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女性悲剧看《白鹿原》文化冲突的意义
陈忠实,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代表作《白鹿原》,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等。2016年4月29日7:40左右,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
读过陈忠实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人们,大都被它深厚的文化意蕴所震撼,这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不仅是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关中文化的深刻反思,更是一个民族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雄奇史诗。白鹿原地处关中腹地,相对封闭,乡民长期以来深受儒文化浸染,尽管如此,社会革命和现代文明还是越过崇山峻岭,侵入这块古老的土地,两种文化在这里交锋,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小说通过田小娥、兆鹏女人、白灵等14位女性悲剧人物的塑造,不但控诉了封建文化冷漠残酷、漠视生命、灭绝人性的一面,也预示了封建文化即将崩溃的趋势,隐现着现代文明发展的艰难。小说在对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深切反思中,呼唤着现代文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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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制婚姻的束缚与逃离
白鹿原地处京畿腹地,作为西周封建分封制的发源地,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封建宗法制已经根深蒂固。就青年男女的婚姻而言,主要以家长包办制为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所述婚姻主要特征:男尊女卑、包办,漠视当事人利益和婚姻关系,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联合支配。上世纪初,随着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侵袭、渗透,白鹿原上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婚恋观也相应发生转变,开始追求自由、平等、浪漫爱情和理想婚姻。新旧不同的婚姻在内容、形式上形成的巨大反差,最终引发了观念层面的冲突,而女性往往成为这场文化冲突的牺牲品。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男权社会,男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即使在婚恋观上,也显现出霸权话语。对于男人而言,婚姻的目的无非是传宗接代的和本能欲望的满足。小说一开篇就写到“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接着浮光掠影般地描写了白嘉轩前六个妻子从新婚迅速走向死亡的过程。母亲白赵氏平淡而坚决地认为“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以致暴死的秉德老汉在临死前嘱咐儿子“不必守孝,过了四房娶五房„„哪怕卖牛卖马卖地卖房卖光卖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悌观透露着白鹿原上老一辈人对婚姻的理解:婚姻不过是传宗接代的法定程式,而女人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女人结婚却是被动的,她们无权选择对象,没有独立人格,她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做母亲甚至做人的权力,物化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
封建宗法制婚姻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联合支配,主要特征是专制、集权、无视当事人的自由、愿望和要求。正如辜鸿铭所述,“婚姻是一种社会婚姻,一种不建立在夫妇之间而介于妇人同夫家之间的契约———在这个契约中,她不仅需要对丈夫本人负责,还要对他的家庭负有责任。通过家庭再到社会———维系社会或公民秩序,实际上最终推及到整个国家。”几千年来白鹿原上成千上万的妇女都恪守着封建礼教对婚姻的约束,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兆鹏女人顺从传统婚姻却独守空房致淫疯病被父亲下药毒死;田小娥反抗传统婚姻不甘做人小妾和长工黑娃私奔,后被公公亲手杀死;白灵抗婚,自由恋爱也以死结局„„她们无论是打破或者顺从传统婚姻都惨遭不幸,这三种女性分别代表在婚姻上不同的态度:“不走出家庭”、“走不出家庭”、“走出家庭”,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地因专制婚姻惨遭不幸。
兆鹏女人照理说是接受过传统良家女子的教育,也深受传统婚姻道德的约束,没有反抗意识,是“不走出家庭”的典型,以她的孤独、寂寞、屈辱、受害演绎了旧式女人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展示了传统性爱观与现代性爱观的尖锐冲突,批判了宗法制婚姻灭绝人性的一面。
她嫁给了原上有头有脸的鹿家,理应和原上所有女人一样在旧式婚约中了却一生,可她偏偏嫁给的是一个有新思想的革命者,双方没有爱情。丈夫屈从于家庭压力,新婚之夜和她发生过关系,以后就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婚姻对她而言只是没有尽头的思念和羊癜风似的颤抖,她有着一个健康女人对性的憧憬和渴望,却难以实现。父亲和公公死撑面子,不休不弃,以牺牲她的青春和幸福来维护封建的婚姻道德,以致一个“正统女人”居然羡慕起婊子样的小娥“,她原先看见觉得恶心,现在竟然忌妒起那个婊子来了,她大概和黑娃在那孔破窑洞里夜夜都在发羊癜风似的颤抖。”一方面传统礼教使他在理性上完全接受传统观念:女人要贞节,要正派;另一方面,在感性上她又难以抗拒欲望本能的冲动,她作为一个健康的女人,渴望得到性的满足。这种在现代人眼里正常的人性欲求,在当时白鹿原人的眼里则是思淫和不道德的表现。公公酒后失态捏她胸脯时再度唤醒她的性意识,欲望的冲动使她难以自已,但又被公公强行压制下去,她只能在梦中痛苦地挣扎,以致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可耻的。人格分裂而至精神分裂,患上了淫疯病。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因思淫致疯的坏女人、疯女人,并不在意她内心的痛苦。兆鹏妻没有人理解,更没有唤起亲人的同情和重视。以仁义自居的白鹿原村民对她的疯病表现出异常的冷酷和无情。公公首先意识的是儿媳妇的疯言疯语是否引起老婆和亲家的怀疑,作为医生的父亲在意的是怎么样让女儿停止疯言疯语,免得让自己与亲家难堪,根本不顾女儿发疯的真正原因,更不关心女儿内心的真正痛苦,也没有想过如何挽救。我们不能说他不爱自己的女儿,但在一个高标仁义、道德至上的社会里,面子往往比人的生命更为重要,于是毫不手软地下重药毒死女儿„„。小说以一个顺从传统婚姻道德的良家女子发疯致死来嘲讽和批判宗法制婚姻的罪恶、人性的缺失和冷漠。可悲的是她的死没有唤起任何人的同情和思考,在麻木和停滞中,兆鹏女人的悲剧注定还要在白鹿原上重复。
田小娥在传统婚姻里充当性工具,完全失去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所以她反抗。和毫无“走出家庭”意识的兆鹏女人不同,田小娥是想走出家庭却无法走出家庭,或者说是走出了一个让她绝望的封建专制家庭,却陷入了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支离破碎的家庭,因此她最终不能摆脱家庭的樊篱,田小娥在小说中是具有走出家庭意识但却“走不出家庭”的女性的代表。如果说她以前进入郭举人的家是被迫的,那么她和黑娃成家则是自愿的,田小娥的反抗让她陷入更大的深渊,越是这样也就越显示悲剧的深刻性。田小娥对自由、爱情、平等、人权的朦胧的现代追求使她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在白鹿原这块旧文化的腐尸般的土地上,她的追求只能以悲剧告终。
田小娥一开始便是以一个被扭曲的性角色出现的,她的悲剧命运首先是传统世俗婚姻观念带来的结果。父亲是个穷秀才,十七八岁便把她嫁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郭老头做小妾。她的悲剧不仅是无权自由选择婚姻,更令人悲哀的是她失去一个小妾、甚至一个女人的基本权力和尊严,完全充当了郭举人的性奴。她在郭家的任务是每天晚上必须在阴道里泡三颗枣供郭举人补养,而且郭举人到她厢房的时间都是有规定的:“每月逢一(初一、十一、二十一)进小女人的厢房”。甚至每次还有大女人在外监视,这对一个女人的正常性生活是何等的变态。如此不堪的命运,在宗法制的婚姻观念里却是被承认也是必须遵从的,是理所当然的。在封建阶级社会里,爱情和婚姻往往是相脱离的,丈夫可以纳妾,甚至妻妾成群;妻子只能从一而终。“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妾是没有经过一定的婚姻仪式而成为某一男子配偶的女子,他们以丈夫为君,不能称之为夫。用她自己的话说在郭家她过着连狗都不如的生活。这样的婚姻不仅没有爱情而且剥夺她做人的权利,激起了她的叛逆情绪,为了自己的生存她开始反抗。黑娃的出现对渴望自由的小娥来说像一根救命稻草。当一个弱女子在黑娃怀里哭诉自己“兄弟呀,姐在这屋里连狗都不如!”,心灵痛苦的呐喊和倾诉,唤起了一个男人的同情和怜惜,他们真正相爱了。殊不知她和黑娃的结合不但没有让她得到幸福的爱情,反而使自己陷入一个更大的旋涡。他们的相爱更是传统伦理道德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第一,他们的婚姻既没有媒妁之言也没有父母之命,是蔑视家长权威的逆子的表现;第二,黑娃娶的是一个失去贞操的已婚女子,有辱门风,更丢面子;第三,黑娃带着郭举人的女人出逃,属于典型的“淫奔”,那是极不道德的;第四,婚后小娥的乱伦行为,被族里人骂为“烂女人”、“婊子”,成了“恶”的代表。封建礼教一步步把小娥逼向死亡之渊,于是遭父亲辱骂,公公和丈夫甚至断绝父子关系,小娥被拒进祠堂。这样的婚姻注定是被人耻笑和唾弃的,可他们有一段时间的生活是幸福的,得到过真正的爱情。小娥敢于冲破传统世俗观,和黑娃私奔,婚后男耕女织,倒也苦中有乐,那一句“我吃糠咽菜都愿意”,对爱情的伟大牺牲和付出,这是许多女人都做不到的。小说写到黑娃也因此“居然激动了好一阵子,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窝儿一坨地儿了。”田小娥和黑娃的爱情让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革命者鹿兆鹏都佩服和羡慕。然而发人深思的是,作为兆鹏自己的婚姻却叫人难过,当鹿子霖的三记耳光把兆鹏拉进洞房的同时,也把兆鹏女人拉进了传统婚姻的坟墓。
相对而言,白灵的婚姻才给白鹿原上几千年的传统婚姻以沉重的打击。在小说中,白灵是“走出家庭”的代表。她自主选择自己的婚姻,坚决和专制家长作斗争,而且取得婚姻的主动权。她如同一只白鹿式的精灵,用她得天独厚的智慧和勇气完成了原上众多女性永远都无法也不可能完成的蜕变。她的婚姻和命运要比兆鹏女人、小娥以及包括自己母亲在内的众多女人幸运很多倍。从父亲第一次允许她不必缠脚开始似乎就注定她的与众不同,她是原上第一个进私塾读书的女性,以决绝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她的婚姻,把婚姻的自主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她自始至终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礼教戒条持坚决反抗的态度,把自己看作是独立个体,而非他人的附属品,所以她理直气壮地和鹿兆海私定终身,当她后来发现鹿兆海与她的革命道路不同时又勇敢地和兆海分手,与志同道合的兆鹏结合。她掌握着爱情的主动权,不像小娥和兆鹏妻子那样完全依附于男人。她有新思想,有胆略,有智慧。在对待传统婚姻上,她表现出男人们都少有的坚定、果敢。她不顾父亲的脸面,坚决反对父亲的包办订婚,毅然地用一张字条儿擅自退掉自幼定下的亲事,并以讥讽的口吻捎信于对方,“你们难道非要娶我革你们的命吗?”使得白嘉轩从此将其扫地出门,断绝了父女关系。而她压根就认为拒绝一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天经地义的事。在白灵看来,爱情婚姻应当是两性心灵层面上的情感默契,是灵与肉的结合,非世俗的伦理道德、金钱地位可以左右,这正是一个渐渐觉醒的新时代女性现代婚恋观的表现。然而,“历史不会轻易将幸福提前降临给弱者,尤其是女性。”白灵毕竟生活在那个以男性为尊的时代,她仍然摆脱不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固有的观念,她的思想、言行无法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就连一向最慈爱的姑妈也禁不住撇着嘴角骂她脸皮太厚。在那个礼教严谨的时代和社会里,男子尚不能自由地选择配偶,又怎能容许一个小女子如此“伤风败俗”呢?她虽然选择了自由的婚姻,虽然她最终也逃不脱惨死的厄运。她的婚姻也不是幸福的,爱情得不到父母和族人的认可,而且她生活在动荡的革命年代,一个人大着肚子东奔西跑每天都处于危险中,可是她为自己而活了,为了千千万万女性的解放而奋斗了,她的牺牲是值得的,她证明了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她让原上乃致全中国的女人开始觉醒。
小说中三个女性在对待传统婚姻上,无论是屈从、挣扎,还是反抗,结果都成为牺牲品,这有力地控诉了封建宗法制婚姻不合理的、残酷的一面,对女性人格、尊严的漠视,人性的缺失,也透露出现代文明行进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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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道德的坚守与反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文化,而儒文化的核心又是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国人关注道德,又尤其关注女人的道德,因此女人一直处于道德评判的风口浪尖。到了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观更加重了道德的砝码。这与现代社会的尊重人权、张扬个性、满足人性的合理要求的价值观和人性观大相径庭。小说中女性———这一被封建伦理道德压抑了几千年、忍受着巨大屈辱的弱势群体向社会发出了悲壮的呐喊。她们的切身利益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她们以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迫切地希望现代文明的到来,尤其渴望对女性的关注,对人性的关注。白鹿村在小说中也叫“仁义村”,这个打着封建伦理道德典范旗号的村子,几千年来竭力地用乡约、族规来维护封建传统的仁义,没有任何人敢违反和触犯。然而,原上有这样一群女性却用鲜血和生命来揭露白鹿村这所谓的“仁义”,小娥和黑娃私奔,与叔辈鹿子霖乱伦,拖孝文下水;兆鹏女人日夜想着和公公交欢;白灵断绝父女关系投身革命;婆婆帮孙媳妇借种生子„这一个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却发人深省,揭露传统文化丑恶的一面,暴露传统道德理与欲的冲突。
《白鹿原》主要是写白鹿两家的家族史,他们是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楷模,几千年来白鹿原上空弥漫着积厚恒远的陈腐的伦理道德的空气,尤其是对妇女“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约束,把贞操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衡量女子品行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标准。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田小娥作为郭举人的小妾,行过天地之礼,就应该守身如玉,但她不堪忍受郭举人的性变态,和黑娃私奔,与鹿子霖乱伦,害死狗蛋,又毁了孝文,简直就是个灾星祸水,成为“恶”的代表。所以公公鹿三杀死她是消灭灾星,是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正义之举,是大快人心之事,没有人对田小娥的死感到同情。然而她的美丽却令许多男人无法抗拒,就像一束妖艳的罂粟花,这里面却隐藏着诸多的矛盾冲突。首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大家都认为小娥是婊子是灾星,但是作为当地人的狗娃、鹿子霖、白孝文等众多的男人却挡不住小娥的美丽。尤其是当地以狗娃为代表的年轻人为了得到小娥甚至失去了生命,小说中写到他夜夜为小娥唱歌,送东西,本应该是多么浪漫的爱情,然而这样的爱情招来的却是族里人的惩罚。其次,作为一个完全符合传统礼教的兆鹏女人,恪守妇道的正经女人,居然由衷地羡慕起“婊子”样的小娥,这完全是对传统伦理道德有力的讥讽和质疑。更让人不解的是给小娥造成悲剧的直接人物居然是有头有脸的鹿子霖,他和白嘉轩可是白鹿原上封建伦理道德的楷模,居然也和小娥乱伦。诚然和叔辈乱伦很大程度上兼有对性的渴求。但是细看小娥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或许我们就会理解了,她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好不容易冲破世俗的城墙和黑娃相亲相爱,不料黑娃被通缉使她走投无路,为挽救黑娃才出卖自己的肉体给鹿子霖,当然这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然而以宣扬仁义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却让一个封建弱女子走投无路,这又是什么样的仁义道德呢?尤其是小说中笔墨较少而发人深思的孝仪媳妇借种生子这个细节更加让人质疑维护了几千年的仁义道德的合理性。嘉轩的母亲在小孙子孝义媳妇多年不育、多方求神问药未果的情况下,她采取偷梁换柱之术,特意安排长工鹿三之子兔娃与其媾和,这样既避免了无后之灾,又挽救了白家的面子。可见这是虚假的“仁义”,是荒诞的“仁义”,也是注定要消亡的“仁义”。
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白鹿原上仁义的虚伪性、荒诞性,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传统伦理道德自身也是矛盾的,是没有人性的。毋庸质疑,小娥的乱伦很大程度上是兼有对性的渴望,兆鹏女人的淫风病也是性意识觉醒的表现,是女性正常的生理欲求。周作人曾在《女性主义的中国道路》一书中这样总结女性:女性是圣母和淫女的结合。为什么把女性作为圣母和淫女的合二为一呢?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就明确表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因而必然有着一些很自然的与动物相近的属性,有许多本能的欲求,即兽性,每个人都有性本能,人和动物一样。但人又不同于动物,他是由动物“进化”的,因而又有着只属于人类自己的高尚平和的社会属性,即神性。毋庸置疑,女人和男人一样有着性的需求。性乃人的本能,告子曾说:“生之谓性”,即人生而具有的东西就是性;告子进一步把性的内容规定为食色两种:“食色性也。”禁锢人性、压抑人欲是后来宋明理学干的事,后来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小娥的伦理道德观念自身也是矛盾的。作为黑娃的女人她是有愧于黑娃的,至少她没有为黑娃守住贞操,在黑娃走后与鹿子霖和白孝文的乱伦,违背了性道德,她的内心十分矛盾。但是细读小说不难发现,她是为了挽救和报复,虽然这样的反抗方式有点扭曲和可悲,甚至有点变态。但是,这对一个弱女子来说是别无选择的。在人生的搏击场上,她是白鹿原上第一个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第一个走出家庭,自己寻找自己幸福,第一个敢于表露和实现自己情欲的女人,第一个敢于牺牲敢与反抗的女人。
田小娥的失贞遭来族人唾弃,甚至遭来杀身之祸,但是孝仪女人在婆孙间掩人耳目的失节却得到族长的默认、社会的认可。封建伦理道德与蒙昧迷信的风俗习惯,成为钳制她们心智和命运的枷锁。白赵氏亲手谋划孙媳妇去偷人,怀上别人的骨肉,这对她来说是奇耻大辱,但又是承接白家香火的唯一途径,老人在“鱼与熊掌”兼得的圆满里承受着深深的痛苦。而作为当事人的孝义媳妇,更是处于两难的境地。她要么坚守妇道,要么承受无后的羞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不听从婆婆的话也是不孝。因此,封建时代旧道德维护也是以牺牲女性的人格尊严甚至生命为代价的,她们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无法逃避,悲剧成为她们的宿命,也因此饱受祖母无声的唾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方面,她们在极力维护封建礼教道德;另一方面,又在违背和破坏着传统封建道德。她们内心都矛盾,孝仪媳妇事后被婆婆瞧不起,自己内心也痛苦,小娥内心也把自己当作烂女人,兆鹏女人甚至在理与欲的挣扎中疯掉。如果这样的伦理道德自身没有问题,那是不会出现这种矛盾心理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更多的是上对下扯的幌子,受害的永远是下里巴人,上层人士根本就不当回事,汉武帝的祖母嫁过三次,蔡文姬也是三次,至于汉代名将陈平,则是自己妻子的第六任男友,甚至有皇姐带头做第三者,刚做寡妇,就看上大臣宋弘,央求弟弟刘秀给自己拉拉„„这叫什么伦理道德啊?可见她们的性心理是异化的扭曲的,这样的伦理道德是虚伪、荒诞的。只有愚昧无知的下层民众常常更为自觉、更为真诚地维护居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和礼俗。
真正的道德是符合人性的道德。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霍尔巴赫认为,宗族道德之所以不能使人的道德进步,是没有建立在坚实可靠的人性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虚假骗人的神性之上的。
小说展示了看重名节、重视道德约束、禁锢人欲的封建宗法制伦理文化与现代社会看重生命、尊重人性健康发展、正常需求的现代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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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存价值的矛盾与选择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边缘化,是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女人的价值必定服从于男人的价值。久之,价值意识逐渐淡漠,所谓“夫荣妻贵”、“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就全倚仗男人了。男性作为优势群体,可以在社会上大有作为;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就只有固守家门了。传宗接代、相夫教子,持家理财成为女性命定的义务;等而下之,则会沦为丈夫的生育工具、性奴或道德祭坛的祭品。《白鹿原》里传统家庭妇女们一直以来的生存价值观就是充当男人的附属品和生育工具。如仙草、白赵氏、鹿贺氏等女性。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妇女为财产之一种,而不承认妇女有继承权,有独立的人格„„她的价值惟在生育。”男人成为中流砥柱,而女人如同男人的附属品。“对于未出嫁的女子,即使二十岁死了也没有资格在族谱上占领一方红格”,足以说明女性地位之卑微。至此,白鹿原上几千年来妇女们都本能地恪守着传统女人的价值观,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即使她们的身心受到摧残,也心甘情愿当男人的奴隶和生育工具。作为族长的妻子仙草一生恪守三从四德,从未在人前铺排过,她服侍丈夫,孝敬婆婆,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即使作为族长的妻子,她却并未享受过多少做人的权利。进祠堂烧香叩头,轮不上她;诵读乡约族规,轮不上她,就连临死前想见儿女一面的要求,也无法满足。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生过七女三男,只养活了一男二女,壮年时丈夫先她而去。她的前半生基本上是生育机器,后半生抚养子孙,唯有临睡前儿子就着油灯陪她坐一会,以解除她生活的孤清,以至于她“时时把儿子就当成已经故去的丈夫”。白鹿原上另一家庭的主妇鹿贺氏也是恪守三从四德的典范,她甚至相信丈夫鹿子霖“半个屁股都比她的整个脸面重要”。在这个家庭中,内务和外事都不容她添言。抚养长大的两个孩子被送到白鹿书院念书时,她便开始了求佛问神的香火生涯。她纵容鹿子霖的放荡,对丈夫在外的风流韵事不闻不问,以至村中长得像他的干娃有几桌。女人是什么?女人的生存价值又是什么?在小说中用白赵氏平淡而坚决的概括“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小说揭示女人实质上就如同物品一样。
然而,田小娥却不甘愿做郭举人的性奴隶。她想努力活得像一个人,她不顾世俗谴责和黑娃私奔,她宁愿抛弃郭举人家的富贵生活,选择和黑娃一起住破窑洞,她和传统女人的价值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小娥跟着黑娃几次说到“吃糠咽菜也愿意”,“兄弟呀,姐跟着你死了也值!”和黑娃在一起她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价值,不同于她在郭举人那里的“连狗都不如”的命运。为了挽救黑娃,不惜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她不顾传统的贞操观念,勇敢地争取自己的幸福。当她拉孝文下水后,居然由报复变为两情相悦,孝文受刑那天,“她达到了报复的目的却享受不到报复的快活。”还“浑身抽筋头皮发麻双腿绵软,在窑洞里坐不住了。”这是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自责,是人性还没有泯灭的表现;于是有了“把尿尿到鹿子霖的脸上了”的反抗举动,还痛骂他。这是人生存利益的冲突、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人对自我价值的追寻;是对鹿子霖卑鄙人格的一种戏谑、藐视、嘲弄和痛骂。
小娥虽死了,但是单看那些真爱过她的男人们就知道她独特的个人魅力之所在了。黑娃当土匪也不忘黑夜里冒险来看她,甘愿为她和鹿三脱离父子关系,夜里悄悄为她送钱送粮;白孝文更不用说,这并非性引诱使然,起初孝文在小娥那里根本就没有得到性的欢娱,但是仍然甘愿为她失去族长的位置,即使做乞丐也不忘为她留点。孝文荣归故里的时候得知她死了,“钻进窑里,双膝一软就跪倒在地上,轻轻的叫了`亲蛋蛋,我来迟了„„ '”,要不是鹿三把她杀死,说不定,她的命运会比一般妇女好上很多倍呢,可能孝文会把她接走过上好日子,可能又可以和黑娃团聚„„人就那么短短一生,一个被世人辱骂的婊子居然得到两个有头有脸的男人为她死活不顾,可见她独特的魅力所在了,一个封建礼教制约的女人能活到这样的份上也值了。或许,她的价值取向不被大多数人所接纳和肯定,甚至被世人所辱骂,处处被摧残、迫害,但是她不顾一切世俗的眼光,追求自我利益,自我需求的满足,顽强地生活下去,的确不得了。但是小娥为争取实现自我价值和勇于为丈夫牺牲,只是出于自我价值的追求,她的反抗只能依附于男人才得以实现,仅仅依靠自己的身体,是不自觉的不彻底的,而白灵的反抗,她所追求的自我价值才是有力的,自觉的,不仅是个体的,还是全社会的所有女性的真正价值。
白灵从她踏进私塾的那一刻起,注定了她的命运和原子上所有女性的不同,她的生存价值是和原子上沿袭几千年的众多女性的生存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她是一只真正的百灵,用她响亮悦耳的叫声唤醒沉睡的女性意识。女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女人,是男人把女人变成了女人。白灵是原子上唯一一个把自己命运的主宰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女性。白灵反抗包办婚姻,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进学堂读书,然后参加革命。她的坚决、果敢、清醒远远超过了受过新式教育的男人兆鹏们,如果说小娥选择黑娃是自我意识的觉醒,那也只是她不堪忍受郭举人的蹂躏,维护自身利益的无奈选择。如果兆鹏以不回家的方式反抗争取自己的婚姻自主权,那么他也只不过是不自觉的,不彻底的,因为他们都抵抗不了父母的封建压迫,最开始是投降了。而白灵是了不起的,她参加革命,配合鹿兆鹏,处决叛徒;组织学生运动,砸陶部长一砖头„„她和鹿兆鹏在革命的血雨腥风和枪林弹雨中,情投意合、并肩作战、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党所赋予的使命。然而九死一生的她,最后却因为党内的错误判断惨死在自己同志的手中。尽管被追认为烈士,但相信她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她短暂的一生,留给白鹿原的是无尽的暇思和永恒的记忆,是中国妇女摆脱传统封建礼教之束缚,迈向思想现代化之历程的标志。
小说分别阐述了田小娥、兆鹏女人、白灵三种不同类型女人的价值观,她们都成为牺牲品,说明了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存在激烈的冲突,它反映出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自我价值的实现。
从这几个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给那个时代底层人们造成的深重灾难,尤其是以妇女为主的受害者,小说中众多的女性不管是顺从传统观念的还是反抗斗争的,她们无一能逃脱悲剧命运。像小娥和白灵敢于为自由和自己而打破传统世俗观念,不顾世人的谴责,做白鹿原上一只反叛的精灵。可惜,封建文化的传统早已根深蒂固,又尤其是在这个男权社会里,她们反抗的力量是那么微弱,注定了只能走向封建的深渊,走向死亡的命运。就如陈忠实1990年1月6日发表《从“跳底子”看关中人的心理结构》,阐述了他对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的深刻尖锐的剖析:“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文化、封建道德演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渗透到一代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但是文化冲突是持续的,客观的。虽然往往会给个人或者民族造成心理乃至生理上的痛苦,但是文化冲突的正面影响远远大于负面作用。文化冲突最根本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冲突,陈忠实把众多的传统观念巧妙而集中地赋予田小娥、白灵、兆鹏女人等典型的女性身上,作了深刻的文化批判,以她们的悲剧有力地批判了传统仁义文化阴暗、残忍的一面,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质疑。小说以她们的反叛呼吁现代文明的发展和人们对新文化的追求。文化冲突让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也展示了文化进步的艰难。这表明:符合人性、有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文化才是富有生命力的进步文化。白鹿原的女性悲剧让人震撼,《白鹿原》的文化冲突更让人沉思。
第二篇:从诸葛亮的悲剧看人才培养的意义
从诸葛亮的悲剧看人才培养的意义
经营企业,靠两大法宝,一是资金,二是人才,这几乎是所有企业的共识。权衡二者分量,人才问题当属第一等要事。
论起人才的价值,怎么形容都不过分。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中刘备有这么一句话,“卧龙凤雏,得其一便得天下。”可见人才对于一国之兴,意义何其重要。治理企业,虽不及治国复杂,但道理一样,也是人才难得。
但是我们往往又不免疑惑。既然贵为天下治国安邦人才第一、第二的卧龙凤雏,得其一能得天下,缘何二者兼得的蜀汉竟然仍不免衰亡呢?难不成卧龙凤雏浪得虚名?
历史早有公论,诸葛亮虽有治国安邦的才能,有智慧化身的美名,有“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的高度判断力,有刘皇叔白帝城托孤的高度信任。倾国文武,尽归调度,但是后来仍然免不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鞠躬尽瘁的后果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直至后来,后主阿斗被西晋兵马所获,乐不思蜀,一个姜维,鼓掌难鸣,兴复汉室,终成美 梦,“长使英雄泪满襟”,让后辈们扼腕叹息。历史给诸葛亮开的这个天大玩笑,证明了诸葛亮的个人悲剧注定了蜀汉的悲剧。这绝不是对诸葛亮个人的不恭,相反,正是因为太多的人把诸葛亮奉为神明,才让一国之安危系与一人之身,蜀国的悲剧悲就悲在诸葛亮是“一个人在作战”。
第三篇:从白鹿原看儒家文化
从白鹿原看儒家文化
——以白嘉轩和朱先生的人物形象为主
关于儒家文化的小说很多,在《白鹿原》中,作者陈忠实展示了儒家文化的两面性,以白嘉轩和朱先生为代表。
一、儒家文化的精华——朱先生
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精髓的那一面,“仁义”“爱国爱民”。“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朱先生作为白鹿原的圣人,他的“仁义”主张是非常饱满的。他从来都是与人为善的,他追求的是一种淡泊宁静,粗茶淡饭式的生活,但这并不表示他不关心世事,他只是以一种更为深广的洞察力来审视这一切。朱先生不走仕途而主持教学,修学堂,“有教无类”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就连一身匪气的黑娃都成为他的弟子。黑娃是他所教的最后一个弟子,他为其写下“学为好人”的题字,并悉心教导,他将黑娃由一个粗俗不驯的匪人教化成一个已具儒雅气度的好人。在饥荒年,他联合白鹿两家大肆的赈粥。在晚年,时代的潮流已经抛弃了他,他开始修理县志。在修县志的全过程中,他没有任何利益,为的是记录历史,造福子孙。
朱先生,扮演了一个儒家救世的角色。儒家强调“学而优则仕”、“仁义济天下”的论述。朱先生的思想核心即为民本思想。他的这种民本思想在特定的环境下又使他发展成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的应约说退方巡抚数十万入陕清兵,就是这种民本爱国思想的具体体现。在革命军同清廷残余军队发生冲突,剑拔弩张两军对垒时,朱先生受革命军张总督之邀劝退清兵。他不坐差官备好的汽车,徒步赶往总督府,并且笑着谢绝张总督为其准备的十二名经过特种训练的卫士,一身布衣一只褡裢一把油伞只身进入清兵阵营。他用剩菜倒进褡裢内瓦罐的举动和“顺时利世”的一番说词诉明了战事若起百姓必遭涂炭,而挑起者将落千古骂名的后果。这样一来,清军罢兵回归,而三秦父老也免遭了屠城之灾。他不动用官差提供的任何便利是为了不与当朝政府扯上关系,说明他有远避名利的清高;他冒险斥劝兵士,是为了千万百姓的安危。在鹿兆海死后朱先生等八位老人发表的《白鹿原八君子抗战宣言》轰动了整个中国。他们八位老人更是徒步走到渭河边才被拦下来,断了他们的抗日梦。
二、儒家文化的糟粕——白嘉轩
而白嘉轩则是代表了儒家文化糟粕的那一面。其实白嘉轩身上也有儒家文化的精华,也继承了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但儒家文化的糟粕在他身上也显现无疑。白嘉轩不仅仅仁义,正直,还教条主义、迂腐。当时新式的教学已经流行开来,鹿子霖把两个儿子都送到西安去接受新式的教育,而白嘉轩依旧把两个儿子送到朱先生那里,之后就回家帮忙。让白孝文继承他族长的位置。他重视的“耕读传家久”时代的变迁,对于他来说是充耳不闻的,他只在乎他的土地,他自己的职责有没有做好。
他冷漠的有些恐怖。无论是白灵还是白孝文他是爱他们的,但是他从来不表现出来。在他的心里,这份亲近会让他有失威严,有失身份。对于女儿,他不能阻挡女儿的革命道路,最后和她断绝父女关系。最后白孝文败家,抽大烟,饿的去讨饭,他都没有去管一下,也是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被黑娃的手下撞断腰,他都是没有任何的表示,在查出鹿子霖的栽赃陷害白孝文,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埋在肚子里。他是堂堂的族长,怎么可以和鹿子霖交锋。在小说中,鹿三说:“嘉轩你活的太苦了。”确实,被那些教条所束缚,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我曾想,如果白嘉轩对于白孝文的“出轨”都给予一些宽容和爱,白孝文也许不会成为一个心狠手辣的阴谋家。白孝文在家中都感受不到温暖,他会成为一个温暖的人吗?白嘉轩也是小说中的一个悲剧人物。看完整篇小说,感觉白嘉轩就是没有多少情感,一本正经。儒家文化中那些伦理纲常束缚了人们的情感,在家中也是按照这样的纲常伦理去生活,这样的家庭也是冷漠的。
三、小结
随着时代的变迁,朱先生和白嘉轩都被时代所抛弃,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朱先生逝世后,在为朱先生送葬的路上,滋水河川沿途五十多里几十个大小村庄的村民一齐守候在路旁村口,烛光纸焰连成一片河溪,成为原上原下亘古未见的送灵仪式。由此可见,朱先生在乡民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尊祟地位。“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这是对朱先生的一种赞誉和惋惜,同时也宣告了以朱先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历史性失落。不管是好的坏的,都随着历史一起埋没了。
在白鹿原中,最后掌握政权的不是像朱先生这样一心一意为民为国着想的人,而是精于算计,那片风大倒向那边的朱孝文。时代终究是要进步的,在进步的过程中,我们要辩证的看待历史的产物。“五四”时期我们盲目的“打倒孔家店”,文革时期我们更是把一切都打到,推翻儒家文化,同时也丢掉了很多民族文化的精髓。“取之精华,去其糟粕”不是说在嘴上的,而是做在行动中的。
第四篇:从文化冲突视角看当代中国医患关系
摘要:现今社会,医疗服务市场正在经历着日益紧张医患关系的猛烈冲击,并逐渐演变成危害社会和谐的不良因素。近些年,被媒体报道的重大医患关系事件层出不穷,其特点为医疗纠纷数量逐渐增多,涉及事件情节复杂,对社会和个人产生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危害社会安全。本文主要阐述了医患文化的概念和由来,浅析了医患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从文化冲突的视角讲述如何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关键词:文化冲突;医患文化;医患关系;合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5-0037-02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医患关系的概念也得到补充和扩大,其中“医方”不再只是主治医务人员,而是包括医生、护士、药检和管理人员在内参与理疗活动的全体机构和人员;“患方”也不只是单纯的求医者,而是包括患者的监护人、亲属,以及其所在的工作单位等群体。良好的医患关系,有助于创建合理有序的医疗环境,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对社会、个人和医疗单位都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医患文化的概念和来源
(一)医患文化的概念
目前,很多人对“医院文化”有所了解,却很少有人知道何为“医患文化”。然而,“医患文化”在许多学者笔下早已诞生,它是指在医疗活动中,医方和患方各自持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双方信念、行为准则以及思维方式的总和。一般情况下,医患双方在各自掌握的资源知识和背景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是由于其所处社会地位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所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不同所导致,这正是引发医患纠纷的基础条件,也是产生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医患之间的相互对抗、辱骂、拔刀相向、互相伤害等,导致双方都遭受不同程度的受伤,甚至死亡,是医患文化差异的外在表现形式。简而言之,医患文化冲突,是由于医患双方各自拥有的文化差异,进而导致的思想和行为上的差异化。
(二)医患文化的来源
医患二者作为拥有不同文化的主体,在医患交往中扮演对手角色,两者按照各自不同的文化习惯交流沟通,而巨大的文化差异会导致矛盾冲突,这是激化医患冲突的关键因素。不同国家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存在文化差异,必然导致冲突,而这种冲突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就形成医患纠纷。纵观历史,医患冲突也具有时代性特点,具体可分为传统冲突和现代冲突。时代更替,必然会带来不同程度和深度的变革与创新,医疗行业也不例外。新的变化容易被乐于探索新事物、敢于创新的人接受,对那些传统守旧的人来讲,则难于接受。所以,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当代中国医患冲突存在的文化根源。作为21世纪的医学工作者,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带来的巨大挑战。
实际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医患关系受其文明程度影响,反过来,医患关系的文明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医患关系”强调的是医患两者相同的文化,但在实际操作中,多数情况下,医患两者表现出的是文化差异,因此会产生“医患文化冲突”。“医学文化”是指:人类在医学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成果,其中包括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人类认识学习、钻研探索、接受鉴赏,并不断创新医学成果的过程。医学文化一方面是客观文化,如医院、医疗设备、医疗技术、医疗法律法规等。另一方面是主观文化,如医学知识、医学观念、医学评价等医学思维方式。
“医患文化”不是作为个体单独存在的社会角色,而是各种社会关系交织的节点,其存在同社会的理论文化与医学文化、个体的思维文化与心理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在与社会医学文化的关系上,受社会本身的客观医学文化影响,同时也受包括医学知识和医学文化在内的主观医学文化的影响。而在医学文化中,主观医学文化起着主导作用,医患双方对医学认识和医学观念的理解,影响着医患关系的发展。
二、医患关系的体现方式
面对不同的医患个体,要考虑医患两者之间的文化水平差异。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更侧重的是医者和患者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医患文化冲突。针对群体来分析医患的文化冲突,涉及范围包括伦理方面、法律方面和心理方面等。医患之间在认知、情感、法律、期望服务和社会心理的冲突,是医患文化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医患关系的表现形式,总结起来,主要是体现在心理层面。而医患文化冲突,包括社会层面、法律层面、伦理层面和心理层面等所有内容。
(一)社会层面
当今社会,医闹、伤医、杀医等医患纠纷事件频发,甚至医生集体罢工,这些都属于社会层面医患冲突范畴。医患社会冲突作为医患文化冲突最为广泛的形式,主要指的就是医者和患者群体间的冲突,按照“医患关系”定位,分离出来的两类人、两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然而,在媒体的参与下,媒体为吸引广大群众关注,加大了宣传力度,使得医患的社会冲突已经扩展到医务人员和公众之间。
社会冲突是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它的存在具有双面性,应辩证看待。一方面,社会冲突带来一定破坏性,危害社会稳定和谐;另一方面,社会冲突反映出存在问题,迫使促使改变社会结构,优化现行的社会制度,促进社会发展。由此可见,医患社会关系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过程。在面对医患社会冲突时,不应该逃避,而是正面迎接挑战,发现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社会、集体和个人都要积极配合,为建立良好的医患秩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法律层面
医患文化冲突中最为复杂的是医患法律冲突,这正是医学立法的难题之一。实现医患双方二者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是法学的主要目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实现的。从法学角度看,虽然医患双方在法律权利和义务上是平等的,但是在是否实现两者各自权力上是不平等的。从后者的意义上来讲,医患关系是掌握专业医学知识的医者与没有医学知识患者之间的的关系,事实上并不是平等的。法律判决的困境是医患法律冲突的实质。在医患冲突中,无法判断医者是否要承担必要的法律义务。因此,学界借助“医患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来处理医疗纠纷,其中包括医疗纠纷人民调节委员会、保险公司等。
(三)伦理层面
医患伦理冲突是医患冲突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从时代发展来看,伦理文化的发展也影响着医患关系。传统时代,伦理文化支配着医患关系。在此阶段,医患关系是产生于熟人之间,彼此之间拥有信任感,所以主要体现为医生和患者之间直接而稳定的人际关系。在当代医学时代,医疗技术和医疗文化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医患关系受医学文化支配也发生相应改变。当代医患关系,是存在于“陌生人”交往中的关系,彼此并不了解,而且其中掺杂了医疗机构和诊疗技术等因素,使得原本传统单纯的医患关系也演变成为错综复杂的关系。从社会现状来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拥有的伦理文化背景差异较大,所以,医患关系受伦理文化影响也不同。
(四)心理层面
具体来说,医患心理冲突,其实是医生和患者之间掌握的医学水平和对医学的认知水平的差异导致的。时代在发展,医学的发展也与时俱进,站在医者角度,具备专业知识和经过专业训练的高级人才数量不断增加;而患者方面,存在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员,对医学知识的掌握水平参差不齐,患者对于健康的理解、对疾病的认知度以及对医生的期望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在个体心理方面,要考虑患者心理,包括患者个体对医学知识、医学认知观念以及由疾病而产生的心理变化;医者心理,包括医生个体的医学文化程度,以及在行医过程中出现的防御心理等。区别于传统的医患关系,当代医疗的医患关系主要是由于医患双方不信任的心理造成的。
三、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体系
当代医学不断发展进步,医学学科分化精细,医疗技术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医疗机构的性质也发生改变,对当代医患关系的管理也是极大挑战。医患关系管理是医院管理的核心部分,是保持当代医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医院管理规划中,医院文化建设逐渐受到院方的关注,并意识到建立完善的医院管理机制,有助于建立良好有序的医患关系,减少医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单纯的从医者和患者视角考虑,无法从根本决绝医患矛盾,只有站在医患文化冲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医患双方的文化差异,医患文化冲突在社会、法律、伦理和道德层面的表现形式,对当代医患关系实施有效的管理,才能建立合理有序的医患关系。
当代医患关系已不再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医患关系更为复杂,所以,建立一个合理有序的医患关系体系尤为重要。要合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以加强医患关系的管理。
(一)强化医疗人员的素质培养和管理
医护人员作为医疗机构的主体,其专业知识水平、职业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及沟通水平等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医患关系。所以要求现代医护人员要掌握优秀的医疗技术,同时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和沟通能力,医疗机构在文化建设中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对医护人员的教育。
(二)充分利用媒体
在信息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对国家、社会、集体和个人都发挥着其独有的传播与沟通作用。合理利用媒体,强化医方与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传播正确的医学文化知识,争取实现医学知识的大众化。在现今信息数据透明化的社会,只有让医患之间信息相对对等,才能有效解决由认知差异和文化差异带来的纠纷和冲突。
(三)政府加大对医患关系的关注
在医患关系上,政府应该积极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向人民群众传播正面的医患文化,营造和谐的医患氛围。在政府和媒体的积极引导下,让医患双方明确各自拥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端正自己的思想,为创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做出自己应尽的义务。
四、结语
综上所述,医患关系作为社会各种关系交织的一个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和谐安定。当前,和谐的医患关系越来越受到社会和个人的关注。医护人员作为医患主体,应该主动承担管理者和沟通者的角色,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医患环境。患者作为医患的另一主体,应该主动学习了解基本的医学知识,提高医学的认知水平,理解医务人员,配合医者的治疗工作。政府和媒体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传播正面的医患关系。社会各界人士,主动积极合作,创建良好有序的医患关系体系。
第五篇:从《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看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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