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生存意识的转变（小编整理）

第一篇：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生存意识的转变

绪论

摘要：综观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我们发现其女性形象无不在物质生存与寻找女性自我中苦苦挣扎着。从张爱玲早期创作来看，女性自我意识明显占据主导地位。《霸王别姬》中虞姬自杀则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到了创作的高峰期，张爱玲深切体会到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艰难的生存困境，也意识到在物质生存面前，女性自我的无力感。白流苏、曹七巧等都是这类女性。在张爱玲创作的后期，她冷静地审视和还原了以曼桢为代表的现代职业女性的生存境况和自我意识，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同时也透出现代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希望之光。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生存意识

Abstract： In Zhang Ailing’s novels, female images were existing in the material living

world and the hard self-struggles of the females.Obviously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was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her early works yuji got her killed was at that poit.when Zhang

Was most successful in her creation of novels, she deeply understood the hard living

Predicament of females in the men-dominant society and the meanwhile she realized the

Female feebleness in front of the materialism world.Bay Luis and ciao Quito were such

Females.In her later creations she calmly re-examined the female such as Man Zhen living

conditions and self-consciousness and restored them, and reached the common point of the

two themes, thus getting the light of the hope of finding the self-position of modern

females.Key words： Zhang Ailing；Female imagery；Existence conscious；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张爱玲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她以无尽苍凉的笔调对女性进行叛逆的书写，通过对一群徘徊在“死世界”边缘的女性的描写，深刻地揭露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当时女性生存的困境。她作品中的女性是可怜的、可恨的、可悲的。张爱玲也是是一位奇特的作家，她以细腻、冷峻的笔触抒写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她在向我们展示其小说女性形象艰辛的生存状态的同时，也阐释了她在女性生存意识见解上的转变。

人们常常认为，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没有自我，她们的生存方式都极为卑劣。她们大多数不能在获得物质生存的同时主宰自我，而要通过依附男人，借助婚姻来摆脱生存的困境。无可否认，张爱玲小说女性的生存意识十分坚韧。“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已一再言明她的女性形象是现实狡猾的求生存者，而不是用来祭祀的生活牌位。”[1](p.13)然而，她们在与现实的较量中，往往会不自觉地丢失了女性自我意识。

综观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我们发现其女性形象无不在物质生存与寻找女性自我中苦苦挣扎着。从张爱玲早期创作来看，女性自我意识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创作的高峰期，张爱玲深切体会到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艰难的生存困境，也意识到在物质生存面前，女性自我意识的无力感。在张爱玲创作的后期，她冷静地审视和还原了现代职业女性的生存境况和自我意识，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同时也透出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希望之光。从《霸王别姬》的虞姬，到《倾城之恋》的白流苏和《金锁记》的曹七巧，再到《十八春》的顾曼桢，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她们的选择，无不显露出张爱玲在女性生存意识见解上的转变。她告诉人们：在生存困境面前，什么是女性真正的归宿，女性又应如何寻找自我的归宿。

一、逃避生存的虚无

张爱玲的生命要素带有浓厚的虚无色彩，在梦幻的传奇与世俗的流言人生中，她常有一股寻找虚无的执著。从张爱玲16岁的少作《霸王别姬》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它浓厚的虚无意识。父母婚姻的不合，使少年的张爱玲生活在虚空的环境之中，思想蒙上一层苍凉的色彩。她同样害怕虚无，但虚无的环境却塑造了她坚韧的性格。在《霸王别姬》里，她坚守女人最基本的性别立场，还原的是凡俗的女性生存状态和细微的心理世界。她以独特的感受，透视了女性在这个男性世界中的从属地位，并对这种生存状态进行了无声的反抗。

在《霸王别姬》里，张爱玲改写了传统文学写滥了的英雄美人模式，变成太阳和月亮的象征模式。虞姬想，如果项王是那炽热的，喷出耀眼欲花火焰的太阳，那么她便是那承受着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当项王垓下突围前在帐中熟睡，虞姬深夜沉思时，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想到项王无论成功与否，她都仅仅是他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在这里，作者赋予传统的女性虞姬以现代女性思想。这里思维和感知的主体不再是霸王而是虞姬，行为与话语的主体也是虞姬。虞姬作为一个被奴役的女人，对自己不独立的“为了项王而活着”并因为他的富贵而富贵的人生价值目标的反思和否定。很明显虞 姬不愿意继续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要告别这个男权世界对她的奴役。

《霸王别姬》标志了女性主体虞姬的觉醒，她发现了自己存在的可怕真相：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对于女性的她来说，自我是一个荒诞的存在。她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活在世上，而是以男人的“玩物”身份存在。这个身份对于女性自我意识已经苏醒的虞姬是难以接受的。她清楚自己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末路英雄霸王，而是一个强大牢固的男权世界。即使她能够逃脱霸王的控制，她同样也会落入别的男性手上。在生存真相上经过了沉思之后，虞姬选择了自杀来给自己虚无的存在赋予一个同样是虚无的结局，即通过对绝望命运的反抗来显示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真实存在。为逃避生存虚无的虞姬，给女性自我安排了一个虚无的归宿。

显然，在张爱玲早期思想里，女性自我意识十分强烈。女性的生存理想也较高。富有自我意识的女性不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是想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霸王别姬》可以视为张爱玲小说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开端。虞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虚无，她不愿意继续受男人的控制，所以她勇敢地选择了自杀，为自己而死。虞姬的自刎是悲壮的，也是神圣的，它破坏了传统文学中虞姬美丽温顺的形象，同时也是对男权社会的宣战。虞姬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充分说明了女性的命运根本在于对自我的认知程度和对自我的追求力度。

然而，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虞姬形象是一个特殊的女性典型，因为她后来创作的女性很少有如此清醒的自我意识(认识到个体生存的虚无)与这样极端的行动选择(自杀)。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2](p.389)

诚然，虞姬是清醒和勇敢的，她以结束生命，放弃生存的权利来反抗男性控制下女性虚无的生存状态。同时，虞姬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懦弱。由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她在面对现实残酷的情况下，没有寻找逃脱的出路，而选择死亡来逃避生存的虚无。事实上，处在那样的时代背景，虞姬并不具有为她的生存与自我做出挽救的能力，除非她愿意继续屈从男权的控制。这就是张爱玲早期的女性自我意识与生存意识相冲突的体现。在张爱玲看来，寻找女性自我的归宿是以生存权利的放弃为代价的。因此，张爱玲赋予虞姬的自杀是坚决的，但也是富于浪漫色彩的。即使虞姬“大彻大悟”了，但还是对于虚无生存状态的逃避。由此可见，张爱玲早期的女性自我意识其实也是处于茫然状态的，觉醒后的女性个体在生存上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现代女性已经意识到生存权利的珍贵，不会轻易去自杀。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众多现代女性在寻找自我归宿的征途上不知不觉地迷失了方向。她们奋不顾身地生存下去，却没有找到胜利后的自我归宿感。

二、反抗生存的困境

纵观张爱玲的一生，1943——1945年可以视为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期。这段时期，正是对现代女性生存境况作了细致的考察和深入的体会，她笔下的女性就具有行为的一致性，她们都把自身的物质生存作为至高目标。由于现实的制约，她们对于生存的要求，已不得不降低到基本的物质层面，即回归于一种原生态的生存方式，活着只能是为了活着，存在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她们为了生存，上演着一场场“没有名目的”的斗争。

长期以来，人们投注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的情感基调虽有悲悯的成分，但 更多的却是抱有一种强烈的厌憎和嘲讽的态度。《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已被公认为情场上的赌徒；《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着黄金枷的性变态疯子。身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3](p.373)的女性，她们生活在“已经在大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4](p.135)的**时代，她们作为传统意义上没有生存能力的个体，为了获得生存，不得不作出各种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她们有的借助婚姻，有的依靠金钱，有的凭借肉体，手段不一样，但都在为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物质生存而苦苦挣扎。张爱玲在描述这些女性生存状态的时候，指向都是一种基本和实在的物质生活。不管是婚姻还是金钱等，其实都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基础来维持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她们无不在与现实的残酷较量中，寻找着生存的基点。生计问题如此紧迫地摆在眼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对张氏笔下的女性而言都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更不用说寻找自我的归宿了。张爱玲的这种实实在在的生存观有她自身真切的体会，更是她对生活于乱世的弃女及其生存状态的一种独特把握。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20岁时遭遇不幸婚姻，她的哥嫂们为了她手里的钱而支持她离婚并接纳了她。

七、八年之后，钱用完了，流苏也成了他们眼里多余的人。这就是流苏所面临的困境。恰巧白流苏的前夫死了，他们怂恿她回去为丈夫守寡，目的是为了继承那边所剩不多的一份家产。流苏不愿意丢下脸面回去守寡，哥嫂们便撕破了假面具，骂流苏是没有廉耻的满身晦气的女人。流苏面临着被驱逐出门的悲惨命运。流苏感到这个家不能住了，此时她是非走不可了，可是走去哪呢？她既未受过教育，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很明显她无法养活自己。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对流苏来说，最好的途径就是婚姻。她凭着残存的青春和美貌，在见到别人给妹妹介绍的男朋友范柳原时，她抛开顾虑，去勾引范柳原。她用她的前途来做一场赌博。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耽耽的范柳原。她将婚姻当成了一项迫不得已的维持自身生存的职业。

其实，以婚姻维持生存，这是中国传统女性普遍的生存模式。它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常见于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中。这些女性很多被逼地成为了他者的牺牲品，她们有的为婆家挣钱，有的被丈夫典当，有的为哥哥换亲，都沦为了生存的悲剧者。只有流苏，一变畸形婚姻中的被动者为主动者，对她的生存困境进行了勇敢的反抗。然而，这其中的艰辛又有谁能体会呢？流苏在与范柳原的较量中受尽了委屈。在这场较量中，流苏完全丧失了作为女性的自尊。可是流苏曾一度还是没能逃出鲁迅所指出的那两条路，她的赌博失败了，她无家可归，只能无奈地成为了范柳原的情妇。如果不是香港之战爆发，流苏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作为范柳原长期的情妇。流苏费尽心机，终于赢得了一个受人尊敬羡慕的富翁太太的地位。收场是白流苏理想中的圆满，更多却是空荡荡的惆怅。她努力抓住了婚姻，在与现实的较量中她赢了，她赢得了物质生存的保障，却丢失了自我。她由此将沦为生存的精神空虚者。她的自我归宿不仅是范太太这个身份，也是在拥有女性自我前提上幸福的爱情和婚姻。然而，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根本就没有自我可言。不是女性自我意识没有苏醒，而是经济地位无法独立。白流苏对生存困境的反抗表面上是胜利的，实质上却是从一个生存困境陷入另一个生存困境。

张爱玲小说里的女性大多数都在自以为是地与生存的困境较量着。她们不同于前文提到的虞姬，虞姬因无力于生存的虚无，找不到自我存在的目标和价值而选择自杀；她们则把物质生存摆在第一位，她们的生存意识里不允许她们退缩。她们认为单纯能够活着便是人生的一大使命。当然她们为了反抗苦难，就得抓住 另一些东西。往往她们在困境面前，抓住的无非是物质，却丢失了自我，她们由此而失落不已，自我无处皈依。现实生活的可怕和恐怖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是一般人的意识难以负荷的。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惟有埋头于眼前的琐事，不断地与困境较量着，从而借助习惯的力量去忘记生命的恐怖，生存的苦难。在苦难面前要寻找自我的归宿，简直需要不可思议的坚强，还有代价。有些女性由此而导致了精神异化。

张爱玲清醒地意识到，男性和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西蒙·波伏娃说过：“女人始终没有真正作为封闭、独立的社会而存在，她们是人类社会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群体由男人支配，在社会中位于附属地位。”[5]](p.231)为了获得物质生存，女人要依赖男人，女人追逐婚姻，是想通过婚姻取得一种经济上的保障。可是，婚姻也不能给女性提供安全的保险。事实上通过婚姻获得物质的丰裕也并没有给女性带来寻找自我归宿的转机。继《倾城之恋》后，张爱玲进一步以她的代表作《金锁记》瓦解了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童话。夏志清先生曾说：“《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6](p.343)傅雷先生认为《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7](p.18)，是张爱玲“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美之作”[7](p.18)。《金锁记》之所以震惊文坛，是因为张爱玲成功地塑造了曹七巧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曹七巧在与残忍的生存困境的较量中失去自我，从而导致她人性的扭曲。

出生于开麻油店家庭的七巧，被为了金钱昧着良心的兄嫂不顾她的死活卖给了害痨病的姜家二爷做妻子。名为嫁，实为卖。自从她踏进姜公馆的那天起，她的生存环境便面临着极大的威胁。七巧始终被孤立着，在冷漠的姜公馆，上至姜老太太，下至身边的丫头，都没有一个人同情她，反而轻视她，嘲讽她。她不得不忍受着这些不堪的境况，对于生存的卑微，她勇敢地进行挑战。为了最终成为自我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的主宰者，她忍受了超乎常人所能想象的辛酸。五年来，她始终衣不解带地服侍不能动弹的丈夫，未有半点差池。她渴望得到大家的同情和认可，以便在姜家找到她的立足点。她一直都以一种较量的姿态来获得她生存的理由。她多么渴望得到季泽的情爱，然而，季泽对她的挑逗和拒绝更加坚定了她挑战不公平现实的决心。在阴森森的姜公馆，她除了姜二奶奶这个名分外，一无所有。在她丈夫死后，她不得不费尽手段来争夺家产。我们来看分家时七巧借以撒泼的那一段话：“我们须比不得大哥大嫂——我们死掉的那个若是有能耐出去做两任官，手头活便些，我也乐得放大方些，哪怕把从前的旧帐一笔勾销呢？可怜我们那一个病病哼哼一辈子，何尝有过一文半文进帐，丢下我们孤儿寡妇，就指着这两个死钱过活。我是个没脚蟹，长白还不满十四岁，往后苦日子有得过呢！”[8](p.56)

曹七巧一语道破了内中实情。从这以后，无奈的七巧带着她一双“纸糊般的小儿女”独自承担起生活的担子。日子漫长得似乎永无尽头，而钱就这么固定的一些，正是这种无所倚仗的恐惧使七巧一下子就抓住了黄金。这是她生存的根本，也是她在世上的唯一倚靠。她以为自己终于独立了，终于成为了自我的主人，开始新的生活。却没想到情感的冲击又一次使她堕入生活的深渊。

在七巧的世界里，她是那么的孤单，她需要的不仅仅是黄金，还有爱，特别是男人的爱。在七巧身为病鬼二爷的妻子的岁月里，她就曾渴望过一丝爱的亮光。在分家以前，七巧还用不着为生存操心，所以她还有那份活力和心思去引诱小叔子季泽，但没有得到季泽的认同。10年后，当季泽无缘无故找上门来，向她表白的时候，“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当初她 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8](p.59)但寡妇的机警使她马上想到了自己赖以生存的钱。然而，她并没立即发作，只用了女性的小聪明拐弯抹角来试探季泽。一经证实，她大失所望，对爱情原本存有的幻想瞬间破灭。

在爱情与金钱的较量中，七巧紧紧地抓住了钱，抓住了生存的最基本。此后，“七巧与现实失去了接触，虽然一样的使性子，打丫头，换厨子，总有些失魂落魄的。”[8](p.62)往后，七巧便沿着虐待他人的恶性轨迹一步步地往下滑，一直滑到精神异化的最底层。七巧是可悲的，在她拥有了自己的生存世界之后，她的自我却无法找到归宿。在七巧的意识里，爱是虚假的，只有沉默的黄金最忠实。人们习惯于认为七巧是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最终锁住了她自己。其实是长期的委屈使她意识到黄金的重要性，是季泽披着爱的外衣来谋取她的黄金使她更紧地抓住了黄金，同时也封闭了自己。在她的生命中，生存被摆在第一位，她十分痛惜生存所需依仗的金钱。至于爱，不管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是那么的遥远，它被赤裸裸的物质利益远远地隔离了，没有触摸的可能。拥有黄金后的七巧一步步地沦为“疯子”，亲手把自己儿女的幸福给扼杀了。因此，借助婚姻所获得的物质生存并没有给女性寻找自我带来希望之光。

无论是流苏，还是七巧，她们都一度是胜利的。至少她们都用尽所有的力气与现实进行了精彩的较量，在困境中把生存进行到底。她们无奈地为了物质生存而放弃自我的归宿，女性自我意识无不在隐退之中。她们都赢了，但她们没有找到真正的归宿，自我存在的迷惑使她们的结局同样是惘然的。

三、寻找自我的归宿

在《连环套》之后，张爱玲小说的格调开始走向些许温暖，她的作品呈现出一丝光亮。自食其力的阿小始终保持了女性在东家和丈夫面前的自尊与独立意识。她的精明，她的哀愁，都是围绕着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而发，而不再是为了某个男人。家茵，她对学生的关怀爱护，对父亲的忍耐，都体现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的内涵。她与宗豫之间相互尊重和依恋，并在得知宗豫家有病妻之后毅然离去，自谋生路。她们都有不幸的一面，她们都曾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着。但她们不再为了生存而失去自我。自我价值，自我主宰意识在她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然而，寻找女性自我的归宿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其中的艰辛只有历经挣扎的女性才能体会到。作于1950--1951年的《十八春》，是张爱玲小说一个分外引人注目的存在。它的出现，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现代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苦苦挣扎的历程和最后的解脱。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女性自我意识，标志着张爱玲对女性生存意识的成熟见解。我们来解读一下，在顾曼桢身上，如何体现现代女性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

《十八春》中的顾曼桢是一位现代职业女性，她出身于上海普通市民阶层，家境贫寒，她的姐姐曾以做舞女来养活全家。自食其力的顾曼桢比别人多了一层不幸：姐姐顾曼璐的舞女身份。这特殊身份给全家人造成了无形重压，对于直接受惠于这种特殊家庭收入的曼桢而言尤其沉重。这团阴影在曼桢心头久居不散。无论在工作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笼罩在这团阴影下的曼桢都非常敏感，自尊又自卑。小说几次写出她对于家庭身世的不愿触及，她素朴的装束，都映现了她 内心深处的苦恼。这使得她在寻找自我归宿的道路上更加艰辛。按常理，曼桢有一份固定的职业，即使家庭负担大，也不会对她的生存造成威胁。作为一位现代职业女性，她的女性自我是十分重要的。她懂得时时保护自我的尊严和空间，女性自我被放在了她人生的第一位。曼桢与世钧在相处中，彼此产生了爱慕。正当他们准备订婚之际，由于被各自的家庭其他成员所影响，加之他们之间的一些误会，他们的婚姻之梦破灭了。其实他们的婚姻之梦之所以破灭，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以世钧家庭为代表的传统男权社会的压力和曼桢独立的女性自我意识。对于现代职业女性而言，婚姻对她们来说，已不再是摆脱物质贫乏，带来人生转机的唯一手段了。曼桢没有把婚姻看成是自己唯一的归宿，她对婚姻的态度更多已趋向理想化，她在自我的精神层面要求更高。物质生存与自我的冲突在现代职业女性身上已不是很明显。这个冲突已转向女性自身与无形的传统男权社会的精神斗争。

曼桢作为一位善良的富有责任感的现代职业女性，她渴望幸福，渴望与世钧建构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便是她所要寻找的女性自我的归宿。可是这个寻找的过程又是如何的艰辛呢？曼桢过于强烈的自我对家庭的责任感无形中也是阻碍他们婚姻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从曼桢与世钧在谈及结婚事宜时便可得知曼桢的想法，也可以窥视到作者在曼桢身上所倾泻的沉重感。曼桢道：“还是等等再说吧。现在我家里人也需要我。”世钧皱着眉毛说：“你的家累实在太重了，我简直看不过去。譬如说了婚以后，两个人总比一个人有办法些。” 曼桢笑道：“我正是怕这个。我不愿意把你也拖进去。”世钧道：“为什么呢？” 曼桢道：“你的事业才正开始，负担一个家庭已经够麻烦了，再要负担两个家庭，那简直是把你的前途毁了。” 世钧望着她微笑着，道：“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的好，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恨你。”[9]（pp.125-126）

其实曼桢是非常想和世钧结婚的，毕竟他们深深相爱。但是她不想因自己而拖累世钧在事业上的发展。这就足以说明曼桢的自我独立性很强，她并不想把婚姻当成救星。由此也可见现代职业女性在自我意识定位上得到了提升。然而，正是由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过于强烈，才导致现代职业女性在寻找自我归宿征途上的步履维艰。

对于曼桢这样的现代职业女性来说，她有了一定经济地位的独立。她并不想为了缓解自身的家庭压力而去抓住一个男人，尽管这个男人是她深爱的，她更不愿意成为他的拖累。确切地说，她的这种想法全是出于对他者的体谅而发的。家庭的困窘，使曼桢来不及去考虑自身的归宿。然而，即使曼桢愿意嫁给世钧，世钧的家庭也不可能接受她。世钧父母（甚至世钧自己）对于曼桢身世的猜测、怀疑，甚至不信任，都表明了传统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枷锁是十分沉重的。这从世钧父母对曼桢的态度上便可得知。曼桢对此是十分不满的，她肯定不会为了要嫁给世钧而接受他提出的否认与她姐姐的关系。一来是因为她觉得姐姐为家庭付出了太多，她不能这样对待姐姐。二来是她想以平等的身份嫁给世钧，她更不愿意屈就。正如曼桢所说：“我几时看不起他了，是你看不起人！我觉得我姐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谁更不道德！”[9](p.243)这是曼桢公然对以世钧的父亲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控诉和反抗。她的这种女性自我立场的坚定性使得她在寻找自我的归宿上更加艰辛。

曼桢是不幸的，她的不幸并不在于她的女性自我意识过于高昂，而是在于她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挣脱传统的女性思维模式对她的控制。从而使她曾一度地失去 了自我，向生活妥协，向责任低头。当然，是曼璐成功地设置的圈套，毁灭了世钧和曼桢本为幸福的情缘，但最终决定曼桢生活之路的仍是她传统的女性思维方式。被祝鸿才强奸后，她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勇气面对世钧，因为自己已经不贞洁了。还有因为舍不得儿子，她又回到祝鸿才的家，过着一种不堪的生活。这种生活状态本不是曼桢所想要的，但她骨子里的母爱逼她走上了这条路。可以说从一开始到这一阶段，她都没有为自己活过。她只是为了责任而活。至于那些涉及自身的幸福更是遥不可及。这样丢失自我的选择，对于女性自我意识较为强烈的现代职业女性来说，是十分残忍的。

显然，作为经济已独立的现代职业女性，曼桢可以放弃对男人的依赖，她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她也完全有能力逃离祝鸿才的恐怖世界，但她还是陷入其中。这是曼桢的无奈与悲哀，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职业女性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些职业女性，肯定要经过一翻挣扎，才能重新找回被遗忘的自我。值得庆幸的是，曼桢最终从祝鸿才的世界里脱离出来，她勇敢地与祝鸿才离婚，找回了自我的生存价值，拥有了自我的生活。曼桢的挣扎，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现代职业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艰辛历程。曼桢是坚强的，她的生存布满困境，她惟有穿过困境，来仰望自我主宰的一片晴空。她历经爱与恨的煎熬，经过生与死的选择，最后她勇敢地生存着。曼桢最终的选择，显示了她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她的选择同时也告诉了我们，现代女性要想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就不能放弃对自我的追求。曼桢的结局，可以视为现代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曙光。

结语

从《霸王别姬》的虞姬，到《倾城之恋》的白流苏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再到《十八春》的顾曼桢，这些女性形象塑造的传递，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在女性生存意识见解上的转变。是自我归宿重要还是物质生存重要呢？张爱玲以《霸王别姬》回答了人们：女性自我比物质生存更加重要。在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期，她又以《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告诉我们：相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自我来说，物质生存更为重要。惟有活着，才有寻找自我归宿的可能。到张爱玲的《十八春》，可以说是作者成熟见解的凝聚。通过曼桢的挣扎，我们明白了其实女性自我归宿是生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它是女人活着的精神支点。相对于物质生存来说，女人的自我归宿更为关键。如今，很多职业女性已经不再会受物质生存所迫了，即使是窘困，但己不至于为了物质生存而放弃对自我幸福的追求。当然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一些职业女性已很难抵挡物欲的诱惑，进而沦为物欲的玩物。她们不是没有寻找自我幸福的条件，而是主动地淡化了追求女性自我归宿的意识。这是十分可悲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当今女性面临的一个新的难题。当许多女性迷失于物欲的魔力时，不妨读读张爱玲的小说，或许会得到一些启示吧。

在张爱玲的思想里，死是容易的，生却是很艰难。单纯活着便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这就是张爱玲的生存观。但她更要求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强调自我归宿感的重要性。早期的张爱玲为了宣告走出男权控制的体系，而让虞姬自杀。从这以后，她已跳出了这个价值以外，以一种更冷静、更客观的态度，深切地看到男性价值系统对整个社会的渗透，以至对女性自身的渗透。

张爱玲在对女性形象生存境遇的叙写中，十分赞赏她们在苦难中坚强活下来的那股勇气和力量。白流苏面对家人的“驱逐”，她没有想到死；七巧在阴森森 的姜公馆受尽冷眼，她也不愿意放弃生存；曼祯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屈辱后，却依然笑看人间。生命便是受难，能顽强地挑战这种苦难，并从中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这就是生存价值之表现。米兰·昆德拉说过：“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 [10](p.3)张爱玲也强调人生应该负重，她告诉我们应该勇于面对生活的沉重，同时也要勇于寻找真正的自我，守护自我精神家园的安宁。张爱玲以她沉思的笔调，证明了她在女性生存意识见解上的不平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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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20世纪是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年代。张爱玲就是一位女性意识极强的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中就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女性化写作的风貌。张爱玲女性意识成因中的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关键词:张爱玲;文学创作;女性意识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坛里属于一位传奇式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文学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的关注。张爱玲是自“五四”以来最为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同时,她摆脱了五四以来对男女平等的神话描述,抛弃了那种南辕北辙的女权主义追求,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女性位置。她抛弃了五四时期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自出机杼,创造出自我独特的语言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作家的这种女性意识并不同于冰心的博爱,也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它更强调一种否定精神,这种否定精神包括了作家对男性权威的否定,也包括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它有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意识,因此,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受到了许多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认同与赞扬。1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因分析 1.1环境因素

上海是张爱玲文学生命的起源地和写作场。正是因为上海所具有的远离主流文化的独特环境,促进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长。张爱玲注定要以文学来证明自己,因为她除了发展自己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也注定只有在上海才能成名,因为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成就了她的文学品格,是其文学的生长土壤,培育的温室,只是战争的爆发,使张爱玲的创作时间得以提前。上海作为最早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外国租界和非老城的华界演出了上海的全部现代史,上海文化的本质是中国城市结构向现代化的表征。市场竞争的现实造就了不拘泥、不保守等现代人品格。在文化事业方面,上海的文人自觉远离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出现了立足于凡人本位意识的海派文化。商业文明催生出一大批以卖文为生的文人。现代化通讯印刷事业的发达,培养了一个由市民组成的大众读者市场,世俗文化代替了以载道为目的的正统文学。海派知识分子自觉的坚持世俗立场,消解英雄圣人,以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哲学为其精神特征。可见,上海的文化氛围给张爱玲提供了抛弃浮华,冷静审视的外在环境。女性历史浮出地表的时机为她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商业文化中人性缺点的暴露为她提供关于人性劣根性研究的场所,在传统与现代交接的最前沿,人生存处境的尴尬微妙又被张爱玲敏感的心所捕获。1.2心理因素

张爱玲的童年生长环境,父母亲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以及成年以后的际遇等等属于张爱玲自我的独特体验是形成她的女性意识的重要因素。她的身世、性格、际遇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着其女性意识的特点。张爱玲有一位初具现代个性主义思想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种种恶习而离家出走,以刚强维持着女人的尊严,这对张爱玲形成现代个人主义品格无疑具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生活方式、文化历史等原因,张爱玲的母亲并未参与抚养孩子的工作,而由一个年迈的女佣完成,这也是张爱玲缺少最基本的依赖感的心理根源。在尚未与母亲同住之前,对母亲生活方式的向往,对母亲独立个性的敬佩以及在父亲家里无爱的生活使张爱玲对母亲有一种“罗曼蒂克”的爱。后来与母亲同住,张爱玲心目中高贵美丽的母亲毁了女儿的自尊,毁了女儿对母亲近乎崇拜的爱,这使张爱玲无论何时何处,对人性始终抱一种怀疑态度,有一种清醒的冷静与冷漠。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挥霍祖产,坐吃山空,与妻子关系僵化,与姨太太打架,以及花天酒地,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完全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也缺乏人最起码的自律意识,这使他不可能担当起为儿女榜样的角色。甚至因为女儿去亲生母亲那里住了几天,就对女儿丧失人性的毒打,将其关在地下室一年多,对女儿的生死置之不理。对于父亲,张爱玲看到了父亲生活的错位状态,除了完全看不起之外,与对母亲所代表的自由利落生活的向往相反,她对父亲的生存状态由衷地觉得可悲。这样的家庭使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毫无爱心的环境里,父母本身的自私冷漠等缺点在促使张爱玲早熟的良心发现的同时,形成对丑恶人性冷静旁观和束之高阁的人生观之最初契机。加之性格内向,天资聪颖,使她以少年难得的老成和深刻,抛开亲情的纠缠,而利落的站在人性的高度,对长辈进行审视。2泯灭的母爱

张爱玲对女性的“自审”,有一个重要且极个性化的内容,即对“母亲”的自审。在传统文学创作中母爱涵义总是与圣洁、崇高、温柔、善良等等美好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冰心及与之同时代的女作家群体几乎都是讴歌母爱的能手,在她们笔下,母亲被形容为一个安顿灵魂的温暖怀抱,躲避风雨的安全港湾。她们坚信,母爱才是真正的归宿。而张爱玲却将笔触深入到母亲隐秘的内心深处,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冷峻地注视着母亲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沦落,透视母亲心灵深处中那未被常人察觉的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一种心安理得的让权于男权社会而又不惜以葬送母爱为代价的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两类母亲形象,一类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等,她们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与统治欲;另一类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鸿鸾禧》中的娄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等。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原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角色,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旁人,随他们的思想滚动而滚动。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常见的女性,但她又非同一般。她已经褪去了“母亲”的伟大而神圣的光环。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自身人性丑恶的直接表现者。她一生披着沉重的黄金枷锁,不仅压抑着自己的情欲,压抑着爱恋,又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的幸福,黄金是七巧一生的想望,也是她一生唯一指望能得到的东西。她向往健康美好的爱,却被自己的大哥卖断;在姜家,她也曾有过爱的挣扎,但一次是被自己的小叔子拒绝,因为她不是他棋盘上的棋子,一次是经历了漫长的煎熬,终于获得财产之后,拒绝了主动上门的小叔子的示爱,她要保住她唯一实在的东西———黄金。爱,在此时,已是多余而危险的东西,这次拒绝使七巧彻底失去了情爱的机会,变成了完全为金钱所奴役的疯狂女人。“张爱玲将在权力的绵密网络中抵抗着的女性日常的斗争以‘疯狂女人’的形象呈现,讲述了‘家族制度’的机制中,阶级、性别、世代的桥梁———母亲为什么、何时、怎样由被害者变为加害者,权力交替是如何完成的。”

从曹七巧这种残暴和冷酷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父权社会中,即使女人有幸获得了经济大权,她们也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成为“父权”的代言人。而她们这种对于“黄金”和“权力”的掌握,却是靠牺牲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幸福,她们做人的权力换来的。尽管她们穷极一生所得到的金钱和权力已经在手中了,但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却已荡然无存。她们的眼中不再有美好的事物,唯有的是生存的残酷。她们只能拼命地保住这唯一自己还可以掌握的东西,至于关心与呵护儿女,给他们以温情与爱,则不在她们所考虑的范围之内。而另一方面,她们对自己失去的东西的追逝,却表现在对下一代的变本加厉的剥夺上。长期的压抑已经扭曲了做“母亲”的心,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女也休想得到。人的私欲在这里得到无限的膨胀,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可是她们连起码的动物性也丧失了。黄金、权力改变了她们的地位,但可悲的是连自己也改变了,变得自己不再是自己,“母亲”也不再是“母亲”。

张爱玲对文学传统中大量充塞的颂扬伟大母爱的作品抱有反感态度,称其为“滥调文章”。母亲也罢,其他人也罢,作为一个“人”,就逃不了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自私、虚伪、冷酷、软弱、自卑———这是张爱玲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她把亲子关系还原为普通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对母性做出了极个性化的审视。3盲目的情爱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对女性心理痼疾揭示最深、笔力最集中的是女性的“依赖性”,这在女性追求情爱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她笔下,无论新派还是旧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旧派女性没有女性自觉,心甘情愿成为男性世界中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的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一类的社交活动,但仍然甘为男性世界中永远的奴隶,她们即便已经挣脱了封建旧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数丧失了独自求生的能力,她们皆渴望有所依附,首先解决物质的生存困境。她们除了做“女结婚员”外,别无他长,张爱玲认为:“安稳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所谓求安稳,就是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依托终身。最典型代表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的曲折而苍凉的恋爱过程,正是一场求安稳的爱情冒险,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后住娘家,兄嫂骗取了她的所有积累后就排挤她。后来她与留学生范柳原恋爱,离沪到港,范柳原对她并没有真心,这使她既矛盾又痛苦。曾一气之下回到上海娘家,但排挤依旧,还加上流言和白眼,为了寻求自己的归宿,她只好又投入范柳原的怀抱,当情妇也在所不惜了。白流苏住在娘家,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但兄嫂的白眼使她呆不下去,这是她求安稳的社会外力。她的恋爱受了许多委屈,还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然而她还是不由自主的往这条路上滑下去,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她,而这股力量实质就是她对能够有所依附的婚姻的渴望,她必须去寻找男人对她的爱,才能立足于社会,满足她内心的渴求与虚荣,这是求安稳的内驱力。在那动荡的、人心叵测的世界里,她好像作了一个梦似的,她感到天地万物的一切全不可靠,靠得住的还是“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张爱玲在一篇文章中曾感叹:“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女性不仅在物质和生存上形成了依赖性,而且在更高层面的爱情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男性的爱与不爱,是她们生命价值的核心。做一个男权社会认定的女人,这是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最好的归宿。“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是得到不了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白流苏苦苦奋斗的经历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争取被爱”,她费尽心机,历经波折,终于胜利了,因而惹得女人们嫉妒和仇恨,倘若她失败了,她将遭到所有人特别是女人的歧视,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在婚恋中皆埋葬痴情,丧失浪漫,消灭幻想,冷静地争取一个有所依靠的现实。4沦丧的自爱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是谈不上“自尊、自爱”的,不仅她们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沉重的是连她们自己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作为母亲的女人,或者甘于成为“父权”的代言人,即便是有了经济大权后,仍惶惶不安,以极端冷酷的方式对待周围的亲人,以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金钱和权力;或者其思想行为完全被丈夫的思想行为所代替,丧失了女性主体意识,只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这种种行为其实都和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息息相关。作为妻子的女人,将婚姻作为幸福的赌注,将男人当作生活和爱的依靠,把依附男人当作自然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也与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密切相联的。自卑感是女性甘于被异化,被屈辱,自认弱小,产生依赖性的根本原因。

曹七巧表面看起来是个非常强悍的人,但实际上自卑感才是她内在的心理特质。以一个麻油店老板女儿的身份嫁到官宦人家做了“正头奶奶”,尽管嫁的是一个落泊世家的残废公子,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权势,以及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仍让她逃脱不了出身低微的自卑。对姜家的人,她在泼辣的嘲骂,无忌惮的牢骚后面,隐藏着充满自卑的奉承与讨好,她和新奶奶亲热,和云泽小姐套近乎,讨了没趣还要赔笑脸。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一家人仍往她头上踩,连丫环也看不起她,卑贱的门第永远是她的耻辱。

她的种种行为都源自于她内心深刻的自卑感。她在权势的威压下感到自卑,产生不安全感,她只能寻找“金钱”作为依靠。为了克服这种自卑,寻找到安全,她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外部力量和权势能压迫出人的渺小,人内在的物欲也能使人丧失自我,深感自卑。天真美丽的葛薇龙第一次踏进她香港姑妈梁太太的府第,绝没有想到要身着华服出人头地,她只是为了读书,是物欲使她丧失了自我,是自卑使她一步一步走进深渊。深宅幽院,阔太太的气度,丫环的骄横,挤压出了她心中的“穷”字,不由得她不自卑,也激起她对享乐生活的向往,姑妈为她张开了物欲的大网,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使葛薇龙飘飘荡荡,心旷神怡。她不是不懂姑妈的用心,但在强大的物质诱惑面前,道德是脆弱的,她自然地接受了物质的满足来驱逐内心的自卑。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既有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又有来自于自身在强烈的物欲和贪欲下的渺小感,这就决定了她们不可能走上自尊、自爱、自强之路,她们只能依靠男人,依靠金钱,依靠权力去寻求中间的平衡,但恰恰相反,她们只能在自卑、自贱的泥塘中越陷越深,永远也改变不了卑微低贱的地位。

张爱玲在“母爱”、“情爱”和“自爱”等方面对女性意识进行了自审,与致力于揭示“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先生有着传承关系。张爱玲延承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弱点尤其是女性自身弱点的批判传统。

女性若没有对其奴性心理、依赖性、自卑感等心理痼疾的自觉反叛,任何社会的解放也不能达到女性真正意义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经济的独立、社会的解放,更需要对千百年形成的女性意识的重建。“自信、自尊、自立、自强”应该是女性意识新的内涵。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展露女性的心理痼疾,借以表达她对女性主体意识所作的理解和阐述。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她也实践着自己标准,始终是自立自强,独立自主走向人生舞台,并且取得成功。时至今日,张爱玲对女权的观照和解构,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正确和健全的女性意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解放至今天,女性意识的重构与建立,仍然是一个需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杨黎丽,张爱玲笔下的文化视角和女性意识,名作欣赏,2006/24 2, 周欣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现代女性意识,语文学刊,2006/12 3, 张琴,张爱玲与张小娴小说创作中的女性自我意识比较,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01 4, 李枫,张爱玲《十八春》中女性意识的新指向,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01 5, 马双,女人,女作家,女性——浅谈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2 6, 段金花,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东岳论丛,2005/05

第三篇：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题目：

郑州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毕 业 论 文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入 学 年 月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学 号_____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____ 联 系 方 式______________ 学习中心______________ 指 导 教 师______________

完成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

目 录

摘 要--II 关键词 II

一、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体现-------------------------

二、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成因----------------------

三、张爱玲女性意识的价值

四、结语-------------------------注

释----------------------------参考文献-------------------------致

谢----------------------------

I

摘要

本篇文章通过对张爱玲作品的分析，根据对张爱玲作品中男女关系的描写，在披露当时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歧视及压迫的同时，对当代女性弱点进行客观的评价、审视，以此来建立新的女性意识，甚至试图改变女性在旧时社会的地位。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特征鲜明，形象独特，正是为了突出女性本体地位和女性本体特征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反省的主要内涵。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

II

一、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体现

张爱玲虽在欧美教育的熏陶下成长，但依旧自小熟读《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同时夹杂着新文化的大众传媒以及电影，故张爱玲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文人大相径庭。在张爱玲作品中，对文学承载对象的改变也表明了张爱玲的当代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及文化立场。在其作品《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进一步确认了她的当代知识女性的意识立场。在作品中她明确地指出向来以“斗争”这一“人生强势的一方面”的文学作品是过于“超级”的文学，同样也是过于“社会性”的文学；而张爱玲的作品则是永恒而安和的，是注重“人性”、“女性”的文学作品。在笔者阅读张爱玲的作品时发现了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男与女的两性关系。因为当时社会大环境混乱，以一个现代的知识女性视角，根据自身经历和内心活动写出了一部部令人惊叹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完成了张爱玲对女性意识的确认。其中突出的意识有“自我安慰”、“自我关注”、“自恋”、“性自由”，这些意识仿佛在向着“女性自由”而无限逼近。自我安慰指的是自己安慰自己，它是一种内心层次的带有明显暗示的自我慰藉。根据心里学来看，自我安慰往往是在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时，根据通过对某些事、物、人的想象，以弥补内心不平衡的心理行为。根据现代研究发现，这种心理行为在男、女两性中都会出现。但女性有着更为细腻的性感、大多数偏感性的精神，这种心理行为对女性有着独特的作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往往把“自我安慰”这一心理行为用于表达当时社会及大环境对女性的歧视对待，制约女性的发展，并且更能细致地刻画出女性的精神、人性的渴望。下面将举例并论述。“......再就是觉得手臂与腿怎样摆着,于是很快地僵化,手酸腿酸起来。翻个身再重新布置过,图案随即又明显起来,像丑陋的花布门帘一样,永远在眼前,越来越讨厌。再翻个身换个姿态,朝天躺着,腿骨在黑暗中划出两道粗白线,笔锋在膝盖上顿一顿,照骨上又顿一顿,脚底向无穷尽的空间直蹬下去,费力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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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人文学院11级汉语班 姜孟克 2011071084

摘要：“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就像张爱玲作品中的那些女人，在笑吟吟的光鲜外表下，内里却是苦涩的挣扎。她以其对女性形象独特的理解突破了新感觉派专注于现代都市的声色感觉描写和性心理发掘的局限，在衰落的封建文化背景下，将笔触伸入到市民现实生存与精神困境的深处，透过对都市市民阶层的日常琐事、饮食男女的服饰描写，揭示了为文明所遮蔽的“洋场社会”的真实面目，暴露出都市女性的灰暗与软弱，基调阴郁而苍凉，颇有深度。

关键词：女性

爱情

婚姻

苍凉

张爱玲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①而她自己却懂的是女人，讲的是女人，她笔下的女人永远是真实又虚幻、残缺又迷人的，正如周芬玲所说：“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多具有„花旦‟的原型，美丽、俏皮、浑身都是戏。”②这类女性形象在《传奇》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下文中，我选取了1947年《传奇（增订本）》收录的中短篇小说中的几个典型女性形象，并结合《流言》散文集中个别文章进行分析，希望能获得一些对张爱玲爱情、婚姻、以及女性的了解，寻找她的作品为何长盛不衰的原因。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为几位张爱玲笔下著名的女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袁芝寿、《心经》中的许太太、《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和孟烟鹂、《等》中的奚太太和童太太。

为了条理、逻辑性，我想采取分类的方式对以上人物进行分析。我设定的第一种分类标准是这些女性陷入悲剧或者半悲剧命运的原因。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将她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因为物欲、第二类是因为情欲、第三类则是无辜受牵连。第一类为了物欲，非常明显是葛薇龙和曹七巧。葛薇龙，只身处于异乡、禁不住姑母奢靡生活的诱惑、屈服于她明知道是“鬼气森森”③的世界，用自己的身体来为丈夫赚取玩资，直到看到集市上的妓女，联想到自己与她们其实并无什么区别，才瞬间感受到自己已然被抛弃的实质。她的纯真与坚持在灼灼燃烧的杜鹃丛中燃尽，只有放纵物欲以填

①张爱玲《有女同车》，《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87页

②周芬玲：《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5第220页

③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214页 补空虚，然而到最后却发现她的未来只如乔琪乔嘴边的烟卷一闪，开出一朵橙红色的花，立时凋谢，“又是寒冷与黑暗” ④。更不必说曹七巧为了黄金的枷锁，抛弃了自我、禁锢了爱的天性、劈杀了儿女的幸福，从一个美丽泼辣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变态扭曲的老妇。张爱玲并不是排斥物欲，她在《我看苏青》中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⑤。然而她又认为对于物质的爱悦过度了，则发展为对奢侈享受的迷恋，“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的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感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⑥当葛薇龙和曹七巧使自身的物欲凌驾于生命道路的抉择上时，她们的感官也就如同热腾腾的浴缸中的身体一样，不断追求着刺激，然而终究得不到满足。第二类因为情欲，则是白流苏、许太太、王娇蕊、孟烟鹂。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犹如处于尘埃里的花朵，被动、苦涩、无奈，最后用一座城的倾倒来成全了自私的两个人。白流苏对于情的小心谨慎、精于算计最终使她陷入了笑吟吟的苍凉之中。许太太的情是宽容大度的，丈夫公然出轨，还能说出“他爱绫卿，他眼见得就要四十了，爱也不过短短的几年，由他们去罢”⑦的深明大义之谈。看似漫不经心的无所谓，却是悲哀到了极致。王娇蕊用情太深，为情抛弃了借以立身的丈夫；孟烟鹂用情太浅，因为冷淡麻木而被丈夫疏远

④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240页。

⑤

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238页。

⑥

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238页。

⑦

张爱玲《心经》，《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69页。嫌弃。这种对女子用情的深刻描写，都体现了张爱玲本质的揭示，即她所形容的神性——“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⑧女人的这种无条件的隐忍与同情再加之本来就易动感情的天性，使得女人十分容易处于感情上的不利地位，既由于慈悲为怀不忍伤害男人，又由于忍功高超不忍怪罪伤害了自己的男人，以至被玩弄于股掌或弃捐中途。第三类“无辜受牵连”的代表是袁芝寿、奚太太和童太太。她们是各色女人构成的沧海中最普通的水滴，善良、软弱、憔悴、哀怨。她们的不幸不是自己的过错，而是被命运或者时代开了个玩笑：袁芝寿嫁到一个变态扭曲的家庭，默默承受着婆婆的精神残害和丈夫的荒唐冷漠；奚太太与丈夫两地相隔，握着蒋先生鼓励生育的新闻，独自经受风霜与遗忘；童太太则是因为丈夫的荒唐与自己的付出的严重不平衡而每天“气得两条腿立都立不住”，红着眼圈嘲笑自己可悲的命运。她们都是“等候的人”，独自在时间的洪流里、在国势的激荡中扮演着自己微不足道的角色，独自面对衰老、子孙、寂寞，独自忍受世俗的揶揄和内心的焦虑，对于男人，她们是无可挑剔的妻子，隐忍、安静、懦弱，但是作为女人，她们背负的超出了应该承受的重量。毕竟像白流苏、葛薇龙之类的传奇女子并不易得，更多乱世中挣扎的女人都是无罪而受罪，承受着来自夫家、社会、时代的摆布，身世浮沉如雨打萍，或如袁芝寿在绝望中死去以求解脱，或如奚太太、童太太那样将注意力转向生活琐碎，鸵鸟般回避自己被抛弃的事实，只在别人提起时将其作为换取同情的

⑧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67页。谈资。

因此，在描写一类女性形象时，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同情与同悲，例如《等》中对童太太的一段描写：“童太太抄手坐着，是一大块稳妥的悲哀。她红着眼睛，嘴里只是吸溜溜、吸溜溜发出年老寒冷的声音，脚下的地板变了厨房里的黑白方砖地，整个世界像是潮抹布擦过的。”在这一段奇异的描写里，作者将童太太的悲哀具象化为稳妥的一大块，将她的年华流逝有声化为寒冷的呼吸、将她悲凉的被抛弃的境遇浓缩为厨房里的黑白方砖地——潮湿、单调，这种无情侵占各种感官的表达方式胁迫读者全方位地与童太太共同感受着她的煎熬，不是站在一旁同情，而是化身为她同悲。

第二种分类的标准是这些女性选择的生存态度，或者说是她们面对悲剧的人生所采取的不同行为。依据上述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抗与伤害：白流苏、曹七巧、孟烟鹂；第二类是自我催眠：葛薇龙、奚太太；第三类是隐忍致麻木：芝寿、许太太、王娇蕊、童太太。张爱玲时代的女人，依靠自己活着的实在不多，她们都是家庭动物，要么依靠血亲家庭，要么依靠姻亲家庭。一旦被这些家庭或者是执掌这家庭的人抛弃，她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疼痛、更是经济上的恐慌，就像战争中白流苏对范柳原说的一句话：“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就出现了一些为了解决自己被遗弃而造成的困境而抗争，不惜伤害他人甚至自己的女性形象。白流苏先是经历被自己家庭的遗弃，在于外界近乎隔绝的老公馆里，她日复一日地经受着兄嫂的算计、母亲的冷漠，在与妹妹白宝络同时准备相亲时更是尝到了世态炎凉的极致。但是当她和着四爷的胡琴在镜前端详着自己并不显老的面容和流畅妩媚的姿态时，一刹那间找到了本以为已经遗弃了自己的东西——青春。她决定用这仅剩的一点青春作为最后的筹码一搏，希望“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来证实自己的一辈子还没完。然而为了反抗家庭的虐待，她所依靠的男人又不断的犹豫，使她一直处在恐慌猜疑之中，也正是这种恐慌导致她对柳原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其实与其说《倾城之恋》讲的是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婚姻门口的挣扎，不如说是在记录一个被认为失去价值的女人证实自己价值的战争，因为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纠葛远不及流苏与她内心的斗争来得剧烈，她迫于生存压力不断为自己的骄傲打折才是她内心真正煎熬的时刻，一个美丽的女人在经济基础与父权体制的双重压抑下的抗争是何其艰苦，哪怕最后获得些微的成功都是可贵的。曹七巧与白流苏相比则少了计划性与冷静的心态，她的作为完全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本能性维护，下意识的排斥任何对她的财产构成威胁的感情，不惜摧毁儿女一生以报自己的黄金枷锁的牢固，她的攻击性、伤害性无疑最大，然而最后收效却最可怜，甚至可以说是得不偿失。而孟烟鹂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角色，本身苍白近乎透明，安静、木讷，她的丈夫最初看中她是想找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停靠，而最终又由于这港湾的一潭死水而厌倦嫌弃。面对着丈夫的嫌弃，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茫然与无奈，而后幼稚地选择以出轨抗争，从一个洁白无瑕的白玫瑰变成了一个与不堪的裁缝偷情的妇人，学会了抱怨诉苦，沉沦到了世俗的漩涡中。虽然她荒唐的抗争最终以荒唐的形式挽回了她荒唐的丈夫，免去了被抛弃的命运，但我仍然认为她是个弃妇，而抛弃她的正是她自己，她“一方面纾解内心的压抑，另一方面却砸损了自己的身心”⑨她的肉体被侮辱，精神被践踏，而她的反抗又进一步使她由一朵白玫瑰变成了饭粒。面对抛弃选择反抗是一种本能的行为，而很多时候会有一定的收效，可是在《传奇》的女性中，采取反抗行为往往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获得了另外方面的双重乃至多重伤害，她们的依附、从属命运决定了即使是反抗也无非是寻求另外的依附对象或者是拼命维持现有的靠山不倒，都是要做很大程度的牺牲才能换取到的。她们所展现的巨大的破坏力、和她们身上蒙受的重创中蕴含着作者对于压抑着女性身心的经济与道德压力的愤怒与焦虑。虽然同处于父权体制的压抑下，敢于抗争的女性还是较少的，更大多数的则选择逃避，逃避的一种方式便是自我催眠。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从一个上海的小家碧玉变成名动香港的交际花，她的婚姻就如范柳原曾经对白流苏说的所谓“长期的卖淫”，她在那个诡异的世界里将自己的青春与纯真付与梁太太和乔琪乔，同时心怀感恩与庆幸，直到婚后与乔琪乔到湾仔看热闹，才有那么一刻醒悟，“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还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苍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但是面对这暗淡的前途，她并不妄想逃脱，而是在珠宝、衣服等“琐碎的小东西”里谋求“暂时的休息”，任由纯真本性被一点点吞噬。而丈夫“在里头阔得不得了”自己却“在这里苦的要死”的奚太太更是一直在自己编织的⑨ 林幸谦：《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 荒野中的女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第29页

梦镜中等待着可能已经娶了二夫人三夫人的丈夫来光顾，温柔的想着他，“将来，只要看见了他，他自己知道他对不起我，只要我好好的同他讲”⑩，任凭自己的头发随着时光流逝，任凭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她们是典型的悲剧弃妇的代表，被婚姻捆绑，被爱情利用，被爱人抛弃，她们的隐忍源于对婚姻、爱情与命运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与不愿面对现实的执念。在社会规范一点点的崩塌之时，这些善良的女人不愿相信人性也将回归极端利己的地步，她们宁愿在自己构筑的善与救赎的梦境里沉湎，也拒绝反抗哪怕直面现状的丑陋。虽然都选择停留在被抛弃的原地，也许葛薇龙、奚太太的境遇还要好些，毕竟她们能生活在幻想与慰藉中，而如芝寿、许太太、王娇蕊、童太太等更加彻底、典型的悲剧女性，她们连幻想的余地都没有，彻底被无视、无望重获新生、生活在内心的焦灼压抑中，一步步走向绝望的深渊，终于对婚姻、爱情等女性执着追求的东西毫无向往，变得麻木。她们原本都是俏丽活泼的花旦，却被婚姻与爱情硬生生折磨成木讷的老旦。

作为名动一时的女性作家，张爱玲对女性与婚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且独到的。她在散文《谈女人》中对女性各方面的特质有着极其详细而生动的分析，既指明了女性在长期附属生活下养成的“小性儿，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等所谓妾妇之道，又同时承认女性带有着“神性”，“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然而她笔下的女性，无论是妾妇习气还是“神性 ”的，大都是陷入无奈的苦闷与悲哀，然而如果说是将女性悲剧命运全部归结于父权主义对女性的戕害

⑩ 张爱玲《等》，《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122页。

是不客观的，就如张爱玲自己所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 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人，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的光怪别人是不行的。” ⑾她还对婚姻有着自己的悲观理解，她作品中许多女性的生活都是以婚姻为分水岭的，婚前快活单纯，婚后千疮百孔，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她笔下的婚礼总是有着葬礼的气氛，比如《鸿鸾喜》中形容新娘“半闭着眼睛的白色的新娘像复活的清晨还没醒过来的尸首。” ⑿还有《年轻的时候》沁西亚婚礼上的香秋“留着一头乌油油的长发，人字式披在两颊上，像个鬼，不是《聊斋》上的鬼，是义冢里的，白蚂蚁钻进钻出的鬼。”⒀这种悲观主义的婚姻观正是由于当时女性陷入婚姻后普遍遭受地位、感情的进一步受挫。上文用两种标准分类了《传奇》中典型性最强的几位女性，我们可以在不同中找到这些悲剧女性之所以陷入悲剧的共同点，即深陷不稳定的社会经济与根深蒂固的父权统治再加上长久压抑造成的软弱自卑心理的三重挤压。这种从女性个体着手“揭去那个时代集体无意识的种种表象，展露女性深层意识里顽固而持久的„原罪意识‟，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从人性堕落的角度挖掘出女性不幸的根源。”⒁的写法可以说是张爱玲的特色，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赋予了其在女性主义文坛的崇高地位。而我个人认为，张爱玲的作品在经历了这么巨大的时代变迁后仍能有及其可观的忠实读者群，正是因为她笔下这些可悲可叹、可喜可恨的女性形象，⑾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9.6第65页 ⑿张爱玲《鸿鸾喜》，《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161页 ⒀张爱玲《年轻的时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99页

⒁任一鸣：《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台湾青文书屋，1997年，第45页 她们的身份由于作者特殊的生活体验，有着当时其他作者笔下少有的丰富性，她们在作品中的性格将现代女性从她们的曾祖母、祖母一辈继承下来少量的传统女性心理特点放大还原，使得现代女性从中找到一种归属感、亲切感，在一篇篇婉转回环的剧情中牵挂着这些仿佛前世相逢的女性，在作者电影般的叙事中建构对张爱玲身处的传奇年代的遐想，获得在他人作品中无法获得的精神体验。

参考文献：

一、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

二、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

三、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四、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五、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年5月。

第五篇：丁玲与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比较

丁玲与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比较

林嫦华

010507200790

罗定市罗平中心小学

内容摘要：丁玲与张爱玲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她们都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本文试图从两位作家对女性角色的态度，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出路的探究，女性的悲剧命运以及女性的心理描写着手，试着比较两位作家的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异同。

关键词：丁玲

张爱玲

女性意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多元教育结构体制下，各级女子的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呈现出较明显的民主化，多样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女性教育处在保守与开放，落后与进步的斗争中逐步前进。这时期的女性，往往出现迷惘和困惑，很希望有人能做她们的明灯，让自己走出心中的黑暗，看到妇女得到幸福的曙光。而丁玲与张爱玲就是这个时期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她们都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为女性的解放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是女性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存在。1986年3月4日丁玲同志逝世后，中央曾评价说:“她在将近六十年的革命文学道路上,创作了许多思想深刻、为人民喜爱的作品。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1]丁玲在文学上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她曾说过：“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女人的缺点，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2]夏志清为张爱玲辟专章 时，称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3]同样，张爱玲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张爱玲和丁玲两位作家，是中国文坛上的两颗巨星。由于两位都是女性作家，她们作品的主人公无一例外也是女性，内容是女性的爱情与婚姻，她们和其他女作家一样，对女性角色表明态度，在作品中用女性独特的视觉刻画人物，塑造不同的女性形象，对女性的出路作出探究，明白女性的悲剧命运，擅长对女性的心理进行描写，对细节的把握得心应手。她们都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一．张爱玲与丁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不同点。

（一）对女性角色的态度不同

张爱玲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在乱世生活中的平凡而又普通的女性。在她的笔下，这些女性消解了女性神话，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她不认可把女性抬上“神”的宝座。对于女性角色，她认为既不是神化的女人，也不是女人化的神。她曾用尖刻的话语说过：“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只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达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奶，当众喂了一千年的奶。”[4]这表明了张爱玲推翻了传统女性神话。她清楚地意识到，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下，对女性的“神化”只是男人们征服女性的手段。男人们对“神化”女性的赞颂，实质是在向女性实施男性标准的“妇德”，是“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5]一个个与女性相关的“封号”，明显带着男性权威的痕迹。但同时她又绝对讨厌女权主义，讨厌专门卖弄学问被西方人称作“蓝袜子”的女学者。这是张爱玲对女性角色的态度，她认为女性的角色与男性的角色是平等的。

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却带有传统观念上的神化美。无论是被视为“春天的童话”-----《梦珂》中的梦珂，“夏天的童话”------《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秋天的童话”-----《阿毛姑娘》中的阿毛，还是“冬天的童话”-----《杜晚香》中的杜晚香，以及其小说作品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大都符合传统女性神话的形象，既有外表美，也有心灵美，同时还有人性美。这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丁玲对作品中女性的态度：女性像神一样“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女性是无私的，是优越于男性的。

由此可见，张爱玲与丁玲这两位女作家，对女性地位、角色存在着迥然不同的见解。张爱玲并不赞颂女性的“神化美”，认为这是男性征服女性的手段，同时又反对“女权主义”，不赞同女性优越于男性，从这点可以反映出张爱玲对于男女的角色，她的态度是提倡平等的。而丁玲与张爱玲的观点却恰恰相反，她十分赞颂女性，认为女性是美的，是优越于男性的，她是极力支持“女权主义”。

（二）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不同

两位作家对女性角色持有不同的态度，导致了她们在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有所不同。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无论是新派的还是旧派的，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赖心理，多数是自甘为奴、麻木愚昧的。例如在《倾城之恋》中的女主角白流苏，她深深地意识到一个女人，再好些，如果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得不到同性的爱，女人们就是这点贱。所以，她就把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想得柳原的爱。即使柳原再风流，即使自己明白柳原并不是真正爱自己，自己也希望得到他的爱。她如此迷恋柳原，其实是爱他为自己挣来的尊严，爱他成为自己的经济支柱，生活的靠山。作品中的流苏就是这样依赖着柳原，她能够不计较柳原的前嫌，心甘情愿地爱着柳原，却从来没有想过自立奋斗，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一生只是被封建思想所束缚。又再如《半生缘》中的曼璐也是这样，为了拴住男人的心，达到一生有所依附的目的，明明知道自己的悲惨命运，明明可以选择自己生存的更好的方式，竟然忍气吞声地顺从丈夫干出伤天害理之事，把自己的亲妹妹送到自己狼心狗肺、满肚淫欲的丈夫面前，对自己的妹妹进行软禁、欺凌，亲手毁掉自己妹妹的一生幸福。她在伤害自己妹妹的同时，也深深地把一把剑插入自己的心。这样伤人不利己的事，源于她对男性的依赖心理，对充满淫欲的丈夫的纵用，自甘为丈夫的奴隶。

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却大大不同于张爱玲的。在丁玲笔下的女性，是傲又是勇，具有自立自强，敢于抗争的思想。例如在《梦珂》中的主人公梦珂就处处流露出一股傲气，在学校，她看不惯那个矮矮胖胖的“红鼻子先生”，在人丛中解救出受辱的模特儿，她看不惯学校的众多同学，厌倦学校的生活，最后敢于反抗，选择离开学校。到了姑母家里，她目睹表哥表嫂的生活状态，自身的尊严油然而生，极不愿意过表哥表嫂的生活，最终也选择离开，成了电影明星。梦珂的选择可能不是最好，但她至少为自己而生活，可谓是一个不甘于环境，懂得叛逆，学会自立的人。又例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被日本人污辱了，面对村里人的嘲笑，她能以一种卓然的傲气对付，对他们的不理解，讽刺，挖苦，她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哀，而是选择不予理睬，投身于革命，利用安慰妇女的机会为游击队提供情报，为国家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可见，贞贞是有理想的，懂得自立奋斗，从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男性身上，她认为自己总得为自己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她的傲，她的勇，令读者深深感受到她自强不息的精神。此外，丁玲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的女青年，这点可以从施蛰存《丁玲的“傲气”》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施蛰存因鼓动“非孝”而暴得大名，当上了上海大学的教授，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里玩。

由此可见，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缺乏自立思想的，没有时代的奋斗精神，她们是奴性的，愚昧的，麻木的，甘愿把自己的一生依附于男人身上。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具有一股革命奋斗抗争的热情，即使受压抑，即使失败，即使痛苦，也从不把自己终身寄托于男人身上，自己学会自立自强。两位作家中的女性形象是各具特色的，她们共同呈现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种女性的特征。

（三）对女性出路的探究不同

张爱玲和丁玲两位作家在作品中的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各具特色的，对女性出路的探究也各有不同。张爱玲在作品中大胆地揭示女性的心理疾病，对女性的自审也立足于一个较高的高度。在她笔下诠释了被压抑，被迫沉默的女性。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作品中的女性的奴性思想是源于封建思想，肯定了现世生存的复杂性。她也清楚地明白女性自身的不觉悟和沉沦是导致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她在作品中处处警惕女性要解放，要发展，就必须要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只有女性精神上的自身觉悟，中国妇女才能走上幸福之路。我们可以从“白流苏”、“曼璐”、“曹七巧”等，从这些人物身上，令人深深地感受到张爱玲为女性解放发掘了根源。但是，张爱玲对女性出路的探究只破不立，没有为女性的生存与解放指明方向，没有和时代的大车轮一起前进，不能将女性融入人民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之中，这是她女性作品中的狭隘性。

而丁玲曾经以写《莎菲女士日记》而著称的女性主义者，竟然在党的喉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大谈延安女性遭受“无声的压迫”，号召她们要自强，以获取平等，这样的“怪论”不仅让人难以接受的，更对政权形成了尖锐而直接的挑战，使当政者感觉到尴尬与不适应。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像一个个美丽的战士，合成一个个血肉丰满如同五月鲜花般看遍大地的新女性。她作品中的傲和勇的女性，对革命有着火一般的热情，不在乎个人命运的悲惨，将个人融于人民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中。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就是不沉沦于自我的命运，积极为解放事业而奋斗，她是幸福的，她的生命是有意义的。长篇小说《韦护》写的就是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两个在革命和恋爱之间的冲突，韦护为革命舍去恋人，同时丽嘉也觉悟了，投身于革命，积极追寻自己的人生。这是丽嘉所代表的知识女性在新的环境中遇到困惑和彷徨时，所表现出来的新式女性的坚强和乐观。

二.张爱玲和丁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相同点。

（一）张爱玲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命运都有“悲”的特点。

张爱玲与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命运都具有悲剧色彩。在她们中作品中的女性，或许是新时代的到来给她们带来困惑，令她们沉沦；或许是逃不出当时生活的环境而成为悲剧的牺牲品；或许是以死申诉；或许是选择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等等。在张爱玲作品《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一生被贪图金钱的兄嫂所控制，逼她嫁给一个残废的富家贵公子，她掌握不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在无爱的婚姻中生活，性格逐渐被扭曲，一生是痛苦的，无意义的，不知生为何，死为何。在《小艾》这部作品中，主人公小艾不幸被五老爷强暴，没有得到天下女人的同情，反而遭到太太和姨太太的嫉妒，并且因为这点而丢掉自己的性命。小艾就成了当时环境的牺牲品。丁玲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她性格乖巧，同时得到两个人的爱，但她身上具有一股傲气，一种执着，她为追求真爱而爱，所以，在面临两种不完美的真爱时，“灵魂的觉醒与醒后的痛苦，战斗的无目标性和目的的不明确感，过去的失落与未来的渺茫”，使她迷失在自己的心灵的城堡中，她很想追求真爱，渴求自由，但最终却到西山去坐以待毙，以死亡完成这人生的激情，香消玉殒，让人痛惜。又如《阿毛姑娘》的阿毛，她更具悲剧色彩，她出嫁后作为弱者，受到摧残，被挨打也好像很快乐地挨打，后来还觉得懒得活，觉得早死了好，于是自己自寻短见，就这样匆匆地走完自己的一生。莎菲和阿毛这两位女性都是以死去申诉命运和社会，但她们始终都逃不出悲惨的命运。所以，两位作家中的所写的女性的命运都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令人看完沉思，得以启示。

（二）张爱玲和丁玲都注重对女性心理的描写

张爱玲和丁玲在描写女性时，都很注重对女性心理方面的描写。两位作家都没有停留在通过女性的悲剧命运来控诉社会的不公平上，而是把她们冷静的笔触深入到女性隐秘的内心深处，将各种女性的心理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张爱玲在描写心理时，注重对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独白等一些细节描写来对女性进行心理描写。如在白流苏受到娘家的驱逐、侮辱时，她的反应是“仿佛做梦似的，满头满脸都挂着尘灰吊子，迷迷糊糊向前一扑„„”[6]这“一扑”的动作充分流露出白流苏当时自卑，羞辱的心态。同时也通过白流苏的心理独白“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因为在范柳原看来，白流苏作为破落的望族小姐是不得不依附于他的经济实力的，因而不愿正式娶她而只愿把她当情妇。"来充分展示白柳苏女性意识。张爱玲在作品中对人物深刻的心理透视，折射出女性千百年来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遇。丁玲作品中也注重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独白等来描写人物的形象，注重表现人物内心的语言的种种不规律性，让人物自己的心灵说话。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对莎菲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望着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惹人的”嘴角，觉得有把自己的“嘴唇放上去的需要”，她要占有凌吉士，要凌吉士“无条件地献上他的心”，跪着求她“赐给他吻”。她说：“假使他这时敢拥抱住我，狂乱的吻我，我一定会倒在他手腕上哭了出来：„我爱你阿！我爱你阿！‟”但另一方面，莎菲又压抑自己可爱的天性。她说：“近来为要磨练自己，常常话到口边便咽住，怕又在无意中刺着了别人的隐处，虽说是开玩笑。”借住在夏那儿时，梦如大发其对感情的一种新近所获得的议论，隐隐的含着讥刺向她，她也只是默然忍受。爱上凌吉士后，更是不断懊悔自己“所做的一些不是”。[7]这段话中，通过对莎菲的语言、动作和内心的独白来展示莎菲叛逆，热情但后悔的心理。

三．总结

张爱玲与丁玲这两位活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她们就像两颗明亮的巨星，以独特的方式来为读者照亮了自己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角色表明了态度，写出了当时社会的女性生存状态和困境，也对女性的出路有所探求，对女性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谓是女性的救星。她们的女性意识各具特色，或许，在她们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女性意识有其共同点和不同点，或许她们的女性作品中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她们的女性意识都给予世人，特别是发展中的女性一个发人深省的警示。这犹如一盏明灯，为新一代女性照明了前进的道路。这两位伟大的女性作家，在女性文学地位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

注释：

[1]闻亮《有关丁玲生平的几个问题》

(J).北京：《百年潮》杂志社 2001.第1期

[2]丁玲《“三八”节有感》，见《丁玲文集》第四卷(C).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6月 第390页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第55页 [4][5]张爱玲《谈女人》

(M).湖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3.第42-43页

[6]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M).1988年1月

第 35页 [7]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第 21页

参考文献：杨乃乔

《比较文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6月

王绯：《女性与阅读期待》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年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10月

④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⑤唐文标：《张爱玲杂碎》 台湾联经出版社

197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