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研究(终稿)

第一篇：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研究(终稿)

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论文提纲】

一、鲁迅创作了一系列农村题材的小说，他借助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真面目和社会日益衰败的根源，唤起人们掀翻“铁屋子”的觉醒。

二、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经典不灭的农民形象，有彻底无产者啊Q，苦苦挣扎、幻灭的农民闰土，被辱没、损伤的农村女性祥林嫂等类型不同的农民。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与同时代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绝不雷同，有着表象的普遍性、精神内涵的深邃性、个体形象的反差性、反映时代的深刻性、主题的历史性，鲁迅通过这些血肉丰满的具体形象实践了他的创作目的。通过对麻木、愚昧、落后的农民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作者引起疗救思想的注意的急呼。

三、鲁迅通过农村题材的创作，传递出革命的心声，鼓励着真正的志士奋然搏击；借助一系列的农民形象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心。

【内容摘要】

鲁迅以其农村为题材，以农民为主人公的小说深刻批判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揭露了封建卫道者的虚伪。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擅长描写普通劳动农民的作家,他在小说中第一次塑造了众多的普通劳动农民的典型形象。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也写过农民,但多半不是普通的劳动农民;有不少作品也塑造出农民的典型形象,但多半不是普通劳动农民的形象。

小说是通过刻画人物形象来反映现实，而鲁迅先生的小说尤以塑造人物形象见长。通过他的笔触，展现给世人的是旧中国农民、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和精神病苦，吟咏出的是对旧生活的不满和对新生活的追求与渴望，揭示了造成农民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对当时农民的根本出路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参考方案。

鲁迅的作品通过一系列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形象，刻画出他们辛酸而悲苦的生活表象及麻木、愚昧而扭曲的灵魂，揭示了疗救国民精神的必要性。更从底层农民自发朦胧、幼稚、落后思想中，体现鲁迅先生对革命前途的思考及改良社会的信心。

鲁迅的小说起到了对人们思想的疗救作用，为中国革命找到出路，指明方向。同时，为真正进取的猛士吹响了昂首挺进的号角，使他们不惮于黑暗的铁幕、前行的孤寂、曾经挫败的血迹。也给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经典范例，给文史研究备下了丰硕的材料。

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关键词】 鲁迅小说 农民形象 国民性 历史功绩 不朽作用

【正文】

鲁迅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化事业和现代文学事业，他的思想是中国20世纪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无愧于“国魂”的赞誉。他的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尤其是小说与散文。他的小说创造了我国小说发展史的又一巅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以农民为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通过一个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尽欺凌、压榨，在痛苦中挣扎的农民形象的塑造，揭示社会现实，用他那独特的慧眼，洞察国民的劣根性及其社会根源。由此可知，鲁迅创作小说的目的就是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他注意从平凡的生活里提炼重大的主题，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开掘深刻的社会思想内容。谁都知道，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鲁迅小说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有尖酸、刻薄而又自私的杨二嫂；有麻木、迷信而始终无法摆脱奴隶人格的祥林嫂；有勤劳朴实、麻木健忘、愚蠢落后的阿Q；有辛苦麻木，把改变贫苦命运的希望寄托于神灵的木偶似的闰土„„因而，我们不难看出，他塑造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个性各异的农民形象，以他们麻木的灵魂，扭曲的人生，悲苦的生活，落后的思想，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心，对民主革命的渴望，对中国前途的思索。

一、从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真面目和社会日益衰败的根源，唤起人们掀翻“铁屋子”的觉醒。

鲁迅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强烈的“乡土情节”，已深深地渗透于他的小说之中，把他最深厚、最热烈、最真挚的情感倾注到农民身上，把农民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惨淡的人生展现于世人眼前，以农民的悲苦引发人们的思考：改良社会，进行民主革命已刻不容缓，掀翻禁锢“铁屋子”，创造前所未有的新生活。鲁迅先生不惜笔墨把农民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于叹息同情之中表现出来。在故乡中，“我”印象中的闰土，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无所不知，无所不会的“少年英雄”，可是20多年后年仅40多岁的闰土，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紫色的圆脸已变成灰黄了，而且 加上了很深的皱纹；一顶破毡帽，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像秋风中的枯叶。这些外貌的变化不仅记录着闰土苦难生活的历史，而且也形象地显示出闰土的精神变化。的确，“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①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不仅剥夺了他的青春，蚕蚀了他的活力，麻木了他的神经，而且简直使他变成一个木偶式的人。我们不难看出，在这鲜明的对比中，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十年间，仍然在黑暗反动的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农民，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他们还没有觉醒起来，依旧过着痛苦麻木的生活。而这种情况，只要是社会制度不发生变化，是任何人以个人力量都改变不了的。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把希望寄托在新一代身上，他们将会走出新路来，过着老一辈没有经历过的新的生活。

在《故乡》中，鲁迅只不过寥寥几笔勾勒了闰土20年前和20年后的对比极强的肖像和两个发人深省的细节，就把闰土苦难、悲惨的生活和复杂、空虚的内心世界，以及造成他这悲剧性格的社会，思想根源揭露无疑。真是，只要看到闰土这张痛苦的笑脸，我们就看到了旧中国农民的深重苦难，只要听到他呼叫“老爷”的声音，我们就会从心里感到震颤，是旧社会在“我”和闰土之间筑起了一道心墙，是旧社会把“少年英雄”变成了“一具木偶”。不难想象，生活的重压，迫使他承认严酷的封建等级制度，遵从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他希望改变命运，但又把改变苦难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虚妄的对偶像的迷信崇拜上。

中国的出路何在？国民将如何寻找出路，鲁迅认为重要的是发动人民群众。他描写阿Q的麻木、落后，一方面在于暴露旧社会的“病根”，批判统治阶级思想加于农民身上的精神毒害；一方面在于引起疗救的注意，期待着象阿Q这样的人，抛弃那些落后的精神包袱，迅速觉悟起来，走上革命道路。鲁迅不仅揭示出了阿Q身上的“疾苦”——精神胜利法，同时还发掘了阿Q身上的反抗性和革命因素。阿Q认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就是同他过不去。但是当他看到革命暴发，使举人老爷慌忙从城里搬运家产到乡下，看到举人老爷竟这么害怕革命，他也不免动了心。在大步跨过长街，发出了造反的呼声。对于阿Q在革命浪潮中的这种想法和行为，我们不难理解农民对革命的向往和欢呼。阿Q这个压在生活底层的农民，像一棵压在大石头下的弱草。在看到那些作威作福，欺压他的人大祸临头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情舒畅，并本能的燃起了复仇的意识，决心要惩治这些在他头上作恶的人们。这些想法都真实地表现了一个被压迫的农民，在革命风浪中对旧社会愤怒的心理状态。但是辛亥革命这一特 4 定的时期，一个受封建思想毒害至深的农民，他的革命观也仅仅是朦胧的、幼稚的、落后的。他的心目中，革命就是把地主的财产变为自己的，甚至还可以选择一个女人做自己的老婆。他觉得地主老爷能有的生活，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拥有。这种思想认识不难理解，阶级地位以及长期受到精神的毒害，不可能让阿Q对革命有深刻地、真正地认识，即使是当时的作者对革命的认识、理解也是不够深刻的。但至少从阿Q的形象塑造中，我们不难探索鲁迅追求革命，探索中国出路的思想。

《祝福》中的祥林嫂，麻木、迷信，她再嫁再寡，镇上的人便嘲笑她，鲁四老爷把她看成不祥之物，暗暗嘱咐妻子不许她沾手祭品。佣人柳妈又以阴间的锯刑来告诫她，要她到土地庙捐一条门槛，当作赎罪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她听信了柳妈的话，以一年的工钱捐了赎罪的门槛，满以为自己是个干净人了，可以坦然地去摆福礼的时候，得到的仍然是禁止她沾手的呵斥。可见，祥林嫂悲惨命运，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反而受尽了人们的嘲笑和愚弄，人们的冷漠、刻薄，竟至如此。令人不仅发出这个社会真是冷酷如铁的慨叹！

当然，造成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原因不仅仅来自社会，她的自觉的奴隶性格也不可忽视。她的一生受尽封建礼教和迷信的迫害，却又自觉不自觉的去维护封建礼教和迷信，可见她的精神已麻木不仁。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对于这一背负着沉重的灾难而又控诉无门的农村妇女，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于压迫和损害她的封建剥削阶级及其伦理道德和伪善面目则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谴责，把这种“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和“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②完全揭示在读者面前。

从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封建的宗法制度正是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绳索把祥林嫂活活勒死的。作者正是通过塑造祥林嫂这一典型人物，对吃人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革命前途的不断探索和追求。

从国人的愚昧、麻木不难看出社会的落后，犹如死水一潭的封建社会，确实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而鲁迅的作品所融进的改良社会、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要推翻封建社会，首先要启发群众的觉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更期望国人觉醒而争取做人的资格。作者暴露和解剖国民的病态心理，写封建思想对人民群众的精神奴役和毒害，为的是把民众的劣根性摆在国人面前，引人深思。

二、通过麻木、愚昧、落后的农民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作者引起疗救思想的注 5 意的急呼。

鲁迅塑造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个性各异的农民形象，通过对他们麻木灵魂和扭曲人生的展示，表达了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一）、彻底无资产者形象：阿Q 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贫苦农民。在旧中国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阿Q贫无立锥之地，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③，所以他是彻底的无资产者。而且阿Q社会地位也极其低下，甚至被赵太爷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连恋爱的权利也没有；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永远都处于失败者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林兴宅概括了阿Q性格的十大方面：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④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

《阿Q正传》正是对于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自我批判，并从这实事求是的清醒批判中寻求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阿Q正传》的主旨及历史价值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看，毫无疑问，阿Q是中华民族中具有精神胜利法弱点的这一类人的典型，写出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具有十分广泛的历史概括性，小说自从一问世，也超越了鲁迅先生的初衷，形象大于思维。这一形象解剖了每个国人的灵魂，催我们时时自省。

（二）、苦苦挣扎、幻灭的农民形象：闰土

如果说阿Q是以农村彻底的雇农在这一时代的悲剧人生来反映社会悲剧，那么《故乡》则是写出外国经济入侵的背景下勤劳农民的苦难和迷茫。

《故乡》选择了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两个生活横截面：二三十年漫长的时光过去后，人生海洋中沉沉浮浮的闰土，由于贫困、灾难的风风雨雨的袭击，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红活圆实的手，变得粗笨僵硬而且干裂，紫色的圆脸上刻着又深又粗的皱纹，浑身瑟索着，完全失去了童年时小英雄的风采。闰土不仅形容枯槁，变化最大的是他的精神，生活的重压，封建的等级观念，严重地摧残了他的灵魂：神情板滞、迟钝，就象个木偶人了。

闰土这一普通农民的形象，在过去的农村里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封建制度所规定的阶级界限和尊卑观念，已经深深地生根在他的身上，形成他的不可动摇的生活准则。在无可逃脱的处境中，他又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于鬼神迷信，这就更加深了人物的悲剧。小说还以杨二嫂的可悲变化及其小市民的庸俗习气，来烘托闰土的性格，并反映出中国社会破产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作品以直抒胸臆的笔调，对造成这一悲惨图景的社会势力提出了沉重的控诉，同时又期望下一代“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期望被迫害者能够醒悟过来，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小说借闰土的典型形象，“提出了我国革命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农民问题。小说通过闰土这个普通农民半生的悲苦遭遇，概括了19世纪末年到五四时期农民所受的深重的苦难，深刻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⑤所以在鲁迅“怒其不争”的刻画中，我们更能够体会到鲁迅对农村出路的思考和探索。

（三）、被辱没、损伤的农村女性形象

如果说阿Q、闰土等是鲁迅先生对旧中国男性农民的灵魂刻画，展示他们在封建压迫、生活倾轧之下的灵魂。那么鲁迅在很多小说里把笔触及到处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被伤害、最易被侮辱的中国农村妇女的神经，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小说展示了她们的痛苦人生。对千万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心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国民问题。在《祝福》、《离婚》等一系列小说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妇女形象。鲁迅正是通过描写众多妇女形象的作品，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在小说中，鲁迅以最朴素和极其经济的笔墨，叙述了一些平常的事情，塑造了祥林嫂、单四嫂子、爱姑等形象，这些事情每一件都足以说明农村妇女的纯洁、善良、坚毅、朴厚的性格和灵魂，而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事情，织成了一张平平常常的网，把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劳动妇女，完全网在被剥夺、被践踏、被损害、被愚弄、被侮辱、被抛弃的悲剧中了。这正是鲁迅对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礼教等的无情鞭挞和血泪控诉。

可以说小说借助这类典型形象让我们感知到封建势力的强大，特别是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的严重，从而达到对苦难农民的精神治疗，对黑暗社会冷俊的思考和控诉这一 7 主题。

总之鲁迅借助形形色色的农民典型，代表了对处在农村阶层的不同人的政治、经济、思想。这一农民系列就构建了时代的特征和社会认识，反映了黑暗社会和作者对这样时代的出离愤怒；同时让我们认识到在这样时代里的广大农民的灵魂深处的难以抗争的痛苦乃至灵魂的死亡。作者刻画这些形象的目的在于揭示社会病苦，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因此，鲁迅的小说起到了对当时国人思想的疗救作用，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在鲁迅的笔下，农民既是一个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被摧残、扭曲„„同时又血肉丰满的一个个典型。通过农民形象折射时代，深刻批判了社会；借农民在这样时代的思想变化，以一细微神经解剖时代问题，揭示了鲁迅对革命的探索，对当时农民的根本出路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参考方案，鲁迅借农民形象表明对农民命运的关切和思考。同时也展示了农民的灵魂和苦难，让我们感知在那个时代农民的苦难和灰色的灵魂。鲁迅对农民表现出“幽愤深广”的人道主义关怀。可以说，这样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才是很有生命力的。而且应该值得今天的作家的关注。文学在新时期逐渐淡化，我想社会责任感要求从事文学创作的工作同志继承文学的功能，从思想上提升人民的认识，探讨社会进步中的阵疼。这样的文学才是社会主义需要的文学创作，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是人民需要的文学。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鲁迅的小说有其现实意义。在农村日益富裕的今天，在我们日益关注城市繁华建设的今天，关注农民命运，关注在社会急剧变化下今天农民的生存状态、思想状态，这方面的文学作品、研究显得多么重要和急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必然是催生农民蜕变和新一代农民显现的过程，应该对“沉默的大多数”，对坚守在农村的农民和进城打工的农民，投注更多的关切目光，文学应有充分的底层意识，因为他们是大多数；而且，他们更为集中和突出地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代表了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的生存和思想状况。

作家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把目光移向关注农民命运，把笔触伸向农村，把探索的目光聚焦到农民的灵魂深处，这是鲁迅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以他的农民形象为典范给我们的新的启示和指导。作家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鼓手！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创作才有其积极价值，我们的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得以体现和张扬。

三，于无声处听惊雷，作品传达了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心。

从对中国出路的彷徨，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思索、呐喊，鲁迅的思想有了更加深远意义上的飞跃。对革命的信心，对未来的向往，贯穿在鲁迅的作品中。他看到了农民身上淳朴善良、热情无私的美好品质，他坚信农家子弟的美好心灵就是改良社会的坚实基础。在小镇上，一家的客人几乎是大家共有的，因此“我”在那里得到种种优待：钓得虾照例归我吃；小伙伴们伴我游戏；八叔借给我们航船去看社戏；看戏时，桂生为“我”去买豆浆。月夜归航偷豆更让“我”体会到了农家子弟的热情好客，正直无私。淳朴憨厚的六一公也不因我们偷了他家的豆而骂我们。我们知道，鲁迅留恋的不是社戏本身，而是留恋那里的人们，农家子弟的美好心灵更是打动了他。鲁迅不惜笔墨的勾勒一群农家子弟的形象，是因为他从农家子弟身上看到了改良社会的希望。

《故乡》中，鲁迅将希望寄托在宏儿、水生那些下一代身上，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他认为“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的⑥。”期望他们能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他坚信“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⑦。”但是鲁迅对新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也是很迷茫的，他曾说过先前社会的腐败，他是觉得了；他希望新社会的起来，但不知这“新的”该是什么样，而且不知道这“新的”起来之后是否一定就好。不过他也坚信，新社会、新生活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

《孔乙己》一文的结尾，虽然对孔乙己命运没做交代，但是给人们留下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我们在体味孔乙己悲剧的同时，不难探询鲁迅的匠心独运。虽说孔乙己的生活在那样冷酷的环境里必死无疑，但作者不愿孔乙己就这样死去。作者希望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让孔乙己能够生存下来。酒店的小伙计“我”就富有同情心的认为孔乙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旧社会已将他逼得走上了绝境。细细体味“我”牵挂孔乙己的心情，不难读出作者的希望和对新中国必将到来的信心。

鲁迅的小说中描绘的一幕幕冷酷无情的世界，麻木扭曲的人生，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从鲁迅塑造的众多的农民形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因此，鲁迅的小说起到了对人们思想的疗救作用，为中国革命找到出路，指明方向。同时，为真正进取的猛士吹响了 9 昂首挺进的号角，使他们不惮于黑暗的铁幕、前行的孤寂、曾经挫败的血迹。也给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经典范例，给文史研究备下了丰硕的材料。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⑧鲁迅对命运多桀的祖国的情怀和他的作品一样永远流传，这必将成为改天换地的檄文。

【注释】

①、选自《故乡》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九年级语文（上册）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联合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年 6月第2次印刷 第65页

②、选自《鲁迅读本》 王士菁选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年11月第1版 第85页

③、选自《啊Q正传》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 第五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年6月第2次印刷

④、选自《论啊Q性格系统》林兴宅撰写 长篇论文

⑤、选自《知春集〈“故乡”与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严家炎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⑥、选自《故乡》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九年级语文（上册）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联合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年 6月第2次印刷 第67页

⑦、选自《故乡》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九年级语文（上册）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联合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年 6月第2次印刷 第67页

⑧、选自《鲁迅读本》 王士菁选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年11月第1版 第2页

【参考文献】

（1）、鲁迅《阿Q正传》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2版

（2）、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联合编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年级语文（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6月第2次印刷

（3）、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联合编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九年级语文（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6月第2次印刷

（4）、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联合编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九年级语文（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6月第2次印刷（5）林兴宅，《论阿Q的性格系统》长篇论文

（6）《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南京大学等五所院校中文系部分教师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7）、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了小说来了》

（8）、《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

（9）、严家炎，《知春集<“故乡”与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0）、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2版，2007年5月第10次印刷，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1）、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003年12月第2版第8次印刷，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4）、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4.26（15）、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16）、鲁迅，《两地书·九》（17）、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18）、鲁迅，《一心集·习惯与改革》

（19）、阎纲，《论陈奂生—— 什么是陈奂生性格》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4)（20）、肖佩华，《解读“农民意识”——鲁迅、赵树理、高晓声笔下农民形象的比较分析》，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8月第19卷第4期

第二篇：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农民的形象

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农民的形象

知识分子的形象

（一）觉醒反抗的知识分子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真战士。他既是一个在半封建社会中因受迫害而致精神失常的患者，又是一个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叛逆者。“狂人”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耳闻目睹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罪恶，从“满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毫不留情地剥去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标榜的“仁义道德”的假面具，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吃人和被吃的真实历史和现实。“狂人”是因二十年以前要“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受到以赵贵翁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们的迫害而致狂的战士。他在被迫害发狂以后，反复思考自己被迫害的原因，经过观察现实、研究历史，认识了旧中国是吃人的社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并识破了吃人者的各种伎俩，勇敢地起来同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虽遭失败，仍不退缩，而是总结经验，同旧社会、旧家庭和旧我彻底决裂，最后找到了从“救救孩子”入手的新的革命途径，成为一个彻底反封建的战士。因而，从实质上来说，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在战斗中逐步成长的彻底反封建的“精神界战士”。它真实地写出了一个彻底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战士思想性格成长的过程。作品揭示出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种种吃人的“老谱”，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社会理想，并向整个社会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战斗呼唤。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意识流程，展示出知识者自我认识能力逐渐增强的过程。狂人发狂之始，感到“精神分外爽快”；而以前的三十多年则“全是发昏”。这样，他就把自己从过去的常规性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以迫害狂患者的视点来观察客观外界，从而有一种陌生感。路人那铁青的脸色，怪眼睛的目光，母亲打儿子时要咬几口的话语，狼子村吃人的传闻等，使他隐隐地感到不安，产生了人们是不是想吃自己的疑惧。在他冷静的观察和清醒的反思中，逐步觉察到他们是要吃人。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又从仁义道德中看到吃人的字眼。当他联想到自己也将被吃时，就产生出一种无比恐怖的意识。这种恐怖正是从麻木中清醒过来后的一种情感体验，也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处境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也逐步认清了食人者的手段：不敢直接杀了，怕有祸祟，而要逼他自戕。由此，也达到了对客观现实的清醒认识。对此，狂人并没有消极的顺应，而是力图改变这吃人的状态。于是，便去“劝转吃人的人”。但对大哥的劝告却换来疯子的恶名。从大哥的态度中，狂人进一步思索出妹子死掉的原因，并领悟到自己也许在无意中充当了吃人者的角色，也是这人肉宴席上的帮凶！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心情又是何等的悲愤沉痛：“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悲愤的呼声冲破了中华民族在自我认识上的蒙昧状态，使人们认清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本质。狂人从吃人认识的确立，到自己也将被吃的预感，再到发现自己也是一个食人者，这是一个从对现实的发狂到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是一个自我认识能力逐渐增强的过程，是一个从不安、疑惑、恐怖到绝望的情感体验过程，也是一个从自我肯定到自我否定的过程，终究还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

（二）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

《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等，都是在狂人的呐喊声中最早觉醒的知识者。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抬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但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子君和涓生，都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和婚姻自主的新思想。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涓生和子君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他们以强烈的批判意识重新估价现存的一切，发现和肯定人的价值，力图从过去的蒙昧状态中挣脱出来。他们谈论自由平等、婚姻自主，冲出封建家庭，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反叛和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勇气。这不仅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时代的觉醒，更是民族的觉醒。

（三）彷徨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觉醒的自我意识同社会现实的矛盾对立,必然带来情感体验上的巨大痛苦。鲁迅在小说中, 往往把主人公放在极其痛苦的境地,来审视其灵魂颤栗、痉挛的过程,从而创造出具有深刻历史感的心理真实。《头发的故事》中的N 先生那愤世嫉俗的话语中,压抑着多少悲愤的情愫；《在酒楼上》吕纬甫那平静的叙述中,又凝聚着多少难以言传的痛苦。他把自己的做法视作无聊,就说明他的认识还未从以前所达到的高度上退下来,内心还有所不安,是一种不甘于此而又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孤独者魏连殳,要求平等自由,却被寒石山的村民看作异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房东的孩子,却被认为低声下气；要求获得独立的人格,得到的却是冷眼、流言和失业。在现实的沉重压力下,自我意向进行反思他要寻求一种对现实的报复。他认为只有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等级观念,作为自己向社会报复的手段,才能成功。于是,他当上了师长的顾问,获得了尊敬,也失去了自我人格。这一转变伴随着痛苦的折磨,他在给申飞的信中,流露出无限的沉痛和悲哀,他意识到自己这样做是堕落、失败,无异于精神自戕、个性毁灭。他更加趋于内向,将本来的面目隐藏起来,而将玩世的态度示给人们。结果他胜利了,频繁的应酬取代了以前的孤独寂寞,众人的捧场慰藉着空虚的灵魂。如果他能心安理得于这捧场和颂扬的话,也许能保持心理的平静而免除痛苦，然而恰恰相反,他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真的失败”,失去了往日的理想,失去了个人的尊严和人格。那“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长嗥里,既包含着对人的尊严的呼唤,也裹藏着巨大的痛苦和悲愤。这一切是难以靠精确的定量分析所能测定的,只能从心理趋向上来体验揣摸这痛苦的巨大容量。魏连殳徘徊于新旧势力之间。从行为方式上看魏连殳做军阀的顾问是向旧势力的妥协；但是，魏连殳的倒戈只是表面现象,在思想意识上他还能清醒地意识到这样做是失败了,还能感知到失败带来的痛苦。他那求自我实现而不得的痛苦,在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中无法解脱的悲愤,对于社会的失望,汇成了一种绝望的情绪。这种情感效应使他在自暴自弃中寻求一种对社会的报复,在报复中求得发泄这种情绪的快意,因而这是一种绝望的抗争。他在宾客应酬、打牌纵酒中求得一种自我麻醉,在对房东一家的耍戏中获得一种报复前仇的精神快慰。这是觉醒的个性意识在与社会争斗中败下阵来之后,经过自我调节达到与社会环境的一种表面的平衡和谐, 谁也不理解的孤独和悲哀依然存在于心底,外在的放浪形骸掩饰不住内心的痛苦。他彻底绝望了,对理想、对社会,也对他自己。因而不能说他的行为是对社会的消极顺应,而是一种变态的反抗。他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而活下去”,在结算往昔仇隙的快意中发泄郁结在心头的悲愤,在游戏人生中嘲弄黑暗的社会和愚昧的庸众。

农民的形象

（一）民愚昧的农民

阿Q是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代表。“精神胜利法”是阿Q性格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不敢正视自己的奴隶地位，用自欺欺人、妄自尊大的方法麻醉自己，在强者面前敢于忍受屈辱，自轻自贱，麻木健忘，对于弱者则加以欺辱，还自鸣得意。

在未庄这个生活环境中，阿Q尽管受尽剥削和奴役，但是，在被压迫和被剥削时，阿Q不思通过现实的反抗和斗争，夺取本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是用“精神胜利法”来减轻痛苦，在虚幻的想象中获得一点儿心理上的自我安慰。例如，在赵太爷不认阿Q是本家，给了他一嘴巴之后，他心里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如此一想，仿佛是阿Q统治着未庄的赵太爷，在这片刻时间内真的是他的儿子一样。然而，在另一方面，正是这个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剥削和压迫的阿Q，在性格深处却又积淀着一种近乎残暴的“奴隶主”意识，一旦有条件或者面对弱者的时候，这种残酷就会表露无遗。“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的晦气，原来就因为你！”在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打后，在酒店门口看到迎面走来的静修庵的尼姑。阿Q走过去就是一口唾沫，还伸手去摸尼姑新剃的头皮，呆笑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看到尼姑满脸通红便觉得自己的勋业得到了赏识，听到尼姑带哭的声音更十分得意的“哈哈哈”大笑。被抢者压迫，他又反过来欺压更弱者。阿Q在幻想要参加“革命”，他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呀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的革命是什么呢？他真的只想通过革命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平等吗？不是。“这是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扰民。’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

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以留，但也不要了。„„”“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 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用赵家的吧。”“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这就是阿Q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爱情革命吧！报私仇，捞一把、选美人。做了“强者”，就欺负“弱者”。阿Q很容易满足，当然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而是通过他的“精神胜利法”满足了他自己，以获得心理上的安慰。阿Q本来是给地主当牛做马，只是游艺会有个老头子称赞他“真能做”，他听了便很喜欢，很满足。阿Q头上长了癞疮疤，这是一个缺陷，但当别人开他玩笑时，他却怒目而视，说，“你还不配„„”于是觉得在他头上长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有一回，阿Q赌博，本来赢了很多洋钱，却在混乱中全不见了。他感到了失败的痛苦，但他在自己脸上用力的打了两个嘴巴，似乎打的不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片刻，他又转败为胜，心满意足了。甚至在已经面临被杀头的片刻，他还羞愧于自己在画押时画对的不圆，但他又立即自我解嘲：“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

在鲁迅的小说里，阿Q可以作为一个最为独特的形象而独自作为一个类型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在鲁迅略带嘲讽的语调中，阿Q的身上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可亲的特质。他的“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自我作践”，都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中的一个最大的成果，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把中国人的深层人物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二）麻木的农民

鲁迅小说中的另一个被迫害的形象便是闰土。闰土是鲁迅小说中唯一一个从少年写到中年的农民形象。中年时期，他朴实憨厚但精神麻木，生活窘迫，完全被封建社会吞噬了，没有反抗，反而维护着封建等级制度。闰土这个朴实憨厚的农民，见了多年阔别的童年朋友，也是百感交集。他心头撞击着复杂的矛盾，“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自然有许多话要奔涌而出，但也只是“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这矛盾反映了一个饱经沧桑的农民，感情上虽然是牵挂着童年真挚的友谊，但壁垒森严的阶级对立的现实是严酷的，最后还是选择了身份和社会需要的“老爷”的称呼，接着便是拉水生给“老爷”磕头。封建主义的等级被称为“老爷”的革命知识分子感到“气闷”，而闰土反而认为是合理的并去维护它。所以“我”的母亲要闰土还是“哥弟”相称时，他几乎是吃惊地说：“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这“规矩”不但扭曲了闰土的性格，污染了他的灵魂，而且也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的友谊。对于闰土的苦难，“我”和母亲曾感叹地说：“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个木偶人了。” 闰土从少年到中年的深刻变化，凝结着他大半生受尽封建社会压迫和剥削的苦难经历，也铭记着封建传统观念在精神上给他带来的巨大的负担和影响，使他“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而传统的宗法观念在此也成了“吃人”的元凶，他不仅吞噬着人的外貌，更吞噬着人的精神。

鲁迅对农民的关注立足于封建社会丑恶的现实生活，并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本质灵魂深处，挖掘出病根，展示病态，积极寻求疗病的良药。他了解中国的农民，关怀中国农民，默默而又是赤诚地爱着中国农民、这种情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鲁迅是最无虚饰而又最热烈，最厚重，这种感情，贯穿在鲁迅描写他们形象的一个生活中的片段，或者半生事迹，或者是从童年写起，直到二、三十后的一切中。鲁迅不仅描写了封建时代农民生活上的贫困，而且描写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揭示了他们的愚昧和麻木，揭示了造成他们困难的社会根源。他意在“重造国民灵魂”，唤起作为民族中大多数——下层人民的觉醒。

总之，鲁迅小说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封建道德观念，封建的等级观念的怎样窒息人的灵魂、戕害人的内体。揭示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冷酷和虚伪、愚昧和麻木、沉滞和落后。在表现这种社会思想状况的过程中，突出了对知识分子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表现。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直接联系着中国整个社会思想的改造，没有一个全民性的反封建思想启蒙，他们的个性解放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彻底实现的；农民是中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他们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最惨重的压迫和剥削，在精神上也受到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的严重束缚和无情摧残。在这样的现实下，鲁迅把希望寄托于未被封建思想污染的孩子身上。所以说，鲁迅小说中塑造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人物形象不仅全面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关系，真正做到了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人物与环境的统一，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还把自己的、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其中。

第三篇：鲁迅小说研究

鲁迅小说集《呐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彷徨》是鲁迅的小说作品集，共收入其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说十一篇。首篇《祝福》写于1924年2月16日，末篇《离婚》写于1925年11月6日，实际的时间跨度是一年半多。整部小说集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最后的创新之作，里面8篇有5篇写于鲁迅生命的最后时期。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内外交困、身心交瘁之中，《故事新编》整体的风格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幽默和洒脱。尽管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这表明鲁迅的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具有某种超前性。在它的很多篇中，都可以发现或隐或现、或浓或淡的存在着“庄严”与“荒诞”两种色彩和语调，互相补充、渗透和消解。

《故事新编》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 恰如(故事新编· 序言》所说明的, 大多用的正是这种方法: “只取一点因由, 随意点染”。以至把现代生活中的各种细节也大胆地引入历史, 突出其针贬流俗的意义。《故事新编》的这种没有“将古人写更死” 〔2 〕, 而是以极省俭的笔墨勾勒出他们的形象, 既不违背故事木身的真实性, 又从中照见了“ 五四” 以后, 别是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现代人灵魂的创作方法, 使得《故事新编》显示出了一种历史小说创作中前无古人的新貌。所谓的油滑，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了”时，“便陷入了油滑的开端”。具体的说，就是在作品中的古代神话、传说和人物形象身上出现了现代生活的情节，而且这种现代生活的情节并不局限某部作品而是从第一篇小说作品贯穿于全部作品。《故事新编》的这种表现方法同现代美学范畴中的“怪诞” 的表现已无二趣了。（《故事新编》中的古代人物使用现代语言, 古人生活中出现现代生活的因素, 这对于描绘古代神话、传说或历史人物来说, 显然是历史生活中“ 自然所没有” 的情形。这是作者在创作时有意夸大, 甚至变形了原来生活中的人或事。这种重新创造产生了一种有趣的艺术效果, 这就是古今重叠, 作品中出现了漫画般夸张或变形, 甚至有些幻想色彩的古代人物形象,而这些形象是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现代社会中的某些人和事那些古代人物在小说中表现出的畸形混乱和荒唐却恰恰是现代生活中某些人物的本质持征和生活心态。这就达到了艺术芙的要求: 形式是光怪陆离, 违反常态的, 但它却是寓真于怪, 以扭曲的形态, 曲折地反映出生活本质的真实的要求, 因而它是可以达到艺术美的。细节的怪诞，《故事新编》中的怪诞艺术表现方法的运用, 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家的主观愿望, 而更多的则取决于生活本身。社会是人的所有关系的总和, 这当中也许会产生许多始料未及, 超出人们意愿和理智范围的奇特现象。文学中的怪诞是揭示这种社会生活的奥秘。1.深层文化心理语境中的“ 一” 对“ 多”的外结构模式A.行动元的价值指向向深层掘进所谓行动元, 就是推动故事向前进发的内在驱动力。一个角色可以成为一个行动元,也可以成为多个行动元, 而多个角色有时也只能构成一个行动元。º 对立的行动元之间构成矛盾冲突。然而《呐喊)(仿徨》却显现 出另一种截然不同景观。这里没有剑拔弩张的外在紧张, 亦没有柳暗花明的曲折, 散漫的日常生活场景流淌着浓郁的原汁气息展现于我们面前。只有细细地品尝, 我们才能感受到故事深处的内在紧张, 这是一种灵魂的无意识的角逐。

B

.“ 一”对“ 多” 的外部结构模式出于消遣的目的和其它种种原因, 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行动元往往被构筑为单一对立的矛盾冲突, 因而其结构大多便呈现为“一”对“ 一”的线性平面构架。《呐喊》《仿徨》的故事行动元采取的则是一种“ 一”对“ 多”的结构形态。先觉者的现代意识及其存在权利、弱小者的奴隶资格和封建传统文化的体现者和维护者的正常人性是“ 一” , 封建传统文化是“ 多”。1叙述者主体意识支配下的 内部结构方式在《呐喊》《仿徨》中, 由于故事的“ 一”对“ 多” 的向心立体架构, 多种矛盾都失去了延展的势能, 矛盾之间的并列互补关系使之无法构成自身运转的具有强烈消遣功能的故事链, 这意味着故事自足性的极大消解, 叙述者的结构功能因而也便显得意义非凡。第一, 这种内部结构方式使小说在故事层面上以更为经济的篇幅容纳了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容, 同时也使“ 一”对“ 多” 的外部结构也难以实现。第二, 这种内部结构方式也为对故事价值蕴含的发掘、提升进而构筑一个更富于主体独创性的意蕴空间立下了汗马功劳。不难看出, 由于外结构模式的变革, 内结构方式的引进及其强化内外结构的相互叠印使《呐喊})(仿徨》的意蕴空间获得了古典小说无法比拟的深广度, 创作主体精神结构的渗入更是古典小说中见所未见。正由于此, 当代研究者们对《呐喊》《仿徨》主题学层面的研究才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向度: 一是王富仁先生的“ 镜子”论;一是汪晖先生的历史“ 中间物”意识论。前者侧重于文本的外部结构研究, 后者侧重于文本的内部结构研究。综合这两种研究成果亦可证明叙事结构的内外变革大大地拓展了《呐喊)(仿徨》的意蕴空间, 从而从一个方面为《呐喊)(仿徨》的现代艺术品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篇：论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

论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

仇国胜 200403003232 内容摘要：鲁迅一生著作很多，但从小说而言，不过《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部小说集，而在一共三十余篇小说中，他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而小说就是来塑造人物形象的，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作者的观点。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关系着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鲁迅的小说中，注重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就有十五篇，显示了他对中国近代与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热切关注。而鲁迅自己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之一，他对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情感等等，有最深切的体验和感受。但是他超越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更深刻、更冷静的分析知识分子的形象。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反映他的思想，体现他的人格，展现他的艺术风格和内涵。关键词：鲁迅、小说、知识分子形象 知识分子形象的不同类型

孔乙己、陈士成之类——封建祭祀品型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们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辈子受“八股取士”的毒害，完全是旧式知识分子。孔乙己终因养活不了自己而沦为窃贼，最后被丁举人打折了腿，在人们的笑声中悄然地离开了人生的舞台。陈士成这个连续考了十六次都未考中的老童生，也在“金榜题名”的幻想中耗尽了青春，以至精神完全失常，在想象中的财宝的白光的引诱下淹死在河里。

吕纬甫之类——苟延残喘型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曾是一个觉醒者，青年时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改革中国方法以至和别人相打起来，他在反封建和神权的时候态度鲜明、敏捷精悍的，但他在十多年后，由于对社会前途的绝望，变的行动迟钝，处事敷衍，神态也变的颓唐了。于是，成为了人生道路上不如意的独行者，只能做些自己也觉得无聊的事来消磨日子，消磨意志。他为死去数十年的幼弟迁葬，在衣服、骨骼、头发都找不到的情况下，包一包黄土装进棺材，以骗取怀旧的迷信和母亲的安心。一个那么勇敢坚定、敏捷精悍的战士成为了一个敷衍偷生的庸人。

魏连殳之类——自暴自弃型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就是这类中的典型，他接受过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饿教育和新思潮的洗礼，有比一般民众较多的自觉自主意识。他对旧中国的社会黑暗强烈不满，经常以无所顾忌的言论和举动，对传统的封建意识和习惯势力进行抗争，对宗法社会里的制度和习俗表示极大的轻蔑和愤慨，也对青年一代、对未来怀有信心。但是，在现实的逼迫和环境的重压下，他的孤身反抗越来越无力，精神上越来越感到孤独和无望，一方面找不到改造社会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为社会所不容，终于一反常态，采取自暴自弃、玩世不恭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报复，当了军阀部队里的一个师长的顾问，自己也成了黑暗的一部分。他从此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排斥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最后在孤寂和冷漠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子君、娟生之类——爱情悲剧型

《伤逝》中的一对恋人子君和娟生，是“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们的饿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争取婚姻自主和妇女解放，是“五四”时期广大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也是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时思潮的影响下，在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中，男女主人公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蔑视封建礼教，冲破牢笼，大胆相爱，并建立了小家庭，他们对封建势力的种种迫害和压力进行的抗战是坚决的。但由于缺乏远大目标，他么只能把自己束缚在个人奋斗的小圈子里。因此，一旦自由结合，达到了“婚姻”自由的目的，就沉默于短暂的“安宁和幸福”中，忙于家庭琐事为生计劳碌，逐渐变的消极颓唐、无所作为了。终于在顽固的封建势力严酷打击下，陷入绝境，走想失败，走向爱情的悲剧。

丁举人、鲁四老爷之类——封建走狗帮凶型

《孔乙己》中丁举人、《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形象，都这种类型的代表，鲁迅先生并没有详细的刻画，只是一笔带过，但对于这些人，都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露的。他们代表了吃人的封建社会、封建礼仪。孔乙己偷丁举人建立的东西而被打折了腿，表现了丁举人一类封建统治者对孔乙己这种下层知识分子的野蛮摧残。鲁四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封建礼教的积极维护者，非常迷信，虽然他从未打骂过祥林嫂，也没有克扣过祥林嫂的工资，但是，他所信奉的和宣扬的理学，却是从灵魂上拷问并处死祥林嫂的杀人不见血的罪恶力量。塑造知识分子时所抱的态度

鲁迅对他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究竟主要抱什么态度，是否如一些评论者所说的主要是批判或批评？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鲁迅创作的用意和目的。鲁迅在谈到他怎样做起小说来时曾说是：“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出于此，他小说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说，他小说的主人公多选取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痛苦，生活十分不幸，鲁迅希望儆醒人们起来改革这痛苦的人生。毫无疑问，鲁迅对赵大爷、假洋鬼子、赵七爷、丁举人以至鲁四老爷、高老夫子、四铭这些人，是毫不留情地给予揭露和批判的，因为正是他们代表了吃人的社会制度，批判的矛头不指向他们又该指向谁呢？就是对那些保守愚昧的人，诸如未庄的男女和城里围观阿Q杀头的“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吉光屯那些怕自己变成泥鳅的老小，鲁镇上又冷又尖的人们，《示众》中爱看热闹的小市民„„，虽然他们并不是统治阶级，但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观点看，他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持旧的社会秩序，所以鲁迅抑制不住愤懑的情绪，对他们也给予了严厉的鞭挞。至于涓生、子君、吕纬甫、魏连殳以至孔乙己等知识分子，鲁迅以他们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正象选中了阿Q、闰土、祥林嫂、七斤等贫苦农民一样，虽然对他们也有批评，但更多的是同情。即便是对待孔乙己、陈士成这样一类思想毛病比较严重的知识分子，鲁迅在深刻批评他们的同时，也不掩饰自己对他们遭遇的同情，愤怒地控诉毒害和葬送他们的黑暗制度，替他们大声喊出了“封建礼教吃人！” 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社会意义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都刻划得深刻生动，有相当的典型性。他们都表现了巨大的社会意义，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们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一个人的思想感情与其生活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遭遇和命运必然反映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从孔乙己、吕纬甫、魏连殳到子君、涓生，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喜怒哀乐，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深深带着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印痕。毫无疑问，在历代封建社会，只要科举制度还被作为一种控制知识分子的手段而存在，孔乙己和陈士成的悲剧就不可避免。读鲁迅这些作品，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认识新旧民主革命交接时期的中国社会。

其次，作品告诉读者，不容知识分子的社会是没落的社会，折磨和摧残知识分子最厉害的是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他的上升阶段，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同时，也给劳动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以使劳动生产得以继续和发展。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脑力劳动者。为了鼓励知识分子进行创造，以便吸取他们脑力劳动生产的成果，甚至给予知识分子比体力劳动者略为优厚的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能够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封建主义则不然，它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以一人或一家之利害为利害。为了维护其统治，对生产力最活跃的部分——人，采取各种各样的压制手段。特别是对待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比较有知识，能思想，这对专制独裁构成最大的威胁，统治者便采取能诱之以利禄则诱之，以把他们变成封建阶级的分子或奴才，对大多数知识分子则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在精神上倍加摧残和打击，在生活上把他们逼向绝路。因此，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知识分子即脑力劳动者几乎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这样一来，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也就得不到发展，长期陷于停滞状态，而社会也日趋没落。

第三，形象表明，知识分子需要进行世界观的改造，要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投身于社会斗争的广阔天地，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吕纬甫，魏连殳，以及子君，涓生们生活的时期，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尚未广泛开展，现实还没有提供给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的广阔舞台。但是，历史毕竟指出了和工农民众结合的方向。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意识并努力地在实际行动中加以贯彻。我们不应否认当时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苦闷的原因，但也应当承认我们主观上的原因。孔乙己，陈士成和后来的知识分子不同，是封建社会最后一批知识分子，在这点上就不用说了。至于吕纬甫，魏连殳，或是子君，涓生，他们不都有一个跳出个人的小天地，投入社会的大熔炉去的问题吗？吕纬甫显得是那样的形只影单，魏连殳则更是名符其实的“孤独者”。就是子君和涓生不也是那样靠自己个人的力苦撑苦战吗？最多他们相互鼓励和支援，也不过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到头来连这点“沫”也无济于事时，子君只好回到老路上去，而涓生也还是梦想着个人的奋翅高飞。这样，他还能有什么希望和前途呢？的确，小说表现的客观意义说明知识分子如果孤军奋战必然遭到失败，只有和工农大众的解放斗争以及全社会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鲁迅小说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编：史志谨

4、《读鲁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主编：何满子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作者：黄正清

转贴自：双石镇中学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主要塑造了两类人物形象，一类是辗转于社会底层，受尽压迫和蹂躏的贫苦农民，另一类则是命途多舛，穷愁潦倒的知识分子。作者对这两类人物的态度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即认为他们都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对他们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与此同时，也看到他们身上存在的这样那样的弱点、缺点，对他们作了诚恳的并且也是深刻的批判，希望他们能够摆脱现状，奋发努力地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应该说，对这两类人物，鲁迅表示的同情和给予的批评尽管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基本认识和态度是一致的。长期以来，评论者对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所显示的意义及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总的说来分析切合实际，即认为作者通过这些人物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劳动人民的摧残和迫害，以艺术的方式替他们喊出了内心的痛苦，博得了读者的同情。但是，对于知识分子形象，大多数评论者却认为他们的命运固然说明了封建礼教对他们的压迫和毒害，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但主要是显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和缺点，即追求功名、个人奋斗、脱离群众、软弱动摇等，鲁迅刻划他们，就是要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努力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作者对他们的态度虽有同情，但主要是批评。这种看法是否正确理解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否符合鲁迅作品的实际？今天我们可以重新作一番探讨。

（一）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在旧社会，由于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有本身就是统治阶级或极力为统治阶级效劳的知识分子，有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也有被压迫被剥削的知识分子。总的说来，本身就是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少数，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被称为自由职业者的依靠自己的知识和劳动谋生的知识分子，更不用说那些穷愁潦倒的知识分子）都和劳苦大众一样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他们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虽然由于知识分子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处于较劳苦大众稍好的状况，但是，也由于他们思想活跃，反应敏感，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思想统治和政治压迫就较之一般群众为烈。而知识分子对所遭迫害又感受格外深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更多感到精神上的痛苦。在革命到来前或革命退潮后，在未能投身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时，他们便在反抗、追求、失望、挣扎的状态下生活。他们的人生呈灰暗色，缺乏鼓舞人心的光彩。这不是什么“世纪病”，而是黑暗社会在这一阶层人们身上的投影。塑造他们的形象，表现他们的生活，正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刻划“病态社会”，让人们看到这些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痛苦和不幸。

在鲁迅的小说中，真正以表现知识分子生活为主题的作品有《孔乙己》、《白光》、《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虽由于所受教育和自身经历各不相同，生活和结局很不一样，但他们的命运大致相同，几乎都十分凄苦，在贫病和屈辱中悲惨死去的亦有其人。《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是同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辈子受“八股取士”的毒害，完全是旧式知识分子。孔乙己终因养活不了自己而沦为窃贼，最后被

第五篇：鲁迅小说研究复习资料

自考《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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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鲁迅研究导言：

这一专题是从四个方面来讨论、评价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期的地位及意义。

一、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在现代文学史的地位；

二、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

三、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否丑化了中国人；

四、鲁迅对现代化的思考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关注；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小说成熟的标志。

1、《呐喊》《彷徨》的简况：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收14篇小说；《彷徨》是他的第二部小说集，1926年出版，收11篇小说。鲁迅说过，他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来写小说的，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但因写作年代不同，受当时社会环境、时代风潮的影响，鲁迅这两部小说集的创作心境和运用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段也不尽相同。

《呐喊》中的作品，大都写于“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要为新文化运动助阵振威，取名《呐喊》，意指作者受新文化运动的鼓舞，“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集子中的作品明显地保留着作者于“五四”高潮时期，在结束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喊的特色。在艺术上，吸收和借鉴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与表现手法，因此，《呐喊》集中的作品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令人耳目一新。其所收的14篇作品的篇目是：

《狂人日记》(1918年4月)

《孔乙已》(1919年3月)

《药》(1919年4月)

(以上三篇发表于五四运动前)

《明天》(1920年)

《一件小事》(1920年)

《**》(1920年)

《故乡》(1921年)

《阿Q正传》(1921年)

《端午节》(1922年)

《白光》(1922年)

《兔和猫》(1922年)

《鸭的喜剧》(1922年)

《社戏》(1922年)

《彷徨》写于“五四”退潮期，鲁迅经历了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化过程，他在《题(彷徨)》诗中写出了当时苦闷心情：“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于是他反忧愤深广的呐喊，转变为对改造社会的深沉思考和不倦探索。在艺术上，“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这本小说集闪烁着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光彩。《彷徨》所收的11篇作品的篇目为：

《祝福》(1924年)

《在酒楼上》(1924)

2、两部小说集的基本内容(主题)：体现“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要求。

“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要求：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的伦理思想，打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击退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唤醒民众，解放国民精神，推动社会的革新进化。

两部小说集大致体现的内容是：

(1)对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彻底揭露和批判。如：

《狂人日记》：是写旧家庭制度和礼教“吃人”问题。

《狂人日记》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凶残性，由封建礼教所维系的旧家族中，就是父子、兄弟、夫妻之间，也存在着互吃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揭穿了“仁义道德”的极端虚伪性。而使作家感到痛心的是许多人并没有这样的觉悟，“历来惯了，不以为非”。而且许多人自己正是被这样残酷地吃掉的，“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而一旦有机会，这被吃的竟也会去吃人。这是多么可悲！

《狂人日记》通过狂人之语，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道德的勇气，痛快抒发叛逆反抗之声，也表现了鲁迅的“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创作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

《长明灯》：揭露封建礼教的顽固，表现反封的勇气。

《孔乙已》《白光》：写旧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残杀，抨击封建制度文化的“吃人”本质。《祝福》：写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害；

(2)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如：

《药》：写华老栓用血汗钱买人血给儿子小栓治痨病，孩子却死了，而治病的人血却是革命者夏瑜的血。作品点出革命者为民族复兴而英勇献身，然而结果不过是用自己的血，做了愚味群众的送命的药。(鲁迅把群众对革命冷漠的现状写出来，是要告诉活着的的夏瑜们，唤醒民众是当务之急)

《**》：小说以民国六年(1917)七月张勋复辟的闹剧为背景，围绕鲁镇船夫七斤因被革命党剪了辫子，怕被坐了龙庭的皇帝杀头而引起的一场虚惊，写出辛亥革命，并没有革掉农民头脑中的封建观念，农村存在着帝制复辟的思想基础。小说结尾写出复辟失败，七斤家的“**”平息后，一切又恢复了旧态，九斤老太照样发着“一代不如一代”的怨言，七斤的女儿六斤又被裹了小脚，生活仍如一潭死水。作品真实地描绘出辛亥革命没有启发农民觉悟的批判。

《阿Q正传》：写国民的麻木、愚弱的精神状态；点明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悲惨的处境中，不正视自己的奴隶地位和处处失败、备受屈辱的现实，而是用自轻自贱、妄自尊大、忌讳谈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自欺自骗的手法，以虚幻的胜利来求得精神上的片刻麻醉、满足和解脱。比如他时时挨打和受欺侮，或者以“我是虫——还不放么？”自甘屈辱；或者以“儿子打老子”自我安慰，自以为得胜；或者转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出气；或者干脆“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立刻“转败为胜”。这种“精神胜利法”其实就是一种精神麻醉法，它使阿Q永远不能奋起为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而抗争，直到他被绑赴刑场时，竟“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很快就处之泰然，并向围观的人群呼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精神胜利法”使他浑浑噩噩地生，也使他稀里糊涂地死。他的至死不悟何其令人痛心！

在《阿Q正传》里，鲁迅不掩饰对辛亥革命的失望：辛亥革命虽然在种族革命上取得了成功，但革命党人忽略了对民众的思想启蒙。革命党人为了变革社会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阿Q在亲眼目睹清政府以暴力镇压革命、用屠刀杀害革命党人之后却连称“好看”，回到未庄后还津津有味地宣传：“你们可看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还扬手当刀“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嚓！’”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

阿Q想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想借机捞点财物，复仇，再就是挑个女人。凡是各他过不去的都是仇人，没有什么真正属于民主革命的思想观念；他对女人的观念是：“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反映出阿Q充满着陈腐的封建习俗观念)在阿Q式的革命的艺术描写中，我们不难感悟到：鲁迅深感失望的，正是阿Q们仍在昏睡之中，革命党人并没有唤醒他们。

《示众》：这篇小说很独特，没有故事情节、人物刻画、景物描写，只是通过围观犯人的一个场景，写出国人的麻木。

(3)对变革时期几代知识分子道路和命运的探讨。如：

《孔乙已》中的孔乙已和《白光》中陈士成都是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屡试不第而穷愁潦倒的旧式读书人，但从未动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念。孔乙已在贫困中始终不肯脱下显示读书人身份的破长衫，除了能背诵四书五经中的句子和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外，没有生存的本领。陈士成十六次未考中秀才，却执迷不悟地做着托庇祖宗荫护、当官发财的黄粱美梦。结果孔乙已被丁举人打断了腿而穷死，陈士成鬼迷心窍地投水而疯死。科举制度成了-害读书人灵魂的无形的软刀子。孔和陈的悲剧，不仅形象地暴露了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弊害，而且也宣告它的气数已尽。

《肥皂》中的四铭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文人，《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则扛着“新派”人物的招牌，实际上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新国粹派的干将。他们“卫道”的外衣掩盖着卑劣丑恶的灵魂。四铭对路上行乞的孝女动了淫邪念头，他从光棍所说“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的话受到启发，便下意识地买肥皂给妻子，以“移花接木”。高尔础本来就是个“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的流氓文人，他受聘到贤良女学校上课，是为怀着淫秽的意图看女学生。鲁迅怀着厌恶和憎恨的心情，以嘲讽的笔调，戳破这帮守旧文人道貌岸然的面具，淋漓尽致地揭露他们肮脏的心思和种种丑态。

五四退潮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分化，鲁迅目睹落伍者怎样挣扎，但最终逃不掉被黑暗社会所“同化”或吞噬的命运，将自己极强烈的情感融进艺术形象之中，写出了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和子君等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在描写这类知识分子时，鲁迅不是着意写他们的生活故事，而是写他们的思想经历和心灵创伤。其基本主题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他们都是已经觉醒或曾经觉醒。觉醒而企图唤醒别人的知识者在小说中是以“狂人”“疯子”的形象出现的。

《药》中的夏瑜在牢里劝牢头造反，结果被牢头打了一个耳光，并被喝止道：“你疯了！”《长明灯》中疯子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他向群众启蒙的努力是招致群众的迫害。因而鲁迅写这些小说时常常有浓重的寂寞和悲哀感。一个把先觉的知识者视如狂人疯子的环境当然就有将这些知识者逼回庸众的“正常”队伍的力量。现实正是这样，觉醒者不是“狂人”和“疯子”，就容易变成“孤独者”或性格扭曲的人，除非他又“然已早愈”般地“正常”起来。《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是一个脾气乖张的人物，他无端地生气，愤世嫉俗，那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斗士，而现在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所致。他想起一起奋斗过的“故人”，“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渡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端午节》中方玄绰与《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是同一类人物。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都是辛亥革命时期先觉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都曾意气风发地指点国是，参加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那时的吕纬甫曾勇敢地破除迷信，纵谈天下大事。魏连殳则主张“家庭应该破坏”，常发表“没有顾忌的议论”，见解“奇警”，表现出对旧礼教的蔑视与反叛。然而，由于他们身上还保留着文化的负累，又脱离了群众，单枪匹马地反抗旧社会，便不敌强大的黑暗势力。战败之后更失掉了原先的理想和锐气，吕纬甫落荒而颓唐，“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生活，在迁葬、送剪绒花一类小事上空耗才能，打发空虚、无聊的时光；魏连殳投奔军阀，走向堕落，在玩世不恭、自暴自弃和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孤傲地进行慢性自杀。这两篇小说对20世纪第一代觉醒者和落伍者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斗争方式，以及脆弱的心理和摇的性格，进行了含泪的批判；这种批判闪耀着作者自我省察、自我探索的折光。鲁迅在鞭挞和否定导致吕、魏颓唐、堕落的黑暗社会的同时，还深切地揭示出：在风雨如磐的年代，知识分子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是何等艰难。

《伤逝》是鲁迅以诗一样的语言写成的悲情缱绻的诗体小说。故事发生在“五四”时期，小说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都是深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知识青年。他们敢于冲决森严的礼教罗网，自由地恋爱，勇敢地同居，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便是她大胆反抗自古以来一直被妇女奉为圭臬的“三从四德”的宣言。但是他们为之奋斗的，只不过是一已的爱情生活。而新家庭建立起来之后，积淀在他们文化心理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便-现出来。子君陶醉于安定、宁静的家庭生活之中，渐渐地成为一个平庸的家庭主妇。涓生虽然厌倦了这种平淡无味的家庭生活，但却没有与子君共同努力创造一种有意义的新生活。他对子君从隔膜、疏远，直到把她看作是累赘，致使爱情的裂痕日渐加深，共同生活的基础发生

动摇。所以，当黑暗势力向他们伸出魔爪，涓生失业后生活出现危机之时，他们便不能同舟共济，自私怯懦的涓生失去了“携手同行”的勇气，萌生了救出自己的分离念头，对子君宣布“我已经不爱你了！”从旧家庭中冲出来的子君，又被顽固守旧的家庭接了回去，最后憔悴而死。而涓生也在失败中静思默察，深刻反省，并带着心灵的创痛，准备向新的生活跨出去。鲁迅艺术地揭示酿成这一悲剧的根源。他在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论述过“经济”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妇女解放等问题，透辟指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子君正是因为经济上的依赖导致人身上的依附，所以她不但没有成为合乎时代潮流的“新女性”，而且在小家庭中也没有取得与涓生平等的地位。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当20年代几乎所有作家众口一辞地歌颂个性解放时，他独具只眼地发现，又形象地指出：单凭个性解放，在与中国顽固的封建观念较量中难以取胜，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

由此，我们可体会到鲁迅作品的基调是“忧愤深广”。其形成的原因：

(1)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和角度，以现代意识对现代生活进行观照，而且极力关注的是社会变动和文化转型时期人的精神困扰和出路等问题，表现出忧愤的情怀；

(2)鲁迅对现实对未来的态度：不乐观，不激进，甚至有些消沉，但非常清醒、冷静，而且有深入的体察和思考；

(3)鲁迅写作时的心境：为着排遣“苦的寂寞”。

3、为什么说《呐喊》与《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

(主要从两部小说对传统文学有哪些突破性的变革，从而完成了小说的形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个角度来理解。)

(1)“表现的深切”——在小说题材、小说模式方面的变革。

传统小说的特点是：追求奇特、曲折的情节，讲求传奇性和故事性，人物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者神仙鬼怪；

《呐喊》、《彷徨》中的大部分作品，则是取材于普通的日常生活、普通的人，并为普通农民塑像，这对传统小说来说是一个大胆的突破，具有先峰的性质；

鲁迅在30年代谈及自己的著作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正是从这样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出发，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鲁迅在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就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

《药》写华老栓一家的精神愚味；

《故乡》写闰土心灵的麻木；

《明天》写单四嫂子失去儿子后的孤独与空虚；

《祝福》写祥林嫂对地狱的恐怖；

《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写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

(2)从普通平凡的人事中，发现和体悟生活的内涵；发现和体悟那“一切的永久的悲哀”。(传统小说让你产生距离，放松)

(3)揭示灵魂的深。

传统小说不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而是注重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注重写人物的心理，写人物的灵魂，是现代小说显著的特征之一。

由于鲁迅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在性，显示灵魂的深。

《孔已已》：对“窃书”的振振有词的辩解，对屡试不中的羞愧难当的支语——被科举功名毒害的心灵；《在酒楼上》：对迁葬的认真与对顺姑的死，写出意志的消沉；

《故乡》中的一声“老爷”表现出闰土的思想状况；被封建等级观念所吞食。

《阿Q正传》

《肥皂》以精神分析法写出四铬的潜意识和性心理；揭示了假道学的灵魂深处；

《祝福》失去儿子后，见人就说：“我真傻„„，”写出祥林嫂心灵的伤痕；

鲁迅的小说实际上是对中国人(首先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灵魂的伟大拷问，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但是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封建社会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咀嚼人的灵魂”。

为了表达这一主题，鲁迅在小说里运用了独特的结构模式来体现，那就是看与被看。

《示众》中的人物就是展示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这是带有象征的意味。在其他的小说中都具有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分为两种情况：

(1)发生在群众与群众之间。

《祝福》中，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在这里，鲁迅写了人们的反应：“这故事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并从中得满足(自我崇高化)，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于是，在这类小说中，在”好奇“的看客看被看者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

《孔乙已》

《阿Q正传》

(2)先驱者与群众之间。

《药》

《孤独者》

《狂人日记》

(4)小说的艺术格局和语言对传统的突破与创新。

传统小说的格局讲求对故事的全程叙述，而且基本是单线发展，对生活缺乏深入的揭示，也不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20世纪初期的一些小说家也在努力寻找和创造适应反映现代社会生活内容的小说新形式，朝通俗化迈进了一大步，但仍跳不出章回体形式的窠穴。鲁迅博采西方小说艺术之长，以新颖别致的艺术形式和鲜明的现代特色，实现了中国小说艺术从古典走向现代的根本变革，创建了20世纪小说的民族新形式的格局。在谋篇结构上学习和借鉴西方小说体式灵活多变的长处，摆脱中国传统小说惯用的单线纵向结构方式的束缚。从《狂人日记》到《离婚》，他所写的每一篇小说的表现格式和结构方式都不相同。

《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13则“语颇错杂无伦次”，“间亦略具联络者”不标年月的日记，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作家不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描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而是通过主人公的自由联想、梦幻，直接剖露他的心理；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作者的叙述(介绍人物、铺陈情节、描写环境等)和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之间界线分明，而是使作品中所有叙述描写都带有主人公的感情色彩，都渗透于主人公的意识活动之中。而《狂》尤其富有创造性的尝试，小说“日记本文”采用了白话文体，却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叙述者，两重叙述，两重视点，构成一个反讽的结构。

《孔》在小说叙述者的选择上煞费苦心。小说的核心孔与酒客的关系，已经构成了“被看/看”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作为被看者的孔(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但作家并没有选择孔或酒客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而是别出裁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是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这样，他就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

写孔的可悲与可笑，看客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被看/看”的模式，以展开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剧。而小伙计自己，随着小说的展开，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教自己识字的好意，从而构成了一个被看客同化的精神悲剧。他的背后正有隐含作者在“看”，从而形成第三个层面上的“被看/看”的结构。而读者在阅读的开始是认同于同于叙述者的有距离的旁观态度的，但随着叙述的展开，就逐渐远离叙述者，而向隐含作者靠拢，从小说外在的喜剧性中看到了(体味到了)其内在的悲剧性。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就置身于如此复杂的小说叙述网络之中，呈现出既非单一的，又是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而这一切复杂性又显现于极其简练的叙述语言与极其舒展的叙述风格之中：这正显示了鲁迅非凡的艺术创造力。《祝福》不依先头后尾的旧规，采用倒叙的结构方式。

《示众》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作者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以鸟瞰式的结构方式，把众多看客的冷漠、麻木与无聊，展现在读者眼前。

《伤逝》是一种抒情独白体。其重心可能不在那失败了的爱情本身，而在于涓生明确意识到与子君之间只剩下无爱的婚姻“以后”，他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不说”出爱情已不存在的真相，即是“安于虚伪”；“说”出，则意味着“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对方，而且确实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这样的的结构设置，深刻地写出了人生的精神痛苦。这类无论怎样都不免空虚与绝望，而且难以逃脱犯罪感的“两难”，正是终身折磨着鲁迅的人生困境之一，直到逝世前他还写了一篇《我要骗人》，表露他渴望“披露真实的心”，却还要“骗人”矛盾与相伴随的精神痛苦。

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与《孤独者》中，他又做了这样的尝试：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小说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孤》中“我与魏相识一场”，“以送殓(魏为祖母)始，以(我为魏)送殓终”，正是暗示着“祖母——魏——我”之间的深刻的生命的联系。而我与魏的三次论争：关于“孩子的天性”、关于“孤独的命运”、关于“人活着的意义”，也是显示了鲁迅自身的矛盾与困惑的。这都是“灵魂的深”的开掘，构成了鲁迅小说诗性的丰富内涵。

由于鲁迅能独立地按照其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和自己的艺术个性去进行灵活的艺术熔裁，小说的体开手法不断有新创造。“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莫不给青年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许多人们上去试验。”(茅盾)

鲁迅又深得传统小说精髓，常用古代小说的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人物，语言简洁、凝炼、含蓄、准确，蕴含着传统文言小说所特有的韵味。所以，他的小说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

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

1、问题的提出：8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些人对鲁迅提出了很多批评。主要的焦点是认为鲁迅“全盘否定传统，割裂了传统文化”。

2、指责鲁迅“全盘否定传统”的原因：

(1)鲁迅在五四时期对传统确实是采取彻底否定、决绝的态度，与同时期的胡适、周作人不同；(胡适对传统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周作人前期比较激烈，后期趋于平和并主张继承传统)

(2)指责鲁迅的人只是从鲁迅的文章去看，而没有结合当时的“语境”与鲁迅否定传统的目的来看；

(3)指责鲁迅的人只看到鲁迅对传统否定的一面，没有看到鲁迅对传统的“价值重估”的态度及对传统文化整理的结果；

3、理解鲁迅这种偏激态度的历史“语境”；

新文化运动热潮过后，有人提出重新“尊孔读经”，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学衡派提出“阐明真理，昌明国粹”等，而当时实际上传统文化已是严重地牵绊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要觉醒，要奋起，必须要彻底打破传统中的痼疾。在破坏中，启蒙主义者往往表现得有些激进，有些矫枉过正，这也是文化转型期的一种常见现象。

4、不能用当代的观点去衡量鲁迅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