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人物悲剧的比较分析

第一篇：《白鹿原》人物悲剧的比较分析

《白鹿原》的人物悲剧比较分析

摘 要：《白鹿原》是当代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是一部以悲剧艺术在新时期长篇小说领域见长的文学作品。其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众多生命在传统礼教文化的压抑下的人性扭曲、痛苦与毁灭，构成了白鹿原这个“鏊子”上人物命运的悲惨景象，显示出巨大的悲剧精神，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人物悲剧

白鹿原

命运

目录

一、悲剧

一、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悲剧比较

——封建卫道士封建伪道士之间悲剧„„„„„„„„„2

二、悲剧

二、黑娃与白灵的悲剧比较

——盲目革命者与清醒革命者之间的悲剧„„„„„„„3

三、悲剧

三、田小娥与鹿冷氏的悲剧比较

——主动反抗者与被动适应者之间的悲剧„„„„„„„5 注释 参考文献 „„„„„„„„„„„„„„„„„„„9

从西方文学中的《俄狄蒲斯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安提戈涅》、《哈姆雷特》、《安娜卡那尼娜》以及《百年孤独》到中国文学中的《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琵琶记》、《长生殿》、《桃花扇》等等，都以悲剧艺术见长，不可否认，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人与外在环境相互冲突的悲剧性，人自身的解放也成为人类文化的最强音。这种文化精神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现当代文学中得到了同样的反映，从文学革命时期的忧愤的启蒙主题，到左联时期的革命与暴露，从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对于悲剧命运消退的欣喜，到十七年时期对于“新生”主题的各种阐释，从文革时期地下文学里所潜藏的郁愤与思索，到新时期文学中对于民族与个人的存在的多可能性探索与文学的多样性实践，现实生活的悲剧性应该是文学历史背后的巨大推动力之一。《白鹿原》就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塑造了一批令人悲哀而又同情的人物，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痛苦、失望、压抑、孤寂，啃噬着他们的心灵和肉体。在痛苦的磨砺下，他们失去了反抗和生存的能力，一步步被所谓的正义、仁义的传统文化所吞噬，最后在无奈与痛苦之中挣扎着渐渐走向生命灭亡的终点，演绎出悲剧的人生。

悲剧

一、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悲剧比较——封建卫道士封建伪道士之间悲剧 在白鹿原这块传统文化丰厚的沃土上活跃着一位族长——白嘉轩。他是作品中塑造的最成功，最饱满，最有艺术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但是，历史把沉重的文化内容沉淀在白嘉轩这个人物身上，沉重的历史负累化为他痛苦的一生。他既是白姓一家的家长，又是原上白、鹿两姓的族长；既是一位正直宽厚的长者，又是一个封建家庭的顽固代表；他既是白鹿原上传统文化延续和传播的主要文化载体，又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执行者。他是一个勇敢而又怯弱的人；又是一个仁义而又残酷的人，是一个崇高而又虚伪的矛盾悲剧结合体。黑格尔称：“谁如果要求一切事物都不带有对立面的统一，那种矛盾，谁就是要求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不应该存在，因为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①因此，我们很难对他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价。巧换宝地、种植鸦片，显示他狡猾虚伪的一面；交农运动、祭神取水又体现他勇敢和崇高；善待鹿三一家，制定《乡约》，说明他仁义；严惩田小娥、白兴儿、白孝文，又显示他的残酷。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人格在他身上的显现。面对命运，他泰然处之，百折不挠。他宽厚仁慈、不计前嫌，这一切构成了他的个性魅力。他的为人，他的处事无不散发着传统人格的魅力。在白嘉轩心目中，他想建立一个所谓的和谐社会，即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礼教仁义的道德来维持这个社会的安定。但是这个和谐的乌托邦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证明）。因此，理想的美好与现实的无奈，必然使白嘉轩的生命历程中充满矛盾和悲剧。先是自己最疼爱的女儿的叛逆，接着就是自己最器重的儿子的堕落，乌鸦兵，风卷雪，旱灾等等一系列的天灾人祸使的这个原本表面很太平的白鹿原陷入了巨大的灾难。这种灾难，与其说是白鹿原的灾难，还不如说是白嘉轩的灾难，是他理想的破灭，是他人生的灾难。“当人在追求不可企及的东西时，他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他的成功是在奋斗中，在追求中，当人向自己提出崇高的使命，当个人为了未来和未来的崇高价值而同自己内心的和外在的一切敌对势力搏斗时，人才是生活所要达到的精神上的重大意义的范例。”②矛盾的爆发使他一次又一次陷入痛苦的绝境，这些灾难使这个坚强的生命体不断的受到打击，以至几乎失去生活的勇气，但是白嘉轩依然痛苦的活在白鹿原上。总之，白嘉轩这个封建卫道士，就是想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封建礼教武装自己，并以此来实现他在白鹿原的统治。然而几千年传统封建文化秩序一贯制的时代已经结束，传统文化的天空已经开始坍塌（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等），他妄想做这历史激流中一隅顽石,于是他被冲垮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了。

与白嘉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奸诈、阴毒、淫乱而又懦弱的鹿子霖。鹿子霖是鹿家在白鹿原上的代表，他同样是一家之长，同样受到了封建文化的毒害。但是，与白嘉

轩坚决维护不同，他对待封建文化的态度不是那么的坚决，而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道士。一方面他也和白嘉轩一样主持正义公道，维护仁义白鹿原的美誉；另一方面，他又干的尽是些见不的人的勾当。他想巧取豪夺李寡妇的土地，他粗暴干涉儿子的婚姻，诱奸田小娥，设计害死了白兴儿，又把白孝文拖入了罪恶的深渊，他整死了贺老大，为谋得一官半职，他又残酷的报复了农协运动，极尽摇尾乞怜之能事。用白嘉轩的话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不知道，而在自家知不知道；自家做下好事刻在自家心里，做下瞎事也刻在自家心里，都抹不掉的；其实天知道地也知道，记在天上刻在地上，也是抹不掉的”。③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作者描写的这一个人虽然敲榨剥削乡民，私饱中囊嗜私舞弊，但他们在人格上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其重义轻利的闪光点。修建祠堂、办学校，首先支持两个孩子到城里上学，鹿子霖不但表现出他非凡的组织才能，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英明和大度，他同样是白鹿原上受人尊敬的乡约。这就是在中国悲剧中，“恶”的势力往往以“伪善”的正义面孔出现，这就必然地在行动上不可能剑拔弩张，反倒是温情脉脉或道貌岸然。”④

《白鹿原》中，白、鹿两家的明争暗斗一直贯穿全书的始终，这样一对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对立体，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又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为自己的儿女而痛苦，鹿兆鹏的拒婚，参加共产党；白孝文的堕落，白玲的叛逆，使这两位家长在精神上都受到巨大的打击，正是因为他们子女的反叛，使他们在白鹿原上演绎着悲剧的人生。当然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从深层次分析，白嘉轩的悲剧源于对传统文化的盲目信仰与残酷执行，而鹿子霖的悲剧源于一种非理性文化。所以作者把白嘉轩的道德人格与鹿子霖的功利人格对照着写，目的是在思考为什么作为正义和邪恶的双方在社会的大动荡时期经历着同样的悲剧。一味地摇摆不定，亵渎传统文化，固然也很可悲；但是，一味地固执维护，积极推崇，同样也会给人带来灾难。白嘉轩是社会的宠儿，他维护了社会文化而鹿子霖是社会的弃儿，他玩弄了社会文化。但是，在一个制度和思想到了末路的时候，他们的这两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都要受到打击和毁灭的，都要经历悲剧的人生。悲剧的解决就是使代表片面理想的人物遭受痛苦和毁灭。就个人来讲，他的牺牲是无辜的，但就整个世界来看，却是罪有应得，足以伸张“永恒正义”的。⑤当白嘉轩看到疯癫的鹿子霖而老泪纵横的时候，他既是为鹿子霖的悲剧命运，同样也是为自己的悲剧命运流泪。至此，这两个生命都完成了他们悲剧人生的历程。

悲剧

二、黑娃与白灵的悲剧比较——盲目革命者与清醒革命者之间的悲剧 黑娃可以说是《白鹿原》中人生起伏最大而又最令人惋惜的悲剧人物。他一生集土匪、国、共、儒家信徒等等身份于一身，从不安分的雇农到农协运动领袖到红军战士到聚众山林的土匪二头目，国民党保安团营长，共产党副县长，新政权的死囚被处决。走完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历程。

黑娃是长工鹿三的儿子，一方面他继承了父亲的善良、勤劳、质朴的性格；另一方面他却与父亲鹿三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从小倔强、执着、反叛、生性好动而不安分守己。这一切，就决定了他必然与白鹿原上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宗法社会格格不入，并且不断发生摩擦、碰撞，以至最后走向反抗。他参加“风搅雪”式的农民运动，遥遥地与他企求美好生活与向往平等自由的心理目标相联系。大革命浪潮席卷而来，黑娃本性中受压抑的能量找到了宣泄的突破口，他把婚姻上的反叛和政治的、阶级的反抗不自觉地结合起来，怀着对富人和祠堂的憎恨，投身大革命，打土豪、办农协，砸宗祠里的石碑。然而，可悲的是，他虽然在毁族规、砸招牌，却一点也有跳出宗法文化的樊篱，有革命的果敢性但缺乏革命的目的性，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思索造成自己不平等地位的社会根源以及革命的意义，只简单地把革命理解为铡人和毁乡约砸石碑。这种缺乏理性的盲目做法，不可能带给他理想中的结果，最后只有落荒而逃。

然而，在黑娃的命运中还存在着更大的悲剧性。在白鹿原，作为反抗者的黑娃一方面想逃出白鹿原那个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环境却又逃不出而被它牢牢的束缚在原上；另一方面他又想容入那个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环境而白鹿原又容不下他而把他拒之原外。这就促成这个充满了反抗精神的矛盾体在白鹿原上的悲剧命运。外出打工（逃离）——田小娥回原（回归）——禁止入祠堂安家窑洞（拒绝）——“风搅雪”失败出逃（逃离）——回乡参拜祠堂、求教于朱先生（回归）——毙命白鹿原（拒绝）。这就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在白鹿原上巨大力量的表现。同时也表现他的人生理想的无目的性，盲目性，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参加“风搅雪”，加入习旅，落草为寇，受降招安，起义反正，都是他在无目的性心理支配的模糊的人生观所导致。大起大落的动荡生活，既增加了他的仿徨与苦闷，也消磨了他的人生意志。受降招安后的黑娃似乎热衷于什么，又在己方，不在明处而在暗处。这正也应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如对自己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如没有生活的目的，人就不能生存，可能会在他存在于世上更短的时间内毁掉自己，即使他的周围堆满了面包。”最发人深思的是，黑娃与白嘉轩原本势不两立，最后却跪回到白鹿原的宗祠里，原本拒绝接受传统文化的“教化”，最终又自觉地皈依传统，他虽然不断地变换身份，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真正位置。他的命运走向了与其本义相偏离、相悖谬的方向，他强大的生命活力，始终挣脱不了传统文化心理的羁绊。这一切都表明这个盲目反抗者在没有先进思想指导下矛盾的悲剧人生。

可以看出，由于缺乏丰厚的知识与理性作为个人对于现实认识的支撑，黑娃的反抗还只是在外在力量的影响下才发生的，还属于一种自发的反抗，因而这种反抗的动机也是盲目的，反抗力量也是有限的。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缺乏先进思想的作为行动的指导，另一方面他本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也使他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思想的影响。这也就注定了他的反抗是要失败的，他的人生也会成为悲剧的。

作为“五四”新文化影响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女性形象，确切的说应该是叛逆的女性形象白灵的反抗就是已经上升到自觉阶段的反抗。与黑娃的反抗相比，白灵接受了新式教育，主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具有了先进思想的指导，具有了更加坚决的反抗精神和更多的同仁志士，因而她是最坚定的反抗者，最彻底的革命者。但是就是这样她也没逃脱悲剧的命运。她从小机智聪明活泼可爱，深得白嘉轩喜爱，她首先打破了白鹿原上女子不能上学堂的规定，也打破了几千年中国社会中的规矩；她追求自由恋爱；她参加革命活动等等。她的一切都与传统文化相背离。她作为一个先觉者，勇敢地与他父亲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作斗争，勇敢地和一切阻碍国民革命的人斗争。她对事业非常执著坚定，在革命工作中白灵显示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地下工作的时候，在白色恐怖之下，毅然承担了许多情报的接送工作。在自己的同伴一个又一个被扔进城市的某一处枯井的时候，她没有退缩，没有背叛，反而更加勇敢更加坚定。但是这样给她带来许多痛苦。首先是与最疼爱自己的父亲反目，接着是与兆海爱情的破灭，再就是革命运动的失败，被迫转移，身怀六甲却要四处逃难，有家不能归，过着流浪的生活，到最后到了根据地，以自己最大的热情的才华给根据地带来欢乐和笑容的时候，等待他的不是光明的前途，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被自己的同志活埋。她的死是令人悲痛的，一切的言语都无法形容这种悲痛，这与鲁迅先生所写的《药》里面的夏瑜相比，两者惊人的相似。夏瑜作为先觉者，却死在不觉醒的同胞面前，然后还遭人诬蔑和嘲弄。白灵的死再次说明了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的残酷和巨大的牺牲。白灵死亡的悲剧原因是很值得深思的，甚至她的死亡悲剧比鹿兆鹏媳妇、田小娥的死亡更令人深思。

白鹿原上的两个反抗者，却都死在了自己的同志之手，我们不得不反思他们的共同的原因。从表现上来讲，他们一个是地主阶级的千金，一个是长工的儿子；一个是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大字不识；一个对待革命坚定不移，一个摇摆不定；一个盲目反抗一个清醒反抗，但是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地方，一方面都反抗家庭反抗社会，另一方面都经历着悲剧的人生，最后都是被自己的同伴所杀。如果说白鹿原是一个鏊子，“不走出去就永远没有出息”那么黑娃和白灵都逃出了白鹿原，但是他们还是没有逃出人生的悲剧。这就说明在当时的社会里，不单是白鹿原上是一个鏊子，而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大鏊子，不管身在何处，不管你的地位，名誉，性别，思想信仰都要被这个动荡的社会蹂躏，都要经历无奈和痛苦。

悲剧

三、田小娥与鹿冷氏的悲剧比较——主动反抗者与被动适应者之间的悲剧 在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的时候，对待传统文化和思想在外部表现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被动的适应，即在无法改变自身实际的行为的时候，以被动忍耐的方式适应被压迫、被蹂躏的悲惨处境。二是主动反抗，即在与现实相违背的时候起来反抗，但是这种反抗缺乏理论指导和明确的目标，因而反抗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

说《白鹿原》中鹿冷氏是被动适应的话，那么田小娥就是主动反抗者。但是这两种态度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即被动适应和主动反抗都是以失败告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二难矛盾”，即：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在强大的男性社会文化观的束缚与压制下，反抗与不反抗，结果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在男权制度下,女人的身体被物化，成为契约对象。但是一个充满了鲜活生命力的女人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欲望,却不会因为某种观念被压抑。田小娥被嫁给郭举人的做小妾，在郭家过着非人的生活。她是郭举人实行延年益寿的秘方的工具（泡枣），同时在郭举人大老婆的限制下，一月只有三次性生活。以致在她见到黑娃的时候，心中便“燃”起了的火花，本能的需求，使她勾引了不暗世事的黑娃。但是，在她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逃出那个围城后，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生活。在白鹿原上人们的眼里，同样没有把田小娥看成人，不是灾星，就是烂女人。族长白嘉轩说：“这个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叔真的不忍眼睁睁看着你把一个灾星招进屋„„”。父亲鹿三说：“搭眼一瞅那货就不是家屋里养的东西„„这号烂女人死了到干净„„”⑥。不但不让他们进祠堂拜祖宗，更得不到公公婆婆的认同被赶出了家门。以致只能容身窑洞。正是她所处的那个社会,给予她太多的厄运,才使她和黑娃在远离村庄的一孔破窑,开始了不平凡的人生辛酸岁月。田小娥是不幸的,一方面她要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斗争;另一方面,她还要和传统的思想文化作斗争。先是农协运动失败，黑娃被迫出逃，打散了这个幸福的小家，到后来被鹿子霖占有，再到被鹿子霖利用设计整死狗蛋白兴儿，勾引白孝文报复白嘉轩，最后吸食鸦片成天与白孝文鬼混。从而完成了烂女人、荡妇、婊子，灾星的形象塑造。在这个过程中，她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与无奈，使她不但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一次又一次受到打击。她并没有害人之心，却成了处处害人的灾星。她想追求幸福生活，却处处充满苦难。一个充满春青活力的年轻女性，一次又一次的被生活打击折磨，以致于最后被吞噬。当一个个所谓的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生命体被吞噬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在中国的几千年的吃人的封建礼教。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祝福》等等一系列的作品中都深刻都批判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狂人从封建统治者张扬“仁义道德”的正史字里行间发现了“满本都是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用清醒的狂言，抨击整个传统文化的历史，祥林嫂被看作是不祥的身分，她不但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同情，鲁四老爷还骂她是‘谬种’。她是在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威压下死去的，直到最后她也不明白世界为什么容不下她。”田小娥同样也是我们认为的所谓招祸的灾星，但是她自己却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招谁惹谁了，我在白鹿原没有偷过人家一缕棉花、瓜果，我怎么就不能活呢？”乃至于到最后被自己的公公杀害时还是发出“大„„大„„”奔射出惊异的眼光。其实她不明白使她痛苦无奈的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吃人的封建礼教和所谓的社会道德。

她在反抗、报复那个万恶社会的同时,也为那个社会扼杀她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以至于在死后都要被镇压在塔下，永世不得翻身。在强大的社会文化面前，她这个勇敢的复仇女神,注定要在弱小、孤独和痛苦的复仇中,招致更大的社会报复和文化惩罚,直到最后酿成她人生命运的悲剧和灾难。

与田小娥主动反抗相反，鹿兆鹏媳妇在对待命运的时候更多的是被动的适应。冷先生女儿与鹿兆鹏的婚姻走了中国社会最普遍的方式之一——父母之命。鹿冷氏是一个深受三从四德，夫为妻纲传统思想影响的弱女子，她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传统的观念，女人要贞节又要正派。所以在鹿兆鹏媳妇被冷落的情形下，她只能任由名存实亡的婚姻而不敢反抗。不幸婚姻侵吞她的青春和灵魂，但她毕竟是个有血有肉、青春年盛的女子，不管她有没有对任何一个男人产生过真正的爱情，但是她仍然渴望异性的抚慰，特别是随着她性意识的觉醒不断觉醒之后，渴望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她在理念与欲望之间痛苦地挣扎着，以至在看见风骚的田小娥时呈现出矛盾的心态，“她原先看见觉得恶心现在竟然嫉妒起那个婊子来了，她大概和黑娃在那孔破窑里夜夜都在发羊癫风似的颤抖”。从理性上她看不起淫荡的田小娥，但是从情感欲念上她又非常羡慕田小娥能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可悲的是她也已明确知道鹿兆鹏是不会回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她就只有把这种欲望只能寄希望在梦中与丈夫欢会，以此来支撑自己打发漫漫寂寞的岁月。但在后来鹿子霖醉酒失态捏她的胸脯后，进一步激化了她内心理与欲的矛盾冲突，以致她最终鼓起勇气试一试，却被公公污之以“吃草的畜生"，这样她就陷入更深的理与欲的矛盾漩涡中，在欲念世界里渴望得到男性的爱抚。哪怕是得到伦理世界所绝对排斥的公公的爱抚也在所不惜。但在伦理上这个现实世界里她又明确地知道自己的那些想法与欲念是无法实现的她是极端可耻的，她所接受的良家女子式的教育只会不断否定和鄙视自己的欲望和梦想，无法消除和扼杀她越燃越炽的欲望和梦想。而她越燃越炽的欲望与梦想又不断动摇着她所接受的传统理念，无力完全冲破传统理念的束缚将自己的欲望与梦想转化为现实。当这种欲望与理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致超越她的理性闸门她的承受能力时，她自然就发疯了，得了令周围整个社会都羞于启齿的淫疯病。在那个“万恶淫为首”的宗法社会里，这无疑是给她判了死罪。最后还是父亲冷先生为了一张人脸亲自下药毒杀了自己的女儿。从一个循规蹈矩，三从四德的良家女子到一个无法见人的淫疯子，再一次揭示了那种“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文化对人性的扼杀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中进展，反而经常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进。

白鹿原上一个烂女人、荡妇、婊子，灾星和一个始终如一坚守三从四德的女人都死了，而她们的死却惊人相似，一个被善良、忠厚、勤劳、质朴的，自己的公公刺死；一个被德高望重的，自己的父亲毒死。惊人的相似，惊人的残忍，惊人的悲惨，这就出现在那个挂着县长亲自送来的所谓“仁义白鹿原”。在这里，主动反抗者和被动适应者的命运都是这么的悲惨，我们不禁要问，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仁义白鹿原吗？封

建思想文化的落后愚昧，吃人的本性再一次血淋淋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小娥和鹿冷氏是被传统的封建礼教所残酷地杀害的，《白鹿原》深刻地反映了人的本质追求与残酷的文化环境间悲剧性的矛盾冲突。

总之，在白鹿原上，不管是仁义者还上邪恶者，不管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不管是坚定勇敢者还上犹豫怯弱者，不管是积极入世还是消极避世的都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我们再一次看到《白鹿原》这部厚重的历史题载小说，反映着一个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在社会前进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作者通过一系列的人物的描写，把中国传统文化在走近它末路的时期，依然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也使人们看到，要改变一个落后的社会的艰难和代价。使读者再一次从中领略到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在古老的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种种压制与迫害，这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对悲剧精神的一次深刻的体验，它把痛苦和挣扎展示给每一位读者，揭示出他们的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这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仅以浅陋之笔，抒个人之见，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部作品，以发现它更丰富伟大之处。

注释：

①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②、⑥陈忠实.《白鹿原》

③、④熊元义.《回到中国悲剧》

⑤奥尼尔.《论悲剧》见《美国作家论文学》

参考文献：

[1]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3]熊元义.《回到中国悲剧》华文出版社 [4]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

[5]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6]易新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7]傅其山.《西方文论》中国文艺出版社

[8]张亚斌.生命的苦难与悲凉[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9]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0]楼昔勇.《美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1]易新鼎.《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二篇：《白鹿原》中黑娃的悲剧形象分析定稿

《白鹿原》中黑娃的悲剧形象分析

摘要：黑娃是《白鹿原》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是作品成功刻画的一个命运大起大落，有着“多彩”人生的悲剧形象。他怀着犯罪和自贱心态走上叛逆之路。他被鹿兆鹏燃起“革命激情”，怀着狂暴的反封建情绪，在白鹿原掀起“风搅雪”革命，在疯狂破坏和“彻底”决裂后，却在思想上陷入更深的精神危机，最终从反抗命运到屈服于命运，从反抗礼教到屈服于礼教。黑娃倔强叛逆，狂暴反抗，无奈皈依的悲剧不仅是一种文化的悲剧，同时也是精神上的悲剧。

关键词：黑娃

悲剧形象

反抗

屈服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两姓家族社会生活为核心，进而扩展到广大的中国社会。《白鹿原》以中国民主革命在白鹿原上的具体演变过程为经，以白、鹿两家的家法权利斗争为纬，在传统文化还占主导地位的白鹿原上空，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人生悲剧，塑造了一个个悲剧性的人物。而黑娃乃是《白鹿原》中命运起伏最大又最令人扼腕的悲剧人物。

一、播下叛逆的种子。

黑娃（鹿兆谦）是小说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他出生于“仁义白鹿村”，也死在白鹿原上，他是白鹿原上封建族长白嘉轩家最仁义的终身长工鹿三的儿子，一个在全书中充当“配角”的小人物，一个无论在白鹿原宗法社会还是在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都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流浪者，其左冲右突的传奇人生为我们展露出一个骚动、狂暴、挣扎、无奈的痛苦灵魂。如果说白嘉轩、朱先生、鹿

三、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等艺术形象分别代表了传统儒家文化和现代社会革命各方面的社会存在，而黑娃则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他先后充当了不安分的雇农、农运领袖、红军战士、聚众山林的土匪二头目（二拇指）、国民党保安团营长、共产党副县长、新政权的“死囚”等差异极大的社会角色。复杂的年代造就了他复杂的人生，纵观其整个心灵历程，有着一条清晰可辨的人生之路，那就是倔强地叛逆（传统），狂暴地反抗（传统），无奈的皈依（传统）。黑娃的悲剧是双重的，一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丑恶势力对其生命的毁灭，一是儒教传统对其叛逆性格的消解。

黑娃的叛逆性格仿佛是与生俱来的，黑娃的父亲鹿三在主人白嘉轩的耳濡目染下，成了儒家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的信徒，黑娃从小在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 下长大，但黑娃毕竟不是白孝文，也不是鹿兆鹏，他只是一个长工的儿子。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成为传统文化的奴隶，相反却自觉地站在了传统文化的对立面，甚至在他的骨子里从小就有一种天生却又模糊的阶级反抗意识。

作品首先也是集中描写黑娃那种自幼形成的倔强叛逆的性格。当白鹿村学堂建成后，白、鹿两家的儿子纷纷进了学堂，鹿三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上学。在族长白嘉轩的资助和关照下，在父亲鹿三的呵斥下，不太情愿的把一只独脚板凳掮上肩膀，走进了祠堂大门。可他走进学堂的第一件事却是用板凳砸了徐先生的脚背，可以说这是一种不经意的畸形反抗。当鹿兆鹏出于好意给他冰糖和点心时，不仅没有使他产生丝毫的感激之情，反而激起他的自卑和抵触心理。初尝冰糖，黑娃先惊后哭，在上学途中，鹿兆鹏扔给他一块冰糖，黑娃认为是块石子，看也不看就要丢掉，这说明这是黑娃第一次见到冰糖这个新鲜事物。他看见一块白生生的东西，完全像沙滩下白色石子，放在手心凉冰冰的。初尝冰糖给黑娃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那是怎样的美妙的一种感觉啊！无可比拟的甜滋滋的味道使他浑身颤抖，竟然哇地一声哭了。但黑娃自知无钱购买，于是悲哀地扭开脸，忽然跳起来说：“我将来攒下钱，先买狗日的一口袋冰糖。” 第二次当鹿兆鹏把比冰糖更好吃的水晶饼放到他手心里时，他觉得身上又开始颤栗，而且迅速传导到全身，然而他却没有吃这块水晶饼，而是一咬牙扔到草丛里去了，当鹿兆鹏要求黑娃把水晶饼捡起来时，黑娃非但没有捡，并且一伸手揪住鹿兆鹏的领口：“财东娃，你要是每天都能拿一块水晶饼一块冰糖来孝敬我，我就给你捡起来吃了。”“我再也不吃你的什么饼什么糖了，免得我连夜里做梦都在吃，醒来流一滩涎水„„”

可见，并非不想吃才扔，而是太想吃而不敢吃——省得以后想吃却没有而痛苦。这是黑娃向往美好事物的愿望受到压抑不得实现极度痛苦的内心体验及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的叛逆的种子。后来他也果真得到了一个大洋铁桶装着的雪白晶亮的冰糖时，却往那装满冰糖的洋铁桶里浇了一泡尿。在这里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了黑娃儿时的痛苦的记忆已经转化为一种强烈而朴素的阶级意识和对人格尊严的自发追求，正是这一切构成了黑娃灵魂的中心，人生轨迹的焦点。

在爱情婚姻问题上，黑娃这个在白鹿原上最顽固的封建堡垒——白鹿村成长起来的孩子，对吃人的礼教自小就有一种本能的反抗。黑娃外出扛长工时，在雇主郭 财东的小妾小娥的引诱下萌发的性意识，最终升华为炽热的感情，经过一番周折，他带着小娥回到家乡。这是黑娃在新的生活道路上迈出的有力的一步，也是他独特性格的展现。这一惊人之举在白鹿村里引起极大震动，连白鹿原头一个共产党员鹿兆鹏也慷慨激昂地说：“你——黑娃，是白鹿原上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太了不起太伟大了。”但在当时一个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人的婚姻被纳入家族的群体之中，根本没有自主的权利。所以，在白鹿村这样一个典型的宗法家族的众人眼中，黑娃在婚恋上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尽管他以自己切实的行动向传统伦理道德提出了挑战，然而，由于行动主体置身于浓厚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这种挑战是软弱无力的。黑娃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背叛传统，为了使他和小娥的婚姻关系能够维持下去，就必须“合法化”，赋予他一个名正言顺的形式。因此，当黑娃在异乡自主娶了小娥后，必须回乡认祖归宗，以求得家族的认可和接纳，不幸的是他的抉择一开始就是悲剧性的，宗法伦理的巨网笼罩着中国农村的每一个角落，白鹿原绝不会承认和接纳小娥这样的女人，所以，不论回乡与否，黑娃与小娥的婚恋结局都将是一场悲剧。

二、扯起叛逆的旗帜。

黑娃的反抗行为随着革命的发展，也逐渐显示了他的独特生存价值。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他在共产党员鹿兆鹏的启发下放火烧了军阀的粮库，紧接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又成为白鹿原上农协会的骨干，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革命活动。黑娃从“农讲所”培训归来，在白鹿原掀起了一场风暴。那些议论黑娃的白嘉轩、鹿子霖、田福贤以及一切或富或穷的庄稼人，全都对他刮目相看“瞪起了眼睛。”黑娃不再是从前那个黑娃了，他开始跟共产党员鹿兆鹏一起干革命。按照鹿兆鹏的计划，他们十兄弟开始在原上发动群众，组织白鹿原农民协会，当上了农协主席，砸了那个象征着家族威严的祠堂。他铡恶棍、斗田福贤，从没显出丝毫的迟疑。农运涌起，“风搅雪”使他义无反顾地向他生存的不合理的世界扯起了叛逆的旗帜，写下了整个生命中最辉煌的乐章。

然而，政治风云的变幻使黑娃的革命热情受到了致命打击，但他既没有像他的一些兄弟那样屈膝投降，也没有像另外一些兄弟那样血洒白鹿原，而是走上了一条独特、漫长的道路。在逃出白鹿原后，经鹿兆鹏的引荐加入了革命队伍，并因才华 出众而颇受器重，成为了习旅长的警卫。但是好景不长，由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悬殊，他所在的部队在一次战斗中全军覆灭。至此，黑娃那种由自发的反抗意识发展而成的自觉的革命信念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主要是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反抗压迫的话，那么在以后则主要以消极、被动的态度来反抗。

在革命失败的逆境中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黑娃落入土匪手中，面对生存的困境和匪首的诱骗，走投无路的黑娃思前想后，以痛哭一场的方式告别了过去，留在了土匪之中。此时的黑娃对政治心灰意冷，只求能在乱世中保全性命。所以，当鹿兆鹏和白孝文各自代表游击队和保安团多次来游说、劝降时，他都不为之所动，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黑娃的这种选择是其自身性格发展的必然归宿，他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对革命的最初认识和理解，其实与土匪们的劫富济贫并无多大区别。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对黑娃的思想行为最具影响力的因素还应该说是传统文化的氛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保守性，它倡导的是对现存制度的修补和维护而不是背叛和超越。因此，黑娃的入匪还不是他的最后归宿，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他最终还是率众接受了代表现行制度的保安团的招安和改编。由一个现存制度的叛逆者变成了一个维护者，这是黑娃人生之路的一个重大转折。他先归顺国民党保安团后率部起义，并非基于明确的政治选择，而是身心疲惫，精神迷惘的“无可无不可”，伴随着保安团炮营营长安逸生活的，却是精神的更加空虚与迷惘，他要通过读书来解脱高官厚禄中的精神危机。可见，黑娃又是一个始终渴望“思想”的人，这正是黑娃作为一个“人”的可贵品质。

纵观黑娃曲折复杂摇摆不定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反抗的一生。但是，黑娃的反抗意识在不断行为化的同时，并没有逐渐提升到政治化、思想化的高度，而是始终充满着浓厚的个人反抗色彩。他的一生可谓变幻莫测，他走过了近五十年艰难曲折的人生历程，曾几起几落。他生活在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时期，他的命运也随社会历史的变革而发生变化。他集国、共、匪、儒四任于一身，他对封建文化并不是完全彻底的反抗，正象他对白嘉轩仍不失尊敬一样，他顺应反礼教的呼声，第一个在白鹿原上自由恋爱，带头刮起“风搅雪”，并投奔过红军，随着革命形势低潮的到来，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与变幻不定的社会形势下，他一度落草当了土匪，后来又鬼使神差的投向了国民党，在白鹿原迎接新时代的黎明到来的时候，他又在 鹿兆鹏的策动下“自然”的起义了，真诚地重新投入到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阵营中。但是，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刚过，他就被押回白鹿原，同共产党的真正死敌岳维山和田福贤一起公开处决了。黑娃的一生反抗命运又屈服于命运，成了命运的俘虏；他反抗礼教却又屈服于礼教，成为礼教的牺牲品。

三、忏悔修身，皈依传统道德与礼教。

忏悔修身，皈依传统，学做好人，是黑娃后期追求的人生目标。这一人生目标原于他厌倦漂泊，求息定争的心理需要。

黑娃在经历生活的坎坷后，自觉地皈依他曾反叛的传统文化。前面说过黑娃冲出封建礼教，头一个在白鹿原实行自由恋爱，不听族长的劝告，宁愿被父亲赶出家门也要过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他第二次结婚时，面对白孝文给他介绍的老秀才的女儿和张团长给他介绍的店老板的女儿，没有用“抓阄”的方式来抉择，最终选择了老秀才的女儿，用他的话说：“我需得寻一个识书达理的人来管管我。” 这里的“识书达理的人”，实际上是熟悉那个文化世界的人。黑娃最终选择老秀才的女儿，实质上是自觉地在那个文化世界的价值体系中确立自己的人格。

小说第三十章在写到黑娃与高玉凤举行婚礼时，对黑娃的复杂心理作了一番详细的描写。

婚礼这部繁缛冗长的大书每一章每一节的事实，都给黑娃一次又一次地带来欢乐又招来痛苦„„洞房的门闩播上后，黑娃的心情变得更糟糕，他觉得自己十分别扭，十分空虚，十分卑劣„„他想不起已往任何一件壮举能使自己心头树起自信与骄傲，而潮水一波又一波漫过的尽是污血和浊水，与小娥见不得人的偷情以及在山寨与黑白牡丹的龌龊勾当，完全使他陷入自责和懊悔的境地„„黑娃久久地坐着抽烟，看到炕头并摆的一双鸳鸯针头，更加卑怯到无力自持的地步„„

这是一个被传统文化世界的理性之光所唤醒的灵魂，对前此以往的行为的忏悔。“我以前不是人„„”第二次婚姻唤醒了黑娃这颗“浪子心”，这位生性粗犷的陕北汉子在新婚之夜突然变得温柔斯文谨慎起来。

后来，黑娃又在玉凤的影响下开始“念书”。当他跪拜朱先生为师渴望“痛改前非”、“学为好人”的时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兆谦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这里，显然黑娃把自己从 前的追求、奋斗、挑战和叛逆都否定为“混帐”、“糊涂”，是“坏人”的行径，而他现在要做的“好人”即是规规矩矩顺从传统道德与礼教的“安分守己”的“君子”。为此，朱先生给黑娃提写了“学为好人”四个大字。从此，黑娃每日早起借着蒙蒙晨曦舞剑，然后坐下诵读《论语》。黑娃言谈中开始出现雅致，举手投足也显现出一种儒雅气度。黑娃真正开始了自觉地脱胎换骨的修身，几近残忍地摒弃了原来的一些坏习气，强硬的迫使自己接受并养成一个好人所应具备的素质。

黑娃曾对玉凤说：“我老早闹农协跟人家作对，搞暴动跟人家作对，后来当土匪还跟人家作对，而今跟人家顺溜了，不做对了，心里没劲咧提不起精神咧„„所以想当个私塾先生。”

由虎气生生、叱咤风云到心里没劲、提不起精神，正是其灵魂变异的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农民式的精神悲剧。他从一见到先生就怯得慌到成为朱先生的最好的一个弟子，从拒绝接受儒家文化到最终成为儒家文化教育的俘虏，可以看出儒家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对人的毒害多么的深。

后来，黑娃又激动地向朱先生请求：想回原上祭祖。这是黑娃儒教观念的“升华”——虔诚的走向封建宗法秩序。回乡祭祖完成了黑娃从反抗到屈服的最后步骤。

黑娃回乡祭祖的举动在白鹿原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携着新婚妻子高玉凤，头顶礼帽，完全是一个拘谨谦恭的布衣学士打扮。白嘉轩用白鹿村最高规格的迎宾仪式亲自在门口迎接他。黑娃一见到拄着拐杖佝偻着身躯的白嘉轩，就扑通一声跪下了，并满含热泪地对白嘉轩说：“黑娃知罪了！”当祭奠列祖列宗时，他更加声泪俱下：“不孝男兆谦（黑娃的学名）跪拜祖宗膝下，洗心革面学为好人，乞祖宗宽容„„”

此时我们看到，黑娃已经彻底诀别了自己的“风搅雪”的时代，割断了叛逆者的人生轨迹，完全成了传统儒教、封建宗法的奴隶。这是时代叛逆精神在黑娃身上的全面溃败，是黑娃更使人扼腕的悲剧。在黑娃看来，他的皈依儒教是半生混账和糊涂误入歧途后的清醒，是历尽人生坎坷、尝尽人生滋味后找到了真正光明、神圣的生命归宿，这也是他的最高追求。因此，他对“过去”的忏悔是虔诚而痛切的，同“过去” 的决裂是坚决而彻底的。作品中写到了在祠堂的院子里，黑娃“一回身瞅见墙上镶嵌的乡约碑石的残迹，顿然想起作为农协总部的这个祠堂里发生过的 一切，愧疚得难以抬头，他感到那断裂拼凑的碑文铸就了他的耻辱。”在白鹿村，崖头上那座镇压着小娥的六棱塔没有在他心中引起一丝震动，他也始终不曾到他与小娥生活过的地方望上一眼，他把小娥抛到了脑后，彻底地遗忘了，这既是小娥的悲哀，同时也是黑娃的悲哀。

黑娃万万没有想到，他松弛了以往绷紧的戒备神经，使他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他忘记了鹿兆鹏提醒他提防白孝文的忠告。而白孝文经过大起大落的变化，已成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作为白鹿两家宗法权力斗争中白家的子弟，白孝文一直把鹿家子弟黑娃当作自己的潜在对手，一直在寻找机会除掉黑娃。而黑娃对白孝文的劣迹为人缺乏深入了解，对白鹿两家世代的矛盾斗争看得简单化了，以为白孝文和自己一样“改恶从善”了，最后没有从焦营长说的“我总怯着孝文补打到团长脸上的那一枪”这句话中意识到自己的危机，他的忽略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他被白孝文涮了一把，结果连命也涮掉了。作品描写黑娃被处决前的形象，几次写到了黑娃的头“微微低垂着头”，“深深地低下头去”，“垂下头去，一滴一滴清亮的泪珠儿掉下来”„„黑娃这种毫无反抗作为的屈辱委顿的形象同白灵被杀害前的慷慨激昂、大义凛然、疾恶如仇，以生命之力发出极其愤怒的呐喊，给丑恶势力的代表“毕政委”--“毕瞎子”以无情的揭露、斥责和批判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这显示了白灵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也暴露出了黑娃作为一个儒教“后起之秀” 的可怜与悲哀。白灵的死是悲壮的、可歌可泣的，而黑娃的死只是悲凉的，令人喟叹的。

四、精神与文化的悲剧。

考察黑娃从反抗到屈服的思想根源，可以发现，他的皈依传统，走向回归不是偶然的，而已成为必然的结果。

黑娃有着许多优秀的人生素质，他敏感而自尊，他重义也有情，他金刚怒目并敢做敢为，不愧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正因为他是一条有着优秀人生素质的好汉，所以他有能力选择并实施他的反叛行为。然而，奇怪的是他的反叛自一开始就陷进了难以逃遁的困境之中。他反叛过他所不属于的那个有产者阶级，最后却挤进了那个阶级并成为其中最优秀的一个；他反叛过曾使他难以立足的那个社会，最后却成了那个社会秩序地卫护者；他反叛过传统的婚姻观念，最后却温情脉脉地投进最具 传统色彩的婚姻怀抱之中；他憎恨并打折了白嘉轩那代表传统文化人格的腰杆，最后却拜服在白嘉轩的脚下；他曾毁族规砸宗祠，最后却跪倒在祠堂里；他厌读四书五经是徐先生门下的不屑弟子，最后却大彻大悟埋首四书五经，成为关中大儒朱先生门下最好的弟子。概而言之，黑娃反叛的每一个起点，最后都无一例外的成了他复归的终点，黑娃陷进了一个难以突破更难以超越的神秘怪圈之中。这个怪圈的表层虽然闪闪烁烁的变幻着红、白、黑各样的政治色彩，但它的深层却始终顽固地不曾改变过传统的文化色彩。这两大色彩一表一里、一变一恒、一动一静，交互融渗纽结，又相互拒斥冲撞，构成了黑娃悲剧命运的最深刻的悲剧根源。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把传统文化的优质主要寄寓在白嘉轩、朱先生身上，把传统文化的劣质更多地安置在鹿子霖等人物上，而传统文化优质与劣质纽结的困境留给了黑娃。正如雷达在《废墟上精魂》所说“他（黑娃）的困境实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困境。若仅从文化意义看，他的革命比起阿Q的革命来，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尽管他比阿Q坚强得多，行动得多，但他也如阿Q一样，并没有真正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特别是封建宗法文化的奴隶的地位。“这极准确的道出了黑娃这一悲剧形象所具有的最深刻也最广泛的概括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忠实

《白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孟改正

《黑娃：传统文化下失败的突围个体》 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第6卷第8期 3.王渭清、代纪东 《从鹿三父子的人格悲剧看〈白鹿原〉的人格治疗学意义》

唐都学刊

第21卷第4期

4.胡焕龙

《何处是家园》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第17卷第4期 5.雷达

《废墟上的精魂》 文学评论

第三篇：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悲剧——《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悲剧 ——《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13汉语言1班 姜童

摘要：《白鹿原》作为一部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的作品，描绘了从清朝到新中国建立的这一段时间里众多重大历史事件。而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白鹿原这片深处中国腹地、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甚至作为“封建堡垒”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女性的悲剧，这些悲剧不仅与女性自身的性格有关，更与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背景有关。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结合性文化与贞操观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来分析《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解读这些悲剧的成因。

关键词：白鹿原；女性主义；悲剧

巴尔扎克曾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通过其深厚的历史意蕴与文化内涵为我们展开了一副波澜壮阔的民族历史画卷。中国从来以自身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著称于世。然而，这是助力也是羁绊。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为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灿烂的文明，还有悠久的男权社会传统和在男权统治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各个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它不仅为男性谋取社会权利与地位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更为女性带去了深重的苦难。

我国性文化的演变与这种文化的影响

性与权利从来相伴相随，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一种权利的象征可以很好地揭示男权在我国社会中的一步步发展与巩固。我国的性文化大体经历了从原始生殖崇拜到先秦较开放的性风俗再到魏晋汉唐时期风雅的性文化直至最后宋明理学时期“存天理，灭人欲”的疯狂时代的过程。男性在理学发展和兴盛的时期掌握了社会几乎一切特权，并且并未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丧失这些特权，相反男性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增强，直至清朝灭亡、新思想的传入。恩格斯曾经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女性的权利随着性自由的一步步缺失而逐步衰微，这种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随着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统治手段的进一步加强而愈演愈烈，女性也在这种统治下逐步趋于弱势地位。

这种男性的统治不仅体现在法律、道德约束上，也浸润到文化里，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甚至部分女性也成为男性统治的“帮凶”，女性不仅仅受到来自男性的统治，甚至受到了来自同为女性的长辈的压迫，这种压迫在以宗法制为组织基础的传统乡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些乡村中的名门望族更成为这种压迫的重灾区。《白鹿原》中这中压迫的施压者有很多，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在白鹿原中，她可以说是一个精明能干的正面形象。既有中国传统妻子的温柔贤惠，又有中**亲的无私慈爱。她为整个白家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可谓中国传统女性的杰出代表。可这种“杰出”不仅仅代表着她的精明强干、吃苦耐劳，更体现着女性从肉体到精神被压榨与被剥削的深沉的悲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财产继承制度的必要条件已经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被奉为圭臬，当做真理，甚至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也并未远去。在这种道德规范的影响下，当白嘉轩的妻子一任接一任的死去，白赵氏安慰白嘉轩说：“甭摆出那个阴阳丧气的架势！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悲剧地位，被客体化、物化的习俗在她的话语里得到了充分的昭示。当一种统治从制度上升到文化，使得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而不自知甚至习以为常时，这种统治可以说是及其成功的，但更是令人毛骨悚然、泯灭人性的。中国传统的“仁义”对于女性的行为规约的巨大影响在白赵氏简单的两行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触目惊心。女性处在如同草芥的位置上，可以被随意丢弃，可以被随意践踏。

贞操观与自由

余秋雨认为，一部作品气魄的大小，既不是看它所表现的时间和人物的重要与否，也不是看它切入的角度是否关及历史的枢纽点，而是看作者下笔前后是否有足够的历史悟性。这里所谓的历史悟性并不等同于历史知识，而是指作者对于历史的代入感，对于历史的整体把控。能否在小说中通过简单的细节勾勒出整个历史的宏伟轮廓。陈忠实的历史悟性让《白鹿原》这部作品凝实厚重，广袤壮阔。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中略窥一二。“贞操”这个恶名昭著而由来已久的概念的产生与宋明理学并无关系而比那久远的多，它的产生与私有制密切相关。当私有家庭产生后，血亲继承成为当时财产继承的主要手段。由于在单婚制的初期，在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偶婚的性交习俗的影响之下，女子婚前可以与多个男子发生关系，所以当时的社会风俗是男子往往“杀首子”以选定亲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而后来，由于禁止女子婚前性行为比“杀首子”这种风俗可操作性强得多，“贞操”的概念便逐渐成形，其影响直到今天依旧存在。田小娥的悲剧始于“贞操”，而她最终也因为“贞操”的丧失而命丧于老丈人之手。从她嫁入郭举人家中作为小妾的一刻开始，她的悲惨命运似乎就已经被注定了。作为小妾，她不但要忍受着孤独与寂寞，还要忍受着来自郭举人“泡枣”陋习的肉体的折磨与精神的侮辱。她是自由的，所以她反抗了，她用将“泡枣”浸在尿桶里的方式来反击；她是自由的，所以她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与黑娃的结合是一个本该在最美好的年纪享受灵与肉的欢愉却惨遭囚禁的女子的反抗。然而，绵延千年的男权统治无法容忍一个少女的反叛，她个人的微薄之力与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相比实在太过卑微，所以，自从她孤身一人走向社会的对立面的那一刻起，她悲剧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哪怕是她的反抗，也是借助于男权的反抗，仿佛是历史残酷的嘲讽。于是，她依附于黑娃，她被黑娃抛弃，独自一个人面对全村的指责与嘲弄。她与鹿子霖进行交易，用自己的肉体获得他的庇护，可也最终惨遭利用。她并不是一个妖女，却被全村人“妖化”。卫道士们“女人是祸水”的理论在她死后也不放过她，当男权发展到一个极致，他们骄傲地以为自己是一切的主宰，而实情则与之相去甚远。所以，当事实的发展超出了男性的掌握，他们就只能将罪责推到它者身上来粉饰自己至高权力王冠上的那一道裂痕，而女性，则成为推卸罪责的绝佳对象。最终，当那座六棱塔高高耸立在田小娥与黑娃曾经的家上时，那座塔已经不单单是一座塔，它成为一道人性的伤痕，也成为一座女权的墓碑，永远的耸立在古老的白鹿原上，为田小娥追求自由的足迹永远的标上了一个句点。依附于男权的反抗，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结语

《白鹿原》整部作品中，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迹象十分明显甚至贯穿在整片文章之中，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并非作者自觉自发的一种行为。在一位有历史悟性的作者笔下，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痕迹。在这里，这种痕迹体现为中国漫长的男权统治遗留下的文化烙印，这种烙印并不随着近代以来男权统治的社会基础瓦解而随即消失。正如马克思所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运动并不完全同步。近代以来，虽然女性权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女权运动仍旧刚刚起步，对男女同权的争取即使在外国也没有完全实现，而在国内，甚至连起步都只是刚刚开始，绝大多数人仍旧处在蒙昧之中。对于女性权利的重视并不仅仅关乎人性，更关乎整个人类的未来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公民受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女性地位也在逐步改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合理地摒弃我国文化中男权统治遗留下来的对女性的奴役与压迫的部分才是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王鹏.女性生命本体欲望的消解与反消解——陈忠实《白鹿原》女性形象论[J].电影文学,2009,05:97-98.[2]刘文菊.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白鹿原》解读[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04:68-72 [3]陈忠实 雷达.《白鹿原——雷达点评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01 [4]白先勇 《台北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 [5]彭露露.初论“性污名”的文化体现及性教育对策[D].华中师范大学,2011.

第四篇：三国演义中十大悲剧人物

三国演义中十大悲剧人物

《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它以《三国志》为蓝本，运用小说艺术的叙事手法描写和记叙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至西晋初年统一三国之间大量风云激荡的故事，刻画了奸雄狡诈的曹操、机谋智巧的孔明、忠肝义胆的关羽、风流倜傥的周瑜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小说在艺术性和可读性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鲁迅先生曾说过：“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悲剧则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依据先生的悲剧定义和作者罗贯中维护汉室正统和弘扬义气的核心价值观念，我们可以将以下十位三国人物列为《三国演义》里的十大悲剧人物。

第一号悲剧人物：汉献帝

这位本书中原本地位最为尊贵的人物自始至终都掌控在作者笔下的奸雄贼子手里，先是残暴威福的董卓，后是叛乱谋反的李榷和郭汜，接着是雄霸狡诈的阿瞒，最后是犯上作乱的曹丕，完全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傀儡皇帝；献帝似乎不是个愚蠢之辈，他的悲剧主要还是要归因于祖上胡来造成的时势混乱，因而他的无为是被动的。

第二号悲剧人物：刘禅

这是本书中另一位地位显赫但软弱无能的可怜虫，父辈千辛万苦打拼积累的基业全然不知珍守，到最后成了亡国奴居然还心安理得地乐不思蜀。按理说阿斗不完全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长坂坡一战死里逃生可谓历经风险，看来他得腐败堕落既要归因于自己愚痴不明，也要归因于刘备得教育无方。相对献帝而言，阿斗的无为是主动的。

第三号悲剧人物：刘备

刘玄德一生中大部分时光东奔西走，四处投靠，过饱了寄人篱下的日子；后来在孔明先生的辅佐下踏上了正轨，打拼下了一块梦寐以求的基业，做了一阵子皇帝；可惜好景不长，毕竟缺乏大智大勇，将兄弟义气高悬于国家利益之上，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仇没报到，反将自己搭了进去，落了个白帝托孤郁郁而终的结局。

第四号悲剧人物：袁绍

这位拥有“四世三公，门多故吏”家庭背景的乱世枭雄一度虎踞北方，傲视天下，有囊括四海之势，可惜真的如阿瞒所言“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兵多不会用之，将广不会遣之，贤臣谋士不会使之，种种悲剧人格在官渡之战中显露无遗，真可谓“凤毛鸡胆事难成”。

第五号悲剧人物：吕布

吕奉先勇武过人，堪称三国人物中头号战场杀手，但头脑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道德观念尤为淡薄，兼又贪好美色，是以难成气候。吕布在小说中给人最深的印象是见利忘义反复无常，由此还被张飞讥为三姓家奴。吕布的遭遇使我们想起了孔子“小人勇而无义为乱”的告诫。

第六号悲剧人物：周瑜

周公瑾是江东豪杰的优秀代表人物，家资丰厚，小乔相伴，儒雅风流。曹军南下之际，公瑾力主以暴制暴，赤壁之战中统领江东将士一战成名。可惜的是，肚小不能容人，争强好胜过了头，最终在“既生瑜，何生亮”的长叹中陨落。

第七号悲剧人物：关羽

关公武功盖世，温酒斩华雄，连砍颜良、文丑；勇猛过人，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亦有谋略，曾水淹七军，力擒庞德；义气深重，桃园结义，千里走单骑。但要命的是骄傲过了头，不免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为吕蒙所擒；并由此埋下了蜀国灭亡的伏笔。

第八号悲剧人物：庞统

庞士元智慧超群，被水镜先生誉为“雏凤”，与“卧龙”孔明相提并论；赤壁之战中曾给曹军设下连环计陷阱，功不可没。由于其貌不扬，曾被飞爷耍了一回；被刘备重用后，立功心切，谁知命途多舛，丧身落凤坡，出师未捷身先死，惜哉！

第九号悲剧人物：杨修

杨德祖机敏过人，三国人物中恐无人能出其右，连阿瞒也自叹才华与之相差三十里。智识过人、才气横溢原本是桩好事，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容易恃才放荡，不知收敛，多次与阿瞒争锋较劲，最后终被寻机除掉，可悲可叹！

第十号悲剧人物：马谡

马幼常号称“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曾在征服南蛮之地时献上“攻心为上”之计，由此取得了孔明的信任。然而诸葛先生这次失算了，刘备对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评价才是正确的，纸上谈兵之辈在三声大笑后失掉了要塞之地街亭，使蜀军陷入进退两难之境，也将自己送上了不归之路。

第五篇：《白鹿原》人物原型的前世今生

《白鹿原》人物原型的前世今生(吴越)2012年09月20日来源：文汇报 吴越

陈忠实谈因电影热映而再度引人关注的小说 《白鹿原》人物原型的前世今生

随着根据陈忠实小说改编的电影《白鹿原》近日在全国的热映，小说《白鹿原》的销量也开始攀升。这部20年前首次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名著又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小说塑造的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田小娥、白灵等一个个鲜活人物再次闪现出迷人的光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本《白鹿原》创作谈中，陈忠实打破“一般不解释作品人物”的规矩，将人物的原型娓娓道出——

白鹿原就是白嘉轩这个人

“白嘉轩后来引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白鹿原》开篇第一句话，读者很熟悉。这是一个全知的叙述视角，人物的人生之谜一开始就撒给了读者。但最初陈忠实在白嘉轩之前还有三个字：“锅锅儿”。“锅锅儿”就是罗锅的意思，他被已沦为土匪的黑娃的兄弟拦腰一击打断腰杆后就佝偻了，因而有了这个绰号。陈忠实写了几页后觉得这样写不妥，担心会造成阅读的障碍，于是把这个绰号涂掉了，决定以白嘉轩的本色姓名亮相。

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无疑是整部小说的灵魂人物。陈忠实在写初稿之前本想列个提纲，但在给白嘉轩写了一页半文字后就感到多此一举。众多人物的族谱关系、生死遭际早在他脑中生根，而当他落笔时，“整个世界删减到只剩下一个白鹿原，横在我眼前，也横在我心中；这个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又具象为一个名为‘白嘉轩’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原，这个原就是这个人”，“我要表述的是最后一位族长，依他坚守着的《乡约》所构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挑战，经济实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田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叹奈何„„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重，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

不过，最终让白嘉轩这个人活起来的还是陈忠实未曾见过的曾祖父。他听一位长辈说起这位老人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时，那些在街巷里、门楼下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去。这样的一组细节，使陈忠实心中尚属平面与模糊的族长影像顿时有了质感和气性，故事由此开始孕育。依前清举人原型创作朱先生

尽管电影《白鹿原》中已不见“神算子”般的人物朱先生的踪影，却难以磨灭他特殊的文学形象与历史文化意义。朱先生看上去虚无飘缈，恍似虚构，实际上也是这部小说构思之初最早产生的一个人物，也是书中唯一一位有确切生活原型的主角。原型就是陈忠实家乡有名的才子牛兆濂，他是科举制度废除前清朝最末一批举人，他能够运用天文地理和博物学方面的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久而久之就成了乡间传说中的能掐会算之士。

原本，以这样一个知名人物为原型，陈忠实还颇感畏怯，直至他在蓝田档案馆看到牛兆濂主编的《蓝田县志》，在纯客观的史家笔法之外，略有几则类似于“编者按”的小段文字，表述了他对近代史上一些社会和生活事件的看法，陈忠实兴奋得忍不住心颤，“我可以感知到他出气吸气的轻重缓急，以及沉静里的巨大愤怒”。

田小娥从“贞妇烈女”卷中跃现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最重要、最具特色的女性人物。当写到她被公公鹿三用梭镖钢刃从后心捅杀的一瞬，陈忠实突然眼前一黑搁下钢笔。待他再睁开眼睛，顺手在一张纸条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12个字。

回溯她的诞生，陈忠实回忆说，在翻看20多卷的《蓝田县志》时，他发现其中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陈忠实说，“我感到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他随之又想到了民间传播的不少“酸黄菜”故事，以及幼年记忆里一位逃婚女性被刺刷抽击时的惨叫声„„田小娥的形象就是这时浮上心头的。写到田小娥之死后，陈忠实的写作进入到“虚实不分”的境界，以往放下笔后，只要到河边或山坡上散步，小说中的人物就淡去，可那段时间，《白鹿原》里的人物盘踞在作者的意识里继续做他们的事说他们的话。为了在休整时间里摆脱“原上的这些男人女人”，陈忠实找到两个办法，一是下棋，二是喝酒。“遗憾的是，我的棋艺没有多大进步，从不沾酒的我却落下了酒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