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1

第一篇：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1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摘 要]：“母亲”这个形象在世人心目中向来联想到的便是爱心、圣洁,是为儿女遮风挡雨的港湾。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我们却能看到另一类有悖常理的母亲形象。母亲走下了神坛,完全被世俗化、异化了。让人噩梦连连的母爱充斥在她的小说当中,成为女性扭曲人性的进一步表现,丧失美好的最后底线。本文通过剖析张爱玲作品中母亲们的形象，深刻揭示了4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男权主义的压迫下所形成的封建愚昧、金钱至上、人格变态的生存状态。并且对这些母亲形象的根源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张爱玲 母亲形象 异化

张爱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文坛走红的奇女子。她的小说，多是写“在急遽变动的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中国女性的地位与自位之道。”[1] 但她笔下的形象“所给人的感觉仍旧是对生命对人性的苍凉。”[2] 就连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她描写得千疮百孔。在张爱玲笔下的苍凉世界中，母亲的形象黯淡无光，甚至被扭曲、异化，母爱所表现出来的只有虚无、飘渺。她通过对人生独到的观察，对人性深刻的解剖，对心理的深层分析，以颠倒的姿态塑写了一系列的母亲形象。

在她的作品中，那些本该有着温柔善良的传统母性们在生活的丑恶中，变成了一个个无情的贪婪者。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作者犀利的笔端无情的撕裂。不谈爱情的女性成为人母之后，一反母亲形象圣洁、美好的传统，受到调侃和亵渎。她们虽不乏对儿女得疼爱，但绝非神圣、纯洁，而是或糊涂、或自私、或卑琐、或病态，或兼而有之，后者往往淹没了前者。母亲和儿女的关系不再是温情脉脉的小夜曲，母亲在儿女心目中拥有的不在是单纯的尊敬和爱戴，更多的充斥着无可名状的隔膜，甚至仇恨。

“任何艺术创作，都不是简单艺术技巧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人生的揭示与表现”，[3]作者正是从人生和社会的最阴暗的一面对这些母性形象深刻揭露，透视出人类的本原状态，才使得人类对真爱的渴望、对幸福的执着得以遮蔽的显现；才使得作者的内在蕴藉在情感冲突中找到了释放和外泄的渠道；才使的作者自身的生命悲剧意识得以展现。

一、作品中母亲形象特征性的概括

1、庸俗的母亲――母亲在夫权制度下成了封建礼教的“执法者”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母亲的基本职能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和操持家务。中国人对母亲的敬重，也源于此。但是对母亲的尊重这种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习俗，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母亲的价值评判上，而且也形成了“贤妻良母”这样一个古典的审美文化范畴，也因而铸就了一批又一批遵从“孝、道、礼、义”的“贤妻良母”形象。所以，囿于家庭生活的女性只能是失去经济自主权、为了夫权制度的利益服务的一个群体。

这样一类母亲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得最多的。她们都是过 着凡俗人生的“良家妇女”，是传统型的母亲。像许太太认为“一家有一家的难处”（《心经》）；潘太太 “没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可是不能够了解他，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逼着他吃下去，然后泫然送他出门。”（《年轻的时候》）

而在《半生缘》中的顾曼桢仿佛是个例外。曼桢的姐姐曼璐因养家而作了暗娼，后嫁给了祝鸿才，为了拖住他的浪荡心，不惜与祝合伙骗奸曼桢，并将之禁闭。曼桢生下儿子后从医院逃跑；但后来得知儿子无人照顾，她又以母性的责任心嫁给了祝鸿才。作品一开始，曼桢在厂房里自食其力，“表面上是这样单纯可爱的一个人”，“羞涩起来很羞涩，天真起来又很天真”，这就是曼璐支撑家庭时候的曼桢；但是曼桢认为“善良的人是永远受苦的，那忧苦的重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曼桢在这男人当道的社会也会意志消沉，难以摆脱经济的窘迫。在这种情况下，祝鸿才的恳求加快了曼桢的滑落速度，而为了孩子正是她为自己寻找嫁给祝鸿才的正当理由。可见，曼桢的经历看似与娄太太（《鸿鸾禧》）、许太太等人有所不同，但她的思想使她所走的路与她们并没有区别——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好好地过日子；与此同时，“充满了爱子之心”。

对于娄太太、许太太们，我们已经习惯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她们生于男权社会，长于此，同样也归栖于此；而曼桢则不同，因为她在成年后完全有能力选择走另一条路，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她始终冲不破传统思想的牢笼，家找不着了，工作又无乐趣可言，唯一可以给予慰藉和依靠的就只有至亲骨肉儿子，所以她又回归到“传统”的老路上。这足以表明女性在男性把持的社会下，生活的无奈与力量的薄弱，即使有想改变命运的愿望，社会却又不容许，最后是自己选择放弃。在（《半生缘》）中，女性的命运就展露无遗。曼桢的母亲应该算是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了，曼璐则是因为养家糊口而走上“不归路”的，从肉体衰老被人遗弃厌恶，嫁给一个小买卖家，到无奈与夫还妹，最后衰残而疾。曼桢则从一个天真烂漫、自尊自重类的女孩子到被害而沦为一个只想过安稳日子的女人。在这篇小说里，受害者无疑是女性，而施害者正是男权专制下的男性。一家三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无论她们是出于媒妁之言，还是出于无奈自愿，还是独善其身，她们始终是离不开被男权摆布的命运，封建礼教下母亲们的愚昧扭曲了女儿们的人性，毁灭了他们的生活，成为扼杀了婚姻的罪魁祸首。这就是“苍凉”。

当然在封建礼教的执法者，也必然成为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这种母亲也是很有典型的。如：《小艾》的陶妈，困于礼教和生计，明知丈夫不爱自己也不愿与丈夫离婚；《多少恨》中，小蛮的母亲夏太太，和自己的丈夫没有任何的感情，为了保住所谓的名份：有丈夫、有孩子，死了不是无家鬼，竟请求虞家茵等她死后再嫁给他丈夫。

2、冷漠自私的母亲――当母女情感与经济发生冲突时选择后者 与第一类母亲相比，这类型的母亲面对的则是情感与经济的冲突，但她们都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后者。应该说，她们在张爱玲的笔下其实是被单一化了，这当然是张爱玲在创作时所做出的解构和颠倒母亲神话的举措之一。

例如，《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在从夫家返回娘家时，“一味的避重就轻”，在白流苏乞求她时，竟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回去是正经。领个孩子过活，熬个十几年，总有你出头之日。”要把刚“跳出”火坑的白流苏再赶回苦难的深渊去！总之，在白老太太这类母亲的眼里，白流苏仍旧是个拖累。

自私冷漠的母亲形象在《花凋》中刻画得尤其淋漓尽致。郑川嫦生了重病，“郑夫人忖度着，若是自己拿钱给买，那是证实了自己有私房钱存着”，所以她照料郑川嫦只是出于那一点点的女性本能，全然没有了爱的成分。张爱玲曾说：“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为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4] 郑太太对川嫦的情份当然也不外乎于此。不然，她不会因为怕郑先生知道自己有私房钱，眼睁睁地看着女儿“一寸一寸地死去”而无动于衷。说到底，这是出于人性的自私。在郑家，郑太太无疑是被认为符合了“贤妻良母”的规范。她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可是她“毕竟不脱妇人习性，明知是留不住的，也还是继续地积，家里虽然乱麻一般，乘乱里她也捞了点钱。”这是对生活在男权社会下的女人的一种“小暴露”。郑太太为了维持自己的道德地位，对川嫦表面上充满了爱女之心，实际上却失去了爱的本质。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当然是母亲自身经济地位的缺失了。在生存的本能面前，一切都是赤裸裸的。

冷漠自私的母亲已完全没有了第一类母亲给予子女的温情，她们与子女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5] ；她们其实是男权社会的“卫道者”，不敢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反抗，但她们缺失基本的经济权，她们做了一辈子的女奴，甚至为了坐稳女奴这个位置、为了占有金钱而不惜牺牲了子女的幸福乃至生命；子女“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在这里，冷漠已不再仅仅是母亲本身了，而更多的是指母子、母女之间的一种关系。准确地说，是母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冷漠的，甚至是没有感情可言的。在这里，母爱是有条件的，是取决于母亲具体的生存事实。金钱高于一切，这些自私功利的母亲，彻底失去了无私圣洁、富于牺牲的母爱的伟大光环，在这些母亲身上，母爱已经扭曲变形。从母爱的基本内容和精神上说，“母亲神话”已被揭穿。

3、病态的母亲――封建文化禁锢使母性性压抑心灵变态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原是一个开麻油店的小老板的女儿，贪财的哥嫂把她嫁给了姜公馆里生痨病的二少爷，她因为得不到情欲的满足，为钱舍情，身心受煎熬而至变态。分家后，掌握着经济大权，却离间儿女各自的爱情。《金锁记》讲述了一个母亲的成长经历，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曹七巧是个“极端病态”、“彻底的人物”[6]。她把儿子长白变相地霸占，而对女儿长安，则以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毁掉了她的爱情。

当然，曹七巧对子女的感情已不是出于正常的母亲心态，而是出于极度压抑的变态心理。长白是曹七巧身旁的最后一个男人，她不能容忍他和别的任何一个女人在一起，所以曹七巧整天整夜地留长白在身边，并不断地盘问他的房事，挖苦媳妇。曹七巧“伶牙俐齿，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像铜片，也不管伤人有多深”，所以两房媳妇的最后下场都是悲惨的；而女儿因恋爱而“时时微笑着”，“她不由得有气”，最后甚至不惜毁掉女儿的清白而让长安独守其身。

曹七巧的一生就是被金子锁住了的一生。一开始因为钱，她被卖；到后来有了钱，她又被压抑地变疯狂了。她最终成了金钱的奴隶。追踪曹七巧的不幸开端，源于她的哥嫂，他们无财无势，但又贪财，所以将曹七巧“廉价出售”——这是命运的无常性。没了父母，唯一的亲人却又不珍惜她，她被钱逼疯了；掌握了经济权，她又将小叔子姜秀泽赶走，不让他对自己用一生换来的那点钱动念。

曹七巧的生活如同浮萍，不由得自己。因为家穷，又因为在姜家的地位低下，甚至连佣人也可以取笑她。然而，最主要的是，在男权社会她既缺少最基本的经济条件，又缺乏独立自主性，所以这位被残害、被扭曲的母亲，最后是通过疯狂地报复来获取心理平衡的，但她报复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亲生儿女！她对现实状况不满，却又无力改变，也难以摆脱生活的阴影，如此一来，自己至亲的儿女成为她发泄的替罪羔羊就不难理解了。张爱玲在这里讲述的不仅仅是社会对曹七巧这样的女人的残害，还展示了与曹七巧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以及生活于这种情态下的人们病态心理。

《沉香屑——第一炉香》，讲述的是一位英籍教授罗杰•安白登，爱上了寡妇蜜秋儿太太的女儿愫细，而纯情的愫细全不懂男女情事，所以他们在新婚之夜出尽了洋相，罗杰因受不了压力而自杀。小说中的母亲蜜秋儿太太虽然不是主角，但她是愫细所受的“纯情教育的实施者”[7]。她对三个女儿的家教严十分明，连女儿所读的报纸，也要经过她的检查下才能看，所以“愫细虽然是二十一岁的人了，依旧是一个纯洁的孩子”。当罗杰来接愫细回去时，蜜秋儿太太“似乎有一点怕他，又仿佛有点儿不乐意”。罗杰到最后才知道，原来蜜秋儿太太在那天下午带着女儿愫细四下里去拜访朋友，到处宣扬他的“丑事”！罗杰“够对这些人解释愫细的家庭教育的缺陷么？”而“那些空虚无聊的太太想利用他的所谓奇异的性能力以满足淫欲”[8]，令罗杰感到既愤慨又羞耻，他无法忍受在这样低俗的流言与变态的目光中继续生活下去了，他惟有选择自杀来寻求解脱。

“蜜秋儿太太早年就守了寡，没有能力带她的三个女儿回国去”，在这不健全的家庭里，蜜秋儿太太为女儿们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但是最后却又不动声色地将女儿们收拢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这也是一种变异的母爱，它更多的是出于自私和女性的嫉妒心理。这是个和曹七巧很相似的女人，只是没有曹那般“彻底”。

二、张爱玲作品中母亲形象的根源性探讨

1、独特的家庭背景，导致其作品中母亲形象被异化

张爱玲的作品中流露出对母亲这一形象的怀疑与失望。这源自她家庭的不幸：父母不合最终离异。母亲黄逸梵在她年幼是便离家出走，使她从小缺乏母爱，以及母亲的教育。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她显得敏感不安，天资聪慧得她过早地领略了人情世态的炎凉感受到的只有孤独。

张爱玲出身名门家世显赫，但其家庭已陷入没落。这种阴影反映到作品中来，便有了对母亲形象的否定：母亲不能给以庇佑、保护、温情、无条件的付出，而带上和自私、冷漠的色彩和形象。从而一步步揭穿了“母亲神化”得基本构筑部分，“母亲神化”只是理想化的，与现实是不完全相符合的。通过对各类母亲的塑造，突出地表现出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种种缺点：如自卑意识、靠山情节、逃避心理、麻木意识、自私懒惰、偏隘虚荣等等。现实中的不幸使她的创作伸向了人性，伸向了人的灵魂深处。

“张爱玲的一大成就,即在于不遗余力的揭露女性意识中受扭曲的心理层面,并对于女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觉醒的阐扬”。[9] 但是正是张爱玲的这种悲剧的创作情节，使她超越了自我心灵的樊篱，展示了特定的历史时代与文化困境中普遍的病态人生。可以说，她从生活的平凡中写出了生活的底蕴，从人性的麻木中写出了人性的迷失。

2、是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反思，对男权社会的无情揭露 “在宗法父权体制内，在边缘的位置上，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人物中，她们一向百双重标准的礼教律条置设在性别的隐喻之中，导致女性道德文化与自身性别冲突问题。”[10]张爱玲作品中母亲的形象就是从这一深度去刻画的，母亲在社会压抑和自身对幸福追求的形成的巨大反差下，造成她们自我与主体的丧失,这正是张爱玲对女性的从属处境最深刻的思考之一。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宣称的观点:“男性不但被视为主体,而且是完整绝对的象征性，而女性被贬为‘他者’，处于一种非本论的现实状况之中。” [11]也深刻的表现了张爱玲作品中母亲形象的刻画之根源所在。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缺少最基本的经济条件，同时又缺乏女性作为人的自主意识和抗争精神。自身经济地位的缺失，在生存的本能面前，一切都是赤裸裸的。从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人类文明的悲观失望：“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12]她以女性的直觉和生命的感悟去分析女性自身的心狱之苦，即女性本身对男权社会的依赖性，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所以这些众多被残害、被扭曲的母亲最后只有通过疯狂地报复来获取心理平衡的。女性的生命最终被视为被窒息被异化的象征比喻。

我们说，艺术作品作为一种超越性存在，在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是一个世俗的、理性的存在物，而且是一个理想的存在物。他总是根植于现实的有限性而追求超脱现实的无限，不停止于现实而指向虚幻，不满足于理性而诉诸于非理性，不满足于功利而追求崇高。

正是作者通过对母性这些异化的描写，向我们淋漓尽致的展现当时社会存在深层次的弊端，痛斥了传统道德观念对女性的泯灭。正是通过作者对这些母性的无情揭露，才使得我们对虚幻美好世界的追求和憎恶丑恶的善良愿望。很明显，当现实世界缺少美好而充斥丑恶时，人们便把目光转向虚构的艺术作品领域，张爱玲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就表现为人们对现实中爱情的缺失的一种抗议和对美好爱情的憧憬；表现为人类对超越死亡、超越现状的一种文化上的尝试。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以犀利的笔锋将人性加以肯定，并把人性的弱点剖析得淋漓尽致，张爱玲通过对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异化，通过人性丑陋的一面无情揭露，给予人类对自身最有价值的剖析，给予了人类对无私母性的渴望，对幸福的无限向往。为此，她的荒凉孤凄的生命也获得了永恒的艺术之光。“长久的是那些对荒凉、虚空的人世感叹，对人性深入地剖析与关切是张爱玲不变的主题”。[13]

参考文献：

[1] 高全文《张爱玲的女性本位》 《幼师文艺》三十八卷二期，一九七三年八月 [2] 林佩芬《张爱玲研究》 《中华文艺》十二卷二期

[3] 赵慧平著.《批评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326页 [4] 张爱玲《造人》一九四四年五月版（《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5] 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6]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7] [8] 《张爱玲传》刘川鹗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OO年一月第一版 [9] 林幸谦著.《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29页

[10] 林幸谦著.《荒野中的女尸》-(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74页

[11]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6,17页

[12] 子通、亦清著.《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97页

[13]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组编.《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82页

The Mother’s Characters in Zhang Ailing’sFiction

Fan si han Abstract: Through the explaining of the females' images in the fictions written by Zhang Ailing,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female's living situation developed in the male-dominated society.It represents the traditional views of world, of value as well as different distorted personalities.In addition, the original cause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se images are also analyzed in the thesis.Key words :

Zhang Ailing;The mother’s characters;special consciousness

第二篇：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目 录

一 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一）《金锁记》的曹七巧.............................（二）《沉香屑•第一炉雪》中的葛薇龙..................（三）《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四）《十八春》里的顾曼贞...........................二 张爱玲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分析......................（一）心里变态型....................................（二）交际花类型....................................（三）甘为囚鸟型....................................（四）懦弱女型......................................三 小说中女性悲剧形成的原因............................（一）特殊的时代....................................（二）个人的性格原因................................（三）女性的社会地位................................四、结语..............................................注释：................................................参考文献：............................................后 记（致谢）........................................浅析张爱玲小说女性人物的形象

(姚青青)

内容摘要：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作家，她的小说大都以沪港洋场为背景，内容多为旧式家庭发生的琐琐碎碎的婚恋小故事。张爱玲以“参差对照的手法”，塑造一个又一个的女性典型人物形象，她们或甘做欲望的奴隶，或在自我意识觉醒的驱动下进行反抗和挣扎，或为身份的模糊而尴尬着；张爱玲透过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现代女性的生存现状和困境。这些女性人物形象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增加了亮色。

关键词： 女性 欲望 悲剧 意识 人性

美国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曾评价说：“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张爱玲的小说善于用古典的故事外壳，通俗的故事形式表现现代人的主题。她站在女性的独特立场，以大量的笔墨对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生存价值、生存现状、出路等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纷繁驳杂的，但是却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很多的相同和相似的，因为她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最终走向一段悲剧。在她的作品中，主要刻画的是旧上海的都市女人，她们都是古老与繁华不太协调的糅合，她们的命运一般以悲剧收场。对张爱玲的小说作品进行考察，我们能够发现，“欲的自由”和“生的苦闷”是她自己作品的主旋律，描写的是“香港”和大上海“十里洋场”社会的现代文明和封建文化交织渐变的文化背景下的普通女性。

一 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

（一）《金锁记》的曹七巧

曹七巧出身麻油店家庭，在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的时代，在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观念里，曹七巧这样的出身，纵然其有倾国倾城的惊艳美貌，也难以与“士”为主体的官宦之家联姻，何况，曹七巧只是个相貌平凡的异常普通的女性。曹七巧嫁进姜公馆时，姜家虽然已经没落，但不管怎么说也是大族，出身麻油店的曹

看见别人幸福，包括自己的儿女。女儿长安的婚事，她从中作梗，最终把长安变成了第二个曹七巧，对于儿子长白，她更是变态地占有着，因为妒忌长白与芝寿有正常的夫妻性生活，便想出种种法子加以干涉。让长白彻夜为她上烟抽鸦片，当着芝寿的亲妈谈论他们的闺阁私生活“轶事”，最后逼死了芝寿。“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2]作为欲望的奴隶者的七巧，她是冷血的，可悲的，同时也是可怜的。

（二）《沉香屑•第一炉雪》中的葛薇龙

葛薇龙出身于没落的官宦之家，因“上海传说要有战事”才“一家大小避香港来”。薇龙之所以没有打算跟着她的父母回上海，是因为她想在香港完成她的学业，她不想因为回家转学堂要吃一年亏。家里经济拮据，眼看在香港支撑不下去才准备回上海去，怎么办呢？她一个女孩子能想什么办法，在香港没有朋友，自己又没有挣钱的本领，要留在香港完成学业，她只能投奔她的姑妈————梁太太。

梁太太的名声，薇龙是知道的，她早在她的父亲的口中点点滴滴地知道一些，但她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会明白的，决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此时的薇龙，不乏现代女性的某些特征。但入住梁太太家不久，虚荣的薇龙便在她姑妈的物质诱惑下渐渐失去自我，成了小有名气的交际花，不断以青春和美貌来为姑妈弄人，以至于将自己的男友卢兆麟也“奉送”给了姑妈。

在浮浪子弟乔琪的爱情攻势下，薇龙爱上了乔琪，“她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薇龙和乔琪结婚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与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薇龙虽然和乔琪喜结连理，但她却完全丧失了自我的意识，她不是为她自己而活着，她只是梁太太勾引男人满足性欲的工具，只是乔琪挣钱的工具和发泄性欲的玩物，薇龙变成了一个出卖肉身、没有灵魂的交际花，她和她姑妈的关系，和丈夫乔琪的关系，愈来愈模糊和尴尬，连薇龙自己也承认，和妓女没什么分别。

和挣扎无疑是更有力和更具时代特色的。

曼桢出身于普通市民阶层，家境贫寒，她的姐姐曾以做舞女来养活全家。姐姐顾曼璐的舞女特殊身份，给全家人造成了无形重压，对于直接受惠于这种特殊家庭收入的曼桢而言尤其沉重。这团阴影在曼桢心头久居不散。无论在工作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笼罩在这团阴影下的曼桢都非常敏感，自尊又自卑。小说几次写出她对于家庭身世的不愿触及，她素朴的装束，都映现了她内心深处的苦恼。

顾曼桢在与同事沈世钧的相处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正当他们准备订婚时，他们的婚事受到了各自家庭的其他成员的影响，加上他们之间的一些误会和世钧的懦弱，他们的婚姻之梦破灭了。曼桢和世钧之所以没能结合，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以世钧家庭为代表的传统男权社会的压力和曼桢独立的女性自我意识。世钧父母对于曼桢身世的猜测、怀疑，甚至不信任，都表明了传统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枷锁是十分沉重的。曼桢对此是十分不满的，她不愿为了要嫁给世钧而接受他提出的否认与她姐姐的关系。一来是因为她觉得姐姐为家庭付出了太多，她不能这样对待姐姐。二来是她想以平等的身份嫁给世钧，她更不愿意屈就。正如曼桢所说：“我几时看不起他了，是你看不起人！我觉得我姐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谁更不道德！”这是曼桢公然对以世钧的父亲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控诉和反抗。她的这种女性自我立场的坚定性使得她在寻找自我的归宿上更加艰辛。

曼桢的不幸并不在于她的女性自我意识过于高昂，而是在于她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挣脱传统的女性思维模式对她的控制。从而使她曾一度地失去了自我，向生活妥协，向责任低头。当然，是曼璐成功设置的圈套，毁灭了世钧和曼桢本为幸福的情缘，但最终决定曼桢生活之路的仍是她传统的女性思维方式。被祝鸿才强奸后，她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勇气面对世钧，因为舍不得儿子，她又回到祝鸿才的家，过着一种不堪的生活。这种生活状态本不是曼桢所想要的，但她骨子里的母爱逼她走上了这条路。

显然，作为经济已独立的现代职业女性，曼桢可以放弃对男人的依赖，她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她也完全有能力逃离祝鸿才的恐怖世界，但她还是陷入其中。这是曼桢的无奈与悲哀，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职业女性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些职业女性，注定要经过一翻挣扎，才能重新找回被遗忘的自我。值得庆幸的是，曼桢最终从祝鸿才的世界里脱离出来，她勇敢地与祝鸿才离婚，找回了自我的生存价值，拥有了自我的生活。曼桢的挣扎，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现代职业女性寻找

[4]

这一系列反常行为似乎不可理喻，其实都是根源她不幸的婚姻及由此导致的变态性格。

（二）交际花类型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这是一个豪华奢侈而荒淫无耻的地方，梁太太整天忙着找男人，和丫头、婢女争风吃醋，她给薇龙出学费是为了把她作为招引男人的诱饵。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然而那些美丽的衣服、漂亮的青年、晚宴、茶会、音乐会、牌局等等，对她太有吸引力了，三个月功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她的生活准则一次次打折扣，她既经不起物质享受的诱惑，又无力抵抗自身的“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终于成为第二个梁太太：自愿的妓女。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象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对于她，未来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畏缩不安的心只有在眼前的琐碎物质享乐中深深地埋没，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

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 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薇龙的悲剧来自于她自身的弱点，她无法抗拒物质的诱惑，一步步走向堕落，体现了人的意志力量的脆弱无力，她无法战胜自身的弱点，对于物质的诱惑和情欲的主宰，人的意志努力总是归于失败。而这正是导致悲剧的原因。

（三）甘为囚鸟型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虽然受过西洋教育，在骨子里面仍是浓厚的封建意识，逃脱不 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旧式婚姻模式，把寻找经济靠山作为择爱的目的和标准，资产阶级的金钱观、价值观与封建婚姻观竟然奇特地吻合了。她与浪荡公子范柳原邂逅而坠入爱河。范柳原是一个饱经世故、狡猾凶残的婚姻场上的赌棍，他只是想寻找情妇偷欢，而不愿承担丈夫的责任，而白流苏则是觊觎他

说中灰暗、虚无的氛围。

（二）个人的性格原因

生活环境对人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不是出身于下流社会，就是已衰败的贵族，即使属于中产家庭，生活也是相当拮据。所以对金钱的渴望和对物质的享受成为她们与生俱来的天性。曹七巧出身于贫寒，小商贩精明的性格自然在她身上有所表现，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嫁给了名门望族，甘愿去伺候一个残废的男人。低贱的出身与生活的环境，形成她自卑而又不甘的心理，一味地对金钱的追求成为她想把握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嫁到姜家目的就是为了钱，这个目的她达到了，但她毕竟出身于低贱，不可能有淑女风范，泼辣、刁钻、善于调情的生活习性都是市井生活在她身上种下的痕迹，这也是情欲在她心中嚣张的原因。这种“欲求不满”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回忆的姑娘变成了一个阴险、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的姜老太太，情欲就是这样折磨着她。“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张爱玲执着于人性的探索，人性的真实，人性的畸形、扭曲、变态也尽收眼底，她小说中展现的都是人类性格中的劣性，自私、虚伪、贪婪、软弱就是她所塑造的人物的特性。尤其是女性，有人说女人生来就是弱者，但弱者背后好似有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自我拯救而是毁灭。女人大多数的嫉妒心里很严重。古希腊戏剧中的美狄亚正是因为嫉妒，疯狂到杀死自己的孩子。不能说张爱玲受到希腊戏剧的影响，但嫉妒确实是她笔下女性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最可悲的是这种嫉妒通常连她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长时间的积累就变成了杀人的工具。七巧因为自己的情欲得不到满足，就嫉妒别人的和睦的婚姻，甚至无法容忍儿女的婚姻。儿女的幸福在她的眼里成了对她的恶毒的嘲笑。承受不了怎么办？她诱使儿女吸毒，通过这种残酷的方式来锁住女儿；她还通过逼新婚的儿子供出床上之事，折磨死儿媳妇。在情欲的折磨下，她不仅毁了自己的生命，还拉上子女作为自己的殉葬品。当她向30岁的女儿长安最佳的求婚者-------暗示长安有烟瘾的时候，我们不仅不寒而栗，一个极不正常的人丑陋的站在我们面前。

（三）女性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几千年男为尊传统的压抑下，中国女性自身带有很深固的奴性，尽管五四以来一直提倡妇女解放，但仍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张爱玲小说中的

在张爱玲后期塑造的女性人物曼桢身上，鲜明地看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坚强的抗争。她们的挣扎、抗争，相对那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而言，相对那根深蒂固的伦理纲常和道德文化而言，都是微弱无力的。作家通过书写这些女性的挣扎，揭示了现代女性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肯定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生存现状抗争、挣扎的重要意义。

张爱玲塑造的少数的健康完人形象，虽然是少数，但这些人物，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张爱玲小说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虽然身世遭遇各异，个性经历迥然，但她们大都有个共同点：要么在物质生存世界中苦苦挣扎，要么在情欲世界中苦苦挣扎，要么在精神世界中苦苦挣扎。透过这些以“苍凉”为基调的有着悲剧色彩的故事，我们可以洞察出作家对于现代女性生存现状的思考，作家在揭示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压迫女性身体和灵魂的同时，也以悲剧精神揭示了一种属于社会，属于时代，属于整个人类的深刻悲哀。

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苍凉而复苍白，安命而又怨命的女性悲运，在张爱玲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艺术呈示，并且总以纤毫必露的显微效果，把女性异化的真相展示了出来，给人以“凉入骨髓”般的审美感受。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外表上，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但骨子里，却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颗女奴的灵魂。这些女性，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但在她们身上，总一样弥漫着一种阴暗的气息，整个心态和生存状态都充满了鬼魅之气，她们仍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依赖男人成为她们表达自立的方式，自尊成为自卑外化的表征。刚刚过去不久的火热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仍旧只属于生活在阴暗中的女奴。她们全被一只巨手遏制着，这只巨手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来自女性世代因袭的女性生来是男性附庸的意识，她们演绎的正是个体生命在时代的变化中为追求自身的存在价值时由于传统重负的因袭及对世界的茫然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时的悲剧。这些人生所演绎的，也只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后

记（致谢）

时间如梭，转眼毕业在即。回想大学生活，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之情。感谢母校给我们提供的良好的学习环境，使我们能够在此专心学习，陶冶情操。谨向我们的论文指导老师致以最真挚的谢意！本文的写作直接得益于他的悉心指点，从论文的选题到体系的安排，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师恩重于山，师恩难报。我只有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以契而不舍的精神，努力做出一点成绩，以博师恩一笑。

另外，我必须感谢我的父母。养育之恩，无以为报。作为他们的孩子，我秉承了他们的朴实，坚韧的性格。也因此使我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也因为他们的日夜辛劳，我才有机会如愿以偿完成我的大学学业，取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朋友们，正是由于他们在电脑技术上的无私指导，我才得以顺利完成改论文。

第三篇：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姓 名：刘汗青 学 号：***65 年 级：2013春期 学 校：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指导教师：崔红庆 完成时间：2014年4月

目 录

摘要...............................................................1 关键词.............................................................1 前言...............................................................1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1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2

（二）交际花型：人生悲剧的角色象征.................................3(三)懦弱女类型 „„„„„„„„„„„„„„„„„„„„„„„„„ 5

二、张爱玲看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7

（一）与时代因素有关...............................................7

（二）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8

（三）人性自私造成的...............................................8

（四）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9 结语..............................................................10 参考文献..........................................................10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涌现出一批“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写女性体验”的作家。这些脱离当时主潮流的作家和作品因对人性的深入探究和全新视角,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张爱玲作为代表其人其文成为研究的重点。张爱玲的小说以她独特的象征手法、丰富的意象、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融合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本文仅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内涵与意蕴作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小说

前言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抒写这个特定时代里面女性的生存面貌，她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豪门千金，还是小家碧玉，大都少了女孩的纯洁，天真和浪漫，多了妇人的实际、世故和势利，甚至笼罩着一种苍凉，她笔下的女性充满了悲凉意味并生活在时光停滞的时代里，本文就试以张爱玲的几部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试作简要分析。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

1.被黄金枷锁锁住的女人——曹七巧

《金锁记》是张爱玲一部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金锁记》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曹七巧这个经典的形象。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病在床的废人，七巧出身平民，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着一个废人，这个矛盾注定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因此她不断反抗，在别人眼中，她恶名昭著。后来丈夫和老爷相继死后，姜家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家族的桎梏，带着儿女搬到外头住。在七巧的下半生，虽然没有了压抑的生活，而且有了经济基础，可是她的后半生过得并不如意。封建家长制和金钱的双重压迫，使七巧丧失了人的常性，沦为金钱的奴隶，扭曲了她的人格。她以近乎残酷的报复从中获得压抑的宣泄及感官的快慰，殊不知她为自己戴上了黄金枷锁，最后变成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变态的女人。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人。”[1] 鲁迅这样评价她。她开始疯狂报复。在“灭人欲”的封建文化禁锢下，七巧心理扭曲，终于从被害者变为害人者。她一手导致了儿子长白婚姻的悲剧，一手摧残了女儿长安的爱情白日梦。母子的情意、人性的良知，对于曹七巧来说却早已灰飞烟灭。如果说这时的曹七巧还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的话，那就是她对小叔子姜季泽的痴情与渴望，她憧憬从他身上得到温情与爱意，体验一下爱情的喜悦。当她最终明白季泽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对金钱的欲望时，她暴怒了，彻底

抿灭了残留在她身上的最后一点人性，戴上了沉重的黄金枷锁，她终于成了一个幽灵，“ 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曹七巧的婚姻悲剧发展成为人生悲剧，心理变态与人性泯灭是深层的原因。她的疯狂来自金钱与情欲的双重压迫，黄金欲变成盲目的破坏力量，又是她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直接结果。

曹七巧由一个纯真少女变成一个疯狂报复者, 由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不正常人, 由一个知廉耻的人变成一个寡廉耻的人，这不是曹七巧一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有多少像她一样的女子由于封建的门第家族观念及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被迫走进畸形的婚姻，最终成为社会的悲剧。

（二）交际花型：人生悲剧的角色象征

1.被逼良为娼的——葛薇龙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成名作，而其中的葛薇龙一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写了一段自甘堕落的纯情少女凄艳的爱情故事,女主角葛薇龙处在等级森严、人情冷漠、人人逢场作戏的一个特殊的早期香港时代, 社会风气影响了她的人生选择, 贪慕虚荣使她走向最后的堕落，最终被逼良为娼。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完整人格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致人格的丧失，不管她如何挣扎，终究是别人棋盘中的一枚棋子。纯洁的青年就这祥自甘堕落，最终为污浊的环境所吞没，陷入那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中。

造成葛薇龙的悲剧原因有多方面的：姑母阴险、冷酷、狡诈，给她设圈套，逼良为娼。遇人不淑：本想投靠姑母，不料姑母把薇龙当

成满足自己私欲的一个工具； 本想找一个可以寄托终生的男子，却碰上了乔琪这样的花花公子。她曾一度想离开姑母的寓所，不巧又天降大雨，自已生了病，耽搁了行程。大多数评论家认为: 葛薇龙是个单纯的少女, 是为了爱才掉进陷阱走向堕落的[2]。有的认为: 薇龙的堕落与那个浪荡子乔琪乔有很大的关系, 是他玩弄了薇龙的感情才迫使薇龙不得不走向淫靡的生活[3]。这些都是造成葛薇龙悲剧的原因，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她自身人性上的弱点，主要体现在她对物欲、情欲的痴迷上。姑母逼良为娼的陷井从一开始就已明确摆在葛薇龙面前，是葛薇龙自己清醒地一步步身陷其中无法自拔，可以说物欲是走向人生深渊的动力；对一个热衷声色犬马的花花公子，葛薇龙从一开始就知道，但葛薇龙却愿意牺牲自己来供养他,爱到迷失了自我，她为自己选择了绝路。张爱玲以非理性的情欲和物欲来解释了葛薇龙这个上海小女子的悲剧，道出了人与人之间在物欲、情欲、性欲的碾压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变得令人不寒而栗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

张爱玲笔下塑造了这许多形形色色、有血有肉的女子形象。她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世遭遇，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与经历，为我们广大的读者、评论家展现出一个让人神往而有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她们的痛苦，与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产生情感共鸣，透过这些人物，我们能够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物。对她笔下女性形象的关注，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和人生，获得全新的认识。

（三）懦弱女类型

《半生缘》中的顾曼桢是一个典型的柔弱女，她的懦弱心理让她的一生都发生了改变。女主角顾曼桢，原籍安徽六安，十四岁时父亲去世，随着母亲、姐弟住在上海，也在许任职的工厂做打字员。故事发生在春节的第四天，许与沈到一家小饭店吃饭，遇到顾曼桢也在小店，此后三个人就常一起到饭店吃饭，外出游玩。顾在照相的地方失落一只红手套，沈不声不响，独自冒着雨，踏着泥路去找回来。第二天中午悄悄的递给了顾。顾因受伤风感冒没有来上班，许、沈正想要去看望她，顾遣弟弟到办公室送抽屉的钥匙，请许帮忙取出昨日打好的公文。两个男人吃饭时，就谈到了顾叫弟弟送钥匙的事情，好像怕人家上她家，对她的家庭有一种神秘感。顾病愈上班，三人又外出吃饭，许因另有应酬。席间，顾坦白的告诉他：家里有祖母、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姐姐因负担家庭生活，先当舞女，后做交际花。她家住的房子就是姐姐的“朋友”送的。现在将要嫁给一个吃交易饭的祝鸿才，搬出去住。沈也说出自己家庭的情形，母亲和年轻的寡嫂带着三岁的侄子，开一家皮货店。父亲和一位从良的姨太太，带着娘家母亲及三个小孩住在南京。沈的父亲病重，将事业交给沈接管，要他辞职回家，沈回南京后想念顾，请许陪顾同到南京来玩。沈的父亲，见到顾很像他在上海认识的一个舞女，他认为她们俩是姐妹。沈到上海看顾，就将父亲的话告诉顾，引起顾的愤怒和误会，她认为姐姐逼于生计，没有什么见不得人，既然沈家有所顾虑，趁早算了，两人闹

得不欢而散。祝鸿才婚后发了不义之财，在外花天酒地。曼璐由于自己堕胎二次，不会生育，想要拢络丈夫，知道丈夫有意染指小姨，不惜装病设计，让丈夫强奸得逞，将妹妹幽禁一年，生下一个男孩。为恐沈来找曼桢，立刻将母亲全家迁往苏州，沈找到曼璐，她假说妹妹不愿见他，退还他私订之戒指。曼桢住院生产，将不幸告诉同产房的产妇蔡金芳，金芳的丈夫帮助她逃出医院，找到教书的工作，不幸又被她母亲找到，劝她和鸿才结婚。曼璐也抱来她的儿子来相求，仍不为所动。有一天路上遇见曼璐的女佣阿宝，说是曼璐病死，鸿才经商失败，就住在这附近。于是她常常留意年龄相近的小孩。一天看见鸿才老家带出来的女儿招弟，也看见自己的儿子。另一天，她看到从鸿才家出来一口小棺材，原来是招弟得了猩红死了。她进屋去看她的儿子也得了猩红热。鸿才不在家，女佣告知鸿才虐待小孩，常常不回家。她为了救小孩，在鸿才家中照顾小孩十多天，最后，决定嫁给她最恨的鸿才。婚后鸿才发了国难财，又花天酒地，不理曼桢母子。有一天曼桢在诊所发现鸿才带了情妇和孩子也在看病，决心离婚，独力工作扶养孩子。这时沈父死分家，婚后也搬到上海，心中常常想起曼桢。出国十年的许叔惠从美国回来，沈去许家找叔惠，不意遇见曼桢也在。二人一起离开许家，在一家饭店谈谈别后，沈才说出曾去找她，她家搬了，她姐姐告诉他曼桢嫁给母亲的侄子张豫瑾医生。他没有想到她姐姐竟做出这样的事来！他俩见面，对望半，曼桢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枕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又半，她方道：“世钧，你幸福吗？”世钧想道：

“怎么叫幸福？”他和嫂嫂的表妹石翠芝结婚，没有爱，相爱的人不能结婚。论学历，她是大学毕业，不比其他女人差。其他方面也是令人羡慕的。但是她懦弱的性格，却注定她悲剧的一生。有些东西，比如爱情。一旦错过了，就不再。她与沈世钧如此相爱，原本排除万难在一起的。在她姐姐嫁人后，她承担起家庭重担，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拖累世钧。此时，已心生退意。再加上沈家对她的偏见，让世钧夹在中间，不知如何面对。后来，被祝鸿才强奸，让她觉得配不上世钧。种种误会，让他们越走越远。一次误会的决定：嫁给祝鸿才，更是让她悔恨终生。即使，最后她终于下定决心，选择离婚，自己带着儿子过。但年华已逝，爱情早已在岁月中褪色。多年后，与心爱的人相遇，心中有再多的相思，也是回不到过去了。

二、张爱玲看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

总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面临着生存与婚姻的困窘与危机。对女性的生存状况,张爱玲是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的。在张爱玲看来, 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与以下四点有关:

（一）与时代因素有关

首先,它与时代相关。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所说的,我写作的便是这么一个时代,这是一个“乱世”, 一个“大而破”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个时代是沉重的,它象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所有的人都是这个

时代的负荷者”。[4]对于这个时代的名门闺秀来说，不仅负荷的是一个没落的封建时代，另一方面是破落的封建旧家庭套上的种种禁忌, 同时又要在社会上应付各种人事纠纷,身出书香之家的名门闺秀闲在家里有许多不是, 出了差错又要被家人指责, 真正的两难境地，对于广大的小市民来说, 他们负荷的时代充溢着战乱、沦陷、封锁、物价飞涨，然而致使这些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和危机，当之而然的与这个时代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

张爱玲认为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是千百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自母系制被父系制代替后,千百年来,女性一直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女性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权利,这就决定了她们一生可悲的命运。正如张爱玲在作品《张爱玲文集》中所写:“她一辈子也想不通,但是她这世界里的事向来是自管自发生的,她一直到老也没有表示意见的习惯。”张爱玲的作品中有很多女性没有人格,没有自我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曾一度相信超越经济利益的所谓的爱,但梁太太和乔琪的世界终于让她醒了梦。张爱玲对女性的缺点常抱一种嘲讽的态度,以为她们“小性子,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同时她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环境所致，以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

（三）人性自私造成的

张爱玲认为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与人性的自私有关。在张爱玲的作品中, 人与人互相倾轧、互相猜疑, 就连最可靠的亲情也不可靠。

无爱的世界使原本荒凉的女性世界更多了一份苍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姑母梁太太不过是利用侄女薇龙的年青美貌拢络她有钱的情人们。《金锁记》里的曹七巧, 害死了儿媳, 霸住自己的儿子, 又用疯子的审慎和机智葬送了女儿长安的爱情。亲情何在? 人性里有的只是自私, 在这样无爱的环境里, 什么都是苍凉的。

（四）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

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表达：女人的情感本能比之男人而言更圣洁,更简单。她对女性的情感本能似乎是赞赏的,但这种赞赏里无疑含有悲悯的成份,因为女性的情感本能带给她们的往往是恶果。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 她多以四十年代旧中国的沪港洋场社会为背景, 描写在封建传统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冲击下, 形成了一些女性的惘怅、悲苦、疑惑、无奈，甚至心理的畸形与变态，从抽象的哲学意味上对人性进行探素，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包含着她对生命、人生价值的思考。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独特、鲜明的女性形象, 她用局外人观俗世的故事，采取旁观者式的客观写作角度，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是生活的真实。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会的复杂和现实的黑暗，揭示了人生在现实重压下的脆弱与盲目，控诉了封建旧文化、旧道德对人性的残害。

结语

张爱玲生活在一个思想日新月异变化的时代，新文化冲击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女性渴望从禁锢中解脱出来；由于有机会体验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使得她能够了解到这个特定时代里面女性的生存貌，也使得她能够对进步的思想有所吸纳，当她拿起笔来描写这样一群人时，能够把她们表现得更加的深刻。张爱玲认真的书写着女性命运的血泪史，让我们感到了女性在生存层面上无奈的挣扎，今天我们继续对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不仅能够了解到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女性的生存状态，还能够对当今社会地位提高给予文化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鲁迅杂文集《灯下漫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2] 金宏达，《回望张爱玲—— 镜像缤纷》.北京: 北京文化出版社, 2003。

[3] 周芬伶，《艳异—— 张爱玲与中国文学》.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5。

[4]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 卷[C].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

第四篇：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服饰描写

恋衣情结——张爱玲浓墨刻画的女性服饰

刘洁林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张爱玲对服饰的迷恋直接影响到她的小说，她在小说中对女性服饰的描写在现代文学史中首屈一指，描述了清末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服饰的发展变化。她将服饰写得那么唯美，在文本中传达着“恋物”的情结，让人重新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色彩。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服饰；恋物；

每一个妙龄的女郎都会对服装特别敏感，但在张爱玲，这种敏感和占有欲似乎太过招摇，而成了张爱玲小说及其身份的徽章。通过服装，她自恋、自我标榜，在文字上塑造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带上了张爱玲尚未磨灭的贵族气息。张爱玲对服装的精益求精与她精巧的文字之间多少有些重叠，仿佛她在构筑一座文字之塔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编织一件衣裳。张爱玲的“恋衣”情结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她那一位着装漂亮优雅的母亲。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的精雕细刻，纤毫毕现值得引起注意。她将各种色彩斑斓、款式多变的服饰展示，这成为作者和小说人物身份、心理、性格与命运的外化，成为诠释人物存在的方式，也使她的小说风味迥异，绚丽多姿。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张爱玲的身世

张爱玲出身名门，身份显赫，贵府小姐。

说起张爱玲的家事，最早要追溯到她的祖父张佩纶，乃是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觉。她的祖母李经

（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李鸿章再朝四十余年，官至文化殿大学士，无日不在要津，签订《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这都是这位北洋大臣的“杰作”。中外人士提起清末政治人物，李鸿章的知名度可说无人能出其右。张爱玲的家事显赫远不止于此.张爱玲的母系黄家,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生和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对于在文坛上的一名作家来说，应该说张爱玲家世的显赫已经无人能比及。可以说是张爱玲的第一奇，出身的不平凡也早就了张爱玲生活经历的与众不同，又一个传奇在她的身上演绎。

张爱玲虽然出身显赫，但由于种种原因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则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３岁时张爱玲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不但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且更勇敢地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了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

张爱玲是一个天才儿童，６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７岁的张爱玲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她又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於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於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 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 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心中也是充满着惋惜的。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

战后人民反日情绪 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麼，她告诉胡兰 成她自将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

１９４７年与胡兰成离婚，１９５２年移居香港，１９５５年离港赴美，并拜访胡适，１９５６年结识剧作家赖雅，同年八月，在纽约与赖雅结婚，１９６７年赖雅去世，１９７３年定居洛杉矶；两年后，完成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１９９５年九月逝於洛杉矶公寓，享年七十四岁，也许是命运捉弄人在张爱玲去世的时间恰逢中国的中秋节。一名传奇的人物离去了，然而她的文字却继续着它的传奇，被无数人品味研究着，有的人说，读张爱玲的文字，让人畅快淋漓，心情舒畅，有的人却说读张爱玲的文字让人心情低落，情绪悲怆，然而我却觉得张爱玲的文字让我陷入沉思，她的思想不是用笔写下来的，而是需要读者静下心来慢慢品味的。一位传奇的人物走了，是我们的遗憾，她的文字将永久流传。

二、张爱玲的性格

一个人性格，在我看来与家庭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照此推理，张爱玲如此的家世，如此的出身，也就注定着她的性格也不同常人。对于一个在三岁便失去了母爱的小女孩来说，没有了母亲的呵护，注定这一辈子将会成为一个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坚强的人，果不其然，在张爱玲以后的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事情也都证明了这一点。除此以外，张爱玲还拥有着很多与众不同的性格。她勇敢，天资聪颖，在九岁时便开始懂得写投稿信来发表自己的作品。她孤傲不凡，却时刻引人注目。在衣着的搭配上就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见过张爱玲第一面的人，都会为她的衣着所惊叹。你很难用奇装异服的词句来形容她，但她的衣着款式、色彩的确与众不同。张爱玲不但在服装上出新出奇出古，在颜色的选配上也喜欢用一种鲜明而又参差对照的色彩。柠檬黄，大红，葱绿，桃红，士林蓝都是她常选用做衣料的色彩。张爱玲幼年与母亲学画画，她的画抽象，大胆，却又意味深长让人难以捉摸，就如同她的人一般。

有人评价张爱玲是个着实的小女人，实实在在，物质远超抽象的理想的人，但我却更觉得张爱玲是个心中有着大城府的小女人。

在幼年时期，张爱玲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经历了坎坷的幼年生活后，张爱玲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独立的新女性，对事情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在逃出父亲的家后张爱玲过上了自己的生活，开始自己文学创作的路。

在生活大潮中张爱玲不断成长，作为一个女人，她是令人敬佩的。她敢于付出，敢于追求自己的真爱，在风华正茂的青春年代，她为追求自己的真爱，不顾外人的强烈反对，顶着被人唾骂的风险，执着的向自己所追求的方向前进着。在晚年，据说晚年的张爱玲手头不太宽裕,居无定所,家徒四壁,过着一种“大隐隐于市”、与世隔离、不与人交往的生活。她与外界几乎没有丝毫的联系。心中是那样的平静，这样的心境恐怕少有人达到。我想，对于这样一位饱受风霜的老人来说，这样的生活也许是最好的归宿-----这样她便可以平和的面对自己的曾经，也能够平和的对待他人。但孤独终老总归是个悲剧。

二、张爱玲的生活方式

张爱玲小说中服饰描写的琳琅满目和张爱玲本人对服饰的爱好密不可分。张爱玲对服饰的兴趣来源于其人生经历、恋衣癖和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我们先看人生经历。张爱玲出生贵族家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她的母亲是一位受新思想影响的新女性，美丽而时髦，常做许多衣服，她最初的回忆之一便是“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她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童言无忌》)这使张爱玲产生一种模仿心理。她小时便称：“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圆，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童言无忌》)。她中学时发愿“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①但她少女时期跟着继母过活，除了自己的两件蓝布大褂外，只能拣继母剩下的旧衣服穿，她“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都已经过去了，还留着那冻疮的疤。”(《童言无忌》)她记得有一次到舅舅家吃饭，舅母见她穿的衣服破旧,随口说等她翻箱子的时候把爱玲表姐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她穿。她连忙说：“不，不，舅母，我真的不需要”，可眼泪却滚下来了②。这样的境遇在她的心灵里刻下了很深的印痕，又导致她对服装的一种补偿心理。

其次是张爱玲的恋衣癖。贵族家庭出身的张爱玲具有恋物癖的倾向，她觉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打成一片的”，“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童言无忌》)恋衣癖作为其恋物癖的一个方面，可以其《更衣记》中的一句直白作为注释：“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她在香港大学读书连得两个奖学金，就随心所欲地做了些衣服。她还细致描绘了买衣服的心理：“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童言无忌》)。这些都显示张爱玲对服饰不同寻常的嗜好。但从根本上说，张爱玲对服饰的爱好来源于其艺术化的生活方式。美国学者周蕾在《技巧、美学时空、女性作家———从张爱玲的〈封锁〉谈起》中推断“张爱玲的处世态度，正是把自己进行‘封锁’，把艺术、文学的(人造)时空作为那死亡之后的‘另一生命’”③。如果说晚年的张爱玲是通过“封锁”自己而让外界将其艺术化的话，那么，年青而且一举成名的张爱玲则是通过将自身艺术化来使其生活“锦上添花”：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回忆她从香港回来时“穿着一件短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④。据当时她的文坛诤友潘柳黛女士回忆：张爱玲“为出版《传奇》，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厂的工人都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⑤。她有一次参加一个朋友的哥哥的婚礼，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⑥。张爱玲把《倾城之恋》改为剧本搬上舞台与剧团主持人周剑云见面时，“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连交际场上见多识广的周剑云也显得有些拘谨⑦。对此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张爱玲自己也直言不讳。在她博得“奇装异服”的“美名”以后,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我既不是美女，也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⑧“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童言无忌》)。

当然，服饰是一片施展个性的天地，不管是表现人物的身份、年龄地位或表现人物的心情，心理还是渲染气氛，张爱玲给我们留下了最终的还是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因为一篇小说常常是必须建立在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的基础上的。在这，张爱玲既施展了她的个性，也将这个个性构建于小说的整体框架中，或许着这就是她作为一个作家衰隋与服饰文化的原因之一吧。张对服装的精益求精与精巧的文字之间多少有些重叠。仿佛在构筑一座文字之塔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变质一件衣裳，汇成了她古典与现代的交融。有评论指出：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都能映在画面上，仅此一点，他的人格就会凹凸出来，而且清晰明朗，他的状态就是一种精神。用衣服来演示女性的生命，展示的是各色人物的百般滋味的平凡人生．就是张爱玲的一种生存状态。因为她相信当人无力改变大时代的动荡时，只能缜密地去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

参考文献: ①⑥⑧余斌著,张爱玲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0,192,193.②任茹文,王艳.张爱玲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74.③杨泽编.阅读张爱玲[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5.④⑤⑦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9,30,20.⑨试论张爱玲中篇小说中的女性典型形象/聂桂兰//吉安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2.⑩鲁迅•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作者简介： 刘洁林（1979—），女，河南省驻马店人，从事服装艺术专业教学和研究

第五篇：初探张爱玲小说中的食物意象

初探张爱玲小说中的食物意象

【摘 要】张爱玲在描写饮食男女生活中，穿插着诸多对食物及饮食场面的描写。本文从食物意象出发，探讨食物意象在张爱玲小说中的作用。

【关键词】食物意象；小说；作用

张爱玲，1920年生于上海，20世纪40年代，她凭借着对饮食男女俗世生活的描写“青云直上的坐上上海文坛金字塔的巅峰”①。张爱玲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一时的。八十年代夏志清推崇其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②张爱玲的“重要”和“优秀”突出表现为她在小说创作的实践中创造出了独树一帜的感官描写艺术。这样一种特殊的描写艺术如王德威先生所说是“极富讨论余地”③的，而其衍生出的感官意象也极具研究价值。在所有的感官意象中，食物意象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探讨究张爱玲作品食物意象在其作品中的作用。

一、塑造人物形象

人物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也是小说的灵魂，是小说描写的中心。张爱玲在创作过程中常用食物的外观来描写人物的外貌。例如在《雷峰塔》中，把国柱的姨太太形容为“油炸麻雀”，将琵琶父亲的姨太太比作“盐腌青蛙”；《金锁记》将长安形容为一棵“较嫩的盐腌过的雪里红”……除了擅长用食物的外观来描写人物的样貌之外，张爱玲还擅长用饮食的场景来描写人物的心理、性格特征、生存状态等。《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张爱玲以公寓对门邻居的阿妈“吃粥”这样的一个饮食场景刻画旁观者阿小的情绪、生活状态。公寓中对门邻居的阿妈带着孩子们在后阳台上吃粥，天太热，粥太烫，撮尖了嘴唇凋嗤凋嗤吹着，眉心紧皱，也不知是心疼自己的嘴唇还是心疼那雪白的粥。从表层看，阿小是深深地厌恶在炎热的天气，“眉心紧皱”凋嗤凋嗤吹着并吃着粥。但结合下文，从深层看，阿小实际上是在厌恶她不得不在烦闷的状态中，无奈地应对来自男性的重压以维系生存。通过对“吃粥”这样一个饮食场景的描写，作者在极为成功地为我们展示了阿小当天的心理状态的同时还为我们展示了阿小的生存状态与性格特征。综上，通过对食物意象的书写，张爱玲全方位地为我们展示了人物的外貌、心理、生存状态和性格特征。

二、推动故事情节

情节是小说生动性的集中体现。人物活在行动中，一连串的行动反映在小说中就是情节。情节是“人物之间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成长的历史”④。什克洛夫斯基曾经将小说叙事区分为“故事”（story）和“情节”（plot），前者是作为素材的一连串事件，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后者是对事件创造性的变形，即“陌生化”。根据法（Freytag’s Pyramid），情节由以下三个前后相继的过程组成――第一个过程是攀升过程（Rising Action），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的计划遭遇障碍并引发冲突；第二个过程是高潮（Climax），在这个阶段各种线索汇合在一起，情节完成了转化；最后一个过程是回落过程（Falling Action）。

图1 弗赖塔格塔式图

通过对张爱玲的作品的分析，我们发现，食物意象在作品故事情节的推动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以《殷宝滟送花楼会》为例，笔者将具体分析食物意象对情节的影响。《殷宝滟送花楼会》讲述的是“美丽”的女学生殷宝滟与有妇之夫罗潜之教授“相爱”的故事。宝滟常常应时按景给他们带点什么来，火腿、西瓜、代乳粉……有一天她给他们带了螃蟹来，亲自下厨房帮着他太太做了。晚饭的时候他喝了酒，吃了螃蟹之后又喝了姜汤。单她跟他一起，他突然凑近前来，发出桂花糖的气味。她虽没喝酒，也有点醉了，变得很小，很服从……现在他天天同太太闹，孩子们也遭殃。宝滟加倍地抚慰他们，带来了馄饨皮和她家特制的荠菜拌肉馅子，去厨房里忙出忙进。选文中三次送食物，推动了情节的“攀升”、“高潮”以及“回落”。第一次送食物，殷宝滟成功地介入到罗家关系中，并挑起夫妻的争吵。第二次送食物殷宝滟在厨房帮助罗太太做饭，实质上是取得了和罗太太平等的位置。“酒为色媒人”，借助于酒，殷宝滟与罗潜之的感情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第三次送食物，殷宝滟彻底占据了罗家厨房，以女主人身份自居。透过三次送食物，张爱玲凸显了殷宝滟的伪善、自恋和控制欲。在这三个场面中，食物意象有着重要作用。它一方面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隐晦地揭示了文章的创作宗旨，意象虽小，但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方面却意义巨大。

三、渲染故事环境

小说的环境包括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自然环境和具体生活场所，它是人物活动的舞台，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土壤。以食物为媒介，张爱玲展示了故事发展的环境。美国人真会做广告……“四玫瑰”牌的威士忌，晶莹的黄酒，晶莹的玻璃杯搁在棕黄晶亮的桌上，旁边散置着几朵红玫瑰――一杯酒也弄得它那么典雅堂皇。（《鸿莺禧》）外国菜比较清淡些，中国菜要油腻得多。刚回来，连着几天亲戚朋友的接风，很容易的就吃坏了肚子。（《金锁记》）士洪继续说下道：“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跟外国人学会了怕胖，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动不动就吃泻药，糖还是舍不得不吃的。你问她！你问她为什么吃这个，她一定是说，这两天有点小咳嗽，冰糖核桃治咳嗽最灵。”振保说道：“的确这是中国人的脾气，爱吃什么，就是什么最灵。（《红玫瑰与白玫瑰》）在以上三段选文中，食物的描写一方面增加了文章的生活气息，另一方面又使得中西文化形成了对比。这种对比是中西方审美文化融会的结果。从“洋食品” 的广告和童世舫的话语我们知道，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西方文化以强势的姿态力压中国文化。但是，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还是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例如王娇蕊就在是吸收西方文化（减少饭量）的同时还保留着对糖核桃（传统文化）的热衷。由此可见，当时沪港的“都市人”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就像其对待饮食一样――经常处在这种矛盾之中。

作为一位喜爱吃食、了解食物的专家，张爱玲把具体的食物赋予文化的涵义并加以艺术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描写风格。在她的作品中，食物被赋予重要的象征意义，形成了意蕴深远的食物意象。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些食物意象要么被用以刻画人物形象，要么被用以推动故事情节，要么被用以渲染故事环境。张爱玲对食物的书写超越了酸、甜、苦、辣等感官滋味形成了独特的食物意象，成为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注释：

①于青.张爱玲传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②夏志清，刘绍铭译.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③王德威.落地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④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参考文献：

[1][美]朗格（Langer，S.K.）著，刘大基等译.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美]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美]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