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人文学院11级汉语班 姜孟克 2011071084
摘要:“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就像张爱玲作品中的那些女人,在笑吟吟的光鲜外表下,内里却是苦涩的挣扎。她以其对女性形象独特的理解突破了新感觉派专注于现代都市的声色感觉描写和性心理发掘的局限,在衰落的封建文化背景下,将笔触伸入到市民现实生存与精神困境的深处,透过对都市市民阶层的日常琐事、饮食男女的服饰描写,揭示了为文明所遮蔽的“洋场社会”的真实面目,暴露出都市女性的灰暗与软弱,基调阴郁而苍凉,颇有深度。
关键词:女性
爱情
婚姻
苍凉
张爱玲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①而她自己却懂的是女人,讲的是女人,她笔下的女人永远是真实又虚幻、残缺又迷人的,正如周芬玲所说:“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多具有„花旦‟的原型,美丽、俏皮、浑身都是戏。”②这类女性形象在《传奇》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下文中,我选取了1947年《传奇(增订本)》收录的中短篇小说中的几个典型女性形象,并结合《流言》散文集中个别文章进行分析,希望能获得一些对张爱玲爱情、婚姻、以及女性的了解,寻找她的作品为何长盛不衰的原因。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为几位张爱玲笔下著名的女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袁芝寿、《心经》中的许太太、《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和孟烟鹂、《等》中的奚太太和童太太。
为了条理、逻辑性,我想采取分类的方式对以上人物进行分析。我设定的第一种分类标准是这些女性陷入悲剧或者半悲剧命运的原因。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将她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因为物欲、第二类是因为情欲、第三类则是无辜受牵连。第一类为了物欲,非常明显是葛薇龙和曹七巧。葛薇龙,只身处于异乡、禁不住姑母奢靡生活的诱惑、屈服于她明知道是“鬼气森森”③的世界,用自己的身体来为丈夫赚取玩资,直到看到集市上的妓女,联想到自己与她们其实并无什么区别,才瞬间感受到自己已然被抛弃的实质。她的纯真与坚持在灼灼燃烧的杜鹃丛中燃尽,只有放纵物欲以填
①张爱玲《有女同车》,《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87页
②周芬玲:《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5第220页
③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214页 补空虚,然而到最后却发现她的未来只如乔琪乔嘴边的烟卷一闪,开出一朵橙红色的花,立时凋谢,“又是寒冷与黑暗” ④。更不必说曹七巧为了黄金的枷锁,抛弃了自我、禁锢了爱的天性、劈杀了儿女的幸福,从一个美丽泼辣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变态扭曲的老妇。张爱玲并不是排斥物欲,她在《我看苏青》中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⑤。然而她又认为对于物质的爱悦过度了,则发展为对奢侈享受的迷恋,“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的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感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⑥当葛薇龙和曹七巧使自身的物欲凌驾于生命道路的抉择上时,她们的感官也就如同热腾腾的浴缸中的身体一样,不断追求着刺激,然而终究得不到满足。第二类因为情欲,则是白流苏、许太太、王娇蕊、孟烟鹂。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犹如处于尘埃里的花朵,被动、苦涩、无奈,最后用一座城的倾倒来成全了自私的两个人。白流苏对于情的小心谨慎、精于算计最终使她陷入了笑吟吟的苍凉之中。许太太的情是宽容大度的,丈夫公然出轨,还能说出“他爱绫卿,他眼见得就要四十了,爱也不过短短的几年,由他们去罢”⑦的深明大义之谈。看似漫不经心的无所谓,却是悲哀到了极致。王娇蕊用情太深,为情抛弃了借以立身的丈夫;孟烟鹂用情太浅,因为冷淡麻木而被丈夫疏远
④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240页。
⑤
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238页。
⑥
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238页。
⑦
张爱玲《心经》,《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69页。嫌弃。这种对女子用情的深刻描写,都体现了张爱玲本质的揭示,即她所形容的神性——“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⑧女人的这种无条件的隐忍与同情再加之本来就易动感情的天性,使得女人十分容易处于感情上的不利地位,既由于慈悲为怀不忍伤害男人,又由于忍功高超不忍怪罪伤害了自己的男人,以至被玩弄于股掌或弃捐中途。第三类“无辜受牵连”的代表是袁芝寿、奚太太和童太太。她们是各色女人构成的沧海中最普通的水滴,善良、软弱、憔悴、哀怨。她们的不幸不是自己的过错,而是被命运或者时代开了个玩笑:袁芝寿嫁到一个变态扭曲的家庭,默默承受着婆婆的精神残害和丈夫的荒唐冷漠;奚太太与丈夫两地相隔,握着蒋先生鼓励生育的新闻,独自经受风霜与遗忘;童太太则是因为丈夫的荒唐与自己的付出的严重不平衡而每天“气得两条腿立都立不住”,红着眼圈嘲笑自己可悲的命运。她们都是“等候的人”,独自在时间的洪流里、在国势的激荡中扮演着自己微不足道的角色,独自面对衰老、子孙、寂寞,独自忍受世俗的揶揄和内心的焦虑,对于男人,她们是无可挑剔的妻子,隐忍、安静、懦弱,但是作为女人,她们背负的超出了应该承受的重量。毕竟像白流苏、葛薇龙之类的传奇女子并不易得,更多乱世中挣扎的女人都是无罪而受罪,承受着来自夫家、社会、时代的摆布,身世浮沉如雨打萍,或如袁芝寿在绝望中死去以求解脱,或如奚太太、童太太那样将注意力转向生活琐碎,鸵鸟般回避自己被抛弃的事实,只在别人提起时将其作为换取同情的
⑧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67页。谈资。
因此,在描写一类女性形象时,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同情与同悲,例如《等》中对童太太的一段描写:“童太太抄手坐着,是一大块稳妥的悲哀。她红着眼睛,嘴里只是吸溜溜、吸溜溜发出年老寒冷的声音,脚下的地板变了厨房里的黑白方砖地,整个世界像是潮抹布擦过的。”在这一段奇异的描写里,作者将童太太的悲哀具象化为稳妥的一大块,将她的年华流逝有声化为寒冷的呼吸、将她悲凉的被抛弃的境遇浓缩为厨房里的黑白方砖地——潮湿、单调,这种无情侵占各种感官的表达方式胁迫读者全方位地与童太太共同感受着她的煎熬,不是站在一旁同情,而是化身为她同悲。
第二种分类的标准是这些女性选择的生存态度,或者说是她们面对悲剧的人生所采取的不同行为。依据上述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抗与伤害:白流苏、曹七巧、孟烟鹂;第二类是自我催眠:葛薇龙、奚太太;第三类是隐忍致麻木:芝寿、许太太、王娇蕊、童太太。张爱玲时代的女人,依靠自己活着的实在不多,她们都是家庭动物,要么依靠血亲家庭,要么依靠姻亲家庭。一旦被这些家庭或者是执掌这家庭的人抛弃,她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疼痛、更是经济上的恐慌,就像战争中白流苏对范柳原说的一句话:“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就出现了一些为了解决自己被遗弃而造成的困境而抗争,不惜伤害他人甚至自己的女性形象。白流苏先是经历被自己家庭的遗弃,在于外界近乎隔绝的老公馆里,她日复一日地经受着兄嫂的算计、母亲的冷漠,在与妹妹白宝络同时准备相亲时更是尝到了世态炎凉的极致。但是当她和着四爷的胡琴在镜前端详着自己并不显老的面容和流畅妩媚的姿态时,一刹那间找到了本以为已经遗弃了自己的东西——青春。她决定用这仅剩的一点青春作为最后的筹码一搏,希望“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来证实自己的一辈子还没完。然而为了反抗家庭的虐待,她所依靠的男人又不断的犹豫,使她一直处在恐慌猜疑之中,也正是这种恐慌导致她对柳原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其实与其说《倾城之恋》讲的是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婚姻门口的挣扎,不如说是在记录一个被认为失去价值的女人证实自己价值的战争,因为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纠葛远不及流苏与她内心的斗争来得剧烈,她迫于生存压力不断为自己的骄傲打折才是她内心真正煎熬的时刻,一个美丽的女人在经济基础与父权体制的双重压抑下的抗争是何其艰苦,哪怕最后获得些微的成功都是可贵的。曹七巧与白流苏相比则少了计划性与冷静的心态,她的作为完全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本能性维护,下意识的排斥任何对她的财产构成威胁的感情,不惜摧毁儿女一生以报自己的黄金枷锁的牢固,她的攻击性、伤害性无疑最大,然而最后收效却最可怜,甚至可以说是得不偿失。而孟烟鹂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角色,本身苍白近乎透明,安静、木讷,她的丈夫最初看中她是想找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停靠,而最终又由于这港湾的一潭死水而厌倦嫌弃。面对着丈夫的嫌弃,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茫然与无奈,而后幼稚地选择以出轨抗争,从一个洁白无瑕的白玫瑰变成了一个与不堪的裁缝偷情的妇人,学会了抱怨诉苦,沉沦到了世俗的漩涡中。虽然她荒唐的抗争最终以荒唐的形式挽回了她荒唐的丈夫,免去了被抛弃的命运,但我仍然认为她是个弃妇,而抛弃她的正是她自己,她“一方面纾解内心的压抑,另一方面却砸损了自己的身心”⑨她的肉体被侮辱,精神被践踏,而她的反抗又进一步使她由一朵白玫瑰变成了饭粒。面对抛弃选择反抗是一种本能的行为,而很多时候会有一定的收效,可是在《传奇》的女性中,采取反抗行为往往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获得了另外方面的双重乃至多重伤害,她们的依附、从属命运决定了即使是反抗也无非是寻求另外的依附对象或者是拼命维持现有的靠山不倒,都是要做很大程度的牺牲才能换取到的。她们所展现的巨大的破坏力、和她们身上蒙受的重创中蕴含着作者对于压抑着女性身心的经济与道德压力的愤怒与焦虑。虽然同处于父权体制的压抑下,敢于抗争的女性还是较少的,更大多数的则选择逃避,逃避的一种方式便是自我催眠。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从一个上海的小家碧玉变成名动香港的交际花,她的婚姻就如范柳原曾经对白流苏说的所谓“长期的卖淫”,她在那个诡异的世界里将自己的青春与纯真付与梁太太和乔琪乔,同时心怀感恩与庆幸,直到婚后与乔琪乔到湾仔看热闹,才有那么一刻醒悟,“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还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苍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但是面对这暗淡的前途,她并不妄想逃脱,而是在珠宝、衣服等“琐碎的小东西”里谋求“暂时的休息”,任由纯真本性被一点点吞噬。而丈夫“在里头阔得不得了”自己却“在这里苦的要死”的奚太太更是一直在自己编织的⑨ 林幸谦:《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 荒野中的女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第29页
梦镜中等待着可能已经娶了二夫人三夫人的丈夫来光顾,温柔的想着他,“将来,只要看见了他,他自己知道他对不起我,只要我好好的同他讲”⑩,任凭自己的头发随着时光流逝,任凭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她们是典型的悲剧弃妇的代表,被婚姻捆绑,被爱情利用,被爱人抛弃,她们的隐忍源于对婚姻、爱情与命运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与不愿面对现实的执念。在社会规范一点点的崩塌之时,这些善良的女人不愿相信人性也将回归极端利己的地步,她们宁愿在自己构筑的善与救赎的梦境里沉湎,也拒绝反抗哪怕直面现状的丑陋。虽然都选择停留在被抛弃的原地,也许葛薇龙、奚太太的境遇还要好些,毕竟她们能生活在幻想与慰藉中,而如芝寿、许太太、王娇蕊、童太太等更加彻底、典型的悲剧女性,她们连幻想的余地都没有,彻底被无视、无望重获新生、生活在内心的焦灼压抑中,一步步走向绝望的深渊,终于对婚姻、爱情等女性执着追求的东西毫无向往,变得麻木。她们原本都是俏丽活泼的花旦,却被婚姻与爱情硬生生折磨成木讷的老旦。
作为名动一时的女性作家,张爱玲对女性与婚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且独到的。她在散文《谈女人》中对女性各方面的特质有着极其详细而生动的分析,既指明了女性在长期附属生活下养成的“小性儿,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等所谓妾妇之道,又同时承认女性带有着“神性”,“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然而她笔下的女性,无论是妾妇习气还是“神性 ”的,大都是陷入无奈的苦闷与悲哀,然而如果说是将女性悲剧命运全部归结于父权主义对女性的戕害
⑩ 张爱玲《等》,《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122页。
是不客观的,就如张爱玲自己所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 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人,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的光怪别人是不行的。” ⑾她还对婚姻有着自己的悲观理解,她作品中许多女性的生活都是以婚姻为分水岭的,婚前快活单纯,婚后千疮百孔,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她笔下的婚礼总是有着葬礼的气氛,比如《鸿鸾喜》中形容新娘“半闭着眼睛的白色的新娘像复活的清晨还没醒过来的尸首。” ⑿还有《年轻的时候》沁西亚婚礼上的香秋“留着一头乌油油的长发,人字式披在两颊上,像个鬼,不是《聊斋》上的鬼,是义冢里的,白蚂蚁钻进钻出的鬼。”⒀这种悲观主义的婚姻观正是由于当时女性陷入婚姻后普遍遭受地位、感情的进一步受挫。上文用两种标准分类了《传奇》中典型性最强的几位女性,我们可以在不同中找到这些悲剧女性之所以陷入悲剧的共同点,即深陷不稳定的社会经济与根深蒂固的父权统治再加上长久压抑造成的软弱自卑心理的三重挤压。这种从女性个体着手“揭去那个时代集体无意识的种种表象,展露女性深层意识里顽固而持久的„原罪意识‟,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从人性堕落的角度挖掘出女性不幸的根源。”⒁的写法可以说是张爱玲的特色,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赋予了其在女性主义文坛的崇高地位。而我个人认为,张爱玲的作品在经历了这么巨大的时代变迁后仍能有及其可观的忠实读者群,正是因为她笔下这些可悲可叹、可喜可恨的女性形象,⑾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9.6第65页 ⑿张爱玲《鸿鸾喜》,《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161页 ⒀张爱玲《年轻的时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99页
⒁任一鸣:《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台湾青文书屋,1997年,第45页 她们的身份由于作者特殊的生活体验,有着当时其他作者笔下少有的丰富性,她们在作品中的性格将现代女性从她们的曾祖母、祖母一辈继承下来少量的传统女性心理特点放大还原,使得现代女性从中找到一种归属感、亲切感,在一篇篇婉转回环的剧情中牵挂着这些仿佛前世相逢的女性,在作者电影般的叙事中建构对张爱玲身处的传奇年代的遐想,获得在他人作品中无法获得的精神体验。
参考文献:
一、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
二、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
三、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四、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五、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年5月。
第二篇: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20世纪是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年代。张爱玲就是一位女性意识极强的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中就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女性化写作的风貌。张爱玲女性意识成因中的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关键词:张爱玲;文学创作;女性意识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坛里属于一位传奇式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文学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的关注。张爱玲是自“五四”以来最为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同时,她摆脱了五四以来对男女平等的神话描述,抛弃了那种南辕北辙的女权主义追求,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女性位置。她抛弃了五四时期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自出机杼,创造出自我独特的语言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作家的这种女性意识并不同于冰心的博爱,也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它更强调一种否定精神,这种否定精神包括了作家对男性权威的否定,也包括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它有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意识,因此,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受到了许多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认同与赞扬。1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因分析 1.1环境因素
上海是张爱玲文学生命的起源地和写作场。正是因为上海所具有的远离主流文化的独特环境,促进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长。张爱玲注定要以文学来证明自己,因为她除了发展自己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也注定只有在上海才能成名,因为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成就了她的文学品格,是其文学的生长土壤,培育的温室,只是战争的爆发,使张爱玲的创作时间得以提前。上海作为最早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外国租界和非老城的华界演出了上海的全部现代史,上海文化的本质是中国城市结构向现代化的表征。市场竞争的现实造就了不拘泥、不保守等现代人品格。在文化事业方面,上海的文人自觉远离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出现了立足于凡人本位意识的海派文化。商业文明催生出一大批以卖文为生的文人。现代化通讯印刷事业的发达,培养了一个由市民组成的大众读者市场,世俗文化代替了以载道为目的的正统文学。海派知识分子自觉的坚持世俗立场,消解英雄圣人,以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哲学为其精神特征。可见,上海的文化氛围给张爱玲提供了抛弃浮华,冷静审视的外在环境。女性历史浮出地表的时机为她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商业文化中人性缺点的暴露为她提供关于人性劣根性研究的场所,在传统与现代交接的最前沿,人生存处境的尴尬微妙又被张爱玲敏感的心所捕获。1.2心理因素
张爱玲的童年生长环境,父母亲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以及成年以后的际遇等等属于张爱玲自我的独特体验是形成她的女性意识的重要因素。她的身世、性格、际遇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着其女性意识的特点。张爱玲有一位初具现代个性主义思想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种种恶习而离家出走,以刚强维持着女人的尊严,这对张爱玲形成现代个人主义品格无疑具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生活方式、文化历史等原因,张爱玲的母亲并未参与抚养孩子的工作,而由一个年迈的女佣完成,这也是张爱玲缺少最基本的依赖感的心理根源。在尚未与母亲同住之前,对母亲生活方式的向往,对母亲独立个性的敬佩以及在父亲家里无爱的生活使张爱玲对母亲有一种“罗曼蒂克”的爱。后来与母亲同住,张爱玲心目中高贵美丽的母亲毁了女儿的自尊,毁了女儿对母亲近乎崇拜的爱,这使张爱玲无论何时何处,对人性始终抱一种怀疑态度,有一种清醒的冷静与冷漠。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挥霍祖产,坐吃山空,与妻子关系僵化,与姨太太打架,以及花天酒地,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完全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也缺乏人最起码的自律意识,这使他不可能担当起为儿女榜样的角色。甚至因为女儿去亲生母亲那里住了几天,就对女儿丧失人性的毒打,将其关在地下室一年多,对女儿的生死置之不理。对于父亲,张爱玲看到了父亲生活的错位状态,除了完全看不起之外,与对母亲所代表的自由利落生活的向往相反,她对父亲的生存状态由衷地觉得可悲。这样的家庭使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毫无爱心的环境里,父母本身的自私冷漠等缺点在促使张爱玲早熟的良心发现的同时,形成对丑恶人性冷静旁观和束之高阁的人生观之最初契机。加之性格内向,天资聪颖,使她以少年难得的老成和深刻,抛开亲情的纠缠,而利落的站在人性的高度,对长辈进行审视。2泯灭的母爱
张爱玲对女性的“自审”,有一个重要且极个性化的内容,即对“母亲”的自审。在传统文学创作中母爱涵义总是与圣洁、崇高、温柔、善良等等美好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冰心及与之同时代的女作家群体几乎都是讴歌母爱的能手,在她们笔下,母亲被形容为一个安顿灵魂的温暖怀抱,躲避风雨的安全港湾。她们坚信,母爱才是真正的归宿。而张爱玲却将笔触深入到母亲隐秘的内心深处,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冷峻地注视着母亲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沦落,透视母亲心灵深处中那未被常人察觉的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一种心安理得的让权于男权社会而又不惜以葬送母爱为代价的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两类母亲形象,一类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等,她们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与统治欲;另一类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鸿鸾禧》中的娄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等。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原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角色,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旁人,随他们的思想滚动而滚动。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常见的女性,但她又非同一般。她已经褪去了“母亲”的伟大而神圣的光环。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自身人性丑恶的直接表现者。她一生披着沉重的黄金枷锁,不仅压抑着自己的情欲,压抑着爱恋,又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的幸福,黄金是七巧一生的想望,也是她一生唯一指望能得到的东西。她向往健康美好的爱,却被自己的大哥卖断;在姜家,她也曾有过爱的挣扎,但一次是被自己的小叔子拒绝,因为她不是他棋盘上的棋子,一次是经历了漫长的煎熬,终于获得财产之后,拒绝了主动上门的小叔子的示爱,她要保住她唯一实在的东西———黄金。爱,在此时,已是多余而危险的东西,这次拒绝使七巧彻底失去了情爱的机会,变成了完全为金钱所奴役的疯狂女人。“张爱玲将在权力的绵密网络中抵抗着的女性日常的斗争以‘疯狂女人’的形象呈现,讲述了‘家族制度’的机制中,阶级、性别、世代的桥梁———母亲为什么、何时、怎样由被害者变为加害者,权力交替是如何完成的。”
从曹七巧这种残暴和冷酷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父权社会中,即使女人有幸获得了经济大权,她们也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成为“父权”的代言人。而她们这种对于“黄金”和“权力”的掌握,却是靠牺牲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幸福,她们做人的权力换来的。尽管她们穷极一生所得到的金钱和权力已经在手中了,但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却已荡然无存。她们的眼中不再有美好的事物,唯有的是生存的残酷。她们只能拼命地保住这唯一自己还可以掌握的东西,至于关心与呵护儿女,给他们以温情与爱,则不在她们所考虑的范围之内。而另一方面,她们对自己失去的东西的追逝,却表现在对下一代的变本加厉的剥夺上。长期的压抑已经扭曲了做“母亲”的心,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女也休想得到。人的私欲在这里得到无限的膨胀,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可是她们连起码的动物性也丧失了。黄金、权力改变了她们的地位,但可悲的是连自己也改变了,变得自己不再是自己,“母亲”也不再是“母亲”。
张爱玲对文学传统中大量充塞的颂扬伟大母爱的作品抱有反感态度,称其为“滥调文章”。母亲也罢,其他人也罢,作为一个“人”,就逃不了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自私、虚伪、冷酷、软弱、自卑———这是张爱玲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她把亲子关系还原为普通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对母性做出了极个性化的审视。3盲目的情爱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对女性心理痼疾揭示最深、笔力最集中的是女性的“依赖性”,这在女性追求情爱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她笔下,无论新派还是旧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旧派女性没有女性自觉,心甘情愿成为男性世界中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的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一类的社交活动,但仍然甘为男性世界中永远的奴隶,她们即便已经挣脱了封建旧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数丧失了独自求生的能力,她们皆渴望有所依附,首先解决物质的生存困境。她们除了做“女结婚员”外,别无他长,张爱玲认为:“安稳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所谓求安稳,就是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依托终身。最典型代表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的曲折而苍凉的恋爱过程,正是一场求安稳的爱情冒险,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后住娘家,兄嫂骗取了她的所有积累后就排挤她。后来她与留学生范柳原恋爱,离沪到港,范柳原对她并没有真心,这使她既矛盾又痛苦。曾一气之下回到上海娘家,但排挤依旧,还加上流言和白眼,为了寻求自己的归宿,她只好又投入范柳原的怀抱,当情妇也在所不惜了。白流苏住在娘家,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但兄嫂的白眼使她呆不下去,这是她求安稳的社会外力。她的恋爱受了许多委屈,还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然而她还是不由自主的往这条路上滑下去,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她,而这股力量实质就是她对能够有所依附的婚姻的渴望,她必须去寻找男人对她的爱,才能立足于社会,满足她内心的渴求与虚荣,这是求安稳的内驱力。在那动荡的、人心叵测的世界里,她好像作了一个梦似的,她感到天地万物的一切全不可靠,靠得住的还是“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张爱玲在一篇文章中曾感叹:“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女性不仅在物质和生存上形成了依赖性,而且在更高层面的爱情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男性的爱与不爱,是她们生命价值的核心。做一个男权社会认定的女人,这是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最好的归宿。“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是得到不了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白流苏苦苦奋斗的经历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争取被爱”,她费尽心机,历经波折,终于胜利了,因而惹得女人们嫉妒和仇恨,倘若她失败了,她将遭到所有人特别是女人的歧视,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在婚恋中皆埋葬痴情,丧失浪漫,消灭幻想,冷静地争取一个有所依靠的现实。4沦丧的自爱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是谈不上“自尊、自爱”的,不仅她们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沉重的是连她们自己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作为母亲的女人,或者甘于成为“父权”的代言人,即便是有了经济大权后,仍惶惶不安,以极端冷酷的方式对待周围的亲人,以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金钱和权力;或者其思想行为完全被丈夫的思想行为所代替,丧失了女性主体意识,只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这种种行为其实都和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息息相关。作为妻子的女人,将婚姻作为幸福的赌注,将男人当作生活和爱的依靠,把依附男人当作自然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也与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密切相联的。自卑感是女性甘于被异化,被屈辱,自认弱小,产生依赖性的根本原因。
曹七巧表面看起来是个非常强悍的人,但实际上自卑感才是她内在的心理特质。以一个麻油店老板女儿的身份嫁到官宦人家做了“正头奶奶”,尽管嫁的是一个落泊世家的残废公子,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权势,以及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仍让她逃脱不了出身低微的自卑。对姜家的人,她在泼辣的嘲骂,无忌惮的牢骚后面,隐藏着充满自卑的奉承与讨好,她和新奶奶亲热,和云泽小姐套近乎,讨了没趣还要赔笑脸。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一家人仍往她头上踩,连丫环也看不起她,卑贱的门第永远是她的耻辱。
她的种种行为都源自于她内心深刻的自卑感。她在权势的威压下感到自卑,产生不安全感,她只能寻找“金钱”作为依靠。为了克服这种自卑,寻找到安全,她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外部力量和权势能压迫出人的渺小,人内在的物欲也能使人丧失自我,深感自卑。天真美丽的葛薇龙第一次踏进她香港姑妈梁太太的府第,绝没有想到要身着华服出人头地,她只是为了读书,是物欲使她丧失了自我,是自卑使她一步一步走进深渊。深宅幽院,阔太太的气度,丫环的骄横,挤压出了她心中的“穷”字,不由得她不自卑,也激起她对享乐生活的向往,姑妈为她张开了物欲的大网,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使葛薇龙飘飘荡荡,心旷神怡。她不是不懂姑妈的用心,但在强大的物质诱惑面前,道德是脆弱的,她自然地接受了物质的满足来驱逐内心的自卑。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既有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又有来自于自身在强烈的物欲和贪欲下的渺小感,这就决定了她们不可能走上自尊、自爱、自强之路,她们只能依靠男人,依靠金钱,依靠权力去寻求中间的平衡,但恰恰相反,她们只能在自卑、自贱的泥塘中越陷越深,永远也改变不了卑微低贱的地位。
张爱玲在“母爱”、“情爱”和“自爱”等方面对女性意识进行了自审,与致力于揭示“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先生有着传承关系。张爱玲延承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弱点尤其是女性自身弱点的批判传统。
女性若没有对其奴性心理、依赖性、自卑感等心理痼疾的自觉反叛,任何社会的解放也不能达到女性真正意义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经济的独立、社会的解放,更需要对千百年形成的女性意识的重建。“自信、自尊、自立、自强”应该是女性意识新的内涵。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展露女性的心理痼疾,借以表达她对女性主体意识所作的理解和阐述。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她也实践着自己标准,始终是自立自强,独立自主走向人生舞台,并且取得成功。时至今日,张爱玲对女权的观照和解构,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正确和健全的女性意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解放至今天,女性意识的重构与建立,仍然是一个需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杨黎丽,张爱玲笔下的文化视角和女性意识,名作欣赏,2006/24 2, 周欣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现代女性意识,语文学刊,2006/12 3, 张琴,张爱玲与张小娴小说创作中的女性自我意识比较,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01 4, 李枫,张爱玲《十八春》中女性意识的新指向,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01 5, 马双,女人,女作家,女性——浅谈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2 6, 段金花,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东岳论丛,2005/05
第三篇: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题目:
郑州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毕 业 论 文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入 学 年 月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学 号_____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____ 联 系 方 式______________ 学习中心______________ 指 导 教 师______________
完成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
目 录
摘 要--II 关键词 II
一、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体现-------------------------
二、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成因----------------------
三、张爱玲女性意识的价值
四、结语-------------------------注
释----------------------------参考文献-------------------------致
谢----------------------------
I
摘要
本篇文章通过对张爱玲作品的分析,根据对张爱玲作品中男女关系的描写,在披露当时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歧视及压迫的同时,对当代女性弱点进行客观的评价、审视,以此来建立新的女性意识,甚至试图改变女性在旧时社会的地位。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特征鲜明,形象独特,正是为了突出女性本体地位和女性本体特征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反省的主要内涵。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
II
一、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体现
张爱玲虽在欧美教育的熏陶下成长,但依旧自小熟读《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同时夹杂着新文化的大众传媒以及电影,故张爱玲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文人大相径庭。在张爱玲作品中,对文学承载对象的改变也表明了张爱玲的当代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及文化立场。在其作品《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进一步确认了她的当代知识女性的意识立场。在作品中她明确地指出向来以“斗争”这一“人生强势的一方面”的文学作品是过于“超级”的文学,同样也是过于“社会性”的文学;而张爱玲的作品则是永恒而安和的,是注重“人性”、“女性”的文学作品。在笔者阅读张爱玲的作品时发现了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男与女的两性关系。因为当时社会大环境混乱,以一个现代的知识女性视角,根据自身经历和内心活动写出了一部部令人惊叹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完成了张爱玲对女性意识的确认。其中突出的意识有“自我安慰”、“自我关注”、“自恋”、“性自由”,这些意识仿佛在向着“女性自由”而无限逼近。自我安慰指的是自己安慰自己,它是一种内心层次的带有明显暗示的自我慰藉。根据心里学来看,自我安慰往往是在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时,根据通过对某些事、物、人的想象,以弥补内心不平衡的心理行为。根据现代研究发现,这种心理行为在男、女两性中都会出现。但女性有着更为细腻的性感、大多数偏感性的精神,这种心理行为对女性有着独特的作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往往把“自我安慰”这一心理行为用于表达当时社会及大环境对女性的歧视对待,制约女性的发展,并且更能细致地刻画出女性的精神、人性的渴望。下面将举例并论述。“......再就是觉得手臂与腿怎样摆着,于是很快地僵化,手酸腿酸起来。翻个身再重新布置过,图案随即又明显起来,像丑陋的花布门帘一样,永远在眼前,越来越讨厌。再翻个身换个姿态,朝天躺着,腿骨在黑暗中划出两道粗白线,笔锋在膝盖上顿一顿,照骨上又顿一顿,脚底向无穷尽的空间直蹬下去,费力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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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从《祝福》中的祥林嫂看女性的悲剧人生
权
颉
[摘要]: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文学史上严重关注妇女问题,尤其是农村妇女,并把她们作为小说的主要艺术形象加以描写的作家。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对旧中国农村妇女在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与毒害,表现了鲁迅对被奴役、被压迫的旧中国农村妇女悲惨命运的严重关注和深切同情。其中在作品《祝福》中,通过对祥林嫂这一农村妇女形象的成功描绘,反映了在封建统治压迫下辗转哀鸣的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探索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他笔下不觉悟、处境悲惨而精神麻木的人物,鲁迅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关键词]:祥林嫂 悲剧人生 社会地位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始终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他的笔端时时触及社会现实,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革命民主主义人文精神。尤其是对处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被伤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鲁迅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对千万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注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
他在《祝福》中成功地塑造了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祥林嫂形象,正是通过对祥林嫂的描写,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一、个性特征造成的悲剧命运
祥林嫂是一个富有个性色彩的人物形象。她勤劳、善良、朴实、安分、倔强,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尽管她受压迫,受剥削和受奴役,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思想的重压,命运极其悲惨,但她的倔强性格赋予她不轻易屈服命运对她的安排。她反抗过,挣扎过,但她的反抗、挣扎是局限的,仍然超不出封建礼教的范畴,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愚昧、麻木的表现,是封建礼教毒害的必然结果。
为了争到起码的人生权利,为了避免那个饱受虐待阴冷的“家”,祥林嫂逃到鲁镇当佣人。但她的“逃”,只是想做奴隶而做不稳“奴隶”。祥林嫂在被变卖到山里的过程中,在被逼与贺老六拜堂的日子里,人们“一不小心„„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祥林嫂这一撞,是“节烈”的思想驱使的结果,不过是为了“守节”而已。年轻守寡,带着唯一的儿子艰苦度日,儿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而要使儿子在那个社会上过平稳的生活,做母亲的就必须严守“贞节”,这是几千年来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明文规定,其实也是封建思想中的一个毒瘤。但是“贞
老六死后,“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族权逼得她走投无路,现实使她无法活下去,世界没有祥林嫂的位置。“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个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4]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直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再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她是神权摧残下的殉葬品。千百年来,阎罗王、土地庙组成鬼神系统,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左右着中国人的灵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信(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尤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迫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婚再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就这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
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这种鲜明的独创性,体现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甘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
负担,使她欲生不能,寻死又不敢。
祥林嫂一生受尽压迫侮辱,在精神方面所受的毒害尤其厉害,虽然她不甘于屈服,然而她面对的是青面獠牙,一望即知的恶霸,它所处的环境甚至充满了“平和”的祝福之祥气,正如“四叔”书房装饰的朱榻大“寿”字以及对联所显现的“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祥和气氛一样,她所处的环境很具虚伪性,可谓杀人不见血。
鲁迅在小说中展示了整个农村以至整个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通过这些典型环境的描写,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指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祥林嫂不仅经济上受剥削摧残,而且又受到了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从小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反抗的性质以及悲剧色彩是不同的。
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诬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鲁迅在刻划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在物质上、肉体上的被剥削、摧残,而且写她心灵深处的痛苦。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像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注释
[1]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5页
[2]李明军.文化蒙蔽.《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精神桎梏》.第98页 [3]李新宇.《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3页
[4]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78页.151页
[5] 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语文研究小组.《为什么说祥林嫂是被四条绳索绞死的?》.吉林师范大学松原分院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网.《走近鲁迅》.第26页
参考文献
①叶开.《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网易网《文化频道·非常文青》
第五篇:毕业论文: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目 录
中英文摘要与关键词 „„„„„„„„„„„„„„„„„„„„„„„„„„ 1 序 „„„„„„„„„„„„„„„„„„„„„„„„„„„„„„„„„„ 2
一、《金锁记》中灵魂扭曲的曹七巧 „„„„„„„„„„„„„„„„„„„ 2
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自甘沉沦的葛薇龙 „„„„„„„„„„„„„ 3
三、《倾城之恋》中孤注一掷的白流苏 „„„„„„„„„„„„„„„„„„ 4
四、《十八春》中自立自强的顾曼桢 „„„„„„„„„„„„„„„„„„„ 5 参考文献 „„„„„„„„„„„„„„„„„„„„„„„„„„„„„„„ 7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年汉语言文学本科班 ××
【摘要】在三四十年代的旧中国,张爱玲是位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其作品多以女性为中心人物,展示了女性人生的一隅。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展示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尴尬与失落,以及她们自甘依附的奴性意识,从而揭示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本文从《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十八春》等作品中女性的描写来浅析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归宿。作为新时代女性,应该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把握自己的人生。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 人物 曹七巧 葛薇龙 白流苏 顾曼桢
【Abstract】Abstract Eileen Zhang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female writer between the 1930s and 1940s in China.Most of her works are focused on females and part of their lives.These female characters are vivid and their personalities are clear.They show the embarrassment and depression of those women under the male chauvinism besides their servile consciousness, which reveal the bondage of feudalism to females.This assay means to analyze the personalities, characteristics and destiny of the females in The Golden Cangue, Crumbs of Ligumaloes — the First Incense Burnt, The Love Admired Whole Heartedly and Eighteen Springs.As females in modern society, they should try to get their own happiness and assert control over their lives.【Key words】Eileen Zhang;Female;Figure;Cao Qiqiao;Ge Weilong;Bai Liusu;Gu Manzhen 【序】
作为新时代女性,应该要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而不再如旧时代女性一般依附于男人,做男人附属品。张爱玲的作品大都反映封建环境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她对于女性生存处境的描述,即便在今日,对于我们而言,仍具有催人警醒的意义,值得共同探讨和研究。本文从《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十八春》等作品中女性的描写来浅谈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命运等,从而体会到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感受到封建环境下女性的悲哀,看到女性如何被封建社会所吞噬与埋葬,从中更加明白新时代的女性应该走出历史的沼泽,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与未来。
张爱玲无疑是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传奇,她笔下的女性是一批在乱世生活中平凡而又普通的女性,正如她在《传奇》扉页中写的——“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她以无尽苍凉的笔调对女性进行叛逆的书写,着重刻画那些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女性。透过这些女性苍凉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她作品中特定时代、特定阶层女性的共同悲剧。她作品中的女性是可怜的、可恨的、可悲的,这些女人无论身处什么位置,她们都逃脱不了压抑、扭曲、驯服甚至变态的命运。结合作品,我们分析一下张爱玲作品中比较典型的几个女性人物。
一、《金锁记》中灵魂扭曲的曹七巧
谈到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自然少不了被傅雷称之为当时上海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这个人物之所以经典,在于张爱玲成功刻画了一个在封建意识、封建文化毒害下的女性人物,如何一步步沉沦为金钱的奴隶,直至灵魂扭曲,最终彻底变态与疯狂。
曹七巧原本是一个麻油店小户人家女儿,她也曾渴望甜蜜的爱情、幸福的家庭,贪图钱财的兄嫂却打破了她的生活愿望,把她嫁给了富裕大户姜家残废的二少爷,等于是把她推进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堡垒。丈夫是一堆“没有生命的肉体”,在情欲体验严重缺失之下,曹七巧将自己烈火般的热情折杀,而疯狂了物欲,疯狂了金钱。小叔子季泽在情感上的先拒后诱,亲哥嫂把亲情当成商品兜售后,那个充满罪恶污浊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鞭挞情欲、贪婪金钱的魔妇,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怪胎”。为了黄金,她十年后心甘情愿地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的吹破。由于自己没有得到幸福,她也不让儿女得到幸福,甚至异常可怕地亲自动手去破坏他们的幸福——怂恿儿子长白吸鸦片,整夜陪自己抽大烟土,以探听儿子与媳妇的房事为乐,逼得儿媳妇独守空房,最终自杀;设计折杀了女儿长安与童世舫的真爱,活活拆散他们,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结束了一段自由美满的婚姻。名义上,她似乎主宰了自己及儿女的一生,其实是把自己套在婚姻、金钱、情欲的重重枷锁之下,“用那沉重 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曹七巧并非天生如此的,她的性格是一步步形成的,从少女时代的直率泼辣而又不失其可爱慢慢地走向一个灵魂扭曲直至变态的人。七巧年轻时虽然粗鲁、泼辣,但她充满了青春,充满了热情,对未来充满了向往。但进了姜公馆做了二奶奶之后,便走进了黑暗的牢房,成了一只被关在笼中的虎、狼,用掠杀人性的血淋淋的肉来喂养,用折杀情欲的亮灿灿的黄金来喂养。曹七巧的婚姻其实只是一桩交易,把青春和幸福作为赌注,卖掉了自己的一生,换回的只是一场噩梦,不仅输掉了青春,输掉了爱情,还输掉了人格,输掉了幸福与亲情,得到的也只是一点金钱。当与季泽的爱情化为泡影,特别是别有用心的季泽找上门来图谋财产,算计她的钱财时,她如同一只受伤的野兽,孤独的哀鸣,对整个世界感到绝望,找不到自己心灵的栖息地,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方晴空,得出“人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的结论。为了得到金钱,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成为了封建礼教与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相结合的“怪胎”。
曹七巧是典型的封建制度迫害下的女性人物,她是悲剧的受害者,也是悲剧的制造者。类似于这样的人物还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孟烟鹏等,她们都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是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所造成的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女性。
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自甘沉沦的葛薇龙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不过是在世俗与欲望夹逼下的一个手无寸铁的可怜儿。葛薇龙本是个破落家庭的小姐,为了学业而投靠姑母梁太太,投靠姑母时,她自信不会同流合污,凭自己的能力巧妙应付,完成学业。其实,在她提行李去姑母家时,对佣人的嫌弃已经昭示了她的心理变化。当姑妈为她张开物欲的大网,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使她飘飘荡荡、心旷神怡,连睡梦中也不断念记着。她不是不懂得姑妈的用心,她自己也认为“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但混迹于上流社会、跻身于洋场交际界、陶醉于五光十色的物质生活后,人性沦落了,金钱的光芒和洋场的轻歌曼舞抹去了她身上纯洁的感情,在遇到乔琪乔后,连防守底线都崩溃了。她想试着逃脱,跳出梁太太的控制回上海去,一场病改变了一切,她转而想抓住一根救命的草,嫁给既年轻家庭又有背景的乔琪。她对乔琪存在幻想,认为:“幸而他现在还年轻,只要他的妻子爱他,他什么不能做?”但幻想随即破灭,乔琪告诉她,她只能做他的情妇,这如青天霹雳,“和葛薇龙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了,她仿佛一连向后猛跌了十来丈远”。最可怕的是乔琪引起她那种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为了自己一厢情愿的爱,她宁愿自欺欺人,用虚幻的爱情理想麻醉着自己,牺牲了自由、自尊和人格,以青春美貌为代价苟且舔食着朝露般的所谓爱情,最终“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和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并且还是“自愿的”。这个中的心酸,葛薇龙也深深体会到。她的爱是卑微的,没有地位的,也是不受尊重的,即使认识到自身的悲剧,还义无返顾的照走不误。葛薇龙的青春就像乔琪抽烟时打火机的光,“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即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如瞬间绽放的火花,转瞬即逝,不过是刹那间的浮华。小说里,情欲不是葛薇龙堕落的惟一原因,物质上的诱惑、她本人的软弱都在拉她向深渊里走,物欲和情欲是交替起作用的,因此,不仅是社会毁灭了她,同时也是她毁灭了自己。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说到“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男性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上比不上男人,但男人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被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光怪别人是不行的。”由此可见,葛薇龙悲惨的命运不能完全归究于社会及他人,心甘情愿地被支配和控制,没有反抗的力量,失去了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动力,完全丧失独立的自我,这才是她走向命运深渊的主要因素。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合璧的环境下,西方物质文明对东方道德的冲击,葛薇龙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其“新”是因为她受过新式的教育,过着“新时代”女性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但她并没有新的思想,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因此,“旧”是指她的思想意识和人生道路仍处于封建社会。与之类似的女性人物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芯。她们同样受过西方教育,却并没有把自己从封建的牢笼里解救出来,而是不断沦陷,最后困死在老旧的思想中无可自拔。
三、《倾城之恋》中孤注一掷的白流苏
《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与前面提到的两位女性人物不同,曹七巧和葛薇龙是被迫害,最终走向人生深渊的代表人物。但白流苏却是精明的,善于抓住机会,并勇于寻找挣脱家庭出路的一个女性。如果说前面两位女性人物都是以悲剧收尾,那么这一位无疑是张爱玲作品中唯一逃脱家庭传统束缚之后,修成正果的女性人物。“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处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
《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原本也是一个普通的闺阁小姐,然而却有着异于常人之处。在那个年代,她敢于离婚,这勇气,也不是一般大家闺秀能及的。原本回到娘家可相安无事,但由于家道的破落,离了婚的她就成了兄嫂奚落的焦点。迫于无奈的她为保护已有的淑女身份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只好以自己最后的青春作资本,寻求第二次婚姻,并把它当作一项事业来处心积虑地经营,这本身就是女性生存的一种悲哀,其追求的过程和结果只能是“说不尽的荒凉”。江宝钗在《论张爱玲小说的通俗性》一文中指出:“中国妇女的悲剧:恋爱是生命中唯一的冒险,充满想象的成素,而婚姻是唯一的事业。”
白流苏大抵上是一个较为坚强的女子,她会反抗,能够大胆地顶着众人的唾弃与前夫离婚,可见是很有勇气的,然而她也是妥协的,因为最终她不过是一个在经济上柔弱、无助的女子,逃离的方式只能是依靠男人来寻找自己的栖息之地,她不得不学会算计。可是,再精明的人也有无奈的时候,她那西式的外壳下包裹着充满了典型的 封建式的对金钱的依附,这与男主人公范柳原要的普通的对“花瓶”的欣赏和把玩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矛盾,两人不得不进行一场关于爱情的较量。如果不是香港的沦陷,或许,这样的“爱情之战”还得继续下去,然而,当流苏处于似乎不可挽回不可更改的生命悖论中时,当她陷于无垠的“爱情迷宫”时,一座城池的沦陷成全了她。这是一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带着几分诙谐、几缕辛酸。
白流苏作为一个已离异七八年的女人开始寻求她的第二次婚姻,这次寻找显然带有多重目的——以自己的漂亮和名誉作赌注,把经济能力作为择爱的标准,确保富足的物质生活,组建可靠的小家庭。她是一个用前途作赌注,用婚姻为下半辈子铺路,从旧派走向新派的中国女人。这类女性执著于生活,生命欲望强烈,小心谨慎、费尽心机地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却大都归于失败,不能不让人感觉到人生的悲凉。类似的人物有《连环套》中的霓喜,不同的是,霓喜先后和多个男人同居,千方百计想成为对方合法的妻子,一次次算计、挣扎,最终却每每人财两空。毕竟,用一个城市的倾覆去成全一段爱情太过奢侈,只能是偶然,却千载难逢。
四、《十八春》中自立自强的顾曼桢
《十八春》中的女主角顾曼桢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子,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上海小户人家的女儿,性情温和,个性却很独立。曼桢是张爱玲笔下不多的美好的女性形象——朴素、善良、单纯。她对沈世钧的爱情执着而单纯,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受过高等教育,为了养家糊口,一个人做了几份兼职,任劳任怨。然而这么美好的人物,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命运的捉弄和亲情的羁绊。
在《十八春》里,亲情沦丧表现得更为明显,狠心的姐姐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留住色狼丈夫的心,竟然打起亲生妹妹的主意,伙同丈夫祝鸿才诱奸了自己的亲妹妹,将她推入火坑。在祝家度过了一段幽暗囚禁的岁月,性格要强的她没有就此屈服,而是想尽办法逃脱这一切,去寻找她的爱人世钧,结果却是世钧结了婚,放弃了她们的爱情,这无疑在曼桢的伤口上又捅了一刀,她原本应该拥有的美满爱情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和她擦肩而过了。然而,曼桢最让人感动的是她生命中遇到最残酷的事实之后那一份坚强与执着,直至最后的归于平淡。她在那个污浊的社会洁身自好地活着是张爱玲笔下一个始终自立自强,从自立中获得自由的典型,可是终究因为太多无法抵挡的因素而使属于自己的幸福破灭。
其实像顾曼桢这样温柔善良的女性有很多,假如她没有埋没良心的姐姐和姐夫,平平淡淡地嫁给自己心爱的男人,或许,她就如同中国许多这样的女人一样,结婚生子,平淡无奇地过完这一生,也就不会给人们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可是,没有这个“假如”,《十八春》里历经重重磨难,在柔弱中透着坚强的她,给所有读者留下了回味的余地,原来,平凡的女人是不普通的。这也正好验证了张爱玲的一句话——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张爱玲的作品多以女性为中心人物,这些女性擅长在自己的生命里制造各种戏剧 化的场面,因为只有这样,才有一点点摆脱不公平、不平等命运的希望。张爱玲用其细腻的笔触、对女性内心深处敏锐的洞察力,细致深刻地刻画了一个个性格残缺却真实、形象鲜明的人物,展现了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形形色色的女性,虽然难免片面化,却有其独到之处,为当时的女性意识的开掘开辟了一条道路,具有催人警醒的意义。我们在阅读其作品的同时,能从中体会到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感受到封建环境下女性的悲哀,看到女性如何被封建社会所吞噬与埋藏,从中更加明白新时代的女性应该独立自强,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与未来。【参考文献】
1、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 南海出版社 2005年11月第1版
2、刘勇、陈婕 《苍凉写就的华美——走进张爱玲的<传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3、于青、金宏达 《张爱玲研究资料》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4、张爱玲 《流言·自己的文章》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4
5、张爱玲 《谈女人》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
6、杨泽 《阅读张爱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7、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 人民出版社 1999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