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年孤独》与《白鹿原》中女性悲剧的趋同性

第一篇：论《百年孤独》与《白鹿原》中女性悲剧的趋同性

摘 要：同为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著作《百年孤独》和《白鹿原》，叙述了东西方大地上诡秘繁杂的家族传奇史，深刻揭露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而其中带有神秘色彩的女性作为家族的延续者，无一例外都逃脱不了悲剧命运。本文试从情欲与道德、孤独对女性的影响以及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三方面简要分析两部作品女性悲剧的类同。

关键词：情欲 道德 孤独 反抗 悲剧

《百年孤独》描述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坎坷离奇的遭遇以及小镇马孔多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史，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同时也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女性形象。勤劳坚韧的家族支撑者乌苏娜、原欲旺盛的族外人庇拉?特内拉、纯洁自由的俏姑娘雷麦苔丝„„这些被“魔幻”笼罩的女性，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繁衍生息，孤独闯荡。

而秉承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传统体系所构建的《白鹿原》，以“六嫁六丧”开篇，甚至在父亲白秉德死后不久，白嘉轩依然迎娶了他的第七个女人。可见，在整个白鹿原的宗族统治中，作为纯粹的传宗接代的工具，女人的性命不值一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无一例外成为宗法统治和男性的附属品。

一、情欲与道德的悖论 雷蓓卡，作为居住在马孔多唯一一个受过外来文明影响、来自异乡“身世不明”的女性，注定是一个孤独的局外人。正如乌苏拉所说的那样：“这姑娘血管里流着的不是布恩迪亚的血，而是陌生人的血，陌生人的骸骨甚至还在坟墓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1}她与富有教养的来自意大利的技师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情投意合。面对情敌阿玛兰塔的万般阻挠，导致婚期一推再推，她也从未想过放弃与退缩，而是对意中人说“你啥时候愿意，咱们可以离开这儿”。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虽富有欧洲人的生活气息，却固守着马孔多小镇道德的界限，懦弱妥协、一味求全，更别说打破道德的桎梏满足雷蓓卡的原罪需求。就在这时，“冒险家”霍塞?阿卡蒂奥，也是她的哥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狂野与自由深深吸引了她。于是，被旺盛情欲征服的她不顾家族的反对，不顾乱伦的报应，迅速和霍塞?阿卡蒂奥结了婚，把基本的人伦道德踩在脚下。没有爱情，性，成为二人唯一的交集。而丈夫完全肉欲的生活方式，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最终，她亲手杀死了霍塞?阿卡蒂奥，妄图实现自我救赎。

而《白鹿原》中最具争议和震撼力的典型形象田小娥，在还是少女时，就被迂腐的秀才父亲许给年过花甲的郭举人做二太太，给郭举人“泡枣”，以求延年益寿。她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机遇和可能接受新的思想启迪、纯粹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和人性的合理要求、盲目地也是自发地反叛旧礼制的女人”{2}，在情欲和好奇的驱使下，爆发了她压抑已久的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和身强力壮的黑娃暗中相好。偷情被发现遭到郭举人抛弃之后，她怀着“做人”的希望与黑娃来到了白鹿原。而作为传统儒道的捍卫者，代表封建礼制的白鹿原族长白嘉轩岂能容忍这样“伤风败俗”的女人？被拒于家庙之外的小娥，被迫和黑娃栖身于村外的破窑洞。为了解救农民运动失败被追捕的黑娃，她陷入鹿子霖的魔爪，“被迫”用肉体换取生存。也是在鹿子霖的唆使与怂恿下，她开始利用“性”引诱白孝文。田小娥以性作为反抗工具，在手段、方式上都很盲目，且并未在思想上有所觉悟，只能走向毁灭。这时的她，已经彻底沦为丧失道德的“荡妇”。被代表封建礼教的鹿三刺杀后，整个白鹿原迎来了空前的瘟疫，田小娥的冤魂道出了无限委屈：“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让，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把篙子棒捧儿，你怎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3}这段痛彻心扉的控诉，是田小娥作为情欲与道德悖论受害者的反思，也是对几千年“吃人”的封建礼教所做的最后反抗。

二、从孤独走向灭亡 作为家族百年孤独的见证者，孤独是阿玛兰塔无法摆脱的痼疾，也是拉美孤独的印证。她敢于和姐姐雷蓓卡争取心上人，而就在姐姐雷蓓卡结婚后，她曾经疯狂追求的心上人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也渐渐喜欢上她并向她求婚时，她却毅然决然地说：“我死也不会嫁给你。”布恩迪亚家族孤独的特质使她“发了疯”。乌苏拉说，“阿玛兰塔是从未有过的最为温柔的女人”{4}，之所以温柔，更多的是对孤独的妥协。而她前后表现出的荒谬的悖论，绝不是出于对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报复，而是与雷蓓卡之间的竞争，还不足以促使她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状态。在爱情和情欲方面，雷蓓卡都是胜利者。阿玛兰塔却坚持如何来到这个世界，就如何离开这个世界，“懦弱和胆怯成为她孤独一生的理由，她害怕进入未知的世界，一个男人主宰的世界”{5}。她是孤独变态的执行者，一直戴着象征罪恶的黑色蕾丝手套，对男性的世界全然拒绝，最终以死亡为礼物向孤独屈服。

鹿冷氏是冷先生的大女儿，冷先生为了巩固自己在白鹿原的地位，将其作为维系家族利益的工具嫁给先进知识分子鹿兆鹏。而被进步思想洗礼过的鹿兆鹏，在新婚之夜后便逃去了城里。几千年来的中国形成的一套钳制女性的“三从四德”伦理规则致使鹿家成为埋葬鹿冷氏的坟墓。她作为一个“弃妇”，默默忍受着精神上的孤寂和肉体上的折磨，开始了漫长的孤独岁月。而对“欲”的扭曲和压制，恰恰是维持道德体系的重中之重。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她，宁愿守活寡，也不愿改嫁。但随着孤独的侵蚀和性意识的觉醒，心静如水的她，开始在欲望和理智中挣扎，竟开始羡慕田小娥，靠着幻想满足自己本能的渴望。而最终，一次意外“彻底激化了她内心的矛盾”――公公鹿子霖酒后失德，她被“抓”了一下。她在被“非礼”之后，性幻想变本加厉，本我彻底打败自我。主动向鹿子霖“示好”，遭到斥责之后，被窥破了内心隐秘的鹿冷氏，彻底崩溃，患上了淫疯病。鹿冷氏为了反抗孤独的状态，以畸形的方式挑战礼教的束缚，最终命丧于自己父亲亲手调制的药下，结束了苦难悲哀的一生，从孤独走向毁灭。

三、“叛逆者”的悲歌 白灵是白鹿灵魂的化身，虽长于宗法之家，却逃过了缠足之苦，走进了私塾读书。她本身，就是对宗法之家的叛逆。她把婚姻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对父亲安排的亲事，她毅然决然地逃跑了，纵使父亲以断绝父女关系逼迫也绝不屈服。她具有新时代女性的价值观，跟随着自由与民主的脚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放弃与自己不同政见的男友鹿兆海，在动荡之中，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革命赋予她的任务。而正是这样出色的正直果敢的女性，“一个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和彻底的革命女性，最终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的结局――牺牲在以男性为主体的政治漩涡中”{6}。同样追求自我、不屈服于现实的雷麦苔丝，以一种魔幻的方式，离开了马孔多。她崇尚自由简朴的生活，厌恶陈规陋俗。她不理解为什么女人们要用紧身胸衣和裙子使自己的生活复杂化，因此，她给自己缝了一件粗麻布教士式长套衫，毫不麻烦地解决了穿衣问题。她为了简单自在，成为马孔多第一个剃光头的人。越是自然清新，越是摒弃常规，在男人看来也就越发迷人。一位外乡人一睹她的芳容之后不能自拔，沉睡在铁轨上被夜行的火车压得粉身碎骨;另一位外乡人趁着人群混乱“抓”了她肚子一把，被经过的烈马踩烂了他的胸膛„„她是马孔多唯一一片净土，却因为窥视者的不幸被无辜地猜测为“带有死亡气息”的女人。象征着美好与纯真的她，被马孔多的人无情撇下，最后，她只能乘着床单向天空飞去。

《百年孤独》和《白鹿原》都严肃地探讨了女性命运的悲剧性。但无疑，布恩迪亚家族的女人是幸运的，她们的悲剧更多来源于自身。而白鹿原上的女人不仅饱受封建礼教、男权主义和黑暗现实的摧残，甚至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她们更多是被迫的。

不同于西方文化宣扬情欲的解放，东方文化向来主张克制人欲。雷蓓卡的悲剧，不仅在于对情欲的极端屈服，让自己陷入被道德谴责的困境，更在于对自我生命状态的盲目追求，完全否定了人生命中的理性因素。而田小娥片念之差，出于“自救”，被本我征服，在男权环境中本就身处弱势的自己陷入情欲与道德的悖论。阿玛兰塔无法掌控自我生命状态，让懦弱和胆怯占了上风，把一生的精力都用于和雷蓓卡战斗，拒绝了作为女性基本的爱情和情欲的召唤。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出，悲剧的一方面源于女性自身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而鹿冷氏敢于打破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冲破孤独，却还是死于吃人的礼教之下，迎来了死神。白灵受现代文明熏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她不甘于做封建社会所赋予女性的角色，她所受的教育和悟性也让她有着明辨是非的个人独立意志，但这一切越过了封建社会固守的界限，只能是男权统治下的牺牲品。坚持自我的雷麦苔丝，因为其某些行为异于常人便被人“攻击”而不得不飞向天空„„可见，造成女性悲剧的另一个原因是外在环境的压迫与束缚。

对于悲剧性的结果，田小娥是封建道德环境压迫之下的委曲求全，是中国几千年来女性命运悲剧的缩影;而雷蓓卡的悲剧一方面是对于本我的不满足，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个异乡人，对马孔多孤独特质的极端反抗。同时，她们的遭遇也向世人阐明：“女人既是世界的创立者，也是毁灭者，人类用道德规范约束自我才不至于与禽兽同类。”{7}

可见，在东西方意识形态中，女性都很难有执行“选择自我生存方式的权利”。不得不反思，对于女性来说，外在环境和内在的自主意识都是极其重要的。

{1}{4}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修订版），黄锦炎译，南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页，第198页。

{2} 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3}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页。

{5} 马慧萍：《嫉妒与孤独――〈百年孤独〉中阿玛兰塔的悲情》，《名作欣赏》（下旬）2014年第36期。

{6} 海南：《叛逆者的悲歌――〈白鹿原〉中白灵形象分析》，《社科纵横》2012年第1期。

{7} 李维：《〈百年孤独〉中女性形象的孤独情结表现及探索》，《文教资料》2001年第2期。

第二篇：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悲剧——《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悲剧 ——《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13汉语言1班 姜童

摘要：《白鹿原》作为一部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的作品，描绘了从清朝到新中国建立的这一段时间里众多重大历史事件。而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白鹿原这片深处中国腹地、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甚至作为“封建堡垒”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女性的悲剧，这些悲剧不仅与女性自身的性格有关，更与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背景有关。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结合性文化与贞操观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来分析《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解读这些悲剧的成因。

关键词：白鹿原；女性主义；悲剧

巴尔扎克曾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通过其深厚的历史意蕴与文化内涵为我们展开了一副波澜壮阔的民族历史画卷。中国从来以自身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著称于世。然而，这是助力也是羁绊。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为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灿烂的文明，还有悠久的男权社会传统和在男权统治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各个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它不仅为男性谋取社会权利与地位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更为女性带去了深重的苦难。

我国性文化的演变与这种文化的影响

性与权利从来相伴相随，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一种权利的象征可以很好地揭示男权在我国社会中的一步步发展与巩固。我国的性文化大体经历了从原始生殖崇拜到先秦较开放的性风俗再到魏晋汉唐时期风雅的性文化直至最后宋明理学时期“存天理，灭人欲”的疯狂时代的过程。男性在理学发展和兴盛的时期掌握了社会几乎一切特权，并且并未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丧失这些特权，相反男性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增强，直至清朝灭亡、新思想的传入。恩格斯曾经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女性的权利随着性自由的一步步缺失而逐步衰微，这种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随着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统治手段的进一步加强而愈演愈烈，女性也在这种统治下逐步趋于弱势地位。

这种男性的统治不仅体现在法律、道德约束上，也浸润到文化里，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甚至部分女性也成为男性统治的“帮凶”，女性不仅仅受到来自男性的统治，甚至受到了来自同为女性的长辈的压迫，这种压迫在以宗法制为组织基础的传统乡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些乡村中的名门望族更成为这种压迫的重灾区。《白鹿原》中这中压迫的施压者有很多，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在白鹿原中，她可以说是一个精明能干的正面形象。既有中国传统妻子的温柔贤惠，又有中**亲的无私慈爱。她为整个白家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可谓中国传统女性的杰出代表。可这种“杰出”不仅仅代表着她的精明强干、吃苦耐劳，更体现着女性从肉体到精神被压榨与被剥削的深沉的悲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财产继承制度的必要条件已经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被奉为圭臬，当做真理，甚至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也并未远去。在这种道德规范的影响下，当白嘉轩的妻子一任接一任的死去，白赵氏安慰白嘉轩说：“甭摆出那个阴阳丧气的架势！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悲剧地位，被客体化、物化的习俗在她的话语里得到了充分的昭示。当一种统治从制度上升到文化，使得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而不自知甚至习以为常时，这种统治可以说是及其成功的，但更是令人毛骨悚然、泯灭人性的。中国传统的“仁义”对于女性的行为规约的巨大影响在白赵氏简单的两行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触目惊心。女性处在如同草芥的位置上，可以被随意丢弃，可以被随意践踏。

贞操观与自由

余秋雨认为，一部作品气魄的大小，既不是看它所表现的时间和人物的重要与否，也不是看它切入的角度是否关及历史的枢纽点，而是看作者下笔前后是否有足够的历史悟性。这里所谓的历史悟性并不等同于历史知识，而是指作者对于历史的代入感，对于历史的整体把控。能否在小说中通过简单的细节勾勒出整个历史的宏伟轮廓。陈忠实的历史悟性让《白鹿原》这部作品凝实厚重，广袤壮阔。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中略窥一二。“贞操”这个恶名昭著而由来已久的概念的产生与宋明理学并无关系而比那久远的多，它的产生与私有制密切相关。当私有家庭产生后，血亲继承成为当时财产继承的主要手段。由于在单婚制的初期，在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偶婚的性交习俗的影响之下，女子婚前可以与多个男子发生关系，所以当时的社会风俗是男子往往“杀首子”以选定亲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而后来，由于禁止女子婚前性行为比“杀首子”这种风俗可操作性强得多，“贞操”的概念便逐渐成形，其影响直到今天依旧存在。田小娥的悲剧始于“贞操”，而她最终也因为“贞操”的丧失而命丧于老丈人之手。从她嫁入郭举人家中作为小妾的一刻开始，她的悲惨命运似乎就已经被注定了。作为小妾，她不但要忍受着孤独与寂寞，还要忍受着来自郭举人“泡枣”陋习的肉体的折磨与精神的侮辱。她是自由的，所以她反抗了，她用将“泡枣”浸在尿桶里的方式来反击；她是自由的，所以她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与黑娃的结合是一个本该在最美好的年纪享受灵与肉的欢愉却惨遭囚禁的女子的反抗。然而，绵延千年的男权统治无法容忍一个少女的反叛，她个人的微薄之力与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相比实在太过卑微，所以，自从她孤身一人走向社会的对立面的那一刻起，她悲剧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哪怕是她的反抗，也是借助于男权的反抗，仿佛是历史残酷的嘲讽。于是，她依附于黑娃，她被黑娃抛弃，独自一个人面对全村的指责与嘲弄。她与鹿子霖进行交易，用自己的肉体获得他的庇护，可也最终惨遭利用。她并不是一个妖女，却被全村人“妖化”。卫道士们“女人是祸水”的理论在她死后也不放过她，当男权发展到一个极致，他们骄傲地以为自己是一切的主宰，而实情则与之相去甚远。所以，当事实的发展超出了男性的掌握，他们就只能将罪责推到它者身上来粉饰自己至高权力王冠上的那一道裂痕，而女性，则成为推卸罪责的绝佳对象。最终，当那座六棱塔高高耸立在田小娥与黑娃曾经的家上时，那座塔已经不单单是一座塔，它成为一道人性的伤痕，也成为一座女权的墓碑，永远的耸立在古老的白鹿原上，为田小娥追求自由的足迹永远的标上了一个句点。依附于男权的反抗，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结语

《白鹿原》整部作品中，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迹象十分明显甚至贯穿在整片文章之中，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并非作者自觉自发的一种行为。在一位有历史悟性的作者笔下，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痕迹。在这里，这种痕迹体现为中国漫长的男权统治遗留下的文化烙印，这种烙印并不随着近代以来男权统治的社会基础瓦解而随即消失。正如马克思所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运动并不完全同步。近代以来，虽然女性权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女权运动仍旧刚刚起步，对男女同权的争取即使在外国也没有完全实现，而在国内，甚至连起步都只是刚刚开始，绝大多数人仍旧处在蒙昧之中。对于女性权利的重视并不仅仅关乎人性，更关乎整个人类的未来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公民受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女性地位也在逐步改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合理地摒弃我国文化中男权统治遗留下来的对女性的奴役与压迫的部分才是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王鹏.女性生命本体欲望的消解与反消解——陈忠实《白鹿原》女性形象论[J].电影文学,2009,05:97-98.[2]刘文菊.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白鹿原》解读[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04:68-72 [3]陈忠实 雷达.《白鹿原——雷达点评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01 [4]白先勇 《台北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 [5]彭露露.初论“性污名”的文化体现及性教育对策[D].华中师范大学,2011.

第三篇：从女性悲剧看《白鹿原》文化冲突的意义

陈忠实，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代表作《白鹿原》，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等。2016年4月29日7:40左右，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

读过陈忠实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人们,大都被它深厚的文化意蕴所震撼,这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不仅是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关中文化的深刻反思,更是一个民族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雄奇史诗。白鹿原地处关中腹地,相对封闭,乡民长期以来深受儒文化浸染,尽管如此,社会革命和现代文明还是越过崇山峻岭,侵入这块古老的土地,两种文化在这里交锋,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小说通过田小娥、兆鹏女人、白灵等14位女性悲剧人物的塑造,不但控诉了封建文化冷漠残酷、漠视生命、灭绝人性的一面,也预示了封建文化即将崩溃的趋势,隐现着现代文明发展的艰难。小说在对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深切反思中,呼唤着现代文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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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制婚姻的束缚与逃离

白鹿原地处京畿腹地,作为西周封建分封制的发源地,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封建宗法制已经根深蒂固。就青年男女的婚姻而言,主要以家长包办制为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所述婚姻主要特征:男尊女卑、包办,漠视当事人利益和婚姻关系,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联合支配。上世纪初,随着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侵袭、渗透,白鹿原上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婚恋观也相应发生转变,开始追求自由、平等、浪漫爱情和理想婚姻。新旧不同的婚姻在内容、形式上形成的巨大反差,最终引发了观念层面的冲突,而女性往往成为这场文化冲突的牺牲品。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男权社会,男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即使在婚恋观上,也显现出霸权话语。对于男人而言,婚姻的目的无非是传宗接代的和本能欲望的满足。小说一开篇就写到“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接着浮光掠影般地描写了白嘉轩前六个妻子从新婚迅速走向死亡的过程。母亲白赵氏平淡而坚决地认为“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以致暴死的秉德老汉在临死前嘱咐儿子“不必守孝，过了四房娶五房„„哪怕卖牛卖马卖地卖房卖光卖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悌观透露着白鹿原上老一辈人对婚姻的理解:婚姻不过是传宗接代的法定程式,而女人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女人结婚却是被动的,她们无权选择对象,没有独立人格,她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做母亲甚至做人的权力,物化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

封建宗法制婚姻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联合支配,主要特征是专制、集权、无视当事人的自由、愿望和要求。正如辜鸿铭所述,“婚姻是一种社会婚姻,一种不建立在夫妇之间而介于妇人同夫家之间的契约———在这个契约中,她不仅需要对丈夫本人负责,还要对他的家庭负有责任。通过家庭再到社会———维系社会或公民秩序,实际上最终推及到整个国家。”几千年来白鹿原上成千上万的妇女都恪守着封建礼教对婚姻的约束,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兆鹏女人顺从传统婚姻却独守空房致淫疯病被父亲下药毒死;田小娥反抗传统婚姻不甘做人小妾和长工黑娃私奔,后被公公亲手杀死;白灵抗婚,自由恋爱也以死结局„„她们无论是打破或者顺从传统婚姻都惨遭不幸,这三种女性分别代表在婚姻上不同的态度:“不走出家庭”、“走不出家庭”、“走出家庭”,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地因专制婚姻惨遭不幸。

兆鹏女人照理说是接受过传统良家女子的教育,也深受传统婚姻道德的约束,没有反抗意识,是“不走出家庭”的典型,以她的孤独、寂寞、屈辱、受害演绎了旧式女人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展示了传统性爱观与现代性爱观的尖锐冲突,批判了宗法制婚姻灭绝人性的一面。

她嫁给了原上有头有脸的鹿家,理应和原上所有女人一样在旧式婚约中了却一生,可她偏偏嫁给的是一个有新思想的革命者,双方没有爱情。丈夫屈从于家庭压力,新婚之夜和她发生过关系,以后就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婚姻对她而言只是没有尽头的思念和羊癜风似的颤抖,她有着一个健康女人对性的憧憬和渴望,却难以实现。父亲和公公死撑面子,不休不弃,以牺牲她的青春和幸福来维护封建的婚姻道德,以致一个“正统女人”居然羡慕起婊子样的小娥“,她原先看见觉得恶心,现在竟然忌妒起那个婊子来了,她大概和黑娃在那孔破窑洞里夜夜都在发羊癜风似的颤抖。”一方面传统礼教使他在理性上完全接受传统观念:女人要贞节,要正派;另一方面,在感性上她又难以抗拒欲望本能的冲动,她作为一个健康的女人,渴望得到性的满足。这种在现代人眼里正常的人性欲求,在当时白鹿原人的眼里则是思淫和不道德的表现。公公酒后失态捏她胸脯时再度唤醒她的性意识,欲望的冲动使她难以自已,但又被公公强行压制下去,她只能在梦中痛苦地挣扎,以致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可耻的。人格分裂而至精神分裂,患上了淫疯病。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因思淫致疯的坏女人、疯女人,并不在意她内心的痛苦。兆鹏妻没有人理解,更没有唤起亲人的同情和重视。以仁义自居的白鹿原村民对她的疯病表现出异常的冷酷和无情。公公首先意识的是儿媳妇的疯言疯语是否引起老婆和亲家的怀疑,作为医生的父亲在意的是怎么样让女儿停止疯言疯语,免得让自己与亲家难堪,根本不顾女儿发疯的真正原因,更不关心女儿内心的真正痛苦,也没有想过如何挽救。我们不能说他不爱自己的女儿，但在一个高标仁义、道德至上的社会里,面子往往比人的生命更为重要,于是毫不手软地下重药毒死女儿„„。小说以一个顺从传统婚姻道德的良家女子发疯致死来嘲讽和批判宗法制婚姻的罪恶、人性的缺失和冷漠。可悲的是她的死没有唤起任何人的同情和思考,在麻木和停滞中,兆鹏女人的悲剧注定还要在白鹿原上重复。

田小娥在传统婚姻里充当性工具,完全失去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所以她反抗。和毫无“走出家庭”意识的兆鹏女人不同,田小娥是想走出家庭却无法走出家庭,或者说是走出了一个让她绝望的封建专制家庭,却陷入了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支离破碎的家庭,因此她最终不能摆脱家庭的樊篱,田小娥在小说中是具有走出家庭意识但却“走不出家庭”的女性的代表。如果说她以前进入郭举人的家是被迫的,那么她和黑娃成家则是自愿的,田小娥的反抗让她陷入更大的深渊,越是这样也就越显示悲剧的深刻性。田小娥对自由、爱情、平等、人权的朦胧的现代追求使她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在白鹿原这块旧文化的腐尸般的土地上,她的追求只能以悲剧告终。

田小娥一开始便是以一个被扭曲的性角色出现的,她的悲剧命运首先是传统世俗婚姻观念带来的结果。父亲是个穷秀才,十七八岁便把她嫁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郭老头做小妾。她的悲剧不仅是无权自由选择婚姻,更令人悲哀的是她失去一个小妾、甚至一个女人的基本权力和尊严,完全充当了郭举人的性奴。她在郭家的任务是每天晚上必须在阴道里泡三颗枣供郭举人补养,而且郭举人到她厢房的时间都是有规定的:“每月逢一(初一、十一、二十一)进小女人的厢房”。甚至每次还有大女人在外监视,这对一个女人的正常性生活是何等的变态。如此不堪的命运,在宗法制的婚姻观念里却是被承认也是必须遵从的,是理所当然的。在封建阶级社会里,爱情和婚姻往往是相脱离的,丈夫可以纳妾,甚至妻妾成群;妻子只能从一而终。“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妾是没有经过一定的婚姻仪式而成为某一男子配偶的女子,他们以丈夫为君,不能称之为夫。用她自己的话说在郭家她过着连狗都不如的生活。这样的婚姻不仅没有爱情而且剥夺她做人的权利,激起了她的叛逆情绪,为了自己的生存她开始反抗。黑娃的出现对渴望自由的小娥来说像一根救命稻草。当一个弱女子在黑娃怀里哭诉自己“兄弟呀,姐在这屋里连狗都不如!”,心灵痛苦的呐喊和倾诉,唤起了一个男人的同情和怜惜,他们真正相爱了。殊不知她和黑娃的结合不但没有让她得到幸福的爱情,反而使自己陷入一个更大的旋涡。他们的相爱更是传统伦理道德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第一,他们的婚姻既没有媒妁之言也没有父母之命,是蔑视家长权威的逆子的表现;第二,黑娃娶的是一个失去贞操的已婚女子,有辱门风,更丢面子;第三,黑娃带着郭举人的女人出逃,属于典型的“淫奔”,那是极不道德的;第四,婚后小娥的乱伦行为,被族里人骂为“烂女人”、“婊子”,成了“恶”的代表。封建礼教一步步把小娥逼向死亡之渊,于是遭父亲辱骂,公公和丈夫甚至断绝父子关系,小娥被拒进祠堂。这样的婚姻注定是被人耻笑和唾弃的,可他们有一段时间的生活是幸福的,得到过真正的爱情。小娥敢于冲破传统世俗观,和黑娃私奔,婚后男耕女织,倒也苦中有乐,那一句“我吃糠咽菜都愿意”,对爱情的伟大牺牲和付出,这是许多女人都做不到的。小说写到黑娃也因此“居然激动了好一阵子,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窝儿一坨地儿了。”田小娥和黑娃的爱情让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革命者鹿兆鹏都佩服和羡慕。然而发人深思的是,作为兆鹏自己的婚姻却叫人难过,当鹿子霖的三记耳光把兆鹏拉进洞房的同时,也把兆鹏女人拉进了传统婚姻的坟墓。

相对而言,白灵的婚姻才给白鹿原上几千年的传统婚姻以沉重的打击。在小说中,白灵是“走出家庭”的代表。她自主选择自己的婚姻,坚决和专制家长作斗争,而且取得婚姻的主动权。她如同一只白鹿式的精灵,用她得天独厚的智慧和勇气完成了原上众多女性永远都无法也不可能完成的蜕变。她的婚姻和命运要比兆鹏女人、小娥以及包括自己母亲在内的众多女人幸运很多倍。从父亲第一次允许她不必缠脚开始似乎就注定她的与众不同,她是原上第一个进私塾读书的女性,以决绝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她的婚姻,把婚姻的自主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她自始至终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礼教戒条持坚决反抗的态度,把自己看作是独立个体,而非他人的附属品,所以她理直气壮地和鹿兆海私定终身,当她后来发现鹿兆海与她的革命道路不同时又勇敢地和兆海分手,与志同道合的兆鹏结合。她掌握着爱情的主动权,不像小娥和兆鹏妻子那样完全依附于男人。她有新思想,有胆略,有智慧。在对待传统婚姻上,她表现出男人们都少有的坚定、果敢。她不顾父亲的脸面,坚决反对父亲的包办订婚,毅然地用一张字条儿擅自退掉自幼定下的亲事,并以讥讽的口吻捎信于对方,“你们难道非要娶我革你们的命吗?”使得白嘉轩从此将其扫地出门,断绝了父女关系。而她压根就认为拒绝一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天经地义的事。在白灵看来,爱情婚姻应当是两性心灵层面上的情感默契,是灵与肉的结合,非世俗的伦理道德、金钱地位可以左右,这正是一个渐渐觉醒的新时代女性现代婚恋观的表现。然而,“历史不会轻易将幸福提前降临给弱者,尤其是女性。”白灵毕竟生活在那个以男性为尊的时代,她仍然摆脱不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固有的观念,她的思想、言行无法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就连一向最慈爱的姑妈也禁不住撇着嘴角骂她脸皮太厚。在那个礼教严谨的时代和社会里,男子尚不能自由地选择配偶,又怎能容许一个小女子如此“伤风败俗”呢?她虽然选择了自由的婚姻,虽然她最终也逃不脱惨死的厄运。她的婚姻也不是幸福的,爱情得不到父母和族人的认可,而且她生活在动荡的革命年代,一个人大着肚子东奔西跑每天都处于危险中,可是她为自己而活了,为了千千万万女性的解放而奋斗了,她的牺牲是值得的,她证明了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她让原上乃致全中国的女人开始觉醒。

小说中三个女性在对待传统婚姻上,无论是屈从、挣扎,还是反抗,结果都成为牺牲品,这有力地控诉了封建宗法制婚姻不合理的、残酷的一面,对女性人格、尊严的漠视,人性的缺失,也透露出现代文明行进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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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道德的坚守与反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文化,而儒文化的核心又是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国人关注道德,又尤其关注女人的道德,因此女人一直处于道德评判的风口浪尖。到了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观更加重了道德的砝码。这与现代社会的尊重人权、张扬个性、满足人性的合理要求的价值观和人性观大相径庭。小说中女性———这一被封建伦理道德压抑了几千年、忍受着巨大屈辱的弱势群体向社会发出了悲壮的呐喊。她们的切身利益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她们以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迫切地希望现代文明的到来,尤其渴望对女性的关注,对人性的关注。白鹿村在小说中也叫“仁义村”,这个打着封建伦理道德典范旗号的村子,几千年来竭力地用乡约、族规来维护封建传统的仁义,没有任何人敢违反和触犯。然而,原上有这样一群女性却用鲜血和生命来揭露白鹿村这所谓的“仁义”,小娥和黑娃私奔,与叔辈鹿子霖乱伦,拖孝文下水;兆鹏女人日夜想着和公公交欢;白灵断绝父女关系投身革命;婆婆帮孙媳妇借种生子„这一个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却发人深省,揭露传统文化丑恶的一面,暴露传统道德理与欲的冲突。

《白鹿原》主要是写白鹿两家的家族史,他们是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楷模,几千年来白鹿原上空弥漫着积厚恒远的陈腐的伦理道德的空气,尤其是对妇女“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约束,把贞操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衡量女子品行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标准。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田小娥作为郭举人的小妾,行过天地之礼,就应该守身如玉,但她不堪忍受郭举人的性变态,和黑娃私奔,与鹿子霖乱伦,害死狗蛋,又毁了孝文,简直就是个灾星祸水,成为“恶”的代表。所以公公鹿三杀死她是消灭灾星,是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正义之举,是大快人心之事,没有人对田小娥的死感到同情。然而她的美丽却令许多男人无法抗拒,就像一束妖艳的罂粟花,这里面却隐藏着诸多的矛盾冲突。首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大家都认为小娥是婊子是灾星,但是作为当地人的狗娃、鹿子霖、白孝文等众多的男人却挡不住小娥的美丽。尤其是当地以狗娃为代表的年轻人为了得到小娥甚至失去了生命,小说中写到他夜夜为小娥唱歌,送东西,本应该是多么浪漫的爱情,然而这样的爱情招来的却是族里人的惩罚。其次,作为一个完全符合传统礼教的兆鹏女人,恪守妇道的正经女人,居然由衷地羡慕起“婊子”样的小娥,这完全是对传统伦理道德有力的讥讽和质疑。更让人不解的是给小娥造成悲剧的直接人物居然是有头有脸的鹿子霖,他和白嘉轩可是白鹿原上封建伦理道德的楷模,居然也和小娥乱伦。诚然和叔辈乱伦很大程度上兼有对性的渴求。但是细看小娥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或许我们就会理解了,她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好不容易冲破世俗的城墙和黑娃相亲相爱,不料黑娃被通缉使她走投无路,为挽救黑娃才出卖自己的肉体给鹿子霖,当然这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然而以宣扬仁义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却让一个封建弱女子走投无路,这又是什么样的仁义道德呢?尤其是小说中笔墨较少而发人深思的孝仪媳妇借种生子这个细节更加让人质疑维护了几千年的仁义道德的合理性。嘉轩的母亲在小孙子孝义媳妇多年不育、多方求神问药未果的情况下,她采取偷梁换柱之术,特意安排长工鹿三之子兔娃与其媾和,这样既避免了无后之灾,又挽救了白家的面子。可见这是虚假的“仁义”,是荒诞的“仁义”,也是注定要消亡的“仁义”。

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白鹿原上仁义的虚伪性、荒诞性,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传统伦理道德自身也是矛盾的,是没有人性的。毋庸质疑,小娥的乱伦很大程度上是兼有对性的渴望,兆鹏女人的淫风病也是性意识觉醒的表现,是女性正常的生理欲求。周作人曾在《女性主义的中国道路》一书中这样总结女性:女性是圣母和淫女的结合。为什么把女性作为圣母和淫女的合二为一呢?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就明确表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因而必然有着一些很自然的与动物相近的属性,有许多本能的欲求,即兽性,每个人都有性本能,人和动物一样。但人又不同于动物,他是由动物“进化”的,因而又有着只属于人类自己的高尚平和的社会属性,即神性。毋庸置疑,女人和男人一样有着性的需求。性乃人的本能,告子曾说:“生之谓性”,即人生而具有的东西就是性;告子进一步把性的内容规定为食色两种:“食色性也。”禁锢人性、压抑人欲是后来宋明理学干的事,后来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小娥的伦理道德观念自身也是矛盾的。作为黑娃的女人她是有愧于黑娃的，至少她没有为黑娃守住贞操,在黑娃走后与鹿子霖和白孝文的乱伦,违背了性道德,她的内心十分矛盾。但是细读小说不难发现,她是为了挽救和报复,虽然这样的反抗方式有点扭曲和可悲,甚至有点变态。但是,这对一个弱女子来说是别无选择的。在人生的搏击场上,她是白鹿原上第一个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第一个走出家庭,自己寻找自己幸福,第一个敢于表露和实现自己情欲的女人,第一个敢于牺牲敢与反抗的女人。

田小娥的失贞遭来族人唾弃,甚至遭来杀身之祸,但是孝仪女人在婆孙间掩人耳目的失节却得到族长的默认、社会的认可。封建伦理道德与蒙昧迷信的风俗习惯,成为钳制她们心智和命运的枷锁。白赵氏亲手谋划孙媳妇去偷人,怀上别人的骨肉,这对她来说是奇耻大辱,但又是承接白家香火的唯一途径,老人在“鱼与熊掌”兼得的圆满里承受着深深的痛苦。而作为当事人的孝义媳妇,更是处于两难的境地。她要么坚守妇道,要么承受无后的羞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不听从婆婆的话也是不孝。因此,封建时代旧道德维护也是以牺牲女性的人格尊严甚至生命为代价的,她们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无法逃避,悲剧成为她们的宿命,也因此饱受祖母无声的唾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方面,她们在极力维护封建礼教道德;另一方面,又在违背和破坏着传统封建道德。她们内心都矛盾,孝仪媳妇事后被婆婆瞧不起,自己内心也痛苦,小娥内心也把自己当作烂女人,兆鹏女人甚至在理与欲的挣扎中疯掉。如果这样的伦理道德自身没有问题,那是不会出现这种矛盾心理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更多的是上对下扯的幌子,受害的永远是下里巴人,上层人士根本就不当回事,汉武帝的祖母嫁过三次,蔡文姬也是三次,至于汉代名将陈平,则是自己妻子的第六任男友,甚至有皇姐带头做第三者,刚做寡妇,就看上大臣宋弘,央求弟弟刘秀给自己拉拉„„这叫什么伦理道德啊?可见她们的性心理是异化的扭曲的,这样的伦理道德是虚伪、荒诞的。只有愚昧无知的下层民众常常更为自觉、更为真诚地维护居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和礼俗。

真正的道德是符合人性的道德。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霍尔巴赫认为,宗族道德之所以不能使人的道德进步,是没有建立在坚实可靠的人性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虚假骗人的神性之上的。

小说展示了看重名节、重视道德约束、禁锢人欲的封建宗法制伦理文化与现代社会看重生命、尊重人性健康发展、正常需求的现代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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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存价值的矛盾与选择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边缘化,是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女人的价值必定服从于男人的价值。久之,价值意识逐渐淡漠,所谓“夫荣妻贵”、“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就全倚仗男人了。男性作为优势群体,可以在社会上大有作为;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就只有固守家门了。传宗接代、相夫教子,持家理财成为女性命定的义务;等而下之,则会沦为丈夫的生育工具、性奴或道德祭坛的祭品。《白鹿原》里传统家庭妇女们一直以来的生存价值观就是充当男人的附属品和生育工具。如仙草、白赵氏、鹿贺氏等女性。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妇女为财产之一种,而不承认妇女有继承权,有独立的人格„„她的价值惟在生育。”男人成为中流砥柱,而女人如同男人的附属品。“对于未出嫁的女子,即使二十岁死了也没有资格在族谱上占领一方红格”,足以说明女性地位之卑微。至此,白鹿原上几千年来妇女们都本能地恪守着传统女人的价值观,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即使她们的身心受到摧残,也心甘情愿当男人的奴隶和生育工具。作为族长的妻子仙草一生恪守三从四德,从未在人前铺排过,她服侍丈夫,孝敬婆婆,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即使作为族长的妻子,她却并未享受过多少做人的权利。进祠堂烧香叩头,轮不上她;诵读乡约族规,轮不上她,就连临死前想见儿女一面的要求,也无法满足。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生过七女三男,只养活了一男二女,壮年时丈夫先她而去。她的前半生基本上是生育机器,后半生抚养子孙,唯有临睡前儿子就着油灯陪她坐一会,以解除她生活的孤清,以至于她“时时把儿子就当成已经故去的丈夫”。白鹿原上另一家庭的主妇鹿贺氏也是恪守三从四德的典范,她甚至相信丈夫鹿子霖“半个屁股都比她的整个脸面重要”。在这个家庭中,内务和外事都不容她添言。抚养长大的两个孩子被送到白鹿书院念书时,她便开始了求佛问神的香火生涯。她纵容鹿子霖的放荡,对丈夫在外的风流韵事不闻不问,以至村中长得像他的干娃有几桌。女人是什么?女人的生存价值又是什么？在小说中用白赵氏平淡而坚决的概括“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小说揭示女人实质上就如同物品一样。

然而,田小娥却不甘愿做郭举人的性奴隶。她想努力活得像一个人,她不顾世俗谴责和黑娃私奔,她宁愿抛弃郭举人家的富贵生活,选择和黑娃一起住破窑洞,她和传统女人的价值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小娥跟着黑娃几次说到“吃糠咽菜也愿意”,“兄弟呀,姐跟着你死了也值!”和黑娃在一起她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价值,不同于她在郭举人那里的“连狗都不如”的命运。为了挽救黑娃,不惜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她不顾传统的贞操观念,勇敢地争取自己的幸福。当她拉孝文下水后,居然由报复变为两情相悦,孝文受刑那天,“她达到了报复的目的却享受不到报复的快活。”还“浑身抽筋头皮发麻双腿绵软,在窑洞里坐不住了。”这是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自责,是人性还没有泯灭的表现;于是有了“把尿尿到鹿子霖的脸上了”的反抗举动,还痛骂他。这是人生存利益的冲突、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人对自我价值的追寻;是对鹿子霖卑鄙人格的一种戏谑、藐视、嘲弄和痛骂。

小娥虽死了,但是单看那些真爱过她的男人们就知道她独特的个人魅力之所在了。黑娃当土匪也不忘黑夜里冒险来看她,甘愿为她和鹿三脱离父子关系,夜里悄悄为她送钱送粮;白孝文更不用说,这并非性引诱使然,起初孝文在小娥那里根本就没有得到性的欢娱,但是仍然甘愿为她失去族长的位置,即使做乞丐也不忘为她留点。孝文荣归故里的时候得知她死了,“钻进窑里,双膝一软就跪倒在地上,轻轻的叫了`亲蛋蛋,我来迟了„„ '”,要不是鹿三把她杀死,说不定,她的命运会比一般妇女好上很多倍呢,可能孝文会把她接走过上好日子,可能又可以和黑娃团聚„„人就那么短短一生,一个被世人辱骂的婊子居然得到两个有头有脸的男人为她死活不顾,可见她独特的魅力所在了,一个封建礼教制约的女人能活到这样的份上也值了。或许,她的价值取向不被大多数人所接纳和肯定,甚至被世人所辱骂,处处被摧残、迫害,但是她不顾一切世俗的眼光,追求自我利益,自我需求的满足,顽强地生活下去,的确不得了。但是小娥为争取实现自我价值和勇于为丈夫牺牲,只是出于自我价值的追求,她的反抗只能依附于男人才得以实现,仅仅依靠自己的身体,是不自觉的不彻底的,而白灵的反抗,她所追求的自我价值才是有力的,自觉的,不仅是个体的,还是全社会的所有女性的真正价值。

白灵从她踏进私塾的那一刻起,注定了她的命运和原子上所有女性的不同,她的生存价值是和原子上沿袭几千年的众多女性的生存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她是一只真正的百灵,用她响亮悦耳的叫声唤醒沉睡的女性意识。女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女人,是男人把女人变成了女人。白灵是原子上唯一一个把自己命运的主宰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女性。白灵反抗包办婚姻,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进学堂读书,然后参加革命。她的坚决、果敢、清醒远远超过了受过新式教育的男人兆鹏们,如果说小娥选择黑娃是自我意识的觉醒,那也只是她不堪忍受郭举人的蹂躏,维护自身利益的无奈选择。如果兆鹏以不回家的方式反抗争取自己的婚姻自主权,那么他也只不过是不自觉的,不彻底的,因为他们都抵抗不了父母的封建压迫,最开始是投降了。而白灵是了不起的,她参加革命,配合鹿兆鹏,处决叛徒;组织学生运动,砸陶部长一砖头„„她和鹿兆鹏在革命的血雨腥风和枪林弹雨中,情投意合、并肩作战、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党所赋予的使命。然而九死一生的她,最后却因为党内的错误判断惨死在自己同志的手中。尽管被追认为烈士,但相信她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她短暂的一生,留给白鹿原的是无尽的暇思和永恒的记忆,是中国妇女摆脱传统封建礼教之束缚,迈向思想现代化之历程的标志。

小说分别阐述了田小娥、兆鹏女人、白灵三种不同类型女人的价值观,她们都成为牺牲品,说明了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存在激烈的冲突,它反映出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自我价值的实现。

从这几个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给那个时代底层人们造成的深重灾难,尤其是以妇女为主的受害者,小说中众多的女性不管是顺从传统观念的还是反抗斗争的,她们无一能逃脱悲剧命运。像小娥和白灵敢于为自由和自己而打破传统世俗观念,不顾世人的谴责,做白鹿原上一只反叛的精灵。可惜,封建文化的传统早已根深蒂固,又尤其是在这个男权社会里,她们反抗的力量是那么微弱,注定了只能走向封建的深渊,走向死亡的命运。就如陈忠实1990年1月6日发表《从“跳底子”看关中人的心理结构》,阐述了他对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的深刻尖锐的剖析:“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文化、封建道德演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渗透到一代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但是文化冲突是持续的,客观的。虽然往往会给个人或者民族造成心理乃至生理上的痛苦,但是文化冲突的正面影响远远大于负面作用。文化冲突最根本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冲突,陈忠实把众多的传统观念巧妙而集中地赋予田小娥、白灵、兆鹏女人等典型的女性身上,作了深刻的文化批判,以她们的悲剧有力地批判了传统仁义文化阴暗、残忍的一面,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质疑。小说以她们的反叛呼吁现代文明的发展和人们对新文化的追求。文化冲突让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也展示了文化进步的艰难。这表明:符合人性、有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文化才是富有生命力的进步文化。白鹿原的女性悲剧让人震撼,《白鹿原》的文化冲突更让人沉思。

第四篇：集体无意识的殉葬品——比较《百年孤独》与《白鹿原》

摘要

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巨著《白鹿原》与《百年孤独》，都在文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中国作家陈忠实都站在本民族文化的高度上，对生存的地域进行了深沉的审视与反思，以深刻的洞察力谱写了民族史诗，获得了巨大成功。文章运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观点比较两部作品，从群体意识、革命意识两个方面对比发现二者在探讨民族文化、人类命运上有极大的相似处：那就是两个民族共同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导致国家发展缓慢的沉重障碍。

关键词：集体无意识；白鹿原；百年孤独；民族

Ⅰ

集体无意识下的殉葬品

—比较《白鹿原》与《百年孤独》

引

言

集体无意识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于二十世纪初提出的理论，后被文学批评领域广泛与应用，产生了深远影响。荣格曾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与信徒，后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决裂，自立门户创立“分析心理学派”。荣格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根据弗氏早期的观点，人的心理由无意识、潜意识、意识三个层次构成。其中无意识是“被压抑的欲望、本能的冲动以及其替代物（如梦、癔症）。无意识的主要特点是非理性、冲动型、无道德性、反社会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非语言性、不可知性。无意识是心理深层的基础和人类活动的内驱力，它决定着人类的全部有意识的生活，甚至包括个人和整个民族的命运。” ①在后期，他的理论稍有修正，他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包含了所有原始的遗传的本能和欲望，相当于无意识理论。它遵循快乐原则。“自我”所代表的就是理性和判断，它既要满足“本我”的要求，又要使之符合现实，调节二者的冲突。它遵循现实原则。“超我”则代表一种对本我的道德限制，与“本我”处于对立地位，它不仅使“本我”满足得到推迟，而且使之不能得到满足，它指导“自我”却限制“本我”的行动。②它遵循到道德原则。荣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无意识不仅仅包括个体意识，还包括更为重要的集体无意识。按照荣格的理解，“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是指有史以来沉淀于人类心灵底层的、普遍共同的人类本能和经验遗存。这种遗传既包括了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也包括了文化历史上德尔文明的沉淀。” ③它同个体无意识的区别有二：一是它不是个体后天可得的，而是由种族先天遗传的；二是它不是被意识遗忘的可以“召回的”的部分，而是个体始终意识不到的东西。①这种无意识并非来源于个体，也不是后天获得的，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群体的共同心理，普遍适用于每个人身上。

简而言之，“集体无意识”就是“集体不自觉的意识”，是人类生存本能和文化传统在历史中的传承。它渗透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和风俗习惯中，难以觉察又无法割舍。正如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本民族人对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对思维方式的认同是不自觉的。

《白鹿原》以中国西北一个名为白鹿原的古老地方为背景，以白、鹿两姓同一家族内部的明争暗斗为线索，展示了古老平原从清末至解放初期五十多年的风雨沧桑历史和民族沉重命运；《百年孤独》则描写了虚构的小镇马贡多从建立、繁荣到灭亡一百多年的历史，记叙了充满神秘、传奇色彩的布恩地亚七代人浮沉的经历，揭示了拉丁美洲贫穷、落后的深层原因。

虽然两部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但两位作家都是从一个家族的兴衰去折射整个民族的命运，以一个村庄和小镇来见证国家的滞重，从而探讨民族发展缓慢背后深层的礁石。无论是《白鹿原》还是《百年孤独》，作品所展现出的民族精神心理状态都具有相似性，即白鹿原和马贡多的人们都在集体无意识的控制下，无法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而这种集体无意识就是道德化的“自我”，是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是扼杀人性、阻碍民族进步的巨大障碍。他们都是集体无意识的殉葬品，是民族文化劣根性的受害者。

一、集体无意识之愚昧的群体意识

《白鹿原》和《百年孤独》所描绘的虽是彼此各异的世界和文化传统，但作者都立足本民族生存的土壤，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上，以对生活深刻细微的洞察力剖析了白鹿原和马贡多的群体意识。

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白鹿原上典型的群体就是内讧。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斗争的历史，王朝更替、朝代兴亡，内讧是始终斩不断、理还乱的情结。主人公白嘉轩是作者陈忠实精心塑造的理想人格的化身。他信奉儒家的“仁义”思想，处处以“仁义”行事。白鹿村的小姓李家寡妇因为家贫，也找到他希望能够把六分水地卖掉。白嘉轩慷慨激昂地说：“孤儿寡母，甭说卖掉，就是周济三五斗也是应该的。加上五斗！” ④辛亥革命时期，县长史维华“按人按亩收印章税”，赋税严重。白嘉轩鼓动鸡毛传贴，为民请命；他对待长工鹿三也至仁至义，如同一家人，丝毫没有主人贵族之气，称呼鹿三为三哥；鹿三之子黑娃到了上学的年龄，白嘉轩主动热情地帮助黑娃上学，“叫黑娃明早就去上学。给徐先生的五升麦子由我这灌。先生的饭我也管了。”然而就这样一个人格高尚之人为了能够家族兴旺，设计夺取鹿子霖一块被他无意间发现有白鹿精灵的土地。他以家道不济为幌子，向鹿子霖出售二亩水田，条件是以鹿子霖的有白鹿精灵的坡地交换，不知底细的鹿子霖上了当。计划成功后“他的心里也是一片翻滚的波澜，那块蕴藏着白鹿精灵的风水属于他了。” “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此项买卖土地中的秘密。”小说这一细节看似“对白嘉轩形象似有损失”，然则这一笔极其真实。不仅刻画了复杂的人性，而且透露出人灵魂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即内讧。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下的封建宗法农村，重视家族的利益，家族的繁衍和兴旺是第一要务，为此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于是内讧就不可避免。

白鹿村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鹿子霖，也是一个显赫的地主，他的财富不在族长白嘉轩之下。家里雇佣着长工，有两个儿子，妻子贤惠。按说这样的生活无忧无虑，没什么大的波折，即使做不到清静无为，最起码也可以安贫乐道。事情却并没有那么简单，反映内讧性质的古老箴言 “一山难容二虎在人的心灵深处”开始显露它的狰狞面目。鹿子霖因为与族长的位置无缘，影响力和号召力均不如白嘉轩，心理极度不平衡。为了能够压制白嘉轩，在村里占到上风，彼此明争暗斗，使用各种阴谋。他怂恿同样对族长恨之入骨的情妇田小娥去勾引诱惑白嘉轩长子白孝文,“你得想办法把他那大公子的裤子抹下来。那样嘛，就等于你尿到族长的脸上了！”长子的位子十分特殊而且重要，尤其是在封建男权社会，封建等级最高的皇族内部，对于继承人的选定自古就有“立长不立幼”的说法。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白鹿原，作为社会的缩影，也不例外。白孝文是长子，“由孝文将来统领家事和继承族长是合法而且合适的”，白嘉轩对他的期望和寄托是可想而知的。鹿子霖正是抓住这一点，从而打击白嘉轩。后来田小娥成功地把立场不坚定的白孝文拉下水，果然对族长白嘉轩造成了一个沉重的打击。鹿子霖和白嘉轩并没有什么解不开的深仇大恨，也没有不共戴天的生死世仇，俩人在表面上还都过得去。只是为了所谓声望和虚荣，就策划了让人触目惊心的阴谋。鹿子霖本人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有什么真正意义，正如白嘉轩所说：“一个槽道栓不下两匹叫驴，一窝蜂里容不得两个蜂王。”他们不会思索这句古老流传的俗语的正确与否，只是按着传统的思想去做事情，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他们就这样生活在集体无意识之中，被集体无意识同化，泯灭了自己的人性，身处泥沼而不自知。

与白鹿原的群体意识不同，正如《百年孤独》小说题目所暗示，整个马贡多小镇和布恩地亚家族处于一种孤独的群体意识之中。马尔克斯通过描写布恩地亚世代相传而又荒诞不经的历史，揭示拉丁美洲民族散乱无序的集体孤独心态是造成拉丁美洲保守、愚昧、落后的重要原因。

布恩地亚家族的七代成员都长期生活在在我封闭的孤独之中，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既没有感情沟通，也就谈不上了解和信任。书中具有传奇色彩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经过了战场的血雨腥风，没有变得勇敢，反而更加孤独。因为孤独，所以没有安全感和信任感。在他回到自己的家时，还命令士兵在各个房间搜查了一遍。甚至还传达了这样的命令：“在他的卫对没有在屋子四周布置起警戒线之前，任何人—包括乌苏拉在内—都不允许靠近离他三米的范围内。” ⑤在战争结束后回到家中。他并没有致力于改善家庭的关系，也没有做什么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只是反复制作小金鱼打发时间。“他用小鱼换来金币，接着又把金币换成小鱼，这样循环反复。”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重复。他的目的既不是获得利益、振兴家业，也不是热爱艺术、制作工艺品，本质上就是为了排解孤独。尽管“他制作小金鱼时的姿势扭曲了他的脊背，加工物的细致损坏了他的视力。”但是“这种一丝不苟的全神贯注却赐予了他精神上的宁静。”

孤独使人隔绝，变得冷漠，没有接受爱情的能力。阿玛兰塔深爱着钢琴师克雷斯庇。当克雷斯庇与雷蓓卡相恋时，她痛苦的难以自拔甚至不惜采取极端行为去阻止两个人成婚。当她终于能够与克雷斯庇在一起，并且“谁都不会怀疑他会使阿玛兰塔成为幸福的妻子。”可是当皮埃特罗·克雷斯庇郑重地对她说：“我们下个月结婚吧。”阿玛兰塔却出人意料的说：“别天真了，克雷斯庇，我死都不会跟你结婚的。”最后痛苦的克雷斯庇割腕自尽。阿玛兰塔这一举动，看似不近情理，实则在意料之中。她并非是为了报复克雷斯庇曾经对她的拒绝，而是孤独的本性已经使她没有能力去接受、也无法接受别人的爱。正因为如此，爱慕她多年的马尔克斯上校反复向她表白想娶她的愿望时，她也一口回绝了。“尽管她此时想见他想的要命，但硬是以毅力克制自己，不出去同他见面。”正如乌苏拉在晚年时对阿玛兰塔的洞察时所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她无强烈的爱情与不可战胜的怯弱之间的殊死搏斗，而最后却是那种荒谬的恐惧占了上风，阿玛兰塔的这种害怕的感情始终凌驾于她自己那颗备受磨难的心。”因为孤独所以恐惧，恐惧导致更加孤独。阿玛兰塔日纺织夜拆裹尸布，借此打发排解孤独。

无论是制作小金鱼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还是织拆裹尸布的阿玛兰塔以及其他成员，孤独的无意识是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枷锁的禁锢制造了愚昧、保守和落后，才有了第六代的侄儿与第五代的姑姑乱伦，生下“猪尾儿”最终导致整个家族被飓风刮走，从地球上消失。

二、集体无意识之革命的盲目性

《白鹿原》与《百年孤独》都写到了革命，写到了战争。革命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变革方式，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导向性。积极正义的革命能够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促使人类前进的步伐。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人类文明前进的每一步都有革命的因素。然而不论是《白鹿原》中的革命还是《百年孤独》中的革命，它们都具有典型的盲目性。白鹿原上和马贡多上的人们都受着一种茫然不为人知的力量支配着，使他们盲目的内耗纷争。

《白鹿原》中具有一身反骨的、性格鲜明的黑娃，他的革命历程具有很大的代表性。黑娃出身贫苦人家，爷爷和父亲一辈子都是地主白家的长工，受着地主阶级无形的压迫。他自己也每天“挎笼提镰”给地主割青草，赚点额外收入。他可谓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样的人一旦革命，应该是最彻底和最坚决的，有明确的目标和斗争方向。但在实际中，他显示了很大的盲目性。白鹿原上来了一群反革命军阀镇嵩军，射鸡征粮，烧杀抢掠。成为共产党革命者的儿时玩伴鹿兆鹏问他知不知道这是什么队伍时，他闹不清楚：“听人说，城里今日来一个姓张的头儿，明日又来个姓马的把姓张的赶跑了，后日又来个姓郭的把姓马的撵走······我一满弄不清楚。”鹿兆鹏怂恿他去烧了镇嵩军的粮台时，黑娃竟然显出大将风度：“烧了他狗日的咧。”他都没有进一步思考自己行为的后果及深层原因，计划的可行性和事件的意义等。他只知道他们不是好东西，该烧。结果，由于粮台被烧，镇嵩军反复征粮，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黑娃后来在鹿兆鹏的带领下，成立了“农协”，开始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黑娃对革命的理解就是让“人家怕我们”，于是在白鹿原上刮起了“风搅雪”。在审判罪大恶极的老和尚和碗客时，使出了江湖豪莽之气，没经过什么法律程序，用快意恩仇的手段直接铡了和尚与碗客。他没有经过这一事件去启蒙群众，阐释革命的原则和意义。正如文学评论家雷达所说：“黑娃的革命比强不了多少，都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明确的目的，凭的是只是封建时代的江湖上的路见不平的一腔热血。黑娃幼时的伙伴白孝文参加革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偶然性中无法掩饰着盲目。因为自己无法抵御女色的诱惑，与田小娥偷情，被恪守儒家思想赶出家门，成为白鹿原上的孤魂野鬼；因为饥饿在去抢舍饭时，得到鹿子霖的帮助，被举荐为县保安大队的团丁，成为国民党的一员；由于做事心狠手辣，镇压共产党有功，得到提升；在解放末期，面对形势，见风使舵，起义成为共产党，而且做了滋水县县长。不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都活的有滋有味。他并没有为革命做什么贡献，起义也是迫于形势，他的革命依然具有盲目性。

不论是黑娃还是白孝文，他们参加革命都是因为个体生命被逼到绝路上而进行的反抗。他们革命并非从理性开始，是以个体感性开始，目的只是为了报复或者生存。作者通过这些描写告诉读者，革命的盲目性也是阻碍民族进程中的一大障碍，而这些潜藏于人们的灵魂深处不自知，成为无形的集体无意识。

相对来说，《百年孤独》中所反映的革命与《白鹿原》中革命又有所不同。虽然都具有盲目性，却具有各自的特点。奥雷良诺上校征战沙场一生，始终不明白革命是为了什么。奥雷良诺最初参加革命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他见证了保守派一系列不得人心的行为：操纵选举、没收菜刀和农具、杀害无辜百姓。因此他觉得：“假若一定要当什么派的话，我要当自由派。”“为了选举这件事，我也会去打仗。”由此，他走上了反抗保守派的道路，参加了战争。随着革命的进行，奥雷良诺·布恩地亚忘记了最初的目的，开始变得冷漠、残忍。他将马贡多史上最好的市长蒙卡达判了死刑，反而说：“不是我要枪毙你，枪毙你的是革命。”他遵守蒙卡达的遗嘱把眼镜、勋章、怀表和戒指带给蒙卡达之妻时，只因为他遗孀没有让奥雷良诺进家门，并且言语不善。奥雷良诺就让私人卫队洗劫并夷平了她的房屋，直到这时“他的情绪才平静下来。”革命没有了原则，成了个人的工具，自由派与保守派并没有了实质的区别，只是“一派五点钟上教堂望弥撒，而另一派是八点去”奥雷良诺陶醉于权力，被“凯旋的荣耀、难以置信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他对权力失去兴趣之后，对战争自然而然的感到了厌倦。于是他又想结束战争，结束革命。这样，革命就如同一场游戏，以生命为筹码的游戏。奥雷良诺后来醒悟到：“对我来说，我现在才知道我是因为高傲而战。”这时多么可悲的。奥雷良诺上校的侄儿阿卡迪奥的革命过程同样具有深意。奥雷良诺上校起义后，把马贡多交给侄儿，要他好好处理马贡多。阿卡迪奥却利用权力，为所欲为。一个酒店顾客因为嘲笑他，结果下令被枪毙；他为自己发明带有绶带和元帅肩章的制服，腰间挂着一把金色流苏的大刀；他纵容其父霍塞·阿卡迪奥掠夺农民土地，使其合法化，自己从中得取税款；他私吞所有的税款，供自己建房享受。革命，对他来说已经成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这样的革命者在无形中腐化着革命。

小说通过描写不不同人的革命方式，揭露了马贡多人民在盲目革命的集体无意识牵制下，不停的内耗，不断的战争。正因为缺少理性的认识，所以才盲目。这种盲目形成恶性循环，时造成拉丁美洲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

结

论

综上所诉，陈忠实的《白鹿原》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都运用沉重的笔调，对各自的民族文化历史和民族精神心理状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剖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文化的劣根性，探讨了民族沉重命运的深层原因。两者都展示了民族发展中的心理缺陷。通过描述集体无意识笼罩下的白鹿原和马贡多的悲剧命运，深刻地揭露出集体无意识这张无形的大网就存在于人们的群体意识和盲目的革命中。不论是白鹿原或是马贡多的每一个人都被集体无意识牵制着，心甘情愿地沿着这样的生命状态生存着，而且有意识无意识地维护这样的生命状态和文化传统。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已成为一个民族沉重的历史精神枷锁，扼杀着人们的生命，成为民族前进向上的绊脚石。

Abstract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masterpiece, “White Deer” and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had a huge impact in the literary world.Colombian writer Garcia Marquez and the Chinese writers Chen Zhongshi stood on the height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survival geographical deep scrutiny and reflection, insight and write a national epic, was a great success.Article the use of Swiss psychologist Carl Jung's collective unconscious point of view the two works from two aspects of group consciousness,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contrast found the two to explore the ethnic culture, there are great similarities in the fate of mankind: that is, the two nations jointly in a collective unconscious, this state is what led the country to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Key words: Collective unconscious;Bai Lu Yuan;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Culture

Ⅱ

参考文献

[1]张佐邦·文艺心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奥地利]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学[M]·杨韶刚，编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3][瑞士]荣格·荣格性格哲学[M]·李德荣，编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4]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5][哥伦比亚]·百年孤独[M]·黄锦炎，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目录

中文摘要······················································Ⅰ 英文摘要······················································Ⅱ 目录······················································Ⅲ 引 言······················································1

一、集体无意识之愚昧的群体意识································2

二、集体无意识之革命的盲目性··································3 结

语······················································5 致

谢······················································6 参考文献······················································7

Ⅲ

第五篇：比较视野下的《白鹿原》与《百年孤独》

比较视野下的《白鹿原》与《百年孤独》

王琴

摘要：“在世界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产生于不同时空、文化、民族、语言背景下的文学现象，彼此之间并无事实联系，或虽有所接触而并未构成其内在动因，却往往存在着或明晰或隐微的共同处和契合点”①。本文试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为蓝本，浅论其对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的跨文化影响。关键词：家族史 人物

结局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梁启超也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而“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②可见，小说以其海纳百川的、百科全书式的包容性记录着一个社会、民族在历史长河里前进的艰难，并以此作为唤醒民族觉醒的投枪匕首。因而陈忠实与马尔克斯两位流着不同文化血液的作家，都在不同时空中共同选择利用小说这一文学形式，通过相似的主题选择——家族兴亡史，用史诗般的篇章结构小说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滋养小说底蕴，揭示着各自民族在历史进程里的沧桑与阵痛，同时在作品中寄寓着作家追求本民族发展进步的殷切希望。

《一》家与国的纠缠

国与家从来就是源与流的关系，千万条涓涓细流汇集起来便成了奔腾不息的江河；家是国的具象化，是国家、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镜子。1966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耗时18个月之后，完成了名作《百年孤独》并掀起了拉美“文学爆炸”的狂潮，并将其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推向世界。而在三十年后的东方，中国作家陈忠实也以其厚积薄发之作《白鹿原》名噪中国文坛。在经历岁月的沉淀后，不难发现两部作品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最突出处在于两位作家对题材的选取上，《白鹿原》与《百年孤独》都共同选择了“家族盛衰史”这一母题，即以一个地理空间为中心坐标，以家族发展变迁为窗口来窥伺和见证民族的发展变化；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曾经的一段悲惨壮烈、不堪回首的历史，借助一处具体的地点予以表现。

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借助马孔多小镇上的移民—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多米诺骨牌般的命运展示着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一个多世纪的民族历史和社会现实，表现了拉美人民的苦难和对幸福、自由的向往。小说从马孔多的创建开始着手：老布恩迪亚因与表妹乌苏拉近亲结婚，害怕生下带猪尾巴的孩子而上演了拉美版的“出埃及记”，远走他乡，最后在马孔多扎下根来。在这里他们靠着勤劳的双手，自给自足地繁衍着后代，但是无可避免的也遭受到了天灾人祸的侵袭：自由派与保守派间的斗争，引起了旷日持久的国家内战；同时，香蕉热、持续四年多的暴雨等天灾都让孤独的布恩迪亚家族卷入其中。最终注定要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还是逃脱不了命运的轮回，家族第六代子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与姨母阿玛兰塔·乌苏拉乱伦后，生下了带猪尾巴的孩子，这孩子次日就被蚂蚁吃掉了，阿玛兰塔·乌苏拉也血崩而死，孤独的奥雷良诺·布恩迪亚走在街道上，一阵飓风袭来，他带着他们先人创建的马孔多小镇一起被飓风刮走，他们从零开始，又回到零，完成了命运的循环后彻底在人类历史中走出。

再观陈忠实的《白鹿原》，它以陕西渭河平原上素有 “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视觉中心，以白鹿两个家族间三代人的人生历程和恩怨情仇为材料，以当时风云变幻的时代政治为佐料，用浓墨重彩的笔触展再现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屈辱和心酸，也在一定层面反映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古老的农业文化所遭受的工业文明的撞击。小说从作为未来族长的白嘉轩的婚姻魔咒开始逐渐展开，以白嘉轩和鹿子霖作为小说的线索，描写了白鹿两家三代人在十九世纪那段动荡年代里的坎坷命运。白嘉轩六娶六丧，最后在以不光彩手段得到鹿家埋有白鹿精灵的慢坡地并将其亡父之坟迁往该处后，他的命运开始好转，但仍步步惊心；与鹿子霖的争斗伴随着他的一生，精心培养的继承人白孝文走向堕落，宠爱有加的女儿百灵走出家门到死也不曾归来，瘟疫横行、匪兵侵扰也在考验着作为族长的他。而鹿子霖较之白嘉轩，可以说命运更为悲惨：在白嘉轩面前，他有一种天生的自卑，寄予厚望的两个儿子，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革命道路，一个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一个不知生死，而自己最终也疯癫到死。同时，伴随着外敌入侵，古老的中华大地到处硝烟弥漫，而关中白鹿原上自耕自足的农耕文化，始终不可能与国家脱节，先是朱先生配合国家硝烟政策，亲自驾犁出去罂粟；接着是辛亥革命后没了统一政兵时权匪的侵扰；再来是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有了现代政权的入驻；最后是国共内战。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大革命，瘟疫横行，国共内战……白鹿村在家仇国恨里颤栗着。

国与家，从来不可分离，国是大家，家是小家，但也正是有了这千千万万个小家，大家才有了根基。所以，陈忠实与马尔克斯两位作家不约而同的借助小村与小镇，织就了两个民族的历史寓言，从而欲达到“新一国之民”的目的。

《二》人物形象—魔幻与现实的交织

千万个家构成了一个国，而一个家则需要由一个个活的灵魂组成，家是国家和民族历史的见证，而人则是历史发展的依托。在两部小说中，作家都通过魔幻与现实相结合的人物塑造法，即都用了虚实结合的人物塑造手法，通过实在的人物与灵异事件相结合方式，塑造了相似的人物类型，从而创造了系列既真实又虚幻的人物形象去再现各自国家当时的那段历史。在《百年孤独》中，每一个人物都充满了魔幻色彩，无论是马孔多创建人老布恩迪亚，还是可算作小说中唯一正常人的乌苏拉，在他们身上处处充斥着魔幻因子。反观《白鹿原》中人物形象，也时刻可见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踪迹，这可以说是作家以世界性的眼光与胸怀，自觉接受外国文学熏陶的结果。

首先，在《白鹿原》里的女性形象方面，作家用虚实结合的方法着重塑造了百灵和小娥两个较突出的形象。作者将百灵作为带有神喻色彩的白鹿精灵的化身来写，在她出生时有百灵鸟的鸣叫，暗示着这个女子的非比寻常，她是美丽与智慧的化身，勇敢追求自己心中所想；但就是这样一个精灵，也不被那那混乱的年代所容，也含冤而死，死后精魂重返白鹿原上，这些都让人不得不想起《百年孤独》里裹毯飞升的蕾梅苔丝，她们都一样的“出淤泥而不染”，都以适合她们身份与文化背景的方式离开这个阴暗的社会，以此对冷酷的社会作无声的控诉。而被公公杀死的小娥，则让人联想到庇拉·特内拉，一样的因与家族里男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而被社会所唾弃：小娥与黑娃、鹿子霖、白孝文，庇拉·特内拉与霍塞·阿卡迪奥、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不同的是她们的最终结局：一个惨死后魂魄复仇，而另一个则是背负着苦难度过一生。

其次，在男性方面，《白鹿原》的人物形象也可在《百年孤独》里找到原型。具有预言家色彩的朱先生和一生为无产阶级革命奔走的鹿兆鹏分别让人想起梅尔基亚德斯和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朱先生的一生与梅尔吉亚德一样充满魔幻色彩，他们都是先知式人物，其行为也多为时人所不解：如晴天穿雨靴，对自己死后的安排等；再看鹿兆鹏的人生际遇，与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更是极其相似，外族入侵，党派斗争，血腥内战，使得他们一生都在为战争所累，与家庭决裂，且都没有好的结局。

《白鹿原》通过对历史和家族生活形态还原式的描写，“再现了生与斯，长与斯的人们在其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文化和生存方式。”小说塑造了致力于自强不息，奋力打拼的众多的人物形象。在他们的身上赋予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追求和生存方式，但是儒家的“仁义”观在动荡的国家政治现实面前显得过于残酷和保守，轻视个体生命和自由，演绎出家族种种生存危机。作者通过对一系列人物的生存方式的描写，向人们再现了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对新生的生存方式的压制，也使人们看到了要改变一个落后的民族生存方式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勇气。

（三）不同的结局，同一的希望

虽然陈忠实和马尔克斯都是在文化寻根的历史背景下，试图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借助家族这一母题，到人类生存的原始状态中去寻找民族前进的动力。都以“一个家族和一个小小的村庄就成为民族的缩影，从而折射出落后的国民性和狭隘的文化传统”②但是由于两位作家生活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文明相异，使得两部小说在家族的结局处理中存在一定的差异。

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白鹿原》中处处是“忠善仁义”的流露。作为族长的白嘉轩更是以德服人、处变不惊的儒家文化的代表。面对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的进入，他用漠视的态度固守着传统的文明，村中一切事物只按族规行事；面对伤害他身心的黑娃和白孝文，他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允许他们祭祖归宗，体现了儒家宽容的文化传统；同时，他身上也有着太多的儒家糟粕文化，如守旧。白嘉轩是几千年中华儒家文明的代表，这一文明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所以在小说的结局上，与布恩迪亚家族的消失不同，即使在结尾白嘉轩的死对头—鹿子霖死去了，他仍然坚挺的佝偻着背活着。他的活着，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文化寻根”热潮中“根”的界定，不论时代风云怎样剧变，这一“根”始终是维系着中华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而《百年孤独》则不然，拉美是一个文明进程相对较短且落后的地方，因而当现代文明的火种到来时，作家希望落后的拉丁美洲能在现代文明的火种中获得新生，所以，作家让马孔多这个孤独小镇在经历百年的沧桑风雨后被飓风席卷而去，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以期在毁灭中获得永恒的新生。

小说结束了，但两个民族的历史并未终结，无论是依靠既有文明继续前进，还是丢掉过去重新来过，作家都对民族的未来寄予了殷殷期望。陈忠实与马尔克斯都以各自的民族历史为题材却又超越历史，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把魔幻和现实融为一体，创建了一个浓缩了的丰富多彩的梦幻般的社会，写出了各自民族的发展悲剧，在荒诞中隐含着作家对民族**苦难的深深同情。

参考文献：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11.姚鑫隆：《文化的根与民族的秘史—《百年孤独》与《白鹿原》之比较》，新余高专学报，1999年第二期

胡莹：《魔幻的土壤 孤独的百年—《百年孤独》与《白鹿原》之比较》，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