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第一篇：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姓 名：刘汗青 学 号：***65 年 级：2013春期 学 校：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指导教师：崔红庆 完成时间：2014年4月

目 录

摘要...............................................................1 关键词.............................................................1 前言...............................................................1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1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2

（二）交际花型：人生悲剧的角色象征.................................3(三)懦弱女类型 „„„„„„„„„„„„„„„„„„„„„„„„„ 5

二、张爱玲看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7

（一）与时代因素有关...............................................7

（二）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8

（三）人性自私造成的...............................................8

（四）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9 结语..............................................................10 参考文献..........................................................10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涌现出一批“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写女性体验”的作家。这些脱离当时主潮流的作家和作品因对人性的深入探究和全新视角,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张爱玲作为代表其人其文成为研究的重点。张爱玲的小说以她独特的象征手法、丰富的意象、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融合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本文仅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内涵与意蕴作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小说

前言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抒写这个特定时代里面女性的生存面貌，她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豪门千金，还是小家碧玉，大都少了女孩的纯洁，天真和浪漫，多了妇人的实际、世故和势利，甚至笼罩着一种苍凉，她笔下的女性充满了悲凉意味并生活在时光停滞的时代里，本文就试以张爱玲的几部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试作简要分析。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

1.被黄金枷锁锁住的女人——曹七巧

《金锁记》是张爱玲一部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金锁记》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曹七巧这个经典的形象。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病在床的废人，七巧出身平民，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着一个废人，这个矛盾注定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因此她不断反抗，在别人眼中，她恶名昭著。后来丈夫和老爷相继死后，姜家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家族的桎梏，带着儿女搬到外头住。在七巧的下半生，虽然没有了压抑的生活，而且有了经济基础，可是她的后半生过得并不如意。封建家长制和金钱的双重压迫，使七巧丧失了人的常性，沦为金钱的奴隶，扭曲了她的人格。她以近乎残酷的报复从中获得压抑的宣泄及感官的快慰，殊不知她为自己戴上了黄金枷锁，最后变成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变态的女人。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人。”[1] 鲁迅这样评价她。她开始疯狂报复。在“灭人欲”的封建文化禁锢下，七巧心理扭曲，终于从被害者变为害人者。她一手导致了儿子长白婚姻的悲剧，一手摧残了女儿长安的爱情白日梦。母子的情意、人性的良知，对于曹七巧来说却早已灰飞烟灭。如果说这时的曹七巧还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的话，那就是她对小叔子姜季泽的痴情与渴望，她憧憬从他身上得到温情与爱意，体验一下爱情的喜悦。当她最终明白季泽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对金钱的欲望时，她暴怒了，彻底

抿灭了残留在她身上的最后一点人性，戴上了沉重的黄金枷锁，她终于成了一个幽灵，“ 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曹七巧的婚姻悲剧发展成为人生悲剧，心理变态与人性泯灭是深层的原因。她的疯狂来自金钱与情欲的双重压迫，黄金欲变成盲目的破坏力量，又是她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直接结果。

曹七巧由一个纯真少女变成一个疯狂报复者, 由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不正常人, 由一个知廉耻的人变成一个寡廉耻的人，这不是曹七巧一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有多少像她一样的女子由于封建的门第家族观念及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被迫走进畸形的婚姻，最终成为社会的悲剧。

（二）交际花型：人生悲剧的角色象征

1.被逼良为娼的——葛薇龙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成名作，而其中的葛薇龙一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写了一段自甘堕落的纯情少女凄艳的爱情故事,女主角葛薇龙处在等级森严、人情冷漠、人人逢场作戏的一个特殊的早期香港时代, 社会风气影响了她的人生选择, 贪慕虚荣使她走向最后的堕落，最终被逼良为娼。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完整人格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致人格的丧失，不管她如何挣扎，终究是别人棋盘中的一枚棋子。纯洁的青年就这祥自甘堕落，最终为污浊的环境所吞没，陷入那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中。

造成葛薇龙的悲剧原因有多方面的：姑母阴险、冷酷、狡诈，给她设圈套，逼良为娼。遇人不淑：本想投靠姑母，不料姑母把薇龙当

成满足自己私欲的一个工具； 本想找一个可以寄托终生的男子，却碰上了乔琪这样的花花公子。她曾一度想离开姑母的寓所，不巧又天降大雨，自已生了病，耽搁了行程。大多数评论家认为: 葛薇龙是个单纯的少女, 是为了爱才掉进陷阱走向堕落的[2]。有的认为: 薇龙的堕落与那个浪荡子乔琪乔有很大的关系, 是他玩弄了薇龙的感情才迫使薇龙不得不走向淫靡的生活[3]。这些都是造成葛薇龙悲剧的原因，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她自身人性上的弱点，主要体现在她对物欲、情欲的痴迷上。姑母逼良为娼的陷井从一开始就已明确摆在葛薇龙面前，是葛薇龙自己清醒地一步步身陷其中无法自拔，可以说物欲是走向人生深渊的动力；对一个热衷声色犬马的花花公子，葛薇龙从一开始就知道，但葛薇龙却愿意牺牲自己来供养他,爱到迷失了自我，她为自己选择了绝路。张爱玲以非理性的情欲和物欲来解释了葛薇龙这个上海小女子的悲剧，道出了人与人之间在物欲、情欲、性欲的碾压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变得令人不寒而栗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

张爱玲笔下塑造了这许多形形色色、有血有肉的女子形象。她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世遭遇，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与经历，为我们广大的读者、评论家展现出一个让人神往而有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她们的痛苦，与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产生情感共鸣，透过这些人物，我们能够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物。对她笔下女性形象的关注，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和人生，获得全新的认识。

（三）懦弱女类型

《半生缘》中的顾曼桢是一个典型的柔弱女，她的懦弱心理让她的一生都发生了改变。女主角顾曼桢，原籍安徽六安，十四岁时父亲去世，随着母亲、姐弟住在上海，也在许任职的工厂做打字员。故事发生在春节的第四天，许与沈到一家小饭店吃饭，遇到顾曼桢也在小店，此后三个人就常一起到饭店吃饭，外出游玩。顾在照相的地方失落一只红手套，沈不声不响，独自冒着雨，踏着泥路去找回来。第二天中午悄悄的递给了顾。顾因受伤风感冒没有来上班，许、沈正想要去看望她，顾遣弟弟到办公室送抽屉的钥匙，请许帮忙取出昨日打好的公文。两个男人吃饭时，就谈到了顾叫弟弟送钥匙的事情，好像怕人家上她家，对她的家庭有一种神秘感。顾病愈上班，三人又外出吃饭，许因另有应酬。席间，顾坦白的告诉他：家里有祖母、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姐姐因负担家庭生活，先当舞女，后做交际花。她家住的房子就是姐姐的“朋友”送的。现在将要嫁给一个吃交易饭的祝鸿才，搬出去住。沈也说出自己家庭的情形，母亲和年轻的寡嫂带着三岁的侄子，开一家皮货店。父亲和一位从良的姨太太，带着娘家母亲及三个小孩住在南京。沈的父亲病重，将事业交给沈接管，要他辞职回家，沈回南京后想念顾，请许陪顾同到南京来玩。沈的父亲，见到顾很像他在上海认识的一个舞女，他认为她们俩是姐妹。沈到上海看顾，就将父亲的话告诉顾，引起顾的愤怒和误会，她认为姐姐逼于生计，没有什么见不得人，既然沈家有所顾虑，趁早算了，两人闹

得不欢而散。祝鸿才婚后发了不义之财，在外花天酒地。曼璐由于自己堕胎二次，不会生育，想要拢络丈夫，知道丈夫有意染指小姨，不惜装病设计，让丈夫强奸得逞，将妹妹幽禁一年，生下一个男孩。为恐沈来找曼桢，立刻将母亲全家迁往苏州，沈找到曼璐，她假说妹妹不愿见他，退还他私订之戒指。曼桢住院生产，将不幸告诉同产房的产妇蔡金芳，金芳的丈夫帮助她逃出医院，找到教书的工作，不幸又被她母亲找到，劝她和鸿才结婚。曼璐也抱来她的儿子来相求，仍不为所动。有一天路上遇见曼璐的女佣阿宝，说是曼璐病死，鸿才经商失败，就住在这附近。于是她常常留意年龄相近的小孩。一天看见鸿才老家带出来的女儿招弟，也看见自己的儿子。另一天，她看到从鸿才家出来一口小棺材，原来是招弟得了猩红死了。她进屋去看她的儿子也得了猩红热。鸿才不在家，女佣告知鸿才虐待小孩，常常不回家。她为了救小孩，在鸿才家中照顾小孩十多天，最后，决定嫁给她最恨的鸿才。婚后鸿才发了国难财，又花天酒地，不理曼桢母子。有一天曼桢在诊所发现鸿才带了情妇和孩子也在看病，决心离婚，独力工作扶养孩子。这时沈父死分家，婚后也搬到上海，心中常常想起曼桢。出国十年的许叔惠从美国回来，沈去许家找叔惠，不意遇见曼桢也在。二人一起离开许家，在一家饭店谈谈别后，沈才说出曾去找她，她家搬了，她姐姐告诉他曼桢嫁给母亲的侄子张豫瑾医生。他没有想到她姐姐竟做出这样的事来！他俩见面，对望半，曼桢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枕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又半，她方道：“世钧，你幸福吗？”世钧想道：

“怎么叫幸福？”他和嫂嫂的表妹石翠芝结婚，没有爱，相爱的人不能结婚。论学历，她是大学毕业，不比其他女人差。其他方面也是令人羡慕的。但是她懦弱的性格，却注定她悲剧的一生。有些东西，比如爱情。一旦错过了，就不再。她与沈世钧如此相爱，原本排除万难在一起的。在她姐姐嫁人后，她承担起家庭重担，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拖累世钧。此时，已心生退意。再加上沈家对她的偏见，让世钧夹在中间，不知如何面对。后来，被祝鸿才强奸，让她觉得配不上世钧。种种误会，让他们越走越远。一次误会的决定：嫁给祝鸿才，更是让她悔恨终生。即使，最后她终于下定决心，选择离婚，自己带着儿子过。但年华已逝，爱情早已在岁月中褪色。多年后，与心爱的人相遇，心中有再多的相思，也是回不到过去了。

二、张爱玲看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

总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面临着生存与婚姻的困窘与危机。对女性的生存状况,张爱玲是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的。在张爱玲看来, 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与以下四点有关:

（一）与时代因素有关

首先,它与时代相关。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所说的,我写作的便是这么一个时代,这是一个“乱世”, 一个“大而破”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个时代是沉重的,它象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所有的人都是这个

时代的负荷者”。[4]对于这个时代的名门闺秀来说，不仅负荷的是一个没落的封建时代，另一方面是破落的封建旧家庭套上的种种禁忌, 同时又要在社会上应付各种人事纠纷,身出书香之家的名门闺秀闲在家里有许多不是, 出了差错又要被家人指责, 真正的两难境地，对于广大的小市民来说, 他们负荷的时代充溢着战乱、沦陷、封锁、物价飞涨，然而致使这些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和危机，当之而然的与这个时代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

张爱玲认为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是千百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自母系制被父系制代替后,千百年来,女性一直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女性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权利,这就决定了她们一生可悲的命运。正如张爱玲在作品《张爱玲文集》中所写:“她一辈子也想不通,但是她这世界里的事向来是自管自发生的,她一直到老也没有表示意见的习惯。”张爱玲的作品中有很多女性没有人格,没有自我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曾一度相信超越经济利益的所谓的爱,但梁太太和乔琪的世界终于让她醒了梦。张爱玲对女性的缺点常抱一种嘲讽的态度,以为她们“小性子,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同时她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环境所致，以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

（三）人性自私造成的

张爱玲认为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与人性的自私有关。在张爱玲的作品中, 人与人互相倾轧、互相猜疑, 就连最可靠的亲情也不可靠。

无爱的世界使原本荒凉的女性世界更多了一份苍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姑母梁太太不过是利用侄女薇龙的年青美貌拢络她有钱的情人们。《金锁记》里的曹七巧, 害死了儿媳, 霸住自己的儿子, 又用疯子的审慎和机智葬送了女儿长安的爱情。亲情何在? 人性里有的只是自私, 在这样无爱的环境里, 什么都是苍凉的。

（四）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

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表达：女人的情感本能比之男人而言更圣洁,更简单。她对女性的情感本能似乎是赞赏的,但这种赞赏里无疑含有悲悯的成份,因为女性的情感本能带给她们的往往是恶果。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 她多以四十年代旧中国的沪港洋场社会为背景, 描写在封建传统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冲击下, 形成了一些女性的惘怅、悲苦、疑惑、无奈，甚至心理的畸形与变态，从抽象的哲学意味上对人性进行探素，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包含着她对生命、人生价值的思考。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独特、鲜明的女性形象, 她用局外人观俗世的故事，采取旁观者式的客观写作角度，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是生活的真实。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会的复杂和现实的黑暗，揭示了人生在现实重压下的脆弱与盲目，控诉了封建旧文化、旧道德对人性的残害。

结语

张爱玲生活在一个思想日新月异变化的时代，新文化冲击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女性渴望从禁锢中解脱出来；由于有机会体验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使得她能够了解到这个特定时代里面女性的生存貌，也使得她能够对进步的思想有所吸纳，当她拿起笔来描写这样一群人时，能够把她们表现得更加的深刻。张爱玲认真的书写着女性命运的血泪史，让我们感到了女性在生存层面上无奈的挣扎，今天我们继续对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不仅能够了解到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女性的生存状态，还能够对当今社会地位提高给予文化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鲁迅杂文集《灯下漫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2] 金宏达，《回望张爱玲—— 镜像缤纷》.北京: 北京文化出版社, 2003。

[3] 周芬伶，《艳异—— 张爱玲与中国文学》.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5。

[4]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 卷[C].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

第二篇：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目 录

一 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一）《金锁记》的曹七巧.............................（二）《沉香屑•第一炉雪》中的葛薇龙..................（三）《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四）《十八春》里的顾曼贞...........................二 张爱玲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分析......................（一）心里变态型....................................（二）交际花类型....................................（三）甘为囚鸟型....................................（四）懦弱女型......................................三 小说中女性悲剧形成的原因............................（一）特殊的时代....................................（二）个人的性格原因................................（三）女性的社会地位................................四、结语..............................................注释：................................................参考文献：............................................后 记（致谢）........................................浅析张爱玲小说女性人物的形象

(姚青青)

内容摘要：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作家，她的小说大都以沪港洋场为背景，内容多为旧式家庭发生的琐琐碎碎的婚恋小故事。张爱玲以“参差对照的手法”，塑造一个又一个的女性典型人物形象，她们或甘做欲望的奴隶，或在自我意识觉醒的驱动下进行反抗和挣扎，或为身份的模糊而尴尬着；张爱玲透过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现代女性的生存现状和困境。这些女性人物形象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增加了亮色。

关键词： 女性 欲望 悲剧 意识 人性

美国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曾评价说：“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张爱玲的小说善于用古典的故事外壳，通俗的故事形式表现现代人的主题。她站在女性的独特立场，以大量的笔墨对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生存价值、生存现状、出路等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纷繁驳杂的，但是却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很多的相同和相似的，因为她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最终走向一段悲剧。在她的作品中，主要刻画的是旧上海的都市女人，她们都是古老与繁华不太协调的糅合，她们的命运一般以悲剧收场。对张爱玲的小说作品进行考察，我们能够发现，“欲的自由”和“生的苦闷”是她自己作品的主旋律，描写的是“香港”和大上海“十里洋场”社会的现代文明和封建文化交织渐变的文化背景下的普通女性。

一 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

（一）《金锁记》的曹七巧

曹七巧出身麻油店家庭，在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的时代，在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观念里，曹七巧这样的出身，纵然其有倾国倾城的惊艳美貌，也难以与“士”为主体的官宦之家联姻，何况，曹七巧只是个相貌平凡的异常普通的女性。曹七巧嫁进姜公馆时，姜家虽然已经没落，但不管怎么说也是大族，出身麻油店的曹

看见别人幸福，包括自己的儿女。女儿长安的婚事，她从中作梗，最终把长安变成了第二个曹七巧，对于儿子长白，她更是变态地占有着，因为妒忌长白与芝寿有正常的夫妻性生活，便想出种种法子加以干涉。让长白彻夜为她上烟抽鸦片，当着芝寿的亲妈谈论他们的闺阁私生活“轶事”，最后逼死了芝寿。“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2]作为欲望的奴隶者的七巧，她是冷血的，可悲的，同时也是可怜的。

（二）《沉香屑•第一炉雪》中的葛薇龙

葛薇龙出身于没落的官宦之家，因“上海传说要有战事”才“一家大小避香港来”。薇龙之所以没有打算跟着她的父母回上海，是因为她想在香港完成她的学业，她不想因为回家转学堂要吃一年亏。家里经济拮据，眼看在香港支撑不下去才准备回上海去，怎么办呢？她一个女孩子能想什么办法，在香港没有朋友，自己又没有挣钱的本领，要留在香港完成学业，她只能投奔她的姑妈————梁太太。

梁太太的名声，薇龙是知道的，她早在她的父亲的口中点点滴滴地知道一些，但她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会明白的，决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此时的薇龙，不乏现代女性的某些特征。但入住梁太太家不久，虚荣的薇龙便在她姑妈的物质诱惑下渐渐失去自我，成了小有名气的交际花，不断以青春和美貌来为姑妈弄人，以至于将自己的男友卢兆麟也“奉送”给了姑妈。

在浮浪子弟乔琪的爱情攻势下，薇龙爱上了乔琪，“她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薇龙和乔琪结婚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与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薇龙虽然和乔琪喜结连理，但她却完全丧失了自我的意识，她不是为她自己而活着，她只是梁太太勾引男人满足性欲的工具，只是乔琪挣钱的工具和发泄性欲的玩物，薇龙变成了一个出卖肉身、没有灵魂的交际花，她和她姑妈的关系，和丈夫乔琪的关系，愈来愈模糊和尴尬，连薇龙自己也承认，和妓女没什么分别。

和挣扎无疑是更有力和更具时代特色的。

曼桢出身于普通市民阶层，家境贫寒，她的姐姐曾以做舞女来养活全家。姐姐顾曼璐的舞女特殊身份，给全家人造成了无形重压，对于直接受惠于这种特殊家庭收入的曼桢而言尤其沉重。这团阴影在曼桢心头久居不散。无论在工作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笼罩在这团阴影下的曼桢都非常敏感，自尊又自卑。小说几次写出她对于家庭身世的不愿触及，她素朴的装束，都映现了她内心深处的苦恼。

顾曼桢在与同事沈世钧的相处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正当他们准备订婚时，他们的婚事受到了各自家庭的其他成员的影响，加上他们之间的一些误会和世钧的懦弱，他们的婚姻之梦破灭了。曼桢和世钧之所以没能结合，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以世钧家庭为代表的传统男权社会的压力和曼桢独立的女性自我意识。世钧父母对于曼桢身世的猜测、怀疑，甚至不信任，都表明了传统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枷锁是十分沉重的。曼桢对此是十分不满的，她不愿为了要嫁给世钧而接受他提出的否认与她姐姐的关系。一来是因为她觉得姐姐为家庭付出了太多，她不能这样对待姐姐。二来是她想以平等的身份嫁给世钧，她更不愿意屈就。正如曼桢所说：“我几时看不起他了，是你看不起人！我觉得我姐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谁更不道德！”这是曼桢公然对以世钧的父亲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控诉和反抗。她的这种女性自我立场的坚定性使得她在寻找自我的归宿上更加艰辛。

曼桢的不幸并不在于她的女性自我意识过于高昂，而是在于她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挣脱传统的女性思维模式对她的控制。从而使她曾一度地失去了自我，向生活妥协，向责任低头。当然，是曼璐成功设置的圈套，毁灭了世钧和曼桢本为幸福的情缘，但最终决定曼桢生活之路的仍是她传统的女性思维方式。被祝鸿才强奸后，她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勇气面对世钧，因为舍不得儿子，她又回到祝鸿才的家，过着一种不堪的生活。这种生活状态本不是曼桢所想要的，但她骨子里的母爱逼她走上了这条路。

显然，作为经济已独立的现代职业女性，曼桢可以放弃对男人的依赖，她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她也完全有能力逃离祝鸿才的恐怖世界，但她还是陷入其中。这是曼桢的无奈与悲哀，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职业女性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些职业女性，注定要经过一翻挣扎，才能重新找回被遗忘的自我。值得庆幸的是，曼桢最终从祝鸿才的世界里脱离出来，她勇敢地与祝鸿才离婚，找回了自我的生存价值，拥有了自我的生活。曼桢的挣扎，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现代职业女性寻找

[4]

这一系列反常行为似乎不可理喻，其实都是根源她不幸的婚姻及由此导致的变态性格。

（二）交际花类型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这是一个豪华奢侈而荒淫无耻的地方，梁太太整天忙着找男人，和丫头、婢女争风吃醋，她给薇龙出学费是为了把她作为招引男人的诱饵。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然而那些美丽的衣服、漂亮的青年、晚宴、茶会、音乐会、牌局等等，对她太有吸引力了，三个月功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她的生活准则一次次打折扣，她既经不起物质享受的诱惑，又无力抵抗自身的“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终于成为第二个梁太太：自愿的妓女。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象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对于她，未来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畏缩不安的心只有在眼前的琐碎物质享乐中深深地埋没，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

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 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薇龙的悲剧来自于她自身的弱点，她无法抗拒物质的诱惑，一步步走向堕落，体现了人的意志力量的脆弱无力，她无法战胜自身的弱点，对于物质的诱惑和情欲的主宰，人的意志努力总是归于失败。而这正是导致悲剧的原因。

（三）甘为囚鸟型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虽然受过西洋教育，在骨子里面仍是浓厚的封建意识，逃脱不 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旧式婚姻模式，把寻找经济靠山作为择爱的目的和标准，资产阶级的金钱观、价值观与封建婚姻观竟然奇特地吻合了。她与浪荡公子范柳原邂逅而坠入爱河。范柳原是一个饱经世故、狡猾凶残的婚姻场上的赌棍，他只是想寻找情妇偷欢，而不愿承担丈夫的责任，而白流苏则是觊觎他

说中灰暗、虚无的氛围。

（二）个人的性格原因

生活环境对人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不是出身于下流社会，就是已衰败的贵族，即使属于中产家庭，生活也是相当拮据。所以对金钱的渴望和对物质的享受成为她们与生俱来的天性。曹七巧出身于贫寒，小商贩精明的性格自然在她身上有所表现，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嫁给了名门望族，甘愿去伺候一个残废的男人。低贱的出身与生活的环境，形成她自卑而又不甘的心理，一味地对金钱的追求成为她想把握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嫁到姜家目的就是为了钱，这个目的她达到了，但她毕竟出身于低贱，不可能有淑女风范，泼辣、刁钻、善于调情的生活习性都是市井生活在她身上种下的痕迹，这也是情欲在她心中嚣张的原因。这种“欲求不满”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回忆的姑娘变成了一个阴险、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的姜老太太，情欲就是这样折磨着她。“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张爱玲执着于人性的探索，人性的真实，人性的畸形、扭曲、变态也尽收眼底，她小说中展现的都是人类性格中的劣性，自私、虚伪、贪婪、软弱就是她所塑造的人物的特性。尤其是女性，有人说女人生来就是弱者，但弱者背后好似有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自我拯救而是毁灭。女人大多数的嫉妒心里很严重。古希腊戏剧中的美狄亚正是因为嫉妒，疯狂到杀死自己的孩子。不能说张爱玲受到希腊戏剧的影响，但嫉妒确实是她笔下女性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最可悲的是这种嫉妒通常连她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长时间的积累就变成了杀人的工具。七巧因为自己的情欲得不到满足，就嫉妒别人的和睦的婚姻，甚至无法容忍儿女的婚姻。儿女的幸福在她的眼里成了对她的恶毒的嘲笑。承受不了怎么办？她诱使儿女吸毒，通过这种残酷的方式来锁住女儿；她还通过逼新婚的儿子供出床上之事，折磨死儿媳妇。在情欲的折磨下，她不仅毁了自己的生命，还拉上子女作为自己的殉葬品。当她向30岁的女儿长安最佳的求婚者-------暗示长安有烟瘾的时候，我们不仅不寒而栗，一个极不正常的人丑陋的站在我们面前。

（三）女性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几千年男为尊传统的压抑下，中国女性自身带有很深固的奴性，尽管五四以来一直提倡妇女解放，但仍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张爱玲小说中的

在张爱玲后期塑造的女性人物曼桢身上，鲜明地看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坚强的抗争。她们的挣扎、抗争，相对那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而言，相对那根深蒂固的伦理纲常和道德文化而言，都是微弱无力的。作家通过书写这些女性的挣扎，揭示了现代女性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肯定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生存现状抗争、挣扎的重要意义。

张爱玲塑造的少数的健康完人形象，虽然是少数，但这些人物，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张爱玲小说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虽然身世遭遇各异，个性经历迥然，但她们大都有个共同点：要么在物质生存世界中苦苦挣扎，要么在情欲世界中苦苦挣扎，要么在精神世界中苦苦挣扎。透过这些以“苍凉”为基调的有着悲剧色彩的故事，我们可以洞察出作家对于现代女性生存现状的思考，作家在揭示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压迫女性身体和灵魂的同时，也以悲剧精神揭示了一种属于社会，属于时代，属于整个人类的深刻悲哀。

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苍凉而复苍白，安命而又怨命的女性悲运，在张爱玲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艺术呈示，并且总以纤毫必露的显微效果，把女性异化的真相展示了出来，给人以“凉入骨髓”般的审美感受。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外表上，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但骨子里，却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颗女奴的灵魂。这些女性，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但在她们身上，总一样弥漫着一种阴暗的气息，整个心态和生存状态都充满了鬼魅之气，她们仍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依赖男人成为她们表达自立的方式，自尊成为自卑外化的表征。刚刚过去不久的火热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仍旧只属于生活在阴暗中的女奴。她们全被一只巨手遏制着，这只巨手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来自女性世代因袭的女性生来是男性附庸的意识，她们演绎的正是个体生命在时代的变化中为追求自身的存在价值时由于传统重负的因袭及对世界的茫然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时的悲剧。这些人生所演绎的，也只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后

记（致谢）

时间如梭，转眼毕业在即。回想大学生活，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之情。感谢母校给我们提供的良好的学习环境，使我们能够在此专心学习，陶冶情操。谨向我们的论文指导老师致以最真挚的谢意！本文的写作直接得益于他的悉心指点，从论文的选题到体系的安排，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师恩重于山，师恩难报。我只有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以契而不舍的精神，努力做出一点成绩，以博师恩一笑。

另外，我必须感谢我的父母。养育之恩，无以为报。作为他们的孩子，我秉承了他们的朴实，坚韧的性格。也因此使我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也因为他们的日夜辛劳，我才有机会如愿以偿完成我的大学学业，取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朋友们，正是由于他们在电脑技术上的无私指导，我才得以顺利完成改论文。

第三篇：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服饰描写

恋衣情结——张爱玲浓墨刻画的女性服饰

刘洁林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张爱玲对服饰的迷恋直接影响到她的小说，她在小说中对女性服饰的描写在现代文学史中首屈一指，描述了清末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服饰的发展变化。她将服饰写得那么唯美，在文本中传达着“恋物”的情结，让人重新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色彩。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服饰；恋物；

每一个妙龄的女郎都会对服装特别敏感，但在张爱玲，这种敏感和占有欲似乎太过招摇，而成了张爱玲小说及其身份的徽章。通过服装，她自恋、自我标榜，在文字上塑造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带上了张爱玲尚未磨灭的贵族气息。张爱玲对服装的精益求精与她精巧的文字之间多少有些重叠，仿佛她在构筑一座文字之塔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编织一件衣裳。张爱玲的“恋衣”情结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她那一位着装漂亮优雅的母亲。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的精雕细刻，纤毫毕现值得引起注意。她将各种色彩斑斓、款式多变的服饰展示，这成为作者和小说人物身份、心理、性格与命运的外化，成为诠释人物存在的方式，也使她的小说风味迥异，绚丽多姿。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张爱玲的身世

张爱玲出身名门，身份显赫，贵府小姐。

说起张爱玲的家事，最早要追溯到她的祖父张佩纶，乃是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觉。她的祖母李经

（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李鸿章再朝四十余年，官至文化殿大学士，无日不在要津，签订《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这都是这位北洋大臣的“杰作”。中外人士提起清末政治人物，李鸿章的知名度可说无人能出其右。张爱玲的家事显赫远不止于此.张爱玲的母系黄家,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生和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对于在文坛上的一名作家来说，应该说张爱玲家世的显赫已经无人能比及。可以说是张爱玲的第一奇，出身的不平凡也早就了张爱玲生活经历的与众不同，又一个传奇在她的身上演绎。

张爱玲虽然出身显赫，但由于种种原因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则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３岁时张爱玲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不但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且更勇敢地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了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

张爱玲是一个天才儿童，６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７岁的张爱玲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她又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於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於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 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 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心中也是充满着惋惜的。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

战后人民反日情绪 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麼，她告诉胡兰 成她自将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

１９４７年与胡兰成离婚，１９５２年移居香港，１９５５年离港赴美，并拜访胡适，１９５６年结识剧作家赖雅，同年八月，在纽约与赖雅结婚，１９６７年赖雅去世，１９７３年定居洛杉矶；两年后，完成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１９９５年九月逝於洛杉矶公寓，享年七十四岁，也许是命运捉弄人在张爱玲去世的时间恰逢中国的中秋节。一名传奇的人物离去了，然而她的文字却继续着它的传奇，被无数人品味研究着，有的人说，读张爱玲的文字，让人畅快淋漓，心情舒畅，有的人却说读张爱玲的文字让人心情低落，情绪悲怆，然而我却觉得张爱玲的文字让我陷入沉思，她的思想不是用笔写下来的，而是需要读者静下心来慢慢品味的。一位传奇的人物走了，是我们的遗憾，她的文字将永久流传。

二、张爱玲的性格

一个人性格，在我看来与家庭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照此推理，张爱玲如此的家世，如此的出身，也就注定着她的性格也不同常人。对于一个在三岁便失去了母爱的小女孩来说，没有了母亲的呵护，注定这一辈子将会成为一个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坚强的人，果不其然，在张爱玲以后的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事情也都证明了这一点。除此以外，张爱玲还拥有着很多与众不同的性格。她勇敢，天资聪颖，在九岁时便开始懂得写投稿信来发表自己的作品。她孤傲不凡，却时刻引人注目。在衣着的搭配上就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见过张爱玲第一面的人，都会为她的衣着所惊叹。你很难用奇装异服的词句来形容她，但她的衣着款式、色彩的确与众不同。张爱玲不但在服装上出新出奇出古，在颜色的选配上也喜欢用一种鲜明而又参差对照的色彩。柠檬黄，大红，葱绿，桃红，士林蓝都是她常选用做衣料的色彩。张爱玲幼年与母亲学画画，她的画抽象，大胆，却又意味深长让人难以捉摸，就如同她的人一般。

有人评价张爱玲是个着实的小女人，实实在在，物质远超抽象的理想的人，但我却更觉得张爱玲是个心中有着大城府的小女人。

在幼年时期，张爱玲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经历了坎坷的幼年生活后，张爱玲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独立的新女性，对事情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在逃出父亲的家后张爱玲过上了自己的生活，开始自己文学创作的路。

在生活大潮中张爱玲不断成长，作为一个女人，她是令人敬佩的。她敢于付出，敢于追求自己的真爱，在风华正茂的青春年代，她为追求自己的真爱，不顾外人的强烈反对，顶着被人唾骂的风险，执着的向自己所追求的方向前进着。在晚年，据说晚年的张爱玲手头不太宽裕,居无定所,家徒四壁,过着一种“大隐隐于市”、与世隔离、不与人交往的生活。她与外界几乎没有丝毫的联系。心中是那样的平静，这样的心境恐怕少有人达到。我想，对于这样一位饱受风霜的老人来说，这样的生活也许是最好的归宿-----这样她便可以平和的面对自己的曾经，也能够平和的对待他人。但孤独终老总归是个悲剧。

二、张爱玲的生活方式

张爱玲小说中服饰描写的琳琅满目和张爱玲本人对服饰的爱好密不可分。张爱玲对服饰的兴趣来源于其人生经历、恋衣癖和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我们先看人生经历。张爱玲出生贵族家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她的母亲是一位受新思想影响的新女性，美丽而时髦，常做许多衣服，她最初的回忆之一便是“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她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童言无忌》)这使张爱玲产生一种模仿心理。她小时便称：“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圆，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童言无忌》)。她中学时发愿“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①但她少女时期跟着继母过活，除了自己的两件蓝布大褂外，只能拣继母剩下的旧衣服穿，她“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都已经过去了，还留着那冻疮的疤。”(《童言无忌》)她记得有一次到舅舅家吃饭，舅母见她穿的衣服破旧,随口说等她翻箱子的时候把爱玲表姐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她穿。她连忙说：“不，不，舅母，我真的不需要”，可眼泪却滚下来了②。这样的境遇在她的心灵里刻下了很深的印痕，又导致她对服装的一种补偿心理。

其次是张爱玲的恋衣癖。贵族家庭出身的张爱玲具有恋物癖的倾向，她觉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打成一片的”，“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童言无忌》)恋衣癖作为其恋物癖的一个方面，可以其《更衣记》中的一句直白作为注释：“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她在香港大学读书连得两个奖学金，就随心所欲地做了些衣服。她还细致描绘了买衣服的心理：“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童言无忌》)。这些都显示张爱玲对服饰不同寻常的嗜好。但从根本上说，张爱玲对服饰的爱好来源于其艺术化的生活方式。美国学者周蕾在《技巧、美学时空、女性作家———从张爱玲的〈封锁〉谈起》中推断“张爱玲的处世态度，正是把自己进行‘封锁’，把艺术、文学的(人造)时空作为那死亡之后的‘另一生命’”③。如果说晚年的张爱玲是通过“封锁”自己而让外界将其艺术化的话，那么，年青而且一举成名的张爱玲则是通过将自身艺术化来使其生活“锦上添花”：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回忆她从香港回来时“穿着一件短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④。据当时她的文坛诤友潘柳黛女士回忆：张爱玲“为出版《传奇》，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厂的工人都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⑤。她有一次参加一个朋友的哥哥的婚礼，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⑥。张爱玲把《倾城之恋》改为剧本搬上舞台与剧团主持人周剑云见面时，“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连交际场上见多识广的周剑云也显得有些拘谨⑦。对此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张爱玲自己也直言不讳。在她博得“奇装异服”的“美名”以后,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我既不是美女，也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⑧“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童言无忌》)。

当然，服饰是一片施展个性的天地，不管是表现人物的身份、年龄地位或表现人物的心情，心理还是渲染气氛，张爱玲给我们留下了最终的还是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因为一篇小说常常是必须建立在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的基础上的。在这，张爱玲既施展了她的个性，也将这个个性构建于小说的整体框架中，或许着这就是她作为一个作家衰隋与服饰文化的原因之一吧。张对服装的精益求精与精巧的文字之间多少有些重叠。仿佛在构筑一座文字之塔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变质一件衣裳，汇成了她古典与现代的交融。有评论指出：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都能映在画面上，仅此一点，他的人格就会凹凸出来，而且清晰明朗，他的状态就是一种精神。用衣服来演示女性的生命，展示的是各色人物的百般滋味的平凡人生．就是张爱玲的一种生存状态。因为她相信当人无力改变大时代的动荡时，只能缜密地去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

参考文献: ①⑥⑧余斌著,张爱玲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0,192,193.②任茹文,王艳.张爱玲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74.③杨泽编.阅读张爱玲[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5.④⑤⑦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9,30,20.⑨试论张爱玲中篇小说中的女性典型形象/聂桂兰//吉安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2.⑩鲁迅•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作者简介： 刘洁林（1979—），女，河南省驻马店人，从事服装艺术专业教学和研究

第四篇：关于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探讨

关于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探讨

郁达夫小说的写作风格以及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与作者生活年代的动荡、贫苦有着莫大的干系。而1922年作为郁达夫写作的一个分水岭，其在1922年之前（日本留学期间）的写作风格主要以诉说“性的苦闷”为主，作者在1922年回国之后，目睹了我国社会底层的的黑暗与贫苦之后，写作风格又渐渐转变为诉说“生活苦闷”。由于这两大时期的转变，使得作者这两个时期所写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描述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笔者就通过对郁达夫小说的详细研究，论述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类型，以及其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特点及意义，以供相关研究者们参考所用。

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多变且复杂，其既有善良、温柔、博爱的“天使”型女性，也有以妖冶、妩媚、轻浮著称的“堕落”型女性。而这种女性形象的塑造与转变，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国家以及作者自身的情感世界有着极大的关联。我们可以通过对郁达夫小说的详细解读，看出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人性，还有作者的精神情感等等，并进一步地对作者的文学造诣有更深层次地了解。

一、郁达夫简介

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生卒年为1896年―1945年，出生于浙江富阳，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小说家与诗人，代表作品主要有《故都的秋》、《沉沦》、《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她是一个弱女子》等等。郁达夫幼年曾在美国教会学堂等校学习，后留学于日本，其后还远赴新加坡参加抗日救国等爱国运动，且先后学习并精通了日语、英语、德语、法语、马来西亚语五门外语。由于郁达夫的迹遇坎坷复杂，再加上当初时势的动荡，中国的被压迫，自身的被迫害，使得他亦有不放弃对理想追求的决定，亦存在憎恨时势、颓废避世的强烈伤感情绪，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与情感的堆积也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诸多不同类型的素材。郁达夫自1922年7月于日本回家之后，更是与成仿吾、郭沫若、冯乃起、鲁迅、胡愈之、王任叔等人合作，共同主编创办了很多具有代表性，对抗日救国，对传统文学传承，对新文学发展起到推动性作用的论著及刊物。

二、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类型分析

通过对郁达先生小说的整体分析来看，其小说中所描述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两个类型，其一便是以善良、天真、可爱等为代表的“天使”型女性，而其二主要是以妖媚、放浪、轻浮为代表的“堕落”型女性。

例如，在小说《南迁》中所描写的那位面容姣好的日本女生，她自卑且沉默寡言，由于“我”和她同患肺病，两人在同病相怜之定，于懵懂中产生了些许情感，这个女性就是善良、美丽、温柔的代表之一。再如，小说《沉沦》中所描述的那位自小就被拐卖到日本在酒馆作女招待的小侍女，独在异乡，年龄尚小，总是在服务客人中受到客人的欺侮，这位侍女也是典型的胆小、温柔、善良却总被欺侮的，具有“天使”型形象的女性之一。还有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所描述的女主人公陈二妹，作者通过对陈二妹的一句描写：“她黑晶晶、水汪汪的眼睛里，似乎是满含着责备我、规劝我的意思”，可以看出这也是一位善良、淳朴、可爱的“天使”型女性形象。

而在郁达夫小说中，除了有明显特征描述“天使”型女性形象之外，还有一种同样有着明显特征描述的“堕落”型女性。例如，在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中，作者通过对女主人公郑秀岳成长过程的详细叙述，让我们看到一个文弱的女子，从最初的娇柔可人，到软弱、空虚、抱怨，再到积极向上、崇高精神，最后到龌龊、庸俗、依赖他人、牢骚抱怨、红杏出墙等阶段的不断转变，使人们看到一个貌似为“弱女子”的“堕落”历程。再如，在郁达夫另一部小说《蜃楼2》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治妮似乎也自沉到了她在月光下的自己的裸体的魔力了，回头来向他微微地一笑又很娇媚地点了点头。„„冶妮向后和靠。她的肥突的后部便紧贴上了他的腹下，一阵浓亵得难耐的奥虎（上内下比）贡特制的香味红蒙地喷进了他的鼻孔，麻醉了他的神志。”这段十分露骨的描述，不仅刻画出了男主人公陈逸群的风流浪荡，也将与他同船的美国少女冶妮的放荡、轻浮，对男主人公的勾引、挑逗描述地淋漓尽致，此位女性便也是郁达夫笔下“堕落”型女性的代表。

三、郁达夫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描写特点及原因

㈠对女性赞美褒扬的描写及原因

由于郁达夫留学日本，接受过新潮思想的关系，使得其在动荡、黑暗，且女性备受歧视的二、三十年代，可以以一颗炽子之心，勇敢地追求理想中的爱情。并通过个性张扬、离经叛道、标新立异、反传统反封建的行径，将这种激烈的思想付诸行动，例如郁达夫与第二位妻子王映霞的爱情纠葛，就曾因他不顾世俗的猛烈追求，在90年代被炒得火热，且这种奋不顾身的热烈情感以及对女性的形象赞美与褒扬，也于小说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例如他在《自传》中，曾地日本女人的身材及原因有着十分细致的描写：“日本女人大抵上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构，瘦似黄花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份富含异质，因而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似磁体，至于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妊娘，就是在日本也有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再如，小说《迟桂花》里，对则生妹妹莲儿的一段描述：“听听她那种舒徐清澈的语气，看看她那一双天生成像饱使过耐吻胭脂棒般的红唇，更加上以她所特有的那一脸微笑，在知识成分之外还不得不添一种情的成分上去，于书的趣味之上更兼一层撩人的风韵在里头„„莲的这种呼之欲出的美的情韵，叫我倾倒，也令我想入非非，然而当我捏住她的手默默地注视她的时候，莲又是一种怎样的淳朴与率真！”。

郁达夫一生共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妻子孙荃是一位裹着小脚的女子，但由于出生在地主家庭，上过私塾，能诗善文且知书达理，符合郁达夫对女子外貌、品德与才华的要求，使他从对小脚女人的失望瞬间转变成了喜爱。但由于郁达夫的风流任性，放荡不羁，没过几年又抛弃前任妻子，追逐杭州名花王映霞。之后又与王映霞离异，结识的年仅20岁的女生何丽有。虽然这三段婚姻中也有不少龃龉，但是起初的美好也给郁达夫带来诸多创作灵感。除过这三段有名有实的婚姻之外，郁达夫在日本、中国、新加坡等地奔波的时候，还认识了其他一些富有才情，美貌智慧的女子，并与其中的一些产生过感情。郁达夫便加这种爱情经历升华之后，为人们勾勒出现美好女性的形象。

㈡对女性刻毒偏激的描写及原因

当然，在郁达夫的笔下并不全是对女性的赞美与褒扬，其也写过一些对女性比较偏激、刻薄、恶毒的描述。这与郁达夫的感情经历与社会背景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郁达夫曾经一度想按照他心中的要求来规范自己妻子或其所认识的女性，但却无法达成所愿，在极度失望之后便通过偏激的言辞来表达他的这种失望。其在听闻二嫂与兄发生口角之后，曾以：“此等女本无良性质，吾兄当善视之，弟看世界女人，都恶魔之变态，此后关于女色一途，当绝念矣”来丑化女性。也曾在与第二任妻子王映霞起冲突之后，在与友人信中写到这们的话：“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为祸水”，还有“妇人难养，古中外似乎是一例的”，以此来表达其对妻子王映霞的不满。还有对第三任妻子何丽有，曾多次以“何丽之有”来取笑她的姿色平庸，且常常当众称妻子何丽有为“婆陀”（马来语指傻瓜）。由于郁达夫对待感情的冲动，使得几段婚姻，均以浪漫开场，却以两相厌恶而结束。且也因为他的这种冲动，以及对女人一时之气，将其表现在了一些小说之中，并因一人，因一事，而概论，以刻薄之语辱骂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女性。

例如，在他的小说《沉沦》中，男主人公在日本就遭受过很多冷眼，无数次碰壁，这与郁达夫在日本的经历也许有些相似吧，其中有一段是写当谈天的人群中，忽然有人多看他（他指小说中男主人公）一眼时，他便觉得人家议论他。而当日本妓女对他稍有冷淡时，他便认为日本妓女们知道了他“支那人”的身份，所以对他无比冷淡。这种描述，恰恰是郁达夫存在的病态型自卑心理作祟，让他逐渐意志消沉，充满抱怨、牢骚、心灵扭曲，对女性也产生了一定的仇视心理。与郁达夫同一时期的女作家苏雪林曾以这样一段话描述过郁达夫：“„„不过自己神经有病，竟叫小说中人物也个个患着神经病，不知小说人物‘个性’为何物，这样作家，居然在中国文坛获得盛名，岂非奇事！„„郁氏除了性的苦闷，又好写鸦片、酒精、麻雀牌、燕子窠、下等娼妓、偷窃、诈骗、以及其他各种堕落行径，所以人家给他戴上颓废作家的冠冕。”虽然苏雪林这段对郁达夫先生的描述，过于偏激了一点，但其既处于一个时期，想必苏雪林也不会无中生有，通过这段描述，我们也许更能看出，郁达夫的一些小说中，为什么会对女性有着刻毒偏激的描写。而在小说《南迁》中，作者描述旅馆主人的义女M，她在丈夫出门在外期间，对男主人公投怀送抱，使得伊人对她产生了感情，可是这女人M，在另外一个客人来时，又与其一起纠缠鬼混，这使得伊人自感受到了巨大创伤，称女子是位“轻薄的妇人”，并曾一度想自杀。这段描写，将男主人公写得多愁善感，懦弱，又怀着爱国主义情怀，却将女主人公M写成一个水性杨花、见异思迁、狡黠薄情、放荡、轻浮的女子。因此也可窥知一二，其对女性怀有深情一面的同时，也带有偏激、刻薄的一面。

㈢对底层女性怜悯的描写及原因

郁达夫在小说中，除了对女性有赞美褒扬，以及刻毒偏激描写之外，还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有一种怜悯的描写。而郁达夫对女性的这种怜悯，也是在日本以及在中国期间，身处社会黑暗、贫穷与饥饿中时，亲眼目睹女性所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所产生的。例如，在《她是一个弱女子》当中，对女主人公郑秀岳最初的描写是说其出身于官宦世家，接受过新式教育，但到最后写到：“可怜杭州的许多女校，这时候同时都受了这些孙传芳部下匪军的包围，数年千女生也同时都成了被征服地人身供物„„在五六个都是一样的赤身裸体，血肉淋漓的青年妇女尸体之中，那女工却认出了双目和嘴，都还张着，下体青肿得特别厉害，胸前的一只右奶已被割去了的郑秀岳的尸身。”这段描写，将日军惨绝人寰，凌辱中国女性的行为刻画得十分令人生醒，在叹息女性悲惨命运，怜悯女性际遇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的弱小，内乱等原因，给广大女性，千千万万同胞所带来的毁灭性伤害[4-5]。

再如，郁达夫另一部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所描述的女主人公陈二妹，也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女性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陈二妹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十点钟，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再加上父亲死后，所工作的烟厂一位姓李的管理对她造成的调戏与骚扰，都使她十分痛苦、愤恨。这种形势所逼下，导致女主人公陈二妹对N烟厂充分了仇恨，并劝诫“我”（小说中男主人公）不要买N烟厂的烟来吸。从这段描述我们可看出，虽然陈二妹已经形成了朴素原始的仇视心理，却依旧无可奈何烟厂半分，仍是每天工作加班，身心饱受催残，可怜可悲。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便可以从多层面、多角度地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就像是有人对郁达夫小说中各种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后断言：“郁达夫需求的并不只是性的满足。他要找一个女人，并不只是想要和她做爱，更多的是害怕孤独。”相信在那个时代的作用下，作者独自在国外求学，回国后面又面对时局的动荡以及底层人民的被迫害，心情苦闷，无法宣泄，便通过对女性各种形象的描述来寄托哀愁和病态心理。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作者笔下的女性及对性的描述很直白，其在字里行间却依旧有着对人性、对世态、对社会的深刻认识，不失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也诚如大先生鲁迅所言：“一部红楼，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郁达夫先生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从多个层面来看，自然也能看到不同的意义，笔者也期待有人能对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更深一层的探索。

第五篇：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与爱情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与爱情

摘要

张爱玲，一个从未消失于大众视野的名字，人们对她的争议也从未断过。张爱玲是个什么人？有人知道，也有人不太知道。我说的不是不知道她这个人，而是不了解她这个人。而我对于这样一个传奇的女子，也只能用“矛盾”一词来形容对她的情感。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除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掌称赏，从我的个人阅读兴趣出发，张爱玲小说中最吸引我的是其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在生活的重压面前，在面对自己的感情世界时是如何做出种种选择?这种种选择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情感波澜？为什么女性的爱情历程多以失败告终，是社会，家庭，还是她们遇人不淑？带着这些问题我深入到了小说的文本，得出了属于自己的答案。关键词： 爱情 经济依附 悲剧 身世历史·女性·荒凉沉沦

一、经济依附下的无爱世界

在《苏青、张爱玲对谈录》中有记者问“现在一个职业妇女所赚的钱，恐怕只够买些零星东西，或者贴补家用吧？”张爱玲的回答是“是的，在现在的情形下，恐怕只能做到这样。”在经济上，张爱玲亦是弱者

《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一个破落世家的大户小姐。她是勇敢的，面对包办婚姻她虽然哭哭啼啼般洒脱挣扎，却没有娜拉敢于反抗的斗志。她用法律来捍卫自己，通过离婚摆脱夫权的束缚，从而获得爱情自主权。在离婚七八年之后，面对娘家人的欺骗和凌辱，一无所有的白流苏用自己残余的青春作为赌注，千方百计地扮演“光艳的伶人”，在上海和香港这两个肉欲横飞的都市之间以恋爱为手段，努力为自己的生命找寻一个理想的归宿。不论结果如何，出发点已经决定了爱情的实质。之后，白流苏与范柳原展开了捉迷藏、斗心眼的情场游戏，饱尝了经济的压抑、情感的屈辱，获得情妇的位置。最后，一场倾国倾城的战争成全了她与范柳原的婚姻，算是一个圆满的收场。沦陷中完成“倾城之恋”，以“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的方式宣告自己获得胜利。虽然，这“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但“流苏还是有点怅惘”。这正是因为即使是被冠以“倾城之恋”美名的一场婚姻，也是毫无爱情可言的。

更集中表现经济依附的无爱世界的还有《金锁记》。《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为了经济的保障，舍弃了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而甘愿做了有着虚名的姜家二房的奶奶，死心塌地地服侍着一个残废。后来，同样为了经济的安全，她理智的赶走了她深爱的人，驱散了沉浸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的幸福，而不得不承受“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算出了”的痛楚。爱情是什么？在曹七巧这里，它就是现实对经济的依附关系。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在悲剧性的苍凉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面临着生存与婚姻的困窘与危机,都在迷茫中追逐婚姻以求安全,同时又不得不生活在猥琐、难堪和失面子的屈服中。究其原因,这种生存困境与时代有关,与社会传统有关,同时,也与人性的自私和女性的情感本能有关。这些女性生活在一个道德观念新旧杂陈,价值观极度游移的时代。这个混乱的时代一方面为女性在追求自由恋爱时前所未有的自由与空间,但封建制度强大的历史惯性又严重制约着女性对爱情的向往和渴望,与此同时,“十里洋场”率先的商业化进程也在无形中影响和瓦解着女性的传统情爱观。她小说中的人物往往生活在一个“荒凉”的背景之中，并在这个背景中演出了人性的荒凉与残酷。而对人性的审视，因为荒凉而愈发显得深刻。

二．巨大压力下的情爱悲歌

季红真在《女人与爱情》中说，“因为爱情对于女人犹如宗教式的神圣信仰，所以她投入爱情的时候，常常带有赴汤蹈火的勇敢。她们在恋爱时既可超越世俗的礼法，又蔑视现实的差距，甚至可以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张爱玲小说中固然有像白流苏和霓喜那样对婚姻疯狂追逐而不解风情的女性，但她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在对感情的投入程度以及对爱情的癫狂程度上与这段话并无二致。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疯了样地爱着振保，以至于捡他抽过的烟头感受他的气息；她对爱情的投入不小气不计较，没有中国传统女性的优柔，甚至不惜放弃衣食无忧的家庭；当振保落荒而逃时，王娇蕊不顾女人的矜持，从楼上一路趔趄地追下来，高跟鞋掉得七零八落也顾不上。虽然振保临阵脱逃，但王娇蕊还是放弃了无爱的婚姻。

《色戒》中的王佳芝，王佳芝受命于一个组织策划暗杀汪伪政府的大员易先生。她以身做饵，从广州到上海，历时两年，终于让她逮到了这个机会。在一个不起眼的珠宝店，布下两年的圈套终于要开始收网了。然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她因为一枚四克拉的钻戒而忽然“顿悟”到这个惺惺作态、逢场作戏的老手是爱她的，一霎那间，两年的苦心经营，队友们的生命安危，包括他的汉奸的身份都不重要了，所有的柔情都化为“快走”两个字准确地传递给了易先生。结果证明王佳芝的提醒是及时的，易先生在最后逃出。王佳芝为她的感情一时冲动送了性命，陪她殉葬的还有那几个至死可能都不知所以然的队友们。

三．张爱玲独特的身世

她在年少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把父亲的世界看作是一个“坏”的世界，是一个有各种她厌恶的事物的世界。后来因她偷偷考大学而和父亲彻底决裂，投奔她的母亲。可是她母亲并没有给予她一个真正的家庭，而是继续给她观念上的影响，结果这变成了一种压迫，使她完全失去了自尊，在和母亲日渐疏远的过程中，母亲教会了她钱在生命中的重要性，连骨肉至亲的关系都无法经受住钱的考量，又何况是爱情呢。于是，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描写了很多男女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一直为很多人所诟病，说这哪里是什么爱情。我也不认同张爱玲的爱情观，但是她无疑写出了爱情关系中最为冷酷和无情的一面，写出了我们每个人都遭遇过的但嘴上不肯承认的生活体验。

结 语

张爱玲的小说是一部情爱史，演绎了世间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事形形色色的悲剧。至情至真也好，虚情假意也罢，到头来都以悲剧收尾，爱得越深，痛得越真。张爱玲的作品从女性角色的历史深处去审视女性灵魂，张爱玲对女性弹奏的是悲悯与痛惜的音调，对她笔下的女人自身的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进行人性探视。

张爱玲的文学价值还在于她对男女关系的思考地深入和深刻的预见性。也许很多人对白流苏对待爱情的庸俗态度不屑一顾，而相比现今女性的表现来说，流苏那只能算是小儿科。今天的女性已经开始相信“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人生信条，这两年间富豪征婚的应征者如云就是明证。

张爱玲不是过去式，在一个“现代社会”真正来临的时候，张爱玲的“复活”，验证了她的预见性与丰富性。我们可以在她开创的感受与思想空间中，各取所需，成为推动我们认知自我的力量，不断的完善自我，创造生活的奇迹。

参考文献：

苍凉,女性生存状态的经典诠释——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生存状态分析 【作者】 王秀琳；

【机构】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学院；

夹缝中的爱情 ——张爱玲小说女性情爱世界分析【作者】 王柬；

【导师】 黄凡中；

【作者基本信息】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2006，硕士

解读张爱玲小说的三个关键词：历史·女性·荒凉 【作者】 余新明； 【导师】 张晋业；

【作者基本信息】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2004，硕士

沉沦与反叛——张爱玲对中国女性文学的贡献 【作者】 余新明；

【导师】 张晋业；

【作者基本信息】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2004，硕士

张爱玲小说的语言特征 【作者】 周魏；

【导师】 李作霖；

【作者基本信息】 湖南师范大学，写作学，2014，硕士

注释：娜拉：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她本是一个思想单纯、满足于家庭幸福的少妇，但丈夫海尔茂仅仅把她当作一个玩偶。后来，娜拉看清了丈夫自私卑鄙的本性。觉醒后的娜拉在圣诞节的深夜毅然离开了“玩偶之家”。后多形容那些反抗丈夫的家庭专制，追求自己独立人格和幸福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