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5篇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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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浅析鲁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浅析鲁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摘要:鲁迅的小说主要塑造了现代中国的两类型人物形象,一类是以孔乙己、陈士成、吕纬甫、魏连殳、子君和涓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或惨受封建教育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以孔乙己、陈士成为代表);或有进步要求和变革愿望的现代知识分子(以吕纬甫、魏连殳等为代表);亦或是“五四”后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知识青年(以子君和涓生等为代表)。通过对鲁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抨击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缺点。鲁迅在深刻批评他们的同时,也不掩饰自己对他们遭遇的同情,愤怒地控诉毒害和葬送他们的黑暗制度,替他们大声喊出了“封建礼教吃人!”另一类是以阿Q、闰土、祥林嫂、杨二嫂等为代表的农民形象。一个个鲜活的农民形象让我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苦难的旧中国农民,他们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枷锁。可以说他的小说有自己的历史价值,更有对一个民族的思考价值。给当代作家以创作的启示,给关注新时代的农民的朋友以启示,给关注社会进程的人们以思考。

关键词:鲁迅 小说 人物形象

目 录

一、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3 第一类:封建祭品型。-----------------------------3 第二类:苟延残喘、自暴自弃型。-------------------3 第三类:爱情悲剧型3 第四类:封建走狗帮凶型--------------------------4

二、鲁迅小说中农民形象的塑造---------------------4 第一类、阿Q形象--4 第二类、祥林嫂形象------------------------------5 第三类、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形象------------------6

三、刻画人物及其语言特点-------------------------6

四、鲁迅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的社会意义---------8

五、结束语--------9 参考文献----------9 正 文:

一、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

鲁迅一生著作很多,但从小说而言,不过《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部小说集,他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作者的观点。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关系着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鲁迅的小说中,注重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就有十五篇,显示了他对中国近代与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热切关注。而鲁迅自己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之一,他对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情感等等,有最深切的体验和感受。但是他超越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更深刻、更冷静的分析知识分子的形象。也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反映他的思想,体现他的人格,展现他的艺术风格和内涵。

第一类:封建祭品型。

《孔乙己》中的同名主人公,可爱又可悲,他给孩子们分茴香豆,还要教孩子们“茴”字的四种写法,迂腐中不失爱心。每次欠了酒钱,后来都会归还的,也有其行为规则。但是,“偷书不算贼”的自辩以及一辈子受“八股取士”的毒害,无可奈何的没落和死亡。终因养活不了自己而沦为窃贼,最后被丁举人打折了腿,在人们的笑声中悄然地离开了人生的舞台。令人感叹。

第二类:苟延残喘、自暴自弃型。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既受过封建教育的熏陶,又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他们对封建礼教制度具有反叛精神,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对封建势力作过斗争。但是,他们都比较脆弱,缺少韧性,终于被封建黑暗势力打垮,压碎。吕纬甫和魏连殳作为辛亥革命退潮后的个性主义者,他们“敏捷精悍”、“傲骨嶙峋”,因破除迷信“拔掉神像的胡子”,辩论“改革中国的办法”与人打架,甚至被作为“吃洋教”的“新党”而受人排斥。现在却变得“迂腐”和“孤独”,进而在灰色的生活中沉沦。

第三类:爱情悲剧型

《伤逝》中的一对恋人子君和娟生,是“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们的饿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争取婚姻自主和妇女解放,是“五四” 时期广大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也是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时思潮的影响下,在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中,男女主人公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蔑视封建礼教,冲破牢笼,大胆相爱,并建立了小家庭,他们对封建势力的种种迫害和压力进行的抗战是坚决的。但由于缺乏远大目标,他么只能把自己束缚在个人奋斗的小圈子里。因此,一旦自由结合,达到了“婚姻”自由的目的,就沉默于短暂的“安宁和幸福”中,忙于家庭琐事为生计劳碌,逐渐变的消极颓唐、无所作为了。终于在顽固的封建势力严酷打击下,陷入绝境,走想失败,走向爱情的悲剧。

第四类:封建走狗帮凶型

《孔乙己》中丁举人、《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形象,都这种类型的代表,鲁迅先生并没有详细的刻画,只是一笔带过,但对于这些人,都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露的。他们代表了吃人的封建社会、封建礼仪。孔乙己偷丁举人的东西而被打折了腿,表现了丁举人一类封建统治者对孔乙己这种下层知识分子的野蛮摧残。鲁四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封建礼教的积极维护者,非常迷信,虽然他从未打骂过祥林嫂,也没有克扣过祥林嫂的工资,但是,他所信奉的和宣扬的理学,却是从灵魂上拷问并处死祥林嫂的杀人不见血的罪恶力量。

二、鲁迅小说中农民形象的塑造

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最广大、最普遍的农民的文学形象一直是付之瘸如的。这些作品描写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民的生活、思想,以及他们的呻吟和挣扎。塑造了许多真实的农民形象甚至驰名世界的典型。在这长长的农民形象的画廊中,有以精神胜利法著名的阿 Q,有背负着生活重担、忧郁却又麻木不仁的的闰土,有怀着恐惧死去的祥林嫂,有倔强泼辣的爱姑......对他们的描写,鲁迅多是撷取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断片,或所谓“半生事迹”,或是从童年写起,直到二三十年后的人物春秋。这样人们也就可以从他们的变迁中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时代的农民生活史,从他们悲欢离合的际遇中感知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通过对农民性格中的愚弱、麻木和落后的批判,导向对造成这种性格的社会根源的揭露和批判。在《祝福》、《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中鲁迅先生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农民形象。第一类、阿Q形象 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像闰土、祥林嫂等精神受到极其严重扭曲的是贫苦的阿Q。他凭借健忘、自欺自瞒、妄自尊大的精神胜利法,让自己处于“长胜不败”的境地。即便是被押赴刑场,他仍然有办法排遣烦恼。他生活在偏僻落后但阶级对立森严的未庄,赵太爷、地保、一些闲汉都拿他作为压榨、嘲弄的对象:打他、侮辱他、剥夺他可怜的财物。阿Q也曾对欺压他的人进行反击:“口讷的便骂,气力小的便打”,但总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逐渐形成了他精神胜利的处世哲学。阿Q的社会地位虽然和圣贤相去是很辽远的,其思想却是“样样合于圣贤经传”。和闰土、祥林嫂们比较起来,阿Q经历复杂,见过世面:他进过城,做过偷儿,见过杀革命党,在白举人家当过仆人,特别是幸运地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大革命。在革命浪潮冲击未庄的时候,赵太爷和未庄的人众,都在事出突然,没有思想准备而呈现一片慌乱。阿Q这个压在生活底层的农民,像一棵压在大石下的弱草。在看到那些作威作福欺压他的人们大祸临头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情舒畅,并本能的燃起复仇的意识,决心要惩治这些在他头上作恶的人们:“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这些想法都真实地表现了一个被压迫的农民,在革命风浪中对旧社会愤怒的心理状态。

第二类、祥林嫂形象

由于家庭的败落,把幼年的鲁迅推向生活的底层,走进农村。在和农民的交往中,他知道了他们终生受着压迫,有许多痛苦,纠正了他在书本中得到的农民“无思无虑”所谓田家乐的认识。这些生活经历为他后来的创作开辟了生活的源泉,丰富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也促使他为农民代表性的人物,和他的性格、气质最相近的是祥林嫂。祥林嫂作为山村里的妇女,朴实、勤劳、能吃苦。她和闰土一样,默默地干活,忍辱负重,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从来没有非分的想法。她一心想恪守传统的规矩,安分守己地过日子。虽然丈夫比她小十岁,对这不相称的婚姻,她也顺天任命,毫无怨言。不幸祥林死了,她察觉到婆婆要把她卖掉。这对一个有严重贞操观念的祥林嫂来说是极其可怕的事,于是瞒着婆婆逃了出来。在鲁家做工,担负着沉重的劳动,但她食物不论,力气不惜,做起活来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这是因为暂时摆脱了被卖的灾难,做稳了奴隶,所以“她很满足,口角边渐渐地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在被婆婆抓回后的逼嫁中,封建贞操观念迫使她哭、嚎、撞香案角,险些丢掉了生命。贺老六是个善良 的山村人,深山里也很少听到鲁老爷之类人物三从四德的说教,也没听过阴司里对于再嫁妇人施以锯刑的可怖的传说。祥林嫂在这里才尝到人间的温暖,过到人的生活,被歪曲的性格得到了复归。所以卫老婆子说,她生了孩子,“母亲也胖,儿子也胖,„„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也像卫老婆子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不久,贺老六死了,阿毛被狼叼去,大伯来收屋,她只得又回到鲁镇做工。这次回来情况完全变了,鲁四老爷的恶言恶语,柳妈的威胁恫吓,村人的嘲弄伤害,庙祀的敲诈勒索,榨干了她的血肉,撕碎了她的灵魂,社会剥夺了她安稳地做奴隶的权利,最后怀着战栗的恐惧,离开了这阴冷的人间。祥林嫂一生就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做稳了奴隶”的路上奔波,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迷雾中辗转,从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出路。她的死和对于地狱的“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探问,意味着她并没有从痛苦中解脱,而是新的更大的痛苦的开始。

第三类、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形象

鲁迅在小说中,通过对闰土——这一淳朴农民,由生气勃勃的少年到把命运寄托于香炉和烛台的迷信和愚昧的变化,表明了“在中国必须有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清除以农民为中心的广大社会群众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的影响”这样的思想认识。

三、刻画人物及其语言特点

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例如孔乙己的迂腐潦倒、祥林嫂的困厄悲惨、闰土的艰辛麻木等无不鲜活在人们的脑海之中,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无补贴和其性格特征与生活实际。下面结合我所了解的鲁迅小说具体分析一下他小说刻画人物及其语言特点。

(一)、善于通过“白描”和“画眼睛”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展现人物性格。

鲁迅最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在鲁迅笔下常常准确地把握人物最主要的性格特征,不加渲染、不铺陈,用传神之笔加以点化,有如芙蓉出水,朴实自然。例如《孔乙己》中,对孔乙己出场时的肖像描写,寥寥几笔。便使人物神情毕现,栩栩如生。文中写道:“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杂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是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 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这短短几句话,看似平淡,没什稀奇的地方,然而却抓住了孔乙己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把孔乙己的思想、性格、经济状况及社会地位揭示出来。

鲁迅曾经说过,“要极节省地画出没一个人的特点,最好的是画出他眼睛••••••倘若画了全部的头发,即使细的再逼真,也毫无意义。”①鲁迅在这里所说的“画眼睛”,实际上也是我国传统的小说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例如,在《祝福》中,鲁迅描写祥林嫂的眼睛多达二十次之多,通过描写眼睛的发展变化,揭示其悲剧的性格及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悲惨命运。

(二)、善于通过个性化语言塑造人物形象,是鲁迅小说刻画人物重要特点之一。

人物语言是刻画性格的重要手段之一,作家在创作中,必须要根据不同的人物阶级、职业、经历、生活习惯、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选择富有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去表现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才能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来。鲁迅也是极善于通过人物个性语言塑造典型形象的作家。例如在《孔乙己》中主人公孔乙己所说的话并不多,然而几乎句句都是个性化、性格化的语言。“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的茴字,怎么写的?”“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这••••••下回还吧,这回是现钱,这回要好酒。”这些文白相间的语言,是孔乙己所特有的,它准确、深刻、生动而有分寸地突出了孔乙己的性格。“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一句话中,我们看到了孔乙己那迂腐的性格。在他看来,像偷窃这种丑事,一旦和读书人发生关系,便不再是一种不光彩的事,不能和一般的偷窃相提并论,就是偷东西被打断了腿,还要辩解说是“跌断,跌,跌••••••”。这些语言,把孔乙己心灵深处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封建传统观念充分揭示了出来,这种观念是与他长期接受封建教育毒害的身份相称的。孔乙己这些个性化的语言,进一步揭示了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地塑造更趋于完美。

在他的笔下,除了主要人物外,次要人物的语言也极富个性化。在《故乡》中,杨二嫂的形象主要是通过她富于个性化的语言来完成的。杨二嫂在作品中的话:“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不认识了吗?这真是贵人眼高••••• •我还抱过你咧!”“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着破烂木器,让我那去吧,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二房姨太太,出门就是八抬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啊呀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这些话,都符合杨二嫂的身份、地位及性格特征。杨二嫂和闰土一样,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但由于她是经营豆腐的小本生意人,形成了她泼辣、机巧和精通世故的性格特征。这些言语,把她那口快舌尖、能说会道、油嘴滑舌的个性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很符合她的阶级、职业、经历和性格特征。

四、鲁迅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的社会意义

纵观鲁迅小说人物,大致塑造了如下三类人物:其一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如“狂 人”、“孔乙己”、“陈士成”等,通过这些形象探索知识分子命运问题;其二是旧中国下层农 民的典型形象.如“阿Q”、“闰土”、“七斤”等,提出农民问题;其三是劳动妇女形象,如“祥 林嫂”、“单四嫂子”等.捍出妇女问题。鲁迅在写这种变态的心理、病态的人格分裂.是有很强的社会性的。在“反常” 的科举制度的黑暗环境中,这些被科举制度所残害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病态.实际上是一种 常态,带有普遍性。对他们进行描写,其目的正是为了以病态的人宋喝或病态社会中的罪 恶的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残害。

鲁迅小说在“为人生”的总前提下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各种审美特征融为了一体,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封建道德观念、封建的等级观念是怎样窒息人的心灵、戕害人的肉体。揭示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冷酷和虚伪、愚昧和麻木、沉滞和落后。在表现这种社会思想状况的过程中,突出了对辛亥革命的表现,对妇女问题的表现,对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的表现等等。由于社会思想的沉滞落后、社会群众思想的愚昧麻木,使辛亥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陷入了悲剧的失败;妇女是受封建传统道德摧残最重的一个社会阶层;农民是中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他们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最惨重的压迫和剥削,在精神上 也受到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的严重束缚和无情摧残;觉醒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直接联系着中国整个社会思想的改造,没有一个全民性的反封建思想启蒙,他们的个性解放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彻底实现的„所以说,鲁迅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系列全面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关系,真正做到了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人 物与环境的统一,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综观鲁迅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他对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缺点确有所揭露,有所批评,那也正象他把贫苦农民的弱点和缺点有所揭露和批判。其实,鲁迅写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缺点,批评他们,也是出于同情,是希望他们克服这些弱点和缺点,既没有偏袒,也没有夸大,态度上也不是冷嘲热讽,而是把这些弱点和缺点放在适当的位置,本着爱护的精神,分析缺点的影响,危害及历史根源,并着重通过表现知识分子的不幸,来解剖他们生活的环境——“病态社会”,使人们对这个罪恶的渊薮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结语:是的,鲁迅是伟大的。他最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农民,既知道他们的长处,也知道他们的短处,既看到他们的不足,又看到他们的苦难。在鲁迅看来,知识分子也和劳动人民一样,不是花鸟,有很多痛苦。在旧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处境是大体相同的。他没有在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之间划一条鸿沟,而是认为他们“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了解到这一点,才能正确认识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才不至于过于强调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评。

【参考文献】:

1.沈欣《鲁迅研究新探》2012年5月研究出版社 2.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2013年9月岳麓书社 3.杜一白《鲁迅研究史稿》2015年4月辽宁大学出版社

4.吴子敏、徐迺翔、马良春编《鲁迅论文学与艺术》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二篇: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姓名:胡敏华

学校:周口电视大学鹿邑分校 学号: 指导教师: 完稿日期:

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内容摘要: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曾和李大钊,陈独秀等许多知识分子一起,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许多方面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做出了贡献,从而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一生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杂文,其文学价值,史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不可估量的。单是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对鲁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研究也是我们文学领域里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通过中学课本里出现的几篇鲁迅先生的文章《孔乙己》《故乡》《社戏》《祝福》《药》《阿Q正传》,来分析几个人物形象的一个共同特点。

关键词:鲁迅 人物形象 偷窃者

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在他早期的鲁迅研究中,曾把鲁迅《呐喊》《彷徨》的主题确定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把这两部小说集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分为六个系列。这虽然是二十年前的分析,但我认为没有过时,仍然可以用来观照中学鲁迅作品中的几个“偷”者形象。中学语文课本中选有鲁迅小说六篇(《孔乙己》《故乡》《社戏》《祝福》《药》《阿Q正传》),其中有四篇写到“偷”,它们分别是《孔乙己》中孔乙己偷书,《故乡》中闰土“偷”碗碟(疑案),《社戏》中双喜和他一起看戏的伙伴偷罗汉豆,《阿Q正传》阿Q偷尼姑庵的萝卜和城里人的衣物。如果单纯从“偷”的行为本身来看,这几个人的“偷”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按照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来衡量,他们都是不对的,都应受到谴责和惩罚。但是,一旦把他们置于鲁迅小说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总主题下,放在鲁迅所塑造的以上六个系列人物形象中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几个“偷”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而鲁迅所赋予这几个“偷”的思想意义也是大有区别的。

一、被科举制度和冷漠社会吞噬的末路文人──偷书的孔乙己

小说中写道,孔乙己作为未中秀才的读书人,又不会营生,穷困潦倒,幸而写得一手好字,于是有人雇他钞书,但他手脚不干净,经常是书籍纸张笔砚连人一起不见了。于是找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人家取笑他,但他竟这样为自己找理 1 由:“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在这里用“窃”取代“偷”妄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越辩越黑,越辩越显得可笑。难怪酒店里的看客们总拿他寻开心。从一般意义上说,孔乙己受雇于人钞书换一碗饭吃,将人家的书籍纸张笔砚偷走当然是不对的,挨打活该。但这只是一种简单的道德评判,而不是历史的分析,文学的读法。如果联系作品的思想主题,结合全文看待孔乙己这个人物,他的“偷”就显得意味深长了。

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制定出来的规范封建时代读书人的一个美丽的“陷阱”,是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通向飞黄腾达的惟一通道。它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驾驭读书人的伟大“发明”。科举考试给封建社会许多读书人带来的极度悲喜,在初中课文《范进中举》一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孔乙己的生活的时代已到了科举制度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逐渐被社会所抛弃的价值观念却仍被孔乙己这样的人顽固坚守着,于是悲剧必然发生。这位在科举时代连秀才也中不了的读书人,又不知道谋生,把自己弄到将到讨饭的地步,这本来已经够悲惨了,却声称自己是国家、社会不可缺少的“君子”,以“清白”而高人一等。而另一方面,他却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而被人充当无聊生活中的“笑料”。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让人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性和荒谬性,并展开对那个社会合理性的深刻质疑。

让我们根据以上理解再回到文本。由于孔乙己“偷书”的恶习,后来竟没有人叫他钞书了,迫于生存,他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了。作者在这里使用“免不了”“偶然”这样的字眼,这是否可理解为是对孔乙己命运一定程度上的同情呢?再注意下面的转折:“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这说明孔乙己拥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行:诚信。这正是“别人”所比不上的。而他给儿童分吃茴香豆,则证明他又拥有另一种可贵的 2 品质:善良。当大家看见他脸上的新伤痕而推测他又偷了人家的东西时,他“睁下眼睛”“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这字里行间也许又暗示着他心灵深处的一点尊严:羞愧。确实,谁愿意当小偷呢?哪怕是他教人写“茴”字的行为,我们也不能全盘否认,虽然迂腐了点,但也可归为一种值得肯定的品性:好为人师。既然他有这么多的优点,读者自然也就会想:在他的这些优点面前,他的那点偷窃(并且是偷权贵者的财物)品行不算什么。从这里看出,就是作者本人,当他把孔乙己的偷窃行为置于一种大的社会背景和这个人物全部品性中去考察时,作者表现出了踌躇的态度:既否定又同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这无疑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开掘了作品的思想的深度。

所以,当我们把孔乙己的“偷”放在小说反封建科举制度和揭露国民冷漠无情这一主题下来思考,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鲁迅在小说中并非重在对孔乙己偷窃行为的谴责,而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反思:第一,孔乙己是一个封建思想的受害者,他之偷书是迫于无奈,迫于生计;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者才是逼迫孔乙己行窃的幕后黑手;第二,孔乙己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廉耻之心的偷窃者,即是说他并非一个无道德品行的人,而是一个讲信用不赖账有爱心热心肠的人,他的偷窃行为与他的整个为人相比,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那个病态社会恰恰不需要他的善良、诚信、爱心,他的偷窃倒成了致他于死地的原因;第三,鲁迅是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揭出了孔乙己的偷窃行为,但这些看客们并没有成为一种正义力量的象征,我们也并不觉得鲁迅笔下的看客们对孔乙己偷窃行为的严重愤慨,而是拿孔乙己当成下酒的“佐料”。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批判国民性的主题。

二、受封建等级思想毒害的底层农民──偷碗碟的闰土

这一细节出现在小说将要结束的时候:我和母亲也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3 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

从这一节我们看到,说闰土偷碗碟是杨二嫂的指控,至于是否真的是闰土将碗碟埋在了灰堆里,这是一个谜,自从作品诞生后就留下的一个谜。这同时成为上个世纪50年代有名的“谁是小偷”之争的起因。有人认为在灰堆里埋碗碟的就是闰土,他就是小偷:通过前后两个闰土(少年时代与中年时代)的对照的描写,鲁迅就把一个因为受到生活过分的重压,而变成沉默、自卑、私心,(在灰堆里藏了十多个碗碟)甚至麻木的当时中国农民代表之一种的形象,真实地也批判地表现出来了。但当时出于一种普遍的阶级立场的考虑,大多数分析者都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作为被压迫者的闰土,鲁迅在作品中对他是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不会是小偷我们也不应该把他当成小偷,否则就是给自己阶级的脸上抹黑;而杨二嫂恰恰是庸俗小市民的代表,鲁迅对他的态度是讽刺和嘲笑。

为此,有人提出,说闰土是小偷,那是杨二嫂的诬陷,她自己才是真正的小偷: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以及“我”对他们的不同态度,是可以判断在灰堆里藏碗碟是杨二嫂为了贪图便宜而栽诬闰土的,关于在灰堆里埋碗碟的事,便可断定不是闰土干出这种事来,其次是因为“我”明明允许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况且,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讲。杨二嫂是一个市侩气重的小市民,„„从字里行间,我们看到“我”对杨二嫂的态度,始终充满着嘲笑和讽刺。50年代各套教科书普遍采取的策略是不追究:既然这是一桩难以破解的悬案,就没有必要也没办法去解决。所以有的教科书主张:“„„应把学生的爱憎从个别人物身上转到整个社会制度上去,因为这种事情在旧社会是常常发生的普遍现象”。这种引导学生通过阅读一部作品或分析一个人物进而憎恨一种社会制度的教学方法,在那个年代里的语文教学中很常见。

姑且不论偷碗碟者是否闰土,这一形象都可归入鲁迅小说中塑造的封建思想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受害者──社会底层劳动者人物形象系列之中。先看闰土,鲁迅是把他的少年与中年对比着来描写的,写少年闰土的天真可爱、无忧无虑、纯朴自然,写闰土中年后的辛苦麻木、挣扎求生、等级观念。母亲说他现在的“境况很不如意”,他自己说生活“非常难”,而这一切,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在灰堆里埋几个碗碟是符合生活逻辑和闰土当时的生活境况的。而另一方面,通过小说情节可以看出,杨二嫂固然是个小市民,充满市侩气,但她贪小便宜一般都是直接伸手要,而不顾及什么面子:“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还有两个细节又印证了她的这一性格特点:往外走的时候,当着“我”和母亲的面顺便将“一副手套塞在裤兜里”;待她告发了闰土埋碗碟的事之后自己奖励自己,又顺手抄走了“狗气杀”。闰土则始终没有主动开口向“我”要东西,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看不上“我”家的那些东西,而是有着其他的心理原因。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想:大概与他觉得自己是“我”小时候的伙伴而不好意思开口有直接关系;而“我”虽然同意闰土“自己去拣择”搬不走的东西,但在他所选的几件东西中,并不包括碗碟。但我们注意,小说中写到这么一句话:“他又要了所有的草灰„„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所以后来杨二嫂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去”的推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小说并未写到其他来“我”家要东西的人,所以,闰土的“作案”嫌疑最大。

我们倒不必照顾闰土因为属于被压迫的下层劳苦人物,就断定他一定就不会“偷”人东西。实际上,鲁迅写上这一笔,其目的正是要达到人物性格塑造的多面性。并且,即使是闰土藏了这些碗碟,也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同情和对社会的反思。所以,从道德评判、思想意义和艺术塑造三个不同角度理解,其内涵也就不一样。

三、被封建统治者逼得无路可走的无赖雇农──偷萝卜衣物的阿Q 如果不是因为秉性问题,一般来说,之所以发生小偷小摸的行为,要么是因为贪小便宜,要么是因为穷,所谓人穷志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前面分析的两种形象都可以归结为“穷”:孔乙己是因为穷得没饭吃,只好偷人家的书籍纸张笔砚去卖(但也有人说他是因为仇恨而心理失衡导致的报复行为,此说有些牵强);如果闰土确实是偷了碗碟,那也是因为他家里穷,穷得连碗碟都买不起。阿Q去净修庵偷萝卜,是因为自从他调戏吴妈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找他打短工了,出现了“生计问题”:没了饭吃,饥不择食去偷萝卜;而进了城一开始是给丁举人打工,后来由于好吃懒做,跟着别人一起做起了小偷。所以,阿Q的两次“偷”,性质不一样,前一次偷萝卜,虽表现出他极度的无赖:“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你„„”却让人感到无尽的辛酸:对于赵太爷之流来说,生萝卜哪里用得着偷,生萝卜是人吃的东西吗?对于一般穷人来说,萝卜可能也不是充饥的好东西;但对于阿Q来说,他实在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想此“下策”,干此“勾当”。平心而论,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哪怕是在一个稍微有一点人情冷暖的地方,拔地里几个萝卜吃,主人也大可不必“上纲上线”说人家是“偷”。谁让阿Q生活在未庄而不生活在平桥镇呢?谁让他得罪小尼姑而不碰上六一公公呢?所以,阿Q偷萝卜的故事,与其说是在显现他的无赖本相,倒不如说是在揭示世态的冷酷,探究阿Q出现“生计问题”的社会根源,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深思。

而阿Q到城里当小偷,则与词典上“偷”的含义更为接近:好吃懒做与游手好闲,交上几个“道”上的朋友,促使他将别人的东西窃为己有。他回未庄向看客吹嘘自己的“壮举”,作为自己见过世面的证明,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气。但当我们掩卷沉思,同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封建统 6 治者把这样一个“真能做”的阿Q逼上了做“小偷”的路上。人们常说,孩子不会有错,责任全在父母;我们同样可以说,百姓的违法犯罪最终应归咎于社会。阿Q的那些小缺点可以原谅,但赵太爷之流代表的那个社会制度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该枪毙的是赵太爷、假洋鬼子和长衫人物等而不是阿Q王胡小D,但恰恰是前者又成了新政权的投机者和把持者。没有一场全面而深入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推翻封建政权,阿Q们的命运永远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悲轮回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的“偷”及其遭致的悲惨后果,同样表现的是深刻的反封建思想革命主题。

四、未经封建思想污染的少年儿童──偷罗汉豆的双喜们

小说写道,几个小伙伴在看戏回家的路上,本来就对戏很失望,觉得无聊,且摇船摇得既乏且饿,于是想起了偷东西吃。研究文本发现,这次“偷盗事件”的策划者是一个名叫桂生的少年,他说,“罗汉豆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的”。而响应并采取行动的是大家,里面突显了一个叫双喜的少年,他提议不仅在阿发家偷,而且去六一公公地里偷。所以,这是一次“团伙作案”。但我们要问,双喜们的行为是小偷小摸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与其这么说,更不如说是少年的一种游戏行为。理由如下:

在这个“作案团伙”中,有一个名叫阿发的小伙伴,当别人问是偷他家的还是六一公公家的时,他似乎没有什么犹豫地说:“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可见在阿发的心中,并没有成人心中的所谓自家的和别家的之分(即无私心);阿发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如果是他的娘知道了,一定会说他傻,在许多成年人看来都是这样:谁会带着别人偷自家的东西呢?而在阿发的观念中,罗汉豆只有长得好和不好之分,而没有是张家的还是李家的之分,好不好是他们判断偷谁家罗汉豆的惟一依据。从这一点说,他们的所谓“偷”与一般意义上的“偷”的含义就很不一样。这正说明他们有着一颗天真纯洁的童心。

六一公公事后对他们和行为表现出来的态度,让小伙伴和读者都感到十分意外:六一公公不仅没有责怪他们,反而表现了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情绪,作出了另一种“道德评判”:

“豆可中吃呢?”

我又点一点头,说道:“很好。”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这令人想起

《故乡》中少年闰土给年少的“我”所讲的那一幕:“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这句话可以作为双喜们“偷”罗汉豆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社戏》是节选,联系全文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把他成人以后在城里看戏与儿时的看戏对比着来写的,写成人世界的污浊,童年世界的清洁;写城市生活的无聊,乡村生活的纯朴,从深层次上表现了一种反封建的主题。

通过以上三方面分析,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里的“偷”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邻里之间的小偷小摸,而是表现了一种极为融洽的邻里关系,表现了未经污染的农村纯朴自然的民风。作者塑造的一是一群未曾受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毒害的自然人,这群自然人不仅包括未长大成人的双喜们,也包括年老的六一公公们。这一世界与鲁迅在其他作品中表现的世界(如未庄、鲁镇、吉光屯等)形成巨大的反差。

参考文献:

①《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王富仁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③《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徐中玉著,上海自由出版社1954年版 ④《激动人心的优美诗章──〈故乡〉──兼评〈故乡〉分析中的若干错误论点》,箭鸣撰,《长江文艺》1956年第9期。

⑤《北京市初级中学课本语文教学参考资料第四册》,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河北省天津市教育教学研究室合编,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

第三篇: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和环境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是四大文学体裁之一,中小学语文课本入选的作品甚多。广大中小学生应如何阅读欣赏小说呢?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着手。

第一,从了解、熟悉小说故事情节人手。

小说主要是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叙述来展示人物性格和表现中心思想的。例如契可夫的《变色龙》是通过主人公奥楚蔑洛夫围绕狗的主人是谁而五次变化的情节来展示他见风使舵、媚上欺下的性格,进而塑造出一个活灵活现的沙皇走狗和变色龙形象的。周立坡的《分马》就是通过分马、换马这两个故事情节来塑造以郭全海为代表的善于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的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和老孙头那种既拥护土改又不愿牺牲个人利益的、需要进一步团结教育的广大农民形象的。由此看来,我们只有先熟悉故事情节,才能把握小说中人物的性格。

熟悉情节,要理清小说层次结 构,了解作品的中心事件、主要矛盾,以及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全过程。例如,在阅读《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时要了解“拳打”这一情节是小说的中心事件,作者是以时间为 序展开情节的:鲁达在酒楼听金氏父女血泪控诉是“拳打”的原因,也是故事的开端;救助金氏父女逃出 虎口是故事的发展,也是“拳打”的 准备;打死镇关西伸张正义是故事的高潮,也是“拳打”的中心情节;镇关西毙命、鲁达巧妙脱身这是故事结局,也是“拳打”的结果。

层次结构理清了,内容熟悉了,就为我们分析人物形象打下了基础。第二,把重点放在分析人物形象上。

刻画人物形象是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小说《老杨同志》通过老杨同志的外貌、语言、动作等,刻画了一个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政治眼光敏锐、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优秀农村干部形象,说明只有在老杨这样的共产党的好干部带领下,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才能顺利开展,农民才能真正获得翻身解放。由此可见只有通过分析人物形象,才能表现文章的主题,反映社会生活,所以分析人物形象是阅读小说的重点。

分析人物形象要抓住作者精心刻画的主要人物,抓住能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外貌、动作、语言、心理活动等进行认真剖析。例如阅读《孔乙己》,可以抓住主要人物孔乙己前后不同的外貌、神态,抓住“窃书不为偷”等满口之乎者也的语言,抓住“排”、“摸”、“罩”等传神的动作„„认真剖析,就可以知道孔乙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原本善良,是一个“品行却比别人都好”的下层知识分子。在封建文化熏陶下,他热衷功名,养成了好喝懒做、自命清高、轻视劳动的坏毛病。因为不会营生,又不能进学,不得不偷窃,而被丁举人打折腿,直至麻木死去,成为封建文化和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作者通过这些典型的刻画,既无情揭露和控诉了封建文化和科举制度的罪恶,又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

第三,借助环境来体味。

人物活动离不开环境,阅读小说也应该借助环境来品味小说的意境,把握作者的意图。《在烈日和暴雨下》作者渲染了烈日的酷热和暴雨的凶猛。用自然环境衬托了祥子拉车生活的痛苦。而《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对“护官符”的介绍,是属于社会环境的描写。“护官符”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巨大财富和权势,点明了四家连络有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这张“符”是封建制度的缩影,是贾雨村徇情枉法的背景。了解这一社会背景对我们理解小说反映的封建社会官官相护共同鱼肉百姓这一主题有很大的帮助。

第四,比较也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方法。阅读小说,我们可以把相近内容进行比较,找出异同,可以单项比较,例如《孔乙己》、《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都有描写“摸”钱的动作,孔乙己“摸”出四文钱说明他穷困潦倒、频临绝境,鲁达“摸”出五文大钱说明他倾其所有、豪爽侠义,而李忠“摸”出二文钱说明他吝啬小气。也可以综合比较,例如把《孔乙己》和《范进中举》从人物性格、形象特征、表现手法、作者意图等方面进行比较,这样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小说的意境。

总之,欣赏小说,熟悉情节是基础,剖析人物形象是重点,体味小说环境是帮手。同时抓住重点,运用比较的方法,认真剖析,反复品味,再结合生活实际展开联想,就会把握小说的真谛,领会作者的创作意图,从而达到认识社会生活、获得艺术享受的目的。

二00五年五月十三日

如何阅读小说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典型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三要素:情节、人物、环境

把握好故事情节,是读懂小说的关键,是欣赏小说艺术特点的基础,也是整体感知文章的起点。

1、用一句话或简明的语句概括故事情节;

2、文中共写了哪几件事,请依次加以概括;

3、用填空的方式概括小说的部分内容

(包括指出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部分中的某一方面)面对这种试题,我们该如何下手呢?

①对事件的完整叙述必须按照何时何地何人做何事的格式加以概括。②在概括时要避免前后情节的相互交错,还得注意事件涉及的对象,做到前后一脉贯通.

二、揣摩人物形象 题型;①指出小说对人物进行描写的具体方法;②概括指出人物的性格特征;③对文中的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析(包括作者自身对人物的态度和读者对人物的评价)。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为中心的,人物塑造的方法有 ① 正面描写。也叫直接描写,即通过直接地描写人物的肖像、行动、语言、心理、神态来揭示人物思想品质及性格特点,反映作品主题。②侧面描写。也叫间接描写。即通过他人的言行间接写主人公。面对这些题型,我们该如何解答呢?一般可从四方面揣摩:

1、重视小说中的人物的身份、地位、教养、气质等,因为它们直接决定着人物的言行,影响着人物的性格。

2、通过人物的外貌、语言、行动、心理描写揭示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人物肖像、动作描写:更好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性格特征。

人物对话描写:刻画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心理活动,促进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可描摹人物的语态,收到一种特殊的效果。

3、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活动的,所以分析人物就应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

4、注意作者对人物的介绍和评价。结合内容具体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类题的答题步骤: ①.答出描写人物的方法。(肖像、语言、动作、心理;侧面描写)②答出这些方法的具体内容(找最能表现人物特点的重点词语和句子。)③针对具体内容分析人物特点,注意从外在的肖像特点到内在的心里想法,2 再到精神品质。要分析全面,具体,不可泛泛而谈。发挥想象,补写人物心理活动。①心理活动的作用: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刻画人物性格,深化作品主题。出现问题: ①.缺要素

②.心理活动不符合人物性格。原因分析: ①.答题时随意,说的话不符合人物性格。②不注意联系上下文,忽略了文中人物的潜台词。

这类题的答题方法:.通过语言、神态、动作分析人物的心理过程。

三、体会环境描写的作用

环境描写是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小说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描写对揭示小说的中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自然环境描写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在中考试题中,常见的题型有三种:①在文中准确地找出描写环境的句子;②就指定的环境描写说出其作用;③依据文章内容发挥想象续写一段环境描写。面对这种题型,我们可从六方面进行思考:

1.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交代人物活动的背景; 2.暗示社会环境;

3.揭示人物心境,表现人物性格,要表现一定的新鲜感受或微妙情绪,做到情景交融,能够给人以感染、启发和美的享受。4.营造气氛,渲染气氛; 5.推动情节的发展。6.使故事情节更为生动、真实。7.使主题更为突出、深刻。

四、挖掘作品的主题

小说的主题是小说的灵魂,是作者写作目的之所在,也是作品价值意义之所在。主题的深浅往往决定着作品价值的高低;因此,欣赏小说必须欣赏小说的主题。如何把握小说的主题呢?一是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入手;二是联系小说的时代背景及典型环境描写,认识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上所打上的时代烙印,把握人物形象折射出的时代特征,达到揭示小说主题的目的;三是从小说的精巧构思中把握作品的主题。在中考阅读测试中,常见的题型有: ①找出体现小说主题的句子(或用自己的话概括作品的主题);

②读了全文后,文章让你明白了什么道理(本文对你有什么启迪,谈谈你的一点体会); ③结合全文的主题,谈谈你对某一句话的理解或看法。

第四篇: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

【内容提要】通过对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分析,首先谈鲁迅先生“从‘我’做起”的写作特点:通过自己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同时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和判断。鲁迅从“自白”的自我剖析的形式开始,直截了当地切入了当时问题的最根本处,这样的写作也才可以称为“现实主义”的写作。其次,从压迫者、革命者、帮闲、意志消沉的知识分子、受苦受难兼愚昧无知者、旧知识分子、善良人等7个方面举例分析鲁迅先生笔下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环境中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 鲁迅 小说 人物形象 分析

一、鲁迅小说的出发点

鲁迅先生一生著作很多,但是具体到小说上的数量却有限,《呐喊》、《彷徨》加上荒诞小说《故事新编》不过三部,二十来篇小说,而且都很薄,字数加起来还不如眼下的一部中等长度的长篇小说。鲁迅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其中涉及到的人物形象却不少。说到底,小说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品,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度。古今中外的好小说,一般都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支撑。读者可以不注意一部小说的大段描写和议论,却可以印象深刻地记住某一个小说

人物的特点。一个成功的小说人物,可以穿透时空,从很远的地方走到我们面前。这样的人物,甚至会掩盖小说人物的原型。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因为塑造得生动成功,从而遮蔽了历史上的人物。《三国演义》的全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属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的一个大门派“讲史”的一类,“讲史”的特点不是凭空去杜撰一个人物,而是拿历史上真有的人来说事。小说的《三国演义》里,根据作者的谋篇布局的需要和故事叙述的进展,把《三国志》里的人物都加以了发挥,最典型的是奸雄“曹操”。我个人认为,作者之所以要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奸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曹操来映衬“忠厚”的刘备。他们是一矛一盾,谁也离不开谁。鲁迅对这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很早就说过:“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也就是说,读史和读小说不是一个读法,但是,小说里成功的人物形象,往往会掩盖历史上的真人。这样的例子很多了。讲史小说很喜欢拿古代的人说事,又安全,又方便,跟自己无关,可以随便乱讲。所以,中国古代的小说大体上来讲,都是“无我”的小说,是没有作家自己人生经历的作品。《红楼梦》也许是个例外,所以它特出于所有的古代小说之上,在现在的读者中还能够找到同感。鲁迅深通传统小说,对传统小说里面的优劣有着非常深刻的见解。所以,他做小说有一个显著特点,从“我”做起。

从“我”做起的意思,就是通过自己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同时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和判断。现代白话文小说的一开始,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挖掘个人的内心,通过“我”来拉近读者和小说的距离。第一人称的叙述表明了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东西跟“我”是有关的,自然也跟“我们”有关了。作家从遥远的“古代”,从“讲史”、“传奇”、“才子佳人”这些跟“我们”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转向自己的身边,最基本的初衷,就是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身边的故事,跟我们的生活都有关的故事。在所有这些故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能够、也不应该置身事外。

鲁迅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现代白话文的第一篇奠基作品《狂人日记》,一上来,就是跟“我”有关的。第一个“我”是小说开头的“余”:“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这句话要告诉人们的是,“狂人”不是天外来客,不是话说什么什么年间的才子佳人,也不是上古人士,他就是我们的熟人,朋友,生活在我们身边,是生活中现实的人——这里我们不说“真实的人”。第二个“我”,就是进入了“狂人”自述的“我”:“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狂人”认为“正常人”的自己的前三十多年,“全是发昏”。这里开始了现代白话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颠倒:正常的不正常,不正常的反而正常。这里是对这个中国文化而生发的感叹。

第一人称的叙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技巧,就是要造成“我”就是作者本人的阅读错觉,从而让读者产生亲近感。同时,这个“我”的叙述,也可以很方便地引出作者的判断和议论。当然,在《狂人日记》本身,作者做了一个切除手术,写了一个引子,表明“狂人”不是我,大家不要对号入座。这里摆明了就是请君入瓮的态度,兼顾了各个层面的读者的趣味和偏好。所以这篇小说发表之后,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成了针对旧文学的一个颠覆性的文本。

《狂人日记》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标志着现代白话文写作的一开始,就把目光投注在个体的人的本身上。

这当然跟整个“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源自西方的关于人的新观念的引入有很大的关系。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开头就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这个“人”源自西方的观念:“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关于“大写的人”、“人道主义”等的观念,在这个时期大量地进入,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革命的内容。既然“旧文化”无人,那么新文学的一开始,首要的就是发现“人”的存在。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进江南水师学堂之后,鲁迅看到了一些关于西医的书籍,“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

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所以,等到进入日本留学之后,鲁迅的最初愿望是要做一个医生:“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开始都想当医生,治病救人,是一件非常崇高的事业。因为看到中医的弊端,又感到西医的科学。但是,他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之后,在读书和看电影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对学医的理想产生了动摇。一九○六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在鲁迅自己记述的这些事情里,有着很深的对于人的认识和理解。鲁迅非常不能忍受的是传统封建文化对于人性的扭曲和歪曲。他在文章里回忆自己少年时期就对此产生过很大的反感:“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鲁迅于是发现,健康的人包含了肉体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他认为当时首要的问题,是精神的问题。这后来成了他写作的一个中心的动力。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有着大量的西学内容,这些对于身处日本的鲁迅来说,必定有着非常深的影响。明治二十年之后,日本文学界兴起的“文言一致”运动,要求运用口语和白话文描写和表达身边的现实生活。这种自白,也是以发现“个人”“自我”为突破的。这种自我,相对于西方的基督教,而不是从汉文化而来的那种道德感。日本基督教的前锋人物内村鉴三在《我是怎样

成为基督教信徒的》一书里剖析自己的内心说:“我称自己的日记为‘航海日记’,因为这日记记录了可怜的小船穿过罪恶、眼泪和无数的悲哀,驶向上苍而每天前行的历程。”著名的学者柄谷行人对此评论说:“我们不能将此视为一种谦虚的态度。我没有隐瞒任何东西,这里有的是‘真实’„„所谓自白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白形式。它强调,你们在隐瞒真实,而我虽是不足一取的人,但我讲了‘真理’。”柄谷行人的评论一针见血,也就是说,作家坚信自己讲述的乃是真理,它表达了真实的现状和真正的内心感受。

学者们很喜欢把鲁迅的《狂人日记》跟果戈里的《狂人日记》相提并论,各种普及性的教材,也这样写,然而鲁迅的从果戈里那里得到的仅仅是形式上的灵感而已。对有着同样的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和日本来说,先走一步的日本的变化,才跟我们具有本质的相似性。鲁迅在日本期间大量阅读了日本人的著作和日本人翻译的西方著作,这些日本文学的变化,他应该非常熟悉。

就这样,鲁迅从“自白”的自我剖析的形式开始,直截了当地切入了当时问题的最根本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断定,现代白话文小说一开始,就是“有我”的写作,同时,这样的写作也才可以称为“现实主义”的写作。对于现实和人生的关心,使得这个时期的中国作家暂时还无暇顾及西方开始兴起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小说的创作跟鲁迅的从事文学的初衷是一直的,那就是用文学来改造国民的精神,来揭示社会问题。小说一开始就是功利的,而不是审美的。是革命者写作而不是知识分子写作。

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了小说可以用来帮助“改良”,甚至“启蒙”和“革命”了。尤其是“五四”时期,人们更喜欢使用的是“旧小说”一词。本文采用“传统小说”这样一个相对温文的用法),还身体力行,给《新小说》杂志写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共四章,还写了西方很多爱国志士的传记,其中写马佐尼等人的《意大利建国三杰》影响很大。与此同时,其他忧国忧民的作家也日益以小说作为批评社会和政府的工具,把小说当作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力量和强烈的意识,认为从前的小说家没有能够尽到对普通民众进行教育的责任。鲁迅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继续着他们的思想,在三十八岁的时候写出《狂人日记》,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鲁迅小说的人物分类。

第一类人物:压迫者。在《狂人日记》里,“狂人”其实不是一个鲜明的形象,里面最为重要的人物,是“狂人”的观察对象:赵贵翁、陈老

五、赵家的狗和我大哥。同时,这些对象也在观察“狂人”,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的关系。

在这些形象中,赵贵翁是压迫者,跟《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是一党的,他们代表了封建时代的权威和压迫力,说话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这里,我们可以首先给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分类为第一种:压迫者。《阿Q正传》里的举人老爷、《离婚》里的“七大人”、《祝福》里的鲁四老爷、《**》里的赵七爷等。有趣的是,这些人大多姓“赵”,因此分辨起来非常容易。他们识字,有财产,地位高,说话牛逼,一般老百姓见到了都觉得气

短。《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说话凶猛: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离婚》里的“七大人”牛逼:“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七大人正拿着一条烂石似的东西,说着,又在自己的鼻子旁擦了两擦,接着道,“可惜是‘新坑’。倒也可以买得,至迟是汉。你看,这一点是‘水银浸’„„。”《**》里的赵七爷无知且蛮横:“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祝福》里的鲁四爷算是草菅人命: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总之这些人都非常了不得,他们既占有话语权力,又拥有相当大的财力,所以,在村里、镇里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们对于旧时代的各种礼仪、陋习都非常习惯,对任何不符合这种恶习的行为,都特别憎恨。如果有什么以下犯上的事情出现,他们不是暴跳如雷、痛心疾首就是唉声叹气。所以,一个微不足道的阿Q脑壳后面挽起的一个发髻和插在发髻上的筷子,对赵七爷形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威胁。因为判断不了形势,他对阿Q暂时恭敬了起来:“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鲁迅对于这类人物的鄙视和憎恶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权威”和他们代表的旧时代、旧文化,一直是鲁迅

不遗余力鞭挞的对象。

第二类人物:革命者。《药》里的夏瑜最为典型。但似乎鲁迅对夏瑜这样的革命者有些犹豫,因为他能够感受到这些革命者的热血,但是看不到他们的努力的回报。革命者往往是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的,他们也可能在遗忘中被遗忘。看到现实中存在的这点是极大的哀伤,所以鲁迅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鲁迅的这句话里暗含着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人们看到的却是消极的结果,不过,因为鲁迅的愿望是“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里,即使暂时还看不到希望,鲁迅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看到,鲁迅在本性上,不算乐观人士。鲁迅说:“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同时,他还引用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来加深这种印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正因为如此,鲁迅在《药》里给夏瑜的坟加上一个希望的花环,也算是一种自我鼓励了。在《狂人日记》和《长明灯》里,“狂人”和“他(吹长明灯的人)”,鲁迅同样赋予他们很大的勇气。“狂人”直截了当地抨击整整一个吃人的“封建”历史,有气吞

山河的勇武;《长明灯》里的“他”一定要吹到“吉光屯”的长明灯,冒着被方头、阔亭他们除掉的危险,也显出一种相当大的毅力和果决。而在那些守旧的人的心里,他们正是标准的“狂人”。所谓的“狂人”就是精神病患者。我们知道,“精神病”在一个很长的文明史上,曾大量地被当作一种相当有力的政治手段来运用。比如,把政治的敌手指责为“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从肉体和精神上一起消灭敌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就像现在处理“非典”一样,实行隔离,对肌体中的腐败部分加以外科手术式的切除。对于一般的普通民众来说,虽然不能祭出政治的手段,但是也可以用孤立的办法对“狂人”加以定点消除。当然,所有这些手段,无论是政治首领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浓重的暴力行为。“狂人”和“要吹长明灯的人”最终都被关进房子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除非他们改进,跑去疯狂的念头,重新回到秩序的社会中,才可能被放出来。而对于夏瑜的方式,当然就是肉体消灭了。《药》里的经典对话:“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非常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层认识。革命者的行为是要解救这些人的,但是反过来被他们看成是疯子。这就是鲁迅对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的深刻剖析和认识。这也正是他为之感到它特别悲哀和痛心的地方。鲁迅早就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我们看到,“‘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

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这里面的“阿义”的身体看起来想必不错,刽子手“康大叔”是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那身板就更是不差了。但是,他们的好身板,正好是葬送像夏瑜这样的革命者非常合适的人选。这样一个“革命——疯子”的角色错位,在鲁迅的小说里具有深刻的意义。

第三类人物:帮闲。在鲁迅的小说里,帮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无处不在,像苍蝇一样嗡嗡乱响,让人心烦,但又挥之不去。《药》里的“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阿Q正传》里“未庄的闲人们”,《明天》里的“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祝福》里的“卫老婆子”,《长明灯》里的“方头”、“三角脸”、“阔亭”、“庄七光”等,都是闲人。帮闲既可以是帮凶,也可以是庸众,反正他们是没有什么大的主见的,永远都是应声虫,随大溜,有他们不多没他们不少。正是这样的一些帮闲,构成了“压迫者”的随从众多的表象。鲁迅对于帮闲的厌恶由来已久。这些帮闲作为一个群体,具有相当大的粘滞性,而且目标非常不明显,不容易打击。他们对于革命者自然是具有伤害性的,但是同时,革命者对于这些帮闲还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第四类人物:意志消沉的知识分子。《朝花夕拾·范爱农》里的范爱农,《伤逝》里的涓生,《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在酒楼上》的吕维甫,都是这类人。他们一开始都有这相当大的理想,要改造社会,要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等等等。这里面,鲁迅最好的小说之一的《孤独者》里的魏连殳最为让人难忘。魏连殳行

事在一种乡亲父老面前非常怪异,但是对孩子特别友善。“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他似乎也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有一天特地乘机对我说。像魏连殳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一度都把希望寄托在小孩子的身上,但是他们很快就遭到了打击。魏连殳见到了一个孩子:“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

在众人的眼中,魏连殳是不入世的。但是,后来他入世了,混得还相当不错,颇得别人的尊敬——除了他自己之外。“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同时,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的。”他失去了生存下去的理由,于是就自己挥霍自己了。他让自己消失在对自己的遗忘之中。《在酒楼上》的吕维甫也一样,对现实的失望最终导致对自己的失望,最后变成了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人。《伤逝》里的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梦”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同样也恢复到了普通人的吃喝拉撒的层面。理想一旦失去动力,人就容易蜕变。这恰恰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写照。

第五类:受苦受难兼愚昧无知的人。《祝福》里的祥林嫂,《药》里的华老栓,《明天》里的单四嫂子。他们的命运非常凄苦,逆来顺受,从来不会想到怎么样去改变她。祥林嫂的方式是去捐门槛,华老栓是求人血馒头,单四嫂子是盼望明天。他们构成了社会中最大的底层,就像河底里的淤泥,无声无息。这类人物为

读者熟知,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类人物,就是这些。写到这些人时,鲁迅的笔墨变得沉重起来。

第六类:旧知识分子。《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肥皂》里的四铭,《孔乙己》里的“孔乙己”,《白光》里的“陈士成”,《端午节》里的“方玄绰”,都是这些因循守旧,看不惯新的事物,总是喜欢在过去的世界里思考问题的人物代表。鲁迅通常用轻快和嘲讽的语气来写这类小说,这表明这些人所代表的一些势力,在鲁迅的心中并没有占主要的位置。他只是在有心情的时候,顺便写了一些而已。

第七类:善良人。《一件小事》里的车夫,《阿长和山海经》里的“长妈妈”,《故乡》里的闰闰土。《社戏》里的“六一公公”和“双喜”、“阿发”。在这些人物里,“车夫”的人物形象最高大,也正是因为其高大,这篇小说在鲁迅的小说里,是一篇相对平庸的作品。闰土则是一个可爱少年的形象,“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段文字因为被选入了经过节选的教材,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描写的能力十分高超。但是闰土的形象被他的成年人的迟钝样子抵消了之后,显得不够彻底了。鲁迅对于“孩子”的态度一直很矛盾。在《狂人日记》里要救救孩子,在《孤独者》里他却发现小孩子蕴藏的“恶”,《药》里的小栓更是在童蒙无知的情况下以一个革命者的鲜血来沾了自己的馒头。好在鲁迅还有《阿长

和山海经》里的长妈妈。这个长妈妈的原型是鲁迅家里的女佣,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狗·猫·鼠》里也提到过这个阿长。严格说来,这三篇都是《朝花夕拾》里的散文,我这里拉了来充实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不然好像类型不够。《社戏》里的“六一公公”、“阿发”和“双喜”更是值得非常注意的人物形象。这个六一公公看起来比阿长长妈妈还要善良可亲。知道小孩子们拔他的豆子吃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因为“我”的赞扬,而感到高兴。“六一公公看见我,便停了楫,笑道,‘请客?——这是应该的。’于是对我说,‘迅哥儿,昨天的戏可好么?’”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

这里写得非常平和真实,比写阿长上街之后给“我”留心买了《山海经》还要自然。写小孩子更是精微细腻:“‘阿阿,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那一边的呢?’双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说。”当六一公公问起偷豆子的事情时:“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双喜说。这里的双喜,也比闰土来得更加真切,不像闰土,好像是故意塑造出来的形象。

在这些人物身上,鲁迅寄托了很多的理想,比如“善”的理想,“质朴”的理想,“自然”的理想。但是,他显然是对此充满矛盾和怀疑的。所以,他的小说里,充满的还是更多的恶、不

自然和怀疑。这里不仅有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怀疑,还有对人性的疑虑。在他的不朽名篇《阿Q正传》里,我们可以发现,通篇小说没有一个可亲的人物形象,连尼姑都是让人生厌的。在这样一种趣味里,相信连萝卜也会发臭。然而善的形象和善的理想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鲁迅应该是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着重写了长妈妈和闰土,但是这两个人都不具有更高的人格力量,因此担当不起一个示范性的人物作用。同时,我还发现,为了描写这种可以亲近的“善意”,鲁迅一直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来处理。《一件小事》里的车夫拉着的就是“我”,所以照见一个“小我”来。这是他的发力硬拽,虽然被选入了中学教材,但是有硬接的嫌疑,作为小说,也比较普通,缺乏真正的感染力。最有亲和性的人物还是“六一公公”、“阿发”和“双喜”。可惜的是,鲁迅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塑造成更为感人的形象。因为为了塑造这几个有数的人物,鲁迅在小说里还特别营造一种乡村田园的气氛,用这种气氛来隔绝其他有害物质的侵蚀,使得《社戏》里的这几个人物和长妈妈好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而一旦出现了世俗的场面,如《故乡》,里面的人物就要走形了。闰土变成了一个愚钝的中年男人:“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

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而杨二嫂的形象则显得非常滑稽:“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就这样,理想中的人物一旦接触空气,就变成了像长大之后的闰土这样的人物。所以,《社戏》干脆就处理成一个世外桃源的形象,让阿发和双喜的形象保持下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闰土的变形其实和魏连殳、吕维甫、范爱农和涓生这些被现实的暗淡状况磨灭了锐气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同样的外界压力。

这个类型在世界文学史中非常重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就是:善的形象。妥斯妥也夫斯基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里的小弟弟“阿廖沙”、《罪与罚》里的“冬妮娅”,《白痴》里的梅诗金公爵,列夫·托尔斯泰《复活》里的“玛丝洛娃”,都是这种代表,让人感到非常有力量,有温情,有爱,有希望。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俄罗斯文学里特别多,在整个欧美文学里也非常常见,尤其是童话里的“白雪公主”、“海的女儿”等,更是这里

面的最高、最美好的理想化身。但是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这样的具有善的力量的人物非常少。也许“贾宝玉”们是个特例,但是其他的小说里,很难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要么,也还是抽象的道德的善,不具有人世间的鲜活力量。像《水浒》里一般杀人放火的土匪被说得这么津津有味,《金瓶梅》里的肮脏生活写得那么津津乐道,这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非常巨大的特色,并且还是主流。鲁迅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试图突破,但是效果不太好。

在鲁迅的小说里,阿Q可以作为一个最为独特的形象而独自作为一个类型人物。在他的其他小说里,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具有阿Q这样的完整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鲁迅略带嘲讽的语调中,阿Q的身上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可亲的特质。他的“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自我作践”,都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所以,虽然阿Q只有一个,但是其他的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阿Q的特点。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中的一个最大的成果,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把中国人的深层人物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然而,鲁迅只能走到这一步,他是破,但是没有立,也没有能力“立”。中国的“好人”形象,几乎都是在“世外桃源”中完成的。沈从文小说里的“湘西”,实际上就是一个现代文学的桃花源。在中国,写得好的小说都是写坏人的小说,写得好的情节都是“尔虞我诈”。由此,日益显得《红楼梦》的另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以一个较长的章节来分析《红楼梦》,其中还特别引用《红楼梦》的前句导言作为结束:“自又云:今

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女子?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是大无可如何之日也。”这也意示着鲁迅本身的警觉。

在鲁迅的小说里,不仅缺少善的人物形象,还缺少美好的女子形象,尤其是没有美好的少女形象——也许子君能够算是一个——从《故乡》里的豆腐西施杨二嫂、《**》里的七斤嫂、《祝福》里的祥林嫂、《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到《离婚》里的爱姑都是一些非常庸俗、愚昧无知的妇女。《伤逝》里的子君也渐渐要沦落到跟她们一伙的地步,而《在酒楼上》通过吕维甫口头转述的那个“阿顺”姑娘倒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但是她无声无息地就死了。在这里,我可以牵强地说,“阿顺”的夭亡,实际上代表了鲁迅心目中美好事物的消失。在他的生活中,越来越浓重的是论争、固执和疑虑。

参考文献:

[1]《中学语文视野中的鲁迅作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 [2]《直谏中学语文教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3] 庆瑞著的《鲁迅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5月出版; [4] 吴中杰著的《鲁迅传略》,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文艺知识丛书”

之一种于1981年6月出版;

[5] 林志浩著的《鲁迅传》,北京出版社于1981年8月出版; [6] 林非、刘再复著的《鲁迅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1年12月出版;

[7] 陈漱渝著的《民族魂》,浙江文艺出版社于1983年7月出版。

第五篇:浅谈小说教学中如何鉴赏人物形象

浅谈小说教学中如何鉴赏人物形象

(陕西省乾县二中)康鹏

小说是以写人物为中心的,是把人物性格的描写放在首要地位的。因此,细致、多方面刻画人物从而塑造出各种类型形象,就成为小说的首要要素了。但是好的小说总是把思想隐藏在人物形象深处的,因此,鉴赏小说,重视人物形象尤为重要。下面我们以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二册第一单元所选四篇小说为例,谈谈如何鉴赏小说人物形象。

一、抓住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性。

小说中塑造的人物虽然是“这一个”,但是作者在观察生活中,不只是观察一个人,而是把一群人的性格特征通过典型化塑造成一个人形象。《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鲁迅把旧中国社会最底层,最苦难的广大农村劳动妇女的种种悲惨遭遇集中起来塑造的典型形象。《荷花淀》中的水生嫂就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勤劳淳朴。真挚多情而又勇敢机智,积极向上,把对丈夫的忠贞爱情融会到崇高民族气节中的一群农村妇女形象的“组合体”。《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融像他那一类人古怪、胆小怕事、因循守旧、思想发动、害怕新事物、扼杀新思想、喜欢空想等性格于一身的“套中人”的形象。虽然他们都是一个人,却是集众人于一身的“典型体”。因此,在分析人物形象时,我们必须通过“这一个”认识“这一群”,理解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和社会意义。

二、抓住小说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的个性和特点。

小说的语言,包括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通过人物的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是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老舍说:“对话就是人物的性格的介绍。”欣赏小说人物语言的过程,就是把握人物形象的过程。好的人物语言,共同的特点是高度个性化。如:《祝福》中祥林嫂同”我“的谈话,“你回来了?”“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等等语言,很符合她的身份、地位和时代的特征。《荷花淀》中水生嫂和水生的对话以及五女探夫时的对话将人物形象淋漓尽致的摆在读者面前。小说的叙述语言,是为描写人物形象做的铺垫。《祝福》沉郁悲哀的情调,预示着人物形象命运的悲剧性。《边城》的浓郁乡土气息,给我们一位纯真、温顺可爱的山城少女的形象。《装在套子里的人》幽默讽刺的风格,表现出人物形象的可恶。《荷花淀》的清新明快、简洁流畅,烘托出水生嫂的善良纯朴、勤劳勇敢。因此,欣赏叙述语言,就要把握语言的情调及风格,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更迅速的鉴赏人物形象。

三、抓住小说情节的发展和矛盾冲突。

作家是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在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刻画性格的。鉴赏人物形象,离不开表现他们形象的事件。我们要从人物之间关系上,亦即从某些人与其他人或事构成的各种事件上去看他们的行为,并从他们的行为上透视他们的思想感情倾向。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勤劳、善良、愚昧,受封建宗法制度毒害而死去,这样的性格、命运就是在她与婆婆、鲁四老爷夫妇、鲁镇上以柳妈为代表的愚昧群众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冲突中表现出来的。《边城》中翠翠情窦初开,天真纯朴、聪明乖巧、温柔清纯,对感情纯洁真挚对爱无比执著的形象正是在她与爷爷、傩送、天保等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冲突中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在鉴赏人物形象时要从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入手,把握住人物在诸多矛盾冲突中的动作、内心动机,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物性格。

四、抓住小说中环境描写。

环境是小说存在的背景,为小说提供空间和时间范围,也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场所。作者描写环境,或交代人物活动的背景,或烘托人物心境,或展示人物性格形成发展的条件。我们在鉴赏小说人物形象时,要注意作品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对人物的塑造起什么作用。如:《祝福》中祥林嫂生活在封建、迷信、落后、冷漠无情的社会。阅读《祝福》如果注意祥林嫂两次到鲁镇的外貌变化以及镇上各家预备”祝福“的情景和鲁四老爷家”祝福“的情节描写,就能正确理解环境与人物形象命运的关系,正是这样的环境,才造就了这样的人物形象。《边城》里富有诗情画意的环境描写,烘托出翠翠的心理活动,展示了她纯洁美好的心灵世界。《荷花淀》中第一段用环境反衬出环境主人的勤快利落。文章最后对月光下的水乡风光的描写,运用巧妙的比喻富有诗意地描写了密密层层的大荷叶像“铜墙铁壁”,高高挺出的荷花箭像“监视白洋淀的哨兵”给我们形象的描绘出根据地人民同仇敌忾,勇敢爱国的形象。总之,环境决定和影响人物形象,在分析人物形象时,必须把人物放在典型的环境中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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