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研究

第一篇：鲁迅小说研究

鲁迅小说集《呐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彷徨》是鲁迅的小说作品集，共收入其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说十一篇。首篇《祝福》写于1924年2月16日，末篇《离婚》写于1925年11月6日，实际的时间跨度是一年半多。整部小说集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最后的创新之作，里面8篇有5篇写于鲁迅生命的最后时期。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内外交困、身心交瘁之中，《故事新编》整体的风格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幽默和洒脱。尽管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这表明鲁迅的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具有某种超前性。在它的很多篇中，都可以发现或隐或现、或浓或淡的存在着“庄严”与“荒诞”两种色彩和语调，互相补充、渗透和消解。

《故事新编》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 恰如(故事新编· 序言》所说明的, 大多用的正是这种方法: “只取一点因由, 随意点染”。以至把现代生活中的各种细节也大胆地引入历史, 突出其针贬流俗的意义。《故事新编》的这种没有“将古人写更死” 〔2 〕, 而是以极省俭的笔墨勾勒出他们的形象, 既不违背故事木身的真实性, 又从中照见了“ 五四” 以后, 别是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现代人灵魂的创作方法, 使得《故事新编》显示出了一种历史小说创作中前无古人的新貌。所谓的油滑，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了”时，“便陷入了油滑的开端”。具体的说，就是在作品中的古代神话、传说和人物形象身上出现了现代生活的情节，而且这种现代生活的情节并不局限某部作品而是从第一篇小说作品贯穿于全部作品。《故事新编》的这种表现方法同现代美学范畴中的“怪诞” 的表现已无二趣了。（《故事新编》中的古代人物使用现代语言, 古人生活中出现现代生活的因素, 这对于描绘古代神话、传说或历史人物来说, 显然是历史生活中“ 自然所没有” 的情形。这是作者在创作时有意夸大, 甚至变形了原来生活中的人或事。这种重新创造产生了一种有趣的艺术效果, 这就是古今重叠, 作品中出现了漫画般夸张或变形, 甚至有些幻想色彩的古代人物形象,而这些形象是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现代社会中的某些人和事那些古代人物在小说中表现出的畸形混乱和荒唐却恰恰是现代生活中某些人物的本质持征和生活心态。这就达到了艺术芙的要求: 形式是光怪陆离, 违反常态的, 但它却是寓真于怪, 以扭曲的形态, 曲折地反映出生活本质的真实的要求, 因而它是可以达到艺术美的。细节的怪诞，《故事新编》中的怪诞艺术表现方法的运用, 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家的主观愿望, 而更多的则取决于生活本身。社会是人的所有关系的总和, 这当中也许会产生许多始料未及, 超出人们意愿和理智范围的奇特现象。文学中的怪诞是揭示这种社会生活的奥秘。1.深层文化心理语境中的“ 一” 对“ 多”的外结构模式A.行动元的价值指向向深层掘进所谓行动元, 就是推动故事向前进发的内在驱动力。一个角色可以成为一个行动元,也可以成为多个行动元, 而多个角色有时也只能构成一个行动元。º 对立的行动元之间构成矛盾冲突。然而《呐喊)(仿徨》却显现 出另一种截然不同景观。这里没有剑拔弩张的外在紧张, 亦没有柳暗花明的曲折, 散漫的日常生活场景流淌着浓郁的原汁气息展现于我们面前。只有细细地品尝, 我们才能感受到故事深处的内在紧张, 这是一种灵魂的无意识的角逐。

B

.“ 一”对“ 多” 的外部结构模式出于消遣的目的和其它种种原因, 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行动元往往被构筑为单一对立的矛盾冲突, 因而其结构大多便呈现为“一”对“ 一”的线性平面构架。《呐喊》《仿徨》的故事行动元采取的则是一种“ 一”对“ 多”的结构形态。先觉者的现代意识及其存在权利、弱小者的奴隶资格和封建传统文化的体现者和维护者的正常人性是“ 一” , 封建传统文化是“ 多”。1叙述者主体意识支配下的 内部结构方式在《呐喊》《仿徨》中, 由于故事的“ 一”对“ 多” 的向心立体架构, 多种矛盾都失去了延展的势能, 矛盾之间的并列互补关系使之无法构成自身运转的具有强烈消遣功能的故事链, 这意味着故事自足性的极大消解, 叙述者的结构功能因而也便显得意义非凡。第一, 这种内部结构方式使小说在故事层面上以更为经济的篇幅容纳了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容, 同时也使“ 一”对“ 多” 的外部结构也难以实现。第二, 这种内部结构方式也为对故事价值蕴含的发掘、提升进而构筑一个更富于主体独创性的意蕴空间立下了汗马功劳。不难看出, 由于外结构模式的变革, 内结构方式的引进及其强化内外结构的相互叠印使《呐喊})(仿徨》的意蕴空间获得了古典小说无法比拟的深广度, 创作主体精神结构的渗入更是古典小说中见所未见。正由于此, 当代研究者们对《呐喊》《仿徨》主题学层面的研究才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向度: 一是王富仁先生的“ 镜子”论;一是汪晖先生的历史“ 中间物”意识论。前者侧重于文本的外部结构研究, 后者侧重于文本的内部结构研究。综合这两种研究成果亦可证明叙事结构的内外变革大大地拓展了《呐喊)(仿徨》的意蕴空间, 从而从一个方面为《呐喊)(仿徨》的现代艺术品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篇：鲁迅小说研究复习资料

自考《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备考资料

http://

第一讲 鲁迅研究导言：

这一专题是从四个方面来讨论、评价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期的地位及意义。

一、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在现代文学史的地位；

二、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

三、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否丑化了中国人；

四、鲁迅对现代化的思考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关注；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小说成熟的标志。

1、《呐喊》《彷徨》的简况：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收14篇小说；《彷徨》是他的第二部小说集，1926年出版，收11篇小说。鲁迅说过，他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来写小说的，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但因写作年代不同，受当时社会环境、时代风潮的影响，鲁迅这两部小说集的创作心境和运用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段也不尽相同。

《呐喊》中的作品，大都写于“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要为新文化运动助阵振威，取名《呐喊》，意指作者受新文化运动的鼓舞，“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集子中的作品明显地保留着作者于“五四”高潮时期，在结束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喊的特色。在艺术上，吸收和借鉴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与表现手法，因此，《呐喊》集中的作品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令人耳目一新。其所收的14篇作品的篇目是：

《狂人日记》(1918年4月)

《孔乙已》(1919年3月)

《药》(1919年4月)

(以上三篇发表于五四运动前)

《明天》(1920年)

《一件小事》(1920年)

《**》(1920年)

《故乡》(1921年)

《阿Q正传》(1921年)

《端午节》(1922年)

《白光》(1922年)

《兔和猫》(1922年)

《鸭的喜剧》(1922年)

《社戏》(1922年)

《彷徨》写于“五四”退潮期，鲁迅经历了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化过程，他在《题(彷徨)》诗中写出了当时苦闷心情：“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于是他反忧愤深广的呐喊，转变为对改造社会的深沉思考和不倦探索。在艺术上，“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这本小说集闪烁着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光彩。《彷徨》所收的11篇作品的篇目为：

《祝福》(1924年)

《在酒楼上》(1924)

2、两部小说集的基本内容(主题)：体现“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要求。

“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要求：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的伦理思想，打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击退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唤醒民众，解放国民精神，推动社会的革新进化。

两部小说集大致体现的内容是：

(1)对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彻底揭露和批判。如：

《狂人日记》：是写旧家庭制度和礼教“吃人”问题。

《狂人日记》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凶残性，由封建礼教所维系的旧家族中，就是父子、兄弟、夫妻之间，也存在着互吃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揭穿了“仁义道德”的极端虚伪性。而使作家感到痛心的是许多人并没有这样的觉悟，“历来惯了，不以为非”。而且许多人自己正是被这样残酷地吃掉的，“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而一旦有机会，这被吃的竟也会去吃人。这是多么可悲！

《狂人日记》通过狂人之语，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道德的勇气，痛快抒发叛逆反抗之声，也表现了鲁迅的“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创作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

《长明灯》：揭露封建礼教的顽固，表现反封的勇气。

《孔乙已》《白光》：写旧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残杀，抨击封建制度文化的“吃人”本质。《祝福》：写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害；

(2)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如：

《药》：写华老栓用血汗钱买人血给儿子小栓治痨病，孩子却死了，而治病的人血却是革命者夏瑜的血。作品点出革命者为民族复兴而英勇献身，然而结果不过是用自己的血，做了愚味群众的送命的药。(鲁迅把群众对革命冷漠的现状写出来，是要告诉活着的的夏瑜们，唤醒民众是当务之急)

《**》：小说以民国六年(1917)七月张勋复辟的闹剧为背景，围绕鲁镇船夫七斤因被革命党剪了辫子，怕被坐了龙庭的皇帝杀头而引起的一场虚惊，写出辛亥革命，并没有革掉农民头脑中的封建观念，农村存在着帝制复辟的思想基础。小说结尾写出复辟失败，七斤家的“**”平息后，一切又恢复了旧态，九斤老太照样发着“一代不如一代”的怨言，七斤的女儿六斤又被裹了小脚，生活仍如一潭死水。作品真实地描绘出辛亥革命没有启发农民觉悟的批判。

《阿Q正传》：写国民的麻木、愚弱的精神状态；点明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悲惨的处境中，不正视自己的奴隶地位和处处失败、备受屈辱的现实，而是用自轻自贱、妄自尊大、忌讳谈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自欺自骗的手法，以虚幻的胜利来求得精神上的片刻麻醉、满足和解脱。比如他时时挨打和受欺侮，或者以“我是虫——还不放么？”自甘屈辱；或者以“儿子打老子”自我安慰，自以为得胜；或者转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出气；或者干脆“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立刻“转败为胜”。这种“精神胜利法”其实就是一种精神麻醉法，它使阿Q永远不能奋起为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而抗争，直到他被绑赴刑场时，竟“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很快就处之泰然，并向围观的人群呼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精神胜利法”使他浑浑噩噩地生，也使他稀里糊涂地死。他的至死不悟何其令人痛心！

在《阿Q正传》里，鲁迅不掩饰对辛亥革命的失望：辛亥革命虽然在种族革命上取得了成功，但革命党人忽略了对民众的思想启蒙。革命党人为了变革社会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阿Q在亲眼目睹清政府以暴力镇压革命、用屠刀杀害革命党人之后却连称“好看”，回到未庄后还津津有味地宣传：“你们可看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还扬手当刀“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嚓！’”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

阿Q想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想借机捞点财物，复仇，再就是挑个女人。凡是各他过不去的都是仇人，没有什么真正属于民主革命的思想观念；他对女人的观念是：“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反映出阿Q充满着陈腐的封建习俗观念)在阿Q式的革命的艺术描写中，我们不难感悟到：鲁迅深感失望的，正是阿Q们仍在昏睡之中，革命党人并没有唤醒他们。

《示众》：这篇小说很独特，没有故事情节、人物刻画、景物描写，只是通过围观犯人的一个场景，写出国人的麻木。

(3)对变革时期几代知识分子道路和命运的探讨。如：

《孔乙已》中的孔乙已和《白光》中陈士成都是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屡试不第而穷愁潦倒的旧式读书人，但从未动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念。孔乙已在贫困中始终不肯脱下显示读书人身份的破长衫，除了能背诵四书五经中的句子和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外，没有生存的本领。陈士成十六次未考中秀才，却执迷不悟地做着托庇祖宗荫护、当官发财的黄粱美梦。结果孔乙已被丁举人打断了腿而穷死，陈士成鬼迷心窍地投水而疯死。科举制度成了-害读书人灵魂的无形的软刀子。孔和陈的悲剧，不仅形象地暴露了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弊害，而且也宣告它的气数已尽。

《肥皂》中的四铭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文人，《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则扛着“新派”人物的招牌，实际上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新国粹派的干将。他们“卫道”的外衣掩盖着卑劣丑恶的灵魂。四铭对路上行乞的孝女动了淫邪念头，他从光棍所说“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的话受到启发，便下意识地买肥皂给妻子，以“移花接木”。高尔础本来就是个“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的流氓文人，他受聘到贤良女学校上课，是为怀着淫秽的意图看女学生。鲁迅怀着厌恶和憎恨的心情，以嘲讽的笔调，戳破这帮守旧文人道貌岸然的面具，淋漓尽致地揭露他们肮脏的心思和种种丑态。

五四退潮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分化，鲁迅目睹落伍者怎样挣扎，但最终逃不掉被黑暗社会所“同化”或吞噬的命运，将自己极强烈的情感融进艺术形象之中，写出了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和子君等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在描写这类知识分子时，鲁迅不是着意写他们的生活故事，而是写他们的思想经历和心灵创伤。其基本主题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他们都是已经觉醒或曾经觉醒。觉醒而企图唤醒别人的知识者在小说中是以“狂人”“疯子”的形象出现的。

《药》中的夏瑜在牢里劝牢头造反，结果被牢头打了一个耳光，并被喝止道：“你疯了！”《长明灯》中疯子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他向群众启蒙的努力是招致群众的迫害。因而鲁迅写这些小说时常常有浓重的寂寞和悲哀感。一个把先觉的知识者视如狂人疯子的环境当然就有将这些知识者逼回庸众的“正常”队伍的力量。现实正是这样，觉醒者不是“狂人”和“疯子”，就容易变成“孤独者”或性格扭曲的人，除非他又“然已早愈”般地“正常”起来。《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是一个脾气乖张的人物，他无端地生气，愤世嫉俗，那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斗士，而现在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所致。他想起一起奋斗过的“故人”，“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渡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端午节》中方玄绰与《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是同一类人物。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都是辛亥革命时期先觉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都曾意气风发地指点国是，参加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那时的吕纬甫曾勇敢地破除迷信，纵谈天下大事。魏连殳则主张“家庭应该破坏”，常发表“没有顾忌的议论”，见解“奇警”，表现出对旧礼教的蔑视与反叛。然而，由于他们身上还保留着文化的负累，又脱离了群众，单枪匹马地反抗旧社会，便不敌强大的黑暗势力。战败之后更失掉了原先的理想和锐气，吕纬甫落荒而颓唐，“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生活，在迁葬、送剪绒花一类小事上空耗才能，打发空虚、无聊的时光；魏连殳投奔军阀，走向堕落，在玩世不恭、自暴自弃和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孤傲地进行慢性自杀。这两篇小说对20世纪第一代觉醒者和落伍者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斗争方式，以及脆弱的心理和摇的性格，进行了含泪的批判；这种批判闪耀着作者自我省察、自我探索的折光。鲁迅在鞭挞和否定导致吕、魏颓唐、堕落的黑暗社会的同时，还深切地揭示出：在风雨如磐的年代，知识分子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是何等艰难。

《伤逝》是鲁迅以诗一样的语言写成的悲情缱绻的诗体小说。故事发生在“五四”时期，小说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都是深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知识青年。他们敢于冲决森严的礼教罗网，自由地恋爱，勇敢地同居，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便是她大胆反抗自古以来一直被妇女奉为圭臬的“三从四德”的宣言。但是他们为之奋斗的，只不过是一已的爱情生活。而新家庭建立起来之后，积淀在他们文化心理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便-现出来。子君陶醉于安定、宁静的家庭生活之中，渐渐地成为一个平庸的家庭主妇。涓生虽然厌倦了这种平淡无味的家庭生活，但却没有与子君共同努力创造一种有意义的新生活。他对子君从隔膜、疏远，直到把她看作是累赘，致使爱情的裂痕日渐加深，共同生活的基础发生

动摇。所以，当黑暗势力向他们伸出魔爪，涓生失业后生活出现危机之时，他们便不能同舟共济，自私怯懦的涓生失去了“携手同行”的勇气，萌生了救出自己的分离念头，对子君宣布“我已经不爱你了！”从旧家庭中冲出来的子君，又被顽固守旧的家庭接了回去，最后憔悴而死。而涓生也在失败中静思默察，深刻反省，并带着心灵的创痛，准备向新的生活跨出去。鲁迅艺术地揭示酿成这一悲剧的根源。他在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论述过“经济”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妇女解放等问题，透辟指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子君正是因为经济上的依赖导致人身上的依附，所以她不但没有成为合乎时代潮流的“新女性”，而且在小家庭中也没有取得与涓生平等的地位。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当20年代几乎所有作家众口一辞地歌颂个性解放时，他独具只眼地发现，又形象地指出：单凭个性解放，在与中国顽固的封建观念较量中难以取胜，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

由此，我们可体会到鲁迅作品的基调是“忧愤深广”。其形成的原因：

(1)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和角度，以现代意识对现代生活进行观照，而且极力关注的是社会变动和文化转型时期人的精神困扰和出路等问题，表现出忧愤的情怀；

(2)鲁迅对现实对未来的态度：不乐观，不激进，甚至有些消沉，但非常清醒、冷静，而且有深入的体察和思考；

(3)鲁迅写作时的心境：为着排遣“苦的寂寞”。

3、为什么说《呐喊》与《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

(主要从两部小说对传统文学有哪些突破性的变革，从而完成了小说的形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个角度来理解。)

(1)“表现的深切”——在小说题材、小说模式方面的变革。

传统小说的特点是：追求奇特、曲折的情节，讲求传奇性和故事性，人物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者神仙鬼怪；

《呐喊》、《彷徨》中的大部分作品，则是取材于普通的日常生活、普通的人，并为普通农民塑像，这对传统小说来说是一个大胆的突破，具有先峰的性质；

鲁迅在30年代谈及自己的著作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正是从这样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出发，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鲁迅在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就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

《药》写华老栓一家的精神愚味；

《故乡》写闰土心灵的麻木；

《明天》写单四嫂子失去儿子后的孤独与空虚；

《祝福》写祥林嫂对地狱的恐怖；

《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写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

(2)从普通平凡的人事中，发现和体悟生活的内涵；发现和体悟那“一切的永久的悲哀”。(传统小说让你产生距离，放松)

(3)揭示灵魂的深。

传统小说不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而是注重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注重写人物的心理，写人物的灵魂，是现代小说显著的特征之一。

由于鲁迅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在性，显示灵魂的深。

《孔已已》：对“窃书”的振振有词的辩解，对屡试不中的羞愧难当的支语——被科举功名毒害的心灵；《在酒楼上》：对迁葬的认真与对顺姑的死，写出意志的消沉；

《故乡》中的一声“老爷”表现出闰土的思想状况；被封建等级观念所吞食。

《阿Q正传》

《肥皂》以精神分析法写出四铬的潜意识和性心理；揭示了假道学的灵魂深处；

《祝福》失去儿子后，见人就说：“我真傻„„，”写出祥林嫂心灵的伤痕；

鲁迅的小说实际上是对中国人(首先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灵魂的伟大拷问，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但是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封建社会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咀嚼人的灵魂”。

为了表达这一主题，鲁迅在小说里运用了独特的结构模式来体现，那就是看与被看。

《示众》中的人物就是展示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这是带有象征的意味。在其他的小说中都具有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分为两种情况：

(1)发生在群众与群众之间。

《祝福》中，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在这里，鲁迅写了人们的反应：“这故事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并从中得满足(自我崇高化)，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于是，在这类小说中，在”好奇“的看客看被看者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

《孔乙已》

《阿Q正传》

(2)先驱者与群众之间。

《药》

《孤独者》

《狂人日记》

(4)小说的艺术格局和语言对传统的突破与创新。

传统小说的格局讲求对故事的全程叙述，而且基本是单线发展，对生活缺乏深入的揭示，也不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20世纪初期的一些小说家也在努力寻找和创造适应反映现代社会生活内容的小说新形式，朝通俗化迈进了一大步，但仍跳不出章回体形式的窠穴。鲁迅博采西方小说艺术之长，以新颖别致的艺术形式和鲜明的现代特色，实现了中国小说艺术从古典走向现代的根本变革，创建了20世纪小说的民族新形式的格局。在谋篇结构上学习和借鉴西方小说体式灵活多变的长处，摆脱中国传统小说惯用的单线纵向结构方式的束缚。从《狂人日记》到《离婚》，他所写的每一篇小说的表现格式和结构方式都不相同。

《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13则“语颇错杂无伦次”，“间亦略具联络者”不标年月的日记，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作家不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描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而是通过主人公的自由联想、梦幻，直接剖露他的心理；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作者的叙述(介绍人物、铺陈情节、描写环境等)和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之间界线分明，而是使作品中所有叙述描写都带有主人公的感情色彩，都渗透于主人公的意识活动之中。而《狂》尤其富有创造性的尝试，小说“日记本文”采用了白话文体，却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叙述者，两重叙述，两重视点，构成一个反讽的结构。

《孔》在小说叙述者的选择上煞费苦心。小说的核心孔与酒客的关系，已经构成了“被看/看”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作为被看者的孔(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但作家并没有选择孔或酒客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而是别出裁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是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这样，他就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

写孔的可悲与可笑，看客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被看/看”的模式，以展开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剧。而小伙计自己，随着小说的展开，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教自己识字的好意，从而构成了一个被看客同化的精神悲剧。他的背后正有隐含作者在“看”，从而形成第三个层面上的“被看/看”的结构。而读者在阅读的开始是认同于同于叙述者的有距离的旁观态度的，但随着叙述的展开，就逐渐远离叙述者，而向隐含作者靠拢，从小说外在的喜剧性中看到了(体味到了)其内在的悲剧性。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就置身于如此复杂的小说叙述网络之中，呈现出既非单一的，又是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而这一切复杂性又显现于极其简练的叙述语言与极其舒展的叙述风格之中：这正显示了鲁迅非凡的艺术创造力。《祝福》不依先头后尾的旧规，采用倒叙的结构方式。

《示众》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作者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以鸟瞰式的结构方式，把众多看客的冷漠、麻木与无聊，展现在读者眼前。

《伤逝》是一种抒情独白体。其重心可能不在那失败了的爱情本身，而在于涓生明确意识到与子君之间只剩下无爱的婚姻“以后”，他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不说”出爱情已不存在的真相，即是“安于虚伪”；“说”出，则意味着“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对方，而且确实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这样的的结构设置，深刻地写出了人生的精神痛苦。这类无论怎样都不免空虚与绝望，而且难以逃脱犯罪感的“两难”，正是终身折磨着鲁迅的人生困境之一，直到逝世前他还写了一篇《我要骗人》，表露他渴望“披露真实的心”，却还要“骗人”矛盾与相伴随的精神痛苦。

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与《孤独者》中，他又做了这样的尝试：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小说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孤》中“我与魏相识一场”，“以送殓(魏为祖母)始，以(我为魏)送殓终”，正是暗示着“祖母——魏——我”之间的深刻的生命的联系。而我与魏的三次论争：关于“孩子的天性”、关于“孤独的命运”、关于“人活着的意义”，也是显示了鲁迅自身的矛盾与困惑的。这都是“灵魂的深”的开掘，构成了鲁迅小说诗性的丰富内涵。

由于鲁迅能独立地按照其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和自己的艺术个性去进行灵活的艺术熔裁，小说的体开手法不断有新创造。“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莫不给青年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许多人们上去试验。”(茅盾)

鲁迅又深得传统小说精髓，常用古代小说的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人物，语言简洁、凝炼、含蓄、准确，蕴含着传统文言小说所特有的韵味。所以，他的小说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

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

1、问题的提出：8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些人对鲁迅提出了很多批评。主要的焦点是认为鲁迅“全盘否定传统，割裂了传统文化”。

2、指责鲁迅“全盘否定传统”的原因：

(1)鲁迅在五四时期对传统确实是采取彻底否定、决绝的态度，与同时期的胡适、周作人不同；(胡适对传统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周作人前期比较激烈，后期趋于平和并主张继承传统)

(2)指责鲁迅的人只是从鲁迅的文章去看，而没有结合当时的“语境”与鲁迅否定传统的目的来看；

(3)指责鲁迅的人只看到鲁迅对传统否定的一面，没有看到鲁迅对传统的“价值重估”的态度及对传统文化整理的结果；

3、理解鲁迅这种偏激态度的历史“语境”；

新文化运动热潮过后，有人提出重新“尊孔读经”，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学衡派提出“阐明真理，昌明国粹”等，而当时实际上传统文化已是严重地牵绊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要觉醒，要奋起，必须要彻底打破传统中的痼疾。在破坏中，启蒙主义者往往表现得有些激进，有些矫枉过正，这也是文化转型期的一种常见现象。

4、不能用当代的观点去衡量鲁迅所说的话；

第三篇：鲁迅小说研究 论文

鲁 迅 小 说 研

究

09 语教3 王振华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中国国民性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藤野先生》

这是鲁迅现在求学日本仙台时的事情，当时这件事情就此改变的鲁迅以医术救国的初念。鲁迅的父亲是是死于庸医之手，所以鲁迅从那时起便立下志愿，学医救人，不再让庸医误人性命。但是在看电影时，鲁迅发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昧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只有改变国民的精神，中国才有希望。

鲁迅在他的《呐喊 小序》中说过“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自此，鲁迅走上新文学、民主革命的道路，为唤醒中国国民的精神，奋斗不息，鞠躬尽瘁，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应的自己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一生写过众多小说、著作，其根本目的不过是在于描写国民性问题，在于唤醒深藏国民心中那中华民族深深的骄傲、自强不息的精神。

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国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毒害，造成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冷漠。鲁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可以说，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和探索非常深广，他从现实人生的精神病态出发，对国民精神上的各种痼疾进行具体解剖，国民身上的种种精神病症无不在他的笔下暴露无遗。国民的愚昧、怯懦在鲁迅的文章小说中体现无遗。

一、愚昧。在鲁迅的笔下，国民的愚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药》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主人公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极端的冷漠，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愚昧迷信，节烈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如果她没有再嫁的罪恶感，对鬼神的恐惧就不会那么强烈。因为有了这样的罪恶感，她一直想摆脱，想赎罪。她捐了门槛，自以为摆脱了罪孽，却不被社会认可，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此外，闰土的迷信，阿Q的浑浑噩噩，单四嫂子的不知主宰命运，七斤的“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和皇帝坐了龙庭之类，赵七爷的夸耀张翼德的丈八蛇矛，七大人的玩“屁塞”……真是愚不可及。

二、卑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里的“愚”就是愚昧，“弱”就是卑怯。鲁迅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些现象都是卑怯的表现。鲁迅还指出，欺软怕硬也是卑怯，他说：“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古传，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华盖集·忽然想到

（七）》）阿Q的“精神胜利法”里也有“卑怯”的体现。他说自己是虫豸，“儿子打老子”，“君子动口不动手”，他的癞疮疤别人“还不配”，以及他的“忘却”、他的“怒目主义”，他从赌场回家打自己的嘴巴，他对小尼姑的肆意戏弄，他和小D的“龙虎斗”等等，全是卑怯的曲折表现。此外，还有鲁迅常常进行针砭的中庸、调和、敷衍、苟活、爱面子等等，其内核实质也是卑怯。

三、冷漠。鲁迅认为中华民族中最缺乏的是“爱”，他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这种麻木冷漠的现象，在鲁迅的小说里比比皆是。小说《药》中的夏瑜被斩首示众时，那些赶来鉴赏这杀人盛举的看客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们兴致很高，“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夏瑜牺牲后，那些茶馆里的茶客不但不动一点恻隐之心，反而把夏瑜的遇害当作有趣的故事津津乐道。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其人生悲剧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周围民众的冷漠、无情甚至残忍。对于祥林嫂的再嫁，人们采取的是奚落、不屑的态度。对于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吃掉，鲁镇的男人毫无同情心，听了这悲惨的事，“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倒是“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这分明是拿祥林嫂的伤心事当她们无聊生活的调剂罢了；当阿毛的故事不再新鲜时，她们就“厌烦得头痛”了。对于祥林嫂头上的疤，鲁镇的人们“发生了新趣味”，当人们厌弃了阿毛的故事后，从柳妈处传来的这一新的故事，无疑又成了他们新的生活调剂。对于祥林嫂的死，鲁四老爷咒骂她是“一个谬种”；家里的短工很“淡然”；“我”开始有些“惊惶”，随即“心地已经渐渐轻松”；“活得有趣的”众人，“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祥林嫂所处的人文环境真的让她窒息无以生存。类似的还有孔乙己、单四嫂子、阿Q、七斤周围的那些群众，他们同样都冷漠无情，同样拿他人的痛苦作赏玩。

四、贪婪。鲁迅曾经指出，在外国人那里，“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中国却“单有我，单想取彼”。其目的就是要得到“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并认为，“威福、子女、玉帛”这三样，“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阿Q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曾经穷到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但他的理想却是很高的。当革命到来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也是“威福、子女、玉帛”，他幻想作威作福，想杀谁就杀谁；他财迷心窍，要把元宝、洋钱、洋纱衫、宁式床搬到土谷祠；他还想妻妾成群，拥有女婢男仆为他所用。鲁迅通过阿Q这一形象，写尽了国民的贪婪自私。其他的还有康大叔、夏三爷、阿义、杨二嫂等等，也都是以贪婪自私的形象出现于鲁迅的小说中的。

鲁迅先生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以笔为刀，解剖国民的灵魂，对民族精神中的消极方面给予了彻底的暴露和批判，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说了这么多，那国民性到底是什么呢？ 国民性，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和体现；二是指国民群体人格的特性。和国民全体的个性化特性相对应而言，“国民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群体性特征。从结构上看，国民性具有系统性，一般的讲，涉及结构的几个层面，即行为方式、文化和社会心理。

由“国民性”一说，发展成“国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严复、梁启超、胡适等思想家从社会文化、人文意识等层面，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国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体现。他们沉痛地思考过关于国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国民思想文化素质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属于对“国民性”问题的一种探讨，鲁迅继承前人，并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等维度，对“国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祖国危亡的现实、前代思想家与国外“国民性”思想的浸润、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等因子，促成鲁迅“国民性剖析”思想的发展：早期，倡导“立人”，呼唤人格独立；中期，反思传统，对国民劣根性展开社会的、文化的批判，疗救病态的国民人格；后期，采用阶级分析法，剖析不同阶层的国民性，以铸造新的“民族魂”。

对鲁迅来说，“国民性剖析”既是个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传统的武器与手段。这促使鲁迅的“国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锐性。鲁迅披露“瞒和骗”、“卑与怯”等国民性的外在表现，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层结构，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注重对其中间层次----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并由此展开反省、剖析与批判。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将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艺术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提供现实生活发展的趋势、可能性，那么这种作品就是富于智慧的，有助于真理的认识。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艺术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达到统一。”

鲁迅正是通过小说、杂文、散文等文学样式，从思想、文化等层面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的历史发展轨迹，启发、引导人们认识自身处境，反思国民性与民族危亡的关联，以求国民人格与民族精神趋向完善。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狂人日记》中，揭露了经书的本质是“吃人”，而“吃人”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从来如此，便对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正是对几千年的奴隶史的一种质疑，是对“以礼杀人”的批判。因此，“狂人”正是革命意义上的正常人。“狂人”的狂放，是行为上对传统奴性群众的反叛;“狂人”的颠狂，是精神心理上对奴性的颠覆。鲁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义和革命价值在于:奴性群众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摆脱奴性意识。小说《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胜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等。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本质是把现实的失败转化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这不等同于一般的心理安稳，他用攀附法讲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虚构法讲述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还有假设法，调包法等等，总之他是想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面子与自尊。在阿Q身上确实有着革命的需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有革命才能翻身。阿Q参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权，要钱，要女人。那时的阿Q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权就有一切”的思想还不是很明确，但他朦胧地懂得，参加革命就会有权，有权就八面威风，想杀谁就杀谁，有了权就会有钱，也会有女人。他的“革命梦”是做得很甜美的。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着盲目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他这样的革命还是在封建制度下进行的，对封建等级制度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后死了还是弄不出个所以然来。

从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说，如《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看 / 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动作，就是看，只有一种人物关系，就是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看客的麻木和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另一类看/被看的对立发生在先驱者和群众之间，也就是启蒙者/被启蒙者之间，进而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一种象征。

“看客”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与“无是非”观。虽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然而又并非积极追求目标结果的行动之“为”。而是消极、避退、独善其身的旁观行为。道家主张的“无为”思想，以及“无是非”的相对主义是非观，为看客的“看”而不“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来源。几千年的奴役统治，主子阶层凶狠残暴，为奴隶者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或受到严厉打击与压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灭自我意识，失去自我人格，受制于主子。前一种选择要付出血的代价;后一种又过于压抑窒息。然而，“中国人也并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于反抗’这两个极端，这时‘中庸之道’又发挥了作用”于是，“他们更多地选择了‘中性’的出路:做似乎万事与己无关的‘看客’。”洲鲁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国极有影响。他说:“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l例“中国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防“看客”是无法用“性善”、“性恶”含括的中性范畴。这行为只是看，并不施行友善或“仁”于被看者;也不将“恶”施于被看者。它不以行动作用于善恶、是非等道德判断。本质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深处的“无”，是意识与道德的缺失，而非人与人之间的融合。“看客”的“看”是人与人的隔膜与分裂，是导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状态的根源。鲁迅正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他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热切而不懈地关注人，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等普遍性问题。在他那里，人生探索与哲学思考一致，文学典型塑造与国民的共性反思并存。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3、阎晶明《鲁迅的文化视野》，昆仑出版社, 2001

4、张梦阳《悟性与奴性一一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5、钱德宝《鲁迅笔下的国民性》，固始县教育体育局

第四篇：《鲁迅小说研究》作业题答案

一、解释题1.《呐喊》：《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这部小说集于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集中

有《狂人日记》《药》《明天》《阿Q正传》《孔乙己》《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 《社戏》这十四篇小说，出版后得到很大回响。

2.《彷徨》 《彷徨》写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象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后来在《题〈彷徨〉》一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便是题名《彷徨》的来由。他在《彷徨》书扉页上引用《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3.“迫害狂” “迫害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所患的病是“迫害狂”，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其突出的症状是病患者处于一种反应性妄想之中，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可能因某一事物特征引起多疑性反应：或怀疑有人害他，或怀疑有人侮辱他。从“日记”的内容来看，狂人是受封建势力迫害而致病，但已开始觉醒的反封建战士。4.“从来如此，便对么？”。“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是鲁迅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借主人公狂人之口，所表达的审视历史和反叛传统的心声。在《狂人日记》小说本文的语境及其创作的社会时代语境下，“从来如此，便对么？”这一反问句传达的更多的是一种对传统、习惯、流俗等等的质疑、否定、批判、变革的意识。5.“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用的是排比，很工整，也可以说比喻，不过也太纠结了如果是形容人的话，他有狮子一样的凶狠，又有兔子一样的怯弱，又有狐狸的狡猾，他有几重人格啊！6.“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说明孔乙己生活非常贫困落魄，却还死要面子，穿一件破旧不堪的长衫，摆读书人的架子，说明了他的迂腐和旧日的封建思想对他的毒害。7.“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鲁迅的小说《药》的主题向来众说纷纭，笔者亦甚迷惑。说这篇小说以“药”为题，对症下药的意思应该是明显的。结合鲁迅的“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救希望”1，“药”这一标题的语义双关也是明确的：其一指小说中用以贯穿情节的“人血馒头”，其二指治疗中国社会弊病之良药。8.“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语出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当写到车夫搀扶老女人走向巡警分驻所时，作者对“我”作了一段精当的心理描写：“我这时突然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一描写，表现了人物“我”这个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劳动人民高贵品质的赞美和敢于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这里的“小”对应车夫的“大”，是人物“我”对车夫崇高品质的自惭形秽。9.“一代不如一代”鲁迅小说《**》里九斤老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意思是：她生下来九斤，儿子八斤，孙子七斤，曾孙女只有六斤，“一代不如一代了”。这不是简单的写她不满的情绪，而是要揭示出陈旧腐朽的保守观念，从中也能看出农民的狭隘性。作者把国粹家“一代不如一代”的论调折射九斤老太的身上，表现了对复古家、国粹家的一种讽刺。

10、“故乡全不如此”“故乡本也如此”这句话体现了鲁迅当时矛盾的心情他见到的故乡已经十分萧条 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可他又不愿意相信故乡如此落魄 只好安慰自己适应为自己的心情不好才对故乡产生了不好的错觉这三句话是鲁迅思想过渡的全过程

二、简答题1.如何理解《狂人日记》的主题？

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特点，鲁迅先生从他毕生的探索中看出了整个封建史就是一不吃人的历史。反映出的是在一个强权的社会制度下，强权的层级式的社会秩序与自由之间的矛盾，自由包括身体的自由和心理的自由等等，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制约了人的绝对意义上的自由，进而造成了狂人日记的那种现象，因此社会需要呼唤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自发演化的秩序来平衡人的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2.如何理解孔乙己性格的悲剧性?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堪称现代小说之林的珍品。多次教学之余，反复咀嚼，品赏意味，倍觉奇特。《孔乙己》不足２５００字，但极为真切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生活，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被社会扭曲灵魂而最终被吞噬生命的悲剧性格。下面就具体谈谈其悲剧性。

3.《药》的题意是什么？小说标题为《药》，寓意深刻。穷苦的城市贫民以革命者的鲜血作为治病的良药，这是何等可悲的社会现实!革命者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克服脱离群众的弱点，发动群众起来共同斗争，这样才能推翻黑暗社会，这对于革

命者是一剂良药。一个“药”字，不仅简明而集中此揭示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同时也尖锐地向读者提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4.《明天 》的题意是什么？五四运动时期时期的中国,各样的思潮纷至沓来。在文艺上,西方现代主义的主要派别,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象派等在当时都得到了广泛的介绍;以现实主义著称的茅盾当年也掩仰不住自己对文学新潮的向往之情:“西洋的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进而为现实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5.《一件小事》创作中对白描手法的成功运用表现在哪些方面？一笔一物，勾画景物用白描手法，勾画景物，在散文中常见。一般景物描写，在文中起到交代背景、渲染气氛之作用。例

1、袁鹰的散文《白杨》

开头一段：火车窗外是茫茫的大戈壁，没有山、没有水，也没有人烟。天和地的界限也并不那么分得清晰，都是浑黄一体。｛评｝开头的这一段，是景物描写,采用白描手法。这两句就描写出了戈壁滩的特征，为白杨提供了生活的特定环境，这对表现白杨树的高大、生命力强的特点，起到了很强的衬托作用。6.如何理解《头发的故事》中辫子的意象？辛亥革命的纪念形式与辛亥革命中的牺牲者的被忘却这两段叙述中没有叙事上的连续性，它们在小说中的连续性依靠的是对比原则。讲完辛亥革命后，接下来一下子跳到头发的事件，先讲历史上的刑罚，再讲到满清入关的“拖辫子”，然后讲到洪杨时的辫子的遭遇。满清入关为了辫子曾经有过激烈的反抗，而待到“顽民杀尽了，遗老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留定了就形成习惯。待到洪杨一来，百姓的辫子与生命相连，真是欲做奴隶而不得。待到洪杨平定，他们又得到留稳辫子的时代，他们又要辫子了，成了辫子的守护神，形成一个无名的包围圈，迫害率先剪去辫子的革新者、革命者。群众对于满清的辫子的接受是由于暴力，对于辫子的守护则出于遗忘与习惯。通过辫子显示的正是群众的守旧与善忘。这一段中国历史上的辫子谭，与上文辛亥革命的被忘却是呼应的关系。7.应该如何认识《**》中赵七爷的形象？这些人大多姓“赵”，因此分辨起来非常容易。他们识字，有财产，地位高，说话牛逼，一般老百姓见到了都觉得气短。《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说话凶猛：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离婚》里的“七大人”牛逼：“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七大人正拿着一条烂石似的东西，说着，又在自己的鼻子旁擦了两擦，接着道，“可惜是‘新坑’。倒也可以买得，至迟是汉。你看，这一点是‘水银浸’„„。”《**》里的赵七爷无知且蛮横：“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祝福》里的鲁四爷算是草菅人命：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总之这些人都非常了不得，他们既占有话语权力，又拥有相当大的财力，所以，在村里、镇里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们对于旧时代的各种礼仪、陋习都非常习惯，对任何不符合这种恶习的行为，都特别憎恨。如果有什么以下犯上的事情出现，他们不是暴跳如雷、痛心疾首就是唉声叹气。所以，一个微不足道的阿Q脑壳后面挽起的一个发髻和插在发髻上的筷子，对赵七爷形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威胁。因为判断不了形势，他对阿Q暂时恭敬了起来：“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鲁迅对于这类人物的鄙视和憎恶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权威”和他们代表的旧时代、旧文化，一直是鲁迅不遗余力鞭挞的对象。8.如何理解《故乡》的思想脉络？

儿时的“故乡”，给“我”许多欢乐、甜蜜的回忆，甚至可以说代表了一种“理想”。而现实的“故乡”，却面目全非，沉寂、毫无生气，昔日的人物，也失去了纯真与温情，变得冷漠、麻木、市侩和猥琐。使“我”感到“希望”的幻灭，心中无比“悲哀”。其实以前的“故乡”也和现实的“故乡”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那时“我”是以纯真少年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所以世界显得那样单纯、美好，甚至有一丝神奇。我们读这篇小说，要从作者对“故乡”的感觉变化中，探讨小说要表达的主题。（1）“故乡”是中国人精神的反映。2）表现中国社会愚昧、落后、贫穷的轮回。（3）渴望纯真的人与人的关系。

9.《端午节》中方玄绰的人生哲学 是什么？

1、社会背景：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上海《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九号。当时正处于“五四”落潮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激发起民众的反封建的革命热潮,但这种狂热随着军阀政府与封建旧势力的镇压,暂时退了下去。新旧势力的交锋出现了此消彼涨的状况。

2、中心思想：《端午节》就是鲁迅先生运用轻松幽默的方式对“方玄绰”这类表面上进步，骨子里落后的旧知识分子的辛辣讽刺。

3、人物形象：

《端午节》塑造了一个表面上进步，骨子里落后的旧知识分子“方玄绰”的形象。方弦绰是“这些因循守旧,看不惯新的事物,总是喜欢在过去的世界里思考问题的人物代表。”

10.«肥皂»的讽刺艺术的独特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在《肥皂》里，鲁迅以独到的白描，刻画人物言行，构成喜剧。四铭的下意识行为和他的表面道貌岸然、骨子里的男盗女娼的假面具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作品以肥皂为贯穿道具，带动了其它细节，充分暴露了他淫恶的精神状态。让他那无耻的潜意识一直支配着他的行动。一些细节也常常紧扣道学虚伪的本质，写他走路，“发出又重又缓的布鞋底声响，”透过一系列的下意识描写、细节白描，人物的内心暴露无遗。在《肥皂》里，作者借四铭买肥皂这一生活中极为真实普通的事，导演出一幕五四以来长袍马褂的道学家的喜剧，嘲讽了道学家的假道学，表现出了他们的卑劣动机和肮脏灵魂。同时，作者将吃饭这件生活中极为平凡的事，放在特定的环境下揭示出深刻的讽刺意义。其中的讽刺，我们通过这段话中的动作细节就可得以深刻体会。在他看来，儿子抢先吞下老子看中的东西就是大逆不道。[1]以封建道德观来教训儿子，这就将四铭顽固的维护封建礼教和贪婪自私的丑恶本质暴露了出来。在这里，鲁迅虽然取材于极为平常而真切的生活小事，却让我们在艺术的显微镜下，看到了被讽刺对象的真实性，反动性，感受到旧势力的可笑和可恶，从而使他的讽刺艺术在对日常生活小事的讽刺中显示出真实而又强大的生命力来。

三、论述题

1.分析《**》的思想意蕴。

民族劣根性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鲁迅对这一劣根性的社会基础作了深刻的分析:在中国的小农经济土壤中萌生的宗法社会形成了等级森严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再加上长期以来的儒家道德观念的熏陶，不断得加固这种社会秩序，在这种文化氛围的侵染下，奴性和专制性等性格体系相互交织，自然而然得形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民族劣根性。在小说《**》中我们可以通过对小说人物的分析对此可见一斑。

在鲁迅小说《**》中，通过对江南一个偏僻水乡的辫子**的描述，以小见大,展示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农村的封闭和愚昧，农民处于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统治和控制之下，人们(特指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缺乏精神信仰和追求，渐渐陷于自私，苟活、麻木、冷漠、盲从为特点的国民性格。

2.分析《故乡》的思想脉络。

小说以“我”回故乡的活动为线索，着重描写了闰土和杨二嫂，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与剥削之下农村破产、农民生活痛苦的现实；揭示了封建传统观念对劳苦大众精神上的束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3.分析阿Q的形象。

1、形象：阿Q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经济地位：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政治地位：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4.《社戏》所具有的“永久的魅力”探源。

社戏是旧时绍兴城乡春秋两季祭祀社神所演的戏，用以酬神祈福。现在已经很难再看到社戏了，连我这个地地道道的绍兴人，也只记得在儿时看过一次。红红的戏台上放着些道具，戏还没开演，只有大喇叭独自在欢叫着，台下可不然，戏台前站的是一些中年人，后面是些坐在一人高的板凳上的老人们，再后面是混合人群，淘气的男伢儿互相打闹着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年轻的妈妈手忙脚乱的哄着啼哭的娃娃，旁边还包围

着一些小摊，摆着些花样各式的小玩艺儿和杂七杂八的小吃，嬉笑声、哭闹声、吆喝声有成了这幅热闹的图画。

5.分析祥林嫂的形象。鲁迅先生以饱愤激之笔，通过对祥林嫂悲苦惨痛一生的描写，给人们描述了旧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一、悲惨弱者的呼号————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 纵观祥林嫂的一生

二、我意识的迷失————反抗的无柰、三、由人到非人的转化——传统文化意识的积淀

6.分析《离婚》的思想意蕴。

离婚>写于1925年11月,可以说是鲁迅中期启蒙小说创作的最后一篇.谈及<彷徨>与<呐喊>的异同,鲁迅曾经指出,<彷徨>的创作明显“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并随手举了两篇小说为例,这就是<肥皂>与<离婚>.①或许是一面由于貌似平淡,一面“也减少了热情”的缘故,鲁迅不无自谦地说,<离婚>等作品再也不如<狂人日记>一样“为读者所注意了”.②这里,鲁迅显然提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以<离婚>等为代表的“彷徨”作品较之“呐喊”系列在技术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匠心独运的地步;二是这种艺术上的自然而然的遣使与积极探索,随着启蒙热情的逐渐减退,已经不大为当时读者所了解与普遍接受了.鲁迅于此隐然透露了一种不可言说的苍凉之感.7.简析《伤逝》的悲剧性。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小说，小说短短一万多字却生动地描写了子君与涓生从相恋同居到破灭的全过程。语言简短有力，思想内容深刻庞杂。一·子君的盲目之二·

“无

之” 总之，《伤逝》中子君是个悲剧的人物，她对的盲目纯真一开始就奠定了她的悲剧彩。涓生的“无之”又起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加深加快了她的悲剧化进程。

8.简析《孤独者》中魏连殳的形象

《孤独者》是鲁迅写于一九二五年，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受过“压”，也经受过“捧”的孤独的叛逆者，他与封建统治者势不两立，可又无法找到正确的思想武器和前进道路，他的悲剧有着时代的必然性。鲁迅正是通过魏连殳孤独的个性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和冷酷，通过魏连殳的悲剧命运揭露了那个时代的虚伪和罪恶。在《孤独者》中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些共同特征：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高潮中，都有相当一批像魏连殳这类知识分子，本已有革命觉悟，他们也实行过斗争，但是，他们的反抗和斗争，往往不同程度地带有个人因素，缺乏同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一旦革命落人低潮，或个人生活遇到挫折，他们的革命热情就会削弱，甚至变得消极、颓废。鲁迅对魏连殳的描写，也包含着对于知识分子孤独不群、易于消沉的弱点最严厉的批判，也为当时仍处在彷徨孤寂中的的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①。

9.分析《长明灯》的象征艺术。

杰出作家迦尔洵(1855—1888)的短篇小说《红花》和鲁迅的《长明灯》,主人公均为偏执狂型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全都拚力去消灭狂念中给人类带来灾害的邪物。其物象与象征有着很大的相同性、相似性。因此,将二者作一比较是有益的。我认为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范例。《长明灯》创作于1925年2月28日,1925年8月发表在《北京民国日报》副刊上。从现有的文学史料来看,迦尔洵的《红花》无疑地影响了鲁迅:1909年,鲁迅翻译迦尔洵的《四日》,并在译后杂识中简要介绍了作者生平。1921年11月在《一篇很短的传奇》附记中,鲁迅提到了《红花》。

10.分析《示众》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在鲁迅的小说《示众》中充分运用了外聚焦的叙事方式。在这这篇小说当中，没有贯穿首尾的完整的故事情节，而且事情的发生显得突然，它只截取了生活的一个剖面，描写的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发生在“首善西域一条马路”，来来往往的过路人汇集在一起看示众的场面。被示众者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示众，人们为什么不分男女老幼聚精会神地观看这一场面？小说文本根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的答案或者信息，它仅仅刻画了这一群人物的活动，但是对被示众者，用绳子牵着他的巡警以及周围的人们作何感想，叙述者在整个文本的行文当中没有丝毫显露，读者甚至不知道小说当中任何一个人物的姓名，出现的人物仅是一个代号而已。

第五篇：论文鲁迅小说

目 录

一、鲁迅小说中麻木、迷信、愚昧、萎缩的人物形象…………………………… 2

（一）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阿Q ……………………………………… 2

（二）深受封建教义毒害的吴妈和柳妈…………………………………………… 4

（三）两个麻木、愚昧的中年男人………………………………………………… 5

二、鲁迅小说中势利、贪鄙、堕落、腐烂的封建统治者形象……………………

（一）拼命维护封建教义但势利而贪小便宜的赵太爷…………………………… 6

（二）土绅士和洋鬼子的混血儿假洋鬼子………………………………………… 7

（三）农村宗法制度的维护者鲁四………………………………………………… 7

（四）“知书达理”却“不说人话”的七大人…………………………………… 8

（五）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四铭……………………………………………………… 8

三、鲁迅小说中悲剧性的女性人物形象………………………………………………9

（一）失子的寡妇：单四嫂子……………………………………………………… 9(二）再寡失子的祥林嫂…………………………………………………………… 9

（三）离婚的爱姑…………………………………………………………………… 11

（四）“五四”新女性：子君……………………………………………………… 11

四、结语………………………………………………………………………………参考文献………………………………………………………………………………

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内 容 摘 要

摘要：鲁迅先生将下层社会的不幸用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塑造了“精神胜利法”的阿Ｑ，被封建统治者熏陶麻木、丧失了同情心的吴妈等一系列被迫害的形象，剖析了这些病态社会中的人国民性的弱点，表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

鲁迅先生还将上流社会的堕落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塑造了拼命维护封建教义势利而贪鄙的赵太爷，土绅士和洋绅士的混血儿假洋鬼子，披着讲理学外衣致祥林嫂死地的鲁四，“知书达理”但伪善凶猛的七大人，道貌岸然却要“咯支咯支”十八九岁的讨饭女的四铭等封建统治者的形象，揭露了这些封建统治维护者身上的劣根性，不带痛惜地撕掉了他们的伪装。

关键词：国民精神 病态社会 礼教信徒 劣根

鲁迅先生写于“五四”时期的小说，取材“采用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既揭露封建统治集团对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上的压迫和剥削，又揭露封建统治集团在文化思想上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摧残。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鲁迅先生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后者，即揭露在愚民政策钳制下中国国民性的弱点。

一、鲁迅小说中麻木、迷信、愚昧、萎缩的人物形象

(一)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阿Ｑ

鲁迅先生在小说《阿Ｑ正传》里选择了阿Ｑ这样一个辛亥革命前后落后的、不觉悟的流浪雇农作为主人公，并通过阿Ｑ性格的发展来展开对中国农村阶级关系的描写。阿Ｑ是属于“下层社会”的小人物，他被地主老财剥削得一无所有——他没有土地，失去了独立生活的依凭；没有家，常年寄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靠做短工度日，割麦、舂米、撑船„„甚至连自己的姓名、籍贯都有些“渺茫”。阿Ｑ的现实处境是非常悲惨的，但是他还要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惨重剥削。例如，三十岁左右的阿Ｑ向吴妈求爱，这

压迫、欺凌，而且把它化为“轻松”、“得意”，甚至很快把它“忘却”。他已经无是非，无憎恶，宁可麻醉自己的灵魂，平抚自己的创伤，却不愿正视现实，不敢反抗压迫者。

但是，在阿Ｑ心里也多少还蕴藏着复仇的火种，那就是他向往革命。不过，在觉醒以前，他不可能有明确的革命意志。他革命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能把复仇的情绪发泄在比他更弱的弱者身上。这就是阿Ｑ的欺软怕硬、欺弱怕强的卑怯本领。阿Ｑ总是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见了比自己弱小的小D，便破口大骂，小D承认了自己是“虫豸”也不行，于是演出了一场“龙虎斗”。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打在他头上以后，他就在认为可欺的小尼姑身上出气。他在弱者身上泄愤，似乎对于一切“晦气”都报了仇，在“鉴赏家”面前，他为自己的“勋业”得到“赏识”，愈加兴高采烈起来。“仿佛全身比拍拍地响了之后更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了。”这时阿Ｑ早已忘却了自己曾经身受的屈辱和痛苦。阿Ｑ的头脑里还装了许多乌七八糟的合于“圣经贤传”的封建思想。如阿Ｑ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遵守得很严，相信“女人是害人的东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类胡说。他还受了“儒者柔也”的欺骗，对于革命党造反，认为是“与他为难”，一向“深恶而痛绝之”。阿Ｑ在精神上变得非常愚蠢、麻木、糊涂、可笑，这当然不是作为农民的阿Ｑ固有的精神品格，而是被统治者长期统治的结果，是统治者的“治绩”，是被统治者的悲哀。

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的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略记”是充满了血泪的奴隶生活的记录。这种被扭曲的、变形了的性格，不是阿Ｑ一个人所独有，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国民性弱点的概括，是中华民族耻辱的标记，它成了现代许多愚弱的国民走上革命道路、走上人生解放道路的桎梏。

(二)深受封建教义毒害的吴妈和柳妈

《阿Ｑ正传》里的吴妈是个寡妇，是赵府上的女仆，她一入赵府的门，就被封建社会道德熏陶成了一个典型的奴才。她对自己的命运非常甘心，赵府成了她的整个世界，她心里想的，嘴里说的都是主人家的事。她对阿Ｑ平时无大恶感，在灶间洗完了碗碟，就在长凳上坐下和阿Ｑ谈闲天。可是当阿Ｑ用直鲁的话且“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向她表示爱情的时候，她却恼了。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还哭天抹泪，仿佛真的被阿Ｑ玷污了一般，阿Ｑ当然受到了赵大爷的痛打，受到了赵太爷和地保的严重经济剥削。可是，吴妈得到了什么呢？得到的是小D这类人物的嘲笑：“瞧，这就是阿Ｑ想同她困觉的吴妈！”她的精神创伤，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强加给她的。

吴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传统的观念浸淫了她的心，是赵太爷的是非观俘虏了她的心，使她忘记了自己和阿Ｑ是同类，都是被压迫被奴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吴妈成了赵太爷间接的助手，她的愚昧，使她成了阿Ｑ的“敌人”。阿Ｑ走上法场的路上，在人丛中发现了吴妈，吴妈似乎没有看见他，“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连吴妈也认为“凡当局所‘诛’者皆有‘罪’”，成了阿Ｑ杀头时的看客。这充分说明了吴妈已经被封建社会熏陶成了一个麻木而缺乏同情心的人了。

《祝福》中的柳妈生活艰辛，受尽苦难，有着不幸的命运，然而她对自己的不幸却无知无觉。她尽管生活贫穷苦涩，艰辛压抑，但仍真诚地信奉封建礼教、封建思想所宣扬的一切东西：做“善女人”，“吃素，不杀生，只肯洗器皿”，与人为善。可是她对祥林嫂，却没有同情心。她对祥林嫂的再嫁不以为然，认为祥林嫂“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对祥林嫂倾诉自己的悲苦遭遇，表现出不耐烦，冷淡，觉得味同嚼蜡，于是改换话题，毫不避讳地寻问起祥林嫂关于头上伤疤的隐私来。“干枯的小眼睛”像刀子一样“钉住了她的眼”看，并一直追问到祥林嫂局促不安、难堪、难为情才满足，并将她们的谈话毫不留情地传扬出去，成为鲁镇上的人们新的笑料。她的“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的话语，使祥林嫂把社会的罪自觉地转化为自己的“罪过”，从而最终使祥林嫂完全失去了对社会的反抗精神。

如果说是封建礼教“吃”掉了祥林嫂，而柳妈则是将封建迷信、封建思想注入祥林嫂内心、骨髓的人。她开启了祥林嫂对到了阴司，也无法逃脱因罪孽深重而将受到酷刑惩罚的恐惧，使祥林嫂陷入生死两难的境地，求生不成，求死不能，失去了生存的任何希望。柳妈诛杀了祥林嫂的心，但是，更可悲的是柳妈挥舞着“封建贞烈观念”的板斧向祥林嫂砍去的同时，全然不觉自己是一个刀斧手，还以为是祥林嫂的救世主。

（三）两个麻木、愚昧的中年男人

小说《药》通过开茶馆的主人公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儿子小栓治痨病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市民群众不觉悟的精神状态。

《药》在对华老栓一家的生活境遇的典型描绘中，表现了鲁迅先生对于“病态社会”的强烈愤懑，也流露出了他对华老栓的愚昧昏聩的同情和沉重的心绪。鲁迅先生认为，反动统治者用钢刀杀害革命者夏瑜，固然是残酷的；而“拿着软刀子的妖魔”用封建迷信思想对华老栓这样的劳动者的压迫和毒害，其实是更加残酷的。华老栓的麻木、迷信正是统治阶级长期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年幼的小栓也因此被这种愚民政策所吞噬。鲁迅先生虽然深深同情华老栓不幸的生活遭遇，但又不满于他的麻木、愚昧，“怒其不争”，毫不掩饰地写出了华老栓以及那些“鉴赏”杀人的“看客”的落后心态。辛亥革命者的血变成了药，被那些可怜的愚民吃下去。鲁迅先生希望像华老栓一类的中国人能够意识到“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灵药”，再不能对革命的、进步的事业表现出那样糊涂和冷漠了。然而，由于生活的胁迫，二十年后的闰土，却完全变了样，灰黄的脸，深深的皱纹，松树皮一样的手，浑身瑟索的神态，记录了闰土大半生的辛酸和悲楚。他虽然淳朴、善良，②①________________

①《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②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8 页

也有几手了，也就不敢明白地向阿Ｑ泄愤了——“气愤只敢气愤在肚子里面”，这是何等贪鄙而怯弱呀。

（二)土绅士和洋绅士的混血儿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是赵太爷、钱太爷的第二代。他进过洋学堂，去过东洋，剪过辫子。照理回国后应该做一点事业，而他却仍旧回未庄做他不劳而获的地主，把经济生活的基础建立在对佃户们的剥削和榨取上。

对于阿Ｑ的谩骂，假洋鬼子不屑像王胡、小D一样地回骂，而是把手里的黄漆棍子“拍的一声”打下来，阿Ｑ否认是骂他的，然而“拍！拍拍！”仍旧继续打下来。他手里提着一根黄漆棍子，是他的生理需要吗？不是的。在假洋鬼子完全是阶级的标记，是剥削阶级支配阶级的标记。牧羊人用鞭子驯牛马，假洋鬼子用黄漆棍子对付阿Ｑ，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假洋鬼子头上拖着假辫子，行为蛮横霸道，衣着不伦不类，说话怪声怪气。他是土绅士和洋绅士的混血儿，既有封建性，又带有洋奴气，在人民面前是暴君，装腔作势；在帝国主义脚下是奴才。阿Ｑ称他是“假洋鬼子”，是“里通外国的人”，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阿Ｑ要革命，不管有多少荒唐可笑的成分，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就是对农民革命的镇压。因为他完全清楚，如果让阿Ｑ们起来革命，就等于在自己身边燃起了烈火，他就要在这火中葬身。这种不准别人革命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严重地腐蚀了我们的民族。假洋鬼子不准阿Ｑ革命和阿Ｑ不准小D革命，二者性质不同，但其思想病根是相通的，都是对革命的摧残、压制。

(三)农村宗法制度的维护者鲁四

《祝福》里的地主鲁四，披着“讲理学的老监生”的外衣，书房里摆着《近思录集注》①、《四书衬》之类的儒家经典，墙上挂着“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一类充满中庸之道气味②的条幅，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宽宏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慈善家，虚伪的对着神灵致敬尽礼，但他恰恰是农村封建宗法制度的最高统治者。他崇拜祖先，思想僵化，反对社会的一切变化；他大骂康有为，大骂维新党，维护帝制。所谓“心气和平”，是权势者把自己自私、贪婪、冷酷、狠毒的本质用礼教层层包裹起来，用以欺骗百姓。鲁四是祥林嫂致死的罪魁。他开始只是讨厌祥林嫂“是一个寡妇”，感到不吉利，还能容忍；后来祥林嫂再嫁回来，鲁四就不能容忍了，嫌她“败坏风俗”，害怕她玷污了祖先。正因为他在精神上迫害祥林嫂，才使祥林嫂生存的信心彻底毁灭了。当祥林嫂的精神和肉体受尽摧残，丧失了劳动能力后，鲁四就把她视为“不祥之物”打发走，一任孤苦无告的祥林嫂冒着风________________

① 杨星映《小说艺术的奥秘—小说文体学》，重庆出版社，第657页。②《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8页。

入木三分地揭穿了这个“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挽救颓风而存国粹”者鼓吹“读经救国”的虚伪本质。

三、鲁迅小说中悲剧性的女性人物形象

(一）失子的寡妇：单四嫂子

最早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是《明天》，单四嫂子是鲁迅在小说中塑造的第一个女性悲剧形象。她具有中国传统妇女的优良品质，勤劳、善良；也具有旧社会农村妇女的弱点，逆来顺受。她是中国旧社会农村“受苦受难兼愚昧无知的妇女形象”。单四嫂子是勤劳、善良的。守寡后专靠着自己的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她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封建礼教“从一而终”、“从子”的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深深地植下了根。她的心中只有宝儿。毫无疑问，宝儿是她的希望和寄托，是她的劳作以至她的生命的意义。然而她的宝儿突然生了病，神签求过、愿心许过、单方吃过、医生诊过，她尽一切可能想救活她的儿子，然而宝儿最终还是死了。这个“粗笨的女人”的信念和希望就是让儿子健康地活着，但儿子死了，她面对的是无尽的空虚与压抑。她茫然的双眼能看透自己悲剧的未来么？深受封建礼教和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四嫂子，早已经麻木了，“她能想出什么呢？”“单四嫂子却实在没有想到什么”，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梦里，希望在梦里与宝儿见面；她只能呆呆地“等候明天”，但明天又会怎样？“作者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却通过种种迹象，把一个残酷的世界，摆在了读者面前。”在封建思想的桎梏、封建礼教的枷锁、封建政权的压迫下，可以想象，明天，等候着单四嫂子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二）再寡失子的祥林嫂

第二个失去儿子的寡妇是祥林嫂。《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一个善良、勤劳的人，但这样一个平凡的、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妇女，活在吃人的封建社会中，政权、族权、父权、神权四座大山把她彻底压碎了。祥林嫂是勤快、能干的。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地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她具有传统的农村劳动妇女的品质。然而不久，她的婆婆把她劫回，把她强嫁给山里人。

③

②①________________

①叶开《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网易网《文化频道·非常文青》。

②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语文研究小组《鲁迅小说导读》，吉林师范大学松原分院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网《走近鲁迅》。

③王彬《试论鲁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萃》邓志远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当她在山里平静的生活中刚尝到一点生活的乐趣，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她又成了寡妇。可是她还有儿子，所以，这也还不能打垮她。阿毛被狼叼走，给了这个坚强的灵魂不可抵挡的一棍，她终于改变了，“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得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在周围人的鄙视和侮辱下，她渐渐走向崩溃。柳妈的话，使她感到了阴间地狱的威胁，以一年的工钱捐了赎罪的门槛，满以为自己是个干净人了，可以坦然地去摆福礼的时候，得到的仍然，是禁止她沾手的呵斥。这个女人，终于完全失去了抵御的能力，终于在精神上走向了死亡，而肉体上的死亡也就为期不远了。“祥林嫂是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绞死的”。在重重压迫下的中国劳动妇女，尤其是寡妇，尤其是再嫁的寡妇、失子的寡妇，在社会上已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封建统治者的代表鲁四老爷对她实行经济上的剥削、肉体上的摧残。就因为祥林嫂能干，“竟没有添短工”。不仅如此，鲁四老爷们还在精神上给予她无情的打击。就因为祥林嫂是寡妇，鲁四爷已经皱了眉；再嫁再寡，就是“败坏风俗的”，祭祀时候帮手的份也被禁止了。就连如祥林嫂一般的受压迫者，他们实际上也都受到封建势力的麻痹毒害而帮同着对祥林嫂进行精神虐待，不自觉地促成了旧社会的这个平凡而不幸的悲剧。而婆婆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劫回，不顾死活的强迫把她嫁到山坳里去，实际上依赖的是封建社会的族权、夫权。阴间的恐怖，代表了愚昧的封建迷信思想，在精神上折磨着祥林嫂，使她花了一年的工钱去捐一条门槛。就这样，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织成了一张有形和无形交织的网，通过社会各阶层的人有效地完成着践踏、侮辱和伤害的任务，无情地粉碎了祥林嫂的一切努力和挣扎，终于酿成了祥林嫂这个旧中国农村妇女的悲剧。祥林嫂和单四嫂的形象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她们都是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农村妇女，而且都是失子的寡妇，受苦受难，“他们的命运非常凄苦，逆来顺受，从来不会想到怎么样去改变她。”单四嫂是麻木的，只会呆坐空想，只会“等候明天”，但明天又能给她什么呢？可以预见，等候她的只能是更痛苦、更黑暗的命运。祥林嫂有一点抗争，如从夫家逃了出来，独立谋生；婆婆强迫她再嫁，她“闹得厉害”，甚至不惜用头撞香案寻死。但祥林嫂的这些抗争是不自觉的，是盲目的，也是微不足道的。她的逃跑，只是因为婆婆的虐待。她的寻死，只是封建思想“从一而终” 在作怪。最后，更受封建迷信思想的愚弄，跑到土地庙里捐门槛。她们都受封建礼教的毒害，都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鲁迅对她们的态度“可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概括。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立场.③

②

①________________

①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语文研究小组《为什么说祥林嫂是被“四条绳索”绞死的？》.② 吉林师范大学松原分院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网《走近鲁迅》，叶开《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网易网《文化频道·非常文青》.③李新宇《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版,第33页.0勇敢地冲出家庭，大胆地自由结合了。子君跟前面分析的几位女性不同，就因为子君的心中有爱，她和涓生的爱是真挚的、热烈的。因为爱，子君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的强音，这种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坚决的、强烈的；因为爱，子君背叛了家庭，在世俗的冷眼中表现得无所畏惧；因为爱，子君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第二年初春，他们的同居生活就解体了。子君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涓生又回到了会馆破屋里那“寂静和空虚”之中。子君的故事，同样是一个悲剧。子君的悲剧，首先是时代的悲剧。“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轰治地位，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子君和涓生的反封建行为，必然会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治地位，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子君和涓生的反封建行为，必然会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的个人奋斗，还无法逃脱没有自由可言的旧社会这个大牢笼。在“小东西”的作祟下，涓生被解职了，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起码的经济基础。任凭涓生如何想方设法、如何努力，但在封建社会各种势力的孤立下，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绝境。可见，个性解放离开社会解放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的。子君的悲剧也有自身的原因。他们缺乏远大的理想，只是把自己束缚在个人奋斗的小圈子里。一旦他们自由结合，达到了婚姻自由的目的，就沉湎于短暂的“安宁和幸福”之中，他们的爱也“凝固”了。子君已没有了新的理想，新的追求。“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还跟小官太太暗斗，竟然虚荣到拿涓生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去喂阿随。昔日勇敢的子君已经蜕变成一个关在小家庭的樊笼里、依赖丈夫生活、毫无独立能力的平庸小女人了。子君逃出了一个封建旧家庭，又建立了一个旧社会模式的小家庭。经济的窘迫，使他们的爱渐渐产生了裂缝，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爱的坟墓。终于，涓生说出了“我已经不爱你了！”他们因为爱自由地结合，因为失去了爱而走向了悲剧。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将问题留给了读者，而鲁迅用子君的形象证明了自己曾经讲过的出走后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观点。封建势力的迫害，个人思想的局限，子君的路必然是悲惨的结局。

四、结 语

纵观这“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中”，无论是赵太爷、假洋鬼子、鲁四、七大人、四铭，还是阿Ｑ、闰土、华老栓、祥林嫂、单四嫂子、爱姑、吴妈、柳妈„„这众多的艺术形象，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不同的思想内涵，揭示了我国“国民的弱点”，当揭露上流社会权势者身上存在的劣根性时，着重剖析这类人物的堕落和腐烂，撕掉他们的伪装，毫不惋惜他们的溃灭。对于这类人，鲁迅先生的暴露与讽刺是不含眼泪，不带丝毫痛惜之情的。相反，对于下层社会的农民和市民，鲁迅先生在暴露他们身上的弱点、揭露造成他们愚弱的根源的时候，即使这种暴露和批判是尖锐的、冷酷的、不留情面的，但是鲁迅先生是理解造成他们精神病弱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的，关注的是他们的前途和命

213-