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

第一篇：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

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

1楼

是什么让书中的女性都走向了一个共通的悲剧命运呢？

首先让我们先粗略对那个刚刚开始兴起的思想变革的时代进行一番大致的了解：中国的一批有着先锋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禁锢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的男权至上的观念，并从封建桎梏中把女性解放出来。因此出现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切实行动：如废缠足，兴女学，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出现了职业女性„„这些变革对于封建传统的否定是相当激烈的，对于打破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在张爱玲笔下，形形色色的女性仍在男性世界中苦恼、抽泣，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几千年文化熏陶下的女性带着‘原罪’的意识紧紧依附着男性，男性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唯一阳光。”⑸婚姻是无爱的，它脱离了感情的范畴，披戴着诸多的枷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由于刚刚过去不久的时代与思想上的变革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改变，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所支配和控制。根深蒂固的三纲五常不止让男人们认为女人只是他们身上的一根肋骨，更可悲的是，女性自己竟也没有超脱这种认知的念头。即使她们开始读大学，开始接受教育；开始找工作，开始人生新的起点；甚至是留洋海外，接受异国文化熏陶，但是最终无一不是找个人才是真的，甚至于她们区别于无知村妇的上述资本都成为了她们日后谈婚论嫁可以胜券在握的筹码。当然，每个人都有同命运抗争的本性，旧时代的女性也不例外，张爱玲没有忽略女性自身对于命运的把握与争取，她们尝试过、她们努力过，但能够供她们选择的道路实在太少了，局限性的观念把她们追求幸福、实现自我的渴望全部寄托在了男人的身上，婚姻才是她们生活的主旋律。张爱玲无情地嘲弄着婚姻的意义。在她笔下，“人世间没有爱，有的只是满目的苍凉，形形色色的女人，为婚姻，为女子最大的职业而战的荒凉，真是华丽与热闹深邃处透骨的荒凉。”⑹她笔下的女人们拼命的追求着婚姻，到头来得到的都是躯壳。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的，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如《十八春》中的几对婚姻都没有爱，曼桢与世均由相知而相恋，爱得纯情真挚，无利益计较，无物质牵挂（这是张爱玲作品中少见的）。然而他们无法逃出厄运的魔掌，曼桢陷于亲姐姐曼璐所设的陷阱，曼璐妄想用妹妹来套住自己的男人，锁住婚姻。曼桢在受尽凌辱逃脱魔爪后，带着满腹的辛酸和屈辱去找世均，殊不知世均在无望中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匆匆地与自己不爱的翠芝结了婚。可怜的曼桢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听凭生命的四季在身后默默流淌。因此我们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去分析不难看到，这些悲剧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她们为自己打造的，她们把改变命运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依附于男人身上，而不是自己本身。但再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降生于人世以来，社会加筑于女性身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正是如此，她们根本不可能从自己狭隘的生活背景中觉悟到要去凭借自己抗争什么。女性思想上的落后把她们实现自我的方式局限在了婚姻的范畴里。这也就形成了张爱玲书中绝大多数女性人物的共通点，那就是都企图通过婚姻来找寻自己的终生幸福，实现自己一生的追求——包括经济地位，感情寄托等——女性惟有找到了能够满足自己的丈夫才有保障日后幸福生活的可能性。因此这便形成了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最终走入其悲剧命运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五四以后，已经出现了很多受过大学教育甚至是留过学的所谓“新女性”，比如《十八春》中的曼桢等人，旧中国发达地区的西风东渐已经允许一个女子受高等教育，这可以称作是一种进步，但这是否从根本上把女性从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了呢？是否真的唤醒了女性沉寂了几千年的自我意识呢？是否由此而造就了女性的进步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究其根源，原

因有二。

2楼

其一、因为所有女性都同时被束缚于旧社会的传统道德标准之下。从一开始所有的一切都向她们表明一个女人要获得生活的幸福就必须依附于她们身体与灵魂的主宰者——她们的男人，不管过程如何，女人的最终归宿都应该是她的丈夫。即使女性有了受教育的能力，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但从根源剖析这些都仅仅是表面的。她们可以暂时的用工作来维持生活，但不可能把自己终身的命运寄托在职业上，因为社会不能认同这样的生存方式。当中国的第一批职业女性在社会上出现的时候，从以曼桢等人为代表的独立女性的坚强背影中，我们发现和体味到了无尽的辛酸与无奈。不能否认的是“五四”以后，女性的地位的确较之以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女大学生参与革命，投身写作等。但旧中国几千年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还是把大多数的人捆绑在了旧道德的旗帜下，洋装和短发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扎根于人物意识深处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女人理所当然应该也只能依附于男人。对于男性，妻子只是社会道德约束下的一件摆设、一个物件，大多只意味着门当户对与传宗接代而已。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束缚着中国女性走了几千年的道路，在西风东渐的三四十年代，虽然出现了反对腐朽思想的新思潮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但对于所有人来说，也仅仅是开始于一小部分人的开端，并没有对社会的大多数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有任何的改变。

其二、另一个旧道德标准就是女人的贞节观念。在欧洲，女权运动用种种激烈的方式来打破这个如同中国女人的小脚，欧洲妇女的裙箍一般对女性的种种束缚，来为女性争取自由。但在中国，女人们默默的理所当然的承受着由男权社会以“男权至上”为标准为她们量身打造的种种“酷刑”。而所谓的“从一而终”、“贞节牌坊”不仅深深地植在了男性的观念之中，更在女性的心底打上了无法磨灭的烙印。如《十八春》中当曼桢的母亲在得知女婿强奸了自己的二女儿时，她的反应是让人心寒的——她要女儿就将错就错地嫁给鸿才，女人的从一而终不仅让她默认了这样的安排，更在有意无意中将女儿推入了无尽的深渊。

为什么这样陈旧腐朽的道德标准会束缚中国女性如此长的时间呢？我们在深想一步：《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之所以被家人冷嘲热讽，是因为离婚后的她几乎是身无分文了；《金锁记》中七巧一生的悲剧也来自她对于金子近乎变态的疯狂的迷恋；《十八春》中曼璐企图用曼桢套住的并不只是鸿才这个人，更多地是鸿才的钱，以及日后生活地的保障„„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女人要依附于男人，另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女性在经济地位上的被动。降生后，家族是她生活的依靠，因此她要“从父”；长成后嫁了人，丈夫是她生存的保障，所以她要“从夫”；就是老了所有要依从的人都不在了，她仍然要依靠她的儿子，就是所谓的“从子”女性一生所要做的就是顺从于家族，依附于男人，她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把生存维系在缺乏安全感的婚姻上。因此，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命运是不会，也不可能不走向悲剧的。再反观现今的女性为什么能凭借自己的一双手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独立的天空呢？就是因为她们有相当高的经济地位，她们能够利用自己与男性平等甚至是超越的知识与能力来争取自己想要的幸福。

那个时代的女性不能做到自立自强，就是因为她们的思想受着旧道德标准的束缚，她们的行为被约束在了经济地位的被动上，她们要生存就不能不依附于能在经济上支持她们的人——男性身上，她们要得到社会的尊重就不得不遵照社会赋予她们的规则生活。这就是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转贴】论巴金小说《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形象

• 曾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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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寒夜》是巴金中年时期一部具有代表意义的中篇小说。抗战胜利后，“在贵阳的茶馆里，在北碚馆微弱的烛光下，巴金用茶碗盖上磨的墨，用粗糙的算账草纸，一口气写出了三部深刻细致的作品：《憩园》、《第四病逝》、《寒夜》。”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历来不衰。从现有的资料看，关于《寒夜》的评论文章，主要集中在“文革”之后，“文革”之前以及“文革”中单篇论及《寒夜》的文章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关于《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形象的文献综述主要是以新时期以来可见的评论文章为参照系。

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文章一般把《寒夜》看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香港中文大学的致赞辞这样写到：“„„他所追求的是真实，而并不顾及美。”真实地反映抗战胜利后小人物，在《寒夜》里主要是通过反映普通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从而反映当时整个社会，这是评论界较为一致的看法。事实上，《寒夜》这部作品也确实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在对婆媳关系的分析上，此阶段的评论文章仅仅是从较浅的方面加以分析，未能从更加多元化的角度来分析此种矛盾的实质。

从某种程度上看，《寒夜》里的婆媳矛盾很明显，也很难调和。但对此种婆媳矛盾的缘由，以及曾树生到底为何出走这样的事实，如果不做更加深入地研究则很难把握曾树生的女性形象的时代性和她身上体现出来的矛盾性。

自五四以来，女性解放作为“人的自觉”和个性解放的一个内容，一直都是广大女性追求的目标。《伤逝》里子君排除万难和涓生在一起；然而“娜娜”出走后未来的生活并不象当初想象的那样美好，子君的结局是悲哀的。《寒夜》里的曾树生较之子君具有进步性。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觉醒后的困惑——〈伤逝〉与〈寒夜〉女主人公比较》这篇文章里，作者认为如果把“人的觉醒”作为现代性的标志，那么曾树生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无疑更高：“作为独立的女性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只是女性主体自我觉醒的一个方面，并非全部。”“与子君恰恰相反，曾树生与汪文宣同居后还坚持着自己的追求。”因此，曾树生与婆婆的矛盾更深层的是现代家庭观念与传统家庭观念之间的冲突，正如《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一书的作者认为地那样，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机制之间的冲突：究竟是相夫教子恪守妇道还是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生活，婆媳两代人的选择自然不同。

不可否认，在曾树生个人自觉的同时，她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家庭。从她个人的角度来说，她的行为具有时代进步性；但如果从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看，她的行为又受到一些评论者的置疑。在《反叛与归依：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论曾树生生活情境的矛盾性》里，作者从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认为，婆媳两人的行为其实都是自私的，就连汪文宣也痛苦地请求她们为了他不要再吵了。然而，对于曾树生，作者又是理解的，他认为曾树生的选择是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选择人道主义还是个性主义都将有遗憾。《反叛与归依：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论曾树生生活情境的矛盾性》深刻地剖析了在中国现代社会中人的觉醒、人的现代性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

家庭内部的矛盾究竟是婆媳之间大矛盾还是其他？有人提出了与上述观点不一致的看法。从

个性主义角度看，曾树生的出走固然是由她追求幸福自由不甘现状的性格决定的，但同时家庭的内部矛盾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论〈寒夜〉的现代性》一文中，作者抛弃了婆媳矛盾论，而认为家庭内部的矛盾主要是汪曾两人的情感危机。“现代主义的作家在努力摆脱沉重的旧伦理教条的同时，也在试着营造一种新型的伦理，这种伦理比之传统的伦理来得更自由和更人性化。”“在某种程度上，巴金将汪曾二人的婚姻有意悬置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之上，目的就是要对其进行情感的拷问。”因此更具有现代人道关怀。

以上是从人的觉醒的现代性角度剖析了曾树生出走背后隐藏的深层的现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对女性主义理论著作有了译介，有研究者开始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从性别角度切入，对曾树生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刘慧英的《樊篱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寒夜〉》是较早运用这种理论来解读的文章，此后用类似角度分析的评论陆续出现。女性主义将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关系放在家庭与社会的生活场中进行考察，她们认为此种关系往往隐含着控制——反抗的政治文化色彩；女性完全的独立人格意识显得尤其重要；女人选择的依据不再是母亲或妻子等传统的角色定义，而是依据女人这样的身份，从而摆脱对男权文化的依附，自主性强，对抗性也强。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觉醒后的困惑》、《巴金〈寒夜〉研究新视角综叙》、《不同生命欲求之间的冲突——重读〈寒夜〉》、《〈寒夜〉重读》、《从〈寒夜〉中曾树生的出走看妇女解放之路》《、男性中心下的误读——对周蘩漪、曾树生认知错位的思考》、《〈寒夜〉忍无可忍塑造的阴影——论巴金创作中的南权意识》、《面对〈寒夜〉一种性别关系的研究》、《曾树生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等文章中，作者均认为，在男女主体之间相互平等、自由、各负其责的关系不可能再存在的前提下，曾树生在家庭和个人的两难选择之间

虽有彷徨，但最后她依然依从女人的独立性作出了选择。

• 曾树生

2楼

《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一文中指出，这中选择同时也是人的一种考验：“树生对自我和个人的选择的意识形态式强调，同时也意味着对个人责任的高度承担。”但也有评论者认为曾树生的选择仍然不是完全自主的。肖进贵在《重读〈寒夜〉》中说：“从表面上看，曾树生有健康漂亮的外表，有经济自主的能力，有办法让儿子念最好的学堂。但实际上，曾树生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她的选择也是迫不得已作出的而不是自主选择。”另有评论者则运用爱玛•高德曼而非其他女性主义的观点对曾树生选择后是否幸福做了解读。“高德曼认为女性解放的真正含义是在于使女性获得幸福的生活。而当代女性以性别歧视为依据，这就偏离了女性解放的目的。”很显然，从曾树生出走又回来的彷徨里可以看出，她是不幸福的。女性幸福的获得在爱玛•高德曼以及这位作者看来应当是个人、家庭婚姻的平衡而不是在两者之间取舍。

不管是从现代性角度还是从性别角度来考察,他们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评论,不乏精道之论。作为一位极具人道主义的作家,巴金在他的小说里往往流露出对人性和人物命运的超越时代的关照情怀。小说《寒夜》便具有该种形而上的哲人思索。一些评论者则用超越时代、超越性别的眼光，将曾树生的命运上升到哲学思考的高度。在《两难选择的悲剧：对涓生、汪文宣身份的再认识》一文中，作者这样反问：“如果子君外出谋业，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或许他们的婚姻就不会走到尽头。可是在《寒夜》里，虽然曾树生经济独立，她与汪文宣的自由恋爱、婚姻还是归于失败。可见经济并非唯一的原因，这是否意味着个体本身也是悲剧的制造者？”评论家洪治纲在《悲悯与体恤——读巴金的〈憩园〉与〈寒夜〉》一文中，则从

悲悯与体恤的角度探讨了曾树生等一群人物的命运。“在《寒夜》和《憩园》中，巴金对人性的体悟，既有对人性中社会属性的考察，也有对人性中自然属性的展现。从这两部作品来看，更多的则是集中在人性中的那些自然属性上，诸如亲情、爱、牺牲以及欲望等等。”“《憩园》和《寒夜》的许多人物，他们的悲剧固然离不开生存命运的制约，同时也离不开人性中某些无法改变的顽症的钳制。”

以上诸多解读主要是从《寒夜》展示的故事内容着手，而对小说进行表现形式、叙述角度等纯粹文本分析的文章很少。在《文本的裂隙与风格的成熟——论巴金的〈寒夜〉》一文中，作者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把艺术形象单纯只当艺术形象而非社会人分析，认为曾树生的女性形象存在着很大的裂隙，“她不是不可能回来，但问题是她即使回来，也不应该是现在作品所写的那种心情，那种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回来是她此前的情感倾向和理性选择的大逆转，她此前的行为逻辑被完全颠覆了。”尽管如此，但作者从形式美的角度认为让曾树生回来是一种形式上的需要而不是性格的逻辑发展，“这样在事实上存在的裂隙中„„让读者产生了虚幻的真实。”

还有评论者从巴金对人物的大量的心理描写的特点出发，发现了《寒夜》叙事的复调特征；洪治纲在他的那篇文章中则从叙事学的角度认为巴金采用了全知的叙事视角和一种平民化的叙事立场，因此极大地加强了曾树生的女性形象的立体感。从分析故事情节隐含的诸多意义到分析协作手法，对《寒夜》的认识在日益深化。

二 再认识曾树生

从以上的评论文章中我们得知，评论者或者将曾树生放在女性解放的纵向历史潮流中加以分析，或者将小说《寒夜》独立出来，把曾树生作为单个文学形象进行多角度解读。这些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曾树生。其实，以现在苛刻的眼光来看，无论是从写作技巧还是写作语言来看，《寒夜》都不能算是巴金最为杰出的作品，但这依然抹杀不了这部小说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在《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本书中，作者朱晓进等人从各个方面分析了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环境对此时期的文学创作造成的巨大影响。因为民族战争的艰巨性和紧迫性，此时期绝大部分的文学创作因紧密配合着战争的需要而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战争文学特别是直接反映战争的文学是当然的主流。文学中的人物更多的是将家国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潮流紧紧联系在一起。通俗和实用的文学创作景观使文学创作者没有过多的精力关注复杂、现代性的技巧、从容的语言叙事等方面，文学的审美性大大减弱。文学题材也是以战争、乡土情怀为主，文学作品中往往透露出乐观主义精神，从叙事角度看，宏大叙事和民间叙事是该时期文学创作的首选。

第二篇：毕业论文：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目 录

中英文摘要与关键词 „„„„„„„„„„„„„„„„„„„„„„„„„„ 1 序 „„„„„„„„„„„„„„„„„„„„„„„„„„„„„„„„„„ 2

一、《金锁记》中灵魂扭曲的曹七巧 „„„„„„„„„„„„„„„„„„„ 2

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自甘沉沦的葛薇龙 „„„„„„„„„„„„„ 3

三、《倾城之恋》中孤注一掷的白流苏 „„„„„„„„„„„„„„„„„„ 4

四、《十八春》中自立自强的顾曼桢 „„„„„„„„„„„„„„„„„„„ 5 参考文献 „„„„„„„„„„„„„„„„„„„„„„„„„„„„„„„ 7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年汉语言文学本科班 ××

【摘要】在三四十年代的旧中国，张爱玲是位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其作品多以女性为中心人物，展示了女性人生的一隅。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展示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尴尬与失落，以及她们自甘依附的奴性意识，从而揭示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本文从《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十八春》等作品中女性的描写来浅析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归宿。作为新时代女性，应该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把握自己的人生。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 人物 曹七巧 葛薇龙 白流苏 顾曼桢

【Abstract】Abstract Eileen Zhang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female writer between the 1930s and 1940s in China.Most of her works are focused on females and part of their lives.These female characters are vivid and their personalities are clear.They show the embarrassment and depression of those women under the male chauvinism besides their servile consciousness, which reveal the bondage of feudalism to females.This assay means to analyze the personalities, characteristics and destiny of the females in The Golden Cangue, Crumbs of Ligumaloes — the First Incense Burnt, The Love Admired Whole Heartedly and Eighteen Springs.As females in modern society, they should try to get their own happiness and assert control over their lives.【Key words】Eileen Zhang；Female；Figure；Cao Qiqiao；Ge Weilong；Bai Liusu；Gu Manzhen 【序】

作为新时代女性，应该要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而不再如旧时代女性一般依附于男人，做男人附属品。张爱玲的作品大都反映封建环境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她对于女性生存处境的描述，即便在今日，对于我们而言，仍具有催人警醒的意义，值得共同探讨和研究。本文从《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十八春》等作品中女性的描写来浅谈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命运等，从而体会到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感受到封建环境下女性的悲哀，看到女性如何被封建社会所吞噬与埋葬，从中更加明白新时代的女性应该走出历史的沼泽，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与未来。

张爱玲无疑是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传奇，她笔下的女性是一批在乱世生活中平凡而又普通的女性，正如她在《传奇》扉页中写的——“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她以无尽苍凉的笔调对女性进行叛逆的书写，着重刻画那些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女性。透过这些女性苍凉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她作品中特定时代、特定阶层女性的共同悲剧。她作品中的女性是可怜的、可恨的、可悲的，这些女人无论身处什么位置，她们都逃脱不了压抑、扭曲、驯服甚至变态的命运。结合作品，我们分析一下张爱玲作品中比较典型的几个女性人物。

一、《金锁记》中灵魂扭曲的曹七巧

谈到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自然少不了被傅雷称之为当时上海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这个人物之所以经典，在于张爱玲成功刻画了一个在封建意识、封建文化毒害下的女性人物，如何一步步沉沦为金钱的奴隶，直至灵魂扭曲，最终彻底变态与疯狂。

曹七巧原本是一个麻油店小户人家女儿，她也曾渴望甜蜜的爱情、幸福的家庭，贪图钱财的兄嫂却打破了她的生活愿望，把她嫁给了富裕大户姜家残废的二少爷，等于是把她推进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堡垒。丈夫是一堆“没有生命的肉体”，在情欲体验严重缺失之下，曹七巧将自己烈火般的热情折杀，而疯狂了物欲，疯狂了金钱。小叔子季泽在情感上的先拒后诱，亲哥嫂把亲情当成商品兜售后，那个充满罪恶污浊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鞭挞情欲、贪婪金钱的魔妇，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怪胎”。为了黄金，她十年后心甘情愿地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的吹破。由于自己没有得到幸福，她也不让儿女得到幸福，甚至异常可怕地亲自动手去破坏他们的幸福——怂恿儿子长白吸鸦片，整夜陪自己抽大烟土，以探听儿子与媳妇的房事为乐，逼得儿媳妇独守空房，最终自杀；设计折杀了女儿长安与童世舫的真爱，活活拆散他们，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结束了一段自由美满的婚姻。名义上，她似乎主宰了自己及儿女的一生，其实是把自己套在婚姻、金钱、情欲的重重枷锁之下，“用那沉重 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曹七巧并非天生如此的，她的性格是一步步形成的，从少女时代的直率泼辣而又不失其可爱慢慢地走向一个灵魂扭曲直至变态的人。七巧年轻时虽然粗鲁、泼辣，但她充满了青春，充满了热情，对未来充满了向往。但进了姜公馆做了二奶奶之后，便走进了黑暗的牢房，成了一只被关在笼中的虎、狼，用掠杀人性的血淋淋的肉来喂养，用折杀情欲的亮灿灿的黄金来喂养。曹七巧的婚姻其实只是一桩交易，把青春和幸福作为赌注，卖掉了自己的一生，换回的只是一场噩梦，不仅输掉了青春，输掉了爱情，还输掉了人格，输掉了幸福与亲情，得到的也只是一点金钱。当与季泽的爱情化为泡影，特别是别有用心的季泽找上门来图谋财产，算计她的钱财时，她如同一只受伤的野兽，孤独的哀鸣，对整个世界感到绝望，找不到自己心灵的栖息地，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方晴空，得出“人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的结论。为了得到金钱，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成为了封建礼教与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相结合的“怪胎”。

曹七巧是典型的封建制度迫害下的女性人物，她是悲剧的受害者，也是悲剧的制造者。类似于这样的人物还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孟烟鹏等，她们都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是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所造成的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女性。

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自甘沉沦的葛薇龙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不过是在世俗与欲望夹逼下的一个手无寸铁的可怜儿。葛薇龙本是个破落家庭的小姐，为了学业而投靠姑母梁太太，投靠姑母时，她自信不会同流合污，凭自己的能力巧妙应付，完成学业。其实，在她提行李去姑母家时，对佣人的嫌弃已经昭示了她的心理变化。当姑妈为她张开物欲的大网，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使她飘飘荡荡、心旷神怡，连睡梦中也不断念记着。她不是不懂得姑妈的用心，她自己也认为“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但混迹于上流社会、跻身于洋场交际界、陶醉于五光十色的物质生活后，人性沦落了，金钱的光芒和洋场的轻歌曼舞抹去了她身上纯洁的感情，在遇到乔琪乔后，连防守底线都崩溃了。她想试着逃脱，跳出梁太太的控制回上海去，一场病改变了一切，她转而想抓住一根救命的草，嫁给既年轻家庭又有背景的乔琪。她对乔琪存在幻想，认为：“幸而他现在还年轻，只要他的妻子爱他，他什么不能做？”但幻想随即破灭，乔琪告诉她，她只能做他的情妇，这如青天霹雳，“和葛薇龙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了，她仿佛一连向后猛跌了十来丈远”。最可怕的是乔琪引起她那种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为了自己一厢情愿的爱，她宁愿自欺欺人，用虚幻的爱情理想麻醉着自己，牺牲了自由、自尊和人格，以青春美貌为代价苟且舔食着朝露般的所谓爱情，最终“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和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并且还是“自愿的”。这个中的心酸，葛薇龙也深深体会到。她的爱是卑微的，没有地位的，也是不受尊重的，即使认识到自身的悲剧，还义无返顾的照走不误。葛薇龙的青春就像乔琪抽烟时打火机的光，“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即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如瞬间绽放的火花，转瞬即逝，不过是刹那间的浮华。小说里，情欲不是葛薇龙堕落的惟一原因，物质上的诱惑、她本人的软弱都在拉她向深渊里走，物欲和情欲是交替起作用的，因此，不仅是社会毁灭了她，同时也是她毁灭了自己。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说到“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男性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上比不上男人，但男人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被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光怪别人是不行的。”由此可见，葛薇龙悲惨的命运不能完全归究于社会及他人，心甘情愿地被支配和控制，没有反抗的力量，失去了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动力，完全丧失独立的自我，这才是她走向命运深渊的主要因素。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合璧的环境下，西方物质文明对东方道德的冲击，葛薇龙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其“新”是因为她受过新式的教育，过着“新时代”女性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但她并没有新的思想，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因此，“旧”是指她的思想意识和人生道路仍处于封建社会。与之类似的女性人物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芯。她们同样受过西方教育，却并没有把自己从封建的牢笼里解救出来，而是不断沦陷，最后困死在老旧的思想中无可自拔。

三、《倾城之恋》中孤注一掷的白流苏

《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与前面提到的两位女性人物不同，曹七巧和葛薇龙是被迫害，最终走向人生深渊的代表人物。但白流苏却是精明的，善于抓住机会，并勇于寻找挣脱家庭出路的一个女性。如果说前面两位女性人物都是以悲剧收尾，那么这一位无疑是张爱玲作品中唯一逃脱家庭传统束缚之后，修成正果的女性人物。“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处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

《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原本也是一个普通的闺阁小姐，然而却有着异于常人之处。在那个年代，她敢于离婚，这勇气，也不是一般大家闺秀能及的。原本回到娘家可相安无事，但由于家道的破落，离了婚的她就成了兄嫂奚落的焦点。迫于无奈的她为保护已有的淑女身份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只好以自己最后的青春作资本，寻求第二次婚姻，并把它当作一项事业来处心积虑地经营，这本身就是女性生存的一种悲哀，其追求的过程和结果只能是“说不尽的荒凉”。江宝钗在《论张爱玲小说的通俗性》一文中指出：“中国妇女的悲剧：恋爱是生命中唯一的冒险，充满想象的成素，而婚姻是唯一的事业。”

白流苏大抵上是一个较为坚强的女子，她会反抗，能够大胆地顶着众人的唾弃与前夫离婚，可见是很有勇气的，然而她也是妥协的，因为最终她不过是一个在经济上柔弱、无助的女子，逃离的方式只能是依靠男人来寻找自己的栖息之地，她不得不学会算计。可是，再精明的人也有无奈的时候，她那西式的外壳下包裹着充满了典型的 封建式的对金钱的依附，这与男主人公范柳原要的普通的对“花瓶”的欣赏和把玩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矛盾，两人不得不进行一场关于爱情的较量。如果不是香港的沦陷，或许，这样的“爱情之战”还得继续下去，然而，当流苏处于似乎不可挽回不可更改的生命悖论中时，当她陷于无垠的“爱情迷宫”时，一座城池的沦陷成全了她。这是一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带着几分诙谐、几缕辛酸。

白流苏作为一个已离异七八年的女人开始寻求她的第二次婚姻，这次寻找显然带有多重目的——以自己的漂亮和名誉作赌注，把经济能力作为择爱的标准，确保富足的物质生活，组建可靠的小家庭。她是一个用前途作赌注，用婚姻为下半辈子铺路，从旧派走向新派的中国女人。这类女性执著于生活，生命欲望强烈，小心谨慎、费尽心机地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却大都归于失败，不能不让人感觉到人生的悲凉。类似的人物有《连环套》中的霓喜，不同的是，霓喜先后和多个男人同居，千方百计想成为对方合法的妻子，一次次算计、挣扎，最终却每每人财两空。毕竟，用一个城市的倾覆去成全一段爱情太过奢侈，只能是偶然，却千载难逢。

四、《十八春》中自立自强的顾曼桢

《十八春》中的女主角顾曼桢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子，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上海小户人家的女儿，性情温和，个性却很独立。曼桢是张爱玲笔下不多的美好的女性形象——朴素、善良、单纯。她对沈世钧的爱情执着而单纯，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受过高等教育，为了养家糊口，一个人做了几份兼职，任劳任怨。然而这么美好的人物，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命运的捉弄和亲情的羁绊。

在《十八春》里，亲情沦丧表现得更为明显，狠心的姐姐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留住色狼丈夫的心，竟然打起亲生妹妹的主意，伙同丈夫祝鸿才诱奸了自己的亲妹妹，将她推入火坑。在祝家度过了一段幽暗囚禁的岁月，性格要强的她没有就此屈服，而是想尽办法逃脱这一切，去寻找她的爱人世钧，结果却是世钧结了婚，放弃了她们的爱情，这无疑在曼桢的伤口上又捅了一刀，她原本应该拥有的美满爱情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和她擦肩而过了。然而，曼桢最让人感动的是她生命中遇到最残酷的事实之后那一份坚强与执着，直至最后的归于平淡。她在那个污浊的社会洁身自好地活着是张爱玲笔下一个始终自立自强，从自立中获得自由的典型，可是终究因为太多无法抵挡的因素而使属于自己的幸福破灭。

其实像顾曼桢这样温柔善良的女性有很多，假如她没有埋没良心的姐姐和姐夫，平平淡淡地嫁给自己心爱的男人，或许，她就如同中国许多这样的女人一样，结婚生子，平淡无奇地过完这一生，也就不会给人们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可是，没有这个“假如”，《十八春》里历经重重磨难，在柔弱中透着坚强的她，给所有读者留下了回味的余地，原来，平凡的女人是不普通的。这也正好验证了张爱玲的一句话——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张爱玲的作品多以女性为中心人物，这些女性擅长在自己的生命里制造各种戏剧 化的场面，因为只有这样，才有一点点摆脱不公平、不平等命运的希望。张爱玲用其细腻的笔触、对女性内心深处敏锐的洞察力，细致深刻地刻画了一个个性格残缺却真实、形象鲜明的人物，展现了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形形色色的女性，虽然难免片面化，却有其独到之处，为当时的女性意识的开掘开辟了一条道路，具有催人警醒的意义。我们在阅读其作品的同时，能从中体会到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感受到封建环境下女性的悲哀，看到女性如何被封建社会所吞噬与埋藏，从中更加明白新时代的女性应该独立自强，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与未来。【参考文献】

1、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 南海出版社 2005年11月第1版

2、刘勇、陈婕 《苍凉写就的华美——走进张爱玲的<传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3、于青、金宏达 《张爱玲研究资料》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4、张爱玲 《流言·自己的文章》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4

5、张爱玲 《谈女人》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

6、杨泽 《阅读张爱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7、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 人民出版社 1999 7

第三篇：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20世纪是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年代。张爱玲就是一位女性意识极强的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中就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女性化写作的风貌。张爱玲女性意识成因中的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关键词:张爱玲;文学创作;女性意识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坛里属于一位传奇式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文学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的关注。张爱玲是自“五四”以来最为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同时,她摆脱了五四以来对男女平等的神话描述,抛弃了那种南辕北辙的女权主义追求,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女性位置。她抛弃了五四时期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自出机杼,创造出自我独特的语言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作家的这种女性意识并不同于冰心的博爱,也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它更强调一种否定精神,这种否定精神包括了作家对男性权威的否定,也包括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它有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意识,因此,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受到了许多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认同与赞扬。1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因分析 1.1环境因素

上海是张爱玲文学生命的起源地和写作场。正是因为上海所具有的远离主流文化的独特环境,促进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长。张爱玲注定要以文学来证明自己,因为她除了发展自己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也注定只有在上海才能成名,因为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成就了她的文学品格,是其文学的生长土壤,培育的温室,只是战争的爆发,使张爱玲的创作时间得以提前。上海作为最早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外国租界和非老城的华界演出了上海的全部现代史,上海文化的本质是中国城市结构向现代化的表征。市场竞争的现实造就了不拘泥、不保守等现代人品格。在文化事业方面,上海的文人自觉远离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出现了立足于凡人本位意识的海派文化。商业文明催生出一大批以卖文为生的文人。现代化通讯印刷事业的发达,培养了一个由市民组成的大众读者市场,世俗文化代替了以载道为目的的正统文学。海派知识分子自觉的坚持世俗立场,消解英雄圣人,以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哲学为其精神特征。可见,上海的文化氛围给张爱玲提供了抛弃浮华,冷静审视的外在环境。女性历史浮出地表的时机为她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商业文化中人性缺点的暴露为她提供关于人性劣根性研究的场所,在传统与现代交接的最前沿,人生存处境的尴尬微妙又被张爱玲敏感的心所捕获。1.2心理因素

张爱玲的童年生长环境,父母亲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以及成年以后的际遇等等属于张爱玲自我的独特体验是形成她的女性意识的重要因素。她的身世、性格、际遇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着其女性意识的特点。张爱玲有一位初具现代个性主义思想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种种恶习而离家出走,以刚强维持着女人的尊严,这对张爱玲形成现代个人主义品格无疑具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生活方式、文化历史等原因,张爱玲的母亲并未参与抚养孩子的工作,而由一个年迈的女佣完成,这也是张爱玲缺少最基本的依赖感的心理根源。在尚未与母亲同住之前,对母亲生活方式的向往,对母亲独立个性的敬佩以及在父亲家里无爱的生活使张爱玲对母亲有一种“罗曼蒂克”的爱。后来与母亲同住,张爱玲心目中高贵美丽的母亲毁了女儿的自尊,毁了女儿对母亲近乎崇拜的爱,这使张爱玲无论何时何处,对人性始终抱一种怀疑态度,有一种清醒的冷静与冷漠。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挥霍祖产,坐吃山空,与妻子关系僵化,与姨太太打架,以及花天酒地,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完全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也缺乏人最起码的自律意识,这使他不可能担当起为儿女榜样的角色。甚至因为女儿去亲生母亲那里住了几天,就对女儿丧失人性的毒打,将其关在地下室一年多,对女儿的生死置之不理。对于父亲,张爱玲看到了父亲生活的错位状态,除了完全看不起之外,与对母亲所代表的自由利落生活的向往相反,她对父亲的生存状态由衷地觉得可悲。这样的家庭使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毫无爱心的环境里,父母本身的自私冷漠等缺点在促使张爱玲早熟的良心发现的同时,形成对丑恶人性冷静旁观和束之高阁的人生观之最初契机。加之性格内向,天资聪颖,使她以少年难得的老成和深刻,抛开亲情的纠缠,而利落的站在人性的高度,对长辈进行审视。2泯灭的母爱

张爱玲对女性的“自审”,有一个重要且极个性化的内容,即对“母亲”的自审。在传统文学创作中母爱涵义总是与圣洁、崇高、温柔、善良等等美好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冰心及与之同时代的女作家群体几乎都是讴歌母爱的能手,在她们笔下,母亲被形容为一个安顿灵魂的温暖怀抱,躲避风雨的安全港湾。她们坚信,母爱才是真正的归宿。而张爱玲却将笔触深入到母亲隐秘的内心深处,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冷峻地注视着母亲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沦落,透视母亲心灵深处中那未被常人察觉的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一种心安理得的让权于男权社会而又不惜以葬送母爱为代价的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两类母亲形象,一类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等,她们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与统治欲;另一类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鸿鸾禧》中的娄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等。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原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角色,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旁人,随他们的思想滚动而滚动。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常见的女性,但她又非同一般。她已经褪去了“母亲”的伟大而神圣的光环。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自身人性丑恶的直接表现者。她一生披着沉重的黄金枷锁,不仅压抑着自己的情欲,压抑着爱恋,又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的幸福,黄金是七巧一生的想望,也是她一生唯一指望能得到的东西。她向往健康美好的爱,却被自己的大哥卖断;在姜家,她也曾有过爱的挣扎,但一次是被自己的小叔子拒绝,因为她不是他棋盘上的棋子,一次是经历了漫长的煎熬,终于获得财产之后,拒绝了主动上门的小叔子的示爱,她要保住她唯一实在的东西———黄金。爱,在此时,已是多余而危险的东西,这次拒绝使七巧彻底失去了情爱的机会,变成了完全为金钱所奴役的疯狂女人。“张爱玲将在权力的绵密网络中抵抗着的女性日常的斗争以‘疯狂女人’的形象呈现,讲述了‘家族制度’的机制中,阶级、性别、世代的桥梁———母亲为什么、何时、怎样由被害者变为加害者,权力交替是如何完成的。”

从曹七巧这种残暴和冷酷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父权社会中,即使女人有幸获得了经济大权,她们也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成为“父权”的代言人。而她们这种对于“黄金”和“权力”的掌握,却是靠牺牲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幸福,她们做人的权力换来的。尽管她们穷极一生所得到的金钱和权力已经在手中了,但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却已荡然无存。她们的眼中不再有美好的事物,唯有的是生存的残酷。她们只能拼命地保住这唯一自己还可以掌握的东西,至于关心与呵护儿女,给他们以温情与爱,则不在她们所考虑的范围之内。而另一方面,她们对自己失去的东西的追逝,却表现在对下一代的变本加厉的剥夺上。长期的压抑已经扭曲了做“母亲”的心,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女也休想得到。人的私欲在这里得到无限的膨胀,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可是她们连起码的动物性也丧失了。黄金、权力改变了她们的地位,但可悲的是连自己也改变了,变得自己不再是自己,“母亲”也不再是“母亲”。

张爱玲对文学传统中大量充塞的颂扬伟大母爱的作品抱有反感态度,称其为“滥调文章”。母亲也罢,其他人也罢,作为一个“人”,就逃不了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自私、虚伪、冷酷、软弱、自卑———这是张爱玲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她把亲子关系还原为普通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对母性做出了极个性化的审视。3盲目的情爱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对女性心理痼疾揭示最深、笔力最集中的是女性的“依赖性”,这在女性追求情爱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她笔下,无论新派还是旧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旧派女性没有女性自觉,心甘情愿成为男性世界中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的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一类的社交活动,但仍然甘为男性世界中永远的奴隶,她们即便已经挣脱了封建旧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数丧失了独自求生的能力,她们皆渴望有所依附,首先解决物质的生存困境。她们除了做“女结婚员”外,别无他长,张爱玲认为:“安稳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所谓求安稳,就是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依托终身。最典型代表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的曲折而苍凉的恋爱过程,正是一场求安稳的爱情冒险,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后住娘家,兄嫂骗取了她的所有积累后就排挤她。后来她与留学生范柳原恋爱,离沪到港,范柳原对她并没有真心,这使她既矛盾又痛苦。曾一气之下回到上海娘家,但排挤依旧,还加上流言和白眼,为了寻求自己的归宿,她只好又投入范柳原的怀抱,当情妇也在所不惜了。白流苏住在娘家,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但兄嫂的白眼使她呆不下去,这是她求安稳的社会外力。她的恋爱受了许多委屈,还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然而她还是不由自主的往这条路上滑下去,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她,而这股力量实质就是她对能够有所依附的婚姻的渴望,她必须去寻找男人对她的爱,才能立足于社会,满足她内心的渴求与虚荣,这是求安稳的内驱力。在那动荡的、人心叵测的世界里,她好像作了一个梦似的,她感到天地万物的一切全不可靠,靠得住的还是“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张爱玲在一篇文章中曾感叹:“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女性不仅在物质和生存上形成了依赖性,而且在更高层面的爱情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男性的爱与不爱,是她们生命价值的核心。做一个男权社会认定的女人,这是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最好的归宿。“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是得到不了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白流苏苦苦奋斗的经历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争取被爱”,她费尽心机,历经波折,终于胜利了,因而惹得女人们嫉妒和仇恨,倘若她失败了,她将遭到所有人特别是女人的歧视,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在婚恋中皆埋葬痴情,丧失浪漫,消灭幻想,冷静地争取一个有所依靠的现实。4沦丧的自爱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是谈不上“自尊、自爱”的,不仅她们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沉重的是连她们自己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作为母亲的女人,或者甘于成为“父权”的代言人,即便是有了经济大权后,仍惶惶不安,以极端冷酷的方式对待周围的亲人,以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金钱和权力;或者其思想行为完全被丈夫的思想行为所代替,丧失了女性主体意识,只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这种种行为其实都和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息息相关。作为妻子的女人,将婚姻作为幸福的赌注,将男人当作生活和爱的依靠,把依附男人当作自然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也与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密切相联的。自卑感是女性甘于被异化,被屈辱,自认弱小,产生依赖性的根本原因。

曹七巧表面看起来是个非常强悍的人,但实际上自卑感才是她内在的心理特质。以一个麻油店老板女儿的身份嫁到官宦人家做了“正头奶奶”,尽管嫁的是一个落泊世家的残废公子,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权势,以及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仍让她逃脱不了出身低微的自卑。对姜家的人,她在泼辣的嘲骂,无忌惮的牢骚后面,隐藏着充满自卑的奉承与讨好,她和新奶奶亲热,和云泽小姐套近乎,讨了没趣还要赔笑脸。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一家人仍往她头上踩,连丫环也看不起她,卑贱的门第永远是她的耻辱。

她的种种行为都源自于她内心深刻的自卑感。她在权势的威压下感到自卑,产生不安全感,她只能寻找“金钱”作为依靠。为了克服这种自卑,寻找到安全,她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外部力量和权势能压迫出人的渺小,人内在的物欲也能使人丧失自我,深感自卑。天真美丽的葛薇龙第一次踏进她香港姑妈梁太太的府第,绝没有想到要身着华服出人头地,她只是为了读书,是物欲使她丧失了自我,是自卑使她一步一步走进深渊。深宅幽院,阔太太的气度,丫环的骄横,挤压出了她心中的“穷”字,不由得她不自卑,也激起她对享乐生活的向往,姑妈为她张开了物欲的大网,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使葛薇龙飘飘荡荡,心旷神怡。她不是不懂姑妈的用心,但在强大的物质诱惑面前,道德是脆弱的,她自然地接受了物质的满足来驱逐内心的自卑。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既有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又有来自于自身在强烈的物欲和贪欲下的渺小感,这就决定了她们不可能走上自尊、自爱、自强之路,她们只能依靠男人,依靠金钱,依靠权力去寻求中间的平衡,但恰恰相反,她们只能在自卑、自贱的泥塘中越陷越深,永远也改变不了卑微低贱的地位。

张爱玲在“母爱”、“情爱”和“自爱”等方面对女性意识进行了自审,与致力于揭示“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先生有着传承关系。张爱玲延承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弱点尤其是女性自身弱点的批判传统。

女性若没有对其奴性心理、依赖性、自卑感等心理痼疾的自觉反叛,任何社会的解放也不能达到女性真正意义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经济的独立、社会的解放,更需要对千百年形成的女性意识的重建。“自信、自尊、自立、自强”应该是女性意识新的内涵。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展露女性的心理痼疾,借以表达她对女性主体意识所作的理解和阐述。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她也实践着自己标准,始终是自立自强,独立自主走向人生舞台,并且取得成功。时至今日,张爱玲对女权的观照和解构,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正确和健全的女性意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解放至今天,女性意识的重构与建立,仍然是一个需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杨黎丽,张爱玲笔下的文化视角和女性意识,名作欣赏,2006/24 2, 周欣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现代女性意识,语文学刊,2006/12 3, 张琴,张爱玲与张小娴小说创作中的女性自我意识比较,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01 4, 李枫,张爱玲《十八春》中女性意识的新指向,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01 5, 马双,女人,女作家,女性——浅谈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2 6, 段金花,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东岳论丛,2005/05

第四篇：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题目：

郑州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毕 业 论 文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入 学 年 月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学 号_____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____ 联 系 方 式______________ 学习中心______________ 指 导 教 师______________

完成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

目 录

摘 要--II 关键词 II

一、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体现-------------------------

二、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成因----------------------

三、张爱玲女性意识的价值

四、结语-------------------------注

释----------------------------参考文献-------------------------致

谢----------------------------

I

摘要

本篇文章通过对张爱玲作品的分析，根据对张爱玲作品中男女关系的描写，在披露当时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歧视及压迫的同时，对当代女性弱点进行客观的评价、审视，以此来建立新的女性意识，甚至试图改变女性在旧时社会的地位。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特征鲜明，形象独特，正是为了突出女性本体地位和女性本体特征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反省的主要内涵。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

II

一、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体现

张爱玲虽在欧美教育的熏陶下成长，但依旧自小熟读《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同时夹杂着新文化的大众传媒以及电影，故张爱玲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文人大相径庭。在张爱玲作品中，对文学承载对象的改变也表明了张爱玲的当代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及文化立场。在其作品《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进一步确认了她的当代知识女性的意识立场。在作品中她明确地指出向来以“斗争”这一“人生强势的一方面”的文学作品是过于“超级”的文学，同样也是过于“社会性”的文学；而张爱玲的作品则是永恒而安和的，是注重“人性”、“女性”的文学作品。在笔者阅读张爱玲的作品时发现了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男与女的两性关系。因为当时社会大环境混乱，以一个现代的知识女性视角，根据自身经历和内心活动写出了一部部令人惊叹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完成了张爱玲对女性意识的确认。其中突出的意识有“自我安慰”、“自我关注”、“自恋”、“性自由”，这些意识仿佛在向着“女性自由”而无限逼近。自我安慰指的是自己安慰自己，它是一种内心层次的带有明显暗示的自我慰藉。根据心里学来看，自我安慰往往是在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时，根据通过对某些事、物、人的想象，以弥补内心不平衡的心理行为。根据现代研究发现，这种心理行为在男、女两性中都会出现。但女性有着更为细腻的性感、大多数偏感性的精神，这种心理行为对女性有着独特的作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往往把“自我安慰”这一心理行为用于表达当时社会及大环境对女性的歧视对待，制约女性的发展，并且更能细致地刻画出女性的精神、人性的渴望。下面将举例并论述。“......再就是觉得手臂与腿怎样摆着,于是很快地僵化,手酸腿酸起来。翻个身再重新布置过,图案随即又明显起来,像丑陋的花布门帘一样,永远在眼前,越来越讨厌。再翻个身换个姿态,朝天躺着,腿骨在黑暗中划出两道粗白线,笔锋在膝盖上顿一顿,照骨上又顿一顿,脚底向无穷尽的空间直蹬下去,费力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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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谈《花凋》中的女性悲剧命运

浅谈《花凋》中的女性悲剧命运

《花凋》是张爱玲于1944年3月发表在《杂志》月刊第12卷6期上发表的一篇作品。这是一篇短篇小说，与《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等相比，《花凋》并不出名。但其中对于女性命运的描写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张爱玲是一个冷静的女性写作者，在《花凋》中，她以平淡的笔调向我们讲诉了一个少女的悲情故事。

《花凋》中川嫦的命运实质上是时代的缩影，其悲剧命运的根源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历史的潮流中，在男权为中心的重压下，文本力图重现女性的真实遭遇，即被压抑的现状，从而引起社会的共鸣。

郑川嫦的悲剧首先表现在其个性的被压抑。这种对其内心本能欲望的压抑是双重的。文本开篇以倒叙的手法写道“„„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十九岁毕业于宏济女中，二十二岁死于肺病。„„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墓志铭呀，这躺在墓中的女孩子生前必然是十分受人宠爱的吧？可是作者在此却笔锋一转，接着说“全然不是这回事。的确，她是美丽的，她喜欢静，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声惋惜的，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不是那回事，那么又是怎么回事呢？

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我们看到：“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因此她在家里不免受委曲„„”，文本中提到，“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在这种背景下，川嫦注定成为被忽略与欺压的对象。为了在家里生存下去，川嫦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本能欲望。她没有漂亮的衣服来装饰自己，穿的的姐姐们剩下的旧衣裳，甚至有时还得赤脚；她想要上大学，可是那对于她而言那只是奢侈品；她渴望一段真正的爱情，却因为一场大病扼杀在了摇篮里。生活在宗法父权下的女性，除了选择逆来顺受，没有任何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力和力量。

马克思曾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很显然，我们的主人公川嫦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她的父亲是遗少，家里虽然拮据，却死要面子。“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可见，川嫦是没有机会取得经济独立的。没有经济的支持，自然就没有话语权。起初，我们可以看到，川嫦是有自己的思想的。在姐姐们都出嫁以后，川嫦并不忙着找对象，她希望她爹有了钱以后可以送她上大学，好好地玩两年，从容地找个合适的人。但依附于父权下的她，想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在她的愿望还没有得到是实现时，她的母亲，郑夫人已经托了大小姐为川嫦找对象。这也就有了后来的与章云藩的恋爱。在川嫦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女性在长期压制下被扭曲的思想，即便川嫦有着对更高理想——上大学的追求，但她最终的目标仍然是找个合适的人。在男权中心思想的影响下，川嫦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始终无法摆脱从属于男性这一传统。

其次是人性的自私与冷漠对川嫦的伤害。这不仅表现在她生病前的不得宠及受欺负。更表现在她生病后，周边人的态度。当川嫦缠绵于病榻时，她的亲人早已厌倦了这劳神又伤财的事。郑先生父母并非不爱她，只是这爱若与钱比起来就显得苍白无力不值一提。当面对川嫦即将逝去的生命时，“郑先生道：‘不是我说丧气话，四毛头这病我看过不了明年春天。’说着，不禁泪流满面。”可是听到要买西药时，他却舍不得了，生怕为她白花了钱而影响一家人的日后生活，甚至连她每天吃两个苹果也要发怒，因为他连养姨太太的钱都没有了。而母亲呢？因为怕给女儿治病让丈夫知道自己有私房钱，竟忍心眼睁睁看着女儿慢慢地死去，她那有限的母爱终归抵挡不了金钱力量的冲击。文本通过这对川嫦周边人的行为的描述生动再现了人性的自私与冷漠。而川嫦也因为明白这一点而觉得自己是拖累，最终在孤独中死去了。

爱情的悲剧色彩。文本说到，川嫦起初见章云藩的印象“起初觉得他不够高，不够黑„„他说话也不够爽利„„措词也过分留神了些„„”，从川嫦对于恋爱对象的标准也可以看出，在饱受环境的折磨后，她把希望寄托在男性的身上，希望藉此得以解脱。所以与其说川嫦最后是爱上了章云藩，倒不如说章云藩是川嫦在饱受压抑的生活中拼命想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在当时的背景下，章云藩是她尚心仪且唯一有可能的结婚对象。可就是这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那个曾对她说“我总是等着你的”的男人，在她病了两年后终是有了新欢。在得知章云藩有了新女友后，川嫦执意要见上一见，她的固执和任性令人叹惋。，相貌平平然而丰满健康的余美增小姐令她失望的同时又自惭形秽。此时章云藩已成为她心中最理想的爱人，她实在不甘心让另一位平常的女子日后再发现他的缺点。这一次会面给了她致命的打击，也让她彻底绝望了，这绝望其实是来自女性对男性和男权社会的依赖以及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正如张爱玲所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川嫦的这种对男性的依赖以及自身的懦弱也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

《花凋》为我们展现的是在男权社会里被放逐的女性无助的挣扎，她们因为被折断了翅膀而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只能在牢笼一样的环境里做无力和绝望的挣扎。

文本讲诉的是一个发生在悲剧时代的悲凉的故事，是女性自我意识毁灭的故事。文本无处不穿透着作家对于现代女性的人生感悟，但张爱玲也无法无法回答她们的出路在哪里，只留下忧伤的叹息。这是张爱玲的困惑，也是一个时代的困惑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