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的雄化、失落、淡化——当代战争题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第一篇：“女性意识”的雄化、失落、淡化——当代战争题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摘 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涌现出大量描写战争中女性生活及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对战争女性形象的描写，打破了传统的对女性世界的描写，开拓了女性创作的新空间，但也有雄化、失落、淡化等遗憾。关键词：战争；女性形象；女性意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所有的中国人而言，并非只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和血肉横飞的伤亡，它带来的是整个社会制度、文化状态、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乃至文明状态的改变。“在如此严峻的、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1]在战争环境下，文学创作也不能脱离历史的轨迹，因此，“革命”与“战斗”取代了“五四”时期的启蒙，成为战争时期的主要生活方式和文学创作中的主题话语。作为女性，如何在战争的缝隙中求得生存，在国家命运与自我解放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当代作家对战争及战争中人的价值的丧失这一问题的反思更为真实和深入。

“女性意识”一词，最初被称为“妇女意识”，后来统一翻译为“女性意识”。以“女性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是在1929 年英国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自己的一间屋子》（1929 年）中提出来的。她们的基本思想是反抗父权制度对妇女的压抑和迫害，反对妇女的屈从地位，要求妇女解放。“女性意识”传入中国以后，在不同的女性形象身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比较全面的归纳是乐黛云教授的论述：“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从女性角度探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以外的女性创造的‘边缘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观、感觉方式和叙事方法”。分析战争年代中的女性形象，为我们在和平年代全面阐释“女性意识”及其文学意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本文将对中国当代战争题材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进行初步分析：

一、女英雄人物——“女性意识”的雄化 列宁曾说过：“没有广大劳动妇女的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2]女性从来没有真正地消融在战争中，成为单纯的、消极的被保护的对象。上个世纪30、40 年代，刚刚借助于人的解放而萌芽女性意识的大量女性，勇敢地冲破家庭、社会的樊篱，大胆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她们无暇顾及性别的平等和个性的解放，完全融入了国家、民族命运的时代洪流之中。《江姐》中的江竹筠、《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战斗的青春》中的许凤，都成为女英雄人物的代表。她们的身影是那么的轻盈、矫健，充满活力，洋溢着昂扬、豪迈的气息，甚至她们在外表装束上也达到惊人的相似：短发，束腰，身着灰、蓝、国防绿的军装，满口豪言壮语，行为粗犷。

《战斗的青春》中的许凤是一个几近完美的女英雄人物形象。她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勇于奉献。她的革命行动充满了先进的思想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她的革命指导思想甚至达到了许多男同志也无法企及的高度。在领导工作中，她始终保持着敏感的政治嗅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她身上，女性的羞涩、敏感、对爱情的冲动、对亲情的牵畔等人性的内容全部被否定，坚强、朴素和硬朗成为时代理想女性的特征。作为社会的“人”取代了作为女人的“人”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女性的美，女性意识的美，都消融在了社会政治斗争之中。许凤女性意识的雄化还体现在她对待自己的爱人和婚姻的态度上。战争年代，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女性意识被规范在政治、阶级意识之下，婚姻也因此而成为表达政治主题和革命主题的方式之一，女性对爱人的选择更多的是对政治地位和政治立场的选择。

战争不仅成就了女英雄人物，也毁灭了女英雄人物。在血肉搏斗、战火纷飞的战争环境里，卷入战争旋涡的女性更容易受到肉体与灵魂的双重伤害，更容易在女英雄人物的光环下付出更大的代价。要真实地表现战争生活，就不能漠视女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以及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战争时期女英雄人物的塑造，打破了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开创了女性形象创作的空间，但她们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的雄化现象却是在弘扬女性意识，争取女性独立的妇女解放道路上的一次倒退。

二、知识女性——“女性意识”的失落 社会时代的复杂性和文学创作的丰富性，使女性角色的塑造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因此，在风起云涌的三四十年代，除了雄化的女英雄人物以外，还有一些处于社会政治主题的边缘性人物，这就是经历了五四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女性。“她们注重从文化的视角关注女性角色和中国妇女的解放，以冷峻客观的女性抒写，更加从容地审视中西文化在中国的碰撞交织，多元化地演绎女性角色发展”。[3] 借助人的解放而浮出历史地表的中国知识女性，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最强音。她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沐浴了自由、民族之光，受到了“科学”与“民主”式的文化教育，但这也使她们身上不可避免的带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浪漫、软弱、优柔寡断。但是在个人解放道路上经历了种种磨难与艰辛的知识女性，最终还是在整体观念上认同了主流意识形态，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建立了以革命和斗争为主题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原本张扬的女性意识隐匿在政治斗争和国家意志背后，一步一步失落在她们走向革命的征途之中。

林道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知识女性。她坎坷的生活经历，自恃清高的性格和充满浪漫色彩的革命主义幻想，都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的真实写照。林道静尴尬的身世，使她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靠自我奋斗和自我解放才能摆脱封建制度的迫害。在五四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她毅然离家出走。

知识女性“女性意识”的失落表现在林道静两次离家出走的原动力上，第一次出走是源于知识女性对封建男权、封建婚姻、封建制度的逃离与反抗，只不过这种摆脱了政治制度的羁绊的独特的女性意识，随着女主人公生活的革命化进程，逐步融入了革命意识之中，被政治斗争和国家意志逐步消解。革命式的生活成为林道静心中重新燃起的星星之火。她的第二次离家出走并不是女性意识要她走，而是革命意识要她走。林道静已经不自觉地放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启蒙的思想，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强化了政治斗争和国家意志的需要，却降低了知识女性的女性意识。当代作家笔下所描写的战争年代的知识女性形象，总是把革命道路当作妇女解放与自我解放的必由之路加以选择。但是，阶级解放和国家解放并不能完全代替妇女解放，在没有帝国主义侵犯，没有阶级斗争的封建时代，女性不也是一样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吗？所以，妇女的解放最终只能通过女性的个人觉醒和提高来完成。

三、普通劳动妇女——“女性意识”的淡化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除了驰骋在沙场的革命女英雄和徘徊在革命道路之外的知识女性以外，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那些漂浮在时代洪流之中的普通女性的悲剧性遭遇和心酸的心理历程。因为战争带给她们的不仅仅只是命运的颠沛流离和亲人的生离死别，更有不尽的屈辱和难忘的阴影。她们痛苦地挣扎在战争的缝隙之中，保全生命、尊严与生存的希望。因此，那些富有民族正义感和人性关怀的当代作家，把目光自觉地投向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女性，关注平民女性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起伏，思考隐匿在这些悲剧性遭遇背后的深层原由。像这样描写战争中普通女性的作品有很多，如叶楠《花之殇》中的腊梅，莫言《红高梁家族》中的二奶奶，叶兆言《日本鬼子来了》中的阿庆嫂。阿庆嫂本来在村里也是受人尊敬的妇女，却“因为和日本兵睡过觉这一事实让人忘怀不容易”。阿庆嫂两口子本可以与强暴她的日本鬼子作一番生死搏斗，但因害怕杀死日军遭到毁灭性报复，情愿忍受着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折磨。出于要保全全村人性命的善良愿望，阿庆嫂宁愿自己背上沉重的十字架，也不愿为自我身心的解脱作出源自本性的抗争。牺牲自我，保全大我，这是战争背景下普通女性为国家、为民族、为大众所能作出的唯一贡献，女性的圣洁与忠贞渐渐消融在历史变革的轨迹之中，女性意识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渐渐褪去闪耀的光辉。普通女性女性意识的淡化被大多数的人认同和接受，社会大众也因为认同和接受这种社会生活生存法则的合理性而发生人的心灵的荒漠。从改变国家民族命运上来说，这些普通女性的遭遇除了暴露战争的残酷以外，都是无意义的，但是从人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个体的存在都有它的理由与价值，任何个体的毁灭，都是人生的悲剧。

刘思谦关于女性文学发展囿限的发言，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女性形象创造的局限，“其一是将做人与做女人、人的眼光与女人的眼光割裂开来；其二是以社会的人代替遮蔽消融作为女人的人；其三是将男人和女人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4]战争年代，女性普遍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革命斗争，而不是妇女自身的解放问题。追求男女平等、个性自由的女性意识逐渐消融、迷失在追求国家解放、民族独立的国家意志之中。因此，在当代作家的战争文学中，我们看不到女性走上革命道路所经受的不为人知的痛苦，看不到对她们的生存意义、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关注与关怀，我们看到的是“红旗插在城堡上的欢呼，是英雄带着满身硝烟的微笑，以及一群孩子幸福地向着英雄纪念碑走来”，[5]这种以女性的自我压抑和女性意识的异化为代价的对国家意志、阶级意志的认同与选择，不仅是对女性尊严和处境的漠视，也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嘲弄。

“女性觉醒的痛苦是追求人的价值目标而不可得的痛苦”，[6]妇女解放的重点应该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价值的全面实现，而妇女解放问题从五四运动开始兴起，最后未能完全深入，即在于五四文化运动的中心从关注人的价值转向了关注民生疾苦的民族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也随之流失。战争结束以后，妇女生存状态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妇女解放问题。由此可见，民族解放和国家解放是必要的斗争形式，它带来了人的解放，但是另一方面，它终究不能代替性别解放，女性解放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辛。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7.[2]列宁.在全俄女工大会上的讲话.[3]刘光宇.女性角色演变与中国妇女解放——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文化透视[J].山东师大学报.2000（2）.[4][6]荒林.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文学——回顾与重建[J].文论百家.[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第二篇：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从《祝福》中的祥林嫂看女性的悲剧人生

权

颉

[摘要]：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文学史上严重关注妇女问题，尤其是农村妇女，并把她们作为小说的主要艺术形象加以描写的作家。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对旧中国农村妇女在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与毒害，表现了鲁迅对被奴役、被压迫的旧中国农村妇女悲惨命运的严重关注和深切同情。其中在作品《祝福》中，通过对祥林嫂这一农村妇女形象的成功描绘，反映了在封建统治压迫下辗转哀鸣的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探索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他笔下不觉悟、处境悲惨而精神麻木的人物，鲁迅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关键词]：祥林嫂 悲剧人生 社会地位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始终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他的笔端时时触及社会现实，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革命民主主义人文精神。尤其是对处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被伤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鲁迅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对千万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注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

他在《祝福》中成功地塑造了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祥林嫂形象，正是通过对祥林嫂的描写，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一、个性特征造成的悲剧命运

祥林嫂是一个富有个性色彩的人物形象。她勤劳、善良、朴实、安分、倔强，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尽管她受压迫，受剥削和受奴役，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思想的重压，命运极其悲惨，但她的倔强性格赋予她不轻易屈服命运对她的安排。她反抗过，挣扎过，但她的反抗、挣扎是局限的，仍然超不出封建礼教的范畴，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愚昧、麻木的表现，是封建礼教毒害的必然结果。

为了争到起码的人生权利，为了避免那个饱受虐待阴冷的“家”，祥林嫂逃到鲁镇当佣人。但她的“逃”，只是想做奴隶而做不稳“奴隶”。祥林嫂在被变卖到山里的过程中，在被逼与贺老六拜堂的日子里，人们“一不小心„„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祥林嫂这一撞，是“节烈”的思想驱使的结果，不过是为了“守节”而已。年轻守寡，带着唯一的儿子艰苦度日，儿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而要使儿子在那个社会上过平稳的生活，做母亲的就必须严守“贞节”，这是几千年来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明文规定，其实也是封建思想中的一个毒瘤。但是“贞

老六死后，“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族权逼得她走投无路，现实使她无法活下去，世界没有祥林嫂的位置。“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个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4]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直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再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她是神权摧残下的殉葬品。千百年来，阎罗王、土地庙组成鬼神系统，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左右着中国人的灵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信（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尤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迫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婚再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就这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

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这种鲜明的独创性，体现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甘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

负担，使她欲生不能，寻死又不敢。

祥林嫂一生受尽压迫侮辱，在精神方面所受的毒害尤其厉害，虽然她不甘于屈服，然而她面对的是青面獠牙，一望即知的恶霸，它所处的环境甚至充满了“平和”的祝福之祥气，正如“四叔”书房装饰的朱榻大“寿”字以及对联所显现的“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祥和气氛一样，她所处的环境很具虚伪性，可谓杀人不见血。

鲁迅在小说中展示了整个农村以至整个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通过这些典型环境的描写，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指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祥林嫂不仅经济上受剥削摧残，而且又受到了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从小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反抗的性质以及悲剧色彩是不同的。

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诬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鲁迅在刻划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在物质上、肉体上的被剥削、摧残，而且写她心灵深处的痛苦。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像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注释

[1]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5页

[2]李明军.文化蒙蔽.《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精神桎梏》.第98页 [3]李新宇.《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3页

[4]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78页.151页

[5] 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语文研究小组.《为什么说祥林嫂是被四条绳索绞死的？》.吉林师范大学松原分院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网.《走近鲁迅》.第26页

参考文献

①叶开.《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网易网《文化频道·非常文青》

第三篇：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20世纪是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年代。张爱玲就是一位女性意识极强的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中就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女性化写作的风貌。张爱玲女性意识成因中的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关键词:张爱玲;文学创作;女性意识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坛里属于一位传奇式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文学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的关注。张爱玲是自“五四”以来最为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同时,她摆脱了五四以来对男女平等的神话描述,抛弃了那种南辕北辙的女权主义追求,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女性位置。她抛弃了五四时期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自出机杼,创造出自我独特的语言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作家的这种女性意识并不同于冰心的博爱,也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它更强调一种否定精神,这种否定精神包括了作家对男性权威的否定,也包括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它有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意识,因此,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受到了许多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认同与赞扬。1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因分析 1.1环境因素

上海是张爱玲文学生命的起源地和写作场。正是因为上海所具有的远离主流文化的独特环境,促进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长。张爱玲注定要以文学来证明自己,因为她除了发展自己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也注定只有在上海才能成名,因为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成就了她的文学品格,是其文学的生长土壤,培育的温室,只是战争的爆发,使张爱玲的创作时间得以提前。上海作为最早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外国租界和非老城的华界演出了上海的全部现代史,上海文化的本质是中国城市结构向现代化的表征。市场竞争的现实造就了不拘泥、不保守等现代人品格。在文化事业方面,上海的文人自觉远离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出现了立足于凡人本位意识的海派文化。商业文明催生出一大批以卖文为生的文人。现代化通讯印刷事业的发达,培养了一个由市民组成的大众读者市场,世俗文化代替了以载道为目的的正统文学。海派知识分子自觉的坚持世俗立场,消解英雄圣人,以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哲学为其精神特征。可见,上海的文化氛围给张爱玲提供了抛弃浮华,冷静审视的外在环境。女性历史浮出地表的时机为她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商业文化中人性缺点的暴露为她提供关于人性劣根性研究的场所,在传统与现代交接的最前沿,人生存处境的尴尬微妙又被张爱玲敏感的心所捕获。1.2心理因素

张爱玲的童年生长环境,父母亲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以及成年以后的际遇等等属于张爱玲自我的独特体验是形成她的女性意识的重要因素。她的身世、性格、际遇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着其女性意识的特点。张爱玲有一位初具现代个性主义思想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种种恶习而离家出走,以刚强维持着女人的尊严,这对张爱玲形成现代个人主义品格无疑具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生活方式、文化历史等原因,张爱玲的母亲并未参与抚养孩子的工作,而由一个年迈的女佣完成,这也是张爱玲缺少最基本的依赖感的心理根源。在尚未与母亲同住之前,对母亲生活方式的向往,对母亲独立个性的敬佩以及在父亲家里无爱的生活使张爱玲对母亲有一种“罗曼蒂克”的爱。后来与母亲同住,张爱玲心目中高贵美丽的母亲毁了女儿的自尊,毁了女儿对母亲近乎崇拜的爱,这使张爱玲无论何时何处,对人性始终抱一种怀疑态度,有一种清醒的冷静与冷漠。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挥霍祖产,坐吃山空,与妻子关系僵化,与姨太太打架,以及花天酒地,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完全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也缺乏人最起码的自律意识,这使他不可能担当起为儿女榜样的角色。甚至因为女儿去亲生母亲那里住了几天,就对女儿丧失人性的毒打,将其关在地下室一年多,对女儿的生死置之不理。对于父亲,张爱玲看到了父亲生活的错位状态,除了完全看不起之外,与对母亲所代表的自由利落生活的向往相反,她对父亲的生存状态由衷地觉得可悲。这样的家庭使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毫无爱心的环境里,父母本身的自私冷漠等缺点在促使张爱玲早熟的良心发现的同时,形成对丑恶人性冷静旁观和束之高阁的人生观之最初契机。加之性格内向,天资聪颖,使她以少年难得的老成和深刻,抛开亲情的纠缠,而利落的站在人性的高度,对长辈进行审视。2泯灭的母爱

张爱玲对女性的“自审”,有一个重要且极个性化的内容,即对“母亲”的自审。在传统文学创作中母爱涵义总是与圣洁、崇高、温柔、善良等等美好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冰心及与之同时代的女作家群体几乎都是讴歌母爱的能手,在她们笔下,母亲被形容为一个安顿灵魂的温暖怀抱,躲避风雨的安全港湾。她们坚信,母爱才是真正的归宿。而张爱玲却将笔触深入到母亲隐秘的内心深处,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冷峻地注视着母亲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沦落,透视母亲心灵深处中那未被常人察觉的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一种心安理得的让权于男权社会而又不惜以葬送母爱为代价的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两类母亲形象,一类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等,她们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与统治欲;另一类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鸿鸾禧》中的娄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等。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原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角色,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旁人,随他们的思想滚动而滚动。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常见的女性,但她又非同一般。她已经褪去了“母亲”的伟大而神圣的光环。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自身人性丑恶的直接表现者。她一生披着沉重的黄金枷锁,不仅压抑着自己的情欲,压抑着爱恋,又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的幸福,黄金是七巧一生的想望,也是她一生唯一指望能得到的东西。她向往健康美好的爱,却被自己的大哥卖断;在姜家,她也曾有过爱的挣扎,但一次是被自己的小叔子拒绝,因为她不是他棋盘上的棋子,一次是经历了漫长的煎熬,终于获得财产之后,拒绝了主动上门的小叔子的示爱,她要保住她唯一实在的东西———黄金。爱,在此时,已是多余而危险的东西,这次拒绝使七巧彻底失去了情爱的机会,变成了完全为金钱所奴役的疯狂女人。“张爱玲将在权力的绵密网络中抵抗着的女性日常的斗争以‘疯狂女人’的形象呈现,讲述了‘家族制度’的机制中,阶级、性别、世代的桥梁———母亲为什么、何时、怎样由被害者变为加害者,权力交替是如何完成的。”

从曹七巧这种残暴和冷酷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父权社会中,即使女人有幸获得了经济大权,她们也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成为“父权”的代言人。而她们这种对于“黄金”和“权力”的掌握,却是靠牺牲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幸福,她们做人的权力换来的。尽管她们穷极一生所得到的金钱和权力已经在手中了,但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却已荡然无存。她们的眼中不再有美好的事物,唯有的是生存的残酷。她们只能拼命地保住这唯一自己还可以掌握的东西,至于关心与呵护儿女,给他们以温情与爱,则不在她们所考虑的范围之内。而另一方面,她们对自己失去的东西的追逝,却表现在对下一代的变本加厉的剥夺上。长期的压抑已经扭曲了做“母亲”的心,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女也休想得到。人的私欲在这里得到无限的膨胀,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可是她们连起码的动物性也丧失了。黄金、权力改变了她们的地位,但可悲的是连自己也改变了,变得自己不再是自己,“母亲”也不再是“母亲”。

张爱玲对文学传统中大量充塞的颂扬伟大母爱的作品抱有反感态度,称其为“滥调文章”。母亲也罢,其他人也罢,作为一个“人”,就逃不了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自私、虚伪、冷酷、软弱、自卑———这是张爱玲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她把亲子关系还原为普通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对母性做出了极个性化的审视。3盲目的情爱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对女性心理痼疾揭示最深、笔力最集中的是女性的“依赖性”,这在女性追求情爱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她笔下,无论新派还是旧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旧派女性没有女性自觉,心甘情愿成为男性世界中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的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一类的社交活动,但仍然甘为男性世界中永远的奴隶,她们即便已经挣脱了封建旧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数丧失了独自求生的能力,她们皆渴望有所依附,首先解决物质的生存困境。她们除了做“女结婚员”外,别无他长,张爱玲认为:“安稳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所谓求安稳,就是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依托终身。最典型代表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的曲折而苍凉的恋爱过程,正是一场求安稳的爱情冒险,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后住娘家,兄嫂骗取了她的所有积累后就排挤她。后来她与留学生范柳原恋爱,离沪到港,范柳原对她并没有真心,这使她既矛盾又痛苦。曾一气之下回到上海娘家,但排挤依旧,还加上流言和白眼,为了寻求自己的归宿,她只好又投入范柳原的怀抱,当情妇也在所不惜了。白流苏住在娘家,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但兄嫂的白眼使她呆不下去,这是她求安稳的社会外力。她的恋爱受了许多委屈,还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然而她还是不由自主的往这条路上滑下去,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她,而这股力量实质就是她对能够有所依附的婚姻的渴望,她必须去寻找男人对她的爱,才能立足于社会,满足她内心的渴求与虚荣,这是求安稳的内驱力。在那动荡的、人心叵测的世界里,她好像作了一个梦似的,她感到天地万物的一切全不可靠,靠得住的还是“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张爱玲在一篇文章中曾感叹:“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女性不仅在物质和生存上形成了依赖性,而且在更高层面的爱情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男性的爱与不爱,是她们生命价值的核心。做一个男权社会认定的女人,这是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最好的归宿。“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是得到不了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白流苏苦苦奋斗的经历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争取被爱”,她费尽心机,历经波折,终于胜利了,因而惹得女人们嫉妒和仇恨,倘若她失败了,她将遭到所有人特别是女人的歧视,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在婚恋中皆埋葬痴情,丧失浪漫,消灭幻想,冷静地争取一个有所依靠的现实。4沦丧的自爱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是谈不上“自尊、自爱”的,不仅她们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沉重的是连她们自己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作为母亲的女人,或者甘于成为“父权”的代言人,即便是有了经济大权后,仍惶惶不安,以极端冷酷的方式对待周围的亲人,以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金钱和权力;或者其思想行为完全被丈夫的思想行为所代替,丧失了女性主体意识,只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这种种行为其实都和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息息相关。作为妻子的女人,将婚姻作为幸福的赌注,将男人当作生活和爱的依靠,把依附男人当作自然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也与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密切相联的。自卑感是女性甘于被异化,被屈辱,自认弱小,产生依赖性的根本原因。

曹七巧表面看起来是个非常强悍的人,但实际上自卑感才是她内在的心理特质。以一个麻油店老板女儿的身份嫁到官宦人家做了“正头奶奶”,尽管嫁的是一个落泊世家的残废公子,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权势,以及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仍让她逃脱不了出身低微的自卑。对姜家的人,她在泼辣的嘲骂,无忌惮的牢骚后面,隐藏着充满自卑的奉承与讨好,她和新奶奶亲热,和云泽小姐套近乎,讨了没趣还要赔笑脸。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一家人仍往她头上踩,连丫环也看不起她,卑贱的门第永远是她的耻辱。

她的种种行为都源自于她内心深刻的自卑感。她在权势的威压下感到自卑,产生不安全感,她只能寻找“金钱”作为依靠。为了克服这种自卑,寻找到安全,她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外部力量和权势能压迫出人的渺小,人内在的物欲也能使人丧失自我,深感自卑。天真美丽的葛薇龙第一次踏进她香港姑妈梁太太的府第,绝没有想到要身着华服出人头地,她只是为了读书,是物欲使她丧失了自我,是自卑使她一步一步走进深渊。深宅幽院,阔太太的气度,丫环的骄横,挤压出了她心中的“穷”字,不由得她不自卑,也激起她对享乐生活的向往,姑妈为她张开了物欲的大网,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使葛薇龙飘飘荡荡,心旷神怡。她不是不懂姑妈的用心,但在强大的物质诱惑面前,道德是脆弱的,她自然地接受了物质的满足来驱逐内心的自卑。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既有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又有来自于自身在强烈的物欲和贪欲下的渺小感,这就决定了她们不可能走上自尊、自爱、自强之路,她们只能依靠男人,依靠金钱,依靠权力去寻求中间的平衡,但恰恰相反,她们只能在自卑、自贱的泥塘中越陷越深,永远也改变不了卑微低贱的地位。

张爱玲在“母爱”、“情爱”和“自爱”等方面对女性意识进行了自审,与致力于揭示“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先生有着传承关系。张爱玲延承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弱点尤其是女性自身弱点的批判传统。

女性若没有对其奴性心理、依赖性、自卑感等心理痼疾的自觉反叛,任何社会的解放也不能达到女性真正意义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经济的独立、社会的解放,更需要对千百年形成的女性意识的重建。“自信、自尊、自立、自强”应该是女性意识新的内涵。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展露女性的心理痼疾,借以表达她对女性主体意识所作的理解和阐述。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她也实践着自己标准,始终是自立自强,独立自主走向人生舞台,并且取得成功。时至今日,张爱玲对女权的观照和解构,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正确和健全的女性意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解放至今天,女性意识的重构与建立,仍然是一个需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杨黎丽,张爱玲笔下的文化视角和女性意识,名作欣赏,2006/24 2, 周欣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现代女性意识,语文学刊,2006/12 3, 张琴,张爱玲与张小娴小说创作中的女性自我意识比较,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01 4, 李枫,张爱玲《十八春》中女性意识的新指向,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01 5, 马双,女人,女作家,女性——浅谈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2 6, 段金花,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东岳论丛,2005/05

第四篇：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题目：

郑州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毕 业 论 文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入 学 年 月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学 号_____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____ 联 系 方 式______________ 学习中心______________ 指 导 教 师______________

完成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

目 录

摘 要--II 关键词 II

一、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体现-------------------------

二、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成因----------------------

三、张爱玲女性意识的价值

四、结语-------------------------注

释----------------------------参考文献-------------------------致

谢----------------------------

I

摘要

本篇文章通过对张爱玲作品的分析，根据对张爱玲作品中男女关系的描写，在披露当时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歧视及压迫的同时，对当代女性弱点进行客观的评价、审视，以此来建立新的女性意识，甚至试图改变女性在旧时社会的地位。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特征鲜明，形象独特，正是为了突出女性本体地位和女性本体特征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反省的主要内涵。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

II

一、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体现

张爱玲虽在欧美教育的熏陶下成长，但依旧自小熟读《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同时夹杂着新文化的大众传媒以及电影，故张爱玲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文人大相径庭。在张爱玲作品中，对文学承载对象的改变也表明了张爱玲的当代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及文化立场。在其作品《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进一步确认了她的当代知识女性的意识立场。在作品中她明确地指出向来以“斗争”这一“人生强势的一方面”的文学作品是过于“超级”的文学，同样也是过于“社会性”的文学；而张爱玲的作品则是永恒而安和的，是注重“人性”、“女性”的文学作品。在笔者阅读张爱玲的作品时发现了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男与女的两性关系。因为当时社会大环境混乱，以一个现代的知识女性视角，根据自身经历和内心活动写出了一部部令人惊叹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完成了张爱玲对女性意识的确认。其中突出的意识有“自我安慰”、“自我关注”、“自恋”、“性自由”，这些意识仿佛在向着“女性自由”而无限逼近。自我安慰指的是自己安慰自己，它是一种内心层次的带有明显暗示的自我慰藉。根据心里学来看，自我安慰往往是在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时，根据通过对某些事、物、人的想象，以弥补内心不平衡的心理行为。根据现代研究发现，这种心理行为在男、女两性中都会出现。但女性有着更为细腻的性感、大多数偏感性的精神，这种心理行为对女性有着独特的作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往往把“自我安慰”这一心理行为用于表达当时社会及大环境对女性的歧视对待，制约女性的发展，并且更能细致地刻画出女性的精神、人性的渴望。下面将举例并论述。“......再就是觉得手臂与腿怎样摆着,于是很快地僵化,手酸腿酸起来。翻个身再重新布置过,图案随即又明显起来,像丑陋的花布门帘一样,永远在眼前,越来越讨厌。再翻个身换个姿态,朝天躺着,腿骨在黑暗中划出两道粗白线,笔锋在膝盖上顿一顿,照骨上又顿一顿,脚底向无穷尽的空间直蹬下去,费力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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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莎士比亚喜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莎士比亚喜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文学大师莎士比亚，一向以人物形象的刻画著称。在他的喜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富有鲜明个性的人物，有勇敢直爽的青年，老成持重的绅士，风趣聪敏的仆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动的个体，在剧中都有各自存在的位置和意义。在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又以女性形象最为突出、最为显眼。有人说莎士比亚喜欢表现女性，也善于描写女性，把这种说法拿到他的喜剧中来看，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一

莎士比亚的喜剧一般都以男女主人公自由恋爱成功，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结束，借此来正面宣扬人文主义的生活理想，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力求摆脱宗教禁欲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等。在这些喜剧中，他塑造出许多贵族青年妇女形象，描写她们与封建习俗、封建道德、封建传统的冲突，最后争取到爱情和婚姻的幸福结局。这些女性身上存在着不少共同的特点，是莎士比亚心目中优秀女性的典型。

首先，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全都具有高尚纯洁的心灵，对爱情严肃认真，忠心不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名著中，作者为了反对禁欲主义而往往走向它的反面，他们笔下的女性常常是纵欲放荡的，比如《十日谈》就是如此。而莎士比亚的道德观念与他们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在肯定男女爱情的合理性的同时，又坚决反对淫乱行为，主张维护爱情的真挚纯洁。因而他笔下的女性既向往热烈的爱情，又能洁身自好，重视贞操。《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娅与爱人拉山德一起跑到森林中去，拉山德提出要“一块草地可以作为我们两人枕首的地方”，这对于已立誓白头偕老的一对情侣来说，要求并不过分，但赫米娅却庄重地回答道：“好朋友，为着爱情和礼貌的缘故，请睡的远一些；在人间的礼法上，保持这样的距离对于束身自好的未婚男女是最合适的”。再如《一报还一报》中依莎贝拉把贞操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当安哲鲁用她弟弟的性命作为要挟手段，企图凌辱她时，她无比坚定地说：“宁可让一个兄弟在片刻中死去，不要让他的姐姐因为救他而永远沉沦。”

就连，《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两位大娘对待男女之事也不马虎，当女王驾幸温莎时，她身边那么多伯爵、随从争着打她们的主意，可她俩却不为所动。培琪大娘说的好：“我们要告诉世人知道，风流娘儿们不一定轻狂。”

其次，莎士比亚笔下的正面青年女性形象都是表里如

一、内外一致的。她们无不既具有美好心灵和高尚的操守，又具有美丽动人的容貌。在莎士比亚看来，德与貌是应当统一的。有了美德，美貌也就有所附丽；没有美德，美貌也就不能单独存在了。正如《一报还一报》中公爵这样称赞依莎贝拉：“造物给你美貌，也给你美好的德性；没有德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有一颗美好的灵魂，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像依莎贝拉这样德、才、貌兼备的女性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比比皆是。《第十二夜》中的奥里维娅长得“真是各种色彩精妙地调和而成的美貌。”她的品行也像她的容貌一样美玉无暇。西尔维娅天生丽质，贤淑美丽，她的心灵也洁白得一尘不染。《无事生非》中的希罗长相贞静、纯朴、秀美娇柔，她的品性也是温柔善良的。

再次，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都把恋爱作为生活的唯一内容，是爱情至上主义者，这正体现了她们思想上单纯方面的一面。正如前所述，莎士比亚的喜剧大多以爱情生活为中心内容，人物形象的性格也是在爱情生活中形成、发展的。因此，他笔下的女性都是至情、至性之人，恋爱是她们全部生活的重心。《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娅与拉山德为了追求真爱而私奔，这固然可以表现出他们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追求爱情自由的进步倾向，另一方面，则可以折射出他们头脑中爱情至上的思想，全然不顾私奔的后果，把一切都抛之脑后，而海伦娜知道自己所爱的人伤害了老同学后，一种对爱情毁灭的伤心和对赫米娅的嫉妒使她背叛了自己的朋友，这些都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笔下所塑造的女性们，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可以抛弃亲情和友情。

这些女性身上表现出的所有特征，都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他所倡导的道德原则和生活理想的形象化表现。莎士比亚把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基本认识运用到他的女性形象身上，他把笔下的女性写成具有纯真节操的人，从而肯定了她们的人格不容侵犯，肯定她们有独自主享受自主并支配生活的权利和自由。他给女性从外表到内心赋予了那么多美好的禀赋，这是他用浪漫的方式从正面讴歌了人文主义理想中的人物。她们忠贞的品德、她们聪敏的思想、优雅的外表，都可以成为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人物的楷模。莎士比亚的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寄予到妇女形象身上，这充分反映了他世界观中的进步方面，他敢于冲破整个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同情她们，赞美她们。这些女性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提倡的是个性、自由、平等。他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世俗的幸福；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肯定爱情的自由选择。莎士比亚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或泼辣如凯瑟琳、贝特丽丝，或机智如鲍而娅、薇奥拉，都闪耀着一种新型的光辉，那就是莎士比亚反对封建的斗争精神和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想，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然而，这些可爱而古怪的姑娘们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她们把爱情作为生活的唯一内容，是爱情至上者，这也就体现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局限的一面。

二

虽说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有诸多共同之处，但她们身上的明显的个性色彩则更为吸引人。莎士比亚笔下的有些女性勇敢坚定，具有追求爱情的执着的精神。《仲夏夜之梦》中的海伦娜就是这类女性。她既有女性的温柔，又有刚毅的意志，对爱情有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她热恋这狄米特律斯，而对方却已不爱她，并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她。但海伦娜一旦爱上了他，就为了爱情进行锲而不舍的追求，即使他走到荒郊野外野兽成群的森林中，她仍紧追不放，“因为当我看见你的面孔时，黑夜也就变成了白昼，因此我并不觉得现在是在黑里，你在我的眼里是整个世界。因此在这座林中我也不愁缺少伴侣。”她的这种执着的精神感动了奥伯朗，在他的帮助下她重新获得了爱情，得到了幸福美满的结局。

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有的机智聪敏、有胆有识，放射出耀眼的光彩。这类女性的典型代表就是《威尼斯商人》中的鲍希娅，她的性格的主导方面就是机智，正是由于她的机智，才使得一场生死官司巧妙地化险为夷。在威尼斯法庭上，她乔装打扮成一个年轻的法律博士，采取欲擒故纵的计策，先承认夏洛克的契约符合法律，允许他照约割肉。就在人们为安东尼奥的性命捏着一把汗的时候，她突然把话锋一转，从容不迫的对夏洛克说：“这一张借据并没有规定你可以取他的一滴血；写明的只是‘一磅肉’，那就割一磅肉，照你的条款执行吧；可是，割的时候，你要是流了一滴基督徒的血，那你的土地，你的财产，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就要全部充公，没收入威尼斯国库。”并且，“割起来，不准多也不准少，要刚好一磅肉。”鲍希娅凭她聪明的才智，把夏洛克打得一败涂地。她的机智又是与胆识连结在一起的，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女人只能拜倒在男人脚下，没有独立人格不能走出家门，更不能参与社会活动。而鲍希娅却勇敢地参与了社会事务，在政治斗争中施展聪明才智，表现出文艺复兴时代新女性的特征来。

还有一些女性，具有新思想的开放性格。《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斯就是这一代表。她爱笑，其明朗的笑声成为新时代妇女性格特征。她妙趣横生的俏皮话对于封建包办婚姻是一种特殊的武器。她标榜独身主义，“听人谈到‘丈夫’她就不耐烦”，一提起结婚，她就把男性横加讽刺，一心向往着童男子的生活。但这并非由于她缺乏丰富的情感，而是不甘心妇女屈辱的命运，所以在在她反复申诉自己主张的同时，也堕入了情网，虽然她常常不承认自己的爱，但终于还是结婚了。她隐隐的喊出了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一个女人要认一块泥土做她的主任，还要服从这块绷紧僵硬的泥土的管教，岂不伤心！”这是对封建伦理道德极大的蔑视。这类进步的新思想，使她成为与众不同的新女性。

这些女性中还有一些富有女性风韵，积极进取，富有幽默感的人。《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就是如此。她是一位有杰出才能的快乐姑娘，有明辨是非的勇气，敢于蔑视其暴虐的叔父，勇敢地面对肉体上的痛苦，经历任何困难都保持着欢乐的状态。充分表现出她乐观向上的精神。而同时，她宣言妇女的才华是不可遏制的，“要是你用一扇门把妇女的聪明才智关起来，它会从窗子里飞出来；要是关了窗子，它会从钥匙空里钻出来；堵住了钥匙孔，它会跟着一缕从烟囱里飘出来。”

莎士比亚喜剧中还有的女性，感情丰富、意志坚强、自信，蔑视任何世俗观念。《第十二夜》中的奥丽维娅就是这样的人。她是富有的伯爵小姐，不仅品貌出众，而且才情过人，富有同情心。在剧情开始时，违反本性，多次拒绝男人的求婚，对奥西诺的高贵身份、殷勤厚爱不屑一顾，却一眼看中了代奥西诺来求婚的侍童，不顾一切，欲与之成婚。这种爱情虽然具有盲目性，却也体现了奥丽维娅敢爱敢恨的丰富情感。而她对钱财、地位的不屑也体现了她对世俗的反感，向往自由平等爱情的纯洁心境。

莎士比亚笔下的富有个性的女主人公，不仅仅是那些贵族小姐们，就连妇人们身上也被抹上了与众不同的色彩。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培琪、福德两位大娘，她们是有钱绅士的主妇，生性快乐、泼辣、爱调理人，接到富斯坦夫的求爱信，大为恼火，接连捉弄了老爵士几次，同时也教训了爱吃醋的福德。这两个大娘在莎士比亚笔下性格鲜明，各有特点。培琪大娘心直口快、处事有胆量，放的开，善于出主意；而福德大娘富有应变的机智、做事从容自如。

同时，莎士比亚也描写了一些传统的女性形象，她们温柔善良，洁身自好，但是性格内向、软弱，能忍受痛苦而毫无怨言。如《无事生非》中的希罗，美丽文静，对于情人的侮辱，虽痛不欲生，却软弱而不知所措。《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被派去代自己所爱的人向伯爵小姐求婚，却能忍受痛苦，极尽动听的言辞去打动小姐的心，充分表现了她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甚至当公爵因误会而产生杀她的念头时，也毫无怨言。

总之，这些女性形象形态各异，个性鲜明，构成了其喜剧中复杂人物谱的基础，每个姑娘都栩栩如生。三

莎士比亚笔下这些可爱而古怪的女性形象，是其喜剧中闪耀的明星。虽然这些姑娘是性格鲜明的生动的存在，但她们并不是一成不变或僵硬呆板的。如果细心地追寻，她们之间还是有一个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文学作品也不例外。这自然也包括作家笔下创作的艺术形象。而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形象正体现了这种发展的历程。

首先，这些女性形象之间有一个性格复杂化，多样化，成熟化的过程。在其早期喜剧中的女性，性格一般都较单一，是粗线条、不成熟的。而其以后的女主人公则相比较更复杂、细微和成熟。例如最初的《驯悍记》，这本戏的主题很明显是宣传女不如男，即男尊女卑思想，这完全是种封建思想。在剧中莎士比亚塑造了一个由悍妇转变为百依百顺的贤妻的凯特琳。在她还是悍妇时，她粗鲁、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后经过彼特鲁乔的改造。变成一个逆来顺受的妇女。她认为妻子应当顺从丈夫的意旨，她把男人看作是女人的皇帝，老爷和总督。她说：“你的丈夫是你的老爷、生命、养育人，你的头，你的主宰„„他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爱、美丽的容颜和真正的依顺。”这种思想本质上是落后的，而且其性格变化极单一，毫无复杂性可言。到了《错误的喜剧》中的阿德丽亚娜，其思想上已成长了一些，已有了一点反抗意识，要求得到妻子应有的权利，而且还斥责其“贤妻良母”型的妹妹的思想为“奴才思想”，但其主导思想还是传统落后的。她一面大骂自己的丈夫，一面又说：“我认为他说的比我说的好。”当她认为丈夫发了疯，马上到修道院，打算接他回家，“我要伺候我的丈夫，做他的护士。”这样看来，阿德丽亚娜的性格已不象凯特琳那么单一，基本上有了矛盾的两方面，这是一个发展，但总体上来说还是不成熟的。不完善的。而发展到以后的《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和《无事生非》，其中的女主人公就更成熟、更完善、性格更复杂了。赫米娅既有传统女性的温柔可人，又有新时代女性的思想，追求平等自由的爱情，而且有奖强的意志，勇敢追求幸福的信念。鲍西娅则更成熟，其光彩远胜于其他女性，甚至改过了一些男性，她作为一个富家少女，机智勇敢，有胆有识，博学多才，的确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而贝特丽丝更复杂、更鲜明。她在那个呼吁着要爱情盼解放的时代里，高喊着“独身”，但这并不表示她思想落后，恰恰表明了她思想太过先进和进步了。她是个聪明的女子，有洞察社会的能力，看到了婚姻对女子太多的不幸和屈辱，汉除了男女平等的呼声，但最终还是坠入了情网，可以说是一波多折。总之，这些女性之间是不断前进、发展的，前者是雏形，是轮廓，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改进发展日臻完善起来的。

其次，作家的创作也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其艺术技巧、艺术手法也是不断成熟、完善、丰富的。在其早期的剧作中，他仅是通过故事情节来表现单

一、缺少变化的人格。像《错误的喜剧》完全是以故事情节的巧妙吸引人，对人物刻画也比较粗糙，采用的艺术技巧也不多。故剧中的两个姑娘的性格并不很鲜明。可以说，初读下来，读者记住的只是大致的故事梗概，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经过不断的进步、成长和艺术经验的积累，艺术手法的丰富，莎士比亚逐渐擅长用多种方法从各个方面解释任务的复杂性格。如通过人物对照来揭示人性格，在内心独白中刻画人物等，使人读完，完全被个性鲜明的姑娘们折服。如《无事生非》中就塑造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性：具有新思想和开放性格的贝特丽斯和文静软弱、传统的西罗。通过两人的对比，性格发展相得益彰，益发突出了贝特丽斯的进步、西罗的传统。而且莎士比亚有心把两人的婚礼安排在一起，让贝特丽斯在西罗这个过去的佳人、新时代的弱女子的反衬下，更显得光彩照人，这集中体现了莎士比亚对照手法的精妙之处。莎翁塑造女性形象逐渐完善是有原因的，文学作品是作家主观思想的反映，而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作家主观思想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也会引起作品主人公形象的变化。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时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这时期的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有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念，但这种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现实的发展变化，随着作家自身思想、心理、见解的成熟完善，这种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而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塑造的女性形象的性格也做着相应的变化。就以莎士比亚所多次使用的女扮男装手法为例，不同时期的作品中的女扮男装也体现着女主人公不同的性格和莎士比亚的不同思想。早期的《维洛那二位绅士》中的朱丽娅女扮男装，只是为了寻找负心的丈夫，这与后来的女英雄相比，似乎还有些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味道。《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女扮男装，是为了替安东尼奥打赢官司，那一己私情早已在她股掌之中，论智慧、论魅力都显得大大高于周围的男子；而在爱情问题，她只是利用男装与爱人开了个小小的玩笑。《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发展了鲍西亚的业绩，利用女扮男装为奥兰多指点迷津，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得了理想的爱人。《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在许多方面都与她的前人息息相通，二女扮男装此时却成了她幸福的主要障碍。到了《终成眷属》终的海丽娜，似乎又在一个更高、更勇敢的层次回复到朱丽娅某些特征，利用女扮男装去追求一个并不爱她的人，甚至“女扮男装”，床上换人。这些一方面体现了女性之间性格的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这在前面已分析过了。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种思想上、情感、心理上的渐进的轨迹：即混沌的功利情感（朱丽娅）——理性的乐观情感（鲍西亚、罗瑟琳）——理性的苦恼情感（薇奥拉）——理性的功利情感（海丽娜），这些情感也正是莎士比亚当时情感的体现。由此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在他们身上赋予了日趋严肃的意义，甚至在海丽娜身上表现出理性的极限和更多的悲剧色彩。这说明莎士比亚的心理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不成熟或者说感性成长到成熟、理性的过程。

四

总的说来，莎士比亚喜剧中这些古怪而可爱的女性是既有共性的综合，又有个性的区别。是新时期理想妇女的典型，也是作家人文主义思想的体现。而这些女性之间个性的发展又是作家思想意识与艺术技巧不断成熟的反映。同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女性身上看出作者思想、艺术成长的踪迹。虽然有人说喜剧不过是生活的一支短而浪漫的插曲，但他们确实莎士比亚喜剧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我们理解莎士比亚喜剧创作历程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