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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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
中文 04本函 滨海点 掌成龙
[摘要]：
张爱玲是上海最时髦，最前卫的文学才女，是漂泊不定的流浪者。张爱玲的生命在不断的放逐中越来越流离，一路不断跌落，这注定张爱玲的书写是一连串被压抑的历史。张爱玲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艳异女性，描写的女性人物都生活在病态社会里，这样笔下的女体形像是丰满的，她不但丰富了女性书写体，更丰富了女性美学，是女性书写体中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
[关鍵词]：
张爱玲小说
女性形象
虚无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多是激进而亢奋的，塑造的多是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然而在40年代低气压的上海孤岛，张爱玲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内囿的女性世界。与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相比，它显得阴暗和晦涩。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她们历经多少世代，却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她们几千年已经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牢里。她们全然没有为时代气息所掀起的骚动和憧憬。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受过新式教育，过着“新时代”的女性们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但是她们与左翼作家笔下新女性不同，大多只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她们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都是深深陷在中国传统意识型态之中卑微可怜而平风庸俗的小角色。在她们的骨子里，却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颗女奴的灵魂,在她们身上，总一样弥漫着一种阴暗的气息，整个心态和生存状态都充满了鬼魅之气，她们仍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 ［1］，依赖男人成为她们表达自立的方式，自尊成为自卑外化的表象。刚刚过去不久的火热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仍旧只属于生活在阴暗中的女奴。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谈到的，“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伏在男人的拳头下，几千年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 ［2］她们全被一只巨手扼制着，这只巨手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来自女性生生世世因袭的女性生来是男性附庸的意识。
盐城师范学院毕业论文 的罗网，用尽心机想要成为花花公子范柳原的合法妻子，无非是因为他有钱，可以获得终生物质生活的保障，而不寄身于兄嫂家过着屈辱的生活，因为在那个时代，女性谈恋爱离不开靠山，寻爱离不开经济，恋爱摆脱不掉对男人的依附。“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男人，是件艰难、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可以放心。”[7]与其说是一场爱情不如说是一次调情，只是“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防战”。只是屈服于外界的压抑而进行的一场斗智斗勇的战争，因而在我、残缺中得到满足，从委屈中发现安慰，从不为感情而走向极端，尽管如愿后的寂寞和惆怅充斥了她的卑微的灵魂，但她还是笑了，因为她终于可以衣锦还乡云报复她的兄嫂了。《连环套》中的霓喜也是为了赢得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地游弋于不同的男人之间，张爱玲用“姘居”一词说明，霓喜一直保持着未婚的身份，跟不同的男人同居。霓喜先后想用三种连环套来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然而不管是第一种的“少夫少妻”环套还是第二种的“老夫少妻”环套或是第三种的“异国婚姻”，其目的和结果都是相同的，霓喜始终只是男人们拿不出手的满足性需要的动物。她的最终被抛弃，宣告了霓喜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所作的一番挣扎没能得到任何东西。她的出路在哪里？也许霓喜还要不停地对不同的男人主设她的环套吧！为了获取生活保障，拿自己的身体作资本，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不管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她们的生命都是畸形的，不幸的。如果说流苏和霓喜的人生让我们感到可悲可怜，那么自己承受了压抑却又将压抑转嫁给别人的梁太太等人就让给觉得可恨了。
《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能一手挽住时代的巨轮作她的“小型慈禧”，这点权力是牺牲她的青春换来的。当年她忍着羞辱去做一位老人的姨太太，为的就是换取切实的金钱，然而老人似乎死得太晚了，她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年华全然在压抑中度过。应该说，这是一个封建家庭中女人最大的悲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只能依附男人，青春反而变成次要的事。然而更大的悲剧则是梁太太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弥补荒芜的情欲，不择一切手段，甚至不惜以其子辈的利益作为她换取个人的地位和虚荣的筹码。于是，她的仆人，甚至她的亲侄女薇龙,都成了她的牺牲品,她利用睇儿作诱饵勾引乔琪乔,诱饵却被乔琪乔吞了；她抢走薇龙的心上人卢兆麟,又培养她成为交际花,为自己勾引司徒协等别的男人。男人们同梁太太攀交情原是为了接近薇龙,但一旦接近了,梁太太便杀将出来,大施交际手腕,把那人收罗了去。为了做女人，梁太太毫不留情地牺牲自己身边别的女人。其实，没有哪一个人男人对她是真心的，她最终仍不过是男人的玩偶，她的淫威只能在睇儿、倪儿、薇龙身上发泄。
《金锁记》中的人物的情欲更是“燃烧的象着了火”。七巧得以一个小业主的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二奶奶，只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的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且受到很厉害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的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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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娇蕊和王佳芝的失败怪不得别人，虽然她们有过挣扎，有过追求，但自身的愚昧注定她们的追求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失败
四、反抗与堕落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有一部分女人所要抗衡的，不仅是业已存在的男性权力社会的压抑，更有来自被异化的女性的压抑，因而其斗争更艰巨，希望更渺茫。
如前所述，《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以其子辈的利益作为她换取个人的地位和虚荣的筹码，《金锁记》中的七巧则以子辈的幸福作为她宣泄变态心理的代价，这样，作为她们的牺牲品的葛薇龙和长安，便成为此类人物的典型。
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为了要念书她甚至要忍受着下人们的冷嘲热讽。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她为了能够在香港继续读大学，忍受着寄人篱下的滋味，可见并不是自甘下流的人。初进姑妈家时,曾对梁太太为她导演的诱饵这一角色产生抵触,并立志念书要念出些成绩来。后来即使在姑妈的百般利用下她也没有接受姑妈为她安排的生活，她想追求新生活，斩钉截铁地宣称要逃脱这种环境回到上海去的。她收拾好自己的行李，买了船票做好回上海的准备。然而,临行时的一场病却改变了一切，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13] 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着„„” 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她逐渐被梁太太培养成小有名气的交际花并为她勾引了一些男人时,她却不知不觉地沉迷于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对物质的虚荣，薇龙堕落成了姑妈手上金钱与爱情交易的筹码。最后，薇龙想要离开这儿,只能找一个阔人嫁,却又不甘心自己有一天变成梁太太一样的人。为了这份虚荣她委曲求全地强迫自己嫁给了有身份地位却无力谋生的乔琪乔,却终究没有离开这样的生活。她的婚姻苟活在梁太太所谓的荫庇之下,她整天忙着替梁太太弄人,并在这种游戏中为乔琪乔弄钱。她的偶尔闪现的快乐也是苍白脆弱的,以致于她深知自己同沿街的妓女的区别也仅在于她们是不得已的,而她是自愿的罢了。
《金锁记》中的长安从小就受着母亲变态的折磨。在新式的社会里忍受缠脚的痛苦；在女中因母亲的无理取闹而被迫退学；得了痢疾因为得不到医治而吸上鸦片；在为爱情努力戒掉鸦片后却被母亲的诽谤逼得放走手中最后一根救命的草绳，在她处轻的生命里，尽管斑斑驳驳地投下了来自母亲的阴影，对幸福的向往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三十岁时晚来的爱情曾经给了她一线模糊的光亮,她的生命因为这一丝光亮而重新振奋。然而,母亲的剃刀片般的谎言却最终将她逼回了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将她的余生囚禁在没有光的所在。生命里仅剩下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不多的一点回忆—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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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爱玲《有女同车》，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2］张爱玲《谈女人》，同上 ［3］张爱玲《倾城之恋》，同上 ［4］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同上 ［5］张爱玲《花凋》同上 ［6］张爱玲《金锁记》同上 ［7］张爱玲《我看苏青》同上 [8]张爱玲《倾城之恋》，同上 ［9］张爱玲《连环套》，同上 ［10］张爱玲《我看苏青》，同上 ［11］张爱玲《封锁》，同上 ［12］张爱玲《封锁》，同上
［13］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同上 ［14］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同上 ［15］张爱玲《走！走到楼上去》，同上 ［16］张爱玲《走！走到楼上去》，同上 ［17］张爱玲《走！走到楼上去》，同上
[19] 张爱玲《谈女人》，同上
参考书目及文献：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 游友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审美论》 李继凯《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异化》
林幸谦《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林幸谦《张爱玲：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的文本》 于青《论<传奇>》
闫秀平《论张爱玲小说人物的真实性》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钱振纲《婚恋现象的现代审视——论张爱玲小说的思想价值》
英文翻译：
[正文以上的部分全部译成英文]
第二篇：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服饰描写
恋衣情结——张爱玲浓墨刻画的女性服饰
刘洁林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张爱玲对服饰的迷恋直接影响到她的小说，她在小说中对女性服饰的描写在现代文学史中首屈一指，描述了清末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服饰的发展变化。她将服饰写得那么唯美，在文本中传达着“恋物”的情结，让人重新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色彩。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服饰；恋物；
每一个妙龄的女郎都会对服装特别敏感，但在张爱玲，这种敏感和占有欲似乎太过招摇，而成了张爱玲小说及其身份的徽章。通过服装，她自恋、自我标榜，在文字上塑造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带上了张爱玲尚未磨灭的贵族气息。张爱玲对服装的精益求精与她精巧的文字之间多少有些重叠，仿佛她在构筑一座文字之塔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编织一件衣裳。张爱玲的“恋衣”情结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她那一位着装漂亮优雅的母亲。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的精雕细刻，纤毫毕现值得引起注意。她将各种色彩斑斓、款式多变的服饰展示，这成为作者和小说人物身份、心理、性格与命运的外化，成为诠释人物存在的方式，也使她的小说风味迥异，绚丽多姿。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张爱玲的身世
张爱玲出身名门，身份显赫，贵府小姐。
说起张爱玲的家事，最早要追溯到她的祖父张佩纶，乃是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觉。她的祖母李经
（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李鸿章再朝四十余年，官至文化殿大学士，无日不在要津，签订《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这都是这位北洋大臣的“杰作”。中外人士提起清末政治人物，李鸿章的知名度可说无人能出其右。张爱玲的家事显赫远不止于此.张爱玲的母系黄家,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生和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对于在文坛上的一名作家来说，应该说张爱玲家世的显赫已经无人能比及。可以说是张爱玲的第一奇，出身的不平凡也早就了张爱玲生活经历的与众不同，又一个传奇在她的身上演绎。
张爱玲虽然出身显赫，但由于种种原因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则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３岁时张爱玲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不但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且更勇敢地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了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
张爱玲是一个天才儿童，６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７岁的张爱玲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她又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於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於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 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 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心中也是充满着惋惜的。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
战后人民反日情绪 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麼，她告诉胡兰 成她自将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
１９４７年与胡兰成离婚，１９５２年移居香港，１９５５年离港赴美，并拜访胡适，１９５６年结识剧作家赖雅，同年八月，在纽约与赖雅结婚，１９６７年赖雅去世，１９７３年定居洛杉矶；两年后，完成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１９９５年九月逝於洛杉矶公寓，享年七十四岁，也许是命运捉弄人在张爱玲去世的时间恰逢中国的中秋节。一名传奇的人物离去了，然而她的文字却继续着它的传奇，被无数人品味研究着，有的人说，读张爱玲的文字，让人畅快淋漓，心情舒畅，有的人却说读张爱玲的文字让人心情低落，情绪悲怆，然而我却觉得张爱玲的文字让我陷入沉思，她的思想不是用笔写下来的，而是需要读者静下心来慢慢品味的。一位传奇的人物走了，是我们的遗憾，她的文字将永久流传。
二、张爱玲的性格
一个人性格，在我看来与家庭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照此推理，张爱玲如此的家世，如此的出身，也就注定着她的性格也不同常人。对于一个在三岁便失去了母爱的小女孩来说，没有了母亲的呵护，注定这一辈子将会成为一个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坚强的人，果不其然，在张爱玲以后的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事情也都证明了这一点。除此以外，张爱玲还拥有着很多与众不同的性格。她勇敢，天资聪颖，在九岁时便开始懂得写投稿信来发表自己的作品。她孤傲不凡，却时刻引人注目。在衣着的搭配上就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见过张爱玲第一面的人，都会为她的衣着所惊叹。你很难用奇装异服的词句来形容她，但她的衣着款式、色彩的确与众不同。张爱玲不但在服装上出新出奇出古，在颜色的选配上也喜欢用一种鲜明而又参差对照的色彩。柠檬黄，大红，葱绿，桃红，士林蓝都是她常选用做衣料的色彩。张爱玲幼年与母亲学画画，她的画抽象，大胆，却又意味深长让人难以捉摸，就如同她的人一般。
有人评价张爱玲是个着实的小女人，实实在在，物质远超抽象的理想的人，但我却更觉得张爱玲是个心中有着大城府的小女人。
在幼年时期，张爱玲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经历了坎坷的幼年生活后，张爱玲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独立的新女性，对事情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在逃出父亲的家后张爱玲过上了自己的生活，开始自己文学创作的路。
在生活大潮中张爱玲不断成长，作为一个女人，她是令人敬佩的。她敢于付出，敢于追求自己的真爱，在风华正茂的青春年代，她为追求自己的真爱，不顾外人的强烈反对，顶着被人唾骂的风险，执着的向自己所追求的方向前进着。在晚年，据说晚年的张爱玲手头不太宽裕,居无定所,家徒四壁,过着一种“大隐隐于市”、与世隔离、不与人交往的生活。她与外界几乎没有丝毫的联系。心中是那样的平静，这样的心境恐怕少有人达到。我想，对于这样一位饱受风霜的老人来说，这样的生活也许是最好的归宿-----这样她便可以平和的面对自己的曾经，也能够平和的对待他人。但孤独终老总归是个悲剧。
二、张爱玲的生活方式
张爱玲小说中服饰描写的琳琅满目和张爱玲本人对服饰的爱好密不可分。张爱玲对服饰的兴趣来源于其人生经历、恋衣癖和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我们先看人生经历。张爱玲出生贵族家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她的母亲是一位受新思想影响的新女性，美丽而时髦，常做许多衣服，她最初的回忆之一便是“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她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童言无忌》)这使张爱玲产生一种模仿心理。她小时便称：“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圆，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童言无忌》)。她中学时发愿“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①但她少女时期跟着继母过活，除了自己的两件蓝布大褂外，只能拣继母剩下的旧衣服穿，她“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都已经过去了，还留着那冻疮的疤。”(《童言无忌》)她记得有一次到舅舅家吃饭，舅母见她穿的衣服破旧,随口说等她翻箱子的时候把爱玲表姐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她穿。她连忙说：“不，不，舅母，我真的不需要”，可眼泪却滚下来了②。这样的境遇在她的心灵里刻下了很深的印痕，又导致她对服装的一种补偿心理。
其次是张爱玲的恋衣癖。贵族家庭出身的张爱玲具有恋物癖的倾向，她觉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打成一片的”，“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童言无忌》)恋衣癖作为其恋物癖的一个方面，可以其《更衣记》中的一句直白作为注释：“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她在香港大学读书连得两个奖学金，就随心所欲地做了些衣服。她还细致描绘了买衣服的心理：“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童言无忌》)。这些都显示张爱玲对服饰不同寻常的嗜好。但从根本上说，张爱玲对服饰的爱好来源于其艺术化的生活方式。美国学者周蕾在《技巧、美学时空、女性作家———从张爱玲的〈封锁〉谈起》中推断“张爱玲的处世态度，正是把自己进行‘封锁’，把艺术、文学的(人造)时空作为那死亡之后的‘另一生命’”③。如果说晚年的张爱玲是通过“封锁”自己而让外界将其艺术化的话，那么，年青而且一举成名的张爱玲则是通过将自身艺术化来使其生活“锦上添花”：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回忆她从香港回来时“穿着一件短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④。据当时她的文坛诤友潘柳黛女士回忆：张爱玲“为出版《传奇》，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厂的工人都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⑤。她有一次参加一个朋友的哥哥的婚礼，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⑥。张爱玲把《倾城之恋》改为剧本搬上舞台与剧团主持人周剑云见面时，“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连交际场上见多识广的周剑云也显得有些拘谨⑦。对此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张爱玲自己也直言不讳。在她博得“奇装异服”的“美名”以后,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我既不是美女，也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⑧“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童言无忌》)。
当然，服饰是一片施展个性的天地，不管是表现人物的身份、年龄地位或表现人物的心情，心理还是渲染气氛，张爱玲给我们留下了最终的还是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因为一篇小说常常是必须建立在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的基础上的。在这，张爱玲既施展了她的个性，也将这个个性构建于小说的整体框架中，或许着这就是她作为一个作家衰隋与服饰文化的原因之一吧。张对服装的精益求精与精巧的文字之间多少有些重叠。仿佛在构筑一座文字之塔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变质一件衣裳，汇成了她古典与现代的交融。有评论指出：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都能映在画面上，仅此一点，他的人格就会凹凸出来，而且清晰明朗，他的状态就是一种精神。用衣服来演示女性的生命，展示的是各色人物的百般滋味的平凡人生．就是张爱玲的一种生存状态。因为她相信当人无力改变大时代的动荡时，只能缜密地去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
参考文献: ①⑥⑧余斌著,张爱玲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0,192,193.②任茹文,王艳.张爱玲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74.③杨泽编.阅读张爱玲[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5.④⑤⑦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9,30,20.⑨试论张爱玲中篇小说中的女性典型形象/聂桂兰//吉安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2.⑩鲁迅•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作者简介： 刘洁林（1979—），女，河南省驻马店人，从事服装艺术专业教学和研究
第三篇：论鲁迅小说中子君的女性形象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子君
吉木萨尔县 马晓卿
【论文摘要】
本文拟通过分析鲁迅的现实主义小说《伤逝》中寻求个性解放的子君形象，揭示旧中国劳动妇女从麻木到觉醒封反抗的斗争历程,并从中了解鲁迅先生对旧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进程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也在对封建愚民政策无情批判的同时,对她们身上存在的“劣根的国民性”予以无情的揭示和批判。这个典型形象既是独立的,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她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鲁迅先生对受势力压迫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十分关注和同情，他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迫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
【关键词】： 富有个性 勇敢反抗 揭露抨击
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发起之时，以反封建的如椽之笔首先对准封建礼教，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深切的同情和怜悯。从他的作品《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论雪锋塔的倒掉》等一系列著名杂文中足以看出鲁迅先生是把妇女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他的《呐喊》、《彷徨》两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以反映妇女不幸和悲苦生活以及妇女解放斗争为主题或题材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反映了妇女问题，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妇女形象，这些艺术形象虽然出现在不同的篇章，但又有其内在的联系，它巧妙地组成了一个旧中国妇女形象的艺术画廊。
《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子君是鲁迅先生
塑造的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她受过知识的熏陶，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提倡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和婚姻自主的新思想。她敢爱敢恨，具有叛逆精神，作品充分地肯定了子君英勇无畏的反抗精神。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她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是对封建思想的蔑视与否定，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背叛和挑战；这是女性争取婚姻自主行为的人性觉醒的标志，是妇女寻求解放迈出的真正的第一步。不过，令人可悲的是，子君只走了一步，就停止不前了。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蔑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大无畏的平静，如入无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她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它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板像给她看时，子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观念在她身上的作用。子君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她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同时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
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
子君的失败，主观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她死于自身“未褪尽旧思想”和依赖性；她死于自己的懦弱庸俗和谋生无力。子君一心追求的只是婚姻自由，目标如愿后，就把所有的心思和希望投入那个用爱组建的小家庭生活当作整个人生意义，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子君这种全然陶醉在爱巢的生活，已没有了家庭生活以外的斗志，她的性格开始变得平庸怯弱，她已与现实生活脱轨。当家庭经济出现危机，她的幸福梦将要打破时，她曾振动过的翅膀已振动不起来了。经济的压迫，使子君不得不回归封建家庭，最后无声地死去。鲁迅在早前所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就曾深刻地指出：脱离现实的经济斗争，妇女的个性解放，只能是说诳和做梦。子君正如娜拉那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之处，在于其自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子君虽然成为追求个性解放的牺牲品，然而，她毕竟从封建桎梏中冲出来了。她与封建道德礼教毅然决裂的呼声将会成为时代的强音，她那凄丽的悲剧形象使中国妇女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子君的形象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旧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她们既是独立的,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通过分析这个妇女形象,揭示了旧中国劳动妇女从麻木到觉醒反抗的斗争历程。子君她受过知识的熏陶，是被“五四”新风浪吹醒的知识青年。她敢爱敢恨，具有叛逆精神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她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拭目以待，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毕 业 论 文
课题名称:论鲁迅小说中子君的
女性形象
作者姓名：马晓卿
专
业：汉语言文学
作者单位：吉木萨尔县招商局 答辩序号：
答辩地点：
2009年7月20日
第四篇：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人文学院11级汉语班 姜孟克 2011071084
摘要：“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就像张爱玲作品中的那些女人，在笑吟吟的光鲜外表下，内里却是苦涩的挣扎。她以其对女性形象独特的理解突破了新感觉派专注于现代都市的声色感觉描写和性心理发掘的局限，在衰落的封建文化背景下，将笔触伸入到市民现实生存与精神困境的深处，透过对都市市民阶层的日常琐事、饮食男女的服饰描写，揭示了为文明所遮蔽的“洋场社会”的真实面目，暴露出都市女性的灰暗与软弱，基调阴郁而苍凉，颇有深度。
关键词：女性
爱情
婚姻
苍凉
张爱玲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①而她自己却懂的是女人，讲的是女人，她笔下的女人永远是真实又虚幻、残缺又迷人的，正如周芬玲所说：“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多具有„花旦‟的原型，美丽、俏皮、浑身都是戏。”②这类女性形象在《传奇》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下文中，我选取了1947年《传奇（增订本）》收录的中短篇小说中的几个典型女性形象，并结合《流言》散文集中个别文章进行分析，希望能获得一些对张爱玲爱情、婚姻、以及女性的了解，寻找她的作品为何长盛不衰的原因。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为几位张爱玲笔下著名的女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袁芝寿、《心经》中的许太太、《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和孟烟鹂、《等》中的奚太太和童太太。
为了条理、逻辑性，我想采取分类的方式对以上人物进行分析。我设定的第一种分类标准是这些女性陷入悲剧或者半悲剧命运的原因。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将她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因为物欲、第二类是因为情欲、第三类则是无辜受牵连。第一类为了物欲，非常明显是葛薇龙和曹七巧。葛薇龙，只身处于异乡、禁不住姑母奢靡生活的诱惑、屈服于她明知道是“鬼气森森”③的世界，用自己的身体来为丈夫赚取玩资，直到看到集市上的妓女，联想到自己与她们其实并无什么区别，才瞬间感受到自己已然被抛弃的实质。她的纯真与坚持在灼灼燃烧的杜鹃丛中燃尽，只有放纵物欲以填
①张爱玲《有女同车》，《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87页
②周芬玲：《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5第220页
③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214页 补空虚，然而到最后却发现她的未来只如乔琪乔嘴边的烟卷一闪，开出一朵橙红色的花，立时凋谢，“又是寒冷与黑暗” ④。更不必说曹七巧为了黄金的枷锁，抛弃了自我、禁锢了爱的天性、劈杀了儿女的幸福，从一个美丽泼辣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变态扭曲的老妇。张爱玲并不是排斥物欲，她在《我看苏青》中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⑤。然而她又认为对于物质的爱悦过度了，则发展为对奢侈享受的迷恋，“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的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感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⑥当葛薇龙和曹七巧使自身的物欲凌驾于生命道路的抉择上时，她们的感官也就如同热腾腾的浴缸中的身体一样，不断追求着刺激，然而终究得不到满足。第二类因为情欲，则是白流苏、许太太、王娇蕊、孟烟鹂。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犹如处于尘埃里的花朵，被动、苦涩、无奈，最后用一座城的倾倒来成全了自私的两个人。白流苏对于情的小心谨慎、精于算计最终使她陷入了笑吟吟的苍凉之中。许太太的情是宽容大度的，丈夫公然出轨，还能说出“他爱绫卿，他眼见得就要四十了，爱也不过短短的几年，由他们去罢”⑦的深明大义之谈。看似漫不经心的无所谓，却是悲哀到了极致。王娇蕊用情太深，为情抛弃了借以立身的丈夫；孟烟鹂用情太浅，因为冷淡麻木而被丈夫疏远
④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240页。
⑤
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238页。
⑥
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238页。
⑦
张爱玲《心经》，《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69页。嫌弃。这种对女子用情的深刻描写，都体现了张爱玲本质的揭示，即她所形容的神性——“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⑧女人的这种无条件的隐忍与同情再加之本来就易动感情的天性，使得女人十分容易处于感情上的不利地位，既由于慈悲为怀不忍伤害男人，又由于忍功高超不忍怪罪伤害了自己的男人，以至被玩弄于股掌或弃捐中途。第三类“无辜受牵连”的代表是袁芝寿、奚太太和童太太。她们是各色女人构成的沧海中最普通的水滴，善良、软弱、憔悴、哀怨。她们的不幸不是自己的过错，而是被命运或者时代开了个玩笑：袁芝寿嫁到一个变态扭曲的家庭，默默承受着婆婆的精神残害和丈夫的荒唐冷漠；奚太太与丈夫两地相隔，握着蒋先生鼓励生育的新闻，独自经受风霜与遗忘；童太太则是因为丈夫的荒唐与自己的付出的严重不平衡而每天“气得两条腿立都立不住”，红着眼圈嘲笑自己可悲的命运。她们都是“等候的人”，独自在时间的洪流里、在国势的激荡中扮演着自己微不足道的角色，独自面对衰老、子孙、寂寞，独自忍受世俗的揶揄和内心的焦虑，对于男人，她们是无可挑剔的妻子，隐忍、安静、懦弱，但是作为女人，她们背负的超出了应该承受的重量。毕竟像白流苏、葛薇龙之类的传奇女子并不易得，更多乱世中挣扎的女人都是无罪而受罪，承受着来自夫家、社会、时代的摆布，身世浮沉如雨打萍，或如袁芝寿在绝望中死去以求解脱，或如奚太太、童太太那样将注意力转向生活琐碎，鸵鸟般回避自己被抛弃的事实，只在别人提起时将其作为换取同情的
⑧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67页。谈资。
因此，在描写一类女性形象时，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同情与同悲，例如《等》中对童太太的一段描写：“童太太抄手坐着，是一大块稳妥的悲哀。她红着眼睛，嘴里只是吸溜溜、吸溜溜发出年老寒冷的声音，脚下的地板变了厨房里的黑白方砖地，整个世界像是潮抹布擦过的。”在这一段奇异的描写里，作者将童太太的悲哀具象化为稳妥的一大块，将她的年华流逝有声化为寒冷的呼吸、将她悲凉的被抛弃的境遇浓缩为厨房里的黑白方砖地——潮湿、单调，这种无情侵占各种感官的表达方式胁迫读者全方位地与童太太共同感受着她的煎熬，不是站在一旁同情，而是化身为她同悲。
第二种分类的标准是这些女性选择的生存态度，或者说是她们面对悲剧的人生所采取的不同行为。依据上述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抗与伤害：白流苏、曹七巧、孟烟鹂；第二类是自我催眠：葛薇龙、奚太太；第三类是隐忍致麻木：芝寿、许太太、王娇蕊、童太太。张爱玲时代的女人，依靠自己活着的实在不多，她们都是家庭动物，要么依靠血亲家庭，要么依靠姻亲家庭。一旦被这些家庭或者是执掌这家庭的人抛弃，她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疼痛、更是经济上的恐慌，就像战争中白流苏对范柳原说的一句话：“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就出现了一些为了解决自己被遗弃而造成的困境而抗争，不惜伤害他人甚至自己的女性形象。白流苏先是经历被自己家庭的遗弃，在于外界近乎隔绝的老公馆里，她日复一日地经受着兄嫂的算计、母亲的冷漠，在与妹妹白宝络同时准备相亲时更是尝到了世态炎凉的极致。但是当她和着四爷的胡琴在镜前端详着自己并不显老的面容和流畅妩媚的姿态时，一刹那间找到了本以为已经遗弃了自己的东西——青春。她决定用这仅剩的一点青春作为最后的筹码一搏，希望“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来证实自己的一辈子还没完。然而为了反抗家庭的虐待，她所依靠的男人又不断的犹豫，使她一直处在恐慌猜疑之中，也正是这种恐慌导致她对柳原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其实与其说《倾城之恋》讲的是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婚姻门口的挣扎，不如说是在记录一个被认为失去价值的女人证实自己价值的战争，因为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纠葛远不及流苏与她内心的斗争来得剧烈，她迫于生存压力不断为自己的骄傲打折才是她内心真正煎熬的时刻，一个美丽的女人在经济基础与父权体制的双重压抑下的抗争是何其艰苦，哪怕最后获得些微的成功都是可贵的。曹七巧与白流苏相比则少了计划性与冷静的心态，她的作为完全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本能性维护，下意识的排斥任何对她的财产构成威胁的感情，不惜摧毁儿女一生以报自己的黄金枷锁的牢固，她的攻击性、伤害性无疑最大，然而最后收效却最可怜，甚至可以说是得不偿失。而孟烟鹂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角色，本身苍白近乎透明，安静、木讷，她的丈夫最初看中她是想找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停靠，而最终又由于这港湾的一潭死水而厌倦嫌弃。面对着丈夫的嫌弃，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茫然与无奈，而后幼稚地选择以出轨抗争，从一个洁白无瑕的白玫瑰变成了一个与不堪的裁缝偷情的妇人，学会了抱怨诉苦，沉沦到了世俗的漩涡中。虽然她荒唐的抗争最终以荒唐的形式挽回了她荒唐的丈夫，免去了被抛弃的命运，但我仍然认为她是个弃妇，而抛弃她的正是她自己，她“一方面纾解内心的压抑，另一方面却砸损了自己的身心”⑨她的肉体被侮辱，精神被践踏，而她的反抗又进一步使她由一朵白玫瑰变成了饭粒。面对抛弃选择反抗是一种本能的行为，而很多时候会有一定的收效，可是在《传奇》的女性中，采取反抗行为往往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获得了另外方面的双重乃至多重伤害，她们的依附、从属命运决定了即使是反抗也无非是寻求另外的依附对象或者是拼命维持现有的靠山不倒，都是要做很大程度的牺牲才能换取到的。她们所展现的巨大的破坏力、和她们身上蒙受的重创中蕴含着作者对于压抑着女性身心的经济与道德压力的愤怒与焦虑。虽然同处于父权体制的压抑下，敢于抗争的女性还是较少的，更大多数的则选择逃避，逃避的一种方式便是自我催眠。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从一个上海的小家碧玉变成名动香港的交际花，她的婚姻就如范柳原曾经对白流苏说的所谓“长期的卖淫”，她在那个诡异的世界里将自己的青春与纯真付与梁太太和乔琪乔，同时心怀感恩与庆幸，直到婚后与乔琪乔到湾仔看热闹，才有那么一刻醒悟，“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还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苍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但是面对这暗淡的前途，她并不妄想逃脱，而是在珠宝、衣服等“琐碎的小东西”里谋求“暂时的休息”，任由纯真本性被一点点吞噬。而丈夫“在里头阔得不得了”自己却“在这里苦的要死”的奚太太更是一直在自己编织的⑨ 林幸谦：《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 荒野中的女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第29页
梦镜中等待着可能已经娶了二夫人三夫人的丈夫来光顾，温柔的想着他，“将来，只要看见了他，他自己知道他对不起我，只要我好好的同他讲”⑩，任凭自己的头发随着时光流逝，任凭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她们是典型的悲剧弃妇的代表，被婚姻捆绑，被爱情利用，被爱人抛弃，她们的隐忍源于对婚姻、爱情与命运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与不愿面对现实的执念。在社会规范一点点的崩塌之时，这些善良的女人不愿相信人性也将回归极端利己的地步，她们宁愿在自己构筑的善与救赎的梦境里沉湎，也拒绝反抗哪怕直面现状的丑陋。虽然都选择停留在被抛弃的原地，也许葛薇龙、奚太太的境遇还要好些，毕竟她们能生活在幻想与慰藉中，而如芝寿、许太太、王娇蕊、童太太等更加彻底、典型的悲剧女性，她们连幻想的余地都没有，彻底被无视、无望重获新生、生活在内心的焦灼压抑中，一步步走向绝望的深渊，终于对婚姻、爱情等女性执着追求的东西毫无向往，变得麻木。她们原本都是俏丽活泼的花旦，却被婚姻与爱情硬生生折磨成木讷的老旦。
作为名动一时的女性作家，张爱玲对女性与婚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且独到的。她在散文《谈女人》中对女性各方面的特质有着极其详细而生动的分析，既指明了女性在长期附属生活下养成的“小性儿，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等所谓妾妇之道，又同时承认女性带有着“神性”，“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然而她笔下的女性，无论是妾妇习气还是“神性 ”的，大都是陷入无奈的苦闷与悲哀，然而如果说是将女性悲剧命运全部归结于父权主义对女性的戕害
⑩ 张爱玲《等》，《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122页。
是不客观的，就如张爱玲自己所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 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人，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的光怪别人是不行的。” ⑾她还对婚姻有着自己的悲观理解，她作品中许多女性的生活都是以婚姻为分水岭的，婚前快活单纯，婚后千疮百孔，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她笔下的婚礼总是有着葬礼的气氛，比如《鸿鸾喜》中形容新娘“半闭着眼睛的白色的新娘像复活的清晨还没醒过来的尸首。” ⑿还有《年轻的时候》沁西亚婚礼上的香秋“留着一头乌油油的长发，人字式披在两颊上，像个鬼，不是《聊斋》上的鬼，是义冢里的，白蚂蚁钻进钻出的鬼。”⒀这种悲观主义的婚姻观正是由于当时女性陷入婚姻后普遍遭受地位、感情的进一步受挫。上文用两种标准分类了《传奇》中典型性最强的几位女性，我们可以在不同中找到这些悲剧女性之所以陷入悲剧的共同点，即深陷不稳定的社会经济与根深蒂固的父权统治再加上长久压抑造成的软弱自卑心理的三重挤压。这种从女性个体着手“揭去那个时代集体无意识的种种表象，展露女性深层意识里顽固而持久的„原罪意识‟，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从人性堕落的角度挖掘出女性不幸的根源。”⒁的写法可以说是张爱玲的特色，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赋予了其在女性主义文坛的崇高地位。而我个人认为，张爱玲的作品在经历了这么巨大的时代变迁后仍能有及其可观的忠实读者群，正是因为她笔下这些可悲可叹、可喜可恨的女性形象，⑾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9.6第65页 ⑿张爱玲《鸿鸾喜》，《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161页 ⒀张爱玲《年轻的时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99页
⒁任一鸣：《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台湾青文书屋，1997年，第45页 她们的身份由于作者特殊的生活体验，有着当时其他作者笔下少有的丰富性，她们在作品中的性格将现代女性从她们的曾祖母、祖母一辈继承下来少量的传统女性心理特点放大还原，使得现代女性从中找到一种归属感、亲切感，在一篇篇婉转回环的剧情中牵挂着这些仿佛前世相逢的女性，在作者电影般的叙事中建构对张爱玲身处的传奇年代的遐想，获得在他人作品中无法获得的精神体验。
参考文献：
一、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
二、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
三、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四、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五、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年5月。
第五篇：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姓 名：刘汗青 学 号：***65 年 级：2013春期 学 校：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指导教师：崔红庆 完成时间：2014年4月
目 录
摘要...............................................................1 关键词.............................................................1 前言...............................................................1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1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2
（二）交际花型：人生悲剧的角色象征.................................3(三)懦弱女类型 „„„„„„„„„„„„„„„„„„„„„„„„„ 5
二、张爱玲看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7
（一）与时代因素有关...............................................7
（二）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8
（三）人性自私造成的...............................................8
（四）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9 结语..............................................................10 参考文献..........................................................10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涌现出一批“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写女性体验”的作家。这些脱离当时主潮流的作家和作品因对人性的深入探究和全新视角,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张爱玲作为代表其人其文成为研究的重点。张爱玲的小说以她独特的象征手法、丰富的意象、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融合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本文仅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内涵与意蕴作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小说
前言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抒写这个特定时代里面女性的生存面貌，她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豪门千金，还是小家碧玉，大都少了女孩的纯洁，天真和浪漫，多了妇人的实际、世故和势利，甚至笼罩着一种苍凉，她笔下的女性充满了悲凉意味并生活在时光停滞的时代里，本文就试以张爱玲的几部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试作简要分析。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
1.被黄金枷锁锁住的女人——曹七巧
《金锁记》是张爱玲一部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金锁记》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曹七巧这个经典的形象。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病在床的废人，七巧出身平民，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着一个废人，这个矛盾注定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因此她不断反抗，在别人眼中，她恶名昭著。后来丈夫和老爷相继死后，姜家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家族的桎梏，带着儿女搬到外头住。在七巧的下半生，虽然没有了压抑的生活，而且有了经济基础，可是她的后半生过得并不如意。封建家长制和金钱的双重压迫，使七巧丧失了人的常性，沦为金钱的奴隶，扭曲了她的人格。她以近乎残酷的报复从中获得压抑的宣泄及感官的快慰，殊不知她为自己戴上了黄金枷锁，最后变成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变态的女人。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人。”[1] 鲁迅这样评价她。她开始疯狂报复。在“灭人欲”的封建文化禁锢下，七巧心理扭曲，终于从被害者变为害人者。她一手导致了儿子长白婚姻的悲剧，一手摧残了女儿长安的爱情白日梦。母子的情意、人性的良知，对于曹七巧来说却早已灰飞烟灭。如果说这时的曹七巧还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的话，那就是她对小叔子姜季泽的痴情与渴望，她憧憬从他身上得到温情与爱意，体验一下爱情的喜悦。当她最终明白季泽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对金钱的欲望时，她暴怒了，彻底
抿灭了残留在她身上的最后一点人性，戴上了沉重的黄金枷锁，她终于成了一个幽灵，“ 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曹七巧的婚姻悲剧发展成为人生悲剧，心理变态与人性泯灭是深层的原因。她的疯狂来自金钱与情欲的双重压迫，黄金欲变成盲目的破坏力量，又是她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直接结果。
曹七巧由一个纯真少女变成一个疯狂报复者, 由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不正常人, 由一个知廉耻的人变成一个寡廉耻的人，这不是曹七巧一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有多少像她一样的女子由于封建的门第家族观念及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被迫走进畸形的婚姻，最终成为社会的悲剧。
（二）交际花型：人生悲剧的角色象征
1.被逼良为娼的——葛薇龙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成名作，而其中的葛薇龙一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写了一段自甘堕落的纯情少女凄艳的爱情故事,女主角葛薇龙处在等级森严、人情冷漠、人人逢场作戏的一个特殊的早期香港时代, 社会风气影响了她的人生选择, 贪慕虚荣使她走向最后的堕落，最终被逼良为娼。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完整人格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致人格的丧失，不管她如何挣扎，终究是别人棋盘中的一枚棋子。纯洁的青年就这祥自甘堕落，最终为污浊的环境所吞没，陷入那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中。
造成葛薇龙的悲剧原因有多方面的：姑母阴险、冷酷、狡诈，给她设圈套，逼良为娼。遇人不淑：本想投靠姑母，不料姑母把薇龙当
成满足自己私欲的一个工具； 本想找一个可以寄托终生的男子，却碰上了乔琪这样的花花公子。她曾一度想离开姑母的寓所，不巧又天降大雨，自已生了病，耽搁了行程。大多数评论家认为: 葛薇龙是个单纯的少女, 是为了爱才掉进陷阱走向堕落的[2]。有的认为: 薇龙的堕落与那个浪荡子乔琪乔有很大的关系, 是他玩弄了薇龙的感情才迫使薇龙不得不走向淫靡的生活[3]。这些都是造成葛薇龙悲剧的原因，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她自身人性上的弱点，主要体现在她对物欲、情欲的痴迷上。姑母逼良为娼的陷井从一开始就已明确摆在葛薇龙面前，是葛薇龙自己清醒地一步步身陷其中无法自拔，可以说物欲是走向人生深渊的动力；对一个热衷声色犬马的花花公子，葛薇龙从一开始就知道，但葛薇龙却愿意牺牲自己来供养他,爱到迷失了自我，她为自己选择了绝路。张爱玲以非理性的情欲和物欲来解释了葛薇龙这个上海小女子的悲剧，道出了人与人之间在物欲、情欲、性欲的碾压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变得令人不寒而栗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
张爱玲笔下塑造了这许多形形色色、有血有肉的女子形象。她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世遭遇，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与经历，为我们广大的读者、评论家展现出一个让人神往而有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她们的痛苦，与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产生情感共鸣，透过这些人物，我们能够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物。对她笔下女性形象的关注，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和人生，获得全新的认识。
（三）懦弱女类型
《半生缘》中的顾曼桢是一个典型的柔弱女，她的懦弱心理让她的一生都发生了改变。女主角顾曼桢，原籍安徽六安，十四岁时父亲去世，随着母亲、姐弟住在上海，也在许任职的工厂做打字员。故事发生在春节的第四天，许与沈到一家小饭店吃饭，遇到顾曼桢也在小店，此后三个人就常一起到饭店吃饭，外出游玩。顾在照相的地方失落一只红手套，沈不声不响，独自冒着雨，踏着泥路去找回来。第二天中午悄悄的递给了顾。顾因受伤风感冒没有来上班，许、沈正想要去看望她，顾遣弟弟到办公室送抽屉的钥匙，请许帮忙取出昨日打好的公文。两个男人吃饭时，就谈到了顾叫弟弟送钥匙的事情，好像怕人家上她家，对她的家庭有一种神秘感。顾病愈上班，三人又外出吃饭，许因另有应酬。席间，顾坦白的告诉他：家里有祖母、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姐姐因负担家庭生活，先当舞女，后做交际花。她家住的房子就是姐姐的“朋友”送的。现在将要嫁给一个吃交易饭的祝鸿才，搬出去住。沈也说出自己家庭的情形，母亲和年轻的寡嫂带着三岁的侄子，开一家皮货店。父亲和一位从良的姨太太，带着娘家母亲及三个小孩住在南京。沈的父亲病重，将事业交给沈接管，要他辞职回家，沈回南京后想念顾，请许陪顾同到南京来玩。沈的父亲，见到顾很像他在上海认识的一个舞女，他认为她们俩是姐妹。沈到上海看顾，就将父亲的话告诉顾，引起顾的愤怒和误会，她认为姐姐逼于生计，没有什么见不得人，既然沈家有所顾虑，趁早算了，两人闹
得不欢而散。祝鸿才婚后发了不义之财，在外花天酒地。曼璐由于自己堕胎二次，不会生育，想要拢络丈夫，知道丈夫有意染指小姨，不惜装病设计，让丈夫强奸得逞，将妹妹幽禁一年，生下一个男孩。为恐沈来找曼桢，立刻将母亲全家迁往苏州，沈找到曼璐，她假说妹妹不愿见他，退还他私订之戒指。曼桢住院生产，将不幸告诉同产房的产妇蔡金芳，金芳的丈夫帮助她逃出医院，找到教书的工作，不幸又被她母亲找到，劝她和鸿才结婚。曼璐也抱来她的儿子来相求，仍不为所动。有一天路上遇见曼璐的女佣阿宝，说是曼璐病死，鸿才经商失败，就住在这附近。于是她常常留意年龄相近的小孩。一天看见鸿才老家带出来的女儿招弟，也看见自己的儿子。另一天，她看到从鸿才家出来一口小棺材，原来是招弟得了猩红死了。她进屋去看她的儿子也得了猩红热。鸿才不在家，女佣告知鸿才虐待小孩，常常不回家。她为了救小孩，在鸿才家中照顾小孩十多天，最后，决定嫁给她最恨的鸿才。婚后鸿才发了国难财，又花天酒地，不理曼桢母子。有一天曼桢在诊所发现鸿才带了情妇和孩子也在看病，决心离婚，独力工作扶养孩子。这时沈父死分家，婚后也搬到上海，心中常常想起曼桢。出国十年的许叔惠从美国回来，沈去许家找叔惠，不意遇见曼桢也在。二人一起离开许家，在一家饭店谈谈别后，沈才说出曾去找她，她家搬了，她姐姐告诉他曼桢嫁给母亲的侄子张豫瑾医生。他没有想到她姐姐竟做出这样的事来！他俩见面，对望半，曼桢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枕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又半，她方道：“世钧，你幸福吗？”世钧想道：
“怎么叫幸福？”他和嫂嫂的表妹石翠芝结婚，没有爱，相爱的人不能结婚。论学历，她是大学毕业，不比其他女人差。其他方面也是令人羡慕的。但是她懦弱的性格，却注定她悲剧的一生。有些东西，比如爱情。一旦错过了，就不再。她与沈世钧如此相爱，原本排除万难在一起的。在她姐姐嫁人后，她承担起家庭重担，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拖累世钧。此时，已心生退意。再加上沈家对她的偏见，让世钧夹在中间，不知如何面对。后来，被祝鸿才强奸，让她觉得配不上世钧。种种误会，让他们越走越远。一次误会的决定：嫁给祝鸿才，更是让她悔恨终生。即使，最后她终于下定决心，选择离婚，自己带着儿子过。但年华已逝，爱情早已在岁月中褪色。多年后，与心爱的人相遇，心中有再多的相思，也是回不到过去了。
二、张爱玲看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
总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面临着生存与婚姻的困窘与危机。对女性的生存状况,张爱玲是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的。在张爱玲看来, 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与以下四点有关:
（一）与时代因素有关
首先,它与时代相关。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所说的,我写作的便是这么一个时代,这是一个“乱世”, 一个“大而破”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个时代是沉重的,它象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所有的人都是这个
时代的负荷者”。[4]对于这个时代的名门闺秀来说，不仅负荷的是一个没落的封建时代，另一方面是破落的封建旧家庭套上的种种禁忌, 同时又要在社会上应付各种人事纠纷,身出书香之家的名门闺秀闲在家里有许多不是, 出了差错又要被家人指责, 真正的两难境地，对于广大的小市民来说, 他们负荷的时代充溢着战乱、沦陷、封锁、物价飞涨，然而致使这些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和危机，当之而然的与这个时代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
张爱玲认为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是千百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自母系制被父系制代替后,千百年来,女性一直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女性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权利,这就决定了她们一生可悲的命运。正如张爱玲在作品《张爱玲文集》中所写:“她一辈子也想不通,但是她这世界里的事向来是自管自发生的,她一直到老也没有表示意见的习惯。”张爱玲的作品中有很多女性没有人格,没有自我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曾一度相信超越经济利益的所谓的爱,但梁太太和乔琪的世界终于让她醒了梦。张爱玲对女性的缺点常抱一种嘲讽的态度,以为她们“小性子,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同时她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环境所致，以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
（三）人性自私造成的
张爱玲认为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与人性的自私有关。在张爱玲的作品中, 人与人互相倾轧、互相猜疑, 就连最可靠的亲情也不可靠。
无爱的世界使原本荒凉的女性世界更多了一份苍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姑母梁太太不过是利用侄女薇龙的年青美貌拢络她有钱的情人们。《金锁记》里的曹七巧, 害死了儿媳, 霸住自己的儿子, 又用疯子的审慎和机智葬送了女儿长安的爱情。亲情何在? 人性里有的只是自私, 在这样无爱的环境里, 什么都是苍凉的。
（四）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
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表达：女人的情感本能比之男人而言更圣洁,更简单。她对女性的情感本能似乎是赞赏的,但这种赞赏里无疑含有悲悯的成份,因为女性的情感本能带给她们的往往是恶果。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 她多以四十年代旧中国的沪港洋场社会为背景, 描写在封建传统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冲击下, 形成了一些女性的惘怅、悲苦、疑惑、无奈，甚至心理的畸形与变态，从抽象的哲学意味上对人性进行探素，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包含着她对生命、人生价值的思考。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独特、鲜明的女性形象, 她用局外人观俗世的故事，采取旁观者式的客观写作角度，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是生活的真实。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会的复杂和现实的黑暗，揭示了人生在现实重压下的脆弱与盲目，控诉了封建旧文化、旧道德对人性的残害。
结语
张爱玲生活在一个思想日新月异变化的时代，新文化冲击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女性渴望从禁锢中解脱出来；由于有机会体验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使得她能够了解到这个特定时代里面女性的生存貌，也使得她能够对进步的思想有所吸纳，当她拿起笔来描写这样一群人时，能够把她们表现得更加的深刻。张爱玲认真的书写着女性命运的血泪史，让我们感到了女性在生存层面上无奈的挣扎，今天我们继续对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不仅能够了解到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女性的生存状态，还能够对当今社会地位提高给予文化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鲁迅杂文集《灯下漫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2] 金宏达，《回望张爱玲—— 镜像缤纷》.北京: 北京文化出版社, 2003。
[3] 周芬伶，《艳异—— 张爱玲与中国文学》.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5。
[4]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 卷[C].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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