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白鹿原》的中国女性文化

第一篇：管窥《白鹿原》的中国女性文化

管窥《白鹿原》的中国女性文化

■ 刘海云 09中文四班

【摘要】

《白鹿原》 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先生创作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1988年4月至1989年1月处于草拟阶段，与1989年4月至1992年3月成稿，1993年、1997年在北京先后两次出版，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荣获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本文将从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命运发展角度重点比较分析《白鹿原》中田小娥、仙草（即白吴氏，白灵的母亲）、白灵三位女性展现出来的中国女性文化内涵。

【关键字】白鹿原

女性

文化

【题引】

陈忠实先生写这部大作的时候做了充分准备，他原本是希望创作一本“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的书”，可是大约四五年时间内就出版了并一时引起了“洛阳纸贵”，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白鹿原》。

《白鹿原》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平原，一个族群的生活画面，读进去，我们仿佛身临其境。书中留给我的印象处处都是刻骨铭心，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主人公白嘉轩的正直但又冷血顽固不化；鹿子霖心怀不轨但又能够跟随时代变迁；人物的跌宕产生且个性鲜明，特别是同一时代三类不同性格的女性命运强烈对比，刺激了读者对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敏感神经，随着人物之喜而喜，随着人物之悲而悲，我们就立即被小说中的人物感染，使我们获得了一种久已被遮蔽的性别视角，或许一些人本质的内涵只有用性别视角才有可能被发现和阐释。

【正文】

《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故事以“白嘉轩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为起始，接着连篇累牍的男女性爱段落描写且内容明显露骨，似乎悲剧应该是接二连三发生才能让读者有更强烈的快感，在第四房女人死后，他父亲白秉德老汉还没有为他张罗好第五房妻子就死去了。

前几位女人都是草草地被埋掉了，连棺材木板有没有，第五房女人木匠卫家三姑娘死去以後，母亲白赵氏比以前显得更坚定地认为死去的几位女人只不过是破旧了的糊窗纸，撕了就应该尽快重新糊上一张完好的，她积极催促儿子白嘉轩娶妻成家且亲自奔走，即使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她看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白家数代单传，如果让她看着白嘉轩一辈子不能娶到女人不能为白家生个儿子，那是一定是比死更难受更痛苦的事情，更觉得对不起死去的丈夫和白家的列祖列宗。

妻子仅仅是普通的女人或者是物品是窗户纸是生育的工具，她完全没有独立的人生价值和存在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紧接着迎来了白嘉轩第七任女人吴仙草，在读者看来吴仙草应该也会死的，然而结果是为白嘉轩生下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书的中篇引出了小娥和白灵两位性格悲剧的女性出场，她们两位的悲剧命运故事高潮分别发生在书的中篇与后篇，接下来分别分析三位女主人。

一、吴仙草：典型的中国传统女人

这一类女性有着中华民族传统妇女的共同美德：善良、勤劳、坚韧，但是她们没有人格的独立性，这一类女性没有自己的尊严、思想和发言权。吴仙草名义上是封建地主白嘉轩的第七任妻子，她长期生活在受封建传统女性思想影响的环境之下，言行举止遵循“三从四德”的严格规范，《白鹿原》中的白赵氏、朱白氏都属于吴仙草这一类女性。婚姻的不自由与严重的不平等，吴仙草的婚姻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式的包办婚姻。白嘉轩已经死了六任妻子，周围的人们都说“白嘉轩‘命硬’那东西上头长着个有毒汁的倒钩，把女人的心肺肝花全都捣得稀烂，铁打的女人已经不起捣腾”，白嘉轩在他人看来就是命中“克妻”，被他娶做妻子的女人都会死。仙草的父母明明知道这件事，但因为白家有恩于吴家，仙草的父母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白嘉轩，而且白嘉轩与白仙草自小认识且有感情，这说明了封建家长制和婚姻包办制扼杀了亲情和感情。

仙草的父亲———吴长贵对白嘉轩说的“你把五女引去吧”这样一句话，听似平平凡凡，实际上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决定了仙草的人生。仙草作为一个从小受封建思想熏陶的女子，为了活命，还是带着法师为她预备的六个驱鬼除邪的小棒槌走进了白鹿原，开始了她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吴仙草的灵巧、温柔、娴淑，给白家“古老悠远”的生活节奏中注入新鲜活泼的气氛。

在仙草心里，丈夫就是天，就是地，自己责任就是要让他高兴，让他满意，哪怕付出生命作为代价也是应该的。在新婚之夜，她看到了丈夫的无奈，听到了丈夫温和的话语，勇敢地，义无反顾地突破了那个禁忌，说道“哪怕我明早起来就死了也心甘”。虽然吴仙草是个山里人，却自幼受到山里上流家庭严格的家教，待人接物十分得体。并不像一般的山里穷家小户的女子那样缺规矩少教养，而且她生来心灵手巧，什么东西一学就会，这就得到了白赵氏的器重，也初步确立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但是不能脱离白家娶仙草的最大目的就是为白家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因此，当自己生下第一个儿子时候，她心安理得地享受了婆婆白赵氏无微不至的服侍，以至后来她面对着分娩，冷静而处之泰然，在她看来“生小孩就跟拉屎尿尿一样用不着惊惶失措，到屎坠尿憋的时候扯下裤子排泄了就毕了，不过比拉屎尿尿麻烦一点罢了”。

仙草仅仅只是部生产机器，这就是我国封建社会女人在家庭的地位———传种接代的工具。白嘉轩曾露骨地说：“你给白家立功了，白家几辈子都是单崩儿，我有三个娃子了。”白嘉轩也由跪在主祭坛上祭祀祖宗“由不得心里发慌民子发松”，而进人逍遥自得、理直气壮的境界了。仙草孝敬婆婆，服侍丈夫，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使得白家人丁兴旺、财源茂盛，本应该获得主持家庭事务的权利，享受做人的滋味了。可是，作为族长的妻子，进祠堂烧香叩头轮不上她，诵读乡约族规派不上她，就连临死前想见女儿一面的要求，也因被白嘉轩欺骗而无法满足。令人略带心酸的是她生育唯一的女儿白灵的过程，她的镇静泰然与其说是忍耐，不如说是许多和她一样女子的悲哀，在那种需要照顾休养的时候，她依旧劳作，而分娩的过程一切似乎只是简单的操作程序。真正完成吴仙草这个人物塑造，是对她一步步地走向死亡的描写。面对死亡，“仙草倒显得很镇静，从午后拉出绿屎以后，她断了自己走向死亡的无可更改的结局，从最初的慌乱中很快沉静下来”。她担心的不是自己的死亡，而是“歉疚”不能照顾丈夫的寝食，遗憾不能再看一眼“马驹和灵灵”。

听到丈夫仅仅是戛然而止的哭声，她就十分感动，温柔的安慰丈夫“我说了我先走好，我走了就替下了你，这样子好”。在她身上闪耀着的是母性的光辉，这个女子的一生，是对中国传统女性的最好的诠释，也表明了作者对传统文化表现的某种人性、人情的东西的礼赞。如果说吴仙草是我国中华民族传统妇女“ 美”的代表，那么同样属于这一类型人物的白赵氏、朱白氏就不仅仅是代表“美”，她们在格守着传统的妇道，做着她们身为女人该做的事的同时，也在维护着封建宗法制度，她们已经忘了疼痛忘了自我，自觉地成为了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的帮凶。她们认为“女人就是衣服，只是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没有女性的独立的人格”。

再看白赵氏的女儿朱白氏碧玉；她作为遐迩闻名的圣人姐夫朱先生的妻子，也是“一身布衣，没有绫罗绸缎，着身靓蓝色大襟衫，青布衣，小小脚上是系着带儿的织布鞋袜，只是做工十分精细，那一颗颗布绾的纽扣和细杯，几乎看不出针线的扎脚儿”，从衣着打扮和女工一样可以看出朱白氏的朴素、大方。当听到白灵要悔婚时，朱白氏也“禁不住撇着嘴角鄙夷地骂‘灵灵，你的脸皮真厚’。”在这时，“慈爱可亲的姑妈一下子变得冷峻如铁”。从这里可以嗅到传统文化使人窒息的“杀气”。

二、小娥：有思想的半传统女人

“小娥”这个名字就寓意了特殊的含义，而且姓“田”，暗示了她命途多舛，让读者容易联想到“小飞蛾”，看完了这部小说人们很容易由“小娥”这个名字联想到“飞蛾扑火”这个成语，暗示了一个人的人生中有某种执著的追求但是又最终不能实现，整个人生就如“飞蛾扑火”一样，事实上，小娥的命运也确实如此。田小娥是《白鹿原》中写得最生动，也最有震撼力的女性形象，她不同于典型的中国传统女人，她最有争议也最具有代表性，被白鹿原上的人称为“婊子”、“烂货”、“灾星”，但是她又出身于书香门第，有自己的思想敢于追求自己的生活，父亲是一个秀才，她是从小在诗书礼教的熏陶下长大的。田小娥也一直深受封建礼教的欺凌、损害，虽然她也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反抗，可最终还成为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家长制、婚姻包办制等封建传统世俗制度给她带来的命运悲剧。小娥出自书香门第而嫁给了郭举人作为小妾，实际地位“连狗都不如”，是一种特殊的锦衣玉食的奴隶，是长期包装的妓女、性奴隶。田小娥是青春美丽的，作品写到：“小女人正在窗前梳理头发，黑油油的头发从肩头拢到胸前，像一条闪光的黑缎，小女人举着来梳从头顶拢梳的时候，宽宽的衣袖就倒撒到肩胛处，露出粉白雪亮的胳膊。”可惜的是，这样一个风华正茂青春美丽的女子，却只是一个“大财主郭举人泄欲的机器与借以延年益寿的工具”。要与入土了半截的人相伴渡过一生，她的生活十分寂寞（性寂寞和心理寂寞）。田小娥绝对不是一个良家妇女，她对爱情的追求是当时封建传统文化所不能容忍的。田小娥后来人生的理想只不过想当一个名正言顺的庄稼的妻子，陪同黑娃过着自己幸福的生活。但是当她鼓足勇气和黑娃私奔到原上时，迎接她们的却是如“庭院里的一泡狗屎”一样的唾骂，连一向厚道老实的鹿三也“从第一眼瞧见儿媳妇就疑云起”，白嘉轩也只搭眼一瞅就断定“这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并警告黑娃“拾掇下这号女人你要招祸的。”就这样，她们被赶到村边的一孔破窑洞里，失去了在白鹿原社会中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资格。面对中国儿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田小娥最终还是逃不过被杀的命运，小娥的鬼魂后来说了这样一句话：“„„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让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但是杀死她的竟然是她心爱的黑娃的父亲，这是田小娥事先没料到的，正是他在背后刺杀她的一刹那，她猛然回过头来，双手撑在炕边，惊异而又凄婉的叫了一声“啊⋯⋯大啊”，这是田小娥在人世间最后呼喊，是她生命最后一刻的绝叫，它使人战粟，震撼着每一个有道德的心灵。

为人正直守成的白嘉轩压制她，为人伪善又歹毒的鹿子霖威诱她；在正常场面上要忍受正人君子的唾骂；在背地里又要承受偷香窃玉的人的蹂躏，还兼及拉人下水。试问这一切，她作为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又能怎样？她别无选择，只能在随波逐流中走完悲惨的一生。被压迫被欺凌的过程也是田小娥不断同命运抗争的过程，虽然她的意识还没有达到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封建文化的高度，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她追求的是自己的生活权利和生活自由。在田小娥的心里十分的不情愿作为武举人的小妾，她无法忍受这种动物般的生活方式。因此，当她看到同样年轻、身体强健而又性格憨厚的黑娃时，她那种追求幸福生活的激情迸发了，她巧妙的，义无反顾的把爱情绣球抛给了黑娃。她和黑娃的相遇、偷情，开始自己的爱情生活，尽管充满了肉欲色彩，终于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

黑娃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站到了封建势力的对立面。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到处抓他，黑娃只得上山当土匪，这就苦了作为妻子的田小娥，为了保护黑娃，为了自己的生存，面容娇好，心地善良的她，中了鹿子霖的圈套，成了鹿子霖满足淫欲的猎物，从此一步步的走向了“堕落”她对“礼”的护卫者白嘉轩的遗恨，以及对孤苦无依的环境的进逼纠缠开始了自己的反击，她与狗蛋调情并最终陷害了这个痴恋她的人，她听从鹿子霖的要求设计勾引族长白嘉轩的儿子白孝文，“在性的道德上甚至走向了‘恶’的一面，性道德在那里已不复存在，小娥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白鹿村的灾星”。不过，与鹿子霖相比，田小娥还未泯灭良知。在惩罚孝文之后“她达到了报复的目的却享受不到报复的快活”，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呻吟“我这里真正害一回人啦”。尤其是她把尿尿到鹿子霖脸上这一大胆行为，反映了她内心善良的一面，也达到了故事情感高潮的环节，这也是她对封建社会丑恶现象的大胆反击。

田小娥在无可形容的痛恨走向了复仇的极端，以死命的反抗争取权利与自由。将整个世界置于与自己尖锐敌对的位置——还魂寄身于鹿三，在白鹿原上发起灭顶之灾的瘟疫，企图以仇恨的火焰焚毁一切。然而，她鬼魂附身的手段还是以失败告终——白嘉轩力排重议将一座六楼砖塔在窑垴上竖立起来将她压在底下，永世不翻身，这塔以拯救众生的名义矗立着，象征着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的胜利，而塔底的幽灵永远被人遗忘，包括田小娥曾经涌出过患难之情的白孝文，以及她最心爱的丈夫，已经升官再婚皈依封建儒学的黑娃。在仙草这类女性形象中，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作品中的两个疯妇形象。一个冷先生的大女儿，鹿姚鹏的媳妇，另一个是白嘉轩七房女之中的木匠工老三家的三姑娘，这两个连名字也没有的女性，更是彻头彻尾的封建传统文化的牺牲品，前者的“疯”是有情欲、性欲的要求而不可得，后者则是对情欲、性欲的惧怕而造成的半疯半癫。在“礼”的约束下，她们的欲望被异化扭曲，一个“淫”字扼住了她们对爱的渴求与向往，而她们对爱的权力的丧失则是对“仁义”文化的一种反讥。作品中对鹿姚鹏媳妇的心理描写是异常细致的。守活寡似的生活，长期的性压抑导致了一种变态的性满足，先是做梦，只有在梦中她才是自由的，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于是，便有了梦中的交欢自愉。此外是发疯，只有在发疯状态中她才能得到爱的满足。最终，杀死她的正是深入关中人心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她成了封建传统文化的牺牲品。

三、白灵：追求自我的近代女性 在白鹿原上，田小娥是“恶之花”，而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则是原上的“善之灵”，白灵是作品中的一个理想人物，也是作品中女性叛逆者的代表人物，她的整个人生都在追求自由和自我意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由恋爱和政治理想，我即是我，不为他人而活，甚至亲情也宁愿舍弃，这说明白灵已经是近代化的中国女性。

白灵生长在宗法文化之家，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受到严重的影响。她活泼、可爱、固执、漂亮，白嘉轩对女儿也是自小溺爱，不但让白灵骑在自己头上，身上玩，而且不让人缠白灵的脚，他严正地警告家人“再敢缠灵灵的脚，我就把谁的手砍掉”。在女儿以死相逼的情况下，他又让女儿进了学堂，正是这种自小溺爱、放纵，白灵成为了原上第一个走入学堂的女性，最后跑到城里求学，接受新文化的教育、新思想的洗礼，导致了她走向叛逆的道路。

白灵有着一双聪明灵气的眼睛，真诚得教人震撼。朱先生曾这样注视她的眼睛“⋯⋯这种眼睛首先给人厉害的感觉，有某种天然的凛凛傲气⋯⋯白灵眼睛有一缕傲气⋯⋯无论如何离不住这样一双眼睛，整个白鹿原上恐怕再也找不到这种眼睛的女子了”。这种傲气与灵气正是她义无反顾毅然逃离家族追求真爱，坚持信仰的本质力量。她走出白鹿原，与鹿家的子孙一道在城市，根据地或在抗日前线顽强地奋斗。她有两次被囚的经历，第一次她因悔婚被父母锁在房中，她又唱又叫，逃走时用镢头在墙上写下了“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打倒”，把父亲的脸面给撕破，也把那个家族的约束抛在脑后了，这也标志她与封建家庭彻底的决裂。而第二次，她则在政治斗争的冤狱之中，“在囚窑里像母娘一样嚎叫三天三夜”如果说这是她面临死亡的一种大义与无畏，则更是一种白鹿精魂的傲然义气。

“你比我渺小一百倍”这是她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白灵不屈不挠的斗争，追求到了真正的爱情、事业，她是一名真正的叛逆者”。她热情、执着，单纯得就像一张纸、一团雪，在她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某种政治理想。奇的是，白灵的死的那晚，白嘉轩做一个梦，梦见了白鹿也梦见了白灵。这使得白嘉轩一大早冒着风雪，跑了好远的路，来到朱先生住的地方——白鹿书院，要求朱先生解梦。白嘉轩的大姐也是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朱先生心道，白灵出大祸事了。可是朱先生没有说出来，只是宽慰他们姐弟俩！作者还借朱先生之口，将白灵比作白鹿，这就等于说共产主义就是那个令白鹿原人津津乐道，心驰神往的白鹿，而白灵只是其美好化身和象征。

【结语】

小说本来就是来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白鹿原》所反映的生活年代，与小说的时间跨越有半个多世纪，从清末写到解放初，其间还涉及到解放以后更长的时间，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变迁。在我看来，《白鹿原》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是，故事中存着20世纪初期人们的一些荒唐的想法与我们当代人思维相冲突，甚至有人认为《白鹿原》是一部魔幻主义小说。

据说《白鹿原》再版的时候，陈忠实先生又一次躲到西安市郊一个安静的地方，平心静气地对书稿进行修订：一些与情节和人物性格刻画没多大关系的、较直露的性行为的描写被删去了，政治上可能引起误读的几个地方或者删除，或者加上了倾向性较鲜明的文字„„这里我有一些不解。

我认为，《白鹿原》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我国现代女性走向独立、寻求解放的艰难。在男权社会文化观的束缚和压迫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无论是反抗与顺从，其结果都是摆脱不了悲剧性命运。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是社会的，历史的，也是政治的。法律条文上的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命运的真正解放，到了当今80后一代男女地位已经近似平等，希望这架天平以后不会倾斜。

参考文献：

【1】《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忠实 著 【2】《中国女性文化》—王红旗 主编 【3】《中国女性文学》—王红旗 主编

【4】《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26卷第12期《妇女解放管窥———<白鹿原>与<创业史>女性形象比较》—周科良 著 【5】《白鹿原》研究—郑万鹏 著

第二篇：管窥美国教育文化

管窥美国教育文化

-----观电影《小屁孩日记》有感

《小屁孩日记》是美国杰夫.金尼的一本漫画涂鸦。这是一本另类的日记，主人公是一个刚刚升入初中的小孩子，他善良、诚实、聪明、爱玩，满脑子的鬼点子，与同龄的孩子比起来，更加纯真。他的妈妈让他记日记，格雷格总是强调“这不是日记，这是一部专业日志！”因为他觉得“日记”这个词有点娘娘腔。他除了松散地记述了有趣的或难忘的事外，还画了许多漫画。在日记里，格雷记叙了他如何驾驭充满冒险的中学生活，中学暗藏着成百上千的“社会问题”，而笨蛋、恃强凌弱者则更是一群又一群。为了在这个永无止境的严酷考验中生存下去，为了得到应得的认可和社会地位，格雷格出台了一系列“重大”计划，可是几乎无一例外地出了偏差： 捉弄人反被人捉弄；做好事却弄巧成拙。格雷格把这些写在了日记里面--对了，这本“专业日志”里面记满了格雷格的意见、想法、家人对他的“审判”和“苦难”生活（他的父母不让他打电子游戏，他的哥哥欺负他，他的弟弟总给他惹麻烦，而他学校的女生则瞧不起他这个小不点），也有他对自己成功的校园生活得幻想：“总有一天我会成名的，我有比整天回答人们（老师）问题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今年我们很惊喜的发现这部漫画被翻拍成电影了，更生动，更有趣，更爆笑。影片2010年3月19在美国上映，票房仅次于《爱丽丝梦游仙境》。影片中的“小屁孩”格雷格由美国童星扎克瑞·戈登出演，他此前还出演过《乔治亚法则》、《国家宝藏2》和《老爸老妈浪漫史》等，还为动画片《马达加斯加2》的小长颈鹿配过音。此片的导演是此前执导《流浪狗之家》的托尔·弗洛伊德桑尔。

是不是每个人的成长都经历了那样的阶段？想要引人注意，刻意模仿别人以求得认同，因为懦弱而让朋友替自己背黑锅„„格雷戈是个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小屁孩，总是幻想一举成名，却又总是因为自身的局限性和性格上的弱点而不得成功„„我觉得真的和那时候的我很像，也许，是和那时候的所有人都很像。

在我的父母眼里，我一直都是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孩子。我爸爸说我总是顾虑太多，正是因为比别人都考虑得多，因此无论做什么都畏首畏尾并且不肯花十分的力气去做，因为总把失败的可能性优先考虑进去了。或者，只愿意在自认为有优势的地方去下功夫，总幻想能够一举成名。根本就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格雷戈也是一个早熟的小屁孩，想要高人一等，想要成为被瞩目的焦点，因此一直在留意寻找那样的机会，觉得自己对摔跤比较熟悉，那么学习摔跤自己会有优势；觉得自己很幽默，因此觉得自己画漫画会比别人强。典型的喜欢投机取巧。

不得不说，小孩子也有阴暗的心理。是谁，总把童年描述得天真无邪，纯净美好？其实小孩子的阴暗面和成年人一样可怕。格雷戈把小胖墩的手弄摔了，他没有太多内疚，反而妒忌小胖墩随之而来的好运气，觉得那是帮助了他。小孩子阴暗面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还没有完备的善恶标准，还不知道自己怎样的选择是对的。因此，格雷戈甚至一度认为让小胖墩替自己背了黑锅是顾全了大局，是正确的选择。

终于有一次，憨厚的小胖墩爆发了，他说格雷戈，你不是一个好哥们儿，你自私，你嘲笑我的外套„„在格雷戈小小的心里确实曾嫌弃过小胖墩，觉得那家伙配不上自己。

不要说有多阴暗。这不是重点！重点只是，小孩子的世界也没有那么美好，也有阴暗面。我想这才是导演要说的吧，别把小孩不当成人看。他们也复杂着呢。

不要谴责格雷戈。谁能说自己没有阴暗过呢？没有自大地认为身边的那个伙伴配不上自己，觉得自己才应该是主角？谁能说自己没有因为懦弱或者别的什么更阴暗的心理而出卖自己的好朋友呢？或许在之前，格雷戈对小胖墩的友情没有认真过，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他的善良，他说了一句，看来他不能没有我。而且，他做了对不起朋友的事，内心里也有挣扎和矛盾，对于一个十岁的小孩，他是善恶观已经在慢慢形成了。等他成长，长大了应该不会是坏人。

首先，这个故事很好玩儿，讲述着一个美国普通的中学生格雷的配图日记。他为自己个子矮小而烦恼，老怕自己被班里的大块头欺负，会感慨“为什么分班不3是按个头分而是按年龄分”。这是他心中小小的自卑，可另一方面呢，他又为自己的脑瓜比别人灵光而沾沾自喜。他老妈要求他写日记，幻想着自己成名后拿着日记本应付蜂拥而至的记者，盼望着各班花抢着让他签名。

但幻想没有成为现实，他在家里还是被哥哥罗德里克耍的团团转。而且他的好朋友罗利手受伤后却得到女生们的百倍呵护，而自己学着别人假装手受伤和穿西装勾引女生，却都被别人笑话和冷落一番。最后，因为一场误会而让他和最好的朋友一刀两断。但最后，他们被不良少年们抓到了并且逼着他最好的朋友吃下了没有人愿意碰，没有人愿意扫的已经发霉了的“千年奶酪”后，在大家面前向好朋友承认了错误后，他就真的变成了学校里的大名星了。为什么格雷会从一个老被人嘲笑的小屁孩一下子转变成一个校园里的大明星了呢？那是因为，他在之前没有成为明星时，没有选择自己的独特的风格，而是选择了会把自己搞得更糗的耍酷和装可怜的风格，因为当时的他，还不知道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风格和性格，只要做好最好的自己，自然就会有人喜欢，会有人挺你。所以，每个人都一样，无论高矮胖瘦，无论是美是丑，只要做好你自己，一个再平凡的人也会创造意想不到的奇迹。

美国中学非常重视“性格”或“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美国各地中学可供选读的程涉及面极广，几乎无所不有。学校里通常有很多课外活动，甚至办报、开设广播电台、从事公益活动。多数学校从早上8点开始上课，一直要到下午三四点，所以参加这类活动的学生都在这个时间以后，几乎所有学校都有管弦乐队和合唱团，并且举行公开演出。学校内有戏剧团体、国际象棋社、辩论社、各种外语社，还有课余讨论计算机、化学和无线电小组，学生可以学习飞行、潜水和登山，也可以到医院或老人之家去当志愿者。学校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各种体育运动设施，免费向学生开放。学生也搞一些自助活动，如代洗汽车、照

看婴孩、出售点心或整理草坪来汇集活动奖金。

美国教育历来是“美国化”这个教育目标服务的，教育应该有助于缩小社会背景、种族或民族出身的差异。但少数民族仍被认为在教育领域应享有特殊的权利。上个世纪60年代全国开始了大规模地发掘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和培养有前途的少数民族儿童，这些计划促使更多的少数民族孩子得以接受大学教育以及加入专业行列。但广泛地说，教育更被看成是“改善自我”和“出人头地”的途径，是美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涌入美国的千百万移民常常把过上较好的生活与自己以及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

有思想家表述过这样的思想：在任何一种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的经济发展也不例外。

人们普遍相信，美国“熔炉”以移入的各种文化间的冲突做燃料，最终造就出一种全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将摆脱祖先的传统，作为一种新文化而延续。另一更恰当的比喻是“沙拉盆”：每一成分都贡献出自己的特色，并且都增进整体的味道。美国经济愈来愈繁荣，美国文化也就越来越多样化。在这里，“人们不问你父亲是谁，他是干什么的”，而是问“你是干什么的”。

虽然我们上面说的是大文化概念，但是这种规律用来分析文化艺术也在相当程度上成立。有人把美国文化艺术史分成三个阶段：一是从殖民时代一直到美国内战前后。在这个时期，美国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和风尚，均受到欧洲的思想、传统和趋势的强烈影响。二是内战时期到一战前后。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美国文化一只脚踏在旧世界，一只脚踏在新世界的时期，美国开始成为大量艺术创作的题材和实质内容。美国显然已把她自己的文化风格，一种强大的民族文化风格树立起来。第三阶段，美国文化日益开始增强国内国际影响并坚定地树立起自信心，美国的文化创造力开始在一切领域突飞猛进，美国文化开始向全世界输送

文化营养。1986年统计，美国总计有9144种报纸。美国的日报，包括以34种文字出版的85种外语报纸，每天销售6300多万份。762种星期日报比其他报种篇幅多得多，其中《纽约时报》保持了最高纪录，在一次较大规模的国际调查中，被多数人列为“世界最佳日报”。还有7000多种报纸是每周、每半月或每月出版的。

美国许多城市热闹街道拐角处常见一排排自动售报机。美国的报纸新闻大多来自美国两家通讯社：美联社和合众通讯社。它们是最大的两家国际通讯社，同时为全世界约半数的人服务，它们不为政府所有。世界上有115个国家约1万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订购并采用美联社发布的新闻和照片，合众社位居第二。据估计，世界上约有20亿人直接或间接通过这两个通讯社获得他们的大部分信息。美国有11000多种杂志，其中4000多种每月出版，1300余种每周出版。题材和内容包罗万象：从艺术、建筑到网球，从航空、园艺到计算机和文学批评都有。不少杂志还有国际版，它们被译成其他文字，或在其他国家有“派生”版本。其中《时代》在全世界拥有众多读者。美国的图书销量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美国有多家独立的电台、电视台、住在纽约、芝加哥或洛杉矶的人，有多达100个调频台和不同的“节目安排”可供选择，为了使广播迎合几乎每一个听从的口味，各式各样的电台应运而生，例如外语台就有好几百家。全美最大的公共广播系统，拥有280多家非盈利性的、非商业性的电视台，共同分享节目。

美国是世界上体育运动项目开展最多的国家之一。众多的体育项目之所以在美国盛行不衰，可能是与美国的多元文化、幅员辽阔、地势与气候多样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充足，美国精神中的热衷于各类体育热潮的更深刻的解释。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总有公共体育设施可供使用。这一事实也促使美国人对运动产生广泛的、多样的兴趣前积极参加。在美国，所有与水有关的运动都很风行，凡是有轮子的东西都拿来进行速度比赛。美国的多数体育活动是自负盈亏的，这无疑刺激了经济增长。

第三篇：《白鹿原》中的女性意识分析

《白鹿原》中的女性意识分析

陈忠实的《白鹿原》自问世以来，影响甚大，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及其命运的描写，在展现作家女性观念的同时，也在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女性从依附到觉醒?p反抗的历程。

一?p埋在地下的花儿

小说开篇提到：“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然而前面六个都是一闪而逝的，白嘉轩对她们仅存的只有肉体上的记忆。

西原上巩家村巩增荣的头生女儿，刚过十六岁生日，就嫁给了白嘉轩，一年后死于难产;二房女人是庞家村殷实人家庞修瑞的奶干女儿，模样俊秀眼睛忽灵儿，但一年不足死于痨病;第三个女人是樊家寨殷实人家的十六岁女儿，丰满早熟，但一年就瘦成了一根干枯的包谷杆子，最后吐血而死;第四个女人是靠近米家堡村的，这个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从早到晚做他应该做的事儿，几乎不说一句话，没过多久也死了。这四房女人的死，犹如春过之后，落在泥土里的花瓣。办完父亲秉德老汉的丧事后。白嘉轩又娶了第五个女子，半年后，这个女人精神恍惚，半疯半颠，最后在洗衣服时溺死在池子里;第六房女人是美若游仙的胡氏，在百日解禁后，与白嘉轩干柴烈火的度过三天之后，梦里梦见前面死去的五个女子，从此日益沉郁寡欢，日渐黑瘦，流产后卧床不起，不久也死去了。

这便是白嘉轩的前六次婚姻，短短几年间，白嘉轩娶进六个青春灿烂的少女，抬出六具同样僵硬的尸体，六个如花的生命就这样的消逝了。很多人在感叹白嘉轩命运的不济，可很少人同情这六位美丽女子的悲惨命运。而这些生命价值在白家也只能转化为物质估算着，“女人花费的粮食?p棉花?p骡子和银元顶的起百个家当”。

假如没有遇到仙草，白嘉轩肯定还要继续娶妻。对于娶妻白嘉轩已经恐惧，他找到了长贵，“你给我在山里随便买一个，只要能给我白家传宗接代就行了……”此时的白嘉轩只在乎白家的香火怎样得以延续，对于女人他已麻木，他要的是能生孩子的机器。而长贵则在谈笑中，一句“你把五女引走吧！”订了自己女儿仙草的终身大事。因为长贵曾受过白家的恩惠，所以仙草便成了自己父亲报恩礼物。这也就有了白嘉轩的第七次婚姻。在新婚之夜，仙草有过反抗，但望着失落的丈夫，她最后还是选择了服从。“哪怕我明早起来就死了也心甘”，她几乎在用生命来挑战命运，这里的仙草是刚强和坚决的，然而她反抗仅仅是为了换取丈夫的开心，她反抗的前提是服从的。

从前六次婚姻的失败到第七次婚姻的成功，白嘉轩占有了六个女人。而这六个女人则如同是从同一模具中浇铸出来的一般。她们有着太多的共性：美丽?p善良?p勤劳，是传统的“三从四德”式的好女人。仙草以前的六个女人，在《白鹿原》中用墨极少，她们都没有自己姓名，而白嘉轩对于她们除了床笫之欢和肉体留恋外，没有了别的记忆。我们用白赵氏的一句话来概括：“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p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再给你娶五个”。她们（包括仙草和白赵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在她们的眼中，男人是天。女人，作为‘人’的意义是不存在的，她只是作为一个性别的符号而存在着。

仙草对白家是有功之臣，那是因为她接二连三地为白家生下三个儿子。白嘉轩赤裸裸的表达了妻子只有为他传宗接代才能赢得的赞赏：“你给白家立功了，白家几辈子都是单崩儿。我有三个儿子了，鹿子霖――俩，那女人这两年不见生，大概腰干了？”这里仙草的功劳成了白嘉轩炫耀的资本，而仙草得到的只是些许的赞扬，这样她也很开心，她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她应该满足了。仙草操劳了一辈子，却为了陪伴丈夫而染上了瘟疫。仙草死了，带着二寸薄板离开了她深爱的这个家，她是中国传统好女人的代表，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而这丝毫也不能改变她对男性的依附。

抬进白家的八位女性，不管是匆匆了其一生的六位短命的白嘉轩媳妇，还是为白家传宗接代立过汗马功劳的吴仙草和白赵氏，应该说是中华民族妇女“美”的代表，她们恪守传统的妇道，做着传统道德与宗法制度规定她们应该做的事，但最终还是属于黄土，埋没于地下，这是一群依附于男人而生存的女性。

二?p折断翅膀的蝴蝶

《诗经?氓》中给我们描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弃妇，而在《白鹿原》中，鹿兆鹏的媳妇――鹿冷氏也是这样一个形象。鹿家和冷家定亲本来只是两家人利益的相互依存，而儿女则成了这依存中的砝码，他们没有自我选择对象的权利，有的只是服从。鹿冷氏是这种文化下的牺牲品，鹿兆鹏的抛弃让他成为“活寡妇”，然而她并没有服从直至生命的结束，而是最后以发疯这一种变相的方式来反抗。

由希望到盼望，由盼望到失望，由失望再到绝望，一个女性承受这么多已是奇迹。但任何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何况她这样一个年轻的女性。发疯成了鹿冷氏发泄内心欲望的惟一途径。只有这样她不用在意自己的言行，不用考虑别人的想法，不用在乎传统礼教，可以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可以无顾忌的做出放松自己的事情。在她的“疯言疯语”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他内心的痛苦，“我有男人跟没男人一样守活寡。我没男人我守活寡还能掐个贞节牌，我有男人守活寡图个啥？”独守空房的她无力控制自我，只能借助发疯来成全自己，以发疯来表示对丈夫和家庭的不满，可悲而无法的选择。这是对传统好女子形象的颠覆，也是她独有的反抗形式。她渴望幸福，但幸福没有临幸她。“麦草事件”是她对公公非礼的嘲讽又是她自己走向无底深渊的转折。公公送她一句“你才是吃草的畜生”，使她彻底的毁灭了。鹿冷氏的发疯是她自我解脱的表现，同时也是她内心觉醒的体现，虽说她的这种觉醒是在无意识状态下的，但相比白嘉轩那几位早夭的媳妇，她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和鹿冷氏一样在生命尽头觉醒的还有白孝文的妻子大姐儿。这位引导白孝文成为一个“男人”的女性，也没有逃离被抛弃的命运，她是被丈夫与夫家都抛弃了的女人，在大灾之年饿死。对于白孝文而言，她只是“纺线织布缝衣做饭要娃”的工具;对白家而言，她是儿子的媳妇，因为儿子败家，所以她要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妇道约束。而大姐儿临死时质问白嘉轩道“爸，我进咱屋多年了，勤咧懒咧瞎咧好咧你都看见。我想过这想过那，独独没想过我会饿死……”表明了她对不公平命运的反驳，虽然这个呻吟很微弱，但她觉醒了。她以一个传统好女人要求自己，但得到的却是传统的戕害。她的质问，道出了几千年女性的悲哀，也正说明了她生命意识的觉醒。

三、叛逆的精灵

如果以“好女人”和“坏女人”来评定《白鹿原》中的女性的话，前面提到的女性无疑是传统的好女人，她们与白鹿原的礼教构成了和谐的社会氛围。而小娥的出现则把这种和谐打破了，她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是完全背离传统的。

小娥是美丽的，“小女人正在窗前梳理头发，黑黝黝的头发从肩头拢到胸前，像一条闪光的黑缎。小女人举着木梳从头顶拢梳得时候，宽宽的衣袖就倒将到肩胛处，露出粉白雪亮的胳膊”。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女人”所要的只是生活的公平和爱情的满足。生活是会作弄人的，她生在那个时代就决定了她没有选择的权利。小娥的身份只是郭举人的妾，她有一个可以做爷爷的“名义”丈夫，这让她一出场就注定了悲剧。在郭家她除了做饭，为郭举人夫妇提尿盆外，还是男人返老还童的“泡枣”工具。

黑娃的出现，更进一步激发了她对屈辱命运反抗的意志和愿望。她在和黑娃偷偷相会中自然产生和黑娃厮守的美好愿望，“我看咱俩偷空跑了，跑的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

然而，“仁义白鹿村”是绝对容不下她这个犯了“七出”的女人。在人们的心中她是堕落，不正经的代名词。所以，她进不了祠堂叩拜祖宗，甚至偌大一个白鹿村没有她的容身之处，只能住在村外的寒窑，但这些她都不在乎。她不嫌窑洞破烂，家境贫寒，对黑娃说：“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只要过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虽说这只是短暂的幸福和欢愉。农运失败后，黑娃逃亡在外，小娥失去了她的精神支柱。她不相信命运，为了救黑娃，她不得不去求鹿子霖，鹿子霖让她陷入了更深的痛苦，她成为了鹿子霖泄欲的工具。她没权、没钱，求情的惟一贿赂方式只有性，而正是性让田小娥的形象更为鲜明。小娥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思想的人，纵然她被鹿子霖所利用，在她看来这种报复是有利于自己的。小娥是善良的，白孝文受到祠堂族规枣刺的刷打，她因为助纣为虐遭受良心的谴责，她知道“我这是真正地害了一回人啦！”

如果说小娥的反抗是肉欲的，感性的话，那么白灵的反抗则是理性的，深远的。这个伴随着百灵鸟的叫声出生的女子，注定了她与白鹿原其他女性不同的命运。白灵是村里第一个进私塾读书的女子。读完私塾后，她以死相逼换取了去县城上学的权利。对于爱情，她不相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动而果断地结束了一段本不属于自己的婚姻。

白灵是一位具有独立意识的现代女性。这不仅表现在她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上，更在于她对理想的不懈努力上，她勇敢地追求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先入国民党，再投共产党，因为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和自己对社会的认识而改变，她独立地思考，冷静地分析。为了自己的理想，甚至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作者单位：贵州织金县第四中学。

第四篇：《白鹿原》的文化寻根

《白鹿原》的“寻根”之旅 11级汉教2班

龚长城

20110511275

一、关于“寻根文学”

1985年韩少功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汉语的寻根是蕴含着张力和活力的隐喻性概念，这一取喻于生命源头意象的词，不仅“把人的文化归属心理表达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生物法则”以强化文化认同，而在现代危机面前，“追宗认祖”直接指向生命孕育的本源：大自然、动植物、土地和母亲。也只有回到此根本上来，人才是人。寻根作家的超越前贤之处，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追寻，主要也就是对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 认同。

二、《白鹿原》的叙事背景

小说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可以说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三、《白鹿原》的“寻根”之旅

（一）、黑娃的回乡“祭祖”

祠堂曾是黑娃和小娥受辱的地方，他也曾亲自带人砸祠堂。黑娃带着玉凤，回乡寻根祭祖，已是他的身心均已皈依儒家规范之后了，所以在祠堂和母亲的墓前都是十足的虔诚，对他而言，祠堂和母亲都是他斩不断的“根”，是真正的精神归宿。对于黑娃不仅是肉身的回归祭拜，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脱胎换骨、学为好人和梦归原上当一个私塾先生。连住址都象征性地选择在“学仁巷”，这可以看做是白鹿原的精神的回归。

白孝文在祠堂里不过是虚与委蛇的过场，只有在母亲的坟前动了真情，也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怀旧情绪。因此对他而言，“谁走不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他坚定地脱离“母亲”，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白狼”。他杀死黑娃和鹿兆鹏即“白狼”对“白鹿”的胜利，这反而艺术的赋予似乎丧失已久的白鹿神话无限魅力与期待，与现代社会“无根”状态下人的异化扭曲与残缺形成鲜明对照，发挥着审美修复与文学治疗功能。

《白鹿原》里两位“浪子”回乡祭祖的仪式中，有着寻根的象征意味。孝文和黑娃举行完祠堂拜祖仪式离开白鹿村后，白嘉轩不无得意的说：“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虽然是在那个变幻莫测、动荡不安的时代，白嘉轩仍然对传统文儒家文化很有信心，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和宗法制度的祠堂仍然是他们的精神归宿，仍然是他们的“根”之所在。

（二）、“学为好人”

在书中，我们多次看到“学为好人”这一句话的出现。这是儒家思想重视道德的价值观的简易表达。在质朴的农村生活中,我们看到儒家文化已经简化成了一种做人的道理，日常的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人，本来就是儒家思想的立足之处，道德是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好人”，这个通俗常见的词语，在这里意味着按照宗法文化和儒家伦理要求自己。“学”为好人，也说明了这种合乎伦理道德要求的“人”，不是自然意义的“人”，而是经过后天社会文化伦理规范约束而形成的“人”。从白嘉轩和黑娃两人“学为好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根”的追寻。

《白鹿原》中，白嘉轩以“学为好人”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以“仁义”作为自己处世的标准。孔子说“仁”，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说“义”，“义”人之正路也”。合起来就是孔孟的“仁义”,“仁”是人的道德根本,“义”就是“宜”，是实行“仁”的合适的方式和途径。体现在白嘉轩的身上就是用理性克制欲望，自律自强，严格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对人处事。

白嘉轩也并不是天生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虽然他从小接受的是白家的纲纪教育。年轻气盛的时候,他曾经为了李寡妇的田地和鹿子霖厮打乃至准备到县衙告官；为了获得白鹿精灵的护佑，他暗施计谋换来了鹿家的风水宝地。但是，在朱先生的言传身教影响下，他逐渐成长起来，自觉地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担负起宗族家庭的责任，知行合一，成为白鹿原上“最后一位族长”。他曾经以哲人的口吻感叹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这正是儒家讲究的“君子慎独”。无论人前人后，他都按照儒家伦理严格要求自己，言行如一，表里一致，这是他的腰杆笔直的真正原因。白嘉轩从一个年轻气盛的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个优秀族长的过程，正是传统文化对生活在其中的人后天进行改造的过程。可以说白嘉轩在“学为好人”的过程中寻到了自己的“根”。

黑娃的一生跌宕起伏、变化莫测，极具传奇色彩。在人生进程中，田小娥曾以性欲的满足给了他短暂的安宁，但是他的心灵始终是躁动的。他向往自由和平等的生活，想要得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想要得到认可和肯定。他成为原上农协革命的积极分子，他做了土匪头目，又做了保安营长,地位、权势、财富、女人等等予取予求，各种欲望都可以轻易得到满足，却始终不能真正得到心灵上的满足。真正使得他得到心灵平静的是传统的儒家思，当他跪在朱先生面前，哭着说要“学为好人”的时候，他才真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社会位置，他才告别了“飘萍感”，寻到了自己的“根”。

黑娃的人生经历是一个典型的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进化的过程，也即一个“学为好人”的过程。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无时无刻不处于社会关系之中，而道德规范则是维持社会关系的纽带。从跟随欲望指引前进的自然人一步步成为遵循道德规范的社会人，这就是黑娃“学为好人”的经历。他皈依儒家思想之后，对于自己的种种过往，深感愧疚，开始时时刻刻以儒家伦理道德要求自己，成为了朱先生最得意的学生。

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在今天，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进步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完全割裂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是不可取的。尤其在重做事轻做人的现代社会，“学为好人”，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建构个体理想人格，对于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鹿原》寻找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第五篇：白鹿原的文化蕴含

白鹿原的文化蕴涵

** 指导教师*** 院校******

摘 要：《白鹿原》从文化角度塑造了一群人物，写出了一段人的历史。它通过白鹿村族长白嘉轩与关中大儒朱先生这两个人物赞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但与此同时，作者陈忠实也看到了新时代下旧文化的生存困境。他如实的描写了新文化对于旧文化的瓦解与改造，客观的为读者再现了从清末到建国这近半个世纪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并用文化从思想精神层面将这段历史演绎的更加真实、深刻、意蕴丰厚。

关键词：文化、儒文化、家族文化、信仰文化、新文化、代替

White deer villiage of cultural implication

学生：*** 指导教师：*****

******

Abstract: “White deer villiage”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created a group of characters, write a long history.It is through the white hart village chiefs with BaiJiaXuan guanzhong intellectuals like Mr.Chu these two figures praise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the Confucian culture.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Chen zhongshi also saw the new age old culture under the existence dilemma.He described the new facts about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ld culture, objective and reform of qing dynasty for readers to reproduced the founding from the nearly half a centu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ideological spiritual culture of this period of history deductive more real, profoundly, implication rich.Key words: Culture, Confucianism culture, family culture, beliefs, cultures, new culture, instead

起源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在九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的出现便是由于陈忠实的长篇《白鹿原》的问世。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便吸引了众多评论家关注的目光，大家各执己见，品评不一。不过大多数的评论者都给出了肯定与赞美的言辞，有的甚至称《白鹿原》“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1】。读《白鹿原》，我的感受可以用岑参的一句诗来概括：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这种感觉来自于书中那厚重沉郁而又古拙朴实的文化意蕴。是的，《白鹿原》的故事结构并不复杂，它所截取的社会历史背景于我们也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若就仅聚拢生活的手段，概括生活的基本方式而言，《白鹿原》也并无多少标新立异之处。”【 2】然而，虽然只是普通的方式，但是陈忠实用这种方式概括与翻新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民族文化底蕴，这就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其他作品无法企及的史诗韵味。

《白鹿原》的扉页上是巴尔扎克的—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部小说记录了自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夕中国西北的一个小村庄的历史,可以视为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小说以白鹿原为舞台,以白、鹿两大家族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用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艺术笔法描述了近半个世纪关中农民的命运史,广泛而深刻地勾画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长卷。陈忠实没有像其他的作家那样过多的专注于故事的叙述与结构的安排，而是在选择了从政治斗争与民族生存的视角来关照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这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运动的同时，选择了从文化视角——独到而深刻的挖掘观众农民的文化心理积淀，以阐述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他说“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 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 形成这一方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3 ]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得 “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这个民族从兴衰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4]这种从文化出发、以文化为基石的对民族历史的探索与发掘正是这部作品的优秀之处。

《白鹿原》对中国文化的反映是全面而丰富的,它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放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中去反映和表现, 并加以深刻而细致的剖析,这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截然不同的。它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家族文化与信仰文化都进行了细致的展示与描绘，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做了一次深刻的反思。与此同时，《白鹿原》也客观的展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遭遇的危机与困境，真实的描述了新文化对于旧文化的解构与重塑，将一个民族的历史通过各种文化的冲突争斗做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探讨。

一、儒家文化

金春峰先生说，“《白鹿原》精心塑造的两个高大形象——白嘉轩和朱先生，可以说不是社会典型，而是文化典型；不是社会人物，而是文化人物。” [5]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陈忠实小说的叙述和描写仍然是紧紧围绕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只是他对典型性格的刻画有着独特的追求，他更侧重于刻画的是典型人物的文化人格。《白鹿原》中白嘉轩与朱先生二人的人格无疑代表着传统文化人格，这二人身上闪现的无疑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仁义”是儒文化的核心，也是《白鹿原》中儒文化表现的重点。县令亲置在祠堂院里的石碑上的“仁义白鹿村” 即昭示着白鹿原上的精神核心就是“仁义”。白嘉轩请来的关中大儒徐先生在隆重的学堂开馆典礼上只说了一句话作为答辞，“我到白鹿村来只想教好俩字就尽职尽心了，就是院子里石碑上刻的„仁义白鹿村‟里的„仁义‟俩字”。【6】而朱先生制定的《乡约》也是为了使村民们更好的按照儒家道德规范做事，心怀“仁义”，和气做人。

在这个“仁义”之原上，将“仁义”二字奉行的最好的当属村长白嘉轩了。白家几代单传，到了白嘉轩，在经历过六房短命妻子之后，终于，第七房仙草为他诞下了两儿一女，特别是小女儿白灵尤其招人疼爱，为了女儿能平安的长大，白嘉轩为女儿认了个“干大”，这个在白嘉轩看来能庇佑女儿成长的，不是村里有钱有权，或德高望重的人，而恰恰是他们家的长工——鹿三。白嘉轩不仅让女儿认鹿三为“干大”，自己更将鹿三视为兄弟，“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也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顿了揭不开锅了，咋弟兄们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儿——”[《白鹿原》p263]。在鹿三经历过小娥的鬼魂附体而精神衰退，日渐老去的时候，白嘉轩不仅没有丝毫嫌弃，更是嘱咐自己的两个儿子“你三伯能做啥活想做啥活儿由他做一点，他不想做啥活儿哪怕啥活儿都不做，你们谁也不许指拨他，更不许弹嫌他，拿斜眼瞅他粗嗓子吼他都不准许！”[《白鹿原》p 402]他以自己的道德准则严厉的教育着下一代，正因如此，“仁义”的儒家文化才能在白鹿原上代代相传。

如果说白嘉轩对长工鹿三的照顾只是小仁小义，那么他对伤害过自己，甚至一直与自己为敌的人的态度与行为应该称得上是大仁大义了。黑娃与白孝文、白孝武年纪相仿，在孝文孝武进学堂读书的时候，白嘉轩主动担负了黑娃的学费，并准备好了纸墨笔研送他进学堂。而黑娃不仅不感激白嘉轩，反而一直觉得他的“腰杆儿挺得太硬太直”[《白鹿原》p236]。后来，黑娃当了土匪，不仅抢劫了白家，更在白嘉轩的腰间狠狠地捅了一棍，使白嘉轩“挺直如椽的腰杆儿佝偻下去，从尾骨那儿折成一个九十度的弯角”，“和人说话的时候就仰起脸来，活像一只狗的形体”。[《白鹿原》p 241]即便如此，白嘉轩并没有记恨黑娃，反而不顾众人的反对在黑娃被捕后为他四处奔走求情，这使得一向很少称赞人的朱先生也“以少有的激情赞扬他”：“但是你有这心肠这肚量这德行，你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白鹿原》p 421]也正是这种“以德报怨”的仁义行为感动了黑娃，使黑娃最终跪拜在了祠堂里。

对于一直与自己作对，甚至毁了自己精心培育的接班人——白孝文，辱没了白家，给自己带来致命的精神打击的鹿子霖，白嘉轩也宅心仁厚的宽恕了他，并本着一颗“仁义”的心帮助了他。在鹿子霖因为党派纷争的政治原因被关押进县监狱之后，这无疑是白嘉轩可以光明正大的笑傲鹿子霖身败名裂的最佳时机。然而，白嘉轩对于这个一直与自己作对，险些毁了自己家族的人，不仅没有幸灾乐祸、冷嘲热讽，反而尽心尽力地营救他。他要在白鹿村乃至白鹿原上树立一种精神，他要让所有人都看看，真正的人是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待人律己的。这种所谓的“真正的人”正是传统儒家文化熏陶浸染的“仁义”之人。

如果说白嘉轩是白鹿原上“仁义”的实践者，是儒文化的躬行者。那么白鹿原上的另一位称之为“大儒”的朱先生，则是“仁义”的化身，是儒文化的精神领袖。他一生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准则，坚决奉行“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刚强人格操守，以“民为贵”的民本思想为其思想核心。朱先生几十年坚守着晨诵的习惯，即使皇帝来了，也不能更改，所以早上到访的张总督的手下只能“等着！”，因为“先生在晨诵”。这里面有着读书人的自尊与坚守。朱先生确乎继承着中国士大夫中独善其身，淡泊退藏的一脉，以致朝廷每每下文供职，却终究无果。他始终与政治严格保持距离，绝仕进，弃功名，优游山水，著书立说，编撰县志。以一个平民贤儒的身份安稳的过着一箪食一瓢饮式的清淡生活。而一但事关民生疾苦，他又肯挺身而出，只身赴敌营说服方巡抚，免除百姓战患之苦；为禁绝烟土，毫不顾忌亲友之情，毅然决然；赈济灾民，不仅严守赈灾款项的用途，杜绝私自克扣，并与灾民同食共饮；听闻日寇来犯，投笔从戎，誓死保家卫国，护卫人民……这些都突出表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他制定《乡约》作为白鹿村人的精神准则，纯洁乡风，礼教乡民；他在一小块宣纸上写下稀稀朗朗几行娃娃体毛笔字教会了白嘉轩“仁义”做人，漂亮的平息了李寡妇卖地事件，并使渍水县令大为感动，亲批“仁义白鹿村”，“从此白鹿村也被人称为仁义庄”[《白鹿原》p 49]。他的逝世被称为“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并且“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白鹿原》p537]大家在朱先生死后一遍一遍咀嚼他的生平事迹，发现“这个人的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奇事逸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来”[《白鹿原》p 538]。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朱先生的身上表现到了极致，所以，他不像是一个平凡的人了，他是一个神人，儒文化渗透进他的身体，铸就了他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使他成为了一个文化化的人。

作品中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的身上闪现的也是儒文化的光辉，他就是鹿三。作为白家的长工，鹿三尽职尽忠的工作了一辈子，白秉德在世时，他听命于白老汉，白秉德死后，他便顺其自然的效忠于白嘉轩。鹿三不仅自己为白家干活竭尽所能，不偷懒、不抱怨，还教育黑娃和兔娃要感激白家，努力为白家干活。鹿三的文化选择，用马斯洛的生存需要层次理论进行分析，是很合适的。他并非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儒文化，正是白家基本满足了他的生存需要，而且给了他足够的尊重，才使他把在白家做一个好长工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因此，鹿三所体现的儒家文化核心便是“忠义”二字。

二、家族文化

“新儒家”的领袖梁濑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是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之一种表现”。[7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家国一体”，家就是国的一个缩影。家族制度在我国根深蒂固,有如国家基础,重在写家族,也就深入到了宗法社会的细胞。《白鹿原》就通过族长白嘉轩这个大家庭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文化。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写在小说开篇的这句话并不是作者随便拿来调侃的楔子，它暗藏的是一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家族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下，白秉德老汉临死前对儿子的嘱托不是好好管理家业，光耀门楣，而是赶紧娶媳妇，“哪怕卖牛卖马卖地卖房卖光卖净……”“绝了后才是大逆不孝”[《白鹿原》p 7]。因此白家顾不得三年守孝不许婚嫁的古***俗，不顾邻里乡亲的非议，在白秉德下葬两个月后即为白嘉轩娶来了第五房女人。但是没过多久，这个女人也死了，白赵氏便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白嘉轩说，“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白鹿原》p 10]。两位老人宁愿倾家荡产，甘愿弃中国农村很重视的丧葬传统礼仪于不顾，这种强大的家族观念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严守家族的思想教育下，白嘉轩自然而然的继承祖训，听命于父母，严格按照白家的家训家教行事为人。

白家门楼上挂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这是中国古代农民持家立业的基本理论，身为一家之长的白嘉轩也严格奉行着这个古训。为了得到鹿家的那块“宝地”，他借口父亲托梦诓骗冷先生，不惜在鹿子霖面前装出楚楚可怜的不孝子样……总之，他想尽了办法，耍尽了心机，甚至瞒骗母亲，终于得到了那块地，并也以那块地为起源而使白家重新兴旺起来。对一块耕地都如此重视的白嘉轩对于子女的读书问题更是关心备至。为了方便子女受教育，白嘉轩亲自请来了教书先生，在白鹿村办起了学堂，不仅让自己的子女入学，更是鼓励村上所有适龄儿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甚至将女儿也送入了学堂。由此可见，“耕读传家”的家族意识在白嘉轩心里是根深蒂固的。

白嘉轩把自己所有的心思与精力都放在了家、家族上，而对于家族以外的事，他则是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白嘉轩在家庭出现人财两旺的局面后便倡导、主持翻修白鹿祠堂。之后他总是把祭祖、拜祖当作十分重要、严肃的事情。此外还有诸如满月、认干亲、婚礼、拜亲人、拜祖宗、治丧、修墓、迁坟等礼俗。这些所有的礼仪都是用以调节家族成员间的关系的,形成了外化的家庭伦理秩序。这样,这些礼俗在白嘉轩的悉心经营之下就成了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形成了有形的家族文化。

白嘉轩的妻子仙草也是家族文化的一个典范人物，她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仙草嫁到白家后，严守着中国传统女子所应遵守的行为道德标准——三从四德，尽心侍奉婆婆，为白家生儿育女，主动操持家务，含辛茹苦而又默默无闻地尽着一个女人的本分。在仙草的思想里，夫就是天，夫家这个小天地便是她的社会，她所有的思考、语言、行动都围绕着这个家，白家的四合院是她婚后生活的全部空间，而这个范围以外的人和事，都与她无关。由此可见，仙草是白家这个大家庭中又一个以家为中心的人物，是一个贤惠的农家妇女，所以在她的身上体现出的只能是深厚的家族文化的影响。

三、信仰文化

小说《白鹿原》中的信仰文化主要体现为民间信仰。所谓民间信仰，是指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它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的俗信以及一般的民众迷信。民间信仰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一文化体系包括信仰、仪式和象征3个不可分开的体系。白鹿是贯穿在《白鹿原》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中心意象，它作为一个被赋予了美和善等终极意义的象征，很美丽很活跃地闪动在小说里。“一只雪白的神鹿，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白鹿原》p 23]。白鹿在小说中是平静、安宁、祥和、幸福、美好的象征，它在白鹿原人的传说中，是能祛苦禳灾除害兴利的。白鹿“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疠廓清，毒虫灭绝，万家康乐”[《白鹿原》p 23]。但对于白鹿的信仰，在不同的白鹿原人心目中有不同的意义。在白嘉轩看来，“白鹿已溶进高原，千百年后的今天已经化作一只精灵显现了，而且是有意把这个吉兆显现给他白嘉轩的”[《白鹿原》p 24]，于是他便费尽心机，精心谋划，“迅猛而果敢”地将那块显现白鹿精灵的属于鹿子霖的漫坡地搞到了手，做了白家的祖坟，他希望借着白鹿的祥瑞，为白家消灾避难，使自己家运亨通。尽管白嘉轩的家庭及家族秩序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摇动着白鹿原的政治斗争、自然灾害和神秘力量毁坏了、瓦解了，“白鹿”除了在梦境中告诉他心爱的女儿的惨死，并未使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但白嘉轩仍然把家里曾出现的人财两旺的局面“完全归结于迁坟”[《白鹿原》p 45]。直到最后当他看到坐在台上的做了县长的儿子白孝文时，竟“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发现漫坡地精灵的情景” [《白鹿原》p 572]，由此可见，白嘉轩自始至终都相信白鹿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改变着他的生活。而在白嘉轩的女儿白灵的心目中，白鹿则是一种神圣和理想的象征。起初当她在教会女子学校听到上帝的名字，“就同时想起了白鹿。上帝其实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白鹿原》p 348]，在这里鹿是神圣的象征；后来当她的革命同志鹿兆鹏问她“这会儿想什么”的时候，她说：“我想到奶奶讲下的白鹿。咱们原上的那只白鹿。我想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白鹿?”这时，白鹿在白灵的心目中已变成理想的象征了。只是最后白灵所信仰的白鹿却又成了白灵的替身，一起消失在了白嘉轩的梦里。

如果说“白鹿”只是白鹿原人独特的信仰的话，那么《白鹿原》中所描写的另一信仰文化——求神祈雨，便是带有普遍性质的中国农民的信仰了。以土地为生的白鹿原人在连续几月干旱无雨，颗粒无收的情况下，决定按照习俗向神求告取水。求神的仪式是复杂而又严肃的。首先是在关帝庙由关羽关老爷“亲自挑选”带领大众祈雨的人选，即在关庙前用火炉烘烧三只铁铧和几只钢钎儿，之后村里的男人扮成马角去接烧成金黄色的铁铧，能接得住的便是关帝选中的祈雨人。这个人在被选中之后要用一根烧红了的钢钎穿通自己的左右腮，接着就会有人把两只小环套住穿通两腮的钢钎，做成骡马一样的套口。在这次祈雨中，白嘉轩就是被选中的马角，在他当马角准备去接铁铧的时候，他的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就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嗅不出任何气味”，“锣鼓家伙的喧嚣充耳不闻……大殿里变得异常清净”，“脑子里一片空白”，[《白鹿原》p259]俨然一副神灵附体的模样。出了关帝庙，众人抬着白嘉轩走向黑龙潭。到达目的地后，白嘉轩一步一拜一个长揖一个响头的一直磕进铁庙，点蜡烧香焚表。之后带领众人从潭中取水，每户一升。最后将贡品抛入潭中。整个仪式刚结束，白嘉轩便扑倒在地不省人事，而当他醒来后却“似乎刚刚从西海龙王那里回来而不晓尘世发生过什么”[《白鹿原》p 261]。小说中的这段信仰礼仪描写既符合一般村人的求神的仪式，又添加了些许的神话色彩，仿佛虚幻，却又很真实。唯一遗憾的是，虽然是老族长亲自出马，带众祈雨，雨却仍然没有被求来。

四、新文化 《白鹿原》虽然是一次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现，但其中也融入了许多新文化的因素，展现着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反叛、融合与消解。小说中青年一代的白灵、田小娥、黑娃、鹿兆鹏身上便自觉或不自觉地闪现着五四以后新文化的光彩。白灵是小说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新时代女性，虽然她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新时代的内涵，但与传统女性相比，她的身上已经闪现出了新女性的影子。白灵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便不是身为传统农家妇女典范的母亲的言传身教，而是与哥哥们一样，进入学堂，接受传统的私塾教学。然而，她比哥哥们更加幸运，因为在进入私塾不久，革命便爆发了，在旧式的学堂教育已经无法延续的时候，已经进入新式学校的表姐一家适时的为她接受新教育提供了条件。进入新学校的白灵在战乱中毫不避讳的与许多青年男女一起“抬死人”，帮助革命军清理战场，为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清扫赃物。面对找到表姐家来的气得眼睛红肿的父亲，白灵依然我行我素，没有被父亲的一巴掌吓到，也没有因为家里奶奶和母亲的担心而放弃学校派下的革命工作。甚至当父亲为了不让她回城继续那些“疯疯癫癫”的活动而将她锁在家里时，她就独自在屋里“大声演讲大声歌唱”，她要“冲一冲”白嘉轩“那封建脑瓜子”。[《白鹿原》p174]不仅如此，在绝大多数白鹿村人信奉子女婚姻当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王村婆家已经托媒人来定下了日子的时候，白灵不管不顾这些旧时礼仪，偷偷从家里跑掉了，并且瞒着父母与鹿兆海私定了终身。后来。当发现鹿兆海与自己革命信仰相背离，各自的政治信念都无法为对方改变，两人的感情也因之出现危机的时候，她遇到了鹿兆鹏。在她发现自己对鹿兆鹏的感情由崇拜变为爱恋时，她又再一次冲破封建樊笼，与和自己信念相同、志趣相投的鹿兆鹏真心相爱了。白灵是敢作敢为的，是率性自由的，是不受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新青年。只是，这样一个勇于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的结局却是在后来的清党肃反运动中被活埋了。

如果说白灵的对自由、解放、革命的追求与对传统的反叛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抗争，那么鹿兆鹏的对于封建婚姻的反抗则是默默的、无声的心理的叛逆。鹿兆鹏在未参加革命之前便由父母之命娶回了冷先生的女儿，但是他对她却没有一点感情，新婚之夜的一次初试成了兆鹏媳妇对于自己夫妻生活永远的记忆，也是永远的遗憾。鹿兆鹏追求自由恋爱，所以当黑娃带回别人的小妾而被全村人不耻时，他却称赞黑娃“是白鹿村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的人”[《白鹿原》p 146]，是他在白鹿村唯一佩服的一个人。而他自己却由于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的巨大压力而无法自主的选择自己的爱人。但是他又不甘屈服，他始终在心里无声的反抗着，这种不彻底的抗争不仅给他自己带来了痛苦，更是毁了他媳妇的一生。后来，在他终于鼓起勇气冲破那个一直囚困着他的婚姻枷锁而走向自由时，他的所谓的自由恋爱却是抢走了自己的亲弟弟——鹿兆海心爱的女人。白灵与鹿兆鹏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或彻底或不彻底，但都是自觉的，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他们对于新文化的展现；而田小娥与黑娃的叛逆，与传统文化的格格不入，则完全是无意识的，是五四新文化中提倡的自由解放思想的不自觉萌发。

田小娥，一个穷秀才的面容姣好的女子，却因为家贫而被迫嫁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武举人，按年龄，武举人都可以当她爷爷了，而且，她在武举人那里纯然只是一个性虐待的工具。由于她的这种不幸遭遇，她一开始就是这个传统文化世界里的叛逆者。生存的强烈欲望使她的这种叛逆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她没有接受新文化的熏陶，没有表达自己反抗的其他办法，她叛逆的唯一武器和手段就是用情欲冲乱封建的伦理秩序和道德的堤坎。她身为秀才的小妾却主动勾引黑娃；黑娃走后，为了生活下去，她又不顾伦理道德与“大大”鹿子霖勾搭在了一起；她为了复仇用性将白孝文拉下水，后来却又不管不顾地疯狂爱上了原本妻儿同乐的孝文；她死后化为飞蛾为原上带来了瘟疫，她的阴魂附体一遍遍申诉着自己的反抗……然而，终于因为她对自己所处的文化世界缺乏了解，她的这种盲目的反抗，只能在本能的意义上抗争，最终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虽然如此，田小娥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抗争并非完全无意义，她的行为反映了中国社会底层农民的觉醒，是新文化普及道路上的一剂催化剂。

黑娃是《白鹿原》中又一个充满叛逆色彩的文化人物。黑娃是鹿三的儿子，白嘉轩对他一直是仁爱有加，为他买笔买纸，供他上学读书，然而在黑娃的眼里，白嘉轩却一直是“腰挺得太直”，让他一看就不舒服。对于儿时玩伴鹿兆鹏特意省下来带给自己吃的精贵小点心，黑娃却一咬牙扔到了草丛里；在后来自己拥有了一口袋鹿兆鹏曾给过自己的冰糖时，他甚至毫不犹豫的在上面撒了一泡尿。黑娃的这些叛逆行为并不是表达一种简单的玩世不恭的叛逆心态，而是对于自己作为一个长工的儿子的被压迫被奴役的的社会地位的反叛。这是新文化中追求平等民主的思想意识的萌启。但是可惜的是他与田小娥一样，不懂得该如何实现这种反抗。所以他只是坚决的娶回了被人称为“破鞋”的小娥，在走投无路时上山做了土匪，在打劫白家时捅断了他从小就痛恨的白嘉轩的“太直”的腰……他的所作所为让白鹿原上的人们既恨他又怕他，既瞧不起他，又接受他。在经历过了一系列的风风雨雨、革命与反革命之后，黑娃最终的归宿却是跪倒在了白嘉轩的祠堂里，满含热泪地说着“黑娃知罪了”，并自称为“不孝男”，立志要“洗心革面学为好人”。[《白鹿原》p 495]这样一个勇敢叛逆、无所畏惧、坚硬刚强、一直与传统文化水火不容的汉子，最后，还是回归了传统。这样，新文化的火光在黑娃身上还没有被点亮，便已熄灭了。

在《白鹿原》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并以心理的围墙保护着它,以心灵的砖塔镇压着非儒家文化的成分。儒家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几千多年的传承延续,是活生生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从发起至今日从未出现过断层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由孔孟所奠定的伦理道德今后还要延续。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思想影响力永远不会消失,这也正是传统文化的魅力之所在。【8】白嘉轩、朱先生、鹿

三、仙草……等人的生存历程展示的种种属于传统道德范畴的精神内涵无疑是中华民族生命有机体中的血脉。它是民族精神的精髓,它在整个民族生存史上的影响将会更深刻、更广泛。作者陈忠实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小说塑造了白嘉轩与朱先生这两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充分赞扬了仁义、正直、诚实等美好的传统文化精髓，展现了中国历时悠久的传统文化。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从民族历史的曲折里去反思发掘出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肯定因素，其目的就在于指出我们民族振兴的今天这些合理内核仍具有内在的强大活力, 应该成为我们迈向现代化的可贵历史财富。但与此同时，作品中也充分反映了传统文化遭受冲击的现实状况。鹿子霖、白孝文等人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质因素，形成了对儒家文化理所当然的内部解构。黑娃、田小娥等人在遭遇到外界族人的各种歧视和压迫后，通过革命或非革命、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报复社会。这种抗争也对儒家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祠堂被砸，“仁义白鹿村”石碑、“乡约”石刻被砸毁；白嘉轩“挺得又直又硬的腰”被打折；白鹿原人知道小娥死因后心情颇为复杂的“大为感慨”；当得知村里的瘟疫是由小娥带来时，不顾小娥是个被传统文化遗弃的“破鞋”，主动请命要为小娥修庙，供奉拜祭……而白灵、鹿兆鹏的反抗则不同于黑娃、田小娥等人来自生命本能的抗争，他们反抗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自己熟知的白鹿原，而是将整个不合理的社会作为自己斗争的对象。白灵、鹿兆鹏等是由“五四”新文化催生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现代青年，他们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冲击力度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就连传统文化的代表者——白嘉轩和朱先生，他们的传统文化观也在现实中不断地遭受阻碍，传家济世的理想每每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碰壁：仁义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和白嘉轩倾其全力培育出来的原本甚为优秀的族长继承人白孝文，都成了“不肖子”；“仁义白鹿原”本应该是充满“仁义”的桃花源式的儒家理想社会，但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使乡约苍白无力，社会满目疮痍。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朱先生和白嘉轩均是强有力的个体，【9】但随着儒家文化作用力的一步步衰减，他们的威力也一天天受到时代的挑战。老族长白嘉轩最终变得无奈而超然，曾经被白赵氏称作才子被白鹿原人奉为神灵的朱先生后来被讥讽为书呆子，而鹿兆鹏、白孝文、鹿兆海、白

灵等代表着新文化及现代政治的力量，则无论在原上还是在原外都显示出独特的生命力。白嘉轩与朱先这两个在《白鹿原》中被精心塑造的高大形象的悲剧性的结局，象征了在现代历史变革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的不可避免地衰落。对历史演进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作家的认识是清醒的，也是“力图肯定的”。[10]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创造、改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11】五千年泱泱大国孕育出的传统文化,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需要接受新时代的考验，旧的东西不可避免的要被更新的、更适应现代社会的东西代替，这就是历史。只是旧的东西在快被消灭之前总会与新事物做一番殊死的较量与抗争，并且较为强大的旧事物总是在一开始时占领着与尚未发展成型的新事物搏斗的上风。所以在《白鹿原》的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对垒中透露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白鹿原》通过一个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描写人物的生命运动,将这些运动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之中，“在历史和人的结合中塑造庄严饱满的中国农民形象, 展示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12] 艾略特说：“时间现在和时间过去，也许都存在于时间将来”。现在是历史向任何方向展开的起点和终点。过去、现在和将来面对面了。陈忠实不是写历史中的人，他写的是人的历史。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作家应该留下你所描写的民族精神风貌给后人。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人生，一经作家用自己的生命感受和体验后，表现出来的就应是这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段里整个精神层面的一种比较准确和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我们作为一个作家应该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你的真实描绘，把那个时代人的精神形态和心理秩序艺术地告诉后人，让他们从这些己经成为过去的现象里把握那个时代人的心理脉搏并引出有益的启示。”

卡西尔说：“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从人类本体的角度去破译历史之谜，不会是唯一的途径，但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昆德拉说过，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小说的使命在于“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虚构性的小说与存在性的历史既有在着密切的联系又有着巨大的差别，《白鹿原》是陈忠实虚构的他心目中的我们民族的历史图景，通过它，去勘

【13】探我们民族的存在，特别是如昆德拉所说“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方面”，“不仅感知过去的过去性，而且感知过去的现在性”(艾略特语)。

[ 1 ] 韩军强、张文利，《<白鹿原>文化论》，《文化研究》，第14期，2010年

[ 2 ]傅雷，《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3）

[ 3 ]陈忠实，《 我说关中人》，《 陈忠实文集》，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p5)[ 4 ]陈忠实，《 关于〈白鹿原〉的问答》，《陈忠实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p534）

[ 5 ]、金春峰，《对深重的文化危机之忧思》，《<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244）[ 6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5（p56）

[7 ]《梁濑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p41）

[ 8 ]、任新宇，《传统的魅力——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上的表现》，《台声·新视角》，2005.9 [ 9 ]、庹飞，《<白鹿原>：儒家文化命运的观照》，《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2010，7

[ 10 ]、白烨，《史志意蕴·史诗风格》，《<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38）

[ 11 ]、《白鹿原中的传统文化》

[ 12 ]、张林杰，《<白鹿原>：历史与道德所悖》，《人文杂志》，2000 [ 13 ]、王仲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