿，之后村里的男人扮成马角去接烧成金黄色的铁铧，能接得住的便是关帝选中的祈雨人。这个人在被选中之后要用一根烧红了的钢钎穿通自己的左右腮，接着就会有人把两只小环套住穿通两腮的钢钎，做成骡马一样的套口。在这次祈雨中，白嘉轩就是被选中的马角，在他当马角准备去接铁铧的时候，他的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就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嗅不出任何气味”，“锣鼓家伙的喧嚣充耳不闻……大殿里变得异常清净”，“脑子里一片空白”，[《白鹿原》p259]俨然一副神灵附体的模样。出了关帝庙，众人抬着白嘉轩走向黑龙潭。到达目的地后，白嘉轩一步一拜一个长揖一个响头的一直磕进铁庙，点蜡烧香焚表。之后带领众人从潭中取水，每户一升。最后将贡品抛入潭中。整个仪式刚结束，白嘉轩便扑倒在地不省人事，而当他醒来后却“似乎刚刚从西海龙王那里回来而不晓尘世发生过什么”[《白鹿原》p 261]。小说中的这段信仰礼仪描写既符合一般村人的求神的仪式，又添加了些许的神话色彩，仿佛虚幻，却又很真实。唯一遗憾的是，虽然是老族长亲自出马，带众祈雨，雨却仍然没有被求来。

四、新文化 《白鹿原》虽然是一次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现，但其中也融入了许多新文化的因素，展现着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反叛、融合与消解。小说中青年一代的白灵、田小娥、黑娃、鹿兆鹏身上便自觉或不自觉地闪现着五四以后新文化的光彩。白灵是小说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新时代女性，虽然她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新时代的内涵，但与传统女性相比，她的身上已经闪现出了新女性的影子。白灵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便不是身为传统农家妇女典范的母亲的言传身教，而是与哥哥们一样，进入学堂，接受传统的私塾教学。然而，她比哥哥们更加幸运，因为在进入私塾不久，革命便爆发了，在旧式的学堂教育已经无法延续的时候，已经进入新式学校的表姐一家适时的为她接受新教育提供了条件。进入新学校的白灵在战乱中毫不避讳的与许多青年男女一起“抬死人”，帮助革命军清理战场，为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清扫赃物。面对找到表姐家来的气得眼睛红肿的父亲，白灵依然我行我素，没有被父亲的一巴掌吓到，也没有因为家里奶奶和母亲的担心而放弃学校派下的革命工作。甚至当父亲为了不让她回城继续那些“疯疯癫癫”的活动而将她锁在家里时，她就独自在屋里“大声演讲大声歌唱”，她要“冲一冲”白嘉轩“那封建脑瓜子”。[《白鹿原》p174]不仅如此，在绝大多数白鹿村人信奉子女婚姻当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王村婆家已经托媒人来定下了日子的时候，白灵不管不顾这些旧时礼仪，偷偷从家里跑掉了，并且瞒着父母与鹿兆海私定了终身。后来。当发现鹿兆海与自己革命信仰相背离，各自的政治信念都无法为对方改变，两人的感情也因之出现危机的时候，她遇到了鹿兆鹏。在她发现自己对鹿兆鹏的感情由崇拜变为爱恋时，她又再一次冲破封建樊笼，与和自己信念相同、志趣相投的鹿兆鹏真心相爱了。白灵是敢作敢为的，是率性自由的，是不受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新青年。只是，这样一个勇于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的结局却是在后来的清党肃反运动中被活埋了。

如果说白灵的对自由、解放、革命的追求与对传统的反叛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抗争，那么鹿兆鹏的对于封建婚姻的反抗则是默默的、无声的心理的叛逆。鹿兆鹏在未参加革命之前便由父母之命娶回了冷先生的女儿，但是他对她却没有一点感情，新婚之夜的一次初试成了兆鹏媳妇对于自己夫妻生活永远的记忆，也是永远的遗憾。鹿兆鹏追求自由恋爱，所以当黑娃带回别人的小妾而被全村人不耻时，他却称赞黑娃“是白鹿村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的人”[《白鹿原》p 146]，是他在白鹿村唯一佩服的一个人。而他自己却由于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的巨大压力而无法自主的选择自己的爱人。但是他又不甘屈服，他始终在心里无声的反抗着，这种不彻底的抗争不仅给他自己带来了痛苦，更是毁了他媳妇的一生。后来，在他终于鼓起勇气冲破那个一直囚困着他的婚姻枷锁而走向自由时，他的所谓的自由恋爱却是抢走了自己的亲弟弟——鹿兆海心爱的女人。白灵与鹿兆鹏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或彻底或不彻底，但都是自觉的，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他们对于新文化的展现；而田小娥与黑娃的叛逆，与传统文化的格格不入，则完全是无意识的，是五四新文化中提倡的自由解放思想的不自觉萌发。

田小娥，一个穷秀才的面容姣好的女子，却因为家贫而被迫嫁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武举人，按年龄，武举人都可以当她爷爷了，而且，她在武举人那里纯然只是一个性虐待的工具。由于她的这种不幸遭遇，她一开始就是这个传统文化世界里的叛逆者。生存的强烈欲望使她的这种叛逆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她没有接受新文化的熏陶，没有表达自己反抗的其他办法，她叛逆的唯一武器和手段就是用情欲冲乱封建的伦理秩序和道德的堤坎。她身为秀才的小妾却主动勾引黑娃；黑娃走后，为了生活下去，她又不顾伦理道德与“大大”鹿子霖勾搭在了一起；她为了复仇用性将白孝文拉下水，后来却又不管不顾地疯狂爱上了原本妻儿同乐的孝文；她死后化为飞蛾为原上带来了瘟疫，她的阴魂附体一遍遍申诉着自己的反抗……然而，终于因为她对自己所处的文化世界缺乏了解，她的这种盲目的反抗，只能在本能的意义上抗争，最终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虽然如此，田小娥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抗争并非完全无意义，她的行为反映了中国社会底层农民的觉醒，是新文化普及道路上的一剂催化剂。

黑娃是《白鹿原》中又一个充满叛逆色彩的文化人物。黑娃是鹿三的儿子，白嘉轩对他一直是仁爱有加，为他买笔买纸，供他上学读书，然而在黑娃的眼里，白嘉轩却一直是“腰挺得太直”，让他一看就不舒服。对于儿时玩伴鹿兆鹏特意省下来带给自己吃的精贵小点心，黑娃却一咬牙扔到了草丛里；在后来自己拥有了一口袋鹿兆鹏曾给过自己的冰糖时，他甚至毫不犹豫的在上面撒了一泡尿。黑娃的这些叛逆行为并不是表达一种简单的玩世不恭的叛逆心态，而是对于自己作为一个长工的儿子的被压迫被奴役的的社会地位的反叛。这是新文化中追求平等民主的思想意识的萌启。但是可惜的是他与田小娥一样，不懂得该如何实现这种反抗。所以他只是坚决的娶回了被人称为“破鞋”的小娥，在走投无路时上山做了土匪，在打劫白家时捅断了他从小就痛恨的白嘉轩的“太直”的腰……他的所作所为让白鹿原上的人们既恨他又怕他，既瞧不起他，又接受他。在经历过了一系列的风风雨雨、革命与反革命之后，黑娃最终的归宿却是跪倒在了白嘉轩的祠堂里，满含热泪地说着“黑娃知罪了”，并自称为“不孝男”，立志要“洗心革面学为好人”。[《白鹿原》p 495]这样一个勇敢叛逆、无所畏惧、坚硬刚强、一直与传统文化水火不容的汉子，最后，还是回归了传统。这样，新文化的火光在黑娃身上还没有被点亮，便已熄灭了。

在《白鹿原》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并以心理的围墙保护着它,以心灵的砖塔镇压着非儒家文化的成分。儒家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几千多年的传承延续,是活生生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从发起至今日从未出现过断层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由孔孟所奠定的伦理道德今后还要延续。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思想影响力永远不会消失,这也正是传统文化的魅力之所在。【8】白嘉轩、朱先生、鹿

三、仙草……等人的生存历程展示的种种属于传统道德范畴的精神内涵无疑是中华民族生命有机体中的血脉。它是民族精神的精髓,它在整个民族生存史上的影响将会更深刻、更广泛。作者陈忠实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小说塑造了白嘉轩与朱先生这两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充分赞扬了仁义、正直、诚实等美好的传统文化精髓，展现了中国历时悠久的传统文化。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从民族历史的曲折里去反思发掘出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肯定因素，其目的就在于指出我们民族振兴的今天这些合理内核仍具有内在的强大活力, 应该成为我们迈向现代化的可贵历史财富。但与此同时，作品中也充分反映了传统文化遭受冲击的现实状况。鹿子霖、白孝文等人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质因素，形成了对儒家文化理所当然的内部解构。黑娃、田小娥等人在遭遇到外界族人的各种歧视和压迫后，通过革命或非革命、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报复社会。这种抗争也对儒家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祠堂被砸，“仁义白鹿村”石碑、“乡约”石刻被砸毁；白嘉轩“挺得又直又硬的腰”被打折；白鹿原人知道小娥死因后心情颇为复杂的“大为感慨”；当得知村里的瘟疫是由小娥带来时，不顾小娥是个被传统文化遗弃的“破鞋”，主动请命要为小娥修庙，供奉拜祭……而白灵、鹿兆鹏的反抗则不同于黑娃、田小娥等人来自生命本能的抗争，他们反抗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自己熟知的白鹿原，而是将整个不合理的社会作为自己斗争的对象。白灵、鹿兆鹏等是由“五四”新文化催生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现代青年，他们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冲击力度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就连传统文化的代表者——白嘉轩和朱先生，他们的传统文化观也在现实中不断地遭受阻碍，传家济世的理想每每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碰壁：仁义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和白嘉轩倾其全力培育出来的原本甚为优秀的族长继承人白孝文，都成了“不肖子”；“仁义白鹿原”本应该是充满“仁义”的桃花源式的儒家理想社会，但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使乡约苍白无力，社会满目疮痍。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朱先生和白嘉轩均是强有力的个体，【9】但随着儒家文化作用力的一步步衰减，他们的威力也一天天受到时代的挑战。老族长白嘉轩最终变得无奈而超然，曾经被白赵氏称作才子被白鹿原人奉为神灵的朱先生后来被讥讽为书呆子，而鹿兆鹏、白孝文、鹿兆海、白

灵等代表着新文化及现代政治的力量，则无论在原上还是在原外都显示出独特的生命力。白嘉轩与朱先这两个在《白鹿原》中被精心塑造的高大形象的悲剧性的结局，象征了在现代历史变革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的不可避免地衰落。对历史演进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作家的认识是清醒的，也是“力图肯定的”。[10]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创造、改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11】五千年泱泱大国孕育出的传统文化,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需要接受新时代的考验，旧的东西不可避免的要被更新的、更适应现代社会的东西代替，这就是历史。只是旧的东西在快被消灭之前总会与新事物做一番殊死的较量与抗争，并且较为强大的旧事物总是在一开始时占领着与尚未发展成型的新事物搏斗的上风。所以在《白鹿原》的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对垒中透露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白鹿原》通过一个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描写人物的生命运动,将这些运动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之中，“在历史和人的结合中塑造庄严饱满的中国农民形象, 展示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12] 艾略特说：“时间现在和时间过去，也许都存在于时间将来”。现在是历史向任何方向展开的起点和终点。过去、现在和将来面对面了。陈忠实不是写历史中的人，他写的是人的历史。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作家应该留下你所描写的民族精神风貌给后人。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人生，一经作家用自己的生命感受和体验后，表现出来的就应是这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段里整个精神层面的一种比较准确和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我们作为一个作家应该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你的真实描绘，把那个时代人的精神形态和心理秩序艺术地告诉后人，让他们从这些己经成为过去的现象里把握那个时代人的心理脉搏并引出有益的启示。”

卡西尔说：“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从人类本体的角度去破译历史之谜，不会是唯一的途径，但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昆德拉说过，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小说的使命在于“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虚构性的小说与存在性的历史既有在着密切的联系又有着巨大的差别，《白鹿原》是陈忠实虚构的他心目中的我们民族的历史图景，通过它，去勘

【13】探我们民族的存在，特别是如昆德拉所说“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方面”，“不仅感知过去的过去性，而且感知过去的现在性”(艾略特语)。

[ 1 ] 韩军强、张文利，《<白鹿原>文化论》，《文化研究》，第14期，2010年

[ 2 ]傅雷，《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3）

[ 3 ]陈忠实，《 我说关中人》，《 陈忠实文集》，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p5)[ 4 ]陈忠实，《 关于〈白鹿原〉的问答》，《陈忠实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p534）

[ 5 ]、金春峰，《对深重的文化危机之忧思》，《<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244）[ 6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5（p56）

[7 ]《梁濑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p41）

[ 8 ]、任新宇，《传统的魅力——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上的表现》，《台声·新视角》，2005.9 [ 9 ]、庹飞，《<白鹿原>：儒家文化命运的观照》，《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2010，7

[ 10 ]、白烨，《史志意蕴·史诗风格》，《<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38）

[ 11 ]、《白鹿原中的传统文化》

[ 12 ]、张林杰，《<白鹿原>：历史与道德所悖》，《人文杂志》，2000 [ 13 ]、王仲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56）

第二篇：《白鹿原》的文化寻根

《白鹿原》的“寻根”之旅 11级汉教2班

龚长城

20110511275

一、关于“寻根文学”

1985年韩少功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汉语的寻根是蕴含着张力和活力的隐喻性概念，这一取喻于生命源头意象的词，不仅“把人的文化归属心理表达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生物法则”以强化文化认同，而在现代危机面前，“追宗认祖”直接指向生命孕育的本源：大自然、动植物、土地和母亲。也只有回到此根本上来，人才是人。寻根作家的超越前贤之处，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追寻，主要也就是对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 认同。

二、《白鹿原》的叙事背景

小说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可以说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三、《白鹿原》的“寻根”之旅

（一）、黑娃的回乡“祭祖”

祠堂曾是黑娃和小娥受辱的地方，他也曾亲自带人砸祠堂。黑娃带着玉凤，回乡寻根祭祖，已是他的身心均已皈依儒家规范之后了，所以在祠堂和母亲的墓前都是十足的虔诚，对他而言，祠堂和母亲都是他斩不断的“根”，是真正的精神归宿。对于黑娃不仅是肉身的回归祭拜，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脱胎换骨、学为好人和梦归原上当一个私塾先生。连住址都象征性地选择在“学仁巷”，这可以看做是白鹿原的精神的回归。

白孝文在祠堂里不过是虚与委蛇的过场，只有在母亲的坟前动了真情，也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怀旧情绪。因此对他而言，“谁走不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他坚定地脱离“母亲”，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白狼”。他杀死黑娃和鹿兆鹏即“白狼”对“白鹿”的胜利，这反而艺术的赋予似乎丧失已久的白鹿神话无限魅力与期待，与现代社会“无根”状态下人的异化扭曲与残缺形成鲜明对照，发挥着审美修复与文学治疗功能。

《白鹿原》里两位“浪子”回乡祭祖的仪式中，有着寻根的象征意味。孝文和黑娃举行完祠堂拜祖仪式离开白鹿村后，白嘉轩不无得意的说：“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虽然是在那个变幻莫测、动荡不安的时代，白嘉轩仍然对传统文儒家文化很有信心，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和宗法制度的祠堂仍然是他们的精神归宿，仍然是他们的“根”之所在。

（二）、“学为好人”

在书中，我们多次看到“学为好人”这一句话的出现。这是儒家思想重视道德的价值观的简易表达。在质朴的农村生活中,我们看到儒家文化已经简化成了一种做人的道理，日常的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人，本来就是儒家思想的立足之处，道德是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好人”，这个通俗常见的词语，在这里意味着按照宗法文化和儒家伦理要求自己。“学”为好人，也说明了这种合乎伦理道德要求的“人”，不是自然意义的“人”，而是经过后天社会文化伦理规范约束而形成的“人”。从白嘉轩和黑娃两人“学为好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根”的追寻。

《白鹿原》中，白嘉轩以“学为好人”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以“仁义”作为自己处世的标准。孔子说“仁”，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说“义”，“义”人之正路也”。合起来就是孔孟的“仁义”,“仁”是人的道德根本,“义”就是“宜”，是实行“仁”的合适的方式和途径。体现在白嘉轩的身上就是用理性克制欲望，自律自强，严格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对人处事。

白嘉轩也并不是天生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虽然他从小接受的是白家的纲纪教育。年轻气盛的时候,他曾经为了李寡妇的田地和鹿子霖厮打乃至准备到县衙告官；为了获得白鹿精灵的护佑，他暗施计谋换来了鹿家的风水宝地。但是，在朱先生的言传身教影响下，他逐渐成长起来，自觉地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担负起宗族家庭的责任，知行合一，成为白鹿原上“最后一位族长”。他曾经以哲人的口吻感叹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这正是儒家讲究的“君子慎独”。无论人前人后，他都按照儒家伦理严格要求自己，言行如一，表里一致，这是他的腰杆笔直的真正原因。白嘉轩从一个年轻气盛的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个优秀族长的过程，正是传统文化对生活在其中的人后天进行改造的过程。可以说白嘉轩在“学为好人”的过程中寻到了自己的“根”。

黑娃的一生跌宕起伏、变化莫测，极具传奇色彩。在人生进程中，田小娥曾以性欲的满足给了他短暂的安宁，但是他的心灵始终是躁动的。他向往自由和平等的生活，想要得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想要得到认可和肯定。他成为原上农协革命的积极分子，他做了土匪头目，又做了保安营长,地位、权势、财富、女人等等予取予求，各种欲望都可以轻易得到满足，却始终不能真正得到心灵上的满足。真正使得他得到心灵平静的是传统的儒家思，当他跪在朱先生面前，哭着说要“学为好人”的时候，他才真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社会位置，他才告别了“飘萍感”，寻到了自己的“根”。

黑娃的人生经历是一个典型的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进化的过程，也即一个“学为好人”的过程。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无时无刻不处于社会关系之中，而道德规范则是维持社会关系的纽带。从跟随欲望指引前进的自然人一步步成为遵循道德规范的社会人，这就是黑娃“学为好人”的经历。他皈依儒家思想之后，对于自己的种种过往，深感愧疚，开始时时刻刻以儒家伦理道德要求自己，成为了朱先生最得意的学生。

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在今天，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进步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完全割裂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是不可取的。尤其在重做事轻做人的现代社会，“学为好人”，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建构个体理想人格，对于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鹿原》寻找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第三篇：浅谈《说文解字》蕴含的古代文化

浅谈《说文解字》蕴含的古代文化

摘要：

《说文解字》作为文字学史上的一部巨著，它不仅是传统小学经典，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它以汉字的形式记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本文通过对其中衣部、羊部、宀部、车部等相关部首字的考释，来阐释我国古代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关键词：说文解字 古代文化 部首

汉字是一种具有独特构造方式和结构系统的表意文字。汉族先人在创造汉字之初“据义取象”,他们凭借对汉字字义的理解,在现实生活中选取相对应的物象从而“具象显意”。汉字这种表意文字揭示了汉民族观察世界、探索世界的成果,记录了汉民族历史演进的过程。《说文解字》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系统解析字形、分析字义、辨别声读的字典。许慎通过“据形释义”之法为我们探究汉字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特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下面，我就《说文解字》的几个部首例字来阐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很早就把衣着作为民生之本。《说文·衣部》：“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释名·释衣服》：“衣，依也，人所依以避寒暑也。”可见服饰首先源于避寒暑、避形体，其次是遮羞，后来才有了表达身份地位、礼仪文化以及美饰作用等。我们从《说文》“衣”字“上衣下裳”这种服饰体制还可以看出中国人自古就以“含蓄、严谨、宽大、庄重”的服饰风格为美。孔子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的“温柔敦厚”这些人生观都可以从《说文》“衣”部的一些字里反映出来。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食美”的概念。《说文·羊部》曰：“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义。”我们在历代文献中也可发现，“羊”字本身就具有“美”、“善”义。早在甲骨文时期,“羊”字就从表示美食义延伸到了表示其他事物的美、善义上。在汉代,“羊”常用于吉祥义。出土的西汉铜洗纹饰“吉祥”就写作“吉羊”。“羊”还可表示一般意义的美、善义。诸多古代文献记载都认为：羊象征吉祥、幸福、美好,这是先民们向往和追求的物化表现,它折射出中国古代先民的社会心态。

房屋不仅能遮蔽风雨，还能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和安全保障。在古代，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一个能够遮蔽风雨、生火取暖的地方至关重要，它不仅是人们基本的生存依托，同时也是人们的精神依托。如:《说文·宀部》：“安，静也。从女在宀下。”安表示女性在屋里,本义是安宁。居室里有了女性，能让人感到平静和妥善，男耕女织的生活才是最美满的生活。这是古人用心理直观感受来造字的典型例子。透过对《说文》有关房宇的字词意义的说解，我们可以看到先民对宽敞、安定、舒适的生活环境的追求。

商周时期，用于行路、狩猎和作战的车一般是用马牵引的。因此，在先秦文献中经常车、马连用。《说文·车部》：“车，舆轮之总名。舆，车舆也。”古人也很讲究马身上的装饰。马饰与驾驭用的马具不可分，多数就是在马具上加上金属或玉石的饰片，并绘制相应的花纹或图案。《说文·革部》：“勒，马头络衔也。”勒是马头上用以系着马嚼子的皮带。由此可见，古人车饰以文采为美，“文采'的本义是“有色彩的花纹”。这些花纹、图案都来自上古人的生活感观意象。《说文解字》中对“女”部字的考释，我们可以窥见古代的婚姻习俗，而这些女部字也深深地折射出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说文·女部》：“媒，谋也，谋和二姓。”媒是男方派出媒人来谋和男女双方结合的一种方式。此词反映了男方处于攻势，一种主动的姿态。《说文·女部》：“妁，酌也，斟酌二姓也。”斟酌两个不同姓氏的男女可否结合。这是反映女方的一个词语，即由男方派媒人来考察双方能否结合，反映了女子处于一种守势。媒、妁二字很恰当地反映了当时男子在婚姻中的主导地位，而女子在婚姻中的地位则是被动又劣势。

“仁、义、智、勇、洁”这五种品德，都是古人努力追求并大力称道的，同时古人认为玉集五种品德于一体，将之比成人间美德的化身。事实上，玉自从远古被华夏先人发现就深受国人的珍爱，古人认为玉具有仁、义、智、勇、洁的君子美德，所以以玉比德、敦品励行。《说文解字》：“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腮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忮），洁之方也。象三玉之连，︱其贯也。”玉成为君子的一种身份象征和明志之物，所谓“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烛”、“言贤者德音，如金如玉”都是歌颂玉的温润，寓意君子的美德，是故“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而影响最大的方块文字。这种文字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它的结构，更在于它的文化意义。每一个汉字的形与义都藏着故事，含着学问，蕴着历史还洋溢着艺术，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说文解字》很好的揭示了其中的奥秘，是我国语言史上的不朽之作。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许嘉璐，《说文解字通论》序[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第四篇：班组小细胞里蕴含大文化

班组小细胞里蕴含大文化

在火热的8月，伴随着阵阵夏风，皖北煤电集团恒源煤矿3000多名班组员工迎来了自己的节日以“班组，团队力量之基”为主题的恒源煤矿首届班组文化节：听“金牌班长”白国周传授班组建设“秘籍”；矿长亲自给班组长传经送宝；班队长作为“焦点人物”上电视接受访谈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一个个内容丰富的文化节活动为班组员工们送上了一道道有声有色有实效的班组文化大餐。

矿长亲授课传“真经”

“安全怎么抓？效益怎么升？素质怎么提？团队怎么建？创新怎么推？班组如何管？”在7月28日下午的班组文化节系列活动之班队长培训班上，该矿矿长于进广提出的问题，让在场的班队长们都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寻求正确答案，因为这是他们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难题。

“要想当好一名优秀的班队长，要有一颗公心，心里要有杆秤，对待所有的员工要一碗水端平，都当成亲兄弟来对待，这样所有的人才会信服你……”矿长于进广的上进心、责任心、平常心、公心、虚心、知心、精心、诚心、爱心、耐心的 “十心十意”理论让在场的班队长们佩服得不由得点起了头。我的班队长生涯

7月28日晚，6位来自全矿不同岗位的班队长和从班队长岗位上走来的科区长成为了全矿的“焦点人物”，他们在镁光灯和全矿所有班队长目光的聚焦下，来到了《我当班队长之后》节目，接受访谈。生产准备区杨森、综采一区凌德华、保运科李勇回顾了自己从招工进矿，凭着一身好力气，苦干加巧干，在煤海中摸爬滚打走上班队长岗位并坚守岗位、带好人的历程，结合自身实际，谈出了班组管理的真知灼见，围绕怎么做一个优秀的、让员工信服的班队长、发挥表率作用、抓好班队自主管理等方面阐述了各自的观点，表达出共同的心声：带好班组、抓好安全！

听了从班队长岗位走上来的综掘区副区长毛玉虎回顾自己的十年班队长成长经历，科班出身的大学生班队长机电科翟结林、安监处段亚东在讲述了自己一年多的班队长生活后，不由得感叹：“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啦！矿上开展班组建设，对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压担子、给舞台，让我们把理论与实践快速融合，从而在岗位上快速成长、成熟！”

靓丽的“编外”风景线

在班组文化节上，还有一道靓丽的“编外”风景线员工家属协安员，抓安全，离不开她们，建设和谐的班组文化，更少不了她们的鼎力支持。

如何提高“编外”班组成员的素质，为和谐班组文化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呢？该矿邀请专家和她们面对面地交流如何当好“贤内助”：要做个“好媳妇”，尊敬老人，协调好家庭关系，要做个“好妈妈”，教育好孩子，解决亲人的后顾之忧，要做个“好妻子”，搞好夫妻关系，让爱人高高兴兴上班，要做爱人的安全“好帮手”，搞好后勤工作，让亲人舒心地生活，要做安全的“好助手”，做好每日的安全叮咛，让安全时刻伴随爱人的工作。

我的节日我的会徽

班组文化节中让员工翘首企盼的事儿还有一件，就是咱员工自己设计的会徽是啥样的？

为体现“班组文化节班组员工参与”的宗旨，在文化节筹备前期，活动组委会就面向全矿员工征集会徽设计图案，并得到大家热烈响应，共收到42件设计成品。

在8月3日举行的班组文化节闭幕式上，伴随着动听的音乐，恒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周伟和矿长于进广共同揭开了首届“班组文化节”的大型会徽。

据组委会相关人员介绍，会徽的初始设计者是机电科员工万家颖，会徽以舞动的人和彩带等为创意元素，构成完整和谐的图案，腾飞向上的造型，体现了班组职工勤奋实干的精神风貌，图案象征着井下巷道，恰似一座桥梁与纽带，象征着进取、活力与和谐，传达了和谐、友谊、飞跃、进步、欢乐的理念。班组文化节的大幕已经徐徐落下，但建设班组文化、开展班组建设的工程仍将继续，恒源煤矿班组员工一定会以文化节为起点，不断创新，创造更辉煌的未来！

（周静）

第五篇：《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色

《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色

文学有地域性。它不仅关注和折射地域的山川、气候、物产等自然因素，而且与地域构成人文环境的诸般因素紧密相通。

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空间极其广阔。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文化群体，这些群体除了具有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特质以外，还分别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并分布于不同的地域空间。在社会文化学领域，这种以各自不同文化特质分类的区域，被称为“文化区”。在同一个文化区内，文化群体的生存方式、文化特质是相同或相似的，带有这个文化区域文化的独有特征。由于不同地域的文化群体创造了适于他们生活的文化特质，即使生活在同样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社会环境中，因为地域的耕作条件、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传统习惯的差异，其文化特质也有差别。所以，山地耕民的文化与盆地耕民的文化有区别；平原耕民的文化与半牧半耕或半渔半耕民的文化也有区别。与不同的农耕文化相对应，而形成了不同地域特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模式。尤其是在不同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形成的风土人情、心理性格，更成为不同地域文化的显著标志。

传统意义上论及的中国几大文化区文化，如中原文化、关东文化、巴蜀文化等都是指在这几个地理空间形成的具有独特的生态文化系统特征的区域乡土文化。在这些文化区域中，分布着不同的依土地耕作而生存的文化群落。他们在各自的地域空间养成了适应当地环境的生存方式，形成了与自然环境相一致的性格、行为、观念、意识。同时，不同地域的乡土文化为该地的作家提供了写作的素材。

陈忠实的《白鹿原》创作时间是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二年。在这一历史时段当中，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伴随经济改革大潮而来的是文化大潮的涌起。西方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大量引入，致使中国学人纷纷调整研究视点和研究思路，比较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以及新儒学的探索，在八十年代中期直至九十年代，一潮高过一潮。拉美文学的劲风吹来了马尔克斯、福克纳、哈蒙契尔，这使中国作家们在文学的情景中开始了艰难的深层的探索。于是，在这文化和文学的背景之中，陈忠实开始了对自己文学创作道路的反思，对人生目标的重构，他不满足于以往的成绩，他要写一部压轴之作，用关中农村的话说，就是要给自己死后造一个“枕头”。枕头工程从启动到竣工，都是在文学和文化的潮涌之中。文学的潮涌，给予他的是创作的新视角、新方法，文化的潮涌给予他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理解、新思考。陈忠实一九九零年一月六日发表的《从<跳底子>看关中人的心理结构》，阐述了对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的深刻尖锐的剖析：“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这是作者对关中文化的理性解说。继这一解说之后的是《白鹿原》的诞生。形象而感性地把作者的解说再现出来，从而使《白鹿原》成为一部解说关中文化的融感性理性于一体的文化文本。

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或地域文化风格来自描写对象，包括特殊地域的环境、人物、风俗、方言、文化传统等。地域文化因素作为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进入作品，大体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部分。在小说中，它们主要起一种情调、氛围的烘托作用，让鉴赏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增强逼真的审美效应。

一、自然景观——农耕文明的发祥地

在《白鹿原》的环境描写中，作者采用极为俭省的描写策略，不作大篇幅的景物铺排，而是取用古人所说的“极省法”，把描写掺融于叙述之中，把景物渗透于关中大地之中，通过间断的描写，展示关中的春夏秋冬，展示关中大地的农耕文明。在小说的第八章中，作者写出了白鹿原关中一年四季的环境。

“牛拉着箍着一圈生铁的大木轮子牛车嘎吱嘎吱碾过辙印深陷的土路，迈着不慌不忙的步子，在田地和村庄之间悠然往还，冬天和春天载着沉重的烘肥从场院送到田里，夏天和秋天又把收下的麦捆或谷穗从田地里运回场院。”

“一个连阴雨天的后晌，雨住天开，云缝里泄下一抹羞怯的阳光，洒在湿漉漉的房瓦上，令人心胸舒畅了些。”

“田野已经改换过另一种姿容，斑斓驳杂的秋天的色彩像羽毛一样脱光褪尽荡然无存了，河川里呈现出喧闹之后的沉寂。灌渠渠沿上堆积着刚刚从田地里清除出来的包谷秆子。麦子播种几近尾声，刚刚播种不久的田块裸露着湿漉漉的泥土，早种的田地已经泛出麦苗幼叶的嫩绿。秋天的淫雨季节已告结束，长久弥漫在河川和村庄上空的阴霾和沉闷已全部廓清。大地简洁而素雅，天空开阔而深远。”

“秋收秋播完毕到地冻上粪前的暖融融的十月小阳春里，早播的靠茬麦子眼看着忽忽往上蹿，庄稼人便用黄牛和青骡套上光场的小石磨进行碾压。麦无二旺，秋旺春不旺。川原上下，在绿葱葱的麦田里，黄牛悠悠，青骡匆匆，间传着庄稼汉悠悠的‘乱弹’腔儿。”

“当一场凶猛的西北风带来厚可盈尺的大雪，立即结束了给秋小麦造成春天错觉的小阳春天气，地冻天寒，凛冽的清晨里，牛拉着粪车或牛驮着冻干的粪袋，喷着白雾往来于场院和麦田之间。”

这些段落描写，从春天的农忙到夏雨的湿润；从秋天的收获到冬雪的白雾。写出了白鹿原(关中平原)有别于陕北高原和陕南山地的地域特色，“原湿宽平，土脉膏润”；“自潼关而西，垂杨夹道，稻谷盈道”；“终南、二华之阴，泉流交错，田宜稻，最称沃壤”。更写出了原上农民生活的恬静，写出了原上农耕的文明，在这里，人们看到的是农忙时节牛车迈着不慌不忙的步子，在田地和村庄之间悠然往还；听到的是雨过天晴人们心胸舒畅的笑声和庄稼汉悠悠的乱弹腔儿。这画面素净、简洁、明丽，如一幅宁静的关中乡村风景画，给人一种如临其境舒心悦目的美感。

在《白鹿原》中，作者根据塑造人物，展开情节的需要，配置了很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借以交代背景，渲染气氛，帮助推动情节的发展，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在小说的展开部分，“白嘉轩佝偻着腰走过白鹿原的街道，又转折上进入白鹿村的丁字路，脚下已经落下一层厚厚的积雪，嚓嚓嚓响着，背抄在腰上的手和脖子感到雪花融化的冰冷，天上的雪还在下着”。这是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更多期刊：点此访问

首页-> 2007年第1期 《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色作者：吕作民家族斗争中鹿子霖的阴谋得逞、白孝文的命运逆转、白嘉轩的希望破灭的关键时刻，也是小说情节发展趋向高潮的重要一环，关于雪的描写，无疑强化了情节的张力，有助于更好地展示人物内心巨大的心理冲突和心灵创伤，有助于在洁净的底色上彰显家族斗争的残酷及人性的卑劣和丑恶。第二十八章里，作者写道：“朱先生依然保持着晨读的习惯。他开开门看见了一片白雪。原坡上一片雪白。书院的房瓦上一片雪白。大树小树的枝枝权权都裹着一层白雪。天阔地茫冰清玉洁万树银花。世间一切污秽和丑陋全部被覆盖得严丝不露了。雪景瞬间消除了他许久以来的烦闷。”这段充满诗意与画境的描写，非常典型地显示了他对混乱与血腥历史现实的绝望和厌恶，显示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情怀。

二、人文景观——文化传统的渊源

人类是生活在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中的，因而以反映人们活动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再现生活时，是离不开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描写的。正如茅盾所说：“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因此，作品中就必须写到环境。作品的环境描写，不论是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行动。”这段话阐明了环境和人物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无论是故事发生的背景——社会背景和自然背景，或是故事发生和发展的场景——外景和内景，都会直接影响表现人物的行为、思想、感受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白鹿原”位于关中土地上，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这里不仅有距今七、八千年的姜寨文化遗址、半坡文化遗址，而且有更早的“蓝田猿人”头骨石和稍晚的“大荔人”头骨化石出土。在汉民族的早期历史上，《诗经》中的《公刘》《绵》等叙述周祖先的传说和历史的篇什，正好在关中一带。西汉的司马迁和东汉的班固，都是关中人。在关中的地域文化史上，这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在当代秦地的小说家中，陈忠实的《白鹿原》，其人文景观所透射出的地域文化溯源，至少是一直可以上溯到周秦、两汉的，一如白鹿原的得名。在小说的第二章中，当白嘉轩的第六房女人胡氏死去之后，白嘉轩面临着没有女人而无法传宗接代，他没有办法向阴地里的父亲秉德老汉交代，他要谨慎地对待自己婚事，要请阴阳先生看看。“他拄着一根棍子，脚下嚓嚓响着走向银白的田野。雪地里闪耀着绿色蓝色的光带，眼前常常出现五彩缤纷的迷宫一样的琼楼仙阁。”在这样一种玄妙雪景的衬托下，自嘉轩惊奇地发现茫茫雪地里竟然长出一株绿油油的小蓟，在他希望几乎破灭的关键时刻，他找到了救命的稻草，有了重新娶女人重新振兴家业的希望。可以说这段雪景的描写，强化了情节的张力，更好地展现人物内心巨大的变化及命运的转折，也更好地为下文有关白鹿原的神奇传说打下伏笔。

很古很古的时候(传说似乎都不注重年代的准确性)，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悠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的麦苗。……这就是白鹿原。

从传说来看，一是白鹿原得名的历史悠久，它是与关中文明一脉相承，它透视着这块土地的神奇，揭示着这块土地的历史；二是白鹿原绝对不是一般的原，白鹿带来的是原上的麦苗，带来的是原上农耕的文明，带来的是原上人们生活的幸福。三是白鹿的传说寄寓着原上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美好的白鹿则是关中大地文化精神的象征。

由于白鹿原农民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作品中环境描写的多样性，如果说白鹿原的传说象征着这一地域文化的历史悠久的话，那么，白鹿书院的故事就更印证了这一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白鹿原的传说没有确定的时间，是一种虚幻；而白鹿书院的故事确有详实的年代(宋代)，是一种真实。这一虚一实的叙写，相互交织、映衬，展现了白鹿原的纷繁复杂、广阔宏伟的历史画卷。

“白鹿书院坐落在县城西北方位的白鹿原原坡上，亦名四吕庵，历史悠远。宋朝年间，一位河南地方小吏调任关中，骑着骡子翻过秦岭到滋水县换乘轿子，一路流连滋水河川飘飘扬扬的柳絮和原坡上绿莹莹的麦苗，忽然看见一只雪白的小鹿凌空一跃又隐入绿色之中再不复现。小吏即唤轿夫停步，下轿注目多时再也看不见白鹿的影子，急问轿夫对面的原叫什么原，轿夫说：‘白鹿原。’小吏‘哦’了一声就上轿走了。半月没过，小吏亲自来此买下了那块地皮，盖房修院，把家眷迁来定居，又为自己划定了墓穴的方位。小吏的独生儿子仍为小吏，小吏的四个孙子却齐摆摆成了四位进士，其中一位官至左丞相，与司马光文彦博齐名。四进士全都有各自的著述。四兄弟全部谢世后，皇帝钦定修祠以纪念其功德，修下了高短粗细格式完全一样的四座砖塔，不分官职只循长幼而分列祠院大门两边，御笔亲题‘四吕庵’匾额于门首。吕氏的一位后代在祠内讲学，挂起了‘白鹿书院”的牌子。这个带着神话色彩的真实故事千百年来被白鹿原上一代一代人津津有味地传诵着咀嚼着。

白鹿书院存在的历史是在宋代，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白鹿书院从它建立的时候起就与白鹿原的传说紧密结合在一起，“忽然看见一只雪白的小鹿凌空一跃又隐入绿色之中再不复现。”“小吏亲自来此买下了那块地皮，盖房修院，把家眷迁来定居，又为自己划定了墓穴的方位。”“吕氏的一位后代在祠内讲学，挂起了‘白鹿书院’的牌子。”作者将白鹿书院安置在白鹿原上，并叙写了它“带有神话色彩的真实故事”，重在说明白鹿原地域文化的渊源与神奇。据史料记载：关中地域至宋代各地学堂开始兴建，打破了以往家族传授在学术文化传播中的垄断地位，一些著名的学者亦藉学院宣扬自己的学说，吸引一批学者聚集在自己周围，因此学术文化开始形成了以学者为中心的地域分布特点。白鹿书院既是白鹿原学术文化的中心，也是关中学术文化的中心，它传承和传播历史文化，使得白鹿原上的人们能够得益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朱先生初来时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他“把一副由官方巡抚书写的‘白鹿书院’的匾牌架到原先挂着‘四吕庵’的大门首上”，他随口说：“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香，怕是越磕头头越昏了。”所以，朱先生随即办起了白鹿书院，他要让原上的晚生们受到教育，要让原上的文化与文明薪火相传。

三、原上的礼俗——宗族的血脉

在中国文化中，宗与族是相依赖而存在的，同宗者，必是同一血缘，共祭同一祖庙；同族者，必有共同所亲之祖、所敬之宗。于是，宗族的连用就卜分普遍，《尔雅·释亲》：“父之党为宗族”，《墨子·明鬼下》：“内者宗族，外者乡里。”在宗族这一概念之中，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血缘关系是祖先崇拜的基础，祖先崇拜又是强化血缘关系的纽带，随着宗族概念的反复运用，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不断地被强化和延续，《白鹿原》以关中地域为基点，虚构了滋水县的白鹿村，叙写了以白鹿为姓的大家族，展示了这一家族从清末至建国的近百年历史变迁中的生存状态。小说的视点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一个家族，小说的背景不是几十年，而是近百年。从《白鹿原》中，我们通过一个一个的礼俗，诸如耕织、家政、祭祖、婚礼、拜祖宗、拜亲人、满月、认干爹、伐神取水、治丧、迁坟等外化了的宗族神圣传统和秩序，看到了关中农村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群体，从而真实地再现出关中地区的宗法社会状况。

在关中，婚姻礼俗具有传统的历史，是宗族传统表现最为显著的一种礼俗。中国的传统婚姻是附丽于家庭的，婚姻纯粹是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华阴县续志》中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因此，婚姻带有宗族主义色彩，自然要由家长来包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男女根本没有自己的婚姻决定权，婚前不相识是普遍现象，而婚后因无爱而结合，夫妻感情冷淡，家庭悲剧时有发生。但由于受封建家长制、孝道等伦理观念的支配，两千年来人们无法摆脱而只能牺牲自我，以维系家族，根本不可能期待从婚姻中得到爱和快乐。这是一种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家庭和家族利益的婚姻制度，它和传统封建家庭制度共同维护着宗法一体化的封建统治。封闭的农业社会和传统家庭共处于超稳定状态，因此，这种维系家族利益的婚姻制度能够绵延长存。关中地区男女婚配由家庭中的父母做主，请各自的亲友为“冰人”(现在的媒人)，男方要交纳一定数量的聘礼，因为男女订婚，选择对象都是在本村本屯，所以，选择范围较小，往往聘礼比较高，且男女悔婚的事情也常有发生。乾隆《临潼县志》中载：“村屯民庶，问名、纳采，不用庚帖，惟用亲友为冰人。”民国《华阴县续志》中载：“男女庚甲，久不通之吉柬，近岁有悔婚姻者，构讼于官。邑宰素悉习俗，据媒庭断，而府宪以无庚帖为凭，遽然判离。”既然邑宰熟悉习俗，断案时不以有无庚帖为依据，而是按照当地的习俗，仅以媒人作为凭据，可见缔结婚约时不用庚帖在整个关中地区已习以为常了。

白嘉轩一生里取过的七房女人，都是找媒人、行聘礼，最后完婚的。在他娶第六个女人胡氏时，“母亲从舅家归来，事情已成定局。”“聘礼之高足使正常人咋舌呆脑，二十石麦子二十捆棉花或按市价折成银元也可以，但必须一次交清。这个数字使嘉轩脊梁发冷，母亲却不动声色地说“已经答应了人家”。嘉轩的婚事，在父母的操纵下完成了，他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更不能违反宗族神圣传统和秩序，同时，他还要继承这种传统，延续这种宗教的血脉，并不断使之发扬光大。他以白鹿原族长的身份主持了儿子孝文和儿媳进祠堂叩拜祖宗的仪式，“这种仪式要求白鹿两姓凡是已婚男女都来参加，新婚夫妇一方面叩拜已逝的列位先辈，另一方面还要叩拜活着的叔伯爷兄和婆婶嫂子们，并请他们接纳新的家族成员”。

丧葬是宗教的产物。其中佛教的影响较为广泛和深刻。最突出和最普遍流行的莫过于“灵魂不灭”“因果报应”“转死再生”观念。认为人死灵魂仍在，仍能干预人事，福祸活人，许多丧葬习俗的产生、演变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道光《咸阳县志》载：“(丧事)侈靡是竟，乃有盛作佛事，或召优酣饮者。”宣统《泾阳县志》亦曰：“自初葬以及窆棺，皆用乐。具酒食款宾客，富家务之豪侈，往往刍灵塞巷，僧道诵经，踵事增华，无听底止。”韩城丧葬时，更是夸张：“以各色纸结金银山斗、层楼、驼、狮、马、象及幡幢帛联，广作佛事斋醮”，名曰“同坛”。富贵家更侈张戏乐，上马上竿，亲执挂帐，猪羊油盘，食桌动辄数十，丧家破产，往往有之。关中丧葬礼俗表现出明显的厚葬观与停柩不葬特征。

白嘉轩在给父亲白秉德办丧事时，曾说：“俺爸辛苦可怜一世，按说该当在家停灵三年才能下葬。俺爸临终有话，三天下葬，不用鼓乐，一切从简。我看既不能三年守灵，也不要三天草草下葬，在家停灵‘一七’，也好箍好墓室。”长辈老者知道此时的嘉轩连个骑马坠灵的女人也没有，同意了嘉轩的安排，认为：“生死不能同时顾全，那就先顾生而后顾死。”他找了乐班讲定八挂五的人数，头三天和后一天出全班乐人，中间三天只要五人在灵前不断弦索。嘉轩这样做，一是遵照父亲临终嘱咐，二是体现传统观念文化中生与死认同的差异，生为重要，“无后”为重要，过了两月之后，嘉轩娶了第五房女人。

“祭无常时，品无常数”，属于民众对鬼神世界的一种信仰习俗。民间信仰一般是原始时代各种崇拜，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鬼灵崇拜的遗留。

陕西各地的民间信仰总的来讲比较发达，不仅文化落后的陕北“生病不惯服药，药品亦不备，病或沉，觅巫师，俗名马脚驱鬼”、陕南“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宅”，即便是长期为帝都所在，文化发达的关中地区也同样是“一乡数里间，或无学舍，而淫祠遍村堡”。可见，关中民间信仰习惯十分普遍。

当干旱威胁了白鹿原，族长白嘉轩决定伐神取水。族里十二岁以上的男人全部参加，一连四个伐马角的人都失败了，白嘉轩毅然决然地充当了第五个马角，他舞动着刚出炉的铁铧，又把烧红的钢钎从自己的左腮穿到右腮，带领一族人到山岭深处的黑龙潭去取水，这一浸透着迷信色彩的祈雨活动，是以浓墨重彩加以描写的，在传达那种极为紧张、神秘而又悲壮的气氛的同时，作者将白嘉轩及原上民众的那种虔诚与牺牲精神以及不甘屈服而欲感天地泣鬼神的民性，充分地显露了出来。作家这样写并非要宣扬迷信，甚至其中也隐含了作家的悲悯情怀和批判之意，是关中古***俗的具体展现。

白嘉轩托梦并给父亲迁坟，他请来了阴阳先生算过了安葬的脉气，便举行了隆重的迁坟仪式，吹鼓手从老坟吹唱到新坟，三官庙的和尚被请来做了道场。正是这些传统习俗作用于人的灵魂，渗入于人的血液之中，并在白鹿一族的每个成员的社会化进程中，发挥着陶冶教化的作用。

在这里，宗族在生存层面的积极意义，被最大限度地凸显出来。也许，这就是关中一带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聚族而居的原因?也许，这就是关中文化所具有的超常的凝聚力之所在?——对此，读者怎能不慨叹不已?

历史是一部复杂的大书，《白鹿原》是一部诗化的历史；民族灵魂是一部充满奥秘的大书，《白鹿原》是一部诗化的民族灵魂画卷。这本大书在渗入民族灵魂的深处，构成民族灵魂的全部复杂性的同时也必定注入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