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第一篇：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从《祝福》中的祥林嫂看女性的悲剧人生

权

颉

[摘要]：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文学史上严重关注妇女问题，尤其是农村妇女，并把她们作为小说的主要艺术形象加以描写的作家。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对旧中国农村妇女在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与毒害，表现了鲁迅对被奴役、被压迫的旧中国农村妇女悲惨命运的严重关注和深切同情。其中在作品《祝福》中，通过对祥林嫂这一农村妇女形象的成功描绘，反映了在封建统治压迫下辗转哀鸣的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探索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他笔下不觉悟、处境悲惨而精神麻木的人物，鲁迅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关键词]：祥林嫂 悲剧人生 社会地位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始终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他的笔端时时触及社会现实，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革命民主主义人文精神。尤其是对处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被伤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鲁迅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对千万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注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

他在《祝福》中成功地塑造了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祥林嫂形象，正是通过对祥林嫂的描写，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一、个性特征造成的悲剧命运

祥林嫂是一个富有个性色彩的人物形象。她勤劳、善良、朴实、安分、倔强，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尽管她受压迫，受剥削和受奴役，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思想的重压，命运极其悲惨，但她的倔强性格赋予她不轻易屈服命运对她的安排。她反抗过，挣扎过，但她的反抗、挣扎是局限的，仍然超不出封建礼教的范畴，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愚昧、麻木的表现，是封建礼教毒害的必然结果。

为了争到起码的人生权利，为了避免那个饱受虐待阴冷的“家”，祥林嫂逃到鲁镇当佣人。但她的“逃”，只是想做奴隶而做不稳“奴隶”。祥林嫂在被变卖到山里的过程中，在被逼与贺老六拜堂的日子里，人们“一不小心„„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祥林嫂这一撞，是“节烈”的思想驱使的结果，不过是为了“守节”而已。年轻守寡，带着唯一的儿子艰苦度日，儿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而要使儿子在那个社会上过平稳的生活，做母亲的就必须严守“贞节”，这是几千年来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明文规定，其实也是封建思想中的一个毒瘤。但是“贞

老六死后，“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族权逼得她走投无路，现实使她无法活下去，世界没有祥林嫂的位置。“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个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4]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直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再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她是神权摧残下的殉葬品。千百年来，阎罗王、土地庙组成鬼神系统，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左右着中国人的灵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信（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尤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迫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婚再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就这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

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这种鲜明的独创性，体现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甘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

负担，使她欲生不能，寻死又不敢。

祥林嫂一生受尽压迫侮辱，在精神方面所受的毒害尤其厉害，虽然她不甘于屈服，然而她面对的是青面獠牙，一望即知的恶霸，它所处的环境甚至充满了“平和”的祝福之祥气，正如“四叔”书房装饰的朱榻大“寿”字以及对联所显现的“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祥和气氛一样，她所处的环境很具虚伪性，可谓杀人不见血。

鲁迅在小说中展示了整个农村以至整个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通过这些典型环境的描写，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指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祥林嫂不仅经济上受剥削摧残，而且又受到了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从小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反抗的性质以及悲剧色彩是不同的。

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诬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鲁迅在刻划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在物质上、肉体上的被剥削、摧残，而且写她心灵深处的痛苦。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像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注释

[1]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5页

[2]李明军.文化蒙蔽.《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精神桎梏》.第98页 [3]李新宇.《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3页

[4]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78页.151页

[5] 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语文研究小组.《为什么说祥林嫂是被四条绳索绞死的？》.吉林师范大学松原分院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网.《走近鲁迅》.第26页

参考文献

①叶开.《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网易网《文化频道·非常文青》

第二篇：论鲁迅作品中表现的女性形象

论鲁迅作品中表现的女性形象

聂婷 文学院08级汉语言文学1班 20082430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堪称中国的民族魂。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可谓整个时代的缩影。尤其是鲁迅的小说作品，深刻反映了民国时期黑暗的社会制度，吃人的封建礼教。在整个民族被压迫阶级及少数进步人士与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做斗争的时候，鲁迅用他的笔写出了赤裸裸的现实、血淋淋的人吃人现象，用他的文字给黑暗的统治阶层沉痛一击。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

鲁迅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对中国封建吃人的礼教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他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与第一部《呐喊》不同的是作品中的“不幸的人们”，主要是农村劳动妇女和新知识分子。在这些作品中，尤以《祝福》《离婚》《伤逝》中对妇女形象的创造更为典型。祥林嫂，爱姑，子君，作为三个悲剧妇女形象，她们对封建主义的压迫有过反抗的行动，但最终都失败了。她们悲惨的结局，深刻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鲁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探索，表现了他对妇女问题的独特见解。

下面我主要谈谈鲁迅小说集《彷徨》中所表现的女性形象。以《祝福》《离婚》《伤逝》中祥林嫂、爱姑、子君三个形象为典型代表。

祥林嫂，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农村妇女，也是一位对命运历经抗争但最终仍被封建礼教吃掉的弱小者。《祝福》高度概括了“政权、族权、父权、夫权”四条绳索对中国劳动妇女的折磨。可以说，祥林嫂是被封建社会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这四条绳索活活勒死的。当她的丈夫死后，针对是否守节四权有不同的要求。不管她怎么为自己的命运竭力挣扎，她的种种努力始终得不到人们的许可。最后，在人们喜气洋洋的祝福声中，祥林嫂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鲁迅抨击的矛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祥林嫂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临死时发出的关于地狱的疑问虽然是她对封建社会有所怀疑。但她的反抗也具有强烈的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所吞噬。

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颇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的被迫离婚，说明当时在农村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处境仍然是悲惨的夫权、族权有绝对的权威。爱姑从敢于闹事到妥协，从“母夜叉”、撒野、泼辣到唯唯诺诺。爱姑的悲剧，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逃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为了不离婚作出一系列抗争行为，但其实她的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统治着。因为女子被休在她的潜意识里是比做寡妇还耻辱的，所以她的抗争意义有很大的局限性。

祥林嫂和爱姑虽然反抗方式不同，但最终都失败了。她们的悲剧，深刻表现了封建势力的强大，对妇女压迫的惨重，启示人们反封建的重要性及长期性，艰巨性。同时，也表现了祥林嫂和爱姑都还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她们的反抗缺乏清醒的意识和明确的目标，启示人们妇女解放，必须自身冲破封建思想的束博，才能进行有效的斗争。

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她与祥林嫂爱姑不同的是，她受过知识的熏陶，是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女性。她敢爱敢恨，具有叛逆精神。她为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争取自由，对封建礼教制度和婚姻观念采取蔑视和挑战的态度。她试图通过背叛封建婚姻制度来争取女性自由，通过资产阶级个性主义的新式武器来与封建制度做抗争，这是中国妇女的一大解放，也深深震撼了封建制度牢固的根基。然而子君的反抗最终由于自己的软弱性及未褪尽的封建观念而走向了失败。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持久不彻底，脱离了经济改革谈妇女解放只能是空话。这说明离开了社会改革，妇女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是很难实现的，个性解放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反封建作用，但不能解决妇女解放的问题。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之处，在于其自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

鲁迅通过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任务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在封建礼教制度下被压迫的妇女悲惨不幸的命运。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小说中对女性悲惨人生的讲述使得当时的世人纷纷反思社会吃人的现实。如何让女性获得解放和自由，使其拥有做人的权利及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摆脱被压迫的命运，是鲁迅先生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一直以来主张与封建社会及制度进行坚决的抗争。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形象也一直在为争取做人的权利作出反抗与挣扎。而之所以她们都失败了，鲁迅认为，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第三篇：鲁迅作品中看客形象分析（范文模版）

鲁迅作品中看客形象分析

鲁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骨气的作家，以笔为武器，以新文化运动为战场，做出了不可磨没的贡献。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更是一面旗帜，一座高峰。1937年，毛主席在陕北公学上作演讲，称鲁迅在中国的价值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1946年，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主论，更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更是革命家。”鲁迅精神的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鲁迅的作品更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和研究。

鲁迅早期的看客思想是出现在他弃医从文的那段时间。晚晴末年，正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因为鲁迅的父亲死于庸医之手，所以他萌生学医念头，想要通过医治国人的身体来强壮国人，在赴日留学学医期间，日本正处于国力强盛，欲独霸东亚的膨胀时期，鲁迅在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和中国人的自我麻木中度过了两年的学医生活。但在一次意外的看电影的过程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因为给外国人当间谍被日本人杀头，而围观的中国同胞却神情漠然，目光呆滞，有点还竟以此为热闹，起哄，这些无知漠然的看客眼睛里没有丝毫的怜悯同情之情。这件事情使鲁迅产生了弃医从文的想法，使他认识到要使国家强大，不能仅仅通过强健国人的身体，更要改变国人麻木愚昧的思想观念。鲁迅曾在他的作品中感慨道：“我终于见到了久违的中国人，一样的强壮，不一样的麻木神情„„”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也说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自此，鲁迅决定用文艺这一利器来改变国民脑子中那根深蒂固的看客思想。

我们可以发现在鲁迅的作品中塑造的那些看客的艺术形象，他们存在于《孔乙己》中的那些取笑孔乙己的酒店里的酒客，是《狂人日记》里“一路上的人”，是《祝福》中听祥林嫂讲阿毛被狼吃了的悲惨故事的人，是《药》中那些麻木不仁的看杀的老百姓„„他们善于凑热闹，善于分享别人的痛苦从而来宣泄自己的痛苦，他们看似精明，实际上却是最愚笨，卑怯的，是名副其实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看客的骨子里特有的东西，这些传统观念是冷漠，麻木，无聊，喜欢凑热闹，看笑话，委曲求全„„曾有一段话大概这样写道，在一个没窗没门的屋子里，你要在墙上开一个窗子，中国人肯定不都赞同，但你说要把房顶去掉，他们肯定来和你协商在墙上开个窗子。他们就是这样的懦弱。《祝福》中祥林嫂的命运可谓是中国封建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没有丝毫命运主人地位，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却不得的困苦窘境。而围绕在祥林嫂周围的那些看客们，认为祥林嫂是 “不干净”的女人，建议她去捐门槛后地位仍对她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的冷漠看客，还有从四面八方来听祥林嫂讲述自己的阿毛是如何被狼吃了的悲惨故事的看客，当看客们“看到她说到呜咽，他们也就一齐留下了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一面还纷纷评论着”随后留给祥林嫂的只是那星星零零的冷漠的话语和祥林嫂失去阿毛后的无尽的悲伤„„这些内心愚昧无知的看客才是最终杀死祥林嫂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孔乙己》中的短袖帮看客是衬托孔乙己形象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随“哄笑”声而来，随“哄笑”声而走，竭尽所能的讽刺和挖苦孔乙己的落魄，残忍的掀开孔乙己脆弱的伤疤，当孔乙己因为偷东西被人打断了腿的时候，大家对他更是冷漠和鄙夷，对孔乙己没有半点同情反而以孔乙己的不幸遭遇作为乐趣，孔乙己的痛苦，穷苦甚至是到最后不确定的死亡都是他们茶余饭后娱乐的材料。殊不知，其实咸亨酒店的这些短袖帮看客，也不过是悲剧的看客，他们也是和孔乙己一样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悲剧人物。在《药》里，夏瑜为革命英勇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刑场即将被杀头的时候，那些无知麻木的看客急急忙忙将刑场围的水泄不通，看夏瑜被杀，他们不会问夏瑜为什么会被杀头，而是像鸭子一样伸长脖子向里看，好像里面有一个吸铁石把这些看客往里吸，等到看杀结束了，他们便熙熙攘攘不知足的散了。而茶馆的茶客更把夏瑜的被杀作为闲谈的话题，夏瑜的流血的牺牲变为了毫无意义的看客的观看对象和人们闲谈的材料。这种精神空虚，无情的看客心理，使得国人的心灵愈加麻木不仁。

中国人的看客心理由来已久，是中国人性格中劣根性的集中体现。看客们的存在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客们内心的那种冷漠、卑怯、自私、无知、愚昧、喜欢看热闹„„鲁迅先生在作品中将这些看客的行为表现出来就是要唤醒国人沉睡的思想，只有思想真正清醒了，才有利于整个民族国家的进步。但不幸的是，在当今社会中看客心理依旧存在，而且就在我们身边。2011年10月13日的“小悦悦事件”中小悦悦被两辆车碾压，在七分钟之内，18名过路人对这个可怜的小孩视而不见，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宝贵，何况是一个天真的小孩。而“南京徐老太太事件”让路人害怕相救，面对老人的求助，路人无动于衷。无奈老人只得发出：“是我自己跌的，和你们没有关系，你们不用担心！”这不免使我们深思我们的国民到底怎么了。虽然媒体一再曝光这些事件，立法部门也出台一些条例，为的只是能唤起国民冷漠的内心，让我们生活的环境充满温暖和爱心。

鲁迅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可是他的作品中的看客形象却永远的留了下来，我们应该深刻挖掘其深刻性，透彻地了解鲁迅先生作品所要传达出来的深刻内涵。

第四篇：莎士比亚喜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莎士比亚喜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文学大师莎士比亚，一向以人物形象的刻画著称。在他的喜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富有鲜明个性的人物，有勇敢直爽的青年，老成持重的绅士，风趣聪敏的仆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动的个体，在剧中都有各自存在的位置和意义。在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又以女性形象最为突出、最为显眼。有人说莎士比亚喜欢表现女性，也善于描写女性，把这种说法拿到他的喜剧中来看，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一

莎士比亚的喜剧一般都以男女主人公自由恋爱成功，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结束，借此来正面宣扬人文主义的生活理想，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力求摆脱宗教禁欲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等。在这些喜剧中，他塑造出许多贵族青年妇女形象，描写她们与封建习俗、封建道德、封建传统的冲突，最后争取到爱情和婚姻的幸福结局。这些女性身上存在着不少共同的特点，是莎士比亚心目中优秀女性的典型。

首先，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全都具有高尚纯洁的心灵，对爱情严肃认真，忠心不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名著中，作者为了反对禁欲主义而往往走向它的反面，他们笔下的女性常常是纵欲放荡的，比如《十日谈》就是如此。而莎士比亚的道德观念与他们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在肯定男女爱情的合理性的同时，又坚决反对淫乱行为，主张维护爱情的真挚纯洁。因而他笔下的女性既向往热烈的爱情，又能洁身自好，重视贞操。《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娅与爱人拉山德一起跑到森林中去，拉山德提出要“一块草地可以作为我们两人枕首的地方”，这对于已立誓白头偕老的一对情侣来说，要求并不过分，但赫米娅却庄重地回答道：“好朋友，为着爱情和礼貌的缘故，请睡的远一些；在人间的礼法上，保持这样的距离对于束身自好的未婚男女是最合适的”。再如《一报还一报》中依莎贝拉把贞操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当安哲鲁用她弟弟的性命作为要挟手段，企图凌辱她时，她无比坚定地说：“宁可让一个兄弟在片刻中死去，不要让他的姐姐因为救他而永远沉沦。”

就连，《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两位大娘对待男女之事也不马虎，当女王驾幸温莎时，她身边那么多伯爵、随从争着打她们的主意，可她俩却不为所动。培琪大娘说的好：“我们要告诉世人知道，风流娘儿们不一定轻狂。”

其次，莎士比亚笔下的正面青年女性形象都是表里如

一、内外一致的。她们无不既具有美好心灵和高尚的操守，又具有美丽动人的容貌。在莎士比亚看来，德与貌是应当统一的。有了美德，美貌也就有所附丽；没有美德，美貌也就不能单独存在了。正如《一报还一报》中公爵这样称赞依莎贝拉：“造物给你美貌，也给你美好的德性；没有德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有一颗美好的灵魂，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像依莎贝拉这样德、才、貌兼备的女性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比比皆是。《第十二夜》中的奥里维娅长得“真是各种色彩精妙地调和而成的美貌。”她的品行也像她的容貌一样美玉无暇。西尔维娅天生丽质，贤淑美丽，她的心灵也洁白得一尘不染。《无事生非》中的希罗长相贞静、纯朴、秀美娇柔，她的品性也是温柔善良的。

再次，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都把恋爱作为生活的唯一内容，是爱情至上主义者，这正体现了她们思想上单纯方面的一面。正如前所述，莎士比亚的喜剧大多以爱情生活为中心内容，人物形象的性格也是在爱情生活中形成、发展的。因此，他笔下的女性都是至情、至性之人，恋爱是她们全部生活的重心。《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娅与拉山德为了追求真爱而私奔，这固然可以表现出他们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追求爱情自由的进步倾向，另一方面，则可以折射出他们头脑中爱情至上的思想，全然不顾私奔的后果，把一切都抛之脑后，而海伦娜知道自己所爱的人伤害了老同学后，一种对爱情毁灭的伤心和对赫米娅的嫉妒使她背叛了自己的朋友，这些都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笔下所塑造的女性们，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可以抛弃亲情和友情。

这些女性身上表现出的所有特征，都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他所倡导的道德原则和生活理想的形象化表现。莎士比亚把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基本认识运用到他的女性形象身上，他把笔下的女性写成具有纯真节操的人，从而肯定了她们的人格不容侵犯，肯定她们有独自主享受自主并支配生活的权利和自由。他给女性从外表到内心赋予了那么多美好的禀赋，这是他用浪漫的方式从正面讴歌了人文主义理想中的人物。她们忠贞的品德、她们聪敏的思想、优雅的外表，都可以成为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人物的楷模。莎士比亚的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寄予到妇女形象身上，这充分反映了他世界观中的进步方面，他敢于冲破整个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同情她们，赞美她们。这些女性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提倡的是个性、自由、平等。他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世俗的幸福；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肯定爱情的自由选择。莎士比亚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或泼辣如凯瑟琳、贝特丽丝，或机智如鲍而娅、薇奥拉，都闪耀着一种新型的光辉，那就是莎士比亚反对封建的斗争精神和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想，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然而，这些可爱而古怪的姑娘们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她们把爱情作为生活的唯一内容，是爱情至上者，这也就体现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局限的一面。

二

虽说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有诸多共同之处，但她们身上的明显的个性色彩则更为吸引人。莎士比亚笔下的有些女性勇敢坚定，具有追求爱情的执着的精神。《仲夏夜之梦》中的海伦娜就是这类女性。她既有女性的温柔，又有刚毅的意志，对爱情有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她热恋这狄米特律斯，而对方却已不爱她，并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她。但海伦娜一旦爱上了他，就为了爱情进行锲而不舍的追求，即使他走到荒郊野外野兽成群的森林中，她仍紧追不放，“因为当我看见你的面孔时，黑夜也就变成了白昼，因此我并不觉得现在是在黑里，你在我的眼里是整个世界。因此在这座林中我也不愁缺少伴侣。”她的这种执着的精神感动了奥伯朗，在他的帮助下她重新获得了爱情，得到了幸福美满的结局。

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有的机智聪敏、有胆有识，放射出耀眼的光彩。这类女性的典型代表就是《威尼斯商人》中的鲍希娅，她的性格的主导方面就是机智，正是由于她的机智，才使得一场生死官司巧妙地化险为夷。在威尼斯法庭上，她乔装打扮成一个年轻的法律博士，采取欲擒故纵的计策，先承认夏洛克的契约符合法律，允许他照约割肉。就在人们为安东尼奥的性命捏着一把汗的时候，她突然把话锋一转，从容不迫的对夏洛克说：“这一张借据并没有规定你可以取他的一滴血；写明的只是‘一磅肉’，那就割一磅肉，照你的条款执行吧；可是，割的时候，你要是流了一滴基督徒的血，那你的土地，你的财产，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就要全部充公，没收入威尼斯国库。”并且，“割起来，不准多也不准少，要刚好一磅肉。”鲍希娅凭她聪明的才智，把夏洛克打得一败涂地。她的机智又是与胆识连结在一起的，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女人只能拜倒在男人脚下，没有独立人格不能走出家门，更不能参与社会活动。而鲍希娅却勇敢地参与了社会事务，在政治斗争中施展聪明才智，表现出文艺复兴时代新女性的特征来。

还有一些女性，具有新思想的开放性格。《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斯就是这一代表。她爱笑，其明朗的笑声成为新时代妇女性格特征。她妙趣横生的俏皮话对于封建包办婚姻是一种特殊的武器。她标榜独身主义，“听人谈到‘丈夫’她就不耐烦”，一提起结婚，她就把男性横加讽刺，一心向往着童男子的生活。但这并非由于她缺乏丰富的情感，而是不甘心妇女屈辱的命运，所以在在她反复申诉自己主张的同时，也堕入了情网，虽然她常常不承认自己的爱，但终于还是结婚了。她隐隐的喊出了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一个女人要认一块泥土做她的主任，还要服从这块绷紧僵硬的泥土的管教，岂不伤心！”这是对封建伦理道德极大的蔑视。这类进步的新思想，使她成为与众不同的新女性。

这些女性中还有一些富有女性风韵，积极进取，富有幽默感的人。《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就是如此。她是一位有杰出才能的快乐姑娘，有明辨是非的勇气，敢于蔑视其暴虐的叔父，勇敢地面对肉体上的痛苦，经历任何困难都保持着欢乐的状态。充分表现出她乐观向上的精神。而同时，她宣言妇女的才华是不可遏制的，“要是你用一扇门把妇女的聪明才智关起来，它会从窗子里飞出来；要是关了窗子，它会从钥匙空里钻出来；堵住了钥匙孔，它会跟着一缕从烟囱里飘出来。”

莎士比亚喜剧中还有的女性，感情丰富、意志坚强、自信，蔑视任何世俗观念。《第十二夜》中的奥丽维娅就是这样的人。她是富有的伯爵小姐，不仅品貌出众，而且才情过人，富有同情心。在剧情开始时，违反本性，多次拒绝男人的求婚，对奥西诺的高贵身份、殷勤厚爱不屑一顾，却一眼看中了代奥西诺来求婚的侍童，不顾一切，欲与之成婚。这种爱情虽然具有盲目性，却也体现了奥丽维娅敢爱敢恨的丰富情感。而她对钱财、地位的不屑也体现了她对世俗的反感，向往自由平等爱情的纯洁心境。

莎士比亚笔下的富有个性的女主人公，不仅仅是那些贵族小姐们，就连妇人们身上也被抹上了与众不同的色彩。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培琪、福德两位大娘，她们是有钱绅士的主妇，生性快乐、泼辣、爱调理人，接到富斯坦夫的求爱信，大为恼火，接连捉弄了老爵士几次，同时也教训了爱吃醋的福德。这两个大娘在莎士比亚笔下性格鲜明，各有特点。培琪大娘心直口快、处事有胆量，放的开，善于出主意；而福德大娘富有应变的机智、做事从容自如。

同时，莎士比亚也描写了一些传统的女性形象，她们温柔善良，洁身自好，但是性格内向、软弱，能忍受痛苦而毫无怨言。如《无事生非》中的希罗，美丽文静，对于情人的侮辱，虽痛不欲生，却软弱而不知所措。《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被派去代自己所爱的人向伯爵小姐求婚，却能忍受痛苦，极尽动听的言辞去打动小姐的心，充分表现了她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甚至当公爵因误会而产生杀她的念头时，也毫无怨言。

总之，这些女性形象形态各异，个性鲜明，构成了其喜剧中复杂人物谱的基础，每个姑娘都栩栩如生。三

莎士比亚笔下这些可爱而古怪的女性形象，是其喜剧中闪耀的明星。虽然这些姑娘是性格鲜明的生动的存在，但她们并不是一成不变或僵硬呆板的。如果细心地追寻，她们之间还是有一个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文学作品也不例外。这自然也包括作家笔下创作的艺术形象。而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形象正体现了这种发展的历程。

首先，这些女性形象之间有一个性格复杂化，多样化，成熟化的过程。在其早期喜剧中的女性，性格一般都较单一，是粗线条、不成熟的。而其以后的女主人公则相比较更复杂、细微和成熟。例如最初的《驯悍记》，这本戏的主题很明显是宣传女不如男，即男尊女卑思想，这完全是种封建思想。在剧中莎士比亚塑造了一个由悍妇转变为百依百顺的贤妻的凯特琳。在她还是悍妇时，她粗鲁、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后经过彼特鲁乔的改造。变成一个逆来顺受的妇女。她认为妻子应当顺从丈夫的意旨，她把男人看作是女人的皇帝，老爷和总督。她说：“你的丈夫是你的老爷、生命、养育人，你的头，你的主宰„„他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爱、美丽的容颜和真正的依顺。”这种思想本质上是落后的，而且其性格变化极单一，毫无复杂性可言。到了《错误的喜剧》中的阿德丽亚娜，其思想上已成长了一些，已有了一点反抗意识，要求得到妻子应有的权利，而且还斥责其“贤妻良母”型的妹妹的思想为“奴才思想”，但其主导思想还是传统落后的。她一面大骂自己的丈夫，一面又说：“我认为他说的比我说的好。”当她认为丈夫发了疯，马上到修道院，打算接他回家，“我要伺候我的丈夫，做他的护士。”这样看来，阿德丽亚娜的性格已不象凯特琳那么单一，基本上有了矛盾的两方面，这是一个发展，但总体上来说还是不成熟的。不完善的。而发展到以后的《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和《无事生非》，其中的女主人公就更成熟、更完善、性格更复杂了。赫米娅既有传统女性的温柔可人，又有新时代女性的思想，追求平等自由的爱情，而且有奖强的意志，勇敢追求幸福的信念。鲍西娅则更成熟，其光彩远胜于其他女性，甚至改过了一些男性，她作为一个富家少女，机智勇敢，有胆有识，博学多才，的确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而贝特丽丝更复杂、更鲜明。她在那个呼吁着要爱情盼解放的时代里，高喊着“独身”，但这并不表示她思想落后，恰恰表明了她思想太过先进和进步了。她是个聪明的女子，有洞察社会的能力，看到了婚姻对女子太多的不幸和屈辱，汉除了男女平等的呼声，但最终还是坠入了情网，可以说是一波多折。总之，这些女性之间是不断前进、发展的，前者是雏形，是轮廓，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改进发展日臻完善起来的。

其次，作家的创作也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其艺术技巧、艺术手法也是不断成熟、完善、丰富的。在其早期的剧作中，他仅是通过故事情节来表现单

一、缺少变化的人格。像《错误的喜剧》完全是以故事情节的巧妙吸引人，对人物刻画也比较粗糙，采用的艺术技巧也不多。故剧中的两个姑娘的性格并不很鲜明。可以说，初读下来，读者记住的只是大致的故事梗概，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经过不断的进步、成长和艺术经验的积累，艺术手法的丰富，莎士比亚逐渐擅长用多种方法从各个方面解释任务的复杂性格。如通过人物对照来揭示人性格，在内心独白中刻画人物等，使人读完，完全被个性鲜明的姑娘们折服。如《无事生非》中就塑造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性：具有新思想和开放性格的贝特丽斯和文静软弱、传统的西罗。通过两人的对比，性格发展相得益彰，益发突出了贝特丽斯的进步、西罗的传统。而且莎士比亚有心把两人的婚礼安排在一起，让贝特丽斯在西罗这个过去的佳人、新时代的弱女子的反衬下，更显得光彩照人，这集中体现了莎士比亚对照手法的精妙之处。莎翁塑造女性形象逐渐完善是有原因的，文学作品是作家主观思想的反映，而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作家主观思想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也会引起作品主人公形象的变化。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时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这时期的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有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念，但这种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现实的发展变化，随着作家自身思想、心理、见解的成熟完善，这种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而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塑造的女性形象的性格也做着相应的变化。就以莎士比亚所多次使用的女扮男装手法为例，不同时期的作品中的女扮男装也体现着女主人公不同的性格和莎士比亚的不同思想。早期的《维洛那二位绅士》中的朱丽娅女扮男装，只是为了寻找负心的丈夫，这与后来的女英雄相比，似乎还有些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味道。《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女扮男装，是为了替安东尼奥打赢官司，那一己私情早已在她股掌之中，论智慧、论魅力都显得大大高于周围的男子；而在爱情问题，她只是利用男装与爱人开了个小小的玩笑。《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发展了鲍西亚的业绩，利用女扮男装为奥兰多指点迷津，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得了理想的爱人。《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在许多方面都与她的前人息息相通，二女扮男装此时却成了她幸福的主要障碍。到了《终成眷属》终的海丽娜，似乎又在一个更高、更勇敢的层次回复到朱丽娅某些特征，利用女扮男装去追求一个并不爱她的人，甚至“女扮男装”，床上换人。这些一方面体现了女性之间性格的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这在前面已分析过了。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种思想上、情感、心理上的渐进的轨迹：即混沌的功利情感（朱丽娅）——理性的乐观情感（鲍西亚、罗瑟琳）——理性的苦恼情感（薇奥拉）——理性的功利情感（海丽娜），这些情感也正是莎士比亚当时情感的体现。由此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在他们身上赋予了日趋严肃的意义，甚至在海丽娜身上表现出理性的极限和更多的悲剧色彩。这说明莎士比亚的心理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不成熟或者说感性成长到成熟、理性的过程。

四

总的说来，莎士比亚喜剧中这些古怪而可爱的女性是既有共性的综合，又有个性的区别。是新时期理想妇女的典型，也是作家人文主义思想的体现。而这些女性之间个性的发展又是作家思想意识与艺术技巧不断成熟的反映。同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女性身上看出作者思想、艺术成长的踪迹。虽然有人说喜剧不过是生活的一支短而浪漫的插曲，但他们确实莎士比亚喜剧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我们理解莎士比亚喜剧创作历程的引路人。

第五篇：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人文学院11级汉语班 姜孟克 2011071084

摘要：“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就像张爱玲作品中的那些女人，在笑吟吟的光鲜外表下，内里却是苦涩的挣扎。她以其对女性形象独特的理解突破了新感觉派专注于现代都市的声色感觉描写和性心理发掘的局限，在衰落的封建文化背景下，将笔触伸入到市民现实生存与精神困境的深处，透过对都市市民阶层的日常琐事、饮食男女的服饰描写，揭示了为文明所遮蔽的“洋场社会”的真实面目，暴露出都市女性的灰暗与软弱，基调阴郁而苍凉，颇有深度。

关键词：女性

爱情

婚姻

苍凉

张爱玲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①而她自己却懂的是女人，讲的是女人，她笔下的女人永远是真实又虚幻、残缺又迷人的，正如周芬玲所说：“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多具有„花旦‟的原型，美丽、俏皮、浑身都是戏。”②这类女性形象在《传奇》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下文中，我选取了1947年《传奇（增订本）》收录的中短篇小说中的几个典型女性形象，并结合《流言》散文集中个别文章进行分析，希望能获得一些对张爱玲爱情、婚姻、以及女性的了解，寻找她的作品为何长盛不衰的原因。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为几位张爱玲笔下著名的女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袁芝寿、《心经》中的许太太、《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和孟烟鹂、《等》中的奚太太和童太太。

为了条理、逻辑性，我想采取分类的方式对以上人物进行分析。我设定的第一种分类标准是这些女性陷入悲剧或者半悲剧命运的原因。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将她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因为物欲、第二类是因为情欲、第三类则是无辜受牵连。第一类为了物欲，非常明显是葛薇龙和曹七巧。葛薇龙，只身处于异乡、禁不住姑母奢靡生活的诱惑、屈服于她明知道是“鬼气森森”③的世界，用自己的身体来为丈夫赚取玩资，直到看到集市上的妓女，联想到自己与她们其实并无什么区别，才瞬间感受到自己已然被抛弃的实质。她的纯真与坚持在灼灼燃烧的杜鹃丛中燃尽，只有放纵物欲以填

①张爱玲《有女同车》，《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87页

②周芬玲：《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5第220页

③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214页 补空虚，然而到最后却发现她的未来只如乔琪乔嘴边的烟卷一闪，开出一朵橙红色的花，立时凋谢，“又是寒冷与黑暗” ④。更不必说曹七巧为了黄金的枷锁，抛弃了自我、禁锢了爱的天性、劈杀了儿女的幸福，从一个美丽泼辣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变态扭曲的老妇。张爱玲并不是排斥物欲，她在《我看苏青》中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⑤。然而她又认为对于物质的爱悦过度了，则发展为对奢侈享受的迷恋，“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的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感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⑥当葛薇龙和曹七巧使自身的物欲凌驾于生命道路的抉择上时，她们的感官也就如同热腾腾的浴缸中的身体一样，不断追求着刺激，然而终究得不到满足。第二类因为情欲，则是白流苏、许太太、王娇蕊、孟烟鹂。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犹如处于尘埃里的花朵，被动、苦涩、无奈，最后用一座城的倾倒来成全了自私的两个人。白流苏对于情的小心谨慎、精于算计最终使她陷入了笑吟吟的苍凉之中。许太太的情是宽容大度的，丈夫公然出轨，还能说出“他爱绫卿，他眼见得就要四十了，爱也不过短短的几年，由他们去罢”⑦的深明大义之谈。看似漫不经心的无所谓，却是悲哀到了极致。王娇蕊用情太深，为情抛弃了借以立身的丈夫；孟烟鹂用情太浅，因为冷淡麻木而被丈夫疏远

④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240页。

⑤

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238页。

⑥

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238页。

⑦

张爱玲《心经》，《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69页。嫌弃。这种对女子用情的深刻描写，都体现了张爱玲本质的揭示，即她所形容的神性——“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⑧女人的这种无条件的隐忍与同情再加之本来就易动感情的天性，使得女人十分容易处于感情上的不利地位，既由于慈悲为怀不忍伤害男人，又由于忍功高超不忍怪罪伤害了自己的男人，以至被玩弄于股掌或弃捐中途。第三类“无辜受牵连”的代表是袁芝寿、奚太太和童太太。她们是各色女人构成的沧海中最普通的水滴，善良、软弱、憔悴、哀怨。她们的不幸不是自己的过错，而是被命运或者时代开了个玩笑：袁芝寿嫁到一个变态扭曲的家庭，默默承受着婆婆的精神残害和丈夫的荒唐冷漠；奚太太与丈夫两地相隔，握着蒋先生鼓励生育的新闻，独自经受风霜与遗忘；童太太则是因为丈夫的荒唐与自己的付出的严重不平衡而每天“气得两条腿立都立不住”，红着眼圈嘲笑自己可悲的命运。她们都是“等候的人”，独自在时间的洪流里、在国势的激荡中扮演着自己微不足道的角色，独自面对衰老、子孙、寂寞，独自忍受世俗的揶揄和内心的焦虑，对于男人，她们是无可挑剔的妻子，隐忍、安静、懦弱，但是作为女人，她们背负的超出了应该承受的重量。毕竟像白流苏、葛薇龙之类的传奇女子并不易得，更多乱世中挣扎的女人都是无罪而受罪，承受着来自夫家、社会、时代的摆布，身世浮沉如雨打萍，或如袁芝寿在绝望中死去以求解脱，或如奚太太、童太太那样将注意力转向生活琐碎，鸵鸟般回避自己被抛弃的事实，只在别人提起时将其作为换取同情的

⑧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67页。谈资。

因此，在描写一类女性形象时，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同情与同悲，例如《等》中对童太太的一段描写：“童太太抄手坐着，是一大块稳妥的悲哀。她红着眼睛，嘴里只是吸溜溜、吸溜溜发出年老寒冷的声音，脚下的地板变了厨房里的黑白方砖地，整个世界像是潮抹布擦过的。”在这一段奇异的描写里，作者将童太太的悲哀具象化为稳妥的一大块，将她的年华流逝有声化为寒冷的呼吸、将她悲凉的被抛弃的境遇浓缩为厨房里的黑白方砖地——潮湿、单调，这种无情侵占各种感官的表达方式胁迫读者全方位地与童太太共同感受着她的煎熬，不是站在一旁同情，而是化身为她同悲。

第二种分类的标准是这些女性选择的生存态度，或者说是她们面对悲剧的人生所采取的不同行为。依据上述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抗与伤害：白流苏、曹七巧、孟烟鹂；第二类是自我催眠：葛薇龙、奚太太；第三类是隐忍致麻木：芝寿、许太太、王娇蕊、童太太。张爱玲时代的女人，依靠自己活着的实在不多，她们都是家庭动物，要么依靠血亲家庭，要么依靠姻亲家庭。一旦被这些家庭或者是执掌这家庭的人抛弃，她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疼痛、更是经济上的恐慌，就像战争中白流苏对范柳原说的一句话：“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就出现了一些为了解决自己被遗弃而造成的困境而抗争，不惜伤害他人甚至自己的女性形象。白流苏先是经历被自己家庭的遗弃，在于外界近乎隔绝的老公馆里，她日复一日地经受着兄嫂的算计、母亲的冷漠，在与妹妹白宝络同时准备相亲时更是尝到了世态炎凉的极致。但是当她和着四爷的胡琴在镜前端详着自己并不显老的面容和流畅妩媚的姿态时，一刹那间找到了本以为已经遗弃了自己的东西——青春。她决定用这仅剩的一点青春作为最后的筹码一搏，希望“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来证实自己的一辈子还没完。然而为了反抗家庭的虐待，她所依靠的男人又不断的犹豫，使她一直处在恐慌猜疑之中，也正是这种恐慌导致她对柳原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其实与其说《倾城之恋》讲的是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婚姻门口的挣扎，不如说是在记录一个被认为失去价值的女人证实自己价值的战争，因为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纠葛远不及流苏与她内心的斗争来得剧烈，她迫于生存压力不断为自己的骄傲打折才是她内心真正煎熬的时刻，一个美丽的女人在经济基础与父权体制的双重压抑下的抗争是何其艰苦，哪怕最后获得些微的成功都是可贵的。曹七巧与白流苏相比则少了计划性与冷静的心态，她的作为完全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本能性维护，下意识的排斥任何对她的财产构成威胁的感情，不惜摧毁儿女一生以报自己的黄金枷锁的牢固，她的攻击性、伤害性无疑最大，然而最后收效却最可怜，甚至可以说是得不偿失。而孟烟鹂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角色，本身苍白近乎透明，安静、木讷，她的丈夫最初看中她是想找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停靠，而最终又由于这港湾的一潭死水而厌倦嫌弃。面对着丈夫的嫌弃，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茫然与无奈，而后幼稚地选择以出轨抗争，从一个洁白无瑕的白玫瑰变成了一个与不堪的裁缝偷情的妇人，学会了抱怨诉苦，沉沦到了世俗的漩涡中。虽然她荒唐的抗争最终以荒唐的形式挽回了她荒唐的丈夫，免去了被抛弃的命运，但我仍然认为她是个弃妇，而抛弃她的正是她自己，她“一方面纾解内心的压抑，另一方面却砸损了自己的身心”⑨她的肉体被侮辱，精神被践踏，而她的反抗又进一步使她由一朵白玫瑰变成了饭粒。面对抛弃选择反抗是一种本能的行为，而很多时候会有一定的收效，可是在《传奇》的女性中，采取反抗行为往往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获得了另外方面的双重乃至多重伤害，她们的依附、从属命运决定了即使是反抗也无非是寻求另外的依附对象或者是拼命维持现有的靠山不倒，都是要做很大程度的牺牲才能换取到的。她们所展现的巨大的破坏力、和她们身上蒙受的重创中蕴含着作者对于压抑着女性身心的经济与道德压力的愤怒与焦虑。虽然同处于父权体制的压抑下，敢于抗争的女性还是较少的，更大多数的则选择逃避，逃避的一种方式便是自我催眠。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从一个上海的小家碧玉变成名动香港的交际花，她的婚姻就如范柳原曾经对白流苏说的所谓“长期的卖淫”，她在那个诡异的世界里将自己的青春与纯真付与梁太太和乔琪乔，同时心怀感恩与庆幸，直到婚后与乔琪乔到湾仔看热闹，才有那么一刻醒悟，“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还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苍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但是面对这暗淡的前途，她并不妄想逃脱，而是在珠宝、衣服等“琐碎的小东西”里谋求“暂时的休息”，任由纯真本性被一点点吞噬。而丈夫“在里头阔得不得了”自己却“在这里苦的要死”的奚太太更是一直在自己编织的⑨ 林幸谦：《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 荒野中的女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第29页

梦镜中等待着可能已经娶了二夫人三夫人的丈夫来光顾，温柔的想着他，“将来，只要看见了他，他自己知道他对不起我，只要我好好的同他讲”⑩，任凭自己的头发随着时光流逝，任凭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她们是典型的悲剧弃妇的代表，被婚姻捆绑，被爱情利用，被爱人抛弃，她们的隐忍源于对婚姻、爱情与命运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与不愿面对现实的执念。在社会规范一点点的崩塌之时，这些善良的女人不愿相信人性也将回归极端利己的地步，她们宁愿在自己构筑的善与救赎的梦境里沉湎，也拒绝反抗哪怕直面现状的丑陋。虽然都选择停留在被抛弃的原地，也许葛薇龙、奚太太的境遇还要好些，毕竟她们能生活在幻想与慰藉中，而如芝寿、许太太、王娇蕊、童太太等更加彻底、典型的悲剧女性，她们连幻想的余地都没有，彻底被无视、无望重获新生、生活在内心的焦灼压抑中，一步步走向绝望的深渊，终于对婚姻、爱情等女性执着追求的东西毫无向往，变得麻木。她们原本都是俏丽活泼的花旦，却被婚姻与爱情硬生生折磨成木讷的老旦。

作为名动一时的女性作家，张爱玲对女性与婚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且独到的。她在散文《谈女人》中对女性各方面的特质有着极其详细而生动的分析，既指明了女性在长期附属生活下养成的“小性儿，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等所谓妾妇之道，又同时承认女性带有着“神性”，“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然而她笔下的女性，无论是妾妇习气还是“神性 ”的，大都是陷入无奈的苦闷与悲哀，然而如果说是将女性悲剧命运全部归结于父权主义对女性的戕害

⑩ 张爱玲《等》，《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122页。

是不客观的，就如张爱玲自己所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 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人，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的光怪别人是不行的。” ⑾她还对婚姻有着自己的悲观理解，她作品中许多女性的生活都是以婚姻为分水岭的，婚前快活单纯，婚后千疮百孔，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她笔下的婚礼总是有着葬礼的气氛，比如《鸿鸾喜》中形容新娘“半闭着眼睛的白色的新娘像复活的清晨还没醒过来的尸首。” ⑿还有《年轻的时候》沁西亚婚礼上的香秋“留着一头乌油油的长发，人字式披在两颊上，像个鬼，不是《聊斋》上的鬼，是义冢里的，白蚂蚁钻进钻出的鬼。”⒀这种悲观主义的婚姻观正是由于当时女性陷入婚姻后普遍遭受地位、感情的进一步受挫。上文用两种标准分类了《传奇》中典型性最强的几位女性，我们可以在不同中找到这些悲剧女性之所以陷入悲剧的共同点，即深陷不稳定的社会经济与根深蒂固的父权统治再加上长久压抑造成的软弱自卑心理的三重挤压。这种从女性个体着手“揭去那个时代集体无意识的种种表象，展露女性深层意识里顽固而持久的„原罪意识‟，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从人性堕落的角度挖掘出女性不幸的根源。”⒁的写法可以说是张爱玲的特色，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赋予了其在女性主义文坛的崇高地位。而我个人认为，张爱玲的作品在经历了这么巨大的时代变迁后仍能有及其可观的忠实读者群，正是因为她笔下这些可悲可叹、可喜可恨的女性形象，⑾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9.6第65页 ⑿张爱玲《鸿鸾喜》，《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161页 ⒀张爱玲《年轻的时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99页

⒁任一鸣：《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台湾青文书屋，1997年，第45页 她们的身份由于作者特殊的生活体验，有着当时其他作者笔下少有的丰富性，她们在作品中的性格将现代女性从她们的曾祖母、祖母一辈继承下来少量的传统女性心理特点放大还原，使得现代女性从中找到一种归属感、亲切感，在一篇篇婉转回环的剧情中牵挂着这些仿佛前世相逢的女性，在作者电影般的叙事中建构对张爱玲身处的传奇年代的遐想，获得在他人作品中无法获得的精神体验。

参考文献：

一、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

二、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

三、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四、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五、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